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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的山东烟台，珠玑村的村民为两位外国传教士立下了一块石碑。1861年10月7日（当地时间），花雅各（James Landrum Holmes）与 亨利·帕克（Henry Parker）不顾个人安危，试图保护无辜的村民，最终牺牲。碑文不仅记录了动荡的历史，也展现了跨越文化与国界的勇气与仁心。 碑文 距今五十九年，有实行博爱之西士，为我东方挑大难而因以捐躯者，曰花先生。先生译名花雅各，美国人，传景教。当西人初入吾土时，侨寓吾村，信其说者，无有也。未几，捻匪从西来，蜂拥数十万，屠杀焚掠，到处为空。势既迩近，居民东走如蚁，无敢还顾。 独先生跨马西行，识者问所往，曰：将往与贼论理。问论理奈何，则曰：彼欲和耶？将醵重金以款之；欲战也，将期信地以击之。金由吾辈筹出，不费华人。吾兵虽寡，亦足制胜；但吾愿和不愿战，要在反复譬晓，使肯受贿去耳。闻者危之，多劝止之，弗听。 既往，贼既不可理喻，又恶怒外人，竟支解而脔割焉。呜呼！惨哉！事在咸丰辛酉九月初四日。 夫以文明待狂寇，诚若近于愚，然而，济危，仁也；禁暴，义也；讲约，礼也；犯难，勇也。心无国境，并无种界，区区保身之小智，何足为先生道哉！礼曰：能捍大患则祀之；又曰：以死勤事则祀之。 今即不能登先生于祀典，而竟使徒为我死，事过境迁，绝无一字之留念，东西人远不相及，讵无愧焉！访诸父老，追记大略，用示博爱之有真，并见爱人恒爱，心理之大同如斯也。 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谷旦 珠玑合村共敬立 译文 五十九年前，有一位西方人，他秉持博爱精神，为了在东方承担艰难险阻而献出了生命——他就是花先生。先生的译名是花雅各，美国人，传基督教。当西方人刚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住在我们村子里，但没有人相信他的教义。不久，捻军从西方袭来，人数十万，四处屠杀、焚烧、抢掠，到处一片空旷。灾难临近，村民纷纷东逃，像蚂蚁一样慌乱，没有人敢回头。 花先生独自骑马向西而去。熟悉他的人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和贼讲道理。”有人问：“怎么讲道理呢？”他说：“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就筹集大笔钱款去安抚他们；如果他们要作战，我就带着可靠的部队去迎战。”这些钱是我们筹集的，不花华人的一分钱。虽然我们的兵力很少，但足以取胜。不过他希望和平，不愿打仗，他只是想反复劝说，让贼人接受贿赂离开而已。知道的人都为他担心，多次劝阻，但他不听。 当他出发后，贼人根本无法讲道理，又对外人怀恨在心，最终将他支解、残忍杀害。啊！真是惨啊！这件事发生在咸丰辛酉年的九月初四（1861年10月7日）。 用文明去对待狂暴的贼寇，的确近乎愚蠢。但救危于当时，是仁；制止暴行，是义；遵守约定，是礼；面对困难，是勇。他的心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的限制。区区保命的小智慧，怎能比得上他的行为！礼记上说：能抵御大患的人应当祭祀；又说：以死尽职的人也应当祭祀。 如今，虽然无法将花先生列入官方的祭祀典礼，但他却为了我们牺牲了生命。岁月已过，却没有留下哪怕一个字来纪念他，东西方的人也不相闻问，岂不令人惭愧！我们向父老访查，记录下大概经过，以表明真正的博爱存在，也让人看到恒久爱人的精神，这正是心灵大同的体现。 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吉日 珠玑村全体村民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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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勋章的地图编辑器是 MOH Radiant，基本上 Q3A 引擎的游戏都是这种编辑器。网上有些教程，应该能搜到一些。脚本方面也可以跟 moh8888 请教，只是不知还能不能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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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战八年间" 征文：淹死鬼子勇夺新机枪 “鬼子有了新机枪”。这条消息很快在我苏北掘东抗日游击区内传开。这是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事，那年，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已经整七个年头，也是日本鬼子开始步入末路的时候，新式机枪的配备，尤如给据点里的侵略军打了一剂强心针，让鬼子们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们新四军通过内线情报也了解到，鬼子的这挺新“吃饭家伙”名叫“九六式”机枪，其许多性能要超过赫赫有名的“歪把子”机枪，掘东一带的鬼子最近下乡祸害百姓，就经常带着“九六式”。对于武器较差的新四军，在得知新机枪的消息后，就决心通过缴获它来斩断敌人的利爪，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我接受到了一份命令，让我带上自己的“湖北条子”（一种步枪），步行35里，赶到丁家店北面的石家仓附近，向驻扎在那里的新四军部队报到，接受任务。我走了两个多钟头，于当天下午八点准时到了新四军的驻地。这里驻扎着一支约百余人新四军分队，我报到后，分队首长就问了我掘东一带，也就是鬼子经常下乡“扫荡”的地区地形情况，我一一作了报告，分队首长要开会研究行军作战方案，就安排我先到伙房吃饭。三下五除二，我就填饱了肚子，然后与炊事员们嘻闹到了一块。 正在兴头上，紧急集合的命令下来了，小分队出发，我在前面带路，与分队的尖兵一起，经过急行军，我们到了华丰乡一个名叫和尚圩子的地方休息。