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锋战士

我不明白国民党以前有在什么时候篡改过历史啊？？我只知道他镇压过发生在8月一号的叛乱和剿过匪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根据1943年美、英、中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于1945年10月从日本手中接收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该地区一切事务均归于中国主权之下。这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但是不久，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统治的危机、中国国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及新中国的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势力，为了保持其在台湾及整个亚洲的利益，适应冷战的需要，即阴谋策划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整整十年里，美国炮制出一个又一个分离台湾的论调。国民党蒋介石虽然依靠美国打内战，并依赖美国的庇护偏安台湾，但是却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对美国分离台湾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先后五次反对、抵制并粉碎了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一、反对“联合国托管论”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不久，由于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美国感到台湾局势不稳，为防止中国CCP控制台湾，美国有关官员遂提出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言论。虽然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但这却是战后美国分离台湾的开始。 1947年3月，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官员就向华盛顿建议，称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一建议不顾中国已根据有关文件正式接收了台湾的事实，而要联合国再行干涉，是为“联合国托管论”的先声。5月，刚卸任的美驻台副领事乔治·克尔向美国务院递交备忘录，明确提出为阻止台湾可能为CCP控制的情况发生，台湾必须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与此同时，美国一些人士还极力支持“台独”分子廖文毅抛出主张“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争取公民投票自决”的所谓“台湾问题处理意见书”。同年8月，魏德迈使华时就此问题到台湾进行调查后称，现在“有迹象表明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一时间，“托管”论调四起。当时参与策划和鼓噪“托管运动”的美国驻华机构有美国驻台领事馆、台北美国新闻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及美联社、合众社等等。其中主要人物除柯乔治外，还有美国驻台副领事卡尔、情报组长摩根和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等人。 台湾刚刚归还中国，美国就企图进行分离，此举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度警觉。当时，上海《新民晚报》刊载文章，抨击“托管”论调，指出，美国“野心分子”正利用目前中国的危机，积极争取台湾上层人士，推动台湾“托管”。文章首次披露了魏德迈访台情况及美国人办的报纸鼓吹“台湾托管”的言论，揭露了美国在台湾建立空军基地的情况以及美国某些人士有关“托管”的言行。1947年12月，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发表长篇讲话，以强烈的措词严厉驳斥“托管”谬论。他说，谣传台湾人民希望脱离祖国而愿受外国的统治，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他以事实说明了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以及归还中国的经过后指出，战后可能远东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有待对日和会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早已决定，《开罗宣言》已明确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最后他表示，坚决反对在对日和会上讨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600万台湾人民和4亿5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表明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正立场。 1948年3月，国民党南京当局为了弄清“托管运动”的来龙去脉，特派“行政院长”孙科到台湾进行实地调查。孙科一到台湾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点名谴责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美国当局不得不将卡尔、卡度等人撤换。美国某些人策划的“托管运动”暂告失败。但是，美国企图分离台湾的步伐并未停止。 二、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 “台湾地位未定”是继“托管论”破产后，美国制造的分离台湾的又一论调。从1948年底开始，美国一些重要人物就或明或暗地向台湾有关官员散布“台湾在‘法律上’还不是中国领土”言论。1949年3月，由美国务院提出经总统批准的对台基本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CCP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际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离开”。当时，美国务院新闻发布人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公开了其官方观点。 国民党了解到美国这一意图后，立即作出反应，由刚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严厉批驳这一论点。他说：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自1941年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已经失效，自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他要求大家对“帝国主义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提高警惕。这个讲话，表明了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专题，图库)战争爆发，为美国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及付诸行动提供了时机。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与此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一方面阻止中国CCP解放台湾，另一方面也不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美国还向台湾当局转交备忘录，要求蒋介石配合美国的行动，不出动海空军进攻大陆。随后恢复了对台湾军事及经济等方面的全面援助。至此，美国分离台湾的政策固定下来，并付诸以行动。 国民党蒋介石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自然十分欢迎，这样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阻止中国CCP解放台湾，从而得到喘息之机。但是与美国想法不同的是，蒋介石不仅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且想利用朝鲜战争爆发之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美国可说是同床异梦。因此，就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转交备忘录的次日，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接受美国的要求，已命令海空军停止对大陆的攻击；同时又声称，“这只是应变措施，对于中国政府统治台湾之地位及维持中国领土之完整均不产生影响”。明确表示了国民党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及“中立”台湾的方案是持异议的。美国则一再告诫蒋介石不得轻举妄动；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也一天没有停止。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十分尖锐。 在“台湾地位未定”的前提下，美国又一手导演了“对日和约”问题，提出重新讨论台湾未来地位，并毫无理由地将新中国和台湾当局全部排斥在和约之外。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冲突再起。 所谓对日和约，即战后由参战国与日本签订一项条约，以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深感台湾、日本作为其远东战略基地的重要性，因此，既要分离台湾，又急需改变日本的地位，解除其被占领状况，因此加紧了对日和约的步伐。因为中国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和重要的抗日力量，理应是参加对日媾和会议必不可少的国家。然而，由于新中国和台湾当局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问题上立场都是坚定不移的，无论哪一方的中国人参加会议，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因此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对日和约顾问杜勒斯借口美国同中共在朝鲜处于交战状态，反对新中国出席。但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台北出席代表。就这样，新中国和台湾当局均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之外。1951年6月，美英两国起草的关于对日和约联合声明草案，提议：“日本放弃其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而“该条约的本身将不决定这些岛屿的未来归属”。同时，两国又商定，中国将不被列入对日和约的签字国，而由日本和台湾当局单独签定一个双边“和约”，其有关台湾归属问题的条款要与旧金山对日和约一致。 美、英两国的这一行径激起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致谴责。1951年6月14日，台“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地位与盟国平等，不接受含歧视性条款。6月1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参加对日和约的权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视性条款。7月11日美英公布对日和约第二次方案，中国仍未被列入签字国，台湾当局即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9月3日，即旧金山对日和会开幕的前一天，叶公超再次发表声明，称旧金山对日和会所签定的条约对台湾当局没有约束力。9月8日，美英等49国在排除中国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对日和约。该条约没有明确台湾的归属问题。 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态度是坚定的。即使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虽然接受了同日本“单独媾和”的方案，但蒋介石却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三、反对“外岛停火论” 所谓“外岛”即美国对国民党占领的相对于台、澎以外的大陆沿海岛屿的总称。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基础上，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在1954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极力鼓噪“外岛停火论”，即意欲先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再行分离台湾之实。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与美国进行了极力地抗争。 1954年9月3日，为了打击美国侵略政策和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的侵袭以及反对美蒋酝酿签定《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部队向金门发动了猛烈的炮击。国民党军队立即发炮还击，并出动飞机、舰只相配合，同时台湾当局提出“充实战力，加强动员，准备转防守为反攻，今后施政悉以适应作战为中心”。一时间，金厦海峡硝烟弥漫，双方炮击达到白热化。 “台海危机”发生后，立即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急忙召开会议，讨论沿海岛屿局势及对策。此时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无力守住这些沿海岛屿；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防守外岛，则将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必然遭到世界及国内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说，为了这几个小岛，美国要冒同中国交火的危险。美国既要支持国民党政权，保住在台湾的利益，又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这就是美国面对“台海危机”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中国大陆虽有足够的兵力攻克沿海岛屿，但要付出巨大代价。它推测，此举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的试探性行为。因此，美国政府及军方高层均主张“不必介入外岛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策划的“外岛停火论”便出笼了。此即将中国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并争取达成停火决议。这样，既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的争端，又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实为解决这场危机的两全之策。在取得英国的支持后，美国将“停火议案”交由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 美国此举遭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以及“停火”的建议。在国民党看来，沿海岛屿争夺纯属中国内战，如交安理会讨论，可能会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前景而危及其“法统”地位；而所谓的“外岛停火论”，等于要国民党放弃“反攻大陆”，为“两个中国”的合法化铺设道路。这些都是台湾当局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蒋介石的警觉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台海危机”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划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美国务卿杜勒斯在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谈时，坚持说存在着两个中国，正如同时存在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他还面告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面对这一系列“两个中国”的论调，联系此次安理会讨论所谓“外岛停火”问题，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高度警觉。 1954年10月中旬，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访台，就新西兰提案等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蒋介石坚决反对在联大讨论台海停火问题。12月20日，叶公超拜会艾森豪威尔，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希望美国防止“两个中国”的理论和国际上的这一倾向。蒋介石还电示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并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说是“国民党的部队”是共党说的，其实他们也的国民党的部队啊，他们当初是宣誓效忠国民党 就像现在的军队一样，他们效忠的是共党，所以他们不是国家或人民的军队，是共党的。

拿普通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郁闷 大姐啊 你有没有搞错咯 不死人那就不叫战争了 当年有个姓毛在一次东欧领导人会议上说"中国随时都可以死3亿人" 他这句话当时就把欧洲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吓的................ 难道他就有把人当人看吗???更何况是普通的老百姓呢

郁闷 当然是转的咯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國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 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宣告结束。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國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 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５２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退踞台湾的国民黨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　　 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產黨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黨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具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一九三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派张治中率第五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鸣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华美国公使詹森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附件第一号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附件第二号 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 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二）。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三）。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四）。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委员会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关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医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附件第三号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织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３月４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 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 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懈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由蒋介石建立。 【建立】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 在成立大会上，发布了《国民政府宣言》，提出国民革命方略4条：①密切革命军与人民的配合。②造成廉洁政府。③提倡保护国内实业。④保障农工团体利益并扶助其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由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等12人为政府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政府下设秘书长、财政部、外交部、民政部、司法部、大学院等部门。政府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广东、广西等。 【简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抛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CCP首要，继续“清党”，成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正式与CCP决裂。随后，汪精卫即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时值蒋介石宣布下野，终促成宁汉合流。1928年2月3～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府部门设有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以及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等。会议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胜利。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完成统一大业。 1928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设主席1人，委员10～12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渐趋完备。6月20日新疆杨增新，7月19日热河汤玉麟，分别宣布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得到国际承认、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林森继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其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重新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政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 1930～1933年，反蒋派先后在北平（今北京）、广州和福州等地组织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政权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坚决实行抗日和反蒋的方针。 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质上是半独立性的政权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激励中国军民奋起抗战。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政府机构先后移往武汉、重庆。 1938年7月，国民政府发表《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坚持抗战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组织国民参政会，听取各党各派对国事政务的意见，以利于抗日和民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各类惨案，进攻CCP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对此，中国CCP及一切民主力量同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即加入同盟国，对日、德、意法西斯国家正式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主持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并恢复了对中国台湾省的领土主权。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从定都南京到抗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完备各种政治设施，其政府体制及职能也发生很大变化。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国际、财经、文教、工矿、交通、农林等方面的调查，写出专题报告。1934年4月，该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6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五五宪草》。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由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决定国防大政、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及其他重要事项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决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可以指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五院以及军事委员会各机构，因而取代了国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拒绝实行中国CCP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方针，于1946年6月挑起全面内战，并不顾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的有关协议，在11月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47 年1月 ，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是《五五宪草》的翻版，迎合了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的需要。4月，依据宪法，又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正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任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分别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行政院中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等重要部长，均由国民党人充任。国民政府改组后，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多党政府”，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出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同年秋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1949年初，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出现全面崩溃，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实际上仍由蒋操纵着政府的一切政军经大权。4月，由于蒋介石幕后掣肘，李宗仁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在北平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协议。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已于2月5日宣布迁往广州，10月又迁往重庆。11月，“代总统”李宗仁以赴美就医为名飞往香港，脱离政府。国民政府余部逃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统治结束。 【经济】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整理公债、实行国地税等，从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10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取代银元，作为流通于市场的唯一货币形式。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统治力量。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将所属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内迁的民族工业，也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还强制一批所需工厂内迁，对发展大后方的经济及抗战，都有重要作用。但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并没有实现其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业也没有得到扶植。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导致国民经济迅速崩溃。 1948 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决定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实行限价政策，但毫无成效。仅仅9个月，金圆券如同法币一样，成为废纸。1949年2月，迁至广州的国民政府又决定以银圆券取代金圆券，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经营、控制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成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遏制、破坏作用，并最终促使国民政府的覆灭。 【军事】 在军事方面，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继续北伐，并将所辖部队划分成4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兼）、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任总司令。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先后于1929年1月和8月两次召开编遣会议，意欲裁减军队，压缩军费。但编遣会议非但没有减少军队，反而激化了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导致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从1930～1934年，蒋介石又指挥国民政府军队向中国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发起五次“围剿”，但最终未能消灭革命力量。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南京国民政府所辖部队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鼓励下，先后在长城、绥远等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后增至11个）， 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进攻。同时，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陆军第四军，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抗战后期，由于国民政府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导致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大批高级将领投敌，并先后在中条山、浙赣、豫湘桂等战役中，丢城弃地，使大片国土沦陷于敌人铁蹄之下。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无视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和停战协定，于1946 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将近4年的激战，尤其是经过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后，到1950年6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 【文化】 在文化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剥夺进步文化的出版自由，并查禁一切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政府、要求民主和抗日的书报杂志。此外，国民政府还以武力强行解散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抗战期间，全国大批高等学校迁入内地，其中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3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规模最大。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同时，也是孕育民主力量，反对国民政府专制统治的一块坚实基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国统区独裁统治加剧，同时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文化、教育的危机也日趋严重，教师、学生和文化工作者，在全国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沉重打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最后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彻底覆灭。

蒋介石（Chiang Kai-shek） 生平简介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CCP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详细介绍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CCP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 ,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 ，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CCP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昌，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CCP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CCP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CCP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CCP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CCP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CCP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CCP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CCP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CCP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CCP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CCP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简本补充 蒋介石(1887-1975) jiǎnɡ jiè shí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CCP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CCP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CCP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 西沙海战 　　过程简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动，也让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被忽略的贡献： 　　①扶持大韩民国流亡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不顾日本一再抗议，国民政府转而大力扶持大韩民国流亡政府，并帮助其训练大量军政人员，为大韩民国流亡政府以后光复国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牵制了日本） 　　 　　②收复台湾 　　蒋介石全面负责指挥东方战场牵制抵御日本兵力，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废除了列强强加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中国失去近百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蒋介石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个领导全国军民抗御外国侵略者并取得胜利的领袖。珍珠港事变后宋美龄访美，除取得大量美援；蒋介石赴开罗与罗斯福邱吉尔会谈促成开罗宣言。 　　 　　③争取大国待遇 　　珍珠港事变后，盟军成立独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及中印缅战区，中国与美苏英并列四强，地位在法国之上，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 　　 1942年元旦，美、英、苏 、中为首订立《联合国家宣言》，中国首次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着抗日战争的英雄气概和军民不惧强敌的献身精神，使当时一个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虽然是最弱的一个），参与建立联合国，成为具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使中国受益至今。 　　 　　④收容犹太人 　　二战中，纳粹迫害犹太人，许多国家均不容许其避难，蒋介石指示收容之，几万人不远 万里来上海避难。翻翻上海报纸杂志，时常可看到世界各地犹太人来沪故地重游，并能说一口三四十年代地上海话，其对中国感情之深可见一斑。直至现在仍是我对以色列外交一张牌。 　　 　　⑤缅甸远征军 　　中国四十余万远征军两次入缅甸支援英国盟军对日军作战，为缅甸独立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⑥确保朝鲜越南独立 　　作为对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巨大贡献的回报，罗斯福欲与中国共同维持战后东亚和平，并告蒋介石将将越南老挝柬埔寨划归中国版图(此为蒋介石谢绝，只能说国家并非越大越好吧，此事留给后人评判吧)，中美共同确保朝鲜越南（蒋谢绝罗斯福提议后）战后独立。 　　 　　 ◆抗日战争是蒋介石人生的颠峰，也就是下坡路的开始。 　　 　　6关于蒋介石的独裁，国民党内部分裂，派系斗争激烈，什么亲美派、亲日派（何应钦、汪精卫）、还有右派和左派，独裁在那个时候是集权的需要。 　　 * 　　7蒋介石败到台湾后，美帝国主义借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蒋介石至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可见他这种民族气节之可贵！ 　　 　　8开放的政治空气里蒋介石同样收人民爱戴。 　　 　　9既生瑜 何生亮，两位都是为了改变旧中国的命运和现状，不同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其根源是他们同处在大的环境却处在不同的小环境里。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史 作者： quyc 前 言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源于黄埔军校的教导团（1928年整编后有一部分改编第九师），是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嫡系主力部队，有天下第一军之称。该军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以及抗战初期都有着很好的战绩，在1941年春被列为战略机动部队的四大攻击军之一。但由于抗战后期长期驻扎在潼关，担任黄河防守和战区的总预备队，缺少实战锻炼，使战斗力大幅下降，所以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列入五大主力。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1925年8月首次成立，至1949年12月最终覆亡，前后25年间共组建过三次。本文为了便于介绍，将其中的第三次的胡宗南部单独列为一节。 本文的重点在第一部分蒋介石所部和第四部分胡宗南所部，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的档案资料、将领回忆录、部队作战日记、战史书籍等资料，并得到了lemanhb先生的指点和博学（叶）先生的修改，特此致谢。 目 录 壹、蒋介石所部（1925年8月——1928年7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二、隶属关系 三、序列沿革 四、下属部队简介 五、军部人事 六、主官简历 贰、刘峙所部（1929年3月——1929年5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二、隶属关系 三、序列沿革 四、主官简历 叁、顾祝同所部（1929年10月——1936年4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二、隶属关系： 三、序列沿革： 四、主官简历 五、简评 肆、胡宗南所部（1936年4月——1949年12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二、隶属关系： 三、序列沿革： 四、下属部队简介： 五、军部人事 六、主官简历： 七．简评 壹、 蒋介石所部（1925年8月——1928年7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1.黄埔建军 第一军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在苏联与中国CCP的帮助与推动下，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是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军之始。 1924年11月20日，黄埔军校以该校毕业生组成教导团，何应钦任团长,12月26日成立教导第二团，王柏龄为团长。1925年2月，两教导团参加东征，由蒋介石、周恩来指挥，因得东江农民配合，在淡水、棉湖两次战斗中获胜，3月底克复汕头、潮州。 192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73次会议通过建党军案，将黄埔校军改称为党军，教导第一、二团编为党军第一旅。1925年4月13日，廖仲恺提请中央将教导第一、第二团编成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为旅长。4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党军司令节制该旅. 4月底该旅扩编为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此后又以教导第四、第五团编成第二师，王懋功为师长。 6月15日，经国民党中央提议，于7月1日正式改组广州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1925年7月6日建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率机关。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所辖几种主要地方军名目取消，统一组建为“国民革命军”。初编为5个军，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党军改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党代表廖仲恺。9月19日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 8月20日蒋介石将许祟智粤军解散，并收编其一部为该军第三师，以谭曙卿代师长，不久解除。9月29日，以蒋中正为东征总指挥，周恩来为东征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率第一军等部队参加第二次东征。10月14日攻克惠州。12月改编粤军张和旅、余鹰扬团为独立2师，师长冯铁裴，1926年改称第十四师，隶属第一军。 1926年1月4日，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为教导师，王柏龄为师长，刘峙为副师长，隶属第一军。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辞军长职，何应钦升任。第一师师长由钱大钧升任。2月26日，蒋介石免去王懋功第二师师长职，调教导师副师长刘峙升任。教导师改为第二十师，师长王柏龄。不久钱大钧与王柏龄职务对调。 是时，第一军辖5个师：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谭曙卿，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军参谋长为蒋伯诚。1926年3月，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逼迫第一军内的CCP员退出，周恩来亦离开第一军。4月，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 2.参加北伐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由副军长王柏龄、参谋长蒋伯诚率领参加北伐，第一师师长由王柏龄兼，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师和张贞、刘秉粹补充团由军长何应钦率领留守广东，驻汕头、潮安、广州一带。8月15日，参加北伐的2个师隶属总预备队，总预备队指挥官为王柏龄，参谋长叶剑英。9月初，第二师隶属中央军合攻武汉，第一师为总预备队，在崇阳待命。 3.