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立了一个国家契约。根据此项条约，天主教会的牧师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作为酬报，天主教会有权“独立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可以在他们所管辖的成员中间颁布有关法律和命令。”

此外，国家还对天主教学堂和团体的安全做出了许诺，希特勒当然不会长期信守这些诺言。

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幸运地”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了一个把自己“对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宗旨写在自己旗帜上”的领导德国政府的杰出人物。对于希特勒来说，与教皇立约则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国际上，这种从“天赋神权” 那里得到的承认使这位昔日的马路鼓动家变得受人尊重起来，国内政治方面，和教皇的契约导致了许多笃信的天主教徒也不再继续与希特勒分庭抗礼了。

现在，希特勒在采取下一个外交步骤之时则可以指望在德国获得全面的支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这两个世界性组织拒绝让德国在军备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完全平等。这种状况——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对于一个酷爱荣誉的六干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把荣誉视为生命的政府，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正如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样，历来对凡尔赛约持保留态度的英国舆论界对于希特勒的这一举动表示了完全的理解。在德国，民众也从未对国际联盟产生过丝毫好感。希特勒抓住时机，立即把全民投票和退出国际联盟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果然不出希特勒所料，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选民投票赞成退出国际联盟。这件事则马上被纳粹主义宣传机器当作佐证，为争·取民众对于希特勒政策的进一步支持而大肆鼓吹。

实现了各邦一体化并解散了工会和政党以后，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宣布“纳粹主义革命”业已结束。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尚未将所有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仍然要仰总统和国防军之鼻息。

可是，就连在纳粹运动的内部，他的权力要求也遇到了挑战：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纳粹主义革命”仅仅在夺取了国家的文职权力之后便已结束这样一种结论，这时有句不胫而走的口号叫作“第二次革命”。在这个口号的后面，则要求彻底放弃合法策略，转而采取革命行动，将“运动”的真正目的—— 在一切旧的权力机构中换上自己的人马——最终贯彻实现。自一九三零年罗姆回国复职以来，他已经将冲锋队由十万人发到了三十万人。现在，冲锋队的实力已经是国防军的三倍。希特勒掌权之后，冲锋队继续发展扩大，装备也更为精良。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领导人再不愿使冲锋队在党内继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们的目标是在罗姆的统一领导之下，把冲锋队和国防军合并起来成立一支人民军。在这种情况底下，冲锋队陷入了一场和国防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角逐。

是决定支持罗姆呢，还是决定支持国防军？希特勒本人为此傍徨了长达一年之久。他和罗姆一样不信任保守的、君主政体意识十分强烈的国防军军官团；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怕罗姆和冲锋队会把他赶下台。带着此种隐衷，他更加坚定地支持戈培尔、戈林、赫斯和希姆莱，通过加强政治警察与扩编党卫军来加强这些人的权力地位，并对扩大冲锋队的权力不再感兴趣。

终于，希特勒下决心支持国防军而不再支持冲锋队，因为此时的国防军军官已经不象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领导集团那样危险，尽管国防军的态度尚不够十分明朗。除此之外，假如希特勒在兴登堡逝世之际想把国家总理和帝国总统的职位系于一身并且让军人们对他进行宣誓效忠的话，那么他则十分需要获得国防军的支持。希特勒此刻终于确信不移，他的那个重整军备计划以及占领计划只能在军事专家们的帮助下而绝不能通过没有军纪的冲锋队头目们和武斗队去实现。

希特勒首先是试图说服罗姆让步。但是，希特勒的此种尝试非但于事无补，而且还招致罗姆公开抱怨希特勒背弃了纳粹主义目标和老一辈战士，罗姆甚至威胁说：“希特勒生了二心，至少是养尊处优，不想继续前进。假如他想半途而废，我们将继续没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业。”罗姆的这些言论被他在党内的那些政敌拿来作为一种政变企图加以解释，目的是说服此刻仍在犹豫的希特勒去采取行动。事实上，罗姆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政变企图，那种子虚乌有的“罗姆政变”只不过是一场反对罗姆的政变。

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罗姆会见了希特勒，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全体冲锋队员将在七月份休假，罗姆本人也出发到巴特维塞去疗养。但是，这种和平空气完全是一种表面现象。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希姆莱使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罗姆正在准备一场政变。希特勒下令要所有的冲锋队领导人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赶到巴特维塞去集合；国防军进入了战备状态；柏林市内飞短流长、谣言四起，说是即将发生流血冲突；只有罗姆一个人被蒙在了鼓里，对于大难将至毫无察觉。

