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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网站一直开着，这里有大家的青春记忆。

好久不见。 一般在补丁里会有配置文件，可以设置机器人的数量。

网站还开着，大家年轻时聊过的天，可不能随便丢掉。 结婚了，有孩子了，四十多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这里有大家多年的记忆，好多人结婚的结婚，当爹的当爹，有空常回来看看！

好多年了，一切都好！ 我们认识快2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祝杨兄万事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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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战八年间" 征文：淹死鬼子勇夺新机枪 　　“鬼子有了新机枪”。这条消息很快在我苏北掘东抗日游击区内传开。这是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事，那年，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已经整七个年头，也是日本鬼子开始步入末路的时候，新式机枪的配备，尤如给据点里的侵略军打了一剂强心针，让鬼子们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们新四军通过内线情报也了解到，鬼子的这挺新“吃饭家伙”名叫“九六式”机枪，其许多性能要超过赫赫有名的“歪把子”机枪，掘东一带的鬼子最近下乡祸害百姓，就经常带着“九六式”。对于武器较差的新四军，在得知新机枪的消息后，就决心通过缴获它来斩断敌人的利爪，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我接受到了一份命令，让我带上自己的“湖北条子”（一种步枪），步行35里，赶到丁家店北面的石家仓附近，向驻扎在那里的新四军部队报到，接受任务。我走了两个多钟头，于当天下午八点准时到了新四军的驻地。这里驻扎着一支约百余人新四军分队，我报到后，分队首长就问了我掘东一带，也就是鬼子经常下乡“扫荡”的地区地形情况，我一一作了报告，分队首长要开会研究行军作战方案，就安排我先到伙房吃饭。三下五除二，我就填饱了肚子，然后与炊事员们嘻闹到了一块。 　　正在兴头上，紧急集合的命令下来了，小分队出发，我在前面带路，与分队的尖兵一起，经过急行军，我们到了华丰乡一个名叫和尚圩子的地方休息。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向北行军到了沙家店西约两公里、距童店乡交界处的一座扣棱子庙还有500米的地方，小分队停了下来，分队首长带着五名干部和我来到鬼子从莫家园据点到沙家店扫荡的必经之路上看地形。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夹岔路，路两边各有一条两丈宽的河，路到扣棱子庙前拐弯，有一条桥过河向东。路周围老百姓经常放牛，所以长不起来什么草，是伏击行军之敌的理想地形。小分队就以木桥为“袋子底”，在路与河的两边，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布成了一个“口袋阵”，要打埋伏。这时，分队首长问我：“打仗怕不怕？”我说：“我已经干了好几年的民兵，和鬼子真刀真枪地玩也不是第一回了！”就这样，首长安排我在一位班长身边，与同志们一道在河的对岸潜伏了下来，就等鬼子“入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次的战斗任务，就是夺取鬼子新的“九六式”机枪，我一阵兴奋，决心夺到它，好实现自己另一个秘密的心愿。然而，在玉米、黄豆地里隐蔽了半天，也没见敌人的鬼影儿，我们不得不悄悄地撤了回去。 　　第二天，由于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估计敌人未发现我们的意图，于是依样画葫芦，我们又进入伏击阵地。五个钟头后，约到了上午八时左右，一队鬼子兵，按老路又下乡“扫荡”来了，我透过青纱帐望去，只见两个鬼子尖兵走在前面，约四十米后，就是一队鬼子兵，第三个块头大一些的鬼子肩膀上扛着的正是那挺“九六式”机枪！他前面的一个扛着“三八大盖”，刺刀上还挂着一面“膏药”旗。就这么十来个小鬼子，倚仗着那挺“九六式”壮胆，加上距离据点又近，所以有恃无恐，个个扛着枪，耀武扬威地“扫荡”来了。鬼子们入网后，当敌尖兵一踏上桥头，我们潜伏在扣棱子庙的狙击手就开了火，随着枪响，一名鬼子尖兵就归了西，另一名倒在桥上嗷嗷直叫，后面的鬼子反应很快，显然是训练有素，几乎在枪响的同时，迅速跳下路基趴在河边组织还击。我们四面火力一打，拿机枪的鬼子就象无头苍蝇，一下窜到我这边的河对面。机会来了，我迅速冲到河边，对着拿机枪的鬼子，一个“猛子”扎到了过去，到对岸我露出头，一抹脸上的水，就看到趴在地上打机枪的鬼子面朝我正在转身，没时间多想，我拉住这名鬼子浸在水里的一条腿，顺着河岸斜坡用力一拽，就连人带枪一起拖进了河里面，接着我扑上去抢枪，没想到这个鬼子块头大，力气也大，被他一推一扯一摁，当时还瘦小的我不仅机枪没有夺下来，反被他摁得一屁股坐进了河底的淤泥中，他一手抱枪、一手摁着我不放，想淹死我。水乡里长大的人不吃这一套，我也用手死死挂住他骑在我肩膀上的一条腿，决心跟他比一比，看谁的水性好、谁更有“定性”、更能憋得住气！双方在水下僵持了一会，这鬼子人虽大可气短，终于憋不住了，“咕噜噜噜”灌了不少水，就松开摁我的手，抱着枪拼命想浮上水面呼吸。这可由不着他了，我在机枪重力和淤泥吸力的帮助下，死缠着他不放，那鬼子拼命挣扎，眼睛露出水面，只恨鼻子长低了寸把，就是吸不到空气。扑楞了几下，又“咕噜噜”了几声，呛了水，不一回儿，终于松开要枪不要命的手去龙王爷那报到当水鬼去了。 　　我推开死鬼子，拉住沉入河底的机枪，赶紧浮出水面。这时我看到岸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分队首长正急着在问：“机枪呢？机枪在哪里？！”我兴奋地回答：“机枪在这，在这！被我缴获了”，战士们一阵欢呼。 　　就在这时，几里路外的掘港镇鬼子据点响起了枪声，子弹朝这个方向打来，显然是增援的鬼子出动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几名战士连忙要把我拉到岸上，我说：“别急，河底可能还有东西。”我再次潜入河底，一下子就摸上来了一整盒的机枪子弹。这边在打扫战场，那边在抬受伤的俘虏。这场速决战干得漂亮，我方无一伤亡。十三个敌人，击毙十一，击伤两个，其中屁股上中弹被打倒在桥上的就是那个敌尖兵，还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娃娃兵”，这会儿不叫唤了，显得挺老实的。而另一个受伤的鬼子兵就不一样了，象只要被挨刀的猪，揭斯底里地挣扎、叫唤，宁死不愿被我们抬走当俘虏。增援的敌人即将赶到，情况越来越危急，分队首长命令：放下两个受伤的鬼子兵，立即撤退！我们带着战利品，迅速消失在青纱帐里。 　　到了新的驻地，在老乡家里，大家围着崭新的“九六式”机枪，畅谈着今天的这场战斗，都兴奋不已。分队首长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夸奖我，一面问我回去前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要枪也得要人，我要参加新四军！”这就是我几年来的心愿。看到我倔强的样子，这名首长知道难以说服我，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叫我跟他去见一位首长。在另一位老乡家里，我见到了这位身材不算高、略显清瘦、带有两湖口音的首长。他微笑着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作了一些解释，无非就是我年龄小、体质单薄、部队有什么规定，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告诉我，不能收留我参加新四军。