激战江西 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江西。9月19日,第六军第十九师乘虚攻占南昌城。孙传芳急从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沿线和樟树地区调兵反击。由奉新向南昌攻击前进的第一军第一师在牛行受挫，伤亡甚重。第十九师遭孙军优势兵力围攻，遂于23日突围，撤向奉新地区。9月中旬，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奉调入赣增援作战。 10月初，位于奉新的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强渡修水河，占领永修向南昌进攻。遭由德安增援的卢香亭部包围，由于总指挥王柏龄指挥失当，被迫突围转移至永修西北的白槎。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逃跑离职，副师长王俊代理师长。10月11日蒋介石令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强攻南昌。由于守军预有准备，凭借坚城深壕死守，并利用夜暗组织反击，攻城部队连攻三日不克,伤亡甚重，被迫于13日撤退。 于是从武昌增调第四军入赣作战。国民革命军入赣部队分三路于11月1日开始总攻。右翼军于10月20日攻占抚州，切断孙军入闽通路，从东南进逼南昌。左翼军截断南浔铁路，向永修推进。中央军向乐化攻击，遭孙军多次反击，伤亡甚重，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一、第二师赶到，协力攻击，于4日占领乐化、永修。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船逃回南京。南昌守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1926年10月将总预备队由军阀投降部队整编的补充师改编为第一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师，以严重、涂思宗分任师长。 4.攻占福建 1926年9月3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领以谭曙卿为师长的第三师、以冯轶裴为师长的第十四师和张贞补充团，北伐攻闽；以钱大钧为师长的第二十师仍留守广东。9月中旬，张贞补充团扩编为独立第四师，张贞任师长。 9月下旬，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粤东。周荫人将所部3万余人编为4个军，于十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今三饶)等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十月中旬，第一军第三、第十四师袭击周部后方，攻占永定，然后回师松口，俘周部第三军4000余人。此时，周部第二军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在蕉岭通电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万顺任军长)，随即进至中都、松源地区，将退至该地区的周部第三军残部全部歼灭；尔后，向上杭挺进。在上杭地区的周部第四军和第二军残部退守长汀。10月下旬，第十七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十四军第二师配合下,击退守军，进占长汀。由第一军补充团扩编组成的独立第四师在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等部配合下，先后在饶平、诏安、漳浦击退周部第一军后,于11月相继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逼近福州。12月初，第二军第六师由赣入闽,进占建瓯，切断闽、浙孙军联系。此时，驻闽海军起义，周部李生春旅投降。12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占福州。 5.会攻南京 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联合组成安国军。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上海-南京)和沪杭铁路(上海-杭州)沿线及皖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第一军将各师分别编成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第二纵队指挥官王俊，指挥第一军之第一、第二十二师(欠第六十六团)；第三纵队，指挥官白祟禧(兼)，指挥第一军之第二、第二十一师；第四纵队，指挥官冯轶裴，指挥第一军第三、第十四师和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向长江下游进攻。是月第三师谭曙卿调升新编第一军长，由顾祝同任师长；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1927年1月下旬，东路军第一军、第二十六军在第二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一部，于2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2月11日，在桐庐、诸暨、富阳地区遭孙军孟昭月等部4个师抵抗，激战五日，俘敌8000余人，于2月18日占领杭州。 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第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孙军。 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20日，第14、第17、第2军和第1军一部经太湖以西攻克常州、丹阳等地，截断沪宁铁路；第1军主力和第26军克松隐、松江、吴江、苏州，迫近上海。二十一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占领上海。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 与此同时，江左军由鄂东向安庆、庐州(今合肥)挺进。江右军由江西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后，3月20日开始总攻南京，经两天激战，扫清江宁镇、秣陵关、龙都等外围据点。23日占领南京。 6.转战苏鲁 1927年4月，薛岳辞第一师师长职，胡宗南代理师长；卫立煌继冯轶裴任第十四师师长；第二十二师涂思宗他调，蒋光鼐继任师长；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辞职，陈诚任师长。 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孙传芳不甘心失败，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反攻南京。南京方面亦组成三路军，北伐陇海路。5月1日，第一军隶属第一路军参加第二阶段北伐，先后攻占狼山、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至山东郯城。5月下旬克蚌埠，6月初占徐州，后与直鲁军相持于鲁南。 7月下旬，直鲁军反攻，占领徐州，蒋介石组织反攻未果，撤回苏南。嗣后，直鲁军进迫南京，8月龙潭之役，第一军与友军通力配合而大败孙传芳部。双方复相持于津浦路。 在此期间，增设新1师隶属1军。 1927年 11月，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反攻，第一军二次渡江北伐，首克安徽蚌埠，继于1928年1月配合友军攻占江苏徐州。 7.分为三军 第一军到1927年9月已辖有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独立第四师、新编第一师共9个师。由于建制大，驻地分散，指挥不便，于1927年9月26日将该军所辖9个师分编为第一军、第九军、第三十二军。 该军将所辖第一师、第二师、第二十二师编成第一军，军长仍为刘峙。将第三师、第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编成第九军，任命顾祝同为军长，卫立煌为副军长。第二十师、独立第四师、新编第一师,编成第三十二军，军长为钱大钧。 10月26日，第一师代师长胡宗南调任第二十二师师长，蒋鼎文任师长。11月25日，刘峙辞第二师师长兼职，徐庭瑶任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原为蒋光鼐，因蒋10月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由胡宗南继任师长。1928年初，蒋鼎文升任第一军副军长，仍兼第一师师长。 1927年3月刘峙接任第1军军长。1928年1月蒋鼎文升任副军长（仍兼第1师师长）。2师，师长徐庭瑶。22师，师长胡宗南。 8. 二次北伐 蒋介石于1928年初复职后，组织二次北伐，北伐第三阶段自1928年4月开始，第一、二，三、四共四个集团军分沿津浦路、京汉路、正太路攻击奉鲁军。第一军于4月入鲁，占泰安。5月1日攻克济南，嗣因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被迫改道北伐，于6月初攻克直隶沧州，前锋抵天津近郊。至是，奉军退出关外，直鲁军基本肃清，北伐遂告结束。 9. 编遣结束 1928年7月1日蒋介石举行各军编遣会议，成立整理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第1军于1929年7月缩编为第一师，25日任命刘峙任师长、张克瑶任副师长。徐庭瑶、胡宗南、张承治分任1、2、3旅旅长。其中1师和21师另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师。 二、隶属关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5年8月——1927年1月） 北伐军东路军 （1927年1月——1927年5月1日） 第一路军 （1927年5月1日——1928年2月13日） 第一集团军第一纵队（1928年2月13日——1928年4月） 第一军团 （1928年4月——1928年7月） 三、序列沿革： 1、1925年4月成立党军第一旅时序列： 旅长何应钦 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孙常钧（继任），党代表缪斌 第一营，营长蒋鼎文，党代表胡公冕 第二营，营长陈继承，党代表刘峙 第三营，营长严风仪，党代表蔡光举 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沈应时，党代表张静愚 第一营，营长顾祝同，党代表季方 第二营，营长林鼎祺 第三营，营长金佛庄，党代表宋文彬 2、1925年8月成军时序列： 军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参谋长蒋伯诚。 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空缺，参谋长刘秉粹 第一团，团长刘峙 第二团，团长沈应时 第三团，团长钱大钧 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参谋长张治中 第四团，团长刘尧宸 第五团，团长蒋鼎文 第六团，团长陈继承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参谋长赵启騄（粤军第四师改编） 第七团团长涂思宗 第八团团长徐庭瑶 第九团团长卫立煌 3、1926年1月何应钦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副军长王柏龄，参谋长蒋伯诚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兼），副师长邹竞/王俊，参谋长王俊/张性白 第一团团长郭俊/王俊/孙元良 第二团团长金佛庄/邓振铨/倪弼 第三团团长王禄丰/薛岳 第二师，师长刘峙，参谋长胡树森 第四团团长陈继承 第五团团长蒋鼎文 第六团团长惠东升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参谋长赵启騄 第七团团长涂思宗 第八团团长徐庭瑶 第九团团长卫立煌 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参谋长吴文献 第四十团团长薛岳/邓振铨 第四十一团团长蔡熙盛 第四十二团团长周祉 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 第五十八团团长王文翰 第五十九团团长赵锦雯 第六十团团长李杲 补充第一团团长张贞 补充第二团团长刘秉粹 炮兵团团长蔡忠笏 警卫团团长朱毅 4、1927年3月刘峙任军长时的序列： 军长：刘峙，副军长：蒋光鼐/蒋鼎文（1928年1月任），参谋长唐俊德 第一师师长薛岳 第二师师长刘峙（兼） 第三师师长顾祝同 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 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 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 第二十二师师长蒋光鼐 独立第四师师长张贞 四、下属部队简介： 第一师（1925年8月26日——1928年7月25日整编为第九师第二十五旅） 第一任师长何应钦：1925年8月26日任 第二任师长钱大钧：1926年1月20日任 第三任师长王柏龄：1926年3月21日任 第四任师长王 俊： 1926年9月20日任（代理） 第五任师长薛 岳： 1927年1月任（代理） 第六任师长邓振铨：1927年4月12日任 第七任师长蒋鼎文：1927年10月26日任 第二师（1925年8月26日——1928年7月25日整编为第一师第一旅） 第一任师长王懋功：1925年8月26日任 第二任师长刘 峙： 1926年2月26日任 第三任师长徐庭瑶：1927年11月25日任 第三师（1925年9月20日——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九军） 第一任师长谭曙卿：1925年9月20日任 第二任师长顾祝同：1927年1月27日任 第十四师（1925年12月——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九军，先为独立第二师，1926年改称第十四师） 第一任师长冯轶裴：1925年9月20日任 第二任师长卫立煌：1927年1月27日任 第二十师（1926年1月4日——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三十二军，先为教导师，1926年2月26日改称第二十师） 第一任师长王柏龄：1926年1月4日任 第二任师长钱大钧：1926年3月21日任 第二十一师（1926年10月——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九军） 第一任师长严重：1926年10月任 第二任师长陈诚：1927年1月任 第三任师长孙常钧：1927年9月任 第二十二师（1926年10月——1928年7月25日整编为第一师第一旅） 第一任师长涂思宗：1926年10月任 第二任师长陈继承：1926年11月任 第三任师长蒋光鼐：1927年3月任 第四任师长胡宗南：1927年10月26日 独立第四师（1926年9月——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三十二军） 师长张贞：1926年9月任 新编第—师（1927年5月——1927年9月26日调新成立的第三十二军） 师长蔡熙盛：1927年5月任 五、军部人事 1．军长： 第一任军长：蒋介石（1925年8月——1926年1月） 第二任军长：何应钦 （1926年1月——1927年3月） 第三任军长：刘峙（1927年3月——1928年7月） 2．副军长 第一任副军长：王柏龄 （1926年7月——1926年9月） 第二任副军长：蒋光鼐 （1927年3月——1927年10月） 第三任副军长：蒋鼎文 （1928年1月——1928年7月） 3．党代表： 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 第二任党代表：缪 斌 4．参谋长： 第一任参谋长：蒋伯诚 第二任参谋长：王时 第三任参谋长：毛侃 第四任参谋长：唐俊德 5.政治部主任： 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何玉书 六、主官简历：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宁波人，原名周泰。后名中正，以字行。日本振武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5团团长、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大元帅侍从官、粤军2军参谋长、广 州大本营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部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1军军长、组织部部长、军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会委员长、鄂豫皖三省剿匪军总司令、兼任第4、5、1、3、8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总裁、中国战区统帅、陆海空军大元帅、陆军大学校长、中华民国大总统等职。1975年4月5日病逝台北。（注：由于蒋介石担任及兼任职务较为繁杂，只择其主要职务摘录） 何应钦（1889—1987）贵州兴义人，字敬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历任驻沪军都督府一等科员、江苏陆军7师1旅连长、营长、黔军1师4团团长、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混成5旅旅长、黄埔军校总教官、军校教导1团团长、国民革命军1军1师师长、军长、1路军总指挥、北伐军总参谋长、讨逆军总参谋长、 广州行营主任、军政部部长、兼武汉行营主任、郑州行营主任、南昌行营主任兼围剿军总司令、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兼任广州行营主任、讨逆军（讨伐张杨）总司令、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 军政部部长兼4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受降最高长官、重庆行营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国防部部长、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顾问委员会主任。19 87年10月21日病逝台北。 刘峙（1892～1971）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经扶。江西吉安人。卒于1971年1月15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历任黄埔军校教官、第2师师长、第1军军长。1928年整编后的第1师师长、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1933年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后改任豫皖绥靖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司令。日军占领平津后沿平汉路南犯时，率部在正面抵抗，未经激烈战斗便自行退却，十余天内溃退千里，被称为“逃跑将军”。1938年改任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1939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5年2月，调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1946年1月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1948 年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败。1949年移居九龙。1953年去台湾。翌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改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贰、刘峙所部（1929年3月——1929年5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1929年2月26日，蒋介石电令徐州刘峙、蚌埠顾祝同、兖州缪培南、庐州朱绍良、新蒲蒋鼎文、扬州方鼎英、芜湖曹万顺、寿州夏斗寅各师密作出师准备。 1929年3月2日为讨伐桂系，编成第一军。以刘峙为军长，辖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九师。编入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第一军集中潜山、太湖。 3月28日，蒋介石以中央军第一、二两军改为第二路军，沿江西攻武汉。3月30日，蒋介石在九 江下总攻击令，4月21日胡、陶通电表示离军出国，李宗仁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攻占武汉后，5月8日刘峙任湖北部队编遣特派员，该军结束。 二、隶属关系： 第一集团军 （1929年3月2日——1929年3月28日） 第二路军 （1929年3月28日——1929年5月8日） 三、序列沿革： 1929年3月时的第一军序列： 军长刘峙，副军长蒋鼎文，参谋长黄裳 第一师师长刘峙，参谋长刘德芳 第一旅，旅长徐庭瑶 第二旅，旅长胡宗南 第三旅，旅长唐俊德 第二师顾祝同，副师长李明扬，参谋长邹文华/赵启騄 第四旅，旅长楼景越 第五旅，旅长黄杰 第六旅，旅长李明扬（兼） 第九师师长蒋鼎文，副师长岳相如 第二十五旅，旅长甘丽初 第二十六旅，旅长李延年 第二十七旅，旅长岳相如（兼） 四、主官简历： 刘峙（1892～1971）中国国民党军将领。详见“壹、蒋介石所部”的主官简历。 叁、顾祝同所部（1929年10月——1936年4月）（中央军嫡系） 一、 部队沿革 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起兵反蒋，为讨伐西北军,10月15日任命顾祝同为第—军军长，所辖为第一、第二师和独立第三旅。后又任命李明扬为副军长。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7月4日顾祝同调任警卫军军长。是月石友三在顺德起兵反蒋，为讨伐石友三，任命陈继承为第—军军长，辖第一师、第三师。1932年6月该军隶属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参加“剿共”。下辖第1师和第3师，胡宗南、陈继承（兼）分任师长。1932年5月李玉堂接任第3师师长。其中第1师下辖3个旅，第3师下辖2个旅。1932年以后，第一军基本上就从来没跟着军长陈继承打过仗，此时第一军只是一个空番号。1936年4月25日任命胡宗南为军长，部队重新组建，下面就分章另述了。 二、 隶属关系： 第二军团 （1929年10月——1930年10月） 第十六路军 （1930年10月——1931年7月） 剿共军南路集团军（1931年7月——1932年6月） 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1932年6月——1935年2月） 军事委员会 （1935年2月——1936年4月） 三、序列沿革： 1930年中原大战时序列： 军长顾祝同，副军长兼参谋长李明扬 第一师　师长徐庭瑶／胡宗南（均为副师长代理，师长为刘峙） 第一旅　胡宗南/李铁军 第二旅　黄杰 第二师 师长顾祝同，副师长楼景越，参谋长邹文华 第四旅，旅长王敬久 第六旅，旅长柏天民 独立第三旅 旅长李云杰 1931年7月4日陈继承接任军长后序列： 军长陈继承，参谋长陈琢如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副师长彭启彪/彭进之/范汉杰，参谋长胡受谦/于达 第一旅，旅长李铁军/李正先 第二旅，旅长黄杰/袁朴/李文 独立旅，旅长彭进之/丁德隆 第三师师长陈继承/李玉堂，副师长贺光谦/杨挺亚，参谋长史文桂/阮永祺 第八旅，旅长李玉堂/冯剑飞/许永相/赵锡田 第九旅，旅长李思愬/李仙洲/陈应龙/刘秉哲 四、主官简历： 顾祝同（1891—1987）江苏涟水人，字墨三。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历任长江上游总部4旅连长、 湖南清乡司令部卫队营营副、粤军2军教导队区队长、东路讨贼军副官长、黄埔军校管理部代理主任、军校教导2 团1营营长、团长、党军3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9军军长、第1军2师师长、第1军军长、警卫军军长兼1师师长、 江苏主席、湘鄂赣粤闽几沤肥军北路总指挥、南昌绥靖公署主任、四川行营主任、贵州主席、讨逆军总司令兼1集 团军总司令、3战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主席和24集团军总司令、赣州行辕主任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参谋总长、代理“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防会议秘书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病逝台北。 陈继承（1893—1971）江苏靖江人，字武民。保定二期步科毕业,历任黄埔军校教授部教官、国民革命军9军21师师长、3 师副师长、师长、1军军长、洛阳卫戍司令、豫鄂皖剿匪军中路军2纵总指挥、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3纵司令 、第1绥靖区司令官、湘鄂赣剿匪军总指挥兼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豫鄂陕绥靖公署主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任军训部次长、重庆卫戍司令、川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 兼北平警备司令、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和北平警备司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副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0年5月逃台。1971年12月10日病逝台北。 五、简评 30年代，在围剿红军期间成立的大多数军部都具有临时指挥机构的性质在这些军的编制表上虽有固定下辖单位，然而在正式作战时，往往因为各种情况而临时指挥其它部队作战，自己所辖部队也有配属给其它指挥机构作战的情况发生。而军长大都是挂职。底下虽然有部队，但都是分割使用。 第一军在陈继承接任第一军长后，第一军就名存实亡了，但是这个第一军并没有空缺。只不过这个第一军只存在番号而已，连一个军直部队都没有，可以说是空番号，属于加官晋爵的性质。虽然在编制表上明确配属了第一师和第三师，但是这两个师陈继承从来就没指挥过。 肆、胡宗南所部（1936年4月——1949年12月）（中央军嫡系） 一、部队沿革 1.长沙建军 1936年3月陕北红军组织东进，第一师重新入陕，驻于潼关。并派遣第1旅挺进晋南运城、闻喜，配合晋军堵截红军。但因阎锡山不希望第一师继续北进而停止。 1936年4月25日胡宗南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范汉杰为副军长。当时没有成立军部，军部以第1师师部兼。第一军序列： 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参谋长于达（兼）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第二旅，旅长李文 独立旅，旅长丁德隆 西北补充旅，旅长杨德亮 军直骑兵团（原第一师骑兵团）团长许良玉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湖南何键不稳，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第一师开赴长沙、岳阳进行监视。 随着内战的绵延，第一师日益庞大，下辖最高时达十六七个团，比通常的军都大得多。胡宗南却自忖资望尚浅，惟恐树大招风，故不拟迅速改编成军。这样一来，局限于师的架框，胡部旅、团长们无法升迁，颇生怨尤。其中数人不安于位，策划离开胡部，另谋发展，或已实现，或告假滞归。加之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基于理顺编制的目的，也要求胡部晋级，胡拒从，何以停发经费施压。面对内外威逼，胡宗南反复考虑，终遂于1936年9月在长沙正式组建第一军。军辖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及西北补充旅。胡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升丁德隆为第七十八师师长，表示“慰留”，并将李文升任第一师副师长。此时第一军序列： 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副师长李文，参谋长于达（兼）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第二旅，旅长詹忠言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 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 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 西北补充旅，旅长杨德亮 军直骑兵团（原第一师骑兵团）团长马戴文 2．败战山城堡 1936年9月14日刚完成改编的第一军部队就奉命经粤汉路、平汉路、陇海路到达陕西咸阳。10月又经西秦公路入甘，想乘红军立足未稳，把红军歼灭或赶过黄河。第一军调至川甘陕追堵红军后，被编成“剿匪”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 胡宗南部第一军与毛炳文等部紧追红四方面军，逼近红军渡河口的靖远及打拉池一线。红军被迫全部离开黄河东岸撤至海原以北，西渡攻宁接取援助的宁夏战役计划自然也因此而告夭折。　 随着红军被切为两段，中央军步步北进，红军不仅根本无法实现接取援助的计划，而且因为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南这一狭小空间内作战，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不要说部队越冬被服无处解决，就连筹粮和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 1936年11月17日，因为王以哲部一下子缓进三天，使第一军暴露在红军的面前，红军决定乘机集中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第七十八师。以红四军担任正面诱敌任务，然后集中四个军先打胡敌右路之丁德隆师，同时放正在南来途中的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北进数十里，在我军消灭丁师后，争取再横扫周、孔二师之侧后，打一两个大胜仗。 彭德怀率红军西征主力逐次转移集结隐蔽于环县山城堡南北地区。胡宗南部兵分三路，企图两面合围红军于盐池以南地区：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东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并于20日占领山城堡；第九十七师、四十三师作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堡及其附近地区。 经过几天准备和诱敌作战，彭德怀终于指挥红军在21日晨抓住了这一战机。丁德隆师当日孤军突向山城堡时，遭到红军将近两个军的全力打击。11月22日午时，红军集中兵力全部包围了在山城堡的第七十八师主力，突前的第232旅廖昂部首先中伏被歼，一个旅被歼灭大半。增援之第234旅亦被红军阻击部队击溃，全师溃散。丁德隆师迅速全线败退萌城一带。 在甜水堡的第一师第二旅也遭红28军打击，第1旅第2团团长杨定南殉职。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此战开创了红军首次全歼胡宗南一个旅的战绩，大挫了胡宗南的锐气。胡宗南部因此迅速与红军脱离了接触，并告诫王以哲务必小心行事。 3.西安事变和准备抗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军被编为“讨逆军”第二纵队，胡宗南任指挥官。再度入陕，驻于凤翔。 1937年4月24日胡宗南辞兼第一师师长职，第九十五师师长李铁军改任第一师师长。 1937年5月20日丁德隆调升他职，以第一师副师长李文继任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正先升任第一师副师长，詹忠言接任第一旅旅长。 1937年5月，第一师移驻徐州、海州、连云港等地，第七十八师移驻河南商丘、归德等地，守备战略要点，准备抗日战争。 4．淞沪抗战 胡宗南率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军部及第一师，于8月30日由徐州出发，第七十八师归德上车。前往无锡集中，值宝山杨步飞六十一师溃败，夏楚中军危急，第一师至无锡，尚未下车，即由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令改东开，就宝山增援，至则夏楚中阵地以失，第一师逐奋勇应战，9月2日以后，第七十八师各旅亦陆续投入战争，在毫无工事掩蔽之下，遭日军陆炮及空军轰炸，苦战五昼夜，虽官兵血肉横飞，而寸土必争，愈战狱勇；尤其在顾家镇之线，第二团团长杨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先后阵亡，负伤者尤重，9月4日夜奉命移守杨行至罗店之线，旋又转进刘行，续苦战半月之久，方调至昆山整补。时淞沪阵地宝山为一线，杨行、罗店为一线，张家楼、大场又为一线，蕴藻滨、北新泾等地属之。 9月中旬第一军扩编为十七军团，胡宗南任军团长，罗列任军团部参谋长，仍就第一军军部为指挥机构。在刘行时，补充陕西兵二千一百人，10月上旬，奉命守大杨，并增援蕴藻滨，原命胡宗南守七天，以待后方部署完成，但坚守了四十二天。苏州河之役，虽左右翼友军退却，而第一军两师阵地，屹立未动；且分兵拦击，阻敌强渡，以待援军之至。日寇不得逞，乃自金山卫登陆。 第七十八师李文所部，在无锡苦战三昼夜，方将敌拒止。11月20日奉命在镇江渡江，至扬州整理一周，补充新兵三个团。12月2日胡奉召赴京，初命守南京，将畀以南京卫戍副司令，为唐生智之副，令未下，寇已沿江北岸进犯，又命仍回浦口督战。5日胡至浦口，日寇已攻南京，10日分兵掠浦口，胡率部击却之。12日首都陷落，16日奉命在滁州布防，守一周，在滁北白米山击退来犯之日军。迄12月下旬奉命西进，年底至寿州，以后经阜阳、固始、潢川至信阳。在信阳整理部队后入陕。 1938年1月第一军开回陕西西安、凤翔附近整补，接收新兵。经过近6个月的整补军力才逐渐恢复。 5.兰封战役 1938年5月12日李铁军升任第一军军长，副师长李正先升任第一师师长。 1938年5月中旬因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南渡黄河，越归德趋豫东。胡宗南奉命率第17军团（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增援郑州。第七十八师随第一军军部、第一师在第一军军部后乘火车沿陇海路东进。20日到达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时，正好日军装甲部队袭击罗王车站，使刚到车站的27军36师和胡宗南先头部队受损。击退日军后，第一军奉命为总预备队。 此时的第1军经过松沪会战，伤亡过半，调陕西休整，补充的新兵训练未完，就被紧急调来前线。 第一军率第七十八师全部和第一师（师直属部队及1个团，其余的1个旅和1个团在郑州、开封一带守备）由张司茅、顺河集、田寨向曲兴集攻击。激战到27日攻占高堂寨、陈留口，包围日军于曲兴集。此时徐州情况发生变化，2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向第2军下令，加快向开封进军。第2军立即下令将混成第13旅团配属16师团西援，攻占商丘、涡阳等地，乃退守杞水、巩县。 6.武汉会战——信阳、罗山战役 1938年7月28日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第76军军长交换职务，陶峙岳担任第一军军长。 1938年8月下旬，日军第2军从合肥分南北两路进攻。北路日军第10师团于8月28日突破第51军防线攻占六安后，强渡淠河和史河，9月6日进占固始，继续西进。第27军团第59军在春河集(属固始)、潢川一带组织抗击，鏖战旬余，19日潢川失守。 为了守住信阳，蒋介石命令出动第1军，临时配属第17军团指挥的还有川军第45军。9月中旬，第45军军长陈鼎勋中将率第124师、第125师由襄樊赶赴信阳。立即在罗山以东竹竿铺南北地区布防，拒止敌军西进，以掩护第1军主力集结。 9月19日，日军第10师团占领潢川后，当即派第8旅团的冈田资少将率部队向罗山方向发展攻击。冈田部队进至罗山以东15 公里处的竹竿铺附近时，遭到凭借竹竿河设防的第45军部队的抵抗，双方激战一天，阵地没有大的变动。第二天凌晨，日军在高空观测的校正下，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倾泻到中国守军的头上。守备罗山县城的第124 师师长曾苏元眼见第125师部队退向罗山以北，怕困守孤城遭日军包围，又见第1军部队已赶到罗山以西栏杆铺占领了阵地，遂不顾军长陈鼎勋派员督战，擅自下令弃城撤退，打算在栏杆铺地区协助第1军防御。 9月21日，日军冈田资少将的第8旅团终于突破第17军团第45军阵地进占罗山城，然后向信阳方向展开追击，从而形成了与师团主力脱节的冒进之势。 这时第1师（附炮兵第11团、战防炮营）已经进入小罗山张湾阵地，阻击日军的进一步进攻。 9月22日，胡宗南命令第1军（第1师、第78师）和第45军部队从西、北、南三面反攻罗山，打算包围吃掉冈田旅团。初期进展顺利，逐步从罗山以西地区将日军逐村驱逐，压进罗山城内，两翼部队也已前伸到冈田旅团的后侧，形成了包围，冈田旅团处境笈笈可危，仅步兵第39联队的2800人就已骤减至不足800人。于是日军第2军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严令筱冢义男的第10师团主力驰援罗山。 9月28日，日军主力到达，重新发起攻势，胡宗南第17军团各部只好撤围退回栏杆铺一线转入防御，双方在信阳以西顶了牛，战况出现僵持。 一方为了守注信阳，另一方为了尽快占领信阳，都在紧急调兵遣将。稔彦王中将只剩下一个第3师团了，现在，他决心把最后一支机动兵力投放战场。 9月底至10月初，藤田进中将的第3师团以及岩仲义治大佐的坦克第7联队的数万大军，沿着合肥一信阳公路浩浩疡荡西进。公路上坦克、装甲车和各类汽车昼夜不绝，厚厚的烟尘把路两边行军的步骑兵们遮盖得如同土猴。10月1日，藤田进的师团司令部到达潢川。 与此同时，从汉口至信阳的京汉铁路线上也在超负荷地紧急军运。为保住信阳，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长江及江南方面紧急抽调部队，与信阳地区的第17军团合组为第5兵团，任命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上将为兵团总司令，中国统帅部也使出了最后的力量。 然而，第5兵团尚未集结部署就绪，信阳地区的胡宗南第17军团先自垮了下来。胡宗南光顾了防御罗山到信阳的公路正西，忽略了日军惯用的两翼迂回的战术。l0月初，日军第10、第3 两个师团放弃正面死打硬推的企图，主力分两路向信阳南面和北面迂回进攻。第10 师团主力冲破胡宗南薄弱的右翼，嵌入信阳以南地区，并于10月6日占领柳林镇车站，切断了京汉铁路。 第3师团在坦克第7联队配合下，攻击胡宗南的左翼，于10月11日切断信阳北面的京汉铁路。信阳无法再守了，1O月12日，胡宗南命部队放弃信阳。第1师负责全军的掩护任务，激战2天后，第1师阵地被突破，伤亡惨重，但完成了掩护任务。 信阳、罗山战役，胡宗南部队歼敌五千余，但自身伤亡惨重。 7. 驻扎陕西 武汉会战后，1938年10月第一军撤回陕西，进行整补。1939年1月第一六七师加入第一军序列，师长赵锡光。 1939年1月第一军担任第一战区的总预备队，第一军军部驻扎在合阳；第一师驻扎在韩城，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驻扎在合阳。 1939年3月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第一军下属各师取消旅级编制，部队改编为三团制（另有野战补充团）。 1939年11月第一师移防潼关，第一六七师驻守阕底镇，依天险与日军隔黄河对峙。 1940年4月第七十八师进驻陕西华县、澄城整训，并负责该段黄河河防；1940年4月第一六七师进驻华阴、华县之间整训，并负责该段黄河河防。 1940年6月15日蒋介石指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第一名毕业的丁德隆接任第一军军长。 1941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国成立四个攻击军作为战略机动部队，第一军作为西北战场的战略预备队也名列其中，军的直属部队有：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搜索营、高射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讯兵营、特务营等，人数超过一个师。 1941年5月25日，丁德隆改任新组建的第57军军长，调原第80军第97师师长韩锡侯继任第1军军长。 1941年5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紧张时胡又再次命令第76军、第1军167师出潼关进入灵宝一线增援作战。撤回后，第一六七师进驻大荔、朝邑河防。 1942年4月，韩锡侯调任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91军军长，调前庐山军官训练团办公厅副主任张卓继任军长。 8．豫中会战 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中会战，第一战区溃败。1944年5月25日洛阳失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部出击，以缓解第1战区压力。 胡宗南于是命令第8战区增援部队集结灵宝，整补第1战区溃败军队。日军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为了彻底击溃第1战区部队，打击第8战区部队，命令日军第12军一部与第1军进行灵宝会战。 胡宗南以第16军之109师、预1师守备韩城、合阳、朝邑、平民河防。命第1军之第78师、第167师开赴豫西增援。 1944年5月日军进攻河南，第78师东出潼关，进驻阌底镇；第167师直抵灵宝第一线。并以第57军第8师为前卫部队，第16军之预3师为第二梯队，出潼关迎战日寇。 胡宗南本人在华阳前进指挥所指挥督战。 胡宗南命令第一军军长张卓为前敌指挥官，指挥第1军第167师、第57军第8师、第16军之预3师在灵宝抵御日军进攻。灵宝会战历时约10天，虽付出第8师副师长王剑岳阵亡的代价，依然未能成功。第167师师长王隆玑因战败于1944年11月被撤职并降为上校军衔，由李昆岗任代理师长。 1945年1月9日，第1军军长张卓升任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同日调原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列为第1军军长。 1945年3月，第一师开赴贵州赤水整训。4月接受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之检阅，受到好评。抗战胜利后，第一师于1945年10月从贵州回驻陕西华县。 9．部队整编、第一旅被歼 1946年5月第一军整编为第一师，下属整编第1旅、整编第78旅、整编第167旅，整编旅各辖两团。为了保存实力，将原第1师第2团改为整编第1师独立团，原第167师第501团改为整编第1师补充团；只将第78师的第234团裁撤，官兵补充整编第1师的各部缺额。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胡宗南为了控制晋西黄河东岸河防，以确保关中地区的安全，便调其整编第一军的三个师和整编第三十师联合阎锡山部队进犯晋南解放区。集中于夏县、运城。进攻闻喜。 整编第1师的第1旅开赴山阳、紫荆关堵截由中原突围之新四军。1946年8月入山西南部，驻于临汾。第167旅驻扎晋南运城。第78旅于9月10日占领曲沃，9月20日前往临汾协助防守。 1946年9月整编第1旅沿同蒲路北进，进犯晋南。在浮山、临汾间的陈堰村附近被第四纵队陈赓部包围（临浮战役），24日凌晨整编第1师第1旅全部被歼，旅长黄正诚被俘。号称“天下第一”的胡宗南起家部队第一师第一旅的被歼，使胡宗南伤心万分。 1946年10月3日，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以整编第1师独立团（原第1师第2团）、整编第1师补充团（原第167师第234团）及原整编第1旅残部在山西运城重新成立整编第1旅。 10.抢占延安 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集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布置进攻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摧毁中共首脑机构的任务。 3月中旬，董钊第一军、刘戡第二十九军编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包围歼灭陕北的解放军，占领延安乃至整个边区。攻击时间定在3月14日，限令17日务必到达延安。 整编第1师于1947年3月9日进攻延安，第1旅在整编第1师的右侧前进，第167旅在在整编第1师的左侧前进，第78旅跟随整编第1师师部走在中间。3月19日占领延安。 3月18日，战事已进行到了第5天，整编第1军董钊部的先头部队整编第九十师进抵延安近郊。 3月19日拂晓，胡军前线部队报告：大部队已围住延安城。凌晨一时许，第一旅插进整编第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整编第九十师的前进道路。抢先进入延安。第一旅抢先进入延安，用意在于表示它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这支曾被吹嘘成“天下第一”的胡宗南的起家部队还到“天卞第一”。 11. 扫荡陕北 1947年3月24日董钊率整编第一军五个旅兵力于由延安出发向安塞“扫荡”，第78旅与整编第1师师部在右侧，第1旅在整编第1师的左侧前进。由于道路狭窄，军队骡马过多，董钊部队行动极缓。他们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山梁上爬上爬下，直到深夜才抵达安塞。 3月25日，董钊部按原计划向蟠龙方向前进时，突然接到胡宗南“即日赶回延安”的电报。待他拼命赶回延安时才听说：胡宗南命第31旅到青化砭掩护刘戡兵团搜剿，结果，当该旅进入青化砭时，突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吞食，只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残喘，就被全部歼灭了。 3月27日，董钊、刘戡率领第1师等9个旅直奔延川、清涧而来。日夜兼程，走了6天，也未遇解放军主力，只是碰到一些小部队和地方民兵时而出兵牵制。结果，这一次“扫荡”计划又落空了。 4月13日，董、刘率领9个旅又在蟠龙以西地区铺开数十里的扇面，开始向北“大扫荡”。继续到第二天，胡军果然遭到了解放军在广大正面的逐次阻击。他们判断这次可能是解放军主力了。官兵无不欣喜若狂，认为这下子总算没白费力，兜住了解放军主力。于是，胡命第135旅由瓦窑堡向南出击，策应刘戡兵团南北夹击解放军主力。该旅奉命仓促上路，结果当行至羊马河附近时，忽然遭到解放军的突袭，经数小时的激战，该旅4000余人被全部歼灭，代旅长麦宗禹被俘。后来，胡才得报，原来引诱董、刘两个兵团9个旅北进的只是解放军一部分兵力，而在羊马河围歼第135旅的才是解放军主力。 12．第167旅蟠龙被歼 羊马河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撤至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隐蔽待机。此时，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获悉中国CCP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在绥德附近，并已开始陆续渡黄河。遂令第1战区胡宗南部由蟠龙地区北上，并令榆林国民党军南下，企图聚歼中共中央机关及西北野战兵团于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 1947年4月26日，胡军主力整编第1、第29军共九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林出动策应。企图将共军一举歼灭在佳县、吴堡地区，或逼我东渡黄河，只留整编第一六七旅旅部率第499团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其前进补给基地（第167旅的500团随整编第1师师部前进）。 5月2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5月4日解放军野司严令即日结束战斗。解放军于黄昏终于突破第167旅残部的防线，双方展开巷战。胡宗南发报给刘戡：严令火速南下，救援蟠龙。等刘戡赶到蟠龙，已经是5月9日了。 5月5日凌晨，第167旅旅部失守，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被俘，6700人全军覆没，蟠龙被解放军占领。 1947年6月以第167旅副旅长匡泉美为旅长，将延安的残部撤到潼关接收3个团的新兵整补。而第167旅500团改称第3团，编入整编第1旅。 蟠龙战役后，整编第1师第78旅接替第167旅防守蟠龙。 在蟠龙休整以后，整编第1师（缺167旅）等部队于1947年6月10日向永宁前进，配合马家军进攻西北野战军，7月2日到达安塞，但没有遭遇到西北野战军主力。 13．黄龙战役 1947年8月18日，整编第36师奉胡宗南之命，追击解放军骑六师到达米脂北沙家店附近，但立足未稳，于深夜1时左右即遭解放军围攻，至19日晨战斗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起攻击，向该师全线阵地猛冲，混战将近黄昏，该师终于不能挽回失败的命运，遭致全师覆灭。此时董钊率领整编第1师（缺167旅）等5个旅来援，但因第36师失败太快而来不及增援。 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因为部队深陷陕西最北部，1947年8月27日胡宗南命令董钊、刘戡率所部主力自绥德地区交替掩护，南撤到延安地区一线，9月20日左右第一师到达延安附近休整。 胡宗南以8个团分散驻守黄龙山区白水、石堡（今黄龙）、宜川等地。西北野战军于9月下旬，以第2、第4纵队分别从延安以东甘谷驿和栒邑（今旬邑）东北马栏等地向黄龙山挺进。至10月4日，攻占劳山、石堡、白水等地，全歼黄龙保安警备队。两纵队在石堡会师后，继续向东发展进攻，11日攻克韩城，歼国民党军第53旅一部，俘1700余人。15日，以一部兵力向合阳（今合阳）以北佯动，两纵队主力北上，于20日夜向宜川城发起攻击，21日攻克该城，全歼守军2个团，俘3300余人，缴获山炮4门、野炮6门。同日，国民党军整编第1军以5个旅由延安南下增援，第一师（缺167旅）配合友军占领瓦窑堡。西北野战军第2、第4纵队被迫于23日撤出宜川，分别转移至黄河以东和延长县东南地区。 14. 转战晋陕 1947年8月底，陈、谢兵团渡过黄河后，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蒋遂命令胡宗南由陕北抽调兵力，开往豫西。接命后，胡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不得不命令整编第1军从陕北撤往西安、潼关一带，由新成立的裴昌会第五兵团统一指挥，在将陕北这个烂摊子完全交给了刘戡负责。整编第一师罗列部、整编三十师鲁崇义部和整编三十六师钟松的残部，也都急忙地集结豫西。 这时发生了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二打运城的战役。在阎锡山的要求下，11月9日胡宗南召回增援陇海路的整编36师师长钟松率领第1旅、第27旅、第28旅、第83旅等4个旅（12个团），增援运城。使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二打运城又告顿挫。 15.西府陇东战役 1948年3月罗列升任整编第1军（相当于兵团）军长，调第16军（未整编的军，相当于整编的师）副军长陈鞠旅任该整编第一师师长。 