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兵工 八年血战撑起天

[边锋战士]

68年前，日 本发动了全国性侵华战争。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万人的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重庆）之一，是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和外交中枢。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空中轰炸，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这座抗战中枢，摧毁国人的抗战意志！

　　庆幸的是，重庆城没有被炸垮，并最终看到了战争的胜利。由于战时的首要地位，重庆在战前战后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是无数重庆人用生命与汗水换来的。

　　抗战除了留给重庆人坚强的精神，也给我们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留下宝贵的财富，延续至今。

　　一场抗战，成就了一座城市。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为期两月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一场战争与一座城市》，谨此纪念重庆城为抗战付出的生命与代价，以正书历史，还原真实！

　　本纪念特刊分为抗战兵工、战争英雄、重访北方战役、战争留给重庆什么四大部分。今天，我们推出第一部——《重庆兵工》。

　　

　　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重庆，在6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中，作为我国兵工业中心，为8年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奠定民族百年雪耻的基础。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将目光聚 集在那些历经激荡岁月的兵工人身上，他们不但撑起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也撑起民族的脊梁。

　　今天刊发“兵工篇”第一章。

　　“我曾亲手制造几百挺轻机枪！”

　　“重庆晚报7月7日登载的《罪证》我看了，日 本鬼子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7月8日，巴南区大江集团，79岁的老兵工黄焕章大病初愈，情绪激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修改教科书、政府官员去拜鬼、在钓 鱼 岛不断制造事端，这说明他们根本没对侵略战争作反省！”黄是著名的100高火炮专家，16岁进兵工署重庆21兵工厂（现长安厂）当学工，与兵器整整打了46年交道。

　　一说起抗战峥嵘岁月，他就抑制不住内心激动。“那时，我们工人成天想的就是多造枪，把日 本鬼子打个落花流水。”黄进厂时正值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每天都能见到死人，我心里那个恨啊，难以言表！”进厂后，黄分到轻机枪所当钳工学徒，按规定要三年后才出师，但由于前方战事紧，生产任务重，他一年后就独立操作了。“轻机枪最终成品出在钳工手上。产品主要是捷克式，这枪性能比日军歪把子机枪强多了。我的任务就是对半成品作打磨、调准心、最后装配成枪。”黄焕章说，轻机枪所每月最多可造300挺枪，“我的任务基本上是一天一挺，几年下来，我亲手造了几百挺机枪！”据记者查证，21厂抗战期间共生产轻机枪1.17万挺。

　　在长江电工厂，记者采访了抗战时参加过枪弹生产的老兵工周建国，“我们厂当时叫20兵工厂，主要生产机步枪子弹，质量非常好。送到前线后，战士们用刺刀刷地将白铁皮弹箱划开，一看是20厂的产品，都要击掌欢呼，因为我们厂的子弹不卡壳。”据记者查证，20厂当年共生产子弹5.7亿发。

　　在烽火8年的浴血奋战中，像黄焕章、周建国这样的兵工人在重庆有9万多。6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凝聚成的兵工长城，彪炳千秋。

　　兵工业中心为何选择重庆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此时，中央红军正在贵州云南一带长征，并作出伺机强渡长江态势。蒋来渝目的，名义上是布防长江军务。

　　“这是他的口实，其实是想一箭双雕，”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记者，“其一，以当时红军战力，强渡长江几无胜算，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至少120个团，桀骜强悍，以至老蒋一直无法染指川防。此番来渝布防，他的中央军10个师正好名正言顺入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当年大部分时间，蒋呆在重庆，并进行了深入考察：重庆东有夔门，南有独山、娄山关，北有秦岭，均为天险；土地广阔，江河纵横，劳动力廉价；重庆的商贸、金融在西南地区最成熟，特别是工业和交通业已初具规模：工业有14个行业，占四川全省厂家总数的71%，总资本的61.5%，工人总数的68.9%；交通业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7艘，总吨位3万吨，基本垄断了川江航运。据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调查，重庆煤、铁储量丰富，即使东部地区沦陷，沿海被封锁，仍能继续保持生产。“那时，老蒋就意识到，重庆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是绝好的选择。”杨继宗说。

　　当年5月29日，华北事变爆发，日 本驻屯军以武力要挟，迫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蒋震怒，在川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川黔两地，并不露形迹。”

　　“战时兵工选择重庆是明智的，”新型火炮专家、大江集团高工白大军说，“非但1937年，即使30年后的大三线建设，军工业的核心仍选择了重庆。”白认为这是由重庆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多山，隐蔽；两江环绕，交道便利，“任何战略家对她都会格外青睐！”

　　“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事变后，加快了兵工厂建设和对地方军阀兵工厂的统筹控制，到“七七事变”前，全国兵工厂近30家，能够仿制欧洲（德、捷）陆军系列的大部分轻武器和75加农炮、105榴炮等。重庆兵工史专家刘登仁说，“抗战爆发后，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

　　国难当头，只有重庆奔腾的江水和博大的山川，才能敞开胸怀迎接那些自19世纪洋务运动就创办的兵工企业。

　　重庆兵工厂布局为何狭窄

　　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陪都，辖区也仅300平方公里。这狭窄地域内，曾先后建起17家兵工厂、聚 集了9万余员工。

