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有了新机枪”。这条消息很快在我苏北掘东抗日游击区内传开。这是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事，那年，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已经整七个年头，也是日本鬼子开始步入末路的时候，新式机枪的配备，尤如给据点里的侵略军打了一剂强心针，让鬼子们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们新四军通过内线情报也了解到，鬼子的这挺新“吃饭家伙”名叫“九六式”机枪，其许多性能要超过赫赫有名的“歪把子”机枪，掘东一带的鬼子最近下乡祸害百姓，就经常带着“九六式”。对于武器较差的新四军，在得知新机枪的消息后，就决心通过缴获它来斩断敌人的利爪，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我接受到了一份命令，让我带上自己的“湖北条子”（一种步枪），步行35里，赶到丁家店北面的石家仓附近，向驻扎在那里的新四军部队报到，接受任务。我走了两个多钟头，于当天下午八点准时到了新四军的驻地。这里驻扎着一支约百余人新四军分队，我报到后，分队首长就问了我掘东一带，也就是鬼子经常下乡“扫荡”的地区地形情况，我一一作了报告，分队首长要开会研究行军作战方案，就安排我先到伙房吃饭。三下五除二，我就填饱了肚子，然后与炊事员们嘻闹到了一块。

　　正在兴头上，紧急集合的命令下来了，小分队出发，我在前面带路，与分队的尖兵一起，经过急行军，我们到了华丰乡一个名叫和尚圩子的地方休息。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向北行军到了沙家店西约两公里、距童店乡交界处的一座扣棱子庙还有500米的地方，小分队停了下来，分队首长带着五名干部和我来到鬼子从莫家园据点到沙家店扫荡的必经之路上看地形。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夹岔路，路两边各有一条两丈宽的河，路到扣棱子庙前拐弯，有一条桥过河向东。路周围老百姓经常放牛，所以长不起来什么草，是伏击行军之敌的理想地形。小分队就以木桥为“袋子底”，在路与河的两边，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布成了一个“口袋阵”，要打埋伏。这时，分队首长问我：“打仗怕不怕？”我说：“我已经干了好几年的民兵，和鬼子真刀真枪地玩也不是第一回了！”就这样，首长安排我在一位班长身边，与同志们一道在河的对岸潜伏了下来，就等鬼子“入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次的战斗任务，就是夺取鬼子新的“九六式”机枪，我一阵兴奋，决心夺到它，好实现自己另一个秘密的心愿。然而，在玉米、黄豆地里隐蔽了半天，也没见敌人的鬼影儿，我们不得不悄悄地撤了回去。

　　第二天，由于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估计敌人未发现我们的意图，于是依样画葫芦，我们又进入伏击阵地。五个钟头后，约到了上午八时左右，一队鬼子兵，按老路又下乡“扫荡”来了，我透过青纱帐望去，只见两个鬼子尖兵走在前面，约四十米后，就是一队鬼子兵，第三个块头大一些的鬼子肩膀上扛着的正是那挺“九六式”机枪！他前面的一个扛着“三八大盖”，刺刀上还挂着一面“膏药”旗。就这么十来个小鬼子，倚仗着那挺“九六式”壮胆，加上距离据点又近，所以有恃无恐，个个扛着枪，耀武扬威地“扫荡”来了。鬼子们入网后，当敌尖兵一踏上桥头，我们潜伏在扣棱子庙的狙击手就开了火，随着枪响，一名鬼子尖兵就归了西，另一名倒在桥上嗷嗷直叫，后面的鬼子反应很快，显然是训练有素，几乎在枪响的同时，迅速跳下路基趴在河边组织还击。我们四面火力一打，拿机枪的鬼子就象无头苍蝇，一下窜到我这边的河对面。机会来了，我迅速冲到河边，对着拿机枪的鬼子，一个“猛子”扎到了过去，到对岸我露出头，一抹脸上的水，就看到趴在地上打机枪的鬼子面朝我正在转身，没时间多想，我拉住这名鬼子浸在水里的一条腿，顺着河岸斜坡用力一拽，就连人带枪一起拖进了河里面，接着我扑上去抢枪，没想到这个鬼子块头大，力气也大，被他一推一扯一摁，当时还瘦小的我不仅机枪没有夺下来，反被他摁得一屁股坐进了河底的淤泥中，他一手抱枪、一手摁着我不放，想淹死我。水乡里长大的人不吃这一套，我也用手死死挂住他骑在我肩膀上的一条腿，决心跟他比一比，看谁的水性好、谁更有“定性”、更能憋得住气！双方在水下僵持了一会，这鬼子人虽大可气短，终于憋不住了，“咕噜噜噜”灌了不少水，就松开摁我的手，抱着枪拼命想浮上水面呼吸。这可由不着他了，我在机枪重力和淤泥吸力的帮助下，死缠着他不放，那鬼子拼命挣扎，眼睛露出水面，只恨鼻子长低了寸把，就是吸不到空气。扑楞了几下，又“咕噜噜”了几声，呛了水，不一回儿，终于松开要枪不要命的手去龙王爷那报到当水鬼去了。

　　我推开死鬼子，拉住沉入河底的机枪，赶紧浮出水面。这时我看到岸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分队首长正急着在问：“机枪呢？机枪在哪里？！”我兴奋地回答：“机枪在这，在这！被我缴获了”，战士们一阵欢呼。

　　就在这时，几里路外的掘港镇鬼子据点响起了枪声，子弹朝这个方向打来，显然是增援的鬼子出动了，情况紧急，必须立即撤出战斗！几名战士连忙要把我拉到岸上，我说：“别急，河底可能还有东西。”我再次潜入河底，一下子就摸上来了一整盒的机枪子弹。这边在打扫战场，那边在抬受伤的俘虏。这场速决战干得漂亮，我方无一伤亡。十三个敌人，击毙十一，击伤两个，其中屁股上中弹被打倒在桥上的就是那个敌尖兵，还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娃娃兵”，这会儿不叫唤了，显得挺老实的。而另一个受伤的鬼子兵就不一样了，象只要被挨刀的猪，揭斯底里地挣扎、叫唤，宁死不愿被我们抬走当俘虏。增援的敌人即将赶到，情况越来越危急，分队首长命令：放下两个受伤的鬼子兵，立即撤退！我们带着战利品，迅速消失在青纱帐里。

　　到了新的驻地，在老乡家里，大家围着崭新的“九六式”机枪，畅谈着今天的这场战斗，都兴奋不已。分队首长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夸奖我，一面问我回去前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要枪也得要人，我要参加新四军！”这就是我几年来的心愿。看到我倔强的样子，这名首长知道难以说服我，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叫我跟他去见一位首长。在另一位老乡家里，我见到了这位身材不算高、略显清瘦、带有两湖口音的首长。他微笑着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作了一些解释，无非就是我年龄小、体质单薄、部队有什么规定，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告诉我，不能收留我参加新四军。最后，经“讨价还价”，我带着奖励给我的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和一把剌刀，再加上一个遗憾，离开了新四军的驻地，继续干我的民兵去了。两年后，我终于加入了正规军，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是后话。

　　附董元昌简历 

　　1925年出生，1943年入党，曾参加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闽西剿匪、从苏军手中接收大连军港、炮击金门、抗美援越等等。

1931年，中央军校航空班迁往杭州笕桥，改名为「军政部航空学校」，这就是著名的笕桥中央航校。正是这所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到抗战爆发前，依靠老式教练机，共培训飞行员500多名。但随著淞沪会战爆发，中国空军发展也被打断了。

拍摄于抗战爆发前照片上，年轻中国空军飞行员笑容灿烂，当时却不知将会迎接惨烈战事

当时，中国空军共有军用飞机346架，只要能飞的也计算在内下，只有约200架能投入战斗，主力战机还是双翼的「霍克式」驱逐机。日本方面，仅作战飞机就超过2000架，加上日本国内军事工业完备，战斗机性能比中国空军先进得多。

硬件如此，中国空军飞行员可以吗？他们毫不畏惧。1937年8月14日，即是「淞沪会战」第二天，中国空军已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指挥所、码头等重要军事目标。这让日军恼火，急令驻台北的战斗机出动，空袭杭州笕桥机场，企图摧毁中国空军力量。

兰州空战，中国空军反击

中日空军在杭州上空遭遇，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沉著应战，一举击落三架敌机，大队中只有一架战斗机轻微损毁。为了纪念这次空战，国民政府将8月14日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面对强敌，中国空军展示超凡勇气。淞沪会战中，飞行员沉崇海所驾驶的战机故障，毅然撞向敌舰；武汉会战中，获得「空军勇士」之称的陈怀民，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后，撞向日机同归于尽……当时这类悲壮案例，实在不少。随著抗日战争进程推进，没有完备军事工业的中国，弊端越显越多，飞机打一架就少一架，短时间内无法培养飞行员，国民革命军空军的王牌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李桂丹等也相继牺牲。

美国著名《生活》杂志，1942年5月4日以中国空军郑兆民作封面。可惜据了解，他在1944年7月在对日作战中阵亡

对于空军的艰难，蒋介石也感慨：「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做持续3至6个小时的苦斗......」及后，随著日本零式战机参战，中日双方空军的差距拉得更大，国民政府才决定停止与日军空战，保存仅有空中力量。所以这段日子，日军肆无忌惮轰炸中国大后方的成都、重庆等城市，直到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局势才慢慢改变。

