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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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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处于动员状态”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马德里爆发了由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反对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和GCD人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的西班牙军人叛乱。叛乱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血腥内战。一九三五年十月,墨索里尼发动了一场对阿比尼西亚的占领战争。这两场战争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拴到了同一辆战车之上。

一九三四年六月,两人曾在威尼斯进行过一次会晤。然而此次会晤却没有取得任何政治效果。由于那个意大利Du ce盛气凌人,摆出了一副保护人的架势,希特勒因此感到自己的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墨索里尼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去支持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一系列计划。相反,当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们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企图推翻政府并阴谋杀害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时,墨索里尼下令驻扎在布伦内罗的部队出兵,阻止了希特勒准备对政变分子所进行的一次有效支援。

一九三六年,形势出现了逆转:墨索里尼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必须依赖希特勒的支持,因为西方列强针对他对阿比尼西亚的进攻对他实行了联合经济封锁。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共同以武器和军队支援着西班牙的叛军。德国空军,海军和陆军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实战经验。

不久,墨索里尼提出了“柏林一罗马轴心”,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

希特勒通过海军协定使英国中立化,争取意大利变成了他的无双盟友,至此便为他所预定的战争取得了外交政策方面的首要前提。现在,对他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夏季,希特勒亲自制订了一项关于德国“国防经济”的绝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只传达给了戈林和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希特勒要求,必须挖掘一切潜力推动军火工业的发展。他再次断定,德国不仅缺乏原料,而且由于它的居民人口不断增长也缺乏土地幅员。因此,他认为观在有必要最终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能够为未来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能够为过渡时期减轻暂时的负担。这种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我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及其原料和食品基地”。希特勒的计划中间主要提出了下述要求:“(一)

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之内做好战斗准备。(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达到战时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正如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和平中准备战争”,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全国党代会上宣布了一项四年计划,计划要求德国的原料供应要实现自给自足,而不依赖于外国。四年计划规定将开采铁矿,发展如合成橡胶与汽油一类新型原料及代用材料工业,提高工业油脂、纺织品和轻金属的产量。希特勒还任命了赫尔曼·戈林为“负责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

戈林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一次对经济界领袖们的演说中这样阐明了四年计划的目标:“我们观在是下了最高的赌注。难道有什么会比扩充军务的订货更能赚钱的吗?……

我们已经处于动员状态,仅仅是还没有开枪而已”。

重整军备的利益使国防军和希特勒息息相关,亦使得大康采恩集团与第三帝国体戚与共。尤其是染料化学工业公司更是对德国向东南欧的扩张发生了直接兴趣,以图攫取罗马尼亚的石油基地。尽管如此,还不能说明工业界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及战争政策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希特勒的目标原则上早已确定,但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些目标他则必须使工业界从中获利,因为只能在一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希特勒才有可能实现他那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工业界中的集中垄断在继续发展,卡特尔扮演了支配角色,昔日那些“征收”和“化大资本为小资本” 的老话销声匿迹,企业家们在自己的企业中间仍然不失之为权力无尚的主人。

为了执行四年计划,国家顺理成章地干涉着经济生活,“经济领袖”们日益变成为从属于国家和党领导之下的第二流角色。

希特勒的农业政策同样也立足于未来的战争:德国的生活资料供应不能依赖外国。此外,希特勒的脑海里还酝酿着一个计划,即要造就一个自立农民的广泛阶层来作为一个“健康民族”的基础。国家对农业实行了投资补助,保证农产品的价格,通过国家劳动服务局和特别优待法令保障无偿劳动力,这一切都把自立农民从典质的羁绊之中解放了出来,给他们带来了固定不变的价格和日益增多的收入。

“劳动光荣”

企业家和农民从希特勒扩充军备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

工人们和职员们的境况又是如何呢?

如果人们把工资和薪金收入的分配看作一方面,把财产和企业的收入看作另一方面,那么拿此刻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二下比较,则产生了与第三帝国的“社会主义”形象格格不入的一种情况。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魏玛共和国的经济稳定时期,劳动者收入所占据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六点二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五,财产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则从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第三帝国期间,收入比例的变化则恰恰相反。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劳动者收入所占据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财产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则从百分之三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不准看出,第三帝国的收入政策完全是维护财产占有者和企业家们的利益的。

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期间,工人和职员们的小时工资额仍然原封不动地停留在一九三二年经济萧条时期的水平。尽管度日艰辛,劳动者们之所以还能部分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因为工人们在劳动力紧缩之后加班加点的观象与日增多的缘故,这样一夹,每个工人的实际周收入便有了增长;如果人们把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景况最佳的两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中工人们的实际收入看成是 “一百”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三二年,他们则还只能挣到“八十六点五”;一九三三年以后,工人们的实际周收入又有了增长,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又重新恢复达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水平。但是,达到原来水平却只是由于工人们每周拼命加班的结果。