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向北行军到了沙家店西约两公里、距童店乡交界处的一座扣棱子庙还有500米的地方，小分队停了下来，分队首长带着五名干部和我来到鬼子从莫家园据点到沙家店扫荡的必经之路上看地形。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夹岔路，路两边各有一条两丈宽的河，路到扣棱子庙前拐弯，有一条桥过河向东。路周围老百姓经常放牛，所以长不起来什么草，是伏击行军之敌的理想地形。小分队就以木桥为“袋子底”，在路与河的两边，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布成了一个“口袋阵”，要打埋伏。这时，分队首长问我：“打仗怕不怕？”我说：“我已经干了好几年的民兵，和鬼子真刀真枪地玩也不是第一回了！”就这样，首长安排我在一位班长身边，与同志们一道在河的对岸潜伏了下来，就等鬼子“入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次的战斗任务，就是夺取鬼子新的“九六式”机枪，我一阵兴奋，决心夺到它，好实现自己另一个秘密的心愿。然而，在玉米、黄豆地里隐蔽了半天，也没见敌人的鬼影儿，我们不得不悄悄地撤了回去。 第二天，由于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估计敌人未发现我们的意图，于是依样画葫芦，我们又进入伏击阵地。五个钟头后，约到了上午八时左右，一队鬼子兵，按老路又下乡“扫荡”来了，我透过青纱帐望去，只见两个鬼子尖兵走在前面，约四十米后，就是一队鬼子兵，第三个块头大一些的鬼子肩膀上扛着的正是那挺“九六式”机枪！他前面的一个扛着“三八大盖”，刺刀上还挂着一面“膏药”旗。就这么十来个小鬼子，倚仗着那挺“九六式”壮胆，加上距离据点又近，所以有恃无恐，个个扛着枪，耀武扬威地“扫荡”来了。鬼子们入网后，当敌尖兵一踏上桥头，我们潜伏在扣棱子庙的狙击手就开了火，随着枪响，一名鬼子尖兵就归了西，另一名倒在桥上嗷嗷直叫，后面的鬼子反应很快，显然是训练有素，几乎在枪响的同时，迅速跳下路基趴在河边组织还击。我们四面火力一打，拿机枪的鬼子就象无头苍蝇，一下窜到我这边的河对面。机会来了，我迅速冲到河边，对着拿机枪的鬼子，一个“猛子”扎到了过去，到对岸我露出头，一抹脸上的水，就看到趴在地上打机枪的鬼子面朝我正在转身，没时间多想，我拉住这名鬼子浸在水里的一条腿，顺着河岸斜坡用力一拽，就连人带枪一起拖进了河里面，接着我扑上去抢枪，没想到这个鬼子块头大，力气也大，被他一推一扯一摁，当时还瘦小的我不仅机枪没有夺下来，反被他摁得一屁股坐进了河底的淤泥中，他一手抱枪、一手摁着我不放，想淹死我。水乡里长大的人不吃这一套，我也用手死死挂住他骑在我肩膀上的一条腿，决心跟他比一比，看谁的水性好、谁更有“定性”、更能憋得住气！双方在水下僵持了一会，这鬼子人虽大可气短，终于憋不住了，“咕噜噜噜”灌了不少水，就松开摁我的手，抱着枪拼命想浮上水面呼吸。这可由不着他了，我在机枪重力和淤泥吸力的帮助下，死缠着他不放，那鬼子拼命挣扎，眼睛露出水面，只恨鼻子长低了寸把，就是吸不到空气。扑楞了几下，又“咕噜噜”了几声，呛了水，不一回儿，终于松开要枪不要命的手去龙王爷那报到当水鬼去了。 我推开死鬼子，拉住沉入河底的机枪，赶紧浮出水面。这时我看到岸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分队首长正急着在问：“机枪呢？机枪在哪里？！”我兴奋地回答：“机枪在这，在这！被我缴获了”，战士们一阵欢呼。 就在这时，几里路外的掘港镇鬼子据点响起了枪声，子弹朝这个方向打来，显然是增援的鬼子出动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几名战士连忙要把我拉到岸上，我说：“别急，河底可能还有东西。”我再次潜入河底，一下子就摸上来了一整盒的机枪子弹。这边在打扫战场，那边在抬受伤的俘虏。这场速决战干得漂亮，我方无一伤亡。十三个敌人，击毙十一，击伤两个，其中屁股上中弹被打倒在桥上的就是那个敌尖兵，还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娃娃兵”，这会儿不叫唤了，显得挺老实的。而另一个受伤的鬼子兵就不一样了，象只要被挨刀的猪，揭斯底里地挣扎、叫唤，宁死不愿被我们抬走当俘虏。增援的敌人即将赶到，情况越来越危急，分队首长命令：放下两个受伤的鬼子兵，立即撤退！我们带着战利品，迅速消失在青纱帐里。 到了新的驻地，在老乡家里，大家围着崭新的“九六式”机枪，畅谈着今天的这场战斗，都兴奋不已。分队首长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夸奖我，一面问我回去前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要枪也得要人，我要参加新四军！”这就是我几年来的心愿。看到我倔强的样子，这名首长知道难以说服我，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叫我跟他去见一位首长。在另一位老乡家里，我见到了这位身材不算高、略显清瘦、带有两湖口音的首长。他微笑着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作了一些解释，无非就是我年龄小、体质单薄、部队有什么规定，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告诉我，不能收留我参加新四军。最后，经“讨价还价”，我带着奖励给我的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和一把剌刀，再加上一个遗憾，离开了新四军的驻地，继续干我的民兵去了。两年后，我终于加入了正规军，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是后话。 附董元昌简历 1925年出生，1943年入党，曾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闽西剿匪、从苏军手中接收大连军港、炮击金门、抗美援越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