另一方面，美国亦在1941年7月批准500名民国空军学员，分批到美国飞行学校学习。当时，他们给教练的印象，是众多不同地区的学员当中最聪明、最有纪律。他们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六周内，完成了为期十周的初级飞行课程，相当不可思议。也可见他们保家卫国的的斗志及决心。

远赴美国学习的民国空军学员

八年抗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击毁敌机1226架，损失飞机2468架，6164人殉国，阵亡率超过65%，他们都是清一色热血青年，平均年龄23岁，最小的只有16岁，大多都出身不凡，有来自顶尖学府、归国华侨、名门望族，比如建筑大师兼诗人林徽因的弟弟林恆、南开系列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儿子张锡祜、马来西亚富商家庭林日尊、美国侨商张炳联的儿子张益民等等。当中国最需要支援时，他们撑起民族樑柱，值得所有中国人敬重。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至11月，太原会战爆发，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此战中，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2月，南京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在江苏省南京抵抗日军进攻的战役。此战，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地反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日军以8个师的兵力分兵进逼，使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军事当局在组织指挥上采取消极防御，使守军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最后决定突围又未拟定周密计划，致使大量部队团于城内，惨遭日军杀戮。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约5万余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至5月，徐州会战暴发，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动用8个师、5个旅约3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23日至4月7日，台儿庄战役爆发, 这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 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取得了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8月至10月，武汉会战爆发,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武汉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战役。此战，历时两个多月，这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由于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且未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破坏对方交通线，因此未能重创日军。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0月，广州战役爆发,中国第四战区部队在广东省广州湾地区与日军第2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日军实现了切断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以及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对中国来说，则不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而且影响了全国战局。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3月至4月，南昌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江西省南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防御战役。此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交锋，日军纠集重兵，先发制人，攻势极为猛烈。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兵力损失达43000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随枣会战爆发，中国第5战区部队等在湖北省随县、枣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协同配合，但兵力使用欠灵活，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恢复原态势。此役毙伤日军13000余人，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目的。中国军队伤亡2万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至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中国军队共毙俘日军2万余人，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粉碎了日军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企图。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5月至6月，枣宜会战爆发，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对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1941年(民国三十年)5月至6月，晋南战役爆发，中国第1战区部队在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对日军第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由于中国军队疏于防守，临战又缺乏物质和精神准备，因此遭到惨败，退出中条山。

1941(民国三十年)年9月至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等部队在湖南省长沙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次会战历时月余，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沉汽艇7艘，使其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1941年(民国三十年)3月至4月，上高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江西省上高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役，毙伤日军1.5万余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1月至1940年2月，桂南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在广西省南部地区对日军的防御战役。在昆仑关战役中，国民党政府军取得自武汉失守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81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27041余人。

1941年(民国三十年)12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省新墙河至浏阳河之间地区抗击日军第11军进攻的防御战役。在此次会战历时20余日，中国军队采用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坚守长沙核心阵地，合围聚歼，动员敌后军民破坏日军补给线等战法，取得长沙会战胜利。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中国军队伤亡3.1万余人。日军伤亡56944人，被俘139名。但据日方资料为6000余人。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1月至1944年1月，常德会战爆发，中国第6战区部队在湖南西北部常德地区对日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次会战，日军死伤：25718人，毙伤和缴获战马共1384，击落敌机四十五架，击毁敌汽车75辆，击沉、击伤敌舟艇122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3月至9月，滇湎路战役爆发，中国远征军在云南省西南部、缅甸、泰国西北部和印度东北部地区，对日军第15军进行的防御战役。此战，远征军经一个多月作战，在保卫东吁、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世人所赞誉。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豫湘桂战役爆发，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此战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豫、湘、桂大片国土被占，空军基地、场站被毁。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其军事上的溃败，也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分散了兵力，为中国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0月至1945年3月，缅北滇西战役爆发，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军的协同下，在缅甸北部和云南省西部对日军缅甸方面军的进攻战役。是役历时一年半，中国军队以阵亡31443人、负伤35948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000余人，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月至8月，在缅北滇西的密支那战役中，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密支那地区对日军第18师团等部的进攻战。此役，中国驻印军共击毙日军2000余人，俘70余人。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6月至7月，在缅北滇西的强渡怒江战役战役中，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在云南西部怒江西岸对日军第33军所部的进攻作战。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8月，桂柳反攻战役，中国第2、第3方面军在广西省龙州、南丹、全州、阳朔地区对日军第6方面军进行的反攻作战。此战，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4000余人、击伤5000余人。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6月，湘西会战爆发，这也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中国第4、第3方面集团军在湖南省西部对日军第6方面军所部进行的转守为攻的战役。此役，中国军队转守为攻，毙、俘日军2万余人。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CCP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CCP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革命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CCP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CCP一直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请看以下松沪抗战数据：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一天中平均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可想而知，战况多么惨烈。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取就化了！”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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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抗战史！

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

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

这事并不遥远，仅仅发生在 68 年以前。

再就长沙会战而言：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像CCP提议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革命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革命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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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枪杀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将军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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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抗战史！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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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抗战史！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第三部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革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国民革命军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守城国民革命军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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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抗战史！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国民革命军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国民革命军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革命军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革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国民革命军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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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抗战史！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可以说不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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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抗战史！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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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抗战史！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初期战役空军重要作战概况

淞沪会战：8月14日，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日军据点及舰船，并以驱逐机主力防卫首都。同日日机分批袭击杭州及广德机场。当日机袭击杭州机场时，第四大队刚从周家口飞抵笕桥机场，大队长高志航上校，立即率机27架升空拦载，击落日本九六式轰炸机3架，首创空军光辉战绩。

此时，日军在上海尚无机场，除使用舰上轰炸机外，并以鹿屋及木更津海军航空队，进驻台湾与济州岛，越洋袭击中国沿海各省主要机场及首都，企图一举击毁中国空军。8月15日，日军轰炸机16架，分袭杭州、嘉兴、曹娥、南京等地机场。空军第九大队迎战，于曹娥上空击落九四式日军轰炸机4架。16日，日军轰炸机二十余架，分批袭击杭州、嘉兴、句容、南京等地，被空军第三、第四、第五等大队，击落8架。经3天空战，共击落日机46架，殆已将日军鹿屋与木更津航空队飞机，悉数击灭。

当陆军猛攻虹口日本海军兵营及其司令部时，空军予以有力支持。8月17日，空军第二、第四、第五、第七等大队各式飞机44架，由副大队长孙桐萱上校；及队长刘粹刚中校、董明德中校、杨鸿升中校率领，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日军驱逐、轰炸机各一架，日军高射炮火力猛烈，空军第五大队员阎海文上尉座机被击中，跳伞降落日军阵地。阎上尉击毙前来包围之日兵数名，最后自戕殉国。日军敬其壮烈，厚加殓葬，并立「支那空军勇士之墓」，日本报纸，对阎烈士殉国事迹，备加赞扬。

日本大本营为支持上海地面作战，以航空母舰一艘驰长江口附近活动。空军为摧毁该艘航空母舰及舰上飞机，八月十九日，以诺式机14架，在霍式机7架掩护下，飞往白龙潭轰炸，炸沉日本巡洋舰一艘。空军第二大队分队长沈崇诲上尉所驾飞机发生故障，自度难以飞返基地，乃向日舰俯冲，期与日舰同毁，壮烈殉国。

9月初，日军已在上海建立攻势基地，遂在上海、崇明等地建筑机场，增加航空兵力。国军空军为争取淞沪空中优势，阻止日军后续部队登陆，并制压日机活动，以主力不断对日军机场轰炸。嗣因日军新式驱逐机增多，国军飞机补充困难，改行夜问袭击。9月18日晚，空军出动飞机24架，分批夜袭上海日军阵地，使日军大受打击。翌日日军报复，以舰上轰炸机、水上侦察机及驱逐机共约30架，空袭南京。空军驻句容、南京各队驱逐机21架迎击，展开剧烈空战，击落日机1架，击伤日机4架。空军队员刘兰清、戴广进二员阵亡，刘依均、刘宗武、杨吉思、吴升臣四员受伤。

此时，驻粤空军指挥部，及北正面军司令部成立，各配空军一个大队，协力粤、晋方面陆军作战。战至十月，空军损失甚重，战力日减，对淞沪日军，仅能施行小规模夜袭，勉力坦任首都空防。11月，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上校，率队驻防周家口。21日，大群日机来袭，因情报迟误，国军飞机未及起飞，日机已纷纷投弹，高大队长不幸被炸殉国。

至十二月，空军始获得补充。南京陷落后，空军基地向后方转移。日军航空基地，推进至南京、芜湖、广德、杭州等地口。

汉口空战：民国二十七年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进袭武汉。驻汉口、孝感之空军第四大队长李桂丹上校，率I-15、I-16机29架迎击，进行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桂丹、队长吕基淳及队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等五员，均在空战中殉国。