1948年3月5日，西野便匆匆结束修整，兵分三开始南下。10日完成了对洛川的包围。我军开始攻城后，洛川守军在整编61旅副旅长杨荫寰的指挥下依托完备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接到杨荫寰的求援电后，胡宗南派出了裴昌会兵团从豫西调回进行增援。鉴于裴昌会的行军十分谨慎，打援计划很难实现。彭德怀把注意力转向了敌后的西府地区。 3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三路大军同时开拔，揭开了西府战役的序幕。西府战役打响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先后攻克麟游、扶风、岐山等9个县城，切断了西兰公路。兵锋直指宝鸡。胡宗南电令裴昌会部分三路驰援宝鸡。 25日深夜，西北野战军向宝鸡发起了猛烈进攻。至26日上午，一纵、二纵相继攻入城内。整76师长徐保被解放军炮弹击中，被俘后不久即阵亡。解放军攻陷重镇宝鸡，缴获了足够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之下，裴昌会兵团主力整编第1师等10多个旅的兵力，向宝鸡杀来。负责陇东防务的国军整编第82师马继援部也奉命日夜兼程向长武等地急进，截击西北野战军。 彭德怀命令一、二纵将兵工厂、军火库以及来不及转运的军事物资统统炸毁，两纵队主力于28日拂晓前全部撤出宝鸡，迅速摆脱国军。 在西北野战军左右两路相继打援失利、攻克宝鸡又迅速撤离的情况下，整编第82师马继援部切断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 彭德怀准备寻找战机，5月6日在马头坡遭遇战中，马继援几乎毙命。但是裴昌会兵团实行几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使解放军寻歼马继援部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 在国军重兵“围剿”之下，彭德怀等人率领西北野战军主力，从5月5日开始历经屯子镇、荔镇、肖金镇、三不同、东平镇等数次苦战。于12日转移到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终于摆脱了国军的追击。　 16.澄合战役 西府陇东战后，7月上旬，胡宗南将主力整编第1师、第17师、第36师、第38师共78000余人分左右两路进攻黄龙山区。整编第1师从同官北进宜君，随时准备东援。四个整编师齐头并进，日进夜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7月下旬整编36师到达冯原，因为整编第1师占领马栏后，被西北野战军骑兵第6师阻击，行动缓慢；而整编第17师、第38师继续北进，拉大了与整编第36师的距离。 西北野战军于8月8日起集中第1、2、3、4、6纵队兵力在壶梯山等地围歼整编第36师，至13日整编第36师大部被歼。其它国军部队因惧怕被歼，不敢增援。 1948年9月整编第一师恢复原军番号，第一军军长由陈鞠旅担任。 17.荔北战役 1948年10月5日，西北野战军第1、2、3、4、6纵队及警备第4旅对以大荔为中心的第5兵团（整17、36、38师）发动进攻，依次攻击整17、38、36师。战役发起后，于10月6日歼灭整48旅旅部及第140、141团，整12旅第34团大部；7日歼灭整177旅第529团及整55旅一部，整12旅第36团全部。 荔北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10月10日，胡宗南以整1、36、65、76、90师及整55、135旅等13个旅9万余人反攻。西北野战军决心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求歼整65师（2个旅）为目标，集中主力1、2、3、6纵队于12日拂晓发起总攻，整编65师依托野战阵地拼命顽抗，战斗中我虽大量杀伤敌军，但自己伤亡也相继增加。在此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立即改变决心，除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外，主力后撤。13日，敌又调来整76师等7个旅连同前一天之6个旅对我实施反击，因不易割裂敌人，乃决定将主力迅速北移。国军逐步推进，直至收复失地后于17日停止前进。 荔北战役中，第78师的232团受到打击，副师长兼232团团长景纯庵战死，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78师受到最重的损失。 18.西北冬季战役 1948年11月，荔北战役后，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以第1、第76、第90军共9个主力师，分作3个集团，驻蒲城、澄城、邰阳一线（其中第1军附第30军的第30师在蒲城），以阻止西北野战军南进，其它部队分别集结于富平、三原、大荔、临潼等地区整补。 11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战役。15日，第2纵队在合阳以东临皋、乳罗山歼灭胡宗南部第144师大部。胡宗南急调第1军、第65军等部由蒲城、富平东越洛河增援，19日进至澄城、永丰镇、露井镇地区。为分散与疲惫胡军，彭德怀以第l、第4纵队及警备第4旅、骑兵第2旅组成右翼兵团，出击铜川、耀县，调胡宗南主力西援；以第2、第3、第6纵队组成左翼兵团，隐蔽集结于蒲城永丰镇以北洛河东西地区，伺机歼灭西援之胡军。21日至23日，右翼兵团先后在康庄、草滩、军台岭等地歼灭守军第3军第17师、第254师各一部。 胡宗南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铜川、耀县地区，改令第1、第65军调头西进，并将驻守澄、邰以南地区的第76、第90军南撤西援。23日，第76军撤至永丰镇及洛河以西石羊地区，发现有解放军设伏，遂停止前进；就地固守，第90军进至永丰镇以南乌泥村、唐家堡地区后，亦就地防御。西北野战军乘此时胡宗南兵力分散，以一部兵力阻击第90军，以第2、第3纵队主力于25日向第76军发起攻击，至28日，全歼第76军。当胡宗南部主力又赶至永丰镇增援时，西北野战军早已撤出战斗。 19．撤出延安 1949年2月20日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战役，进攻陕中渭北及泾河、洛河地区，胡宗南指挥部队逐步后撤，伺机反攻，第1军撤退到泾河以西地区。3月5日马步芳派第82军4个骑兵团加入战斗，胡宗南集中第1、36、65、38、69、90军共11个师向北反攻，第1师在第1军的编成内参加战斗；至3月24日，收复失地。 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从陕西蒲城、铜川、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所部相配合，防御陕中、陇东。 5月20日，第一野战军第6军占领西安。至5月底，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地区均获解放。胡宗南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第一军撤往宝鸡。 此时，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见处境孤危，为了拖住胡宗南部，以确保甘、青、宁3省，遂以三个兵团联合胡宗南部5个军共30多个师20万人，于6月9日和10日分别由永寿、长武、宝鸡地区向第一野战军实施反击，第1军也向渭水河畔前进，掩护第5兵团的南侧。第一野战军以运动防御且战且退。16日，“胡马”主力进抵咸阳、兴乎、终南镇、王曲镇一线。此时，由晋入陕的解放军第18兵团、第19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西安、咸阳地区，加入阻击战斗，其主力也正向西安急进，“胡马”部队遂分头撤返原防。第一野战军就地休整。占领了以西安为中心的陕中地区。 战后，胡宗南带着陈鞠旅的第一军退踞汉中，只留其“绥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宝鸡指挥，执行所谓持久抵抗的任务。在裴昌会指挥下的部队，有三十八军、五十七军的一个师、六十五军和九十军。 20. 最后结局 1949年7月下旬，第1军防守凤县以北秦岭地区。 1949年8月下旬，反攻宝鸡失败后，第1军退到双石镇。 1949年11月第1军退到广元，防守大巴山防线。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挺进西南,突破川东门户，直逼山城重庆。蒋介石急调第一军来重庆保驾。第一军原定20日出发，由于车辆征调困难，至22日始勉强征调到大小杂车六十辆，所辖第78师及第167师自广元分批运出，于25日运完。第一军第1师先期已乘汽车800辆运到重庆机场保卫蒋介石，掩护其撤离。第一军运重庆原已呈奉蒋中正核可，集结于九龙坡、大坪、石桥铺、歇台子地区统一使用，但是第167师先头于26日抵达綦江附近时，知綦江已遭共军攻陷，罗广文之第十五兵团，亦在南川失利，正向重庆转进中，即转而布防于重庆以东的海棠溪至南温泉一线。 三兵团先遣部队十二军103团于11月26日飞兵直插重庆南大门——山势险峻的南温泉，与国民党第167师和罗广文残部发生激烈战斗。经激战三天三夜后，第167师溃退，乘胜追击，沿海南公路通道长驱直入市中心。 第78师亦于26日起，逐次到达重庆以南的江津一带，但因“车辆破损，驾驶兵故意刁难”，至28日尚未到齐。然而当时罗广文部已全数退回长江北岸，江津当面已成真空。为防止共军向北进攻，该师以残缺之师布防于沿江津至海棠溪一线长江北岸，另以一团兵力守备白市驿机场。29日，共军二野第十二军进攻江津，以海军江防舰队所辖永安、郝穴两舰投共，其余民权、常德、英山、英德、永平亦不稳，未奉令往江津待命，致使江防尽失，共军渡江北进，第78师当面迎敌，陷于苦战。但是至二十九日晚，蒋介石以重庆大势已去，乃至白市驿机场，离渝赴蓉。行前，蒋氏决定将固守长江南岸的第167师撤回北岸，第78师则仍在渡江之共军对战中。30日，重庆沦陷。第一军奉重庆卫戍司令杨森电话指示，尽速向璧山撤退，待全军抵璧山时，又奉命共军已由永川向璧山进犯，全军应向铜梁急进。而共军二野第三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军及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七军，分沿成渝及绵璧公路，向西、北进犯。12月1日至5日，璧山、铜梁、永川、荣昌、隆昌等地，相继失陷。当第一军于五日由铜梁转进至潼南时，与尾追之共军第十二军展开激战，第167师师长赵仁伤重不治殉国，残部沿遂宁、安岳、简阳向成都转进。第1师第3团也在任务完成后，撤退回成都途中被包围，激战后第三团溃散，团长刘自强阵亡。第一军经此次消耗，实力大损， 对胡宗南而言，为一严重打击。 1949年12月25日第一军由成都向西康突围，至邛崃被解放军堵击，突围不成，第一军遭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第167师代理师长谭文纬举枪自杀,副师长高宗珊战死。12月27日第一军被迫投诚。参加投诚的主要将领为第1军军长陈鞠旅、第1军副军长陈坚等人。 21.尾声 胡宗南部退踞汉中后，胡宗南派李昆岗为“西安绥署”西昌办事处主任， 1949年10月15日，李昆岗先赴西昌；及后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朱光祖）也从汉中空运西昌。 1950年1月胡宗南决定以在西昌的第一师第二团朱光祖部为基础，扩编为第一师，由朱光祖任师长，作为胡宗南在西昌的军事基本力量。 1950年3月26日随罗列逃窜到西康越西县甘相营山中，于4月1日晚上，被彝人配合解放军将其全部消灭。朱光祖被俘杀。 二、隶属关系： 军事委员会（1936年4月——1936年10月） 剿匪军第三路军（1936年10月——1937年4月） 军事委员会（1937年4月——1937年8月） 第十五集团军（1937年8月——1937年9月） 第十七军团（1937年9月——1939年1月） 第三十四集团军（1939年1月——1945年9月） 第三十八集团军（1945年9月——1946年11月） 整编第一军（1946年11月——1948年6月） 第五兵团（1948年6月——1948年10月） 第十八兵团（1948年10月——1949年9月） 第五兵团（1949年9月——1949年12月） 三、序列沿革： 1．1936年9月成军时的序列：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副师长李文，参谋长于达（兼）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第二旅，旅长詹忠言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 第二三二旅旅长是廖昂 第二三四旅旅长是李用章 西北补充旅旅长杨德亮 军直骑兵团（原第一师骑兵团）团长马戴文 2．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的第一军序列：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于达，副参谋长罗列 第一师师长李铁军，副师长李正先，参谋长詹忠言 第一旅，旅长刘超寰 第二旅，旅长曹日晖 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 第二三二旅，旅长周士冕 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副旅长许良玉 西北补充旅旅长杨德亮（留在西北，1937年9月归第17军团指挥） 3．1938年5月李铁军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李铁军，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罗列 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参谋长张仲雷 第一旅，旅长陈鞠旅（兼） 第二旅，旅长曹日晖 第七十八师师长李文，副师长李用章，参谋长沈策 第二三二旅，旅长康庄 第二三四旅，旅长许良玉 3．1938年7月陶峙岳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陶峙岳，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曾震五 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参谋长张仲雷 第一旅，旅长陈鞠旅（兼） 第二旅，旅长曹日晖 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祺，副师长李用章，参谋长沈策 第二三二旅，旅长康庄 第二三四旅，旅长许良玉 4.1940年6月丁德隆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丁德隆，副军长罗历戎，参谋长冯龙 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陈鞠旅，参谋长张仲雷 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祺，副师长许良玉，参谋长温祖铨 第一六七师，师长周士冕，副师长王隆玑 5. 1941年5月韩锡侯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韩锡侯，副军长罗历戎，参谋长冯龙 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杲春涌，参谋长张仲雷 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副师长温祖铨，参谋长乐典 第一六七师，师长周士冕，副师长王隆玑 6.1942年4月张卓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张卓，副军长罗历戎，参谋长李汝和 第一师，师长李正先，副师长杲春涌，参谋长张仲雷 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副师长严映皋，参谋长乐典 第一六七师，师长周士冕，副师长王隆玑 7.1945年1月罗列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罗列，副军长刘超寰，参谋长沈策 第一师，师长杲春涌，副师长杨厚采，参谋长戴涛 第七十八师，师长薛敏泉，副师长陈坚，参谋长乐典 第一六七师，师长王隆玑 8.1946年5月该军整编为第一师时序列： 师长罗列，副师长刘超寰，参谋长朱侠 整编第一旅，旅长黄正诚，副旅长杨厚采，参谋长戴涛 整编第七十八旅，旅长许良玉，副旅长陈坚，参谋长乐典 整编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匡泉美，参谋长柳届春 9．1948年9月陈鞠旅任军长时序列： 军长陈鞠旅，副军长许良玉，参谋长张铭梓 第一师，师长周环，副师长王菱舟，参谋长王学勤 第七十八师，师长陈坚，副师长景纯庵，参谋长徐海涛 第一六七师，师长曾祥廷，副师长赵仁，参谋长高锐 四、下属部队简介： 第一师（整编第一旅）（1936年4月25日——1949年12月27日） 师长： 胡宗南 （1932年4月25日——1937年4月24日） 李铁军 （1932年4月25日——1938年5月12日） 李正先 （1938年5月12日——1943年6月30日） 杲春涌 （1943年6月30日——1945年9月15日） 黄正诚 （1945年9月15日——1946年9月23日） 许良玉 （1946年10月3日——1947年6月18日） 吴 俊 （1947年6月18日——1948年3月20日） 周 环 （1948年3月20日——1949年1月） 袁书田 （1949年1月——1949年12月27日） 第七十八师（整编第七十八旅）（1936年9月9日——1949年12月27日） 师长： 丁德隆 （1936年9月9日——1937年5月20日） 李文 （1937年5月20日——1938年7月7日） 刘安祺 （1938年7月7日——1940年9月） 韩锡侯 （1940年9月——1941年5月） 许良玉 （1941年5月——1946年9月） 沈策 （1946年9月——1948年4月） 陈坚 （1948年9月——1949年12月27日） 第一六七师（整编第一六七旅）（1939年初——1949年12月27日） 师长： 赵锡光 （1938年9月——1940年5月） 周士冕 （1940年5月——1942年6月） 王隆玑 （1942年6月——1944年11月） 李昆岗 （1944年11月——1946年6月）王隆玑撤职后代理 李昆岗 （1946年6月——1947年6月） 匡泉美 （1947年6月——1948年6月） 曾祥廷 （1949年6月——1949年11月） 赵仁 （1949年11月——1949年12月5日） 谭文纬 （1949年12月5日——1949年12月25日）赵仁战死后代理 西北补充旅（1936年4月25日——1937年9月调归第十七军团指挥，一直留在西北后改编为191师） 旅长：杨德亮 五、军部人事 1．军长： 胡宗南 （1936年4月——1938年5月） 李铁军 （1938年5月——1938年7月） 陶峙岳 （1938年7月——1940年6月） 丁德隆 （1940年6月——1941年5月） 韩锡侯 （1941年5月——1942年4月） 张卓 （1942年4月——1945年1月） 罗列 （1945年1月——1946年5月） 罗列 （1946年5月——1948年3月） 1946年5月改编为整编第一师 陈鞠旅 （1948年3月——1949年12月） 1948年9月恢复第一军番号 2．副军长 范汉杰 （1936年4月——1938年9月1日） 李英 （1938年7月18日——1939年） 张坤生 （1939年1月13日——1939年9月8日） 罗历戎 （1939年4月29日——1942年10月） 李正先 （1942年10月15日——1943年6月） 李用章 （1943年3月14日——1945年1月3日） 严明 （1944年4月15日——1945年1月） 杨彬 （1944年4月15日——1944年12月20日） 刘超寰 （1945年1月9日——1946年9月） 许良玉 （1946年9月——1947年12月） 段成涛 （1947年12月——1949年7月） 陈坚 （1949年7月——1949年12月） 3．参谋长： 于达 （1936年——1937年） 罗列 （1937年——1938年） 曾震五 （1938年——1940年） 冯龙 （1940年——1942年） 李汝和 （1942年——1944年） 沈策 （1944年——1946年） 朱侠 （1946年——1947年） 陈佐武 （1947年——1948年） 张铭梓 （1948年——1949年） 乔治（代）1949年 六、主官简历： 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1896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县。后移居孝丰县。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是黄埔系第一个进衔陆军上将和战区司令长官的人。 　　1925年春天，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为业，被分配到教导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任少尉见习，后调任机枪连排长。2月开始第一次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因为作战有功，晋升机枪连上尉副连长。6月又参加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接着第二次东征，胡宗南在战斗中冲在最前，杀敌勇敢，升任第一团二营营长。 　　不久，黄埔学生和国民革命军歼灭了陈炯明的叛军，统一了广东、广西。7月1日广革命政府成立，革命声威大震，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赶到了广州。戴笠也赶到广州投奔黄埔军校来了。胡宗南把戴笠带到蒋介石面前，专门给蒋介石作了介绍。蒋要他们两给他当耳目。这样，胡宗南和戴笠就成了蒋介石安插在学生总队中的耳目。“中山舰事变”前，胡宗南和戴笠把当时在国民政府第一军里的CCP员名单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情况，包括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情况都一一的报告了蒋介石。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前，蒋介石以两个教导团为基础，扩编成第一军的教导师，胡宗南改任教导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后晋升为第二团团长。1926年秋天，教导师在江西南昌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恶战十余天，惨遭溃败，师长王柏龄受撤职处分。胡宗南却在这次战斗中打的很出色。一个团打败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余人，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1927年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后，继续进行北伐。胡宗南在协助刘峙攻打蚌的作战中，指挥有方，升任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不久，进行整编，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改为第一师第二旅，他改任旅长。 　　中原大战，第一师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冯、阎部作战。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师长，奉命沿着陇海线‘击孙良诚部队。胡宗南一心想让第一师“出名”，指挥三个旅拼命厮杀。孙部不愿意和胡宗南的第一师纠缠，听说胡宗南的第一师来了，就收兵撤退。卫立煌的第十师和其它师、团听说孙良诚见到胡的部队就撤，就冒充胡宗南的第一师，一面冲锋一边大喊：“孙良诚的部队听着，我们是胡宗南第一师|”真假第一师的故事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高兴地说：“还是我的第一师能打仗。”胡宗南以作战有功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下野后复职，当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成立由胡宗南、贺衷寒、康泽等人发起的组织，定名“复兴社”，自兼社长。胡宗南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纠集四十万大军进攻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胡宗南率领第一师“追剿”红军。胡宗南一直尾追红四方面军到陕南，想跟随红军入川，但这到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拒绝，只得呆在陕南，而陕南又是杨虎城的地盘。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光有自已的军队不行，还要有自已的地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长征。胡宗南部伙同王耀武等部妄图在松潘拦截、围歼红军。结果，胡部伤亡过半，回到天水后，他伤心地生了一场大病。红军到达陕北后， 　　“七、七”事变后，日寇于1937年8月13日又突然向上海发动了大举进攻。胡宗南奉令率部到上海杨行、蕴藻浜、纪家桥一带阻击日寇对上海的进犯。结果战斗失利，一个师几乎打光，连师政治部主任沈上达也被日寇打死。 　　1938年5月下旬，胡宗南已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开赴兰封地区对日作战。1940年初，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部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抓获了大批投奔延安的有识之士、爱国学生和热血青年。 1942年初，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驻西安。1944年4月，蒋介石重划占区，任命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一向只服蒋介石一人指挥，对别人概不买账，他乘陈诚即将赴任之际，愤而上华山养病去了。 胡宗南在华山小病大养的时候，日寇第十二军集中了五六个主力师团，包括一个战车第三师团，总兵力约十二万人，突然向中原发动了进攻。先头部队到达陕西，潼关告急、西安震动，胡宗南害怕老巢被端掉了，慌忙下山，亲自到华阴指挥。几个师团分别在灵宝和时家山一带打了几次小规模的胜仗，日寇就主动撤退了。对此，胡宗南大肆宣传战绩，吹嘘他自已的部队，挽救了豫西和中原的危局，并对参战的营长以上指挥官记功进级，传令嘉奖、请勋。胡宗南本人也因此进升为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授给胜利勋章一枚。不久胡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胡宗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拥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三个集团军以及甘肃一个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合计四十余万。其势力遍及于西北诸省。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他建立了“帮会”组织——铁血团，平时考察军官思想言行，战时执行督战任务。 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胡宗南夺取延安。3月19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了延安，留下一座空城，他的部队才侵入延安。胡宗南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谎称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蒋介石特发电嘉奖，并奖给胡宗南一枚二等大授云麾勋章，将胡进升为中将加上将衔。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在延安，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西北野战军以运动战一口一口地吃掉胡部，先后在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清涧等地歼灭胡的有生力量。1948年，在宜川歼灭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炸身亡。这个败讯传到南京，将介石震怒。胡宗南连电要求撤职查办，赴京请罪，结果获撤职留任；参谋长盛文被撤职查办，送京候讯处理。4月21日胡宗南全部撤出延安，延安解放。5月20日西安解放。 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突破宋希濂的防线，宋吓得朝泸州方向逃跑。11月28日蒋介石亲自给胡宗南打电话，要他快速调第一师来重庆机场。同时命令胡宗南本人也由汉中直飞成都，好亲自为其保驾。11月30日凌晨，蒋介石由重庆仓皇来到成都。 12月，胡宗南感到成都危急，决定将长官部撤离到西昌。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三亚机场降落。胡宗南飞往海南岛后，所部群龙无首，更加混乱。当天晚上，裴昌会兵团在德阳宣布起义；第三天，李振兵团宣布起义，接着李文的第五兵团也投向人民。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乘飞机逃到了台湾。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四十万大军被干干净净地歼灭了。 1951年夏天，胡宗南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化名秦东昌，前往大陈岛就任。 1953年8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1955年9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澎湖列岛防守司令长官。 1962年2月14日深夜，胡宗南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时年六十七岁。 李铁军（1901年3月23日——2002年6月9日）字虞午，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中将。李铁军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历任第二师排、连、营，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团长。一九三零年任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副师长。一九三六年二月任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任第一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淞沪抗战，在吴淞、宝山、月埔一带抗击日军。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胡宗南辞第一军军长职，李铁军升任第一军中将军长。一九三八年七月调任七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二年六月升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四年三月以第四十二军和新编第二军编成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兼新二军军长，驻防甘肃河西走廊。 一九四六年四月李铁军接任河西警备总部总司令。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抽调整编第三师、整编第十五师、二O六师等部队会同洛阳守军共八个旅，组成第五兵团，以李铁军为司令官；这年九月，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在豫西西平县西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被歼。李铁军率少数残部逃跑。 一九四九年李铁军前往台湾，任“中央”监察委员、“国防部”部员。后定居美国。1998年曾回广州过节。1901年3月23日生，2002年6月9日病逝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字敏毓。保定军校第二期步科毕业。历任湘军参谋、教导员、营长、团长 、30师副师长、代理南京卫戍司令、24旅旅长、8师师长、76军军长、1军军长、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1战区政治部主任、37集团军总司令、甘肃酒泉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194 9年于新疆起义。建国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22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副主席等。1988年12月病逝。 丁德隆，（1904—1996），字冠洲，湖南攸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参加了两次东征、平定场刘叛乱和北伐。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六团团长。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独立旅旅长。193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八师师长、此间参加过第二次北伐、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及“围剿”红军。 1936年10月22日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上海保卫战、兰封战役和武汉会战。 1940年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以成绩第一名毕业后，蒋介石手令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次年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军长。1944年4月20日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3月8日晋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主任、副教育长。同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专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49年去台湾后，受训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二十—期，被递补为“国民大会”工人团体代表、并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在台湾主要从事写作和学术研究，着有《大同大道的理则》、《心物一元观》、《易经原理》、《知之原理与方法》等。1996年2月24日，病逝台北。 韩锡侯（1902—？）河北雄县人，字荫五。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毕业。历任军职：第43师参谋处处长、18军之团长、第97师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第1军军长、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第91军军长、第9军军长、西安防守司令。1946年被撤职。后不详。 张卓（1891——1951），名永德，字叔达，1891年生，汉族，贵州台江施洞镇人。幼年父母双亡，靠胞兄伯修抚养成长，青少年时代先后在镇远官立高级小学、北京清河军官学校学习，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十三期步科就读。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成回国。历任施洞区立高等小学教员，云南、湖南讲武学堂教官、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咨谋官、陆军整理处教育处长、遵义、渭潼警备司令、庐山军官团办公厅副主任、将官班班长、第一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主编中国近代第一部《步兵操典》。后接任中央步校教育长，在步校任职十年，培养师职以下军官近万余人，蒋介石赞赏其才，时嘉奖召见，并亲书“艰苦卓绝”四字相赠。军政部授予“干城勋章”和“云麾宝鼎勋章”各一枚。 1944年3月，张卓任三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其间，日寇企图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向国民党战场大举进攻，张卓化名金钟，率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第五十七军、新三军，在潼关一带抗击日军。曾于灵宝大败日军。军政部授予“忠勤勋章”一枚。第一战区部队整编成第一军和第九十军，任命其为第一军副军长，他辞而不就。1946年任绥署中将高参，后复任胡宗南部副司令。1948年胡部被解放军击败后返回故里，1951年身故。 罗列（1907—1976）福建长汀人，原名先发，号冷梅。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陆大第十期毕业。历任军校入伍生1团 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1军2师连长、营长、总司令部大队长、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兵学院教官、1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17军团参谋长、34集团军参谋长、48师师长、5战区干训团教育长、军校8分校主任、8战区副 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军军长、整编1师师长、整编1军军长、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参谋长、“国防部”参议、“陆军”副总参谋长、1军团司令官、“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三军联 合大学校长、“国防部”副总参谋长执行官、陆军总司令、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主任呢、“国防研究院”副主任。1970年退 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1976年9月3日病逝台北。 陈鞠旅（1899—1952）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历任排长、连长、教官、59师参谋、团副、军校7分校教导大队大队长、86军教导旅副旅长、16军预3师师长、16军副军长、整编1师师长、 1军军长、18兵团副司令官。1949年12月于川西投诚。后任西南军区高参室高参。因牵涉特务问题被捕， 1952年3月2日被镇压。 七．简评： 第一军的基本部队是由第一师扩建为第一师、第七十八师组建的。而第一六七师是由赣军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各一部组成的，虽然在归属于第一军后早已被中央化，但是在第一军中仍处于杂牌地位，战时在前，如豫中会战作为先头部队（第一师和第七十八师为预备队），1945年底进攻晋南也是先行。在蟠龙战役后，其没有被消灭的第500团反而被抽调到第一师，使其全部是新兵，连个核心部队都没有（后来经过反复争取后才调回）。 由于第一军在淞沪战役和信阳战役中损失了绝大部分精锐，而后长期驻防潼关黄河河防，1938年10月后没有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战斗，所以此后的战斗力不强。如全美械的第一师在临浮战役中不到两天战斗就被消灭。 第一军在干部任用方面也出过一些奇招，如将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张卓任为第一军军长，将炮兵军官黄正诚任命为第一师师长。但是在实战中张卓在灵宝战役中失败，黄正诚在临浮战役中被消灭俘虏，效果都不好。

中华民国（1912～1949.9） 从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 民国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20世纪初，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如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由此，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结束了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列强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 袁世凯为独揽统治权，他逼迫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接着派人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还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另行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称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握政府实权，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1917年，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立即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赶走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并对德宣战。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军阀进行大规模战争，主要有3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湖南、云南、四川、贵州纷纷宣布自治。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浙江督军卢永祥和张作霖及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张作霖趁战争爆发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冯玉祥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战败，仓皇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他们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范围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1919年1月，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并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CCP成立大会。次年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CCP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CCP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CCP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 ，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但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G.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孙中山在几经挫折以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开始同CCP人建立联系，真诚希望同CCP人合作，并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CCP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也指出：“中国现存的多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 ，比较是真的民主派 。”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A.A.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同时孙中山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M.M.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其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下，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部广泛展开，并迅速扩展到北方。 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4年6月， 新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1924年10月，孙中山依靠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平定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率军北伐，支援江浙卢永祥的反直战争。这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中旬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时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应段、冯、张等人的邀请，孙中山决定北上。段上台后立即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此换取列强承认，并于1925年初召开善后会议，下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遗嘱唤醒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4、5月间，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继福州惨案和青岛惨案之后，又在上海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在中国CCP领导下，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迅速波及全国。香港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年多（见省港大罢工）。 孙中山北上后，广东政府先后举行两次东征，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孙中山逝世后，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见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接受孙中山遗嘱，对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组成。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削弱了CCP人在军内的力量，并将CCP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被迫出国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军政大权。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北伐军节节取胜（见北伐战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全为北伐军占有。同时在北方，退到绥远的国民军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武汉。蒋介石由南昌到达上海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宁、汉两个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谈判，至7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CCP领导的革命斗争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27年9月，南京政府以李宗仁为首 的桂系联合汪精卫集团，逼迫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宣布并入南京政府。但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但还没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得不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主席，表示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地位。 当南方政局陷入混乱之际，盘踞北方的张作霖及孙传芳乘机反攻，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张作霖的安国军节节败退。1928年6月，张作霖退回关外，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于撤退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于12月29日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见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颁布“训政纲领”，由国民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治权”。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929年3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汪精卫的改组派等一切反蒋派别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贺衷寒、戴笠等人建立特务组织，于20年代末组成CC集团，于30年代初组成力行社（其外围组织称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两个组织后来分别改组为中统和军统。同时还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城乡人民的控制和压迫。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声明对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一般均予承认。