最后，经“讨价还价”，我带着奖励给我的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和一把剌刀，再加上一个遗憾，离开了新四军的驻地，继续干我的民兵去了。两年后，我终于加入了正规军，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是后话。 　　附董元昌简历 　　1925年出生，1943年入党，曾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闽西剿匪、从苏军手中接收大连军港、炮击金门、抗美援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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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8月13日， 日军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开始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至11月，太原会战爆发，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此战中，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2月，南京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在江苏省南京抵抗日军进攻的战役。此战，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地反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日军以8个师的兵力分兵进逼，使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军事当局在组织指挥上采取消极防御，使守军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最后决定突围又未拟定周密计划，致使大量部队团于城内，惨遭日军杀戮。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约5万余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至5月，徐州会战暴发，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23日至4月7日，台儿庄战役爆发, 这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 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至10月，武汉会战爆发,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武汉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此战，历时两个多月，这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由于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且未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破坏对方交通线，因此未能重创日军。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0月，广州战役爆发,中国第四战区部队在广东省广州湾地区与日军第2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实现了切断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以及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对中国来说，则不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而且影响了全国战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至4月，南昌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江西省南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防御战役。此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交锋，日军纠集重兵，先发制人，攻势极为猛烈。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兵力损失达43000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随枣会战爆发，中国第5战区部队等在湖北省随县、枣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协同配合，但兵力使用欠灵活，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恢复原态势。此役毙伤日军13000余人，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万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中国军队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5月至6月，枣宜会战爆发，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1941年(民国三十年)5月至6月，晋南战役爆发，中国第1战区部队在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对日军第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守，临战又缺乏物质和精神准备，因此遭到惨败，退出中条山。 1941(民国三十年)年9月至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等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其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至4月，上高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江西省上高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毙伤日军1.5万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1月至1940年2月，桂南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广西省南部地区对日军的防御战役。在昆仑关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取得自武汉失守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81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27041余人。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省新墙河至浏阳河之间地区抗击日军第11军进攻的防御战役。