南昌空战：二十七年2月25日，日机53架，以大编队袭击南昌。空军以I-15、I-16机30架，分三个编队迎击，先攻击日军轰炸机，旋与日军驱逐机空战，击落日机1架，受伤迫降日机4架。

「四二九」武汉空战：二十七年3至5月，空军支持陆军在台儿庄、徐州作战，轰炸黄河以北之安泽、灵石、风陵渡等地日军据点及日军渡河部队。日本航空队为消灭中国空军基地，亦大举进攻。其中以4月29日，汉口空战，最为剧烈。是日为日本天长节，日机39架袭击汉口。空军早有准备，集中飞机达67架之多，所采防卫战术，是以I-16机巡逻武汉外围东北上空，诱使日军驱逐机脱离其轰炸机群，俾I-15机之攻击容易奏捷。当日机侵入武汉上空之时，空军各机依预定战术迎击，共击落日机21架，日本航队大挫。国军飞机损失12架。

远征日本空投蒋委员长告日本国民书

蒋委员长为唤起日本人民不为其军阀愚弄之觉悟，于二十七年3月上旬，令空军妥筹远征日本计划。5月19日，由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上校，率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马丁机两架，携带「蒋委员长告日本国民书」，自汉口起飞，经南昌、衢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油，23时40分，由宁波飞往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岛各城市上空散发，以唤起日本人民之自觉，并侦察日本军港及机场情况。翌日两机回航，分别在玉山、南昌降落，再于11时飞返汉口基地，圆满达成第一次远征日本任务。

武汉会战之支援：武汉为中国交通中枢，得失影响极大，为国军所必守、日军所必争之战略要地。国军在武汉会战使用之地面部队，步兵师达214个之多，尚有若干特种部队，空军几尽全力集中各式飞机共达230架，数量与日军飞机相较，虽仍属劣势，但国军飞机采取机动集中使用，在汉口、南昌两处取得局部优势。6至8月间，空军参加武汉保卫战，昼夜出动，轰炸长江日舰，与日本航空队精锐的「九六」式等驱逐机决斗，双方损失均重。更乘间袭击南京、芜湖、安庆等地日军航空基地。空军为保卫要地领空，二十七年「七一八」在南昌上空；「八三」、「九一六」，在武汉上空；「八一三」在衡阳上空，均予日机重大打击。

二十七年全年，计日本航空队空袭全国各地，共23,337次、投弹共约49,000枚。国军高射炮部队在全国各地共击落日机43架。

国军空军兵力劣势，而战志极高，在初期战役中，损耗很重。武汉撤守后，空军以一部调驻陕东、川东、赣南任各地区防空；主力调甘、川、湘、桂等省后方基地整训。经民国二十八年整补，计有七个大队(三个驱逐大队、四个轰炸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及四个苏联志愿大队，总计各型飞机215架。

日军侵夺武汉后，改取持久战略，不再扩大作战地区，以确「保治安地区」之秩序为主。但在航空作战方面，则采取攻势。企图打击中国政治中枢，击灭中国空军，挫折中国继续抗战意志。日本为达此目的，调整其陆、海军航空队(日本此时尚无独立的空军)兵力部署。陆、海两军协定航空作战方针为陆、海军航空部队相互协同，全中国要域，进行战略航空作战，以挫敌继续战争之意志。地面及水上作战之直接协同，由陆、海部队分别担任，但依状况，彼此增援。

日本陆、海军航空队，据此作战方针，作如下之兵力配置：华北方面，陆军二个飞行战队，海军一个航空队，共有各型飞机44架；华中方面，陆军二个飞行团、二个飞行战队，海军二个联合航空部队，一个航空队，共有各型飞机337架；华南方面，陆军一个飞行团，海军二个航空战队、一个航空队、水上机母舰1艘，共有各型飞机141架。总计在华作战飞机共531架。主要基地为运城(山西)与汉口机扬。

中期战役空军主要作战

对运城之反制作战：二十八年1月以来，以运城为主要基地之华北日军航空队，飞机约44架，屡向陕、甘国军国际补给线进袭。空军于2月5日，以伏尔机四架奇袭运城机场，毁停留机场之日机十余架。

4月1日，先后俄制SB机9架及、29日SB6架袭击运城机场，未发现日机，仅将机场破坏，并破坏同蒲铁路火车一部。运城反制作战，第一次收到奇袭效果，但以兵力不足，未予彻底击减。第二、三次攻击，可能日机已有准备，未达进击目的。

兰州空战：兰州为中苏联络要点，也是中国主要空军基地，被日军航空队列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二十八年2月20日，日机30架，策，分三批袭击兰州。空军I-15、I-16驱逐机15架，苏联志愿队I-15、I-16驱逐机14架迎击，击落日机14架。同月23日，日机20架再袭兰州，空军以31架驱逐机迎战，击落日机6架。两次空战，共击落日机15架，国军飞机亦有损失。

对汉口之反制作战：二十八年十月三日。空军为策应陆军长沙会战，以DB-3机九架，由成都飞往汉口，攻击日军机场，炸毁日军驱逐机24架，及正修理中之日机十余架。同月14日，空军以DB-3机20架，再攻汉口日军机场炸毁日机50架，击落日机2架。两次反制作战，几将日军华中陆军航空队主力击灭，战果辉煌。

协力桂南作战：二十八年11月中旬，日军自钦州湾登陆，攻陷南宁，切断中国南方陆上国际补给线。12月国军反攻南宁，空军奉命协力陆军作战，于是在湘挂各基地，集中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大队及第十八中队，与苏联志愿队，各型飞机共115架。自12月至翌年1月中旬，对日军阵地、机场、仓库等目标，攻击12次，炸毁日机15架；空战18次，击落日机11架。当时陆空联络器材与技术，均不完备，空军直接支持地面部队作战，效果不甚理想。

陪都空战：二十九年夏冬之交，日军乘四川盆地无雾季节，能见度良好之时，实施航空攻势，连续空袭陪都重庆及四川各要地。8月11日，日机90架袭击重庆。空军以I-15、I-16及霍克三式机，共26架拦截，击落日机2架，击伤多架。

壁山空战：二十九年9月13日，日军轰炸机36架，由驱逐机30掩护，袭击重庆。空军第四大队长郑少愚中校，率I-15、I-16机16架拦截，在壁山上空与日机遭遇。国军飞机性能不及日军零式机与九七式机，空战损失甚重，毁机13架，伤11架，阵亡队员10员，大队长以下8员负伤。

成都空战：三十年3月14日，日军零式驱逐机12架进袭成都。空军第五大队长黄新瑞中校，率I-15机31架应战。10时50分，与日机在崇庆、双流上空遭遇，激战30分钟，击落日机6架，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少校等员，壮烈殉国。

艰苦作战时期(二十九年5月至12月)

二十九年夏，日军航空队加强对中国抗战基地轰炸，多次反复袭击重庆。国军飞机多为苏联I-15、I-16，性能逊于日本零式机，历次空战，颇有毁损，空军军官伤亡亦多，到二十九年末，仅余飞机65架。三十年初又自苏联补充轰炸机200架，而性能不佳，仍不能挽回空优。六月自美国购到P-40驱逐机100架，成立美志愿大队，状况始见移转。但数量劣势，作战仍极艰苦，直到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由独立抗日，转变为联合美英共同对日作战，进入后期战役，空中优劣形势，从此完全改观

一九四一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华航空队仍保有750架飞机，迄1942年大批飞机调往南大平洋作战，以后陆续减少，到1944年5月，仅保有约三百架飞机。因此对中国抗战基地轰炸大为减少，多半用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担任防卫。反之，中国空军自三十一年春初起，不断自盟邦美国获得新机补充；同时大批飞行人员赴美国、印度受训。到同年秋季，战力已大为增强。作战部队仍为七个大队(第一、第二、第八大队为轰炸大队。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大队为驱逐大队。第十二大队担任训练未计入)，侦察一个中队，以及美志愿队，各型飞机，增至364架。飞机性能和装备，均优于日军。空军作战指导，机动集中原则，以打击日本航空队为主，次为支持地面部队作战。后期战役，空军重要战绩，概述如次：

 轰炸越南日军机场：民国三十年12月中旬，日军加紧攻略南洋预定目标，在越南西贡嘉林基地，集结陆军飞行第十二、第二十七、第七十五、第三十七与第六十等队，及海军第五、第六、第十三、鹿屋等航空队，各型飞机共450架。中国空军于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以第一、第二大队的SB机18架，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杨仲安率领，美志愿队P-40机九架任掩护，飞往越南日军嘉林机场轰炸。目标区云层密布，轰炸成果不详。24日，复行前任务，对目标实施连番轰炸及计时轰炸，成果仍不能判明。两次轰炸，均未遭日机拦截，仅高射炮在地面射击，损失飞机2架。

支援第六战区：三十二年4月下旬，日军进攻鄂西。其航空队在汉口集结六个战队另一个独立中队，又在荆门集结一个战队，共计各型飞机约200架，支持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以第一、第二、第四、第十一等四个大队及美第十四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22架)，支持第六战区作战。自五月十九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日军航空基地不断攻击，先后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毁日军军事设施6处，毁伤日舰33艘及车辆人员甚多。