同时，国民政府否认列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经过谈判，列强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但仍附有一些不平等条件。在经济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提高关税，对盐税大加整顿，又裁撤厘金，对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统税。同时整理金融外债，成立中央银行。此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逐步确立了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地位。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实行，到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军队。这就激化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同年3月，首先爆发的是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接着发生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生智）战争。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讨伐令”的蒋介石在这些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蒋阎冯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的主张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激烈抨击。蒋于1931年2月将胡扣押，并于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于是，国民党各派要人集中到广州召开非常会议 ，于5月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担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得不停止混战。12月，蒋介石被迫辞职。宁、沪、粤三方改组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但孙科于次年1月辞职。蒋介石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从此开始蒋汪合作的局面。 当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候，CCP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南方农村蓬勃展开 。中国CCP领导的军队2万余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指挥，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撤退到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后，朱德、陈毅、彭德怀率领部队先后到达冈山，壮大了革命队伍。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此外，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等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 从1930年蒋阎冯大战结束后，国民党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内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发动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抽调庞大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军事“围剿”。工农红军打破了军事“围剿”，发展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 ，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见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年2～3月 ，日本公然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于长春成立伪满洲国。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上半年大举进攻热河。驻守长城一线的国民党驻军奋起抵抗，屡败日军。冯玉祥同CCP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收复察哈尔失地。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见福建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从察北和冀东撤退。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 ，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取消河北、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禁止人民排日 ，撤退在河北境内的中央军 。1935年11月 ，国民政府又屈从日本的压力，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使冀、察两省特殊化。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训练了大批军事人员；并于9月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当时，由于CCP内“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CCP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中国CCP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在中国CCP的领导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坚持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立场，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日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作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对内仍坚持反共方针。当时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并同CCP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1936年12月12日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点。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 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武装挑衅，并由此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见七七事变）。驻守平津的中国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中国CCP发出通电，号召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一面密令军队北上增援，一面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事变的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否则只有抗战到底。政府虽表明应战决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强出面干涉，平津终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于8月13日侵犯上海（见淞沪会战）。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达3个月之久。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经过国共两党谈判，承认了中国CCP的合法地位。抗战开始不久，中国CCP即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为了表示共御外侮的决心和诚意，CCP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奔赴抗日前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在强敌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由于蒋介石及政府中枢主要人员迁往武汉，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汉是中国抗战、内政及外交活动的中心。为了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及私营工厂迁往内地，为战时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中学校师生也陆续内迁 。南线日军攻战上海后分3路进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约有30万中国人被杀害（见南京大屠杀）。在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万余人。 日本一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 。但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1938年，国民党对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工作都加以改善。同时组成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取代了国防参议会。中国CCP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活动，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及速胜论等错误思想，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国民党为强化其组织，实行总裁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正副总裁，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和独裁政策，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国民党控制和训练青年的组织。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便从南北夹击徐州。在徐州一带的中国军队奉命转移。日军占领徐州后，目标是攻占武汉。为了保卫武汉，中国调集约100万军队，历时4个月，但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与此同时，日军在广东沿海登陆。武汉撤退后，国民党军政机关迁到长沙。 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和战略战役上指挥失误等因素，抗战仅1年余，国民政府退到西南一隅，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战略退却，也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从1938年底起，日本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推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屈从日本的压力，于1938年12月从重庆逃往上海敌战区，先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接着于1940年3月在南京组成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前此， 日本制造的北平“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均并入汪伪政权。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 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败退的同时，坚持全面抗战的中国CCP，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迅速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大小十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1941年和1942年，中国CCP发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普遍展开反“扫荡”斗争。 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国CCP人作了有力的回击，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1939年，美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美、英与中国正式结盟，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将军J.W.史迪威为总参谋长。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给日军以重创。1943年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定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 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拒绝实行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独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不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中国CCP派驻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极领导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至1944年底，日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1945年春，中国陆军在西南各战区开始反攻，取得湘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此同时，中国CCP领导的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作战。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战后中国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CCP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中国CCP章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出路。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政策及有关措施，但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为发动反共内战作了准备。蒋介石连任总裁。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抗战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参谋长。他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合作的关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调回国（见史迪威事件），美国对华政策即从联共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扩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绝接受。8月，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在日本掷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红军进入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 ，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与中华民国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部队照计划推进，而命令CCP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及许多战略要地，收编伪军数十万人。蒋介石借口恢复铁路交通派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在舆论的压力下 ，蒋介石于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谈判一边派兵进攻华北各地解放区，施加军事压力。CCP实行自卫反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CCP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10月10日发表《双十协定》。11月，美国政府派G.C.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见马歇尔调处），调解国共争端，在中国组成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由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执行停战令。在停战令颁布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制造流血事件。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三省，蛮横地拒绝与CCP谈判有关东北问题。苏联军队自东北撤退后，国民党部队进驻长春、沈阳等城市。对于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种种行径，CCP一方面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CCP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于6月大举发动全面内战。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甚为悬殊。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攻占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张家口时，达到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高峰。占领张家口后 ，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解失败回国，美国退出军调部；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军调处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 。国民党一意孤行 ，于同年3月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CCP采取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解放军以24万人的损失，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人。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1947年，CCP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开始全力开辟中原地区。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破产。财政经济急剧恶化，民不聊生。在京、沪、平、津等大城市里接连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抢米风潮席卷全国。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解散了民主同盟。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抛弃了中间路线，拥护中共的主张。国民党进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于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略要地，以卫立煌、傅作义、刘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别担任总司令，掌握各战区的军政大权。中共中央发动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平津战役，攻占天津、张家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经济情况迅速恶化，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政府财政枯竭，翁文灏内阁无法维持政局宣告垮台。国民党统治集团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的境地。但蒋介石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继续拼凑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于1949年元旦提出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内和平的前提 。中国CCP提出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求和失败以后，被迫于1月21日宣布引退 。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氏退到浙江奉化家乡以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操纵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8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派遣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中国CCP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南京代表团要求人民解放军不渡长江，以维持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共拒绝了南京代表团的要求 ，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对国民党作了一些让步，限定以4月20日为签订日期。李宗仁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杭州、武汉等城市，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1949年9月，在中国CCP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北京政府的成立。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开始了CCP在中国的统治

美〕魏斐德 著 梁禾 译 　　本文作者是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的弟弟，多年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作者运用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搜集的历史档案资料，描述了戴笠复杂的个性和人性，并介绍了戴笠是如何逐渐上升到权力高峰的。 　　 戴母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的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已进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其实没有父亲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来自土匪出没的浙江山区、有着显赫家世的戴母，肯定下了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显然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贴耳。后来有许多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他母亲活到了80多岁。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的劣性失控发作而把手下人当做仆人一样虐待时，他母亲便会轻声而坚定地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相反，他们告诉她，她的儿子代表蒋介石去美国谈判了。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的话，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甚至在1948年毛人凤带领戴笠以前的助手们为她祝80岁大寿时，她也未动声色。次年她便去世了。 　　嫖和赌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总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戴笠的记忆力也非常强健，1913年他从文溪高小毕业时，是班上的第一名。 　　次年，戴笠结婚了。年轻的新娘毛秀丛，其父毛应升是离县城仅有二三公里的枫林镇上的地主。显然，这个婚姻差强人意，超码它没有使戴笠的放荡不羁就范。从各方面看，他仍是个恶贯满盈的丈夫，吃喝嫖赌，直到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1914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三个月。向来聪明的他赢得了老师的尊敬和同学们的忠心，但在1916年他因偷窃被抓住，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总而言之，江山对他并不比杭州更热情。戴笠对赌博的嗜好使他卷入了更深的麻烦。他把扑克牌玩得心应手，而且这些年来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显然经常作弊。那时县警察常以在光天化日下之下逮捕赌棍的方法来禁赌，为了避免罚款，地方上大多数成瘾的赌徒们常在夜晚聚集在夏口河对面的一块空场地上。为不被水浸湿，戴笠常用一只装稻米的滚筒划着过河。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住，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大概是后来梅乐斯认为他被CCP的拳头打掉牙齿的真正原因)。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证明完全不合格。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不管戴笠是否作了弊，他的确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战友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着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籽，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这些夜间活动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1918年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一直到他母亲来后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在一个像样的民间学校替他报名入学。显然是在她的督促下，这个“了鬼”参加了衢州师范学校的人学考试，并于1919年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但尽管有这个免费教育，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他经常在钱塘江上下游，从衢州至金华上游到下游及杭州和宁波一带转悠。 　　到了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系离开了杭州去上海，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城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这些乱七八糟的帮匪们来说，戴笠只不过是又一个跑腿的而已。他在赌场当私人保镖或跑堂，且常常没工可做，总是想法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惟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旅居上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惟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1920年间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有她的反对，张冠夫还是随着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在1931年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主管苏浙行动委员会经理处的中将及军统财处副处长的任命。尽管有这些报赏，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她所了解的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是个瘪三，在她看来，他永远是一个扮作国王的猴子而已。而到了后来灯红酒绿的年代，轮到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夫人十分鄙视，管她叫做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用怂恿表弟纳妾，让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小老婆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办法，来竭力折磨她。 　　有人认为，1923年戴笠断断续续地与他的表弟和表弟媳一直住了一年。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间小有名气。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这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很轻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在1928年报告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地下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所以戴笠就把这个帮会头子称做“三哥”。总之，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 　　在那段“打流”的岁月里，戴笠经常回到江山山区。1922年，他设法弄到了仙霞乡学务委员的职位，这可能与他读过省立师范学校有关。两年后他28岁时，在保安村建立了军事组织“团兵队”。尽管这支自卫力量为保卫保安村而参加了打击孙传芳的同盟孟昭月的江浙战争，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以“清乡”为主，而戴笠在其中任主力打手。戴笠小小的武装力量在打击地地方土匪上极为有效。戴笠经常自告奋勇，在漆黑的暴雨之夜，亲自爬越荆棘丛生或长满灌木的山坡，搜捕这个由地主组成的团兵队的敌人。戴笠的勇敢和坚韧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他身上的某种凶狠野蛮了。但是，保安村的自卫团最终还是无法击败孟将军的部队，于是戴笠再次决定离开江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 　　 　　 胡宗南 　　胡宗南有一次来杭州时，戴笠有幸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成了戴笠在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与胡的结识过程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人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一队学生由一个年轻的男老师领着走来，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戴笠见了后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尽管这两个人没有交换语言，但对水中人的尴尬他们相互抱以微笑。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那个叫寿山老师的周到。那个老师便是胡宗南。不久，胡便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有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 　　戴笠居然认识了所有这些人，而且他被这些革命派当做“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由于那时名为“光棍”、实为革命党信使的人们来往频繁，戴笠便猜想他们是孙中山在广州的特工人员。但他不敢把这些说出来，于是他一开始回答戴季陶说：“只要我有饭吃，什么都行。”后来他终于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过了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不仅如此，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而且谁这么做了往往便会倒大霉)，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就像一件瓷器成形，一块金属受到冶炼一样。他惟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 ricky436 2006-08-23 14:48 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CCP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CCP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CCP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 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 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CCP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CCP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CCP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zslqlq 2006-08-29 18:54 男儿事业有戴笠 戴笠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 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5年，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CCP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 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 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作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 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病态、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陆军的四十个集团军 发表: 萨沙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场是同盟国在亚洲地面作战的主要战场，中国抗日军队在八年对日作战中，歼灭、消耗及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绝大部分陆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陆军先后编成40个番号的集团军参加对日作战。 第一集团军 1937年8月上旬由原驻守在平津冀察地区的第二十九军扩编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宋哲元，下辖初由宋哲元兼军长后由张自忠任军长的第五十九军、冯治安任军长的第七十七军和刘汝明任军长的第六十八军，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在卢沟桥抗战中驻守宛平的第三十七师第一一0旅吉星文的第二一九团及抗战爆发后最早为国捐躯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都属于这支部队。将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据说是为了表彰这支率先参加对日作战的部队，授予该集团军3个军的番号也别具匠心，即一个明“七七”，即第七十七军，两个暗“ 七七”，即第五十九军和第六十八军，以纪念七七抗战。后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加入平绥路一线作战的第七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37年10月下旬，第五十三军、骑三军、第九十二军、第六十七军等部也曾归属第一集团军指挥。该集团军参加过津浦路北段和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行动，在菏泽保卫战中，配属第一集团军作战的湖南部队第二十三师作战失利，师长李必蕃受重伤后自戕殉国。1938年，第一集团军自河北退入河南，后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管辖，驻守湖北北部。同年10月，第一集团军奉令整建制改称第三十三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为张自忠，一直驻守在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的湖北北部地区。尔后，由卢汉将军任军长的第六十军奉令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抗战爆发后，云南实力派首领龙云接受南京国民**国防会议的命令，将其训练多年、由全部法式武器装备的6个旅的滇军编为陆军第六十军，1937年10月，第六十军在卢汉率领下出滇抗日。1938年4 月下旬到达徐州战场，奉令归第五战区指挥，随即参加徐州外围禹王山战斗，首次对日作战即以极其顽强的战斗作风及时扼制住日军的攻势，坚守预定防线20余天，以伤亡官兵近两万人的代价胜利完成统帅部及战区赋予的战斗任务，该军第一八三师第五四二旅旅长陈钟书在与日军的激战中阵亡殉国。由第六十军扩编成的第一集团军下辖先为卢汉、后为安恩溥为军长的第六十军、孙渡为军长的第五十八军和张冲为军长的新编第三军，集团军总司令初为龙云，继任为卢汉。后该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管辖，驻守江西、滇西，曾参加过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1940年后，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及总司令卢汉率第六十军奉令调回云南，接受昆明行营指挥管辖，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及副总司令高荫槐、孙渡率第五十八军、新三军仍留湖南、江西接受第九战区指挥管辖。1944年秋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第九十三军在广西全州作战中失利，军长陈牧农被逮捕枪决，该部番号也被取消。1945年初，在云南的第一集团军下辖的部队一部奉令扩编为第九十三军。不久，在云南的第一集团军的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奉令加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专门用于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一方面军，在湖南第九战区的第一集团军番号直至抗战胜利才撤销。后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曾赴越南参加接受日军投降的工作。 第二集团军 1937年8月上旬由原西北军一部组成的第二十六路军为主编组而成，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孙连仲，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是该集团军的基本部队，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第五十二军、第三十二军、第三军都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该集团军是七七事变后最早进军华北增援第二十九军的中国军队，曾在琉璃河、良乡等地区抗击日军。后奉令调归第二战区指挥，参加扼守冀晋要隘娘子关的战役。1938年初，该集团军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管辖，孙连仲继任集团军总司令，其基本部队编组为第三十军和第四十二军，该集团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是担任坚守任务的主力作战部队，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后韩复榘旧部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宋哲元旧部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也加入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38年11月3日，该集团军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在大别山战役结束后转进襄樊途中遭敌机轰炸而牺牲。1939年初，该集团军调归第一战区指挥。1940年又划回第五战区，长期驻守豫西南鄂北地区，曾参加过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策应作战。1943年孙连仲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其基本部队随其调至第六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代理，下辖第六十八军、第五十五军及石友三旧部米文和的第六十九军，参加过常德会战及豫西鄂北会战。 第三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由驻扎在山东省的中国军队奉令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韩复榘、副总司令为于学忠和沈鸿烈，下辖第十二军、第五十五军、第五十六军和第五十一军，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其中孙桐萱为军长的第十二军、谷良民为军长的第五十六军和曹福林为军长的第五十五军是其基本部队。1938年初，韩复榘因对日作战不利被国民**军事委员会下令处决，于学忠继任该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曾参加台儿庄会战外围作战，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师长方叔洪、第一○二师第三○六旅旅长扈先梅均在作战中阵亡殉国。1938年夏，第三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管辖，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桐萱，但因第五十六军番号撤销(其第二十二师编入第十二军，第七十四师编入第五十五军)，而第五十五军加入第二集团军，第五十一军加入第三十一集团军，仅辖第十二军，后该集团军在江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初，第三集团军调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自此长期驻守河南。由于国民党**对韩复榘旧部采取极不信任和限制、分化的政策，至1943年夏，第三集团军只辖有第十二军的第二十师、第二十二师、第八十一师。不久，孙桐萱被国民党**借故撤职扣压，第十二军被编入中央嫡系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至此，原由韩复榘部队为主组成的第三集团军消失。随后，第三集团军的番号被转给中央嫡系胡宗南所控制的第八战区的部队，集团军总部设在甘肃武威，总司令为李铁军，下辖第九十一军的暂五十八师、骑十师、新编第四师等部，李铁军调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集团军总司令名义上由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将军继任，但实权控制在副总司令于达手中。赵原系杨虎城旧部，此次被蒋介石以升官名义调离原部队，剥夺了兵权。 第四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蒋鼎文，下辖第二军的第三师、第八十师及独立旅等部，属第四战区指挥管辖。淞沪会战后期，该集团军的第二军曾赴上海参战。1938年7月，该集团军管辖第八十军的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师，驻守福建，后该地防务及部队改归陈仪为主任的闽绥靖区和第二十五集团军指挥。第四集团军的番号转而划归第二战区，由原杨虎城将军第十七路军出陕抗日并在著名的娘子关战役和坚守中条山诸战中屡立战功的部队为主扩编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孙蔚如、副总司令为李家钰，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四十七军，驻防山西南部。1940年，李家钰率第四十七军脱离第四集团军，另行组建第三十六集团军。1941年起第四集团军转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中条山战役后，第四集团军退过黄河，驻守河南。1943年夏，国民党中央嫡系第十四军加入第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尔后，国民党中央以明升暗降手法将第四集团军主力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调任其嫡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任命黄埔生张耀明为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十八军军长。1944 年中原会战时期，第四集团军在登封、汜水一线战斗中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45年7月17日，又以提升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由，将其调离第四集团军，旨在控制和分化杨虎城的旧部。 第五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顾祝同、副总司令为上官云相，下辖第八军、第一军、第二十六军、第五十七军等部，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淞沪会战爆发后，第八军、第一军等分别编入其他集团军战斗序列，顾祝同也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直接指挥淞沪会战。1938年夏，于学忠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基本部队第五十一军和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1938年底，于学忠奉令率部组建鲁苏战区。后第五集团军番号调归第二战区，由驻守山西南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编组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曾万钟、副总司令刘茂恩，下辖北伐时就存在的朱培德系统滇军第三军、刘茂恩的河南土著部队第十五军、高桂滋的陕北土著部队第十七军，其基本部队为第三军。