　　为何是这般布局？刘登仕说，迁渝兵工厂群聚重庆周边二三十公里范围内，“当时俞大维就认为不妥，并于1938年6月从汉口电令兵工署重庆办事处处长胡慰：在渝各厂现所觅地点皆嫌密集，应切实商讨疏散办法。”胡奉令召开各厂负责人会议，但与会者吼得更凶：重庆多山，为急谋复工，土石方工程浩，且如果远离市区，电力供应困难。

　　“于是便形成今天的格局，”刘登仕说，“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

　　据重庆市档案馆长陆大钺介绍，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兵工各厂为政、军械制式混乱，往往既生产炮，又生产枪，还生产弹药，但产品不精，产量不高。内迁后，兵工署统一械弹制式，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如步机枪主要集中到第1工厂（现建设厂）、21厂；火炮集中到第10厂、50厂；枪弹集中到第11厂、20厂等，“统一制式，使兵工生产进入专业分工，这应该是兵工署对抗战的大贡献。”

　　“内迁奠定了重庆兵工的中心地位。”刘登仕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重庆兵工业撑起怎样的天

　　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据记者查证兵工署资料，8年抗战中，我军共损耗步枪80余万支、轻机枪49392挺、重机枪11456挺、迫击炮、榴炮6980门、子弹17.99亿发、各类炮弹颗近千万发。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 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中国外援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 架，且运量有限。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

　　黄焕章、周建国等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人还因日机轰炸死伤数百人，工友的鲜血并没使人动摇，而是“上下一心，坚逾金石”。正是9万员工的同仇敌忾，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 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 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

　　“重庆兵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白大军说。

　　重庆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黄焕章告诉记者，除工人们挥汗如雨、努力劳作外，各厂厂长更是殚精竭虑。他们大多留过洋，如21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终身未婚，从1919年进汉阳兵工厂到主持21厂，在兵工界服务30余年，成就卓越，先后改进陆军的八二炮、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及前线广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枪，“这枪的性能超过日军三八大盖。”

　　据记者查证，云集重庆的兵工专家群星璀璨，如第2厂厂长熊梦莘，毕业于日 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第10厂厂长庄权，毕业于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第28厂厂长周志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第30厂厂长李世琼，毕业于美国满鸠司特大学；第50厂厂长，毕业于德国勃莱斯劳工业大学；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杨继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这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大多三十余岁，风华正茂，为民族存亡，他们在重庆奉献了才情与年华。长江电工厂原志办主任陈文全告诉记者，长江厂前身的2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回国后授少将军衔，“我们厂能生产出5.7亿发子弹，陈厂长做了很大贡献。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有一年，我们把厂志辗转送到他手里，九十多岁的老人看后热泪长流。在重庆，有多少兵工专家付出过血汗啊！”柴文官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抗战后期那么多新式或改进武器，重庆是造不出来的！”兵工署长俞大维更是传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表哥是陈寅恪，亲家是蒋经国。俞先后留学哈佛、柏林大学，主攻哲学和数学，听过爱因斯坦授课，成为国际著名弹道专家，到台湾后三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被认为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部长”。

　　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岁月也在重庆度过。任新民是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曾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1940年在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后，任21厂技术员，在重庆的8年岁月，历练了他的才干。

　　

　　战场实例

　　长沙会战：重庆兵器显威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抗战时期，我第9战区驻防于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我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特别是1942年1月的第三长沙会战中，我军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此役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接连失利形势下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国际反响强烈，“重庆产兵器在这场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认真研究了中日军队的兵器——

　　日军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 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产品。其枪盖上有一防尘盖，防止沙尘进入，又称“三八大盖”。该枪瞄准基线长，射击精度好，加之日军射击准确，曾给我军造成不小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轻机枪：口径6.5毫米，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加之全重5 4.4公斤，在战场上机动性受限制。

　　4、九五式军刀：会战中，中日军队多次肉搏。日军当时大量装备的是九五式军刀。该刀俗称“曹长刀”，刀柄长230毫米，刀鞘长737毫米，刀刃锋利，制作精良。日军用其与中国军队的鬼头大刀对阵，并没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军火炮原占有一定优势，多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枪：我军部分使用是由德国、捷克进口的7.9毛瑟98式步枪，更多是由重庆21厂、1厂和41厂仿造的各型7.9步枪，又叫中正式。该枪射程2000米，性能优于三八大盖。

　　2、7.9mm捷克ZB-26式轻机枪：该枪是一种性能优异、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机枪，性能优于“歪把子”。子弹产于20厂。

　　3、7.9mm马克沁重机枪：民国23年金陵兵工厂由德国获得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图纸，进行仿造。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枪，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性能优于日军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装备重庆产60、82、120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分别产于重庆第10厂、50厂等，炮弹产于第10、11、21和50厂，由于弹药充足，我火炮发挥了威力。

　　“此时，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敌切割，但我军强大的火力予敌大量杀伤，”李意志分析，“这与抗战初期我军炮火稀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酋阿南惟几大将率4个师团来犯，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我彻底破坏，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我守军将重庆制造的重炮放置岳麓山上，予日军毁灭性打击，“这次会战消灭的日军比台儿庄多几倍，10万川军作战勇敢，重庆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