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

一九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被革除了军职。他领到了五十马克的复员费、一身军装、一件大衣和一些内衣。

此时，他只好依靠从政治施主那里得到的捐款为生，但却因而有时间将全部精力用来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了。这样一来，他便比党的主席德雷克斯勒更占有优势，德雷克斯勒那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在铁路上当他的钳工，在操管党的事物方面，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党刚刚更换名称后不久，希特勒便开始筹划起党旗和党的标志来，党旗以黑、白、红三种颜色为底色，标志是一个卐。卐字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中都是日轮的象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卐字则主要被一些民族主义团体用来作为标志。不少志愿团部队都把卐字作为自己佩带的符号。

希特勒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象卐字这样一种标志对于党员们以及外界所具有的那种价值。卐字及一九二四年发放的褐色衫以及“口呼‘万岁’的抬臂礼”给予党员们一种庄严感，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属于一个理所应当地对大众领导的精粹核心。希特勒组织的这种国家主义的符号和标志以及军事化的风格又重新对小市民阶层有着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党不仅仅是个普通的政党，而且是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完全超然于政党之间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之上，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当而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党的标志和风格则应该向党员群众们表明这一点。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希特勒遂了一桩心愿，买下了《慕尼黑观察家报》，该报当时已经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并且已经濒临破产。这样，党便有了自己的机关报。志愿团的里特尔·冯·埃普将军捐助了买下该报的大部分款项，剩下的部分则由希特勒的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向党内各方面的募捐者们筹集凑齐。迪特里希· 埃卡特是一位记者和一位失败的作家，此人受过大学教育，顶礼膜拜于希特勒的学识以及他那些反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滔滔宏论。埃卡特经常帮助希特勒纠正语法和表情仪态。他介绍希特勒与慕尼黑市民阶层中的头面人物相识，并且率先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觉醒吧——德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结识了恩斯特·罗姆，并和他建立起了友谊。罗姆是地道的行伍出身，战争使他成为一名上尉军官，后来在埃普将军麾下任参谋长。还在他“发现” 希特勒之前，他便开始十分奖掖这个未露头角但却具有惊人口才的陆军下士了。罗姆把希特勒引荐到具有“爱国主义意识”的军官和政治家的圈子中去，介绍自己的同僚加入希特勒的政党。很快，罗姆就证明了自己在党的后备军的组织、招募和训练方面具有高人一筹的才能。

罗姆和埃卡特通过他们对希特勒的影响，同时通过他们与当时举足轻重的军界以及慕尼黑社交界的联系“造就”了希特勒。若没有这两个人，希特勒早年在政治上的发迹是不堪思议的。对希特勒颇具影响的老一代党人中，还有两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马克斯·埃格温·冯·朔伊布纳法官。他们两人唤起了希特勒对于俄国以及对于德国在东方的“生存空间”的兴趣。

稍后一段时间里，即一九二二年闻，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进入了希特勒的核心圈子。戈林的父亲从前曾担任过德国驻西南非的全权代表。戈林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空军联队中的一名飞行员，仗打得相当出色。从出身和生活方式来看，戈林与希特勒迥然不同，但他却确信希特勒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九二二年，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他之所以入党，并非是出于思想上的追求，而是认为这个党是“要革命的”，因为党已经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两个大字：“行动”。戈林同旧军官和“上层社会”的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人都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与戈林比较，鲁道夫·赫斯则显得黯然失色，他是一个进出口商的儿子，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大战中间：他被迫中辍了学业，后来则再无兴趣去继续完成它。赫斯本人也深感是“十一月罪人”所设骗局的牺牲品，曾作为志愿团的一名志愿兵参加了讨伐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赫斯一直在寻找着一个他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准备“士择良主而仕”。在慕尼黑大学，他曾以一篇优秀的作文获奖，作文的题目是“领导德国重新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赫斯认为，这样一个人物必须是一个具有铁腕的独裁者，他应该来自于大众之中，但又超群拔俗，与众不同。象一切伟人一样，这个人不应该在流血面前畏葸退缩，必要时，甚至要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久，他便毫无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地跟随了希特勒，盲目地崇拜他，对他的一切唯命是从。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当纳粹党的第——次全体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时，出席会议的只有四百一十一名代表，然而不容忽视的却是，由于希特勒的积极活动，党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地强大起来了。这时，党已经拥有近三干名党员，他们主要是手工业者、小业主、职员、政府官员、家庭主妇，士兵、大学生和极少数的工人，自然也不能排除五花八门的巴伐利亚极右派组织中的成员。至此，希特勒终于把一个从前专事清谈的俱乐部改造成了一个群众组织，并且成为其中最为重要和最为著名的一个成员。仅在一九二Ｏ年一年之间，纳粹党就组织召开了四十六次大型集会，与会人数超过了六万二干人。希特勒在其中三十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现在，关于希特勒何时出任党魁，则仅仅成了一个时机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协约国规定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希特勒抓住德国国内的那种普遍愤怒情绪，不失时机地号召党于二月二日在皇冠马戏院举行一次抗议集会。党内的其他常委们却搔着头皮表示担心，因为马戏院可以容纳六千以上的听众，而只经过这样短时间的筹备，招徕如此众多的听众似乎是一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大会的召开却证明了希特勒是唯一的胜利者。希特勒在这次大会上以 “或是争取前途，或是招致毁灭”为题作了演讲，不但大厅中座无虚席，而且他的演说还吸引了不少激动的人纷纷向马戏院涌来。翌日，慕尼黑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位唯一敢于挺身而出，向协约国的暴令作出激烈而又鲜明的挑战的英雄备加赞誉。希特勒由此而成为慕尼黑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们的宠儿，从他们的腰包里，越来越多的金钱流向希特勒和他的政党。