粱山空战：三十二年6月6日，当鄂西会战进行之际，第四大队长李向阳上校率P-40机13架，攻击聂家河之日军。返航途中，在奉节上空，发现不明机群。当李上校率P-40机群在梁山机场降落之时，该不明机群已迫近机场上空，开始投弹。此不明机群判明是日机。第四十队队长周志开中校未掳带保险伞，在日机投弹中冒险起飞，单机向日本编队机群进攻，日机乃向东逸去。周中校仍跟队追击，在分水岭黄土坡、云阳及巴东等处，先后击落日军轰炸机三架，造成英勇单机对敌之辉煌纪录。

支援常德会战：三十二年10月下旬，日军准备进攻常德，在汉口、宜昌等地，集结航空队六个战队、三个独立中队，计有各型飞机共253架。十一月开始对第六战区发动攻势。国军空军及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等五个大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共计轰炸机、驱逐机200架，协助陆军作战。自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十六日，连续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攻击，先后出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空战击落日机25架，可能击落14架，击伤19架，在地面击毁12架，并炸毁日军舰船及军事设施、人马甚多。

支援豫中会战：三十三年4月，开始豫中会战。日军使用航空兵力于豫中方面，有四个战队，共计各型飞机156架；在晋南方面，计有飞机114架。国军空军为夺取豫中战场制空权，减轻陆军所受日军航空队之压力，在会战期间，以第二、第四大队、中美混合联队及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共计飞机246架(轰炸机36架、驱逐机210架)，分别配置重庆、梁山、成都、南郑、安康等地，由航空委员会直接指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由驻梁山副司令蒋翼辅上校与美军摩斯上校共同协商指挥。美空军由第十四航空司令陈纳德将军指挥。会战期间，除轰炸重要桥梁、渡口阻止日军进攻，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攻击日军占领地区，以保卫西安为目的外；并袭击运城、临汾、安阳、新乡、开封、信阳等地日军机场。

自三十三年4月22日起，至8月22日止，共计出动驱逐机1646架次，轰炸机272架次，攻击运城等地日军机场13次，轰炸郑州、洛阳等城市8次，轰炸黄河铁桥13次。在空中击落日机87架，炸毁地面日机79架，毁目军车辆约70辆。

支援长衡会战：三十三年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发动长衡会战，在武汉地区集结五个陆军航空战队，计各型飞机168架，国军空军和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以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等五个大队，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共计轰炸机68架(B-24重轰炸机20架，B-25中型轰炸机48架)驱逐机113架(P-40)，夺取战场制空权，支持陆军作战，并直接攻击日本陆、海军。自5月27日至9月6日，共出动驱逐机3928架次，轰炸机545架次；在空中击落日机70架，可能击落29架，击伤17架，击毁地面日机52架，可能击毁10余架。轰炸日军机场30次。轰炸日军占据之城市41次，日军司令部16次，毁日军阵地约50处，及大小船只130余艘。

桂柳作战之支持：空军为积极支持地面部队进行桂柳作战，以支持长衡会战原有兵力及指挥机构，继续作战。使用之主要基地，为桂林、芷江。前进基地为邵阳、零陵。辅助基地为恩施、老河口。美空军使用之主要基地为桂林、柳州、昆明。辅助基地为梁山、成都、芷江、白市驿。自三十三年8月21日至11月9日，空军出动1386架次，在空中击落日机34架，可能击落14架，击伤约10架，毁地面日机6架，车辆400余辆，大小木船578只。破坏日军阵地、车站、库厂与司令部共约50处，毁桥梁11座。

洞庭湖空战：三十三年7月23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队P-40机，共21架，掩护第一大队B-25机6架，轰炸羊楼司及日军仓库后，返航经羊楼司及岳阳南洞庭湖上空，先后与日军零式二、三型机约40架遭遇。空战结果，击落日机10架，其中两架日机为B-25机射击士李先河所击落。国军飞机无损失，均安返基地。

豫西鄂北会战之支援：民国三十四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豫西鄂北会战，日军使用各型飞机106架，支持其地面部队作战。国军空军自3月21日开始，以第四、第十一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第三大队，全力支持第一、第五两战区阻止日军进攻。由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王叔铭将军，在南郑设指挥所，指挥以上全部空军对日作战。中美空军混合团及美空军主力，攻击日军后方，在新乡、郑州、许昌、南阳一带，对日军交通，予以极大损害，战果辉煌。第四、第十一大队直接支持陆军作战。当西坪、西陕口战事剧烈之时，第十一大队每在山岳沟谷间，冒日军猛烈炮火，作超低空射击，获得重大战果。迄5月31日止，各大队共出动各型飞机1047架次，予地面部队极大协助。

湘西会战之支援：三十四年四月上旬，湘桂日军以击灭湘西国军，占领芷江空军基地之目的，集结飞机135架，发动湘西会战。国军空军以驻芷江第五大队与第一大队四中队为主力，及驻陆良之第二大队第九中队，驻梁山之第三大队一部份，协助陆军作战；并联合美空军袭击日军后方，汉口、岳阳、湘乡、长沙、新市、归义、邵阳、衡阳、羊楼司、新宁、湘阴、零陵等地重要交通线、仓库、桥梁、空军基地及运输补给，以打击日军。在邵阳、放洞间，协力陆军歼灭日军约一个联队及其炮兵。进攻洞日、武冈之日军，亦被国军陆空联合攻击，击灭殆尽。空军自4月9日至5月11日，冒日军猛烈火力，日夜不断出击，予日军伤亡甚重。仅第五大队即出动P-40、P-51机，共942架次，为历次作战所少见。第一大队出动B-25机113架次，第二大队出动B-25机58次，第三大队出动P-40、P-51机18架次，战果非常丰硕。日军进攻湘西，未达覆灭芷江机场目的，战败撤退。

自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华空军逐渐调往南太平洋作战，实力日减。国军则因美国空军来华联合对日作战，实力日增，所以后期战役，国军逐渐掌握空优。到三十四年初，日本全般军事情势，已呈现土崩瓦解征兆，三十四年日机之空袭，较历年为少，中国空战之收获较历年为多。

二十九军在检阅

饭冢死得这样无声无息、没有成色，这让手握摄影机的须滕不由得有几分遗憾。在他的想象里，像饭冢这样的“猛将”，临死前该有些不俗的表现，或是说几句豪言壮语，或是有几个威猛的动作，让人感觉类似于死老虎不倒威，这样他的影片放映出来，显然就厚重得多，同时也更具视觉冲击力。可遗憾的是，这一切，全没有，饭冢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倒在一摊污血中丧命了。

其实须滕有所不知，这一枪委实打得太准了。后来日本卫生兵赶来救护，发现这一枪正从饭冢的心窝穿过，把心脏都打穿了，肯定打在10环内靶心位置的红点上。

本文摘自：《万家岭大捷》，作者：叶绍荣，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日本“笔部队”塑造的“军神”

梁华盛第一九○师和冷欣第五十二师都属王敬久第二十五军。

这两个师在东孤岭和玉筋山漂亮的阻击战，让王敬久深感欣慰。

两个师都是抗战爆发后新组建的，刚刚组建完毕就参加武汉会战，开上了南浔战场。他们刚一上阵就打得如此顽强，特别是女机枪手唐桂林女扮男装代兄从军的事迹，更是让王敬久这位铁血军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字又平，1902年生，江苏省丰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王敬久其貌不扬，举止粗俗，满口脏话。他吃饭喜欢蹲在地上，开会也没个坐相，喜欢蹲在椅子上，因此他的部队军容也不整洁。有人甚至将他的部将冷欣后来在日本投降仪式上挖鼻孔的事，也与他的老上司王敬久挂起钩来。

尽管如此，王敬久却以勇敢善战著称。在国民党军队中，王敬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932年2月，其时他任第八十七师副师长，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大战。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突然传来他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无法抽身返归故里奔丧，便在战场上身着孝服迎击日军，所部将士深受感动，因而奋勇杀敌，大获全胜，王敬久从此一战成名……

冷欣第五十二师从玉筋山退守东孤岭后，主战场随之由玉筋山转到了东孤岭主峰阵地。

接防东孤岭的华振中第一六○师属叶肇第六十六军，这是一支特别能打仗的广东部队。广东的富庶和沿海的便利，让这支部队装备精良。特别是“南天王”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于是，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与日军不相上下，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说起叶肇第六十六军，一般人有所不知，南京失守时，因唐生智的通讯指挥系统失灵，其他部队皆选择从拥挤的江边突围，因而损失极其惨重。大敌当前，只有叶肇第六十六军、邓龙光第八十三军这两个军敢于独辟蹊径，义无反顾地从正面杀出一条血路，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结果反倒以最小的代价成建制地安全突围，叶肇第六十六军的战斗力由此可知。此外，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一部也从正面安全突围。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第一六○师师长华振中，不仅以能打硬仗著称，而且他的资历更是让人咂舌，一般的师长都是少将，而他的军衔却是个中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与张发奎、薛岳、叶挺是同期同学，人家都干到了上将兵团总司令，麾下统领十几万大军，他老兄却还在师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究其原因，竟是因为他太能打仗而政治上不敏感，一生总是犯错误，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功劳与过错总是成正比增长。