1941年初，第五集团军及中条山战区部队划归第一战区指挥。此时，第五集团军仅指挥第三军和第九十八军。1941年夏中条山战役中，第五集团军总部及其主力第三军遭到惨重失败，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该军主力师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及大量官佐阵亡，1941年夏末，第九十八军在与日军作战中失利，9月29日，军长武士敏阵亡。后该集团军番号被撤销。1943年4月后，第五集团军番号在昆明行营恢复，集团军总司令为杜聿明，下辖第五军、第八军等部，其基本部队为第五军，该军是中国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军事委员会直辖的机动主力作战部队，1939年底曾在广西昆仑关用苏式装备全歼日军主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后参加第一次入缅远征军，著名的抗日殉国将领戴安澜就是第五军第二○○师师长。 第六集团军 1937年8月上旬由晋绥军部队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杨爱源，副总司令为孙楚，下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等部，该集团军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归第二战区指挥管辖，在山西境内作战，曾参加过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等。其第三十三军第二○三旅旅长梁镜斋、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分别在茹越口战斗、原平保卫战中阵亡殉国。1939年，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为陈长捷，下辖第六十一军和第八十三军等部，曾发动过反共的“晋西事变 ”。1940年后，杨爱源又接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后该集团军一直辖有第十九军和第二十三军。 第七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由驻扎在晋北及察哈尔的中国军队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傅作义、副总司令为刘汝明，下辖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八军、第十七军和第十三军，属第二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平绥路南口保卫战、雁北作战和忻口保卫战等。在张家口保卫战中，第六十八军保安第二旅旅长马玉田阵亡殉国。1938年初，傅作义率其基本部队第三十五军赴绥远组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第六十八军、第十三军、第十七军也奉令脱离该集团军指挥。但第七集团军番号仍留在第二战区，后赵承绶继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八十三军、骑一军等部。1941年以后，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一直指挥管辖第三十三军和第三十四军。1942年6月，其第三十四军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王凤山在晋西南与日军作战中阵亡。 第八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发奎，下辖第六十九军的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等部，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该集团军曾参加淞沪会战，担任右翼作战任务。1938年初，第八集团军转为军事委员会直辖兵团，张发奎仍任司令，下辖第三十六师、第五十师、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及第一六七师。后该集团军建制撤销，其番号给予在山西的第二战区的晋绥军部队，新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楚，初期指挥管辖第六十六师、第二十一师等部，后指挥管辖第三十四军、暂编第一军。自1943年起，该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楚，副总司令为楚溪春，一直指挥管辖第四十三军和第六十一军等部队。 第九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在上海地区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张治中，下辖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均系原国民**警卫军，由德国顾问训练的精锐之师，是最早投入淞沪战场的部队，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1937年8月13日，在淞沪战场最早阵亡殉国的黄梅兴将军就是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旅长。9月中旬，朱绍良接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十八师、第六十一师加入该集团军战斗序列，这时该集团军担任淞沪战场中央地段防守任务。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就是由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的官兵组成。10 月25日，该集团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因所扼守的大场防线被突破，官兵伤亡惨重，无力恢复而自戕殉国，成为抗战爆发后首位自杀殉国的中国将军。后在南京保卫战中，该集团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旅长高致嵩、第二六二旅旅长朱赤均阵亡殉国。1938年夏，第九集团军番号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管辖，集团军总司令为吴奇伟，下辖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第八军和第六十六军等部，驻扎江西，曾参加武汉会战，是万家岭大捷的主力参战部队，该战全歼日军四个联队。到1939年春，第九集团军只辖第四军、第四十九军，参加过南昌战役。1940年，第九集团军番号转归第四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为关麟徵，下辖第五十四军、第六军。1943年，第九集团军又调归昆明行营指挥管辖，关麟徵仍任集团军总司令，其起家部队第五十二军加入该集团军战斗序列。后第五十四军、第六军调离该集团军。1945年春，第九集团军及第五十二军奉令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专门用于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一方面军，关麟徵任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 第十集团军 1937年8月下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刘建绪，下辖陶广的第二十八军和李觉的第七十军等湖南部队，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该集团军曾参加淞沪会战右翼战线作战，后驻守浙江一线。1938年夏，第七十军调离，第十集团军只辖第二十八军的第六十三师、第一九二师、第一九四师、第一○七师和预十师等部。1939年，第九十一军加入该集团军战斗序列.1940年后，王敬久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何绍周的第八十八军和冯圣法的暂九军，1942年，该集团军曾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后，第十集团军番号转归第六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仍为王敬久，但其下辖部队改为陈诚“土木系”的3个军，即第十八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九军，驻守湖北，曾参加过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19 45年起，该集团军指挥管辖第六十六军和侯镜如的第九十二军，曾参加过湘西会战的策应作战. 第十一集团军 1937年底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下辖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桂系部队，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徐州会战，在明光、滁县一线顽强抗击日军。后该集团军改辖覃联芳的第八十四军、张义纯的第四十八军、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等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该集团军指挥第八十四军和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10月，李品仙调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夏威、黄琪翔先后接任集团军总司令，并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将军在唐河战役中殉国。后第三十九军转归第三十三集团军指挥，第八十四军转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指挥，9月，第十一集团军在第五战区撤销。1941年末，第十一集团军番号调归昆明行营使用，宋希濂任总司令，张轸任副总司令，下辖第七十一军及预二师、新三十九师和新二十九师等部，曾在云南怒江一线抗击进犯日军。1944年春，第十一集团军调归中国滇西远征军司令部指挥，下辖王凌云的第二军、黄杰的第六军、钟彬的第七十一军等部。5月中旬，该集团军参加滇西反攻战役，经过极其惨烈的8个月激战后攻克龙陵、松山、畹町等地，与滇西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及中国驻印军反攻部队共同打通滇缅路，在芒友胜利会师，歼灭日军第二、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等部，创造了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单一战场战绩最重大的一次胜利。同年9月，黄杰继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后该集团军的第七十一军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用于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三方面军，第二军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部队，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销。 第十二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由粤系军队奉令组建，集团军总司令为余汉谋，下辖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和第六十六军，属第四战区指挥管辖，驻守广东省。第六十六军曾赴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场，其第一五九师参谋长姚中英、第一六○师参谋长司徒非均在战斗中阵亡。1938年夏，第六十四军调至江西参加武汉会战。10月中旬，第十二集团军在大亚湾及广东沿海与登陆日军展开战斗。在抗击日军向广东内地推进的战斗中，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二师副师长林英灿、第六十三军第一五三师第四五九旅旅长钟芳峻均阵亡。1941年，第十二集团军划归当时的第七战区指挥管辖，仍驻守广东，下辖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余汉谋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1944年夏，该集团军曾参加豫湘桂战役中广东战区的作战。1945年初，第十二集团军的第六十二军奉令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用于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二方面军。从此，该集团军只辖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 第十三集团军 1939年2月由晋绥军部队奉令组建，该集团军始终属第二战区指挥管辖，在山西境内驻防。集团军总司令为王靖国、副总司令为陈长捷，下辖第十九军的第六十八师、第七十师及第二○一旅等部，后陈长捷调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该集团军指挥管辖第十九军、第三十三军。其第十九军第七十师师长石作衡、第七十师第二一五旅旅长赵锡章、第七十师第二○五旅旅长徐积章先后在对日作战中阵亡。1941年该集团军总司令仍为王靖国、副总司令为刘奉滨，自1943年起，一直指挥管辖第八十三军、骑一军等部。 第十四集团军 1937年8月上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卫立煌，其基本部队第十四军为中央军嫡系，下辖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该集团军是抗战爆发后首支开进华北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曾在平西地区对日作战，属第一战区管辖。9月，该集团军为增强山西对日作战力量，经石太路进入山西，调归第二战区指挥，不久，第九军加入该集团军战斗序列。该集团军参加了著名的忻口会战，担任中央集团的主力作战任务，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均在与日军的激战中阵亡。此次战役后，该集团军退至晋东南，第九十三军、第九十八军都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39年10月，刘茂恩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基本部队第十五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裴昌会的第九军和范汉杰的第二十七军，仍驻守晋南中条山区，属第二战区指挥管辖。1941年初，晋南中条山战区部队全部划归第一战区指挥。1941年春末中条山战役后，该集团军退过黄河，驻守河南。至1944年夏，该集团军总司令仍为刘茂恩，仅辖第十五军和谢辅三的暂编第四军。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第十四集团军的部队在洛阳保卫战中曾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到1944年底，第十四集团军番号被撤销，其所属各部队由第一战区商南指挥所指挥管辖。 第十五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陈诚、副总司令为罗卓英，下辖罗卓英的第十八军、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和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是参加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主力作战兵团之一，担任左翼战线作战任务，曾在罗店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胡宗南的第一军和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也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担任宝山县城防守任务的第五十四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二旅第五八三团姚子青营在与日军的激战中全营阵亡。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第一一○旅旅长蔡炳炎、第九十师第二○七旅旅长宫惠民均在淞沪战场阵亡殉国。1937年10月，罗卓英继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仍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下辖吴奇伟的第四军、罗卓英的第十八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万耀煌的第二十五军和王东原的第七十三军。1938年夏，陈诚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其基本部队第十八军随其调至第九战区，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也分别调入第九战区其他集团军战斗序列，参加武汉会战，第十五集团军番号撤销。1939年后，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九战区恢复，关麟徵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基本部队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陈沛的第三十七军和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曾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关麟徵率第五十二军组建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番号撤销。1941年春，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一战区恢复使用，集团军总司令为何柱国，副总司令为李仙洲，下辖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和廖运泽的骑二军。该集团军曾参加中原会战，其骑二军骑八师副师长卢广伟在阜阳战斗中阵亡殉国。1945年初，第十五集团军划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何柱国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集团军副总司令为陈又新、徐梁，下辖骑二军和周毓英的第五十一军。 第十六集团军 1939年2月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夏威、副总司令为蔡廷锴，下辖夏威兼任军长的第四十六军和邓龙光的第六十四军，属第四战区指挥管辖，驻防两广地区。11 月，第六十四军调归第二十五集团军，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加入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39 年底，该集团军参加桂南会战诸战役。1942年后，韦云淞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仍指挥贺维珍的第三十一军和周祖晃的第四十六军两支桂系军队。1944年夏中央军嫡系陈牧农的第九十三军加入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4年9月至12月的桂柳会战中，该集团军作为第四战区主力部队参加对日作战，在坚守桂林的战斗中，该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垣、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第一七○师副师长胡厚基均阵亡殉国。1945年4月，该集团军第四十六军奉令加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用于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二方面军，第九十三军番号给予在云南的第一集团军后则编入第一方面军。第十六集团军番号撤销。 第十七集团军 1937年8月中旬，由驻扎在宁夏、青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奉令编组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马鸿逵，下辖马鸿逵兼任师长的第一六八师、马步芳的第一○○师和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驻防宁夏、青海地区。1938年起，该集团军指挥管辖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孔令恂的第八十军、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和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军，属第八战区指挥管辖。1938 年底，马步芳奉令率第八十二军和骑兵第五军准备另行组建第四十集团军，脱离第十七集团军战斗序列，第八十军也奉令他调，故自1939年4月起，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马鸿逵只指挥管辖其兼任军长的第十一军和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受驻陕坝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指挥管辖，驻防宁夏及绥远西部，第八十一军马腾蛟的第三十五师曾参加绥西抗战，并在包头以南黄河一线担任河防任务。 第十八集团军 即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CCP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对日作战战斗序列中的正式番号。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为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行多次协商谈判。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共45000人，属第二战区指挥管辖，同时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担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由于中国CCP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能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充分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极支持了正面战场，并能创造性地彻底解决了在敌后战场坚持下去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搞好军民关系，使地方**和人民成为支持军队作战的后盾；在无后方支持情况下自行解决给养、弹药、兵员补充；在艰苦环境中保持军队内部的凝聚力，不使其溃散；解决深入敌后随时可化整为零以利保存力量，随时可化零为整以打击歼灭敌人等。而其他中国军队均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而难以在敌后长期坚持。经过努力，中国CCP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很快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解放了大片国土。在8年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的部队共对敌作战10万余次，其中最著名的有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等，共毙伤俘日伪军约137万，人民军队约有数十万人为国壮烈捐躯，包括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及一批师、团级干部。随着对敌作战的胜利，至1944年，第十八集团军所辖的正规部队已发展到47万人，相当于当时中国军队47个整师的编制。至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中国CCP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的部队已发展到102.8万人。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十九集团军 1937年9月上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薛岳，下辖阮肇昌的第六十九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周的第七十五军和吴奇伟的第四军，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淞沪会战，担任左翼作战任务，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杨森的第二十军也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后第十九集团军番号调归第九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为罗卓英，下辖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军和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曾参加南昌保卫战。1939年后，第十九集团军曾指挥过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孙渡的第五十八军和安恩溥的第六十军及第七十九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参加过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后，第十九集团军番号调归第一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为汤恩伯，陈大庆为代总司令，下辖霍守义的暂九军、王毓文的暂一军和顾锡九的第八十九军。1944年夏，该集团军曾参加豫中会战。1945年初，该集团军改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集团军总司令为陈大庆，下辖暂一军、第十二军等部。第二十集团军 1937年8月下旬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商震，下辖其兼任军长的基本部队第三十二军和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在平汉路北段参加抵抗日军的战斗，曾参加正定保卫战。1938年春，该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下辖第三十二军、黄维的第十八军、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和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后奉令参加武汉会战，曾在著名的万家岭战斗中歼灭日军4个联队。后商震辞去其起家部队第三十二军军长职，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宋肯堂继任，尔后第三十二军脱离第二十集团军，编入第一集团军。商震仍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周祥初的第三十七军和李延年的第二军。该集团军曾参加过第一、二次长沙会战。1940年2月，商震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二十集团军番号也随之调至第六战区，商震仍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三军和第八十七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的防务。5月，商震调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霍揆章代理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初，第二十集团军番号调归中国滇西远征军司令部指挥，霍揆章为集团军总司令，下辖方天的第五十四军和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1944年5月，该集团军渡过怒江，开展滇西反攻作战，经过极其惨烈的8个月的激战后攻克腾冲等地，与滇西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及中国驻印军反攻部队共同打通滇缅路，在芒友胜利会师，歼灭日军第二、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等部，创造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单一战场战绩最重大的一次胜利。1945年春，该集团军的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四军均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直辖部队中，第二十集团军番号撤销.第二十一集团军 1937年10月在广西由桂系军队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下辖周祖晃的第七军和韦云淞的第四十八军。1937年10月，该集团军率其第四十八军奉令开赴淞沪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曾担任中央地段防守任务，胡宗南的第一军和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也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在淞沪对日作战中，该集团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五二二旅旅长夏国璋、第一七○师五一○旅旅长庞汉祯、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旅旅长秦霖均阵亡殉国。1938年初，第二十一集团军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管辖，第七军正式加入该集团军战斗序列，廖磊兼任第四十八军军长，驻扎安徽河南一线，曾参加徐州会战，其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一师副师长周元在蒙城保卫战中阵亡殉国。不久，该集团军参加武汉会战江北作战。1939年10月，该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因病去世，李品仙接任该集团军总司令，该集团军司令部还兼属豫皖鄂边区游击总司令部，李品仙兼任游击总司令。该集团军曾参加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因该集团军长期驻守大别山区，又称“大别山兵团”。1943年4月，莫树杰的第八十四军加入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5年初，第二十一集团军划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李品仙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第二十二集团军 1937年9月由川军邓锡侯部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邓锡侯，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四十五军和孙震为军长的第四十一军。该集团军编组完毕后，徒步自四川至陕西宝鸡，后车运河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属第二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娘子关保卫战。1938年初，第二十二集团军奉令开赴山东，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管辖，徐州会战初期，在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该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师参谋长赵渭滨、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及第一二二师数千名官兵用窳败的武器抵抗进攻的日军，最后大部阵亡殉国，为尔后台儿庄大捷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后邓锡侯奉令调回西康，任川康绥靖主任，孙震继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董守珩、陈鼎勋任副总司令。该集团军曾参加随枣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豫西鄂北会战等战役，池峰城的第三十军、米文和的第六十九军都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5年起，原属第一战区的川军李家钰部第三十六集团军在豫中会战中损失惨重，李家钰阵亡后该部被取消集团军番号，其基本部队第四十七军经恢复补充后，在军长李宗率领下加入第二十二集团军战斗序列。自此，第二十二集团军一直指挥管辖陈鼎勋的第四十五军、曾元的第四十一军和李宗的第四十七军。 第二十三集团军 1937年11月由川军唐式遵部奉令编组而成。该集团军总司令初期为刘湘，刘湘死后为唐式遵，初归刘湘第七战区指挥，刘湘死后第七战区撤销，改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初期，该集团军只辖唐式遵兼任军长的第二十一军和郭勋祺的第五十军。该集团军组建后即出川抗日。于1937年底到达浙江的宜兴、长兴，安徽的泗安、广德一线，与进犯日军展开激战，在泗安、广德战役中，该集团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率部奋勇抵抗日军，兵败后自戕殉国。此后，该集团军担任长江南岸铜陵至湖口的江防任务。陈万仞的第二十三军、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中国CCP领导下的叶挺的新四军都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38年后，唐式遵就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1月，该集团军曾派出两个师又一个团的部队参加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该集团军还参加过浙赣路会战等战役。至1945年夏，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唐式遵，副总司令为陶广、陈万仞、佟毅，下辖陶柳的第二十八军、田钟毅的第五十军和刘雨卿的第二十一军。 第二十四集团军 1938年初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顾祝同，下辖东北军系统的缪流的第五十七军。1938年7月，韩德勤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五十七军和其自兼军长的第八十九军，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在苏北活动。1939年1月，鲁苏战区成立，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四集团军番号撤销，其所属各部队均归鲁苏战区指挥管辖。1940年夏，该集团军番号在冀察战区恢复，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为庞炳勋，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四十军和孙殿英任军长的新编第五军，在豫北山区一线驻扎。1943年夏，第二十四集团军在河南林县一带与日伪军作战中失利，孙殿英首先率部投降，第四十军经激战后被击溃，庞炳勋被日军俘虏后也叛变投敌，该集团军番号被军事委员会撤销。1944年2月，第二十四集团军番号恢复，王耀武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彭位仁的第七十三军、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李天霞的第一○○军和胡琏的第十八军。其基本部队是王耀武的起家部队第七十四军，该军正式成立于1936年，在抗战中进步迅速，很快以军事主官头脑敏捷、战术意识好、勇猛善战著称，后被中国统帅部指定为战略总预备队，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几乎无役不从，曾转战大江南北，是当时唯一一支曾在第一、三、六、九等5个战区作过战的机动部队，系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中的头等主力“王牌”部队，被日军内部文件中称为“虎”部队，在1941年江西上高战役中，该部队在其他中国抗日军队的配合下，完成对日军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的合围，予敌以沉重的打击，创造当时中国抗日战场上罕见的以劣势装备，数量不占明显优势的中国军队将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兵团引入预设战场，几乎全歼敌人的战例，此战后，该部队被誉为“抗日铁军”。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期，第七十四军的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李汉卿在激战中阵亡殉国。1943年常德会战中，该军第五十七师13万人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浴血奋战，以伤亡12万的代价，坚守常德20余天，顶住日军3个师团的进攻，歼敌万余人。1944年长衡会战中，第七十九军加入第二十四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后在湖南东安冷水滩一线，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在与日军遭遇战中阵亡殉国。1945年4月，第二十四集团军被编组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第二十四集团军番号撤销。后第四方面军奉令参加湘西雪峰山会战，取得了重大战绩。 第二十五集团军 1939年3月奉令组建，该集团军司令部兼闽属绥靖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由闽绥靖区主任陈仪兼任，下辖陈琪的第一○○军、陈仪兼任司令的福建保安司令部和李世甲为司令的海军马尾要塞司令部，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担任福建沿海等地对日作战任务，曾参加过抗击日军入侵厦门、福州的战斗。1943年初，负责闽海防务的部队取消集团军番号，第二十五集团军番号转给第三战区在浙江的部队，李觉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和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后该集团军的部队参加了衢州等地的作战。 第二十六集团军 1938年1月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徐源泉，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十军和刘膺古为军长的第八十七军，属军事委员会直辖。1938年3月，该集团军调归第五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40年，第二十六集团军番号调归第六战区，周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七十五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李及兰的第九十四军、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和李延年的第二军，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策应作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战役。1942年后，该集团军下辖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和施北衡的第七十五军。后该集团军总司令为周、宋肯堂并列，其所辖的第三十二军军长改为唐永良、第七十五军军长改为柳际明。 第二十七集团军 1938年1月由川军杨森部奉令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杨森，下辖其兼任军长的基本部队第二十军等部，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徐州会战。其第二十军是杨森的起家部队，1937年秋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在第十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中曾参加战场左翼作战。后第二十七集团军奉令调往湖南，隶属第九战区指挥，曾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 6月，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部队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围了新四军设在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挑起反共摩擦，制造了“平江惨案”。后李觉的第七十军、张德能的第四军、方先觉的第十军等部都曾加入过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第二十七集团军参加过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及长衡会战，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该集团军第十军第一九○师副师长赖传湘阵亡殉国。在常德会战中该集团军第十军预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殉国。1944年9月，该集团军还调赴广西，接受第四战区的指挥，参加桂柳会战，此时，第二十七集团军下辖杨汉域的第二十军、丁治磐的第二十六军和罗奇的第三十七军。1945年初，李玉堂就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1945年4月，第二十七集团军的部队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担任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三方面军，后该集团军的部队参加了桂柳反攻作战。 第二十八集团军 1938年1月由川军潘文华部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潘文华，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二十三军等部，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1938年春，因在安徽宣城一线与日军作战中失利，第二十八集团军番号被撤销，第二十三军加入第二十三集团军的战斗序列，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奉令调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1944年4月，第二十八集团军番号在第一战区恢复使用，集团军总司令为李仙洲、副总司令为孙元良、唐星，下辖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刘昌义的暂编第十五军、顾锡九的第八十九军。1944年春，该集团军参加豫中会战，其暂编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在防守许昌的战斗中阵亡殉国。1945年1月，该集团军下辖第八十九军和赵锡田的第十军。同年3月，第二十八集团军调归汉中行营指挥管辖。 第二十九集团军 1938年1月由川军王瓒绪部奉令组建。下辖王缵绪兼任军长的第四十四军和许绍宗任军长的第六十七军。属第九战区指挥管辖，曾参加武汉会战的江北作战、随枣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二十九集团军调归第六战区指挥管辖，下辖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和余念慈的第六十七军。曾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战役，第四十四军第一五○师师长许国璋在战斗中负伤后自戕殉国，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也在激战中阵亡殉国，1944年初第二十九集团军番号被撤销，王瓒绪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编入第九战区直属部队，第六十七军随之撤销。1944年4 月，第二十九集团军番号调归第八战区使用，李铁军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其兼任军长的新编第二军和杨德亮任军长的第四十二军。1944年春，该集团军开入新疆，驻守在南疆一线，集团军总部设在迪化。 第三十集团军 1938年4月由川军王陵基部奉令组建。该集团军总司令始终为王陵基，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七十二军和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该集团军组建后即自四川船运至湖北沙市，后至岳阳，接受第九战区指挥管辖。曾奉令参加武汉会战中的马回岭、武宁、修水及万家岭战役。后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也曾加入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该集团军自始至终在第九战区作战，后参加过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江西上高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1942年夏，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八军番号撤销，该军新编第十三师归第七十二军指挥，该军的新编第十六师受集团军总部直辖。自此，第三十集团军一直只指挥傅翼为军长的第七十二军，共管辖指挥祝顺锟的第三十四师、唐寅伯的新编第十二师、江涛的新编第十四师和吴守权的新编第十六师. 第三十一集团军 1938年6月8日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汤恩伯，下辖张轸的第十三军、张刚的第九十八军、关麟徵的第五十二军及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其中第十三军为该集团军的基本部队。抗日战争爆发时，汤恩伯率其基本部队第十三军赴北平南口布防，在南口保卫战中顽强抵抗日军，坚守南口20余天，其第八十九师罗芳的第五二九团在战斗中几乎全部阵亡，其第四师第十二旅副旅长张本禹亦阵亡殉国。后第十三军的部队自北平、河北至山东，1938年1月18日扩编为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任军团长，下辖第十三军、第九十八军和第八十五军。隶属第五战区，曾参加台儿庄会战。1938年6月8日又扩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管辖，并参加武汉会战。由于该集团军系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曾作为机动部队，辗转于第五、第九战区作战，参加过随枣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被日军内部文件称为“精锐的中核兵团”。1940年初，该集团军调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管辖，下辖张雪中的第十三军、陈大庆的第二十九军和李楚瀛的第八十五军。1941年后，第三十一集团军调至河南，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下辖部队未变。后王仲廉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贺粹之的第十二军、石觉的第十三军和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19 44年夏的中原会战中，该集团军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损失惨重，汤恩伯被撤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调往贵州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第十三军及第二十九军随其前往贵州前线。自1945年起，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在第一战区指挥下只管辖吴绍周的第八十五军和赖汝雄的第七十八军。 第三十二集团军 1938年6月24日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兼任，下辖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和王东原的第七十三军，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驻防安徽、江西、浙江一线。1939年4月，该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陈安宝的第二十九军参加第九战区反攻南昌的战斗，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在战斗中阵亡殉国。1940年后，该集团军下辖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军和莫与硕的第八十六军。1941年初，该集团军下辖陶广的第二十八军和张文清的第二十五军，后在上官云相的指挥下，该集团军4个师的部队参加了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挑起反共摩擦。