从六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夜间，希特勒飞往慕尼黑，从那里带着戈培尔和一支褐衫党的部队驱车驶向巴特维塞。

翌日清晨七时许，一支荷枪实弹的小部队冲人了罗姆和其他冲锋队头目们下榻的寓所。希特勒朝着睡眼朦陇的罗姆喝道：“罗姆，你被捕了。”随后，希特勒历数了他的叛国罪状并且命令他穿好衣服随行就囚。其他那些冲锋队的领导人们也被用枪从床上赶了起来，和罗姆一起被押进寓所中的厨间。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随后被用一辆临时没收来的公共汽车送到了慕尼黑。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钢盔团在狱中处决了第一批冲锋队领袖。罗姆是作为冲锋队领袖中的最后一人转天才被处决的。希特勒整整徘徊了一天，但在最后还是下达了命令，杀死了他那慕尼黑最初年月中忧患与共的最后一个老朋友。

然而，那个“月黑杀人夜”只不过是一个连续三天谋杀的序幕，它的牺牲者也绝不仅限于冲锋队的领袖。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在清算旧帐了。那位在希特勒掌权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冯·施莱歇将军和他的夫人‘起被盖世太保所枪杀。一种相同的命运也落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巴伐利亚邦当年的全权代表冯· 卡尔的头上，对于后者在他一九二三年未遂政变中的所作所为，希特勒始终是耿耿于怀。整整几天当中，大约有二百人横遭杀戮。尽管除了冯·施莱歇将军以外，国防军的另外一名首领冯·布雷多将军也成为这场谋杀命令的牺牲品，但国防军除武装戒备之外并无其它动作。

希特勒在国会中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为了对付一种迫在眉睫的政变威胁，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拯救了德意志的荣誉和道德纯洁性的救世主，是他果断彻底地清除了冲锋队中间同性恋的腐败道德并在这种罪恶的引诱面前保护了德国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国会根据国家自卫法宣布这次由希特勒组织的屠杀是正义合法的。兴登堡和巴本尽管被杀掉了亲密的合作者，也还是向希特勒所采取的这次武力行动公开表示了祝贺。巴本本人也仅仅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才躲过了此次谋杀事件。兴登堡和巴本的此项举动是旧领导集团在道义上的投降。

希特勒现在成了权与法的主宰者。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希特勒以不久便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作为实行政治处罚的最高权力机构取代了国家法庭。盖世太保享有实施“保护性拘留”和“预防性拘留”的法律特权，为此目的建立起了集中营。集中营同样也是劳动营，现政权的反对者在那里被强制与“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们一起生活和劳动，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队员管理着这些集中营：集中营的管理者与监护者们把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兴登堡离开了人世。希特勒将国家总理和帝国总统的头衔集子一身，同时兼任国防军的最高统帅。兴登堡逝世那天：希特勒让全体国防军的官兵宣誓效忠：“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我愿在任何时候为履行誓言而不惜牺牲生命。”与履行迄今以前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义务相反，观在，为希特勒个人尽忠则成为每个军人义不容辞的天职。

除掉了罗姆以后，冲锋队在政治上已成为一具僵尸。获胜者则是党卫军，在希特勒的认可之下，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对于国防军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观在必须面对的观实是，由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所领导的党卫军膨胀成为一个比昔日冲锋队更为危险的竞争对手。然而，党卫军和希姆莱却从未有意识地闪过去动摇“元首权威”的念头。从这时起，希特勒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首脑的双重头衔被改写成为“元首和国家总理”这样一种格式。他实际上成为联系党与政府的唯一桥梁，而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却被有意识地搞得含糊不清。旧时的国家机构大体上被保留下来，只是在各级管理机构当中增设了党的组织，它们享有与同级管理机构平分秋色的权限。这样一种国家与党的并驾齐驱在多数情况下往往造成对立。在纳粹宣传机器把“元首国家”作为一种统一的、强烈意志的反映而大肆鼓吹，说它与议会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之际，集团和个人之间连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却从未在幕后停息过。

希特勒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防止了能够给他造成危害的权力挑战，而作为超然于派系龃龉之上的仲裁者的身份又加强了他那不可侵犯的地位。希特勒从未阐明过经过大脑深思熟虑过的建设国家和政权的具体计划，元首的意志就等于“第三帝国”的最高法律。纳粹官员们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严格遵守元首原则而绝不允许离经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