华振中因资历老，能打硬仗，广东部队的各级将领都敬他三分。他与军长叶肇的关系更是亲如兄弟，因了这层特殊的关系，他的这个师在人员和武器装备的配置上，略优于其他部队。

伊东第一○一师团碰上了华振中第一六○师，他的好运道也就到头了。

东孤岭久攻不下，被逼无奈的伊东中将只得孤注一掷，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

伊东第一○一师团第一○一联队是该师团战斗力最强的一张王牌，联队长饭冢国五郎以凶狠、狡诈、作战勇猛、灵活著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为此多次褒奖饭冢，并亲自赐予他“猛将”的称号。

饭冢国五郎，日本群马县人。1909年5月27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步兵科；同年12月26日，被授予下士官军衔。1937年8月2日，晋升为步兵大佐；同年10月4日，任伊东第一○一师团第一○一联队联队长。

有道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饭冢国五郎一上阵，便有号称“笔部队”的日军战地记者相随。

笔者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日军的“笔部队”：

“笔部队”是日军战地记者团的简称，它是日本大本营专门为侵华战争宣传需要而设立的。“笔部队”门类齐全，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新闻纪录片摄制组记者(因那时电视还没有发明出来)。“笔部队”如影随形地跟着部队一起行动，真实记录“大日本皇军”在中国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壮举”，以激励这些武士们奋不顾身地为天皇卖命，从而煽动更多的日本国民参军参战。

饭冢国五郎是日军的一员“猛将”，自然就受到“笔部队”的记者们的争相追捧。当时，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须滕就带了一个由小悮行男、山中、樋口等四人组成的战地特讯组，扛着电影摄影机，寸步不离地跟着饭冢。饭冢一举一动的战地行踪，都摄入了须滕的镜头。

饭冢的形象确实上镜，很有点“猛将”的派头。饭冢不凡的外貌让战地特讯组的记者们喜出望外。

因为在烈日下连日苦战，饭冢晒得通身黝黑，眼睛里布满血丝，他浓密的络腮胡已连日不刮，蓬松虬曲地挂满脸上，显得相貌狰狞，活脱脱一个“猛张飞”形象。因为天气酷热，饭冢打着赤膊，露出上身发达的胸肌和双臂，头上又戴着一顶钢盔，样子显得异常的凶猛。

用今天的话说，饭冢的这副模样，确实很有视觉冲击力。敏锐的职业眼光告诉须滕，他们一行这次的运气特好，碰上了一条大鱼，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重量级新闻纪录片，即将在他们的手中出炉。

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须滕在激战前对饭冢进行了战地采访。

饭冢面对镜头，一点也不露怯，这种场面他见得多了。饭冢今天的心情很好，他的正面是正开着机“吱吱”转动着的摄影机，他身后的背景是硝烟弥漫的东孤岭战场，面对须滕的提问，他侃侃而谈。

须滕问：“如果战争结束了，你打算干什么？”

饭冢回答说：“我爱好钓鱼，战争结束后，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安安静静地钓鱼度日。”

采访中，饭冢还告诉了须滕一件事：

他的第一○一联队前任联队长加纳治雄，去年在淞沪会战中战死，那次战斗打得极其残酷，当时第一○一师团损失惨重，整个师团伤亡9000人，占师团当时总人数的80%。那一仗，他的大多数部下都战死了，尽管那是个被称为“光荣战死”的年代，但国内仍有人非常憎恨加纳，一到夜晚，加纳在东京的家里，常有人往他的房间里扔石子。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像加纳那样受到牵连，不得安宁。

饭冢还算是个实在人，面对着镜头，他没有唱高调，也没有说一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豪言壮语，倒更像是有些诉苦的成分。

后来我在有关日方资料上看到，里面提到饭冢时，说他这个人实际为人不错，对朋友义气，在军校读书时还助人为乐，喜欢思索，还能写诗。

须滕对饭冢的回答似乎没什么异议，饭冢毕竟名声在外，是响当当的“猛将”，下一步就等着拍摄这位“猛将”在战场上的形象，以便让他名扬天下。

9月1日，猛攻东孤岭的战斗又打响了。

伊东中将照例是老套路的三板斧：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大炮猛轰，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后，便是步兵的进攻了。

就在冷欣第五十二师在玉筋山与伊东第一○一师团激战正酣之际，华振中第一六○师在东孤岭以逸待劳，加固了原有的工事，就等着日军来犯。

背着“猛将”的称号，面对着摄影机，饭冢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挥着一把雪亮的指挥刀，嘴里“嗷嗷”地狂叫着，驱赶着第一○一联队的士兵们潮水般地朝东孤岭冲去。饭冢一上战场，便急欲改变战场态势，从而打出“猛将”的威风来。

上阵后，饭冢急忙调整部署，以两个中队正面佯攻，主力则绕至侧翼，全线出击。

此时东孤岭的交战双方，一边是“猛将”饭冢率领的第一○一联队，一边是善打硬仗的华振中第一六○师，针尖对麦芒，必有好戏看。

“猛将”的进攻果然不凡，拂晓时分，饭冢就组织步炮协同，猛攻华振中第一六○师梁佐勋团阵地。日军不顾伤亡，跨过遍野的死尸，在大炮的掩护下，一拨一拨地朝东孤岭猛冲，梁团组织火力，居高临下地朝日军猛烈扫射，日军死伤众多。饭冢又组织反冲锋，又被梁团击退。双方自凌晨战至傍晚，饭冢先后组织五次进攻，都被梁团击退。饭冢进攻一天，丝毫没有进展。

第二天一早，饭冢组织了又一轮更加疯狂的进攻。

这一回，他加强了步炮协同的炮火，还调上了援兵，朝着梁团猛攻。战斗中，梁佐勋团长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梁团长牺牲后，该团仅剩下的数百残兵终于抵挡不住饭冢第一○一联队的自杀性进攻，梁团阵地随之失守。

饭冢面对着摄影机镜头，得意地举起战刀，摆了一个“胜利”者的姿势。

紧接着，饭冢又率部朝东孤岭主峰阵地冲去。

正在东孤岭主峰阵地的华振中，此时正瞪着血红的双眼在等着饭冢。

梁佐勋团长阵亡的消息让他悲痛欲绝，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饭冢，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嘶哑着嗓子朝官兵们喊道：

“弟兄们，梁团长现在山下望着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打！”

巍峨高耸的东孤岭上，久久回荡着第一六○师数千官兵们雷鸣般的怒吼：

“消灭饭冢，为梁团长报仇！”

华振中下了决心，饭冢的死期也就到了。

饭冢从早晨起已发起了近十次进攻，但每次进攻除了在阵地前丢下一大片尸体外，东孤岭主峰阵地依然牢牢地掌握在第一六○师的手中。

望着巍峨高耸的东孤岭，又环视了一遍身边越来越少的士兵，饭冢情知遇上了对手，他的心里越来越沉重，脾气也越来越狂躁。

战至第三天，饭冢的第十五次进攻又被第一六○师击退。

这时的饭冢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面对着须滕一刻不停地对着他的那台“吱吱”转动着的摄影机，他的眼里掠过一丝彷徨犹豫的神色，但旋即他还是右手颤颤地抓起了无线话报机，直接要通了伊东师团长的电话，情急之下，也顾不得用暗语联系了，他声嘶力竭地直接喊话，请求师团长派兵增援。

伊东接到电话后，一脸的无奈，此时他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预备队已用完，手中已无一兵一卒可调。面对着从不服输的饭冢近乎哀求的话语，伊东叹了口气，说了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饭冢君，师团已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只希望你不要辱没了司令官赐予的‘猛将’称号！”

饭冢已被逼上了绝路，他只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险些站立不稳。他匆匆吃了点冷饭团，又拿起酒瓶，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烈酒，感觉稍稍地恢复了些体力。面对着须滕的摄影机镜头，他疯了似的抽出战刀，率领着最后剩下的数百人朝东孤岭主峰冲去。

就在这时，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饭冢的胸部中弹，然后应声倒地，一命呜呼。

饭冢死得这样无声无息、没有成色，这让手握摄影机的须滕不由得有几分遗憾。在他的想象里，像饭冢这样的“猛将”，临死前该有些不俗的表现，或是说几句豪言壮语，或是有几个威猛的动作，让人感觉类似于死老虎不倒威，这样他的影片放映出来，显然就厚重得多，同时也更具视觉冲击力。可遗憾的是，这一切，全没有，饭冢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倒在一摊污血中丧命了。

其实须滕有所不知，这一枪委实打得太准了。后来日本卫生兵赶来救护，发现这一枪正从饭冢的心窝穿过，把心脏都打穿了，肯定打在10环内靶心位置的红点上。

这一枪，正是第一六○师的神枪手用日本制造的“三八大盖”打的，可遗憾的是，因这一枪与那密集的枪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的，第一六○师的神枪手又不止一个，华振中师长事后查了很久，也没查出是谁打的，只可惜那位神枪手悄无声息地做了无名英雄。