只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小时工资值才有了提高。

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景气的那些年代相比,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的状况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间的经济萧条期和工人大量失业的时期相比,工人群众和职员们的境况则的的确确是大有起色。尤其是青年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不甚了解魏玛共和国经济景气的年代,因而对于有了工作和工资感到十分幸运。

此外,德国劳动阵线的疗养和旅游计划(“力量源于愉快”)以及“劳动光荣” 等一类宣传灌输不能不说是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年轻的工人和职员们则更是如此。

“德国需要你……”

正如一切专制主义者们一样,希特勒十分懂得争取青年是何等的重要。早在纳粹主义“运动”初期,他便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争取青年人,譬如组织集体游行、群众大会、篝火晚会、夜间出游等等,他在掌权之后把这一切都沿袭下来并且有意识地向每一个儿童和每一个青年灌输他自己的“世界观”。“革命最根本的问题,” 一九三三年七月希特勒这样对党卫军的领袖们强调说,“不仅是要掌握政权,而且是要教育人。”

各邦的政府被解散之后,所有的学校都通过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实行了统一的纳粹主义思想教育。小学、中学、综合性高中的三级教育体制基本上被保留下来。招生的方法也没有改变,综合性高中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招收那些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子弟入校进行培养教育。尽管纳粹主义者有着不少“社会主义”的许诺,工人们的子弟也只能是站在高等中学的校门外面望洋兴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仅仅是在四年制或九年制的普通小学中求学,然后便弃学就业。

国家教育部于一九三七年颁发的教育方针中规定:小学的任务是“把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教育成为具有为元首和民族奋勇献身精神的人。” “小学的任务不在于传授许多仅仅是对个人有用的知识,小学必须培养一切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服务的青少年人才并使之发挥自己的力量。”

就是在程度不断增高的学校里,教育重点也并不放在传授知识方面,而是强调进行“品性培养”,此种教育是指培养学生们军人般的服从精神,勇于牺牲的品质,敢于进攻的意识和忠于元首的情操。女孩子们则统统被拒之于综合性高中和大学的门外。在程度较高的学校里,她们也主要是学习家政业务,为日后作母亲打基础,因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业已宣布,“女性教育的目的必须十分明智地使她们成为未来的母亲”。

在德国语文、历史、地理和生物等学科中塞进了大量的纳粹主义思想,那里面反复提到“血缘家庭”、“命运家庭”、“工作家庭”和“思想家庭”。下面有一道算术题可以证明,就连希特勒的“世界观”也被硬塞入了数学等自然学科之中: “一所小住宅的平均建造费用是5 ,000~7 ,000 德国马克。一九三四年共建成住宅284 ,000 所。建造一所疯人院的费用大约是 6,000 ,000 德国马克。问:如果不建这所疯人院,一九三四年共有多少家庭可以得到一所新住宅?”

学校以一道算术题开始了希特勒所倡导的那样一种非人道主义、消灭“无价值生命”的教育。

除学校以外,承担此种教育任务的主要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务局,青年人在那里有无条件地服从和崇拜元首的义务。最初为争取青少年成为“运动” 后备军而建立的希特勒青年团于纳粹掌权以后变成了一个义务组织,每个十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组织。十至十四岁的青少年加入青年团下属的少年队,女孩子加入少女队;十四岁至十八岁则升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德意志女青年团。希待勒青年团十分巧妙地沿袭了德国青年运动的传统并利用青年人对篝火、出游、野外活动、民歌和探险的热情来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准备。

在一本父母必读手册中谈到了少年队的教育目标:“我们培养您的儿子并且教育他,我们要把您的儿子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胜利的人。他必须接受一种严格的教育,去锻炼他的力量,去增强他的勇气,以便使他具备一种信念、一种对德国的信念……对于我们,执行国家的命令和元首的指示乃是神圣的义务”。

国家劳动服务局奉行和希特勒青年团毫无二致的目标并且提出了“德国需要你,你同样需要德图”和“人民是大海,你是沧海一粟”的这样一些标语口号。尤其是劳动服务局还自动伸出了双手,把社会上的失业青年收容起来。一九三五年六月,希特勒颁布法律,实行了所有十八周岁以上的青年参加半年义务劳动的制度,因为执行四年计划期间,疯狂的扩军备战此时已经使得正式劳动力日渐匮乏。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青年人作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以及筑路工人汇到了一起,当局因而大力强调着劳动的光荣和尊严,强调“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律平等”,并且压制了等级偏见。

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共同的义务劳动和稍后朝夕相处的军营生涯反而倒使希特勒关于“民族大家庭”和“一切民族同志一律平等”的口号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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