在此次会战历时20余日，中国军队采用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坚守长沙核心阵地，合围聚歼，动员敌后军民破坏日军补给线等战法，取得长沙会战胜利。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中国军队伤亡3.1万余人。日军伤亡56944人，被俘139名。但据日方资料为6000余人。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1月至1944年1月，常德会战爆发，中国第6战区部队在湖南西北部常德地区对日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次会战，日军死伤：25718人，毙伤和缴获战马共1384，击落敌机四十五架，击毁敌汽车75辆，击沉、击伤敌舟艇122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3月至9月，滇湎路战役爆发，中国远征军在云南省西南部、缅甸、泰国西北部和印度东北部地区，对日军第15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远征军经一个多月作战，在保卫东吁、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豫湘桂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此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其军事上的溃败，也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0月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战役爆发，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的协同下，在缅甸北部和云南省西部对日军缅甸方面军的进攻战役。是役历时一年半，中国军队以阵亡31443人、负伤35948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000余人，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至8月，在缅北滇西的密支那战役中，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密支那地区对日军第18师团等部的进攻战。此役，中国驻印军共击毙日军2000余人，俘70余人。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6月至7月，在缅北滇西的强渡怒江战役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在云南西部怒江西岸对日军第33军所部的进攻作战。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8月，桂柳反攻战役，中国第2、第3方面军在广西省龙州、南丹、全州、阳朔地区对日军第6方面军进行的反攻作战。此战，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4000余人、击伤5000余人。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6月，湘西会战爆发，这也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中国第4、第3方面集团军在湖南省西部对日军第6方面军所部进行的转守为攻的战役。此役，中国军队转守为攻，毙、俘日军2万余人。

由于中国近代长期军阀混战，加上工业发展非常落后，军事工业基本为零，近代中国空军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北平，接收了航空机构时，只有24架老式飞机。翌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设立航空班，是国民革命军空军的起点。 1931年，中央军校航空班迁往杭州笕桥，改名为「军政部航空学校」，这就是著名的笕桥中央航校。正是这所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到抗战爆发前，依靠老式教练机，共培训飞行员500多名。但随著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发展也被打断了。 拍摄于抗战爆发前照片上，年轻中国空军飞行员笑容灿烂，当时却不知将会迎接惨烈战事 当时，中国空军共有军用飞机346架，只要能飞的也计算在内下，只有约200架能投入战斗，主力战机还是双翼的「霍克式」驱逐机。日本方面，仅作战飞机就超过2000架，加上日本国内军事工业完备，战斗机性能比中国空军先进得多。 硬件如此，中国空军飞行员可以吗？他们毫不畏惧。1937年8月14日，即是「淞沪会战」第二天，中国空军已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指挥所、码头等重要军事目标。这让日军恼火，急令驻台北的战斗机出动，空袭杭州笕桥机场，企图摧毁中国空军力量。 兰州空战，中国空军反击 中日空军在杭州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沉著应战，一举击落三架敌机，大队中只有一架战斗机轻微损毁。为了纪念这次空战，国民政府将8月14日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面对强敌，中国空军展示超凡勇气。淞沪会战中，飞行员沉崇海所驾驶的战机故障，毅然撞向敌舰；武汉会战中，获得「空军勇士」之称的陈怀民，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后，撞向日机同归于尽……当时这类悲壮案例，实在不少。随著抗日战争进程推进，没有完备军事工业的中国，弊端越显越多，飞机打一架就少一架，短时间内无法培养飞行员，国民革命军空军的王牌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李桂丹等也相继牺牲。 美国著名《生活》杂志，1942年5月4日以中国空军郑兆民作封面。可惜据了解，他在1944年7月在对日作战中阵亡 对于空军的艰难，蒋介石也感慨：「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做持续3至6个小时的苦斗......」及后，随著日本零式战机参战，中日双方空军的差距拉得更大，国民政府才决定停止与日军空战，保存仅有空中力量。所以这段日子，日军肆无忌惮轰炸中国大后方的成都、重庆等城市，直到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局势才慢慢改变。 另一方面，美国亦在1941年7月批准500名民国空军学员，分批到美国飞行学校学习。当时，他们给教练的印象，是众多不同地区的学员当中最聪明、最有纪律。他们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六周内，完成了为期十周的初级飞行课程，相当不可思议。也可见他们保家卫国的的斗志及决心。 远赴美国学习的民国空军学员 八年抗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损失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阵亡率超过65%，他们都是清一色热血青年，平均年龄23岁，最小的只有16岁，大多都出身不凡，有来自顶尖学府、归国华侨、名门望族，比如建筑大师兼诗人林徽因的弟弟林恆、南开系列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儿子张锡祜、马来西亚富商家庭林日尊、美国侨商张炳联的儿子张益民等等。当中国最需要支援时，他们撑起民族樑柱，值得所有中国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