饭冢死后，进攻的日军群龙无首，顿时军心涣散，阵脚大乱。

华振中师长一声令下，第一六○师官兵跃出战壕，端起“三八大盖”与一○一联队的残兵拼起了刺刀，一阵风卷残云的拼杀之后，饭冢第一○一联队被全歼。

须滕一行趁着混乱之际，屁滚尿流地一口气跑到了山下。

须滕下山后，赶紧带着刚拍摄的电影胶卷跑回九江，用海军班机送到上海，再转送回日本。

饭冢死后，日本大本营发布悼文，追赠饭冢为陆军少将。

不久，须滕战地特讯组摄制的“杰作”《军神饭冢联队长战地录影》，就在日本全国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随着饭冢率部朝东孤岭冲锋的画面，电影里响起了低沉的解说声：

我军第一○一师团第一○一联队的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在支那庐山之东孤岭作战中，光着膀子，率领士兵，拔刀冲向敌人阵地。在战斗中，他胸部中弹身亡。他不愧为大日本帝国勇猛、果敢的部队长典型，日本的军神、军魂……

这部纪录片立即在日本引起轰动，影院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读卖新闻》记者须滕敏锐的新闻触角和不俗的艺术感觉端的不错，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他便进入日本“笔部队”的名记者之列……

7月25日，张自忠赴北平与日军周旋，天津的军政事务主要由李文田负责。在咄咄逼人的日军即将进攻天津的形势下，李文田积极调整第三十八师的部署，命令驻扎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地的部队，适时向天津靠拢，随时听候命令。

7月27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接到通电后，李文田立即做好了抗击日军的准备。

27日上午10时，李文田召集黄维纲(第一一二旅旅长)、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祁光远(第三十八师手枪团团长)、刘家鸾(时任天津保安司令，原系东北军将领，保安队均系东北军士兵，有很强的战斗力)、宁殿武(天津保安总队总队长)及当时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在津的主要军政负责人，到自己家里开会，共同研究对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史称的“七人会议”。

由于与会者对向日军出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致使这次会议开了12个小时，直到27日晚上10点才告结束。会上有人主张没有命令不能轻举妄动，有人说能否抓住战机是关乎数万军人生死存亡的大事等等，李文田最后拍板，决定主动出击日军。他表示，战争迫在眉睫，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了，既然意见不一致，那么可以打破第三十八师的编制，重新组合。愿意参战的可以推举领导人，愿意等待上级命令的可以回驻地等待上级命令。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拥护。

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乘日军兵力不足之机主动出击，打一个突袭战，攻击时间定在29日凌晨2 时；二、李文田担任总指挥，刘家鸾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和地方保安部队；三、对参战兵力做出部署，宁殿武指挥保安总队第一中队攻取东车站(今天津站)。祁光远指挥手枪团、保安总队第三中队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的一个营攻击海光寺日军兵营。李致远指挥独立第二十六旅、保安总队第二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津北站)和东局子日军飞机场，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之间的交通指引和疏导。驻地离天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作为总预备队。四、在对日发起攻击的同时，通电全国，声明“日人日日运兵，处处挑衅”，“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当即分别应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日，义无反顾。”

“七人会议”结束后，大家按照部署迅速调集部队。7月28日，各部队都在进行紧张的备战:发给每个参战人员大饼数个，并在军用水壶里灌满绿豆汤，以备持续作战和转移；负责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每人还配发了一小壶汽油和火柴等物，准备烧毁日军的飞机。

7月28日晚，秦德纯以宋哲元的名义，在军部以密码给李文田下达命令:立即集中全部兵力，组织出击。

7月29日凌晨2时，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部队同时向海光寺日军兵营、火车站、东局子飞机场以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发起攻击。战斗开始后，李文田将总指挥部设在了西南哨门，以便随时与刘家鸾听取战况报告。

起初战事进展顺利，至拂晓，我军进攻东局子飞机场的部队烧毁了十几架日军飞机；日租界的日军被三面包围，租界内的日本侨民也被日军推上了战场；海光寺兵营里的日军龟缩在工事内等待救援；天津总站被我军占领，东车站的日军被迫退到一座仓库里。日本驻津总领事在给北平的日本驻华使馆的电报中惊呼:“从29日起，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畏惧的状态。”

29日下午2时半，数十架日军飞机对东车站、天津总站、市政府、电话局、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等数十处目标施行狂轰滥炸。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天津市民遇难者达2000多人。

29日傍晚，从北平等地开来了大批日军部队，中国军队被迫撤出市区，转赴静海一带作战。

7月30日天津沦陷。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文田遵照宋哲元将军的命令，将分散驻扎在天津郊县8个地方的队伍迅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很有力量的抗日部队，与日军连续激战15小时，给日军以重创。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李文田有秩序地将这两万人的部队，经独流、静海转移到沧县(今沧州市)、唐官屯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

天津大出击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陷落前的最后一战，也是这二十多天里，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发起的唯一一次主动的进攻战斗。这次出击和后来的成功突围，粉碎了日军妄图分化瓦解第二十九军的阴谋，促进了抗日阵营的团结，并使第三十八师部队免于散失、覆灭，从而为抗战保存了一支劲旅，使之后来成为第五十九军的主力，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基本力量。

作者 光亭 （有删节）

很久以前，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一张反映抗战时期的照片，上面是头戴着著名的德国M—35式钢盔的国军官兵战斗的场景，令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怎么国军会装备德式钢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军抗战研究的深入，终于知道，原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德国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军事合作，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通常被称为德式师、德装师或德械师（本文一律称为德式师，下同），这支部队可以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般的巨大作用，可惜有关这支部队的介绍似乎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

笔者希望能将德式师的情况尽量做一份真实全面的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资料的搜集相当之难，因此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中德军事合作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历来就是一些在军事上相对比较落后国家的学习效仿对象，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所建立的陆军几乎就是照搬普鲁士陆军全套军事思想、建设制度和制式操典。而中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德国军事，清朝后期所建立的新军，就有着深深的德国军事影响的烙印。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德国适逢一战战败，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只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大量职业军人被迫离开军队，这些除了军事知识以外对于其他领域知识、技术一无所知的军人，便成为各国（尤其是军事领域较为落后的国家）争相聘用的名师。但是，凡尔赛条约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德国公民在外国军队担任军事顾问，而德国军方则希望他们去外国担任军事顾问，以使这些退役人员能利用在国外军队服务的机会，获取最新发展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使德国军队不至于在军事学术方面出现断层，同时更含有希望这些人员在以后归国后能继续在德国军队中服务的深意，所以德国军方对这些人员远赴国外担任军事顾问是暗中鼓励与支持的。

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早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开始与德国军方接触，德国原则同意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最初中国提出的顾问名单上是一批如冯·马肯森、鲁登道夫等在一战中声名显赫的人士，但是德国军方认为这些人名头太响亮，容易被发现，所以婉言拒绝，第一批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是马克斯·鲍尔上校（马克斯·鲍尔虽然名不见经传，却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供职，以其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赏识）、斯图兹纳中尉和霍姆尔少尉三人，由此揭开了中德军事合作的蜜月之旅。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GCD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作为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

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他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中最受蒋介石器重，待遇最高、地位最高的，甚至可以以 “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首脑下达指令！）在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方面，提交《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的整编，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就是国军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

整军方案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

根据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之方案，全国60个师称之为整编师。1935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第一批10个师的整编计划，由于此时这10个师的德械装备尚未运抵中国，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故称调整师。在这10个师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部队全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国军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

整理师的概念最早提出，所谓整理师是根据1934年12月整军计划分批进行编组，未轮到编组部队根据1932年6月军委会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的四团制师为标准进行整理，故名整理师。这种师编制为两旅四团，师直属骑兵1个连、炮兵1个团、工兵、通信、辎重各1个营、卫生队1个、特务连1个。

1936年，军事委员会对整军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规划，确立了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特别是充实团以下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人事、经费等方面的整军原则，根据这一规划整编的部队称为二十五年调整师（1936年即民国二十五年），初步计划年内完成20个师的整编。

整编先从中央系和东北军中开始，中央系37个师共186个团，除正在围剿红军的一线部队外，其余部队一律改为四团制的整理师。各军师直属的骑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则集中进行整训。预定中央系参与整军的135个团中先整编出18个四团制的整理师，再将其余63个团合编为32个团，在此基础上组建8个新编师，新编师基本上以2个整理团合并为1个团。

东北军18个师54个团计划整军为10个整理师（由原来40个团组成）和2个新编师（由原来8个团组成）。

整理师与新编师的差别在于，整理师的各级军官基本还是以原来的各级军官为基础，而新编师则完全打破原来的人事，由来自不同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混合编组，以彻底清除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的现象，建立一支完全新型的国家军队。

整军过程中，当时担任第五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法肯豪斯对该计划提出了建议：各师应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编制和装备为标准，如果暂时没有条件组建工兵营和通讯营的，可以先组建工兵连和通讯连；加强炮兵建设，各师应尽量配属一个辖3个炮兵营的炮兵团（山炮营、野炮营和105毫米榴弹炮营各1个）；轻武器方面应统一武器制式，并在师建制里组建一个修械所负责武器的保养维护和修理。

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整军计划一共进行了两期，计20个师，第三期10个师正在进行之中。实际在已完成整军的20个师中，其接受德式装备和德国顾问的训练程度也各有不同，实际接受过德国顾问系统训练与指导的部队只有下述各师：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