最初以金钱资助希特勒的是一些中小企业家和商人，象出版商勒曼和布吕克曼以及钢琴制造厂厂长拜希斯坦的夫人这样一批人物。到了一九二二年，就连象弗里茨·蒂森、博尔西希和戴姆勒这样的大企业家以及巴伐利亚工业联合会也开始对希特勒解囊相助。由于罗姆的努力，军队也以向希特勒提供武器和车辆的方式来对他进行支援。在希特勒众多的支持者当中还有慕尼黑的警察局长，此人除了向希特勒暗中提供捐助以外，还对他在“道义方面”进行支持。警察局政策处接受了一项任务——平息一切对希特勒武斗队的不满情绪。

这种与极右派分子的暗中默契此时也决非是慕尼黑警方的一家所长，其它一些地区的警察与法官也对极右派分子的暴力活动表观出明显的纵容。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之间，共计发生过三百七十六起政治谋杀案，其中左翼肇事案占二十二起，而右翼肇事案则占了三百五十四起。从审判情况来看，左翼分子平均服刑期为十八个月，而右翼分子的平均服刑期只有四个月。左翼分子中有十人被判处死刑，而右翼分子却全部逃之天天。

一九二一年七月，纳粹党领导层和他们那位已成气候的宣传部长之间爆发了一场孕育已久的冲突。正当希特勒前往柏林，打算在那里加深他和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其他右翼分子们的联系期间，纳粹党的领导集团开始和奥格斯堡的另外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组织进行接触，准备结成联盟。

希特勒有理由认为，党的这种企图将是一种削弱他在党内影响的信号。于是，他当机立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此予以反击。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希特勒宣布退出纳粹党并向党的领导层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说，作为使他重新入党的条件是：必须让他本人担任党的第一主席并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另外，必须承认慕尼黑觉中央对于巴伐利亚邦内外一切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地位。希特勒的这种讹诈手段立时奏效，因为他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位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关键人物，对于党的主席团来说，除了认输投降之外，再没有其它道路可供选择。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德雷克斯勒退居为党的名誉主席，希特勒则以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票的绝对优势被选为党的新主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的选举成为纳粹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选举。从此以后，党内确立了一种领袖原则，即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者从此不再由党员群众选举产生，而被通过党的领导层直接任命的方式取而代之。不久，希特勒自诩为纳粹党的元首。作为元首，他不仅对党的整个机构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力，而且还要求他的党徒们对他要无条件地效忠。这种日益膨胀的对元首的个人崇拜可以在德意志国家君主政体制的传统中追溯到其历史渊源，而且还特别迎合了那些感到地位岌岌可危的小资产阶级们追求保险、安全、秩序以及需要一种偶像的心理要求。

希特勒正式掌握了党的权柄以后，便立即开始在党内依靠他那些昔日战友和志愿团朋友们的力量，排斥原德国工人党的老战士，扩大和强化他在党内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