1942年8月，李默庵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指挥刘雨卿的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五军和余念慈的第六十七军及相当于一个军编制的突击总队游击武装，负责浙东一带防务。1944年初，该集团军总部移至闽北蒲城。1945年夏，该集团军的突击总队下辖的三个突击队缩编为预三师和预四师，后这两个师组成段茂霖为军长的第九十八军。 第三十三集团军 1938年10月13日由原平津抗战的第二十九军所改编的第一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奉令编组而成，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张自忠，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和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驻防鄂北地区，属第五战区指挥管辖，该集团军作为第五战区的主力兵团之一参加过著名的随枣战役和枣宜战役，1940年5月16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率部参加枣宜会战时被日军包围于湖北省宜城县南瓜店，后在激战中阵亡殉国。他是亲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而阵亡的军阶最高的将军，后被国民**追赠上将军衔。张自忠阵亡后，冯治安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1年第三十三集团军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策应作战。1941年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奉令调归第六战区指挥管辖，后参加过鄂西会战、常德会战外围作战、豫西鄂北会战等战役。自1944年起，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在第六战区的指挥下一直管辖刘振三的第五十九军和何基沣的第七十七军。 第三十四集团军 1939年1月14日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兼任，副总司令为胡宗南。下辖李文的第九十军、范汉杰的第二十七军等部，驻防陕西，属第十战区指挥管辖。1940年初，第三十四集团军调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胡宗南继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陶峙岳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下辖丁德隆的第一军、董钊的第十六军，李铁军的第七十六军、赵锡光的第三十六军和孔令恂的第八十军，驻防豫陕交界地区。其中第一军为该集团军的基本部队和胡宗南的起家部队，并且源于黄埔军较的“党军”，故被视为嫡系中的“嫡系”。日军也将其视为第八战区的“核心部队”。第一军曾在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取得相当战绩，后在河南武胜关一线对日作战不利，随即退回陕西。1941年初，该集团军第八十军奉令渡过黄河，增援中条山区中国抗日部队。1941年5月初，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遭到惨重失败，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均阵亡殉国。1942年后，第三十四集团军又调归第八战区指挥管辖。1944年初，李延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张卓的第一军、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和李文的第九十军。1944年春中原会战爆发后，该集团军第一军、第十六军及其他部队曾自陕西开进豫西抵抗日军。第八师副师长王剑岳在战斗中阵亡殉国。后该集团军又调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明灏、周体仁为副总司令，下辖罗列的第一军、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和严明的第九十军。 第三十五集团军 1939年10月8日由粤军一部奉令组建，该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初为李汉魂、邓龙光，后为邓龙光、朱晖日，曾长期驻防两广地区。刚组建时下辖陈公侠的第六十四军的邓鄂的第一五五师、王德全的第一五六师和官的第一五九师。属当时负责两广地区的第四战区指挥管辖。同年底，该集团军奉令参加桂南会战，担任广西宾阳一线对日作战任务。1942年后，第三十五集团军又划归负责广东的第七战区指挥管辖，下辖第六十四军、邹洪为军长的暂编第二军和彭林佳为指挥官的广阳守备区的两个保安团。1944年秋桂柳会战期间，第三十五集团军又划归负责广西的第四战区指挥，奉令参加对日作战，在桂林、柳州一线与日军作战，此时，该集团军辖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和张弛的第六十四军。后第三十七军也曾奉令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5年4月，张弛的第六十四军和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均编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的，用于担负战略反攻任务的四个方面军中的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五集团军番号撤销，后第二方面军参加了桂柳地区反攻作战。 第三十六集团军 1939年10月24日由出川抗日，驻扎在晋东南的川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奉令扩编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家钰，该集团军仅辖李家钰兼任军长的基本起家部队第四十七军，下辖李青廷的第一○四师和李宗的第一七八师。1937年秋，第四十七军奉令出川抗日，在第二十二集团军编成内自西昌徒步至宝鸡，后乘火车至陕西、河南，渡过黄河，开入山西抗日前线。后第二十二集团军的主力自娘子关战役后赴河南、山东，接受第五战区指挥。第四十七军奉令留驻长治，接受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曾在第四集团军的编成内在晋东南一线作战，参加过保卫长治的战斗。后奉调转入中条山区，驻守平陆一线，多次粉碎日军攻占中条山的企图。1939年10月24日奉令扩编为第三十六集团军。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第三十六集团军退过黄河，驻守河南新安一线。后张际鹏的第十四军曾加入第三十六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4年5月第三十六集团军参加中原抗战。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转移至陕县秦家坡时，遭日军伏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当场阵亡，其他官佐也损失惨重，后刘戡、李玉堂曾任该集团军司令。其基本部队第四十七军经补充后在军长李宗昉率领下复归第五战区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序列。第三十六集团军番号被撤销。1945年3月22日，第三十六集团军在第一战区恢复，新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由李玉堂、俞济时任总司令，文朝籍、韩汉英任副总司令，下辖谢辅三的第二十七军、李汉章的暂编第五军和刘茂恩的第十五军。后该集团军的部分部队曾奉令参加过豫西、鄂北会战。 第三十七集团军 1939年11月20日由粤军一部奉令组建，集团军总司令为叶肇，下辖其兼任军长的基本部队第六十六军，包括官的第一五九师和宋士台的第一六○师，组建后即奉令赴广西参加桂南会战，受第四战区的指挥管辖，曾在反攻南宁和宾阳地区的战斗中参加对日作战。此次会战结束后，该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因作战不利被扣押，交军法审判。第三十七集团军番号撤销。1944年初，第三十七集团军番号在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恢复使用。丁德隆为集团军总司令，韩锡侯、王文彦为副总司令，下辖罗历戎的第三十六军、袁朴的第八十军和彭杰如的新编第七军。1944年中原会战爆发后，第一战区部队损失惨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后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故第三十七集团军改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 第三十八集团军 1939年11月20日奉令组建，集团军总司令系号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之父 ”的徐庭瑶，下辖李延年的第二军、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姚纯的第三十六军和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军。组建后即奉令参加桂南会战，属第四战区指挥管辖，该集团军是桂南会战的主力兵团，其第五军首次以机械化装甲部队，步炮坦协同作战，经浴血奋战，全歼日军统帅部的战役总预备队，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其第二军副军长郑作民也在该战役侧翼阻击战斗中阵亡殉国。桂南会战结束后，第三十七集团军番号奉令撤销，其所辖部队返回各自战场。1944年4月，第三十七集团军番号在胡宗南的第八战区恢复使用，集团军总司令为范汉杰、副总司令为赵锡光、高桂滋，下辖李世龙的第三军、刘安祺的第五十七军、周士冕的第二十七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和贺光谦的骑三军。1944年中原会战爆发后，因第一战区作战不利，该集团军部队曾赴豫西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底，因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故第三十八集团军调归第一战区指挥管辖，此时集团军总司令为董钊，下辖罗历戎的第三军和贺光谦的骑三军。 第三十九集团军 1940年4月9日奉令组建，首任集团军总司令为石友三，下辖其兼任军长的基本部队第六十九军和高树勋的新编第八军，属冀察战区指挥管辖，驻防冀南一线。石友三兼任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主席。后因石友三经常伪装抗日，与日伪军勾结。1940 年12月1日，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奉重庆军事当局密令，将石友三扣压后处决。后卫立煌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就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下辖其基本部队新编第八军和米文和任军长的第六十九军。1942年，高树勋升任该集团军总司令。后第三十九集团军退至河南豫陕边境，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胡伯翰接任新八军军长。1944年中原会战时，第十四军也加入第三十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该集团军作为第一战区直辖部队，曾在豫西与日军作战。1945 年初，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升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其新编第八军划归冀察战区直接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番号撤销，后冀察战区的新八军参加了豫西鄂北会战。 第四十集团军 1943年9月28日由驻扎在青海的中国军队奉令编组而成，集团军总司令为马步芳，副总司令为马步青，下辖马继援为军长的第八十二军和马呈祥为军长的骑兵第五军，属第八战区指挥管辖。抗日战争爆发后，青海马步芳在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组建暂编骑兵第一师出省抗日，属第一战区指挥管辖，驻防河南安徽一线，1939年6月，暂编骑兵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马秉忠在淮阳一线与日军的战斗中阵亡。由于这支骑兵部队对日作战勇猛，尤其是马上骑乘劈刀技术娴熟，屡次给日军骑兵以重创。后被升格为骑兵第八师，由马步康担任师长，曾在1944年中原会战阜阳保卫战中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1944年夏，第四十集团军的骑五军奉命开入新疆驻防。至1945年春，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为马步芳，副总司令为马步青，下辖第八十二军的第一○○师、暂编第六十一师、新编骑八师和骑五军的骑五师、暂编骑一师、暂编骑二师。 以上文中所介绍的各个集团军的情况只是梗概，因战争时期及各次具体战斗，各部队隶属关系变化频繁，不可能在此一一详尽叙述。另外，也有一些中国抗日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并未冠以集团军的番号，但他们所处战区的范围、部队的规模、对日作战的战绩都足以与各个集团军相媲美的，如，中国第一次入缅远征军、中国驻印军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指挥下的绥西抗日部队等，都是集团军级的作战单位，但都未以集团军的名义出现，故文中没有介绍。

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书写江山者，亦被江山书写，作为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巨大作用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从草根阶层崛起的政治人物，从他以封建思维和手段去驾御时代开始，已烃注定了失败。历史抹平了创伤，却留下记忆。埋葬蒋家王朝的，自然是民心和勇士；但是埋葬蒋家父子的日子里，充满了两岸离合力道的较量。在对错得失宅间，却是蒋家父子对于一个中国一如既往的执著。 　　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仿佛品茗者前吞与后咽的过程，在国共两党再次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社握手的时候，我们截取了蒋家王朝和国民党从20年代“统一中国”以来的若干片段，希望能还原一下这个王朝在历史中越来越远的背影。这些片断包括：在一些人眼中的所谓“黄金十年”；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共同奋起的代表作——忻口会战；能够告诉我们蒋家王朝为什么崩溃如此之快的孟良崮；蒋家王朝在台湾崩溃前的第一道阴影——湖口兵变以及流离在台湾苦苦坚守的蒋家王朝。 历史转折点上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憧憬中,国民政府的成立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富强,经济富足,国民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而对封建轮回的血腥阴影里诞生的国民政府来说,首先要做的却是掌握真正的权力。尽管君主制已经在20多年前被废除,但中国此时局势由乱到治的“捷径”,看起来还是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文人独裁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些使命的,于是历史选择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 1928年10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在他掌握政权以前,不要说政府,甚至国民党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个团结的、有统一思想的或有严格纪律的政党。汤良礼曾经写道,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各样政客们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从不关心孙中山所拥护的“三M·Z义”,只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利用孙中山的威望。 蒋介石上台过程中,首先对国民党内存在的CCP与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等)进行了“清洗”,为了获得支持,他不得不越来越依赖旧式的官僚和军队。在蒋介石的血腥“革命”成功后,这些军阀、官僚纷纷依仗功劳在“新”政府分了一杯羹,于是,新政府内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军阀官僚集团,“改革”又重新将旧军阀的价值观再一次注入了自己体内一一旧军阀官僚的价值观对于国民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很久。除了价值观,军阀渗入后对国民党的影响还包括政权的军人化:孙中山当年对国民党的排列顺序是党一一政府一一军队,然而到了蒋氏上台之后,这个程序被完全地颠倒过来,1935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43%是军官,而这10年中政府支出的2/3用于军费和偿还债务! 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稳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舞台由中央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省,因为原先新政府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军阀们在战场上的战败,而是由于他们因为各自的利益暂时投靠了新政府。在北伐期间为了获得这些旧军阀的支持,蒋介石默许了军阀们的自主权力,但当中央政权稳定的时候,军阀们却坐不住了,他们嫉妒新政府曰益扩大的影响。为了各自的利益,有些军阀在各地成立了政治“分会”,妄图将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之中最有实力并且最不安分的,包括河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沈阳的张学良和控制北平的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 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的膨胀速度是惊人的(1929年大约为230万人,而清朝时只有40万人),为了削弱各地军阀的实力,蒋介石在1929年1月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政府在会议上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理由是庞大的军队使得原本拮据的政府财政状况更加困难。如不裁减军队则新政府将无法展开国民经济的重建工作一一其理由是相当充分的,因为1928年仅南京嫡系部队即需军费3.6亿,而国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此外,虽然地方军阀并不需要中央直接拨款,但他们各自占据了原本可以纳入中央的财政税收。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的各大军阀尽管表面上同意将全国的军队裁减到80万人,限制军队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但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失望——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实际上是中国军队中训练水平最好的,蒋介石希望战斗力差的军队首先复员,这自然要求地方军队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军阀们的主要政治资本就是军队,因此,这样做无疑使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刻意削弱自己的政治权力。 会议破裂后,军阀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内战,这也就是著名的“蒋桂战争”。这次内战以桂系军阀的军队被中央军全面收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出逃香港而迅速告终。由于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的承诺,并且以纵横之术使冯部10万大军投靠中央,冯玉祥于是也愤怒了。他随即与阎锡山、白崇禧及一些左派人士组织起了反蒋的“北方联盟”,阎锡山于9月在北平成立“新政府”并自封为国民党主席,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一一“中原大战”不久即爆发并以“北京政府”首脑阎锡山于10月15曰宣布下野,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而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直接结果是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人们历来对“中原大战”的评判是十分消极的,皆曰军阀混战、祸国殃民。但站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看,“中原大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原大战”表面上看似由于南京政府提议裁军所诱发,但直接原因是阎锡山在5月3曰擅自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此前南京国民政府还在与北方来往通电、相互争辩,海关税收被扣留之后,蒋介石已感到谈判无望,才于5月8曰指挥部队北上。当战事爆发后, 时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又于5月27曰,在河南的总司令部发表了一番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他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使得政府财政已竭尽山穷水尽的地步—— 讲话背后的玄机并非宋子文的抱怨,南京政府真正目的是在提醒西方国家不要阻挠南京统一中国的愿望:如果中国再次四分五,军阀各自横征暴敛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此言一出,果然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就登载了一篇支持宋子文的社论。“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对原先的“北方联盟军”进行改编,政治上多变的冯玉祥从此再无实力问鼎中原,阎锡山也不得不退居山西,占山为王。 “中原大战”之后,中国的内战仍然在继续,蒋介石随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这么快发动围剿,蒋介石有几方面考虑:他的首要目的是尽快清除异己势力、完成“统一”,其次,在蒋介石眼中,红军起初的战力远远比不上中原大战时期的冯、阎军阀,但用杂牌部队围剿,也正是在逐步削弱军阀的实力。当然,在离国民政府中心城市较远的地方围剿红军,也有利于国民政府控制力向偏远地区的渗透一一长征期间,中央军在“追随”红军足迹遍及西南各省的同时,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机会,典型的如在四川,为了“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公路、发行法币,直接将四纳入国民政府的经济轨道。因此,“围剿”红军的同时,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也同时被削弱,而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也随之大大增强。 然而,即使是中国CCP在其最艰难的时期中,也依然体现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如果说蒋介石在一系列内战中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框架,那么CCP领导农村土地改革,则是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下层基础。国民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则暴露出了其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弱点,这无疑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富国强兵的努力中,南京政权效仿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苏联和曰本,而在制度层面上参考德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对中国来说,处西太平洋弱国的地位,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诸侯割据,这与十九世纪逐步统一前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俾斯麦的铁血统一政策则成为蒋介石最向往的目标。 30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德国对于蒋介石的吸引力则更是与曰俱增:首先,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要树立权威,就必须打倒当时的CC派、政学系等党内势力,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正好让蒋介石依样画葫芦的成立了类似的蓝衣社,在1935年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蓝衣社信仰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更是模仿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验。其次,混合德国国防军军官团并参杂苏俄特点的结果,是蒋介石建立了以自己为唯一效忠对象的黄埔系军官团,这与法西斯政权与军队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军统局本身作为一种军事情报与打击政敌混合性质的组织,对于左派来说也往往可以将之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 ——当然,中统局更符合此特征。 另一方面,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氏又企望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儒家思想的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以民粹式的办法之迅速唤醒民众,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曰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清醒之人却只能忍受政治迫害与白色恐怖的压迫——毕竟中国与德国的环境、基础和国民性都不同,而蒋介石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 并没有使中国能像德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却使一批有识之士对他失去了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算是他在“黄金十年”中一个大的失策。 国民政府十年间的经济状况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的财政,首要目的还是为战争服务,而增加赋税则是其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7年7月公布了划分国家收支和地方收支的暂行标准,大体上来说,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和统税,地方财政收入则主要是由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和船捐。 关税是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1913年,关税收入只占当时财政收入总额的21%,而1932年则高达59.8%。一般来说,关税首先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手段,然而国民政府则因为军费开支庞大,却把关税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筹措战费的最重要手段一一1936年进口生活必需品的税率是83.7%、而进口奢侈品的税率只有38.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再高也会进口、不会减少关税收入;而奢侈品的税率较低,则也可以鼓励大批进口、增加税收!这一高一低中,下层人民的负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抛于脑后,财政收入与社会矛盾的双重危机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黄金十年”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要的困难除了财政欠收,再就是金融体系自主化的问题。各通商口岸此时有30多个西方列强银行在营业,他们控制了外汇交易,有时候还私自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国内的军阀、商人和投机分子经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又导致了大量资金的外流。同时,西方列强的银行控制了上海白银储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的硬通货,其中最大的外国银行是汇丰银行资产到达5亿美元:而??资银行则只能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和向国民政府贷款。 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对于中华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真可谓是“黄金十年”:一方面前述和平解决了军阀内战,另一方面与CCP的内战局限于内陆一隅,曰寇的侵凌国府也还可以“容忍”。尽管后世诟病颇多,但在财政部长一直呆到了1933年的蒋氏姻亲宋子文,确实也为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做出了努力。客观的说,在他任期内的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入、取消厘金、废除银两结算制度等改革,第一次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普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南京政府,对外方针也从军阀式的借款打内战,转而成为引进各种经济援助,改革币制、发展交通等等,这期间最大的成就当属关税自主权的获得。继而,为了给战争筹款,国民党在1924年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事实上中国的央行业务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共同承担),利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支持整个新金融体系,收支间的不平 衡,则依靠国内发行公债弥补。 但即使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国家的总预算也只有12.5亿(合4亿美元),“黄金十年”中,农业和传统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3 午,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仅占当时中国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农业生产占全国生产净值的65%左右。尽管也看到导致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最主要根源是租田制,并且由胡汉M·Z持制订土地法,但国民政府因害怕农村经济的改变会扰乱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改革对当曰中国农村影响甚微。指望在大城市单纯以金融手段来一揽子解决财政一金融问题,渗入军阀(通常也是土地主)基因的蒋介石政府,事实上选择了一条不可能的道路。 就经济上来说,西方金融教育培养出来国民政府财政大员,主要关心的是现代经济部门,蒋介石最迫切需要的也是要建立国家的工业基础。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工业(除东北外)在以年率6.7%的速度增长,发电量10年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一一德国1936年生产仅高于1929年的6%,美国、法国1936年的生产分别低于1929年的12%和21%。然而,评价这些数字的意义时,我们却不能忽视增长基数非常小所带来的影响(192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每小时,而1936年为800万兆瓦每小时)。 1928年,无力解决农村问题“海归”精英们,把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各省,这样,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而国民政府有 50%左右的收入来自海关税收(这个比例美国仅为1%)。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对面粉、烟草、煤油等曰常消费品课以重税,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与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几乎完全陷于了停滞。由于战事不断,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弥补连年财政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 25%,又导致了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3用来应对这些债务,几乎没有积累起支持工业生产长期发展的资金,直到1934—1935年,国民政府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开支,居然也还不到4%! 经济发展如此,且中国当曰之政局又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而曰寇的步步紧逼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又增添了新的压力,这使得黄金十年时的中国,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言:抗战前期之中国算不得足个国家,情形如同中世纪的欧洲。 国民政府十年间的军事建设 近代化以后的中国军制,本来就是纷繁芜乱的,中原大战之后,连以往编制相对规范的中央军,编制体系也已完全被打乱,20年代以后,国民党军队番号、编制杂乱无章的事实,无疑也成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为了统一全国的军制,1932年6月4曰,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身份,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通令全国军队实行统一编制,规定以军为单位。 各军的番号和部队沿革如下: 第一军:军长陈继承蒋军嫡系 第二军:军长蒋鼎文蒋军嫡系 第三军:军长王钧蒋军嫡系 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蒋军嫡系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蒋军嫡系 第六军:军长韩复榘西北军系 第七军:军长冯钦哉杨虎城陕军 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蒋军嫡系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魏益三东北军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张宗昌残部 第十一军:军长马鸿逵马福祥回军 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西北军系 第十三军:军长钱大钧蒋军嫡系 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蒋军嫡系 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刘镇华镇嵩军 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蒋军嫡系 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蒋军嫡系 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蒋军嫡系 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陈铭枢粤军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四川军阀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四川军阀 第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蒋军嫡系 第二十三军:军长邓锡侯四川军阀 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四川军阀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贵州军阀 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方振武部队 第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蒋军嫡系 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河健湘军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西北军系 第三十军:军长张印湘西北军系 第三十一军;军长梁冠英西北军系 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阎锡山晋军 第三十六军:军长路孝枕蒋军7旁系 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蒋军旁系 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杨虎城陕军 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蒋军旁系 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西北军系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河南土匪 第四十二军;军长孙连仲西北军系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东北军系 第五十七军:军长万福麟东北军系 第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东北军系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系 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西北杂军 新编第二军:军长马步芳西北回军 新鳊第三军:军长谭曙卿蒋军旁系 这次统一军制,蒋介石只是在形式上对各军的番号进行了统一编制,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对各部队的内部实力进行统一规划,因此各军所辖的师、旅团数量不一。一般来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军辖2个师,其余部队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军只辖一个师,对于各军的实力和编制,蒋介石也进行了划分,分为甲乙丙三种师。甲种师是“三三编制”,每师3个旅,每旅三个团,依次类推直到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基本上都是甲种师,乙种师是“三二编制”,每师3个旅,每旅2个团,丙种师是 “二二制”,每师2个旅,每旅2个团。 此外,为照顾军队中的派系,蒋介石还保留了以前沿用的“路军”编制,一个路军可以辖一个军或几个军,各路军基本按照派系划分: 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调元 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 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 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 第五路军:总指挥上官云相 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 第七路军:总指挥刘湘 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 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 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 第十二路军:总指挥田颂尧 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后被撤 销) 第十四路军:总指挥邓锡侯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 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徐源泉 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第十八路军:总指挥毛光翔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 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斗寅 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 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 国民党军队路军的编制一直延续到抗曰战争开始,于1938年改为集团军,经过了一番整治,国民党军队总算实现了形式上的军制统一,也基本理顺了上下指挥关系。 国民政府10年,尽管政府多方筹措经费,但财力仍然有限,军费开支往往接近财政支出的1/2。加之军队冗员严重,大批军费用于吃穿,武器装备很难改善,至于军事工程建设更是有心无力。在武器国产化方面,国民政府的这十年有一些建树(其中有些还要归功于陈济棠、阎锡山这样的军阀),但重型武器依然需要进口。 1933—1935年,国民政府每年只能拨出1400万元用于军事工程、要塞、军事工业等项目的改造和建设。1936年国民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军事工程的重要性,经费增加到3000万元,不过有些经费并不能及时兑现。例如,在第一期军事工程中,江浙需款1588万元,实发数仅497万元,河南需款455万元,实发200万元左右,第二期军事工程计划拨款19950万元,但直到1937年初,经费仍然无法落实,直到1937年4月,全面战争已经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才以“专款概算”的形式,增拨2.22亿元做为陆、海、空军改善装备及军事工程的费用。 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军事工程规划,有很多直到打起仗来也没有完工,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用于建设国防工事的经费微薄,二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用于建设国防工程的物资短缺,不堪征用。特别是用于要塞的重点防御工事与新式重型火炮及有关机械设备,中国均不能自造,基本上仰仗从西方进口,而中国当时能用于出口换取外汇的资源品种不多,数量有限。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当时国防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在1937年前完工的军事工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质量低劣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有些第二线的工程,钥匙保管在乡长、保长手中,从一线撤下的部队要么找不到地方,要么找到地方的没有钥匙。但是,有一些军事工程在之后的抗战中,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京要塞、江阴要塞和武汉外围各要塞。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军事工程花费不少,在南京城外围有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雨花台等炮台,在城区则有城厢和城东南的防御阵地。这些炮台和阵地在南京保卫战中,给中国军民以极大的慰籍,守军依托防御工事,给曰军以重大杀伤。而江阴要塞在之后的抗战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江阴的地理位置优越。此处江面宽1.5公里,为长江下游之咽喉,军事工程凭借险要地形,易守难攻。战争爆发后,国军海陆配合威力;曰军曾反复侦察,数月不敢妄动,只派飞机进行轰炸。1937年10月底,曰军向江阴要塞发动进攻,遭我军火炮猛烈还击,造成曰寇大量伤亡,曰军不得不改由陆路向要塞围攻,中国军队凭借工事顽强抵抗,直至12月下旬南京陷落已成定局,才奉命炸毁炮台撤离。 与此同时,在欧洲德国纳粹上台之后,意欲积极扩充军备,然而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必须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突破。此时,中国成为了纳粹心目中的理想园地。拿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与中国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长年经历不断内战,中国犹有胜之,这就为武器的生产与改良找到市场与实验室。其次,两国皆为稀有金属矿产产地,在西班牙为铁、铜、汞等,而中国则以钨、锑和锡闻名于世,这都是纳粹扩充国防工业不可或缺之物。再次,两国政治气氛都倾向于反共,这也符合纳粹过去一贯标榜宗旨。事实上,德国在中国将寻找工业市场与原材料的行动始于1933年塞克特的访华,而其后的汉斯·克兰更将之升级为以货易货的贸易, 并同时与南京和广东政府分别签订《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换货合约》。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大口径要塞炮和更多的军火,国民政府派代表团于1936年赶赴德国进行贸易谈判,与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一亿马克的换货协定。协定限期5年,中国则每年以价值1000万马克的钨砂等原料抵偿,10年还清。《中德换货合同》签约后第一年来,中方即提供锡、钨、锑各4000吨,为此,希特勒亲笔致函蒋介石以表示感谢。需要报出的是,中德间经济层次的来往密切,却也造成曰德间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抵触,而这种矛盾一直要到1936年4 月,德满贸易协定签订之后才有所缓解。 贸易之外,国民党高层也一直与德国纳粹高层保持良好的往来,德国前后派了鲍尔、克里拜尔、魏采尔、塞克特等四个顾问团来华,以1935年法肯豪森代表团的级别最高、人数最多,而且代表团对于中国军事以外的事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由德国职业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自1926年至1938年7月,其中前后五任总顾问的领导下,顾问团规模一再扩大,人员最后更遍及中国的军事、教育、训练、航空、文化各个部门。在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之下,除兵工体系的建立之外,德国对于中国国防影响最大的部分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军队编练:在德国人指导下黄埔军校就成立了教导师、在中央军辖下成立装备德制武器的两个师,而且德国顾问团还深入到部队的具体编制上,例如鲍尔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起草了《军队编遣方案》。而其后的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更足影响深远,法肯豪森参与的程度更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军队的整编30万人的计划完成了80%。 2.设计国防战略:自塞克特开始,德国顾问就遍访中国地理形势,并为长江沿线的布防与华南的国防铁路建设,作出了许多建议,其后的法肯豪森更主持研究了著名的国防准备线,成为抗战前期的重要战略指导。 3.