至1937年7月，国军中中央系共调整35个师、整理24个师，东北军调整10个师，运用调整方式而未完成的有5个师，另有粤军10个师、川军26个师、9个独立旅被整理。在中央系的30个师里，基本上都接受了一些德式装备，其中还有一些是全部实现了德式装备，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以经过这样的整军而面貌一新的中央军，堪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在抗战初期，就是以这些经过整军的德式师担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少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年爆发，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抗战局面至少说可以乐观很多。

武器装备

轻武器方面，德式师主要单兵武器是国造7.92毫米中正式或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步枪，也就是K98k的前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德式师里还有其他各式型号的步枪，如汉阳造等。

德式师装备的轻机枪多是国造仿制捷克ZB26，也有少量的比利时和法国的轻机枪。但是德国陆军在二战中最为出名的MG—34轻机枪却没有采购装备，中国也没有仿制生产。轻机枪装备数量基本能达到每班一挺的标准。另外还装备了德制的MP18_I冲锋枪！

重机枪多采用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该枪是根据1934年由德国兵工署向中国免费提供的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生产的，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与德国陆军装备的1908式重机枪稍有不同，确切地说应是1909式外销型号，采用250发帆布弹带供弹。一般情况下，重机枪的装备数量是每个步兵营建制里设有一个重机枪连，共3个排6挺。这一配置标准只相当于德国陆军标准步兵营的一半！

德式师装备的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驳壳枪，也叫盒子炮、快慢机或二十响，在很多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见到的。其真正的名称应是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欧洲多称为C96手炮。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把驳壳枪为荣！当然，德式师装备的毛瑟手枪可不同其他部队里由中国兵工厂、修械所甚至私人制枪作坊仿制的，全都是正宗从德国进口的原装货。

火炮是现代化军队所必不可缺的武器装备，可惜中国由于技术和财力所限，连号称最现代化的德式师在此方面与现代化军队的差距都是非常悬殊的。德式部队中，除了教导总队拥有自己独立的直属重炮部队，其他各德式师都没有师属重炮部队，就以装备最好的第36、第87、第88师为例，也只有1个师属炮兵营而已（在最初的计划中应是1个辖3个营的炮兵团）外加战防炮连和高射炮连各1个。炮兵营下辖3个榴弹炮连，每连装备4门德制75毫米克虏伯山炮（或75毫米博福斯山炮），全营共12门，战防炮连装备4门德制37毫米Pak35战防炮，高射炮连装备6门20毫米高射炮（高射炮型号较多，主要有瑞士的奥力根(Oerlikon)、丹麦的麦迪森(Madsen)、德国莱茵公司瑞士子公司的索罗通(Solothurn)等）。除了师属炮兵营外，每个步兵团还有迫击炮连和小炮连各1个，迫击炮连装备6门仿制法国81毫米布郎得(Brandt)迫击炮的20年式82毫米迫击炮，小炮连装备6门20毫米索罗通机关炮。

为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德国顾问建议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为此组建了一些装备重炮的独立炮兵旅或炮兵团，如装备75毫米瑞典制L/14博福斯（Bofors）山炮的炮兵第2旅、装备75毫米德制L/29克虏伯(Krupp)野炮的炮兵第六旅。火炮性能最好当属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2 sFH 18萊茵公司(Rheinmetall)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0团（1934年采购）和装备24门150毫米德制L/30 sFH 18 克虏伯重榴弹炮的炮兵第14团（1936年采购）。

在法肯豪斯将军的强烈要求下，德式师在师通信营的建制内设立一个无线电通信排，配备15瓦无线电台，并在各步兵团团部建立一个配备5瓦无线电台的无线电通信班，构成了师团两级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个人装具

中央系德式师的军装分三种，春秋为黄绿色驼绒夹衣常服，夏季为草绿色卡其布衫（又分长裤短裤两种），冬季为棉布。军官配呢军装和呢大衣，质地也就是被称作“甲种呢”的呈斜橫纹走向的呢质橫织布，军服式样基本就是中山装。

头戴圆筒军常帽，也叫军小帽，据说其款式是根据欧洲滑雪小帽改进而来的，也有说是从土耳其的圆筒帽变化而来。军帽整体采用适合东方人头形的正圆筒形，而不是欧洲的椭圆形。在帽围上有折围式护面布，平时折叠起来用两颗铜扣连接在正面，必要时可以放下，遮住面部和后颈部，可以起到防寒、放风、防尘、隔音等作用。在护面布上缘到上帽沿之间镶有一颗直径2.8厘米的青天白日国徽。作战时，则戴德制M—35型钢盔，这也是德式师最明显的服装特征，钢盔上同样也镶有一颗青天白日国徽。据说中国德式师所佩带的M—35钢盔还是德国工厂里最早生产出来的一批，根据目前的资料，截止到1936年，中国总共从德国进口了31.5万顶M—35钢盔。

因为中国军队的机动方式主要还是步行，绑腿可以有限减轻长途步行的疲劳，因此绑腿成为中国军队不可或缺的个人传统装具，德式师也不例外，打绑腿，士兵配发黑色胶底布鞋，军官配发皮鞋，高级军官配发高统皮靴。

每个士兵标准个人装具包括弹带、水壶、干粮袋和防毒面具，弹带为帆布长条形，不同与德军的皮制弹包，通常是一条长弹带由肩上斜绕一周至腰间再绕一圈，最后以布条打结扎紧，可以携带20个子弹夹。也有少量采用两条短弹带或在胸前如X型交叉，或在两肩下如V型分叉，或在肩上腰上各一条。很遗憾，德式师没有配发二战中德军标志性的个人装具Y形背带。水壶一部分是从德国采购，一部分是由国内仿制，椭圆形木塞盖，肩背带。这与德军所采用的系在腰带上的金属盖水壶略有不同。干粮袋为方形，背带跨肩，也与德军系在腰带上不同。防毒面具是采购德国的1930式面具，也有部分仿制的，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裝在帆布袋中，而非装在圆筒中。但是不少照片资料上可以看到德式师士兵携带的防毒面具是装在圆筒中，其实那是仿制法国的防毒面具圆筒容具，两者区别在于德军圆筒容具上是直向形增强条纹，而仿制法国的则是横向形增强条纹。

编制序列

德式师的编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是一支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的精锐之师，1937年11月扩编为3旅6团的甲种师，总兵力达三万余人，其中3个团即第1、第3、第5团为全德式装备，另3个团（多为新兵）则在整训之中。

基本编制如下：

师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1个。

师辖3个旅，旅辖2个团。

以全德式装备的第1团为例：

团直属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通信连、输送连各1个。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9挺轻机枪）、1个重机枪连（6挺重机枪）、1个迫击炮排（2门82毫米迫击炮）

德式师的另一类是以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为代表的所谓新式中央军，基本编制如下：

（一）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

3个榴弹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

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

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 （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二）师辖2个步兵旅：

旅辖2个步兵团：

团直属部队：

1个迫击炮连（6门83毫米迫击炮）

1个小炮连（6门20毫米机关炮）

1个通信连

1个特务连

团辖3个步兵营：

步兵营直属部队：

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82毫米迫击炮）

营辖3个步兵连：

连辖3个步兵排：

排辖3个班（每排3挺轻机枪，30支步枪）

（三）师辖2个补充团：采用换装德式装备时淘汰下来的旧式装备。

师总兵力约1.4万人。

附：

教导总队各级主官：（组建于1931年1月，最初编制仅为由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各一个组成的团级单位，人员主要是从教导第2师中抽调，主要用于德式步兵团编制和装备试验。1933年6月桂永清出任总队长后才扩编成师级单位）

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1933年6月）

第1旅周振强，参谋主任马连桂，辖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

第2旅胡启儒，参谋主任廖耀湘，辖第3团李西开、第6团刘子淑；

第3旅马威龙，辖第4团睢友兰、第5团马威龙。

第36师各级主官：（1933年9月由87师和88师补充旅组成，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宋希濂，副师长钟彬，参谋长向贤钜；

第106旅陈瑞河，辖第212团顾葆裕、第213团李志鹏；

第108旅杨光钰，辖第215团刘英、第216团胡家骥。

第87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1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7年1月获颁军旗）

师长王敬久，副师长钱伦体，参谋长夏声；

第259旅沈发藻，辖第517团刘曼天、第518团罗哲东；

第261旅刘安祺，辖第521团陈颐鼎、第522团易安华。

第88师各级主官：（1931年12月由原国民警卫第2师改编，1936年12月完成整编，1936年10月获颁军旗）

师长孙元良，副师长冯圣法，参谋长陈素农；

第262旅彭巩英，辖第523团吴求剑、第524团韩宪元；

第264旅黄梅兴，辖第527团廖奇龄、第528团朱赤。

　　本文摘选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第三部分 李颖/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在《日台条约》里虽然就战争赔偿问题作过规定，但由于该条约的非法性，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依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向日索赔。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的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声明中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政府虽然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但1951年9月美国在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使中国丧失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结束敌对状态，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

　　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

　　旧金山和会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于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双边和约，这就给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中国首先是通过民间外交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952年2月即将出席于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商谈，对方表示同意。在苏联，中日双方代表协商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5月间，日方三位代表应中国邀请来中国进一步商谈，并于6月1日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样打开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