指挥作战:德国顾问往往深入一线,指挥作战,以鲍尔为例,因为深入前线指挥了中央与桂系的作战,最后竟感染天花而病逝于上海,而佛采尔更参加过中原大战、国民政府五次的剿共作战、长城抗战、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 总之,在军事顾问团的组织下,一方面德国军人发挥崇高的职业道德,尽心尽力为东道主出谋策划,另一方面,又以他们优异的军事素养,为曰后中国的抗战奠定良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的军事顾问团相较,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发挥了远比其他国家总和还要巨大无数倍的能量,而且也成为中德交往中最重要的核心。 抗战前夜外交路线的调整 20世纪头30年,国际形式十分复杂,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成为了日本内部统一侵华意识的催化剂。1930年,日本的出口比前一年下降了 76.5%,进口下降了71.1%,日本军阀借机猛烈抨击议会政党不能保证“巩固的秩序”,公然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部独裁。1930年一1931年, 在日本成立了许多法西斯团体,如:樱会、血盟团、黑龙会等。伴随这种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团体的建立,日本也加紧了扩军备战,1930年日本的军费支出已占到了国家预算的29%。1936年广田弘毅成为日本首相,建立“五相议会”制,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逐渐成为了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当然,笔者对因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曰本全面侵华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危机,则是使只有扩张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右翼观点, 成为了日本的主流。究其根本,其侵略的种子原本就扎根于日本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中。 德国在一战后就与中国平等交往,也是此时唯一一个在中国领土上没有租界的列强,正所谓“从1928到1938年,蒋介石政府同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中的任何一个”。中德关系更进一步发展、和谐与活跃,则是在1934年以后,双方由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1937年5月,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作为参加英国加冕典礼中国特使,经过德国时,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得见国防部长等人,与纳粹高层戈林等人会晤,更与希特勒在鹰巢会谈一个小时有余。尽管后来在德曰意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形成法西斯化,但是从德国大使陶德曼等人的表现看,贸然批评德国在对华政策上与曰本是同路人也并非十分妥帖,毕竟当时德国内部还是有所分歧的。 在对日政策方面,国民政府由于受国内诸多问题的困扰,前后变化较大。前期的外交方针,主要从过去采取对日本忍让、依赖国际联盟、寻求与各国修正不平等条约、利用英美力量牵制日本、引进德、意技术军事援助为主。在30年代中期,调整为寻求与日本之间亲善以避免全面战争,亲日气氛颇浓。后期,因国内政治的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民政府被迫转变方针,积极为抗日作准备,因而与苏联复交并逐渐向盟国阵营方向靠拢。经过国民党五大以协调党内、西安事变与==的妥协,最终蒋介石庐山讲话最终确立抗战国策等等过程中,其中种种转变不可谓不大。 最初,在“九一八”的问题上,南京政府也只能急急忙忙地寻求国联协助,尽管取得了国际社会不承认满州国的成果,却对于东北被曰本占领的现状却毫无改善。其次,曰本食髓知味,打算以武力独吞上海,而引发世界瞩目的“一·二八凇沪”抗战,此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在暗中操控军政大权,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指责蒋介石,让中央军按兵不动,迫使十九路军,孤军奋战。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月30日,终通电全国: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土处此亡国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职责,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国民党投入精锐德械部队并以十九路军在闸北杨浦地区坚决抵抗,以7万将士,抗御日军10万人达到33天,毙伤日寇10254人,迫使曰军三易主帅,最终因双方综合国力对比过于悬殊,中国军队被迫撤退。3月4日,在英、美等国介入调停下,最后只得以《凇沪停战协定》方式告终。 日军在上海碰壁后转为从东北进攻,日军于33年,向热河、察哈尔、华北地区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与曰方签订《塘沽》、《何梅》、《秦土》等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大好河山沦为日寇之手,从而也为曰本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 从国民政府方面来看,首先,日本在天羽声明之后,国民政府方面体认到各国默认日本对华有特殊权利的立场,国民政府不能再继续过去寻求大国介入已达成均势的策略。其次,如前所述,蒋的上下野之间,也造成个人政治生命的危机,若不能缓解曰本压力,则又将旧事重演,当然,蒋介石下野之时,取代蒋的汪精卫,也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亲日政策早就开始。日本也透过外交管道释假放善意,蒋介石并非不知日本真正用意,借用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 藉以向日本阐明中日过去关系中,双方自身的错误,以及向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稳住日本,从而进行“攘内必安外”的方针。随后蒋介石并派遣王宠惠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三原则”,此举正中日本下怀,在广田三原则下释放出中日亲善友好与相互提携的信息,并且要求中国在满蒙问题上就现状作出承认,改变亲美英的外交方针。政界如此,日本军部却还是采取了继续侵略的立场,这无疑导致了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垮台。在汪精卫辞职之后,蒋介石任命老同学张群担任外交部长,以及许世英担任驻日大使,继续深入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此时,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政变”促使新内阁上台,强硬派有田氏先后担任驻华大使与外相,提高要价之后,中日双方虽经数轮谈判,但是日本更猛烈的侵略政策,却也使中日亲善的投降政策胎死腹中。 30年代以后,中日问题成为此一时代中国外交问题之主轴,随着时间的变化,日本侵略逐渐加深,而中日关系也日益变化。从整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国民政府的整个外交主轴是对日本作侵略方式做出的相同反应,即敌战我战,敌和我让。日本右翼的贪婪和西安事变,才最终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实行长达5年之久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此,和平代替内战、团结代替分裂,国共两党由10年来的内战对手逐步成为合作抗日的伙伴,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携手共赴抗日战场,共御外敌,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壮阔的八年抗战,正式打响。 关于“黄金十年”的争论 尽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最初10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异常严峻,但不可否认的是,尽在这十年中,中国仍有缓慢的前进,诚如黄仁宇所云,为中国形成现代社会的肌体奠定了基础。而黄在评价蒋介石与M·Z·D对于中国历史影响的时候曾说:“很多人尚未看清: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对曰本作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在20世纪初年因为内外冲击,所有国家社会体制因为与时代脱节而全部崩溃,需要整个重新创造,蒋介石持的一部分,仅为高层机构,包括现代式的政府组织及技术官僚组织,统一军令,征兵法、法币制度、中央银行、战时田赋证实、学校教育制度及各军事教育机构,总而言之即是一个新国家外表轮廓形貌。”而蒋介石最大弱点在于他所造成的高层机构缺乏社会结构支持,于是他只有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的不足。这种情形实际上与明清两代无异,无怪胡适先生说过,抗战 开始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重建中国社会只有先从重建基层开始,重建基层只有放弃现有的一切,离开城市,进入农村,当然,这需要另一种组织、另一种纪律,蒋介石起家依靠的社会力量,是坚决反对这种变革的。于是,历史把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阶段,交给了中国CCP和他们的队伍。国民政府在这十年当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的进步极为艰难,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国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各种势力打打停停的症结即在于此。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取得的某些成就,与其说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而越来越依赖蒋介石本人而存在的国民政府,最终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小集团。 直到如今,历史学家对于蒋介石和他主导的“黄金十午”,仍然有很多争论,一种认为国民政府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社会制度,并为今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个希望因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被中断。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其领导人不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选择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一无所知。因此,即使曰本不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失败。 以上这些辩论激烈的问题,实非笔者所能定论,然而其中有两个事实却很明显:第一,国民政府在防止国家分裂和中国现代化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明显的;第二,蒋介石力图扭转国内经济问题、外国侵略,但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只有他和身边的小团体。如果必须给南京国民政府在所谓“黄金十年”中一个积极评价,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国民政府本身不乏军阀官僚习气,但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军阀割据的情况在这1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终于开始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进步; 1936年6月到9月,国民政府平定了两广叛乱,从形式上说,中国自1916年起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今年恰逢蒋氏忌辰30周年,最后笔者借用黄仁宇先生在10年前一篇纪念蒋介石忌辰20周年的一文的结尾,同做本文结束。“在这关头,纪念蒋介石忌辰毋庸给他歌功颂德,只要把他一生事业直叙据实直书,与前后历史衔接关联,就已到纪念之分寸,也达到纪念的目的。” 1927年时，中国军阀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喜，黔系的王家烈，滇系的龙云，川系的刘湘、杨森，晋系的阎锡山，粤系陈济堂，东北王张学良，西北的马家军，其大大大小小的军阀，再外加一个蠢蠢欲动的大野心家汪精卫。 再来看看训政初的全国度量衡 度： 1吉林曲尺 2苏州营造尺 3桂林曲尺 4南京鲁班尺 5天津木尺 6河南裁尺 7汉口算盘尺 8广州排钱尺 9上海板尺 10河北白布尺 衡： 1杭州炭称 2上海磅称 3河北七五称 4北平水果称 5福州油针称 6南京苏称 7汉口公议称 8广东司马称 9济南米称 10江苏酒用称 全国近二十余种度量衡的条件下，来进行国家建设何其难，国民政府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度量衡统一，也算是一项可及秦皇的功劳。 再来看看1927年到1937年的国民政府的财政分配： 经济建设20%，教育科研8%，偿还债务32%，军费开支40%，而财政收入，1930年前只有苏、闽、浙、皖、湘、粤等六省之税收，因为其他省份的税都是交与当地军阀的。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还有桂、晋、川、东北四省，西部诸省地税收未统一于中央。 所谓债务偿还，既前清留下的大量战争赔款，如庚子赔款。 至于战费，那就是1927-1928年的二次北伐；1929-1930中原大战，欲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分裂；1933年的闽变；1936年又爆发西安事变，十年期间又有连续国共战争。中间更有汪精卫和其他军阀大集合，频频制造两个中央政府的荒唐局面，国家元首被迫下台。 这十年国家残破，内部分裂，战乱不止；民众贫困潦倒，积贫积弱；外有日寇步步进逼，列强环伺。这十年，可以说是为即将到来的民族战争做准备，与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如此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也只能苦笑一声，称为“黄金十年”。 绝对可以说没有这十年就没有国家统一，没有一个全民族抗战的坚实基础。

一，聂士成 　　满清积贫积弱，处处挨打，满清末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然而在这黑暗的年代里，聂士成却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也是我深为佩服的一位将领。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爱国将领不可谓不多，邓世昌血洒黄海，留给后人的是家国共存亡的悲壮气概，左宝贵平壤殉国，但一腔热血也终难挽大厦于将倾。相比之下，聂士成的人格魅力却格外的突出，毫不夸张的说，他是清末中国将军中除了袁世凯外最具现代战争观念的将领，而他朴实的生活作风与廉洁的品行，更为后人所称道。 　　【聂士成】（1836-1900）清朝将领。字功亭，安徽合肥人。生于清道光年间，武童出身，初随袁甲三攻打捻军。1862年改璃淮军，任把总，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活动，并升任总兵。1884年，法军侵占台湾基隆，他率师渡海，屡 挫入侵法军。後授太原总兵。 　　在治军方面，聂士成有着严格的纪律性，同时，他也大胆的吸收西方陆军的先进经验，他的部队，可以说是清朝末年中国为数不多的近代化部队。可惜由于清朝政治腐败，最终葬送了他的命运。 　　188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率军入朝，败退回国。又在辽东九连城（今丹东西北）虎山抗击敌军，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可以说这是甲午战争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胜仗。而当清军全线溃败的时候，只有聂士成的部队英勇向前，奋勇阻击日军的进攻，才使得几十万军队安然撤回了鸭绿江。也正是在那场战斗中，聂士成大胆提拔了还是普通士卒的张作霖，后者则在二十年后成为了东北王。 　　1899年，所部三十营改为武卫前军，驻守芦台。1900年在天津顽强抗击八国联军，7月9日，率部在天津八里台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包围，仍与敌激战两小时，终连中数弹，壮烈殉国。 　　最为悲壮的是，聂士成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代成为了各方面都嫉恨的人物。他看穿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把戏，遭到了义和团的嫉恨，甚至在他率军为保卫天津浴血奋战的时候，义和团却派人杀死了他的全家。清廷的主和大臣对他处处限制，在他的军队弹尽粮绝的时候依然一兵不发，眼睁睁的看着他身陷重围。 　　天津保卫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无论怎样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失守，无论怎样抨击清廷的昏聩、愚昧和清军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外来列强战斗的时刻，清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清军士兵是英勇的。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皇宫里的政治内幕，也曾为军饷的迟发而对朝廷起过怨 　　而聂士成，则成了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他的军队在天津战斗到最后一吸，最后一片瓦。他的军队里所剩的最后两个士兵，点燃了火药桶，和冲上来的日本兵同归于尽。天津战役历时24天，在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的情形下，天津军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抵抗，而聂士成出色的指挥，则给了八国联军以沉重的打击。 　　 　　1905年清政府立碑纪念，谥号“忠节”。 在南开区紫金山路与津盐公路交叉口。花岗石砌筑基座，上置碑心，高2.4米。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　 　 　　公元2000年是著名爱国将领聂士成为国捐躯100周年，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天津市政府近日在原聂公碑所在地建了一个高4．18米的聂士成铜像。 二，张自忠 　　抗日英雄，国民党33集团军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与聂士成一样，张自忠在有生之年同样受尽了责难与非议，而这些责难与非议，却来自于他浴血奋战所保卫的国家人民。当他拿出一块银圆为抗日捐献的时候，却被募捐的学生群起殴打，说汉奸的钱我们不要，随枣会战两军对峙的危机关头，竟然也有报纸污蔑张自忠畏敌不前。我很难想象那个时刻的张将军的心情，他默默的忍受，却心如刀割。 　　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曾有这几句话：“卢沟桥事变以来，余以伏罪之身转战南北，唯一死可雪耻也。”其中的愤懑与委屈，令人感怀落泪。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战八年，他消灭日军累计达八万人。可谓抗战中华第一猛将，而他最终也以身殉国，倒在了湖北的十里长山，也只有那一刻，他的国家和人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满腔热血，感动于他的爱国热诚，可是一切的悼念与悔恨，是不是来的太晚了一些呢。 　　张自忠（1891—1940），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2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1914投军奉天新民屯车震团。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率第29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决定率第29军撤退到保定，行前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北平沦陷后，国人对张自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张自忠严词拒绝。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自忠对等谈判。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脱离险境。他先称病躲进德国医院，后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接着乘英国轮船去烟台，再转济南，最后到达南京，始得脱险。而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背负了汉奸的骂名，直到以身殉国的那天才得以洗刷。 　　1937年11月，张自忠回到原部队，此时部队已编为第59军，张自忠任军长。返部队当天，他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1938年初，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3月上旬进至鲁南军事要地临沂城下，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庞炳勋的第40军的5个团，庞部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第59军增援临沂。张自忠得令后即率部星夜兼程，日行180里赶到临沂北郊，随即兵分三路从北面对围城之敌发起猛烈进攻，临沂守军也开城出击。凶顽的的板垣师团在两面夹攻下仓惶后撤。张自忠率部急追，在沙子岭再创板垣师团，取得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声誉雀起，被提升为第27军团军团长。是年10月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9军军长。不久，张自忠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5月，日寇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2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2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所属第132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7天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第132师的第359团另配1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30里路，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此役称“襄东大捷”。蒋介石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40年4月，日军集中30万兵力再次向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进犯。当时第33集团军只有74师的2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有中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本可不必亲率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众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自己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月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两封书信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概，后来亦被周恩来誉为“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的两封遗书。　　 　　5月7日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于14日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何以这样能战，后听说是张自忠亲率的部队，当即大量增兵，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15日，日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激战至16日拂晓，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稍后，张自忠腰部又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卧倒在地浴血奋战。后张自忠身上又中五弹，为了不让日军俘获，他举枪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于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牺牲。 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先由陆路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事先并未公布。但消息一经传出，宜昌民众不期前来祭悼者逾数万人。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们码头，蒋介石率军政要员来到江边，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来到重庆北碚双柏树小山落土安葬，并追晋上将。冯玉祥把这里更名为“梅花山”，并亲自为自己的老部下题写“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41年5月在南瓜店张自忠殉国的山头建造了“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山下修建了两千战死十里长山的官兵公墓。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三，薛岳将军 外号“老虎崽”，一个农民的儿子。只有10岁便进入黄埔陆军小学，13岁毕业便加入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乱，就是薛岳冒着枪林弹雨救护宋庆龄逃离虎口。1927年“412”之前，他曾建议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当反革命抓起来！”结果他又成为围剿红军的干将。杨成武上将在晚年回忆湘江战役时曾说：“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埋在湘江边上了。”此言非虚，他当年身负重伤，是爬回部队里去的。那一仗，长征的中央红军从八万五千人打成三万，而主攻者即是薛岳。还是杨成武上将，1987年5月在文章中写道：“对他们（指民国将领）的历史坚持进行实事求是的记述，是功绩就讲功绩，是过失就讲过失，一段时间有功就讲一段时间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一段时间有过。” 　　我们说薛岳是中国抗日第一战将，是指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歼灭日军最多的战将，仅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张治中将军称其为“百战名将”。曾经是老战友也曾经是死对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则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遗憾的是，许多年来，何谓万家岭大捷，似乎没多少人知晓了。 　　薛将军最辉煌的战役。当是1941年指挥的长沙会战取得的重大胜利，歼灭倭寇五万六千人，是二战时期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同盟国军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出色战斗，提高了蒋介石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当长沙会战还在紧张进 行的时候，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建议将中国和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划为中国战区，成 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1日3日，蒋介石复电美 国总统，表示愿意就任此职。当日，同盟国宣布了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决定，并 委任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为联合国军计划参谋部参谋长，兼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协助蒋介 石指挥中国战区的部队作战。 　　 　　长沙大捷后的二十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以援助中国抗战。 　　薛岳在抗战中军事上的成就与湖南和江西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各地除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军破坏道路、打击敌人外，还成立了不少临时的担架队、救护队、输送队支援国军作战。这种局面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两省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也是薛岳治理措施得力的结果。在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薛岳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粮、足兵、足智。并依此制订了“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这些措施使湖南战时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粮食连续获得丰收，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抗战中薛岳成绩斐然，但是他的致命弱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他在随后的内战中栽跟头留下了隐患。首先，薛岳为人骄狂，每遇大胜，必产生轻敌思想。万家岭大捷后的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上高会战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后的长衡会战都因其轻敌致败。其次，薛岳待人傲慢，得罪了不少人，与他打过交道的部下没几个说他好话。他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期间多次顶撞蒋介石和白崇禧多少引起这两位顶头上司的不快，为后来莱芜战役失败后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 　　撤到台湾后，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6年5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2岁。 　　纵观薛岳上将的一生，南征北战，出生**，为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抗日战争中，他屡挫倭寇，扬中华之国威于域外，更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创下了辉煌业迹。至于他的反共立场，是在对国家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在下认为是可以原谅的。 四，孙立人 ：抗日名将，新一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 　　在国民党将领中，孙将军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学院派将领，孙将军1900年出生于安徽路江，14岁时即留学美国，由此注定了他与美国一生解不开的渊源。更有意思的是，孙将军当年在美国就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与军事丝毫无瓜葛，不过我想，后来抗战期间，孙将军有“攻坚战之王”的美称，也许就是和他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分不开吧。在美国就读期间，酷爱篮球的孙将军还曾在22岁那年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主力后卫，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 　　孙将军1927年归国，原本分配到设计院做工程师，但目睹了国弱民穷的现实后，27岁的孙将军毅然投笔从戎。而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不句一格提拔人才的时代，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军事观念，在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战斗中，孙将军履历奇功，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其与美国专家合谋的“铁壁合围”计划，将红军两大著名将领彭德怀林彪打的全军覆没，几乎把中央红军逼**境，被迫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很快，孙将军就成了国民党中引人注目的新星。到1937年，孙将军就任国民党特种独立团上校团长，成为了国民党青年军官里的佼佼者。 　　凇沪会战时，尽管上海沦陷，但孙将军的特种团还是打出了国威军威。武汉沦陷后，孙将军已成为第一军军长，而第一军以及他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乎改写了整个二战的走向。 　　1942年，正是倭寇在太平洋战场最猖狂的时期，为配合美国太平洋作战，打通缅甸公路，国民党派遣了以孙将军的第一军为主力的中国远征军，向盘踞东南亚的五万日军发动进攻，无奈，这次他们遇到的是装备远强于自己的日本王牌部队，经过五昼夜的激战，第一军力不能支，兵困野人山，直到美国前来救援才得以撤离到印度。 　　野人山之败被孙将军视为一生最大的耻辱！经过两年卧薪尝胆，1944年，在印度整编的新一军再次出击，与盘踞缅甸的日军展开殊死战斗。他们的对手是拥有山地战之王称号的日本田中新一中将指挥的日军第18师团，下辖第114、55、56联队，共有兵力3.2万人。该师团是日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它在新加坡曾以3万多人迫使8万多英军缴械投降，后投入缅甸作战，有“丛林作战之王”的称谓。 　　结果，缅甸会战不仅成为了新一军的雪耻之战，更成为了中国抗战的雪耻之战，面对曾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18师团 ，中国军人猛打猛冲，同仇敌忾，而孙将军所制定的快速切入，两翼冲击的战法，更令倭寇始料不及，这种战术是侵华日军时常使用的，却为孙将军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而新一军的攻击速度与强大的战斗力，更令倭寇难以抵抗。原本势均力敌的会战演变成了中国军人对倭寇的大扫荡。倭寇师团长感叹“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10月24日，新编第38师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雪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孙将军托病在家，后随蒋介石迁居台湾，尽管他小心谨慎，但猜忌心极重的蒋介石还是以莫须有的“兵变”罪将他软禁30年，此案件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 　　1984年，作为蒋经国的私人代表，孙将军曾秘密访问大陆，与邓小平举行了亲切会谈，然而，他最终没有看到台湾光复的那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五，张灵甫 抗日名将，国民党抗日铁军74军（后改为74师师长），英勇的抗日英雄，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位曾被我们唾骂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民族英雄。 　　请原谅我为他用了这么多的赞美。然而假如张将军在天有灵，我更想请他原谅我曾经对他的唾骂，在历史课本弱智的教育下，我对于张将军的唾弃与不屑，在我了解了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后，早已变为心底挥之不去的悔恨。 　　听说，上海要建造张将军的衣冠墓，据说因此还招致了不少的责难与非议，而我却终于可以为张将军轻轻松一口气了，将军，从今天起，你终于可以得到后人公正的评定了。这迟到的公正的评定。 　　我却不知道，那在孟良固战场上，将罪恶的子弹射入您胸膛的解放军战士，在他作为“战斗英雄”的有生之年里，会为他那颗愚蠢的子弹而悔恨吗？ 　　张灵甫，名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终年44岁。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0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在西安的时候，青年张灵甫为文庙的碑帖所吸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文庙临摹碑帖，聚精会神经常忘记吃饭。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右任曾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回西安出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他的书法誉满天下，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切投身革命的张灵甫采纳家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同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1927年3月8日，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以这一刻为起点，张灵甫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张灵甫的仕途并不顺利：由于常年作战在外，身为胡宗南第一军的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不轨，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此后的张灵甫一度锒铛入狱，被蒋下令关入“模范监狱”10年。但由于他书法出众，所以反而这段时间反而润笔颇多，南京街头张灵甫书写的招牌店名多如牛毛。但从此也看出张灵甫暴躁、多疑的性格。 　　 　　张灵甫的转机在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在不久的上高会战中，腿部再度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分别放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而五大主力中，74师首屈一指，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而74师师长，便是“杀身成仁”的张灵甫。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常德之役，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　　 　　然而，这样一位民族的英雄，国家的功臣，他没有死在倭寇的屠刀下，却倒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上，1947年国共两党内战的孟良固战役，张将军身陷重围，解放军动用了15万人，经过三昼夜奋战，终于全歼了张将军的七十四师，张将军壮烈牺牲。尽管战争的是非今日已明，但对于张将军及其部队血战到底的精神，我们也应当给以军人的尊重。然而，CCP作家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 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 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 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六，杜聿明： 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抗日英雄。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终老大陆。其青年时代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杜将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西方化将领。如果说张自忠是中国传统武将的代表，孙立人是中国儒将的代表，张灵甫是中国少壮派猛将的代表，那么杜将军则可算是中国少有的西方化将领的代表。 　　在抗战中，杜将军是为数不多的“闪电战”的坚持者。与大多数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积极防御，稳打稳扎的战术不同，杜将军的特点就是进攻！以优势的火力压制敌手，以最快的攻击速度打挎敌人，其经典战役就是昆仑关大捷。当然，杜将军的成功与蒋介石对他的宠爱分不开，他所掌握的部队是国民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也是他有条件去完成他的军事部署。然而，他最后的失败却也恰恰是因为这一观念，在广阔的淮海战场上，面对解放军“运动战专家”粟裕将军的口袋战术，杜将军坚持进攻战术，以至最终被分割包围，惨遭俘虏。 　　杜将军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将军，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杜将军手中有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坦克部队，因此杜将军的胜利，是中国陆军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战争方式打赢的胜利，其对中国陆军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1939年11月17日，为截断我西南国防交通线，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发起对华南的攻击。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第5师团之中村正雄12旅团进占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16日，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反攻昆仑关。这是第5军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战役，杜聿明要求各师长：“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一举消灭敌人的”钢军“，打出我们第5军的威风来，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利害！”18日拂晓，在战车、炮火掩护下，第5军对昆仑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夜各部乘胜进行夜袭，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昆仑关又被敌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杜聿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占优势地形，顽固抵抗。杜聿明经过缜密的分析，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从23日起，敌虽增援2个大队的兵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也不能挽回败局，反被当场击毙。第5军相继攻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亲自督军奋战昼夜，前赴后继，终于夺取了界首阵地。杜聿明情不自禁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31日，邱清泉新22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这次战役遂以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日军1个旅团长、2个联队长、3个大队长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了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楷书了400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们说：“这次抗战胜利……需要着重宣传的是，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整个二战，杜将军及其率领的新五军，共与日军作战一千七百次，歼灭日军6万多人。这一数字仅次于张将军与薛将军。但其战斗的含金量却为最高。因为他面对的大多是日本的王牌师团。 　　解放后，杜将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八年牢狱生涯，受尽了磨难，其待遇竟不如与他一同改造的日本战犯！！！！！释放后，杜将军曾在政协和人大担任过一些职务。而杜将军的许多部下，则投身于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部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彭德怀将军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的排名上，彭大将军位列第二位。屈居在朱德的后面，但是我想，如果评选20世纪十大名将，那么在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上，彭将军远比朱德更有资格入选。 　　彭德怀将军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中国将军形象，他的优点和缺点，几乎集中了中国将领的所有品格。他刚正不阿，敢做敢为，为了坚持真理，甚至敢于毛泽东据理力争，以至引火烧身。他爱兵如子，体恤战士，为了改善朝鲜战场战士的生活状况，他在全国军委工作会议上发了火，骂了毛泽东的祖宗八代，为了给屈死在三七线的一百八十师讨回公道，他狠狠的扇了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两个耳光。他不象林彪，从不耍什么阴谋手段小人伎俩，也不象朱德，为难时候明哲保身得过且过，对人民的苦难装聋做哑。面对民间的疾苦他为民请命仗义执言，面对国家的为难他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却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的得失。在打仗上，他身先士卒，作战勇猛，毛主席曾赞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解放战争，他经历的是最为艰苦的西北大战，在茫茫的戈壁沙漠，面对曾让西路红军全军覆没的回族“马家军”，彭将军用重拳为那些屈死在祁连山下的红军烈士雪了耻。他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要求休战和谈的斡旋，毅然进兵新疆，让新疆重归祖国怀抱。而他用兵却极具智谋，刚柔相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是一位无论从人品还是军品都值得我们由衷纪念和尊敬的伟大将领。若说他是新中国人民军队战将第一人，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抗战时候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打游击，除了平型关一战，鲜有出彩的战绩。然而1940年的一场百团大战，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CCP与中国八路军，也让世界从此记住了一位叫彭德怀的中国军人的名字。这场战役几乎摧毁了日本在北中国的所有交通线，逼的日本将大量精锐投放华北，减轻了南方战场的沉重压力，配合了国民党的冬季反击战。更为重要的是，在抗日战争节节败退，民心低落的时候，这场战役的胜利重新唤醒了中国人对于卫国战争胜利的渴望。然而谁又知道这场战役是彭将军未向中央请示擅自发动的呢！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从此对彭将军存了猜疑之心。 　　就连不可一世的美国将军麦克阿色，也曾盛赞百团大战为“天才的指挥官打出的天才的战役。”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玩笑，这位盛赞过彭元帅的麦克阿色将军，最终在朝鲜与彭元帅交手，并成为了彭元帅的手下败将。 　　朝鲜战争时，对于出兵还是不出兵，军界一直争论不朽，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的明显的，因此，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退缩了，而彭将军挺身而出：“都不去！我老彭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中国必须面对的战争，如果中国退缩了，那么之后的五十年，中国将不会再有和平。 　　志愿军入朝了，而节节败退的金日成似乎不相信中国人会取得胜利。他先问：“你们有飞机吗？”彭将军摇头。金日成回天无力一般叹息：“那你们来干什么？”彭将军只是冷笑。三天后，飞虎山庥稣剑驹妇吆桓鍪Γ馐浅收秸牡谝桓鍪ふ蹋佣顺收秸男蚰弧? 　　之后的第一次战役，消灭韩国军五万，然而美国却依然轻敌冒进，面对美国的机械化部队，彭将军施展虚实结合的战术，诱敌深入！在长津湖，飞虎山两处将美国人重重包围，这是一场今天美国人想来依然后怕的会战。美国第八集团军遭到建军以来最惨重的重创。其特种部队“北极熊团”被成建制围歼。陆战一师，陆战二师遭到重创。整个第八集团军阵亡两万六千人，司令沃克中将在撤退时翻车阵亡。全美国震惊了。杜卤门总统气的在白宫骂娘：“美国军队的祖宗们要是知道了你们今天的熊样，他们非在棺材里骂出声来。”而谁又能知道，这样的一场军事奇迹，是彭元帅率领的一支没有坦克，没有空中掩护，甚至没有冲锋枪的陆军完成的。 　　朝鲜战场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累积歼灭美国人十多万。彭将军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的特点，制定了“野战，近战，夜战”的战术思路，完成了今天人所不可想象的军事奇迹——打退十万美军，光复北朝鲜。 　　整个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美军26万，俘虏1万五千，而作为总指挥的彭德怀，自然功不可没。 　　朝鲜战争的意义，今天的人们还有诸多争论，但是我要说的是，正是这场战争，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尊重了中国，使中国换来了五十多年的外部和平。正如彭将军所言，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岸架设几坐大炮就可以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朝鲜战争是中国崛起的开始，而彭大将军，则是这崛起过程里的启明星。 　　西方军事界在朝鲜战争后给了彭将军以极高评价。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称其为“东方巴顿”。而美国人则敬其为“战神”，甚至1999年美国《时代》杂志在评选世纪十大军事人物中，彭将军赫然在例。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 八:宋时轮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抗日英雄，抗战时开拓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朝鲜战争中曾任九兵团司令，志愿军副司令，成功缔造了朝鲜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长津湖会战。 　　也许是因为彭大将军的存在，使得宋将军在朝鲜战场的光辉被遮盖了。但是毫不夸张的说，宋将军是朝鲜战场上除了彭大将军外最优秀的中国将领。他亲自指挥的长津湖会战，可以说改变了整个朝鲜战场的走向，使美国人最终失去了进攻的主动权。 　　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位列司令，但与粟裕等将领相比，宋将军是默默无闻的，他麾下的部队可以说是解放军里装备最差，战斗力最差的部队。因为宋将军在国内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即使是入朝作战的时候，他所率领的第九兵团，也是由在度江战役里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所组成的。然而宋将军却好象一块烧红的烙铁，将身边的战士都烧热了。他把一支士气低落的疲惫之师，锤炼成了百战不屈的精锐之旅。 　　宋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光辉一笔，当是在朝鲜尚庆南道的长津湖，这是一场直到今天依然让许多美国老兵后怕的经典战役，这场战役后来被美国人编写进了西点军校的战役教材中。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公元1950年11月中美两支王牌军在这里展开的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战斗.　　当时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联合国军”虽遭志愿军迎头阻击，但仍然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并不是不可悔的势力”。因此即迅速集中其全部侵朝部队兵力，发动一次能“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企图将志愿军赶过鸭绿江，占领全朝鲜，并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前结束朝鲜战争。 　　蛰伏在长津湖地区，准备攻击这支强大的”联合国军”部队的是志愿军九兵团。该兵团由20军、26和27军组成。 　　在11月21日，20军隐蔽进到柳塘里西南，27军潜到柳塘里和新兴里北部，26军作为预备队由厚昌地区向长津湖靠近。九兵团的部队是准备台湾战役的主力，每个军都是四四制加强营甚至都是五五制，共计有近15万人。由于长期在南方作战，部队没有任何寒区作战经验和思想准备，很多人都还是第一次看到雪。美国形容这支经验丰富的部队行动非常诡秘，在美军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中，也能将10多万人的部队神不知鬼觉地潜到长津湖周围志愿军虽然人数优势，但其给养和装备极其缺乏，部队防寒装备是空白。 　　１１月２４日８点，“联合国军”争先恐后地向鸭绿江挺进。两天时间内，西线第８集团军的第２４师向前跃进了１０英里，中部的第２师也不甘示弱，向前挺进了１０英里，唯有东线的韩国军队进展缓慢，致使第８集团军与东线的美国第１０军之间的缝隙更大了，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缺口。第２师的指挥官劳伦斯·凯泽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来缩小这个缺口，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从东西两线向“联合国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军号声、哨子声和枪炮声响成一片，毫无思想准备的“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到１２月１日，志愿军共歼敌１．５万人，美第２师被歼过半，失去了战斗力，美第　２５师被歼１／３，第８集团军开始土崩瓦解，“联合国军”被迫南撤。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的冰天雪地里，志愿军九兵团3个军12个齐装满员的师共15万余人，与以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为主力的第十军3万余人，展开了一场日后对双方都不堪回首.不愿提起的大血战。 　　中美双方的士兵从战场最北端的柳潭里经下碣偶里到新兴里60多公里崎岖不平的公路两侧，以不顾一切的决心，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死打硬拼了整整14个昼夜。白天美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凶狠的冲锋突围，志愿军则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层层设防.顽强阻击。夜幕降临，在照明弹发出的清白色光亮里，成群的志愿军战士冲入敌人炽热的火网，把子弹.炮弹.手榴弹雨点般的投入敌人的防御圈。再一个白天，美军又携带着更多的伤员重复着前一天的进攻。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美军在大部分时间里，仅能以每小时500米的速度前进。战斗间歇，一位美军记者问一个正在用刺刀从冻硬的罐头里挖蚕豆吃的陆站队士兵：如果上帝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你最需要什么？那个士兵头也没抬的回答：给我明天吧。虽然处境极为险恶，但陆战一师不愧是美军中王牌的王牌，他们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中，携带全部伤员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九兵团同样无愧于华东野战军的精锐，他们在饥寒交迫中与火力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浴血奋战至最后一刻。战斗结束时，60多公里的公路上，到处堆满了美军丢弃的坦克.大炮和卡车以及来不及掩埋的士兵尸体。公路两侧及附近高地上，则布满了被炮弹撕裂.被严寒冻僵的志愿军战士的尸体。多少志愿军战士吃完最后一个土豆，穿着单薄的军衣去参加最后一次决死的冲锋，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气，令美军肃然起敬。 　　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比双方的子弹.炮弹.手榴弹更可怕的是零下30度的严寒。美军13000人，志愿军48000人的伤亡中，因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均在60%以上。尤其是对没有寒带作战经验，装备严重不足的九兵团情况更为严重。经此一战，部队基本上被打瘫了。 　　美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３万美军阵亡一万一千人，重伤４０００人，整个军队已经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曾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立下奇功的王牌特种团＂北极熊团＂被成建制围歼，这支在美国＜＜巴顿将军＞＞＜＜紧急下潜＞＞等奥斯卡电影里频频亮相的二战英雄部队就此完结．长津湖战后，美军火速后撤，中国人民志愿军兵不雪刃收复平壤，将敌人赶出了三八线．这是朝鲜战争的转折点．此战后，美军再也没能越过三八线一步． 　　没有人公开批评过宋时轮将军在如此众多的冻伤减员的问题上应负什么责任。毛泽东没 有，彭德怀也没有。 他们都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乱原部署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了，加上刚成立的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应急动员体制，出现这样大 的非战斗减员是难以避免的。而宋时轮面对复杂情况决心坚定，处置果断，完成了艰巨的 战略任务，表现出高度的全局意识和战略观念，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毛泽东多次发电，对宋时轮和第九兵团予以高度赞扬。 　　可宋时轮将军却终生为此自责、内疚。倘若从接到准备入朝作战命令开始，就不对补给 存依赖心理，捧起老法宝，发动大家“八仙过海”想办法就地筹集或购买冬装；倘若能 照原计划在山东完成3个月整补；倘若能在东北实现两周整训并进行必要的补给，冻饿 减员会更小，作战成果会更大。 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没有“倘若”可言。 何况是一场别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 　　1952年7月11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宋时轮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9月的一天，在鸭绿江边即将返国的宋时轮将军向长津 湖方向脱帽弯腰，向长眠在那里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忠勇士兵， 深深地鞠躬90度。当他抬起头来戴上军帽向他们致庄重的军礼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 身经千战的名将已经泪流满面. 　　1952年回国后，宋将军担任了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至1985年在军事科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为我军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91年7月11日，战功赫赫的宋将军在北京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历史，因为那是我们的辉煌。” 九：刘伯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CCP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把刘伯承列入十大名将中，也许会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从入选标准衡量，尽管刘将军身经百战，并且有千里飞跃大别山的军事奇迹．可是他外战战绩实在一般．本来朝鲜战争给了他扬名立万的机会，可是他拒绝了毛泽东的任命，甘愿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校长．许多人还把此事看做刘将军的怯懦．然而，这却正是刘将军高瞻远瞩所在．因为刘将军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军队未来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赢得一场朝鲜战争，更在于如何在现代化军事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和平，因此办学校与打仗是同样重要的．也正是由于刘将军高远的战略眼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加快．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这是我对刘将军的评价．如果说彭大将军是猛将的话，那么刘将军可算的上是儒将． 　　刘将军对于中国军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办教育．他不象许多开国元勋一样，沉醉在三大战役和朝鲜战争的胜利中，他更多的是居安思危，想到了中国军队发展的百年大计．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十：许世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济南军区，广东军区司令，他出身少林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武术高强，身经百战，在长征，抗战等重大战役里屡立奇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晚年他成功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重创越南小霸．将他列入十大战将第十位，当之无愧． 　　有时候我一直在怀疑，许将军与彭大将军是不是亲兄弟？两人性格如此相似，一样的敢做敢为，一样的爱兵如子，一样的治军严格，一样的身怀绝技，一样的性格豪爽．只是彭总的性格豪爽中多了一分理智与冷静，和许将军却憨直的近乎可爱．也许，这也正是毛主席宠爱他的原因吧！ 　　许世友将军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将领．他快意恩仇，极重情意。自延安时代起就发誓对毛泽东誓死效忠。关于他的趣闻逸事数不胜数．比如他敢说敢当，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毛主席的面骂江青是“白骨精。”在文革“二月逆流”里和王洪文拍桌子拍断了两根手指头。比如他好酒如命，大敌当前依然照喝不误，酩酊大醉后依然能身先士卒重创敌人．抗日战争中许将军醉酒斩倭寇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又比如他性格暴躁，一有不合意见就大发雷霆甚至在会议上动粗，情绪一不好能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都晾到一边．更比如有时候，他性格脆弱的象小孩子．文革时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他一气之下来到北京，把毛泽东堵在卧室里哭，要毛泽东给他发“免死金牌”。弄的毛主席也哭笑不得。如果拿《水浒传》来比喻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无疑是宋江。而许世友将军，自然是那位性格憨直可爱勇猛善战的黑旋风李逵了。转自铁血 　　许世友将军一生性格豪爽，治军严厉。在他七十岁担任广州军区司令的时候，他依然象一个普通战士一样下部队与士兵们练拼刺刀。一个战士在对练时把他失手打伤，许将军却大为喜悦，当场就把这位战士提拔成了营长。不过，也正是在许将军的从严治军下，广州军区成为文革时代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两次全国军区大比武中荣获第一。 　　许世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他特别钟爱。他常挂在嘴上的几句话是：部队枪弹不足，大刀是冷兵器中最为便当、最让敌人胆寒、最有号召力的一种兵器。 　　抗战时期，一次，倭寇两个团向34团阵地发动进攻，妄图打开缺口南逃。敌人的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腥红的火舌，在红军阵地上舔来舔去；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半空。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34团阵地扑来，突破了前沿阵地。　　 　　形势万分危急，许将军却依然稳做泰山，喝酒取乐。直到２两酒喝尽，他才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偃月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挺身舞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34团人人都会打拳劈刀，敌人哪是他们的对手。红军战士像自己的团长一样，在敌群中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戳，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狼狈逃窜。 　　这就是抗战时期流传的许世友将军“醉酒斩倭寇”的故事。 　　即使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许世友将军也是“四人帮”所不敢碰的一颗钉子。先是江青不知轻重，授意手下整许世友的黑材料。却被许世友演了一场“哭求免死牌”的闹剧。事后毛主席恼火的训斥江青“你惹他干什么！”从此无论林彪还是江青都对许将军敬而远之。毛主席去世后，许将军坚定的站在叶剑英一边，帮助叶剑英铲除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局面。从此有了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的开始。从这点上说，他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而且，他能大胆的批评毛主席“主席啥都好，就是讨了一个烂婆娘”。言语之中透着对毛主席的忠诚，却又让人忍俊不禁。　　　而许将军一生的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战，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一战中，许将军尽显了一位大军事家的风范。首先，针对部队受文革冲击，破坏严重的问题。他严厉整顿，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他铁面无私，不徇私情。面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照顾”子女的招呼不为所动。并大声斥责“当官的娃娃是人，百姓的娃娃就不是人了。谁敢再找领导写条，我就让他儿子第一个去炸碉堡，去踩地雷！”言语掷地有声，透着一位共和国老将军的凛然正气！　　 　　1979年2月17日黎明，广西前线万籁俱寂。指挥所坑道的作战室里灯火通明，参谋们默默地等待着战斗发起时刻的到来。许世友快步来到作战室。他坐在军事地图旁，手持怀表，双眼紧盯着指针。　　 　　突然，他抬起头，放大嗓门庄严地宣布：“时间到，还击开始！” 　　顷刻间，隆隆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火光映红了天空。中越边境广西段呈现出我军猛烈进攻的壮烈画面：一排排炮弹飞向敌阵，转瞬间敌人阵地上烈火团团，浓烟滚滚。30分钟后，一组组工兵在敌人的雷场上前仆后继；一排排坦克吼叫着向前推进；一群群步兵杀声震天地冲向敌群。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序幕全线拉开。 　　不到3小时，战报如雪片般飞来：北集团突破了莫隆防线，消灭了莫隆地区的敌人。南集团突破了布局防线，打垮了布局地区的敌人，夺占了水口大桥。东集团突破了同登防线，正与敌人激战…… 　　仅仅十五天时间，面对曾让美国人后怕的越军防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老街，龙登等一系列攻坚战中重创敌人！许将军采取了黑虎掏心的办法！直捣越南首都河内的门户谅山。“下谅山而越王降”！是中国古代军事的一句老话。由此足见谅山的重要，可是许将军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部队，仅仅用了四个小时就占领谅山，成建制歼灭苏联装备的越南王牌第六师和第八师共２万５千人，这是自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出的又一次成建制歼灭敌人两个师的光辉战役。 　　对越自卫反击战震惊了世界。在战役初期，苏联国防部长拉德里夫大笑：“让越南人教训教训中国人吧！”在越南吃了大亏的美国人曾幸灾乐祸的说：“这次该让中国人吃苦头了。”美国总统卡特闻得中国对越南动兵的消息曾叹息：“邓小平昏头了。”他们以为，中国也会象美国一样陷入越战的泥潭，几十年无法自拔，最终拖跨中国经济。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十五天，仅仅是十五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了河内北方的所有防线！几十万越军全军覆没。一千八百多处越南堡垒被摧毁。六个北方大城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抢掠一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过了三十年后，再次让世界震惊。 　　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意义是深远的，他锤炼了新一代的国防部队，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革进程。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说话底气，让欧美列强在毛泽东逝世后依然不敢小看中国。更重要的是，他有力的通过胜利推动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加快了祖国统一的进程。而且，世界还知道了，除彭德怀以外，中国还有一位叫许世友的战将。 　　当然，对越自卫反击战不是没有遗憾，比如撤退时候受越南游击队骚扰，伤亡过重。据统计，７９年反击战牺牲的战士，百分之六十都牺牲在撤退时越南游击队的偷袭中。但是，他的功绩是无论如何也不容抹杀的。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想把战争扩大，在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邓小平选择了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许将军与中央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归国后被名升暗降，解除了兵权。 　　而在这场战役里，许将军个人也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记录，比如，面对越南的顽强抵抗，他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结果解放军所到之处，越南寸草不生，许多村庄被屠杀一空。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亡。不过，出于战时特殊情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另外，出于对越南忘恩负义的愤懑，许将军在撤军的时候下达了“能带走就带走”的命令。结果越南北部各城市中国援助的工厂，企业，财产都被解放军抢掠一空运回国内，也正是这个决定，延缓了部队的撤退速度，使部队受到许多游击队偷袭，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伤亡。但是，作为一场战役的总指挥。许将军的功勋当之无愧，仅仅是这一战，他就可以获得民族英雄的称号。 　　1985年10月22日下午4时，许将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中的他突然睁开眼，无力地握住妻子田普的手，吐出几个字。虽然含混不清，妻子却听懂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是：“我……完蛋了!”和将军朝夕相伴40余年的妻子，完全理解这独特的遗言。　　 　　后事的处理与众不同，不是火葬，而是土葬。这是将军的强烈愿望，他要魂归大别山，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靠近母亲的墓穴，生前没能尽孝，死后要长伴老母。　　 　　邓小平同意许世友安葬的特殊处理。他说：“许世友同志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和特殊功勋的人物。”邓小平特别签发的“特殊通行证”，是特殊的特殊!1985年11月9日清晨，许世友的遗体安葬在大别山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人,于1925年5月入黄埔军校4期，不久即在戴季陶、王柏龄引荐下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校期间，积极参与了驱许（崇智）斗争，分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任职。1938年，率敢死队夜晚抄小道，拼死夺回张古峰，腿部受重伤。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4年5月开始的长衡会战中，受上级保存实力的影响，未建战功，且被调至陆军大学学习。 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终年44岁。 1.灵甫出世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0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在西安的时候，青年张灵甫为文庙的碑帖所吸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文庙临摹碑帖，聚精会神经常忘记吃饭。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右任曾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回西安出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他的书法誉满天下，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切投身革命的张灵甫采纳家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同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1927年3月8日，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以这一刻为起点，张灵甫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2.古城杀妻 30年代初期，张灵甫率部驻四川。1933年，经部队朋友介绍，张灵甫与四川广元人吴海兰相识，于同年冬在广元拜堂成亲。婚后，夫妻琴瑟和鸣，感情笃深。—年后，女儿张清芳出世，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由于常年作战在外，身为胡宗南第一军的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不轨，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时值1936年9月，国民党74师113团团长张宗灵率团随胡宗南进攻陕北苏区，他的家眷留在西安。一天，张的朋友、兄弟团的一名团长回西安探亲毕返队，张宗灵问他：“见没见到我的太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见到了，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个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两人可亲热哩。”张宗灵听罢怒火中烧，一连几日狂躁不安。实在经受不住谣传的打击，他向胡宗南请假回家，得准后，他身佩短枪，赶回家中。太太见到久别的丈夫十分高兴，精心梳洗打扮，愈发光彩照人。张宗灵从妩媚的妻子眼中看到了邪恶的淫荡，对她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饺子了，你给我包一顿吧。”妻子即到宅院那片菜畦割韭菜，张宗灵尾随在后，当其妻刚蹲下身，他拔枪对准女人后脑就是一击，妻子栽倒，当即身亡。张宗灵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马上返回了部队。 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张清芳(建国后任护士，生有二子一女)。 吴海兰的父母闻讯怒不可遏，去西安递状纸上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知道后，愤愤不平，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南京的宋美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你们要秉公严惩!”宋美龄向蒋介石吹“枕头风”，指责张灵甫的违法行为。蒋介石命胡宗南派人押张灵甫去南京。抵达南京后，张灵甫就被关进大牢，被判刑10年。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张清芳(建国后任护士，生有二子一女)。 吴海兰的父母闻讯怒不可遏，去西安递状纸上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知道后，愤愤不平，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南京的宋美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你们要秉公严惩!”西安各界妇女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蒋介石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胡宗南无奈，将此爱将送至首都，蒋介石将他关进模范监狱，声称审后严办。 此后的张灵甫一度锒铛入狱，被蒋下令关入“模范监狱”10年。而在1937年10月，重庆方面，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宗灵，为掩国人耳目，张宗灵更名张灵甫。 由于他书法出众，所以反而这段时间反而润笔颇多，南京街头张灵甫书写的招牌店名多如牛毛。但从此也看出张灵甫暴躁、多疑的性格。 3.血战日寇 张灵甫的转机在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那一次，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 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在不久的上高会战中，腿部再度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分别放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而五大主力中，74师首屈一指，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而74师师长，便是“杀身成仁”的张灵甫。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常德之役，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获得过国民政府授予的“自由勋章”。 4.兵败孟良崮 1947年5月11日，张灵甫率整编第七十四师从垛庄出发，经由孟良崮西麓，向华野指挥部驻地坦埠以南华野第九纵队进攻。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60公里的芦山顶峰，海拔500余公尺。沂蒙山区的山峰形状古怪，四周陡峭，形似圆柱，顶部平坦，可以种植农作物，当地人称之为崮。七十二崮，崮崮相连。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据守在芦山、孟良崮、大崮顶几个山头和几个谷地里。粟裕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必须抓住，立即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放弃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改打中路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中切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急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干净消灭之。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之后陈粟调集华野1纵（叶飞）、4纵（陶勇）、6纵（王必成）、8纵（王建安）、9纵（许世友）五个主力纵队包围。（包围与反包围的问题）１５日夜，华东野战军对整７４师发起总攻，以强大的炮火向孟良崮群山轰击，１６日下午，７４师全线崩溃。张灵甫率指挥部躲在一山洞中，用无线电向蒋报告，说友军见死不救，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又将师部团以上军官姓名报告蒋介石，说要＂集体自杀，以报校长培育之恩＂．此时，解放军已冲到洞口，他和卫兵继续顽抗，解放军用冲锋枪和手榴弹予以还击，并冲进洞中，遂张灵甫被击毙，结束了一生的军旅生涯。两天候，尸首由侍从辨认后，埋在山东沂水野猪旺村后的山冈上．同时，新华社播发消息，希其家属到该处收尸。 孟良崮战役，解放军共动用9个纵队，用5个纵队主攻，4个纵队打援和阻击敌人.经过3天3夜的浴血奋战，全歼整74师32000余人.“常胜军”覆灭以及“常胜将军”丧身的噩耗，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更是老泪纵横：“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他不仅下令为“效忠党国”的张灵甫在玄武湖畔树碑，还把英国送给国军的一艘巡洋舰改名为“灵甫号”。与张灵甫死后被“嘉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鲁中“剿共”总指挥汤恩伯被撤职。此役对蒋介石集团震动之大，可见一斑。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孙连仲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周同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 　　古。 　　——戴安澜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张自忠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 　　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 　　争光。 　　——-杨森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李家钰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

抗战8年，共战死212位将军，其中包括了CCP的左权，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和赵一曼（虽军阶不高，却极为惨烈），其余为国民党和其他地方武装， 　　其中20多位战到最后自杀，44位拼刺刀肉搏而亡，如此惨烈的将军战死世界之内即使苏联也不能出其右。 　　 　　上香， 　　泪涌， 　　敬礼， 　　封贴。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 　　 　　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二百四十一万八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死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零八人，受伤的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人。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黎东方教授是现在海峡两岸都接受的著名史学家，他所用的日军在华伤亡的数字，没有用国民党的统计，也不用中共的统计，而用日本陆军部的部分统计，这就避免了政治宣传的夸大缩小的可能。关于日军死伤总数，黎东方说：“伊藤正德在他的《军阀兴亡史》中，列了七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人，作为在华日军的死伤总数。他不曾把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的日军死伤人数包括进去。倘若包括进去，则在华日军死伤人数总数可能超过八十万人。”他根据日本统计的日军伤亡数字，但是只有几次具体战役，材料不够。 　　 　　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从1931年开始，每一年的伤亡数字如下： 　　 　　时间（年） 　伤（人） 　　亡（人） 　　 　　1931 　　　　4,800 　　　　3,000 　　1932 　　　　1,800 　　　　1,500 　　1933 　　　　2,400 　　　　2,100 　　1934 　　　　1,000 　　　　800 　　1935 　　　　2,700 　　　　1,900 　　1936 　　　　2,500 　　　　2,700 　　1937 　　　　170,000 　　　160,000 　　1938 　　　　240,000 　　　250,000 　　1939 　　　　88,000 　　　 57,000 　　1940 　　　　103,000 　　 83000 　　1941 　　　　113,000 　　 68,000 　　1942 　　　　76,000 　　 27,000 　　1943 　　　　123,000 　　 77,000 　　1944 　　　　158,000 　　 147,000 　　1945 　　　　86,000 　　 74,000 　　总计 　　　　1,172,200 　　1,055,000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 　　 　　显然，何应钦和黎东方的数字比这都太小！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 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得到的就是被中国军队消灭的人数。这个数字与上面提到的日本人的数字相差不大，也就是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人数实际上是两百万人 　　

为什么国民党一二十个师打不过一个日 本师 　　日 本那不叫“师”，叫“师团”，看其规模和编成，感觉挺象美国师。一个欧洲陆军师一般是14000人左右，一个美国师规模为其两倍，达28000人。一个日 本“师团”的规模大约26000人左右。 　　 　　国民党军队呢？一般来说是欧洲师的编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比如当官腐败吃空额啦，但根本还是国家经济能力问题，一般一个当时的中国师只有5000-7000人。这样，单从人数上讲，要五个中国师才能大体相当于一个日 本师团的规模。如果从火力上讲，日 本师团有飞机支持、和坦克配合（虽然只能算铁甲车）、火炮的数量和射程威力等也不是中国军队所能比拟的，而且日军进攻时还常使用生化武器。所以，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中国军队都必须数倍于日 本军队，才能在实力上大体相当。由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在军阀混战的“战果”上拼凑起来的，指挥组织也相当成问题。偶认为，数倍于日 本军队的中国军队才可能说是勉强“相差不大”。因此，就算一二十个中国师的番号加起来，实力能不能抵得上一个日 本师团，也很难说。 　　 　　声明一点先：不要总“国民党部队”的说，抗战的军队都是中国军队，而且那还是政府军。无论“中央军”，还是“杂牌军”。 　　 　　杂牌军的兵员更少，训练更弱，装备更差。一些杂牌部队，甚至队伍中有步枪的人数还没有过半----不要跟偶讲另一半人提的冲锋枪开着步战车，“大刀队”是饱含鲜血的无奈。台儿庄战役中，藤县一役，川军王铭章部全部战死，该师就只有5000余人。当时川军装备只有四川土造的步枪“单打一”和同样土造的“麻花手榴弹”，最“重”的武器偶想可能就是也许有的几挺机枪了。单从军事实力上讲，偶个人认为恐怕是比不上1000名日 本兵的。 　　 　　如前所述，日军在战斗中还常使用生化武器，这对于没有防护能力的中国军队来说，更是“不可战”之战。武汉战场，在关于这场会战的史料中，提到这样一个战例：“一队日 本军攻击一个中国军队防守的高地，久攻不克，日军遂施放毒气，一阵毒雾过后，阵地上一个营的中国守军只剩下两个幸存者。”对于整天大讲“以人为本”的理性精英而言，这样的抵抗是没有意义的。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这样实力根本不对等的战争中，中国军人是如何在绝望中争取希望的，这样的惨烈和悲壮使我们今天可以在安理会纵论天下大事，使我们可以今天继续用汉语大谈各种新思维而不必担心受“皇军”的惩罚。 　　 　　再来看看抗美援朝。志愿军一个师实际员额大约7000-9000人，因此单从人数上讲，也是约三个师以上才和一个美国师相当。中国军队是一个军下辖三个师，由于火力差得实在太远----偶认为还达不到一战时一个欧洲师的水平，所以也要数倍于敌才可能与敌基本相当。所以也就出现了几个军的番号攻击一个美国师而不克的情况。 　　 　　再来看看前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由于德军突然袭击，苏军的战争准备很仓促，偶个人认为也有此前“肃反”的功劳，许多部队都没满员都被投入战场。偶不知道苏军一个师是多少人的编制，不过实际出击时一个师5000-7000人的情况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许多部队在溃败中或强行军中编制被打乱打残，一个师实战时甚至有不到一个团的。所以两三个步兵军的番号在德军装甲集群的一次突击中就被击溃的情况一点也不意外的。崔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在斯大林格勒最白热化的时候，一支赶来增援的部队居然武器都没有带够，不得不临时在伏尔加河两岸搜集武器补给的情况。 　　 　　由上可知，抗战时，一二十个中国师拦不住一个日 本师团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当时的中国军人之敢于牺牲、之英勇顽强，不输任何欧洲列强！ 　　 　　看看中国远征军的经历可知，武器不一定能决定战争胜负，但仅凭一腔热血就要想获得战争胜利，是万万不能的！

转帖] 一 个 都 不 许 死 　　 　　1944年7与，远征军强渡怒江.收复了滇西的大片土地.开始著名的松山大反攻.日军困兽犹斗.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势.坚固的明岗暗堡.发誓拼个鱼死网破.十多天过去 ，双方杀的天昏地暗，只见一队队的伤员抬下来，又见一支支的部队拉上去，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 　　 　　7月27日清晨.坚守待命的116师36团2营1连接到紧急命令，要求这个连尽快抓紧时间吃饭，饭后许素奔赴火线，投入最后的生死决战，随着命令送过来，还有一批慰劳食品，猪肉，粉条，蘑菇，竹笋，高粱面......这个连队是随大部队从东北一路后撤，一直退到大西南来的，官兵清一色都是东北人，这些具有东北风味的食品，无疑让人一下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这下炊事班可忙开了，当第一甑高粱窝窝头刚刚出笼，一个小个子兵冒着被蒸气烫伤的危险，抢先抓起一个窝窝头，放在鼻尖闻个不停，深情的祢吸来自黑土地的气息.....突然，"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迎面甩开.打得小个子兵摔倒在地，窝窝头却仍稳稳的护在胸前.完好无损.这重重的一记耳光.只有连长才打得那么脆，这么狠，这么无情!顿时，一大群围在甑子边上的士兵不敢动了.一双双眼睛望着连长.目光中三分畏惧，七分愤怒. 　　 　　连长姓刘，嘴巴特别大，一顿能吃一个烧鸡，十几个矛头，弟兄们都叫他刘大嘴.眼看刘大嘴还想动手.火夫头老崔.赶紧站出来说丘脑感："；连长.他还是个孩子......"这个小个子兵是部队从东北溃退时收留的，当时他还是个满脸稚气的学生，饿的奄奄一息.是老崔救活了他. 　　刘大嘴还是狠狠的踢了小个子兵一脚.鹰一样的眼神咄咄逼人.骂道:"吃吃吃.就知道吃.他吗的，还有没有王法?"一个大个子兵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像是挑衅.又抓起一个窝窝头:"弟兄们，马上就要送命了，还怕个球!这生死决战，肯定有去无回，死定了!好几年没闻到高粱面的香味了.先吃饱了再说，死了也不能当个饿死鬼!"这大哥子兵的话说的在理，士兵们一听，纷纷动手，争抢窝窝头. 　　 　　"放回去!"刘大嘴一声怒喉.拨出了手枪.众人吓的连连后退.却见他朝天放了一枪.大喝一声:"全体集合!" 　　 　　集合完毕，大伙儿都为小个子兵捏了一把汗.明摆着.刘大嘴要处置他.不料刘大嘴没有动手.确提出了一个让人以为的:"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谁想死?"下面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大伙儿面面相窥.都不知道连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人回答，刘大嘴只好自问:"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想死!老子也不想死!我老刘家，一家十几口人，全让小日本给杀了，就是剩下老头子一个，老子要是死了，我老刘家就断子绝孙了吗?!" 　　 　　临战之前怎么说这些话?这不是动摇军心吗?大伙儿正在摸不着头脑.确又见刘大嘴掏出一张预先开好的菜单，大嘴一张，扯亮嗓门，朗朗的念了起来.菜单上除了高粱面窝窝头外，全是地地道道的东北菜:凉拌拉皮，蘑菇抄肉，小葱半豆腐，猪肉炖粉条.京酱肉段......士兵们并不饿，但仍一个个竖直耳朵.听的口水直流.念完之后，刘大嘴把老崔叫了上来，将菜单交给他.郑重其事的叮嘱道:"拿出手艺，照单全做.少一样，老子要你的脑袋!" 　　老崔领命而去，刘大嘴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头，狡计的一笑.声如洪钟:"弟兄们.你们都给我记着.一个都不许死，一个要活着回来，回来喝庆功酒.醉他奶奶个蛋!现在，点名!" 　　 　　点完名，刘大嘴高举着花名册.脸上露出了悲壮的神色.一字一顿的说:除了炊事班.全连141名弟兄.都给老子听清楚____你们家里有老爹老娘，老婆孩子，他们都眼巴巴盼着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是不孝之子.乌龟王八蛋!老子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狗日的抓回来!" 　　 　　接着，刘大嘴大手一挥.嘴巴里蹦出两个字:"出发!" 　　 　　连队一走，炊事班立刻忙开了，老崔拿出最精湛的手艺，照单做菜，没过多久，一顿丰盛的美餐做好了，他们一个个望眼欲穿，等啊等，从中午等到傍晚，前线终于传来捷报:松山全线攻克.减灭全部日军.老崔激动的大喊一声:‘还等什么?走啊!"说完，带领伙夫们挑着饭菜，送往前线. 　　 　　夕阳下的松山，弥漫在浓浓的硝烟之中.血流成河.尸堆如山.惨不忍睹......炊事班一行人挑的挑，抬的抬，一路高喊着弟兄们的名字，转恶劣好几个山头，也没碰见一个弟兄.突然，一个伙夫失声惊叫:"老崔，快来看，弟兄们都在这儿那!"老崔急忙走过去，脚步一颤.身子像掉到冰窟里一样发抖.泪水簌簌的流了下来:只见弟兄们东倒西歪.横一条竖一条.一个个血肉模糊.和弟兄们躺在一起的，是成倍的日军死尸.僵死的脸上还凝固着恐惧的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儿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再仔细一数.全连141名官兵.全部牺牲............ 　　 　　炊事班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老崔一抹泪水.叫道:"不能让弟兄们当饿死鬼，就是喂，也得喂饱了送弟兄们上路!"说着他带头扶起一个士兵.擦干净嘴边的血迹.小心翼翼，一勺一勺的往嘴里喂食物.炊事班的那些兵.全照着老崔的样子.扶起一个个牺牲的士兵.一边往嘴里喂送食物.一边高声报出菜名.硝烟之中.带着哭腔的嗓门瑟瑟抖颤.此起彼伏.唱响了一道道菜名:"凉拌拉皮!蘑菇炒肉!小葱半豆腐!猪肉炖粉条!京酱肉段!....................." 　　 　　那些炊事兵们抹着泪水.看着眼前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壮场景:那个小个子兵，嘴巴紧紧咬住一个鬼子的鳃棒.炊事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的嘴扳开.大个子兵被一刀砍段了脖子，尸首分家，脑袋滚到一旁，双眼仍怒目圆睁.更惨的是刘大嘴.他被一枚手榴弹炸的血肉模糊.连嘴巴也找不到....... 　　 　　老崔锤打着地，声泪惧下:"连长啊，你狗日的说话不算话，不算数!你说，一个都许死，少一个，跑到阎王殿也要抓回来!你怎么自己先跑到阎王殿去了?" 　　 　　这一顿富有东北口味的美餐，除了喂给弟兄们之外，其余的全部泼洒在阵地上..... 　　第二天，下葬的时候，141名官兵面朝北方.人人手里都紧紧的握着一个高粱窝窝头.握的铁紧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