　　为了进一步争取日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了解，1953年中国还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在华日侨的归国工作，并负担了日本侨民抵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日本归侨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深得日本国内的赞许，一时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很高。1953年 10月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双方签订了每方进出口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4年底，吉田下台，继任的鸠山对改善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1955年3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鉴于前两次民间贸易由于未获日本政府支持，贸易额并未完成，这次中国代表提出要发展国际间的经贸关系，民间努力固然需要，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更为重要，中日两国政府应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协定，在未做到这一点前，民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应取得政府的支持和协助。日方对中方观点表示赞同。5月4日，双方签订了第三次协定，实现了民间协议与官方挂钩的目的。

　　在中日关系出现较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希望在鸠山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了争取日本，中国以宽大为怀，于1956年4 月决定对关押的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1956年6月，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对45名罪行特大的战犯也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并同意日本亲属在其服刑期间可以来华探视。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回忆，他们在起草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 ”。当时他们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将此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轻审判了战犯，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鸠山内阁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内部亲美路线的制约，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推行亲台湾、敌视大陆的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并竭力鼓吹台湾反攻大陆，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了缓和中日关系，中国在1958年1月，由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之正常化。

　　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上明确了要放弃的立场。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博杰之妻为日本人）时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进入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态度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月18日，田中内阁通过了对在野党国会议员提出的中日关系问题所作的答复，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8月11日，日本大平外相在会见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为了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外务省组织了由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负责的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工作小组所顾虑的是如何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又不否定日台和平条约，此外便是中国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明确态度。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胀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中国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到1945年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所幸的是这场战争最后还是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赔偿，但中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要求。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

　　（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内在原因来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时是把人民和统治者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具体对日本而言就是把日本人民和过去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区别。这样，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如果让日本对华进行战争赔偿，最终的负担必将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使无辜的日本人民背上战争赔偿的负担，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此外，自从1952年日台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就中国对日索赔的实际困难而言，1952年在日台条约里台湾当局已经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权，虽然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的合法性，但该条约毕竟在日本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中国政府在邦交正常化时提出对日索赔，必然会引起日本国内亲台、亲美势力的煽动和蛊惑，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因此，日台条约在客观上的确也给中国的对日索赔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当初放弃对日索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的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没有被摆在应有的位置，中国自然不会考虑通过对日索赔，一方面增加自己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也遏制其军国主义的复活。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人民大会堂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回顾了1972年9月两国宣布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在此期间，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明显增多，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与日俱增，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

　　福田首相也发表讲话说：“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和批准的当天，日本裕仁天皇还特意会见了邓小平，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会见在皇宫正殿举行。会见充满着友好的气氛。日本裕仁天皇对邓小平副总理在百忙之中特意抽空来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的批准书仪式“感到特别高兴”。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并且深表歉疚地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过不幸的事情”。对此，邓小平表现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风度，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总的说来在主流上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发展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这四项原则已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老兵档案：于德元，现年９０岁，原籍河南省洛阳市，汉族，１９３５年被编入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特务团（即警卫团）三营一连，任少尉连副，先后参加过西安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在淞沪会战中，他被日军打伤３处，下颌处至今留有弹片。

１９３７年８月，在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官兵总数有近百万。参加过这场会战的洛阳老兵于德元昨日回忆道：“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啊！”

１９３５年，于德元加入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特务团（即警卫团）。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打响后，十七路军抽调精悍力量组成赴淞沪增援团，于德元就在其中。

１８００名热血男儿每人配１把４公斤重的大刀、１挺机关枪和６颗手榴弹，向上海进发。抵达上海后，他们被编入８８师(德式师)，死守外滩。那里地势低洼，战壕挖了不到１米深就渗出水来，战士们就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与敌人激战。敌人装备精良，日军坦克就在对面逞凶，空中还有飞机扔BoB!!!，但战士们高喊着“决不能让日本人把阵地攻下来”，宁死也不愿做亡国奴！

机枪扫射，炮弹横飞，战士们浴血奋战。很快，战壕里的水就变成了红色，不断有人在受伤、牺牲。每当有战友在身边牺牲，于德元就会大喊一声：他NAINAI的！

有一次，于德元正在掩体旁射击，只觉得额头一热，两眼顿时什么也看不到了，原来是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额头飞过去了，鲜血糊住了他的眼睛，但他根本顾不上包扎，继续战斗。随后的几次战斗中，于德元的左腿、脖子先后被子弹打中，但只要还能动，他就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很快，子弹打完了，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我们不能再退了，哪怕只剩一人一枪一弹，也要坚持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于德元抽出大刀就冲了上去。在西安时，于德元就是大刀班的兵，对日本人的刀法有过研究。拨、挡、刺，他施展着自己的刀法，上来就把一个日本兵的头砍了下来。还没等他喘息过来，另一个日本兵又上来了。大刀翻飞，血肉四溅，于德元不知道战斗是何时结束的，只觉得眼前的日本兵渐渐少了，一停下来，他只觉手脚酸软，回想一下，自己砍翻了１３个日本兵。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拼杀，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返回陕西时，１８００人的队伍就剩下了６００余人，于德元也因长期泡在水中，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但他仍未下火线，随后又到山西打鬼子。

那段历史在“抗战老兵”于德元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采访结束时，老人耍起了他的那套刀法，他那６０岁的大儿子和他一起舞了起来。老人仿佛又回到了６８年前那炮火连天的岁月。。。。。。

　　1945年5月末,山西日占沦陷区...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后,镇子上约40名日伪军被击毙,我军牺牲也近一个排,两名日军士兵被俘虏...仇恨深如大海,战士们没人愿意再长途押送这两名日兵,政委已阵亡,粮食补给少...两名日军士兵慌张的望着四周虎视眈眈的中国士兵,似乎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其中一人望了望东方,来了个正规的立正军姿,喊了句日军口号后闭上了双眼...连长也表情僵硬,他在选择,杀不杀?几秒钟后,选择终于有了结果--杀了这个帝国主义!!一声令下,立即有人开了枪,喊口号的鬼子兵僵硬的倒在了地上,子弹穿透腹部时肯定给他带来很大痛苦.随后,一个班长用汉阳造又对他的头补了一枪,他总算是提前得到了"解脱"...还有一个俘虏,他目光呆滞,慌张但是不乱动,蜡黄的脸代表他这几个月同样营养不足.个子很小,像个娃娃,但从脸上看的出他是个成熟的男子,是个侵略中华的魔鬼!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他像个斗败的公鸡一样萎缩着.杀不杀?班长退了颗滚烫的弹壳,回过头问连长.别慌,用手语问他投降不?连长下了令--那个班长则很不耐烦的从腰间摸出块白手帕(像是缴获日本人的),拿到了那个日本兵的跟前,扔到了地上.他若捡起来摇晃,就不杀他.当然,他还有别的选择.手帕在地上,日本兵的眼睛仔细打量着这个手帕,旁边好奇的战士们眼睛却都盯着他.投降!班长狠狠的扔出了这句话,像最后通牒一样.对方却几乎没有理会,只是缓缓捡起了这块手帕,不言不语.手帕不是很精致,上面是日本富士山的景色图.日本兵不自觉的晃动了一下,攥紧了手帕.啊~~!!绝望的一声吼叫,他撕破了那块手帕.奶奶的!班长狠狠骂了一句,对着日本兵的脑袋--啪!一声枪响,一场血腥的战斗,终于彻底结束了.

<<老兵回忆60年>>2:

　　1945年7月,某日俘集中所.这只是个临时搭建的小俘虏营,里面关押着百十个日本战俘.虽然我们的军队有有待战俘的政策.但是在物资依然紧缺且对方不合作的环境里,枪杀日本战俘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一个排的士兵,看守着自己3倍的战俘,很是吃力.物资供应不多,日本战俘却连连抱怨伙食太差,环境恶劣.看守排长连连怒吼:"他奶奶的,你们这些个龟孙来中国烧杀.还要我们好吃好喝送你们滚蛋?"武力的威胁,这些战俘终于慢慢听话了.但是,一个逃跑计划,却暗中蕴量开来.7月底的一个早晨,10多个日军俘虏拿出了偷藏的棍棒刀具,在袭击杀死了一个巡逻的中国士兵得手后,欲从战俘营西面布置薄弱的环节逃走,他们小步跑到了铁丝网旁边.用剪子剪切铁丝.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巡逻的中国士兵却发现了这一幕.瞄准,射击!啪!子弹击中了正在破坏铁丝网的日本俘虏,也惊醒了其他正在休息的中国士兵.仅仅半分钟后,全部中国士兵便已经奔出营房,包围了那10多个日本俘虏.看到事情败露,他们只得丢下了棍棒和小刀具等攻击性武器,等待再次被"俘虏".排长握着驳壳手枪走了过来,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只是看着那一小堆恐惧的战俘."真不想活了,你们自己找死!"排长总算丢下了这么一句话,背过了身去.一个中国士兵抱过来挺捷克式轻机枪,对准了那些日军战俘.他们开始有了强烈反应,几个人跪在了地上,大声诉说着什么,大概是后悔了吧.没有跪倒的几个则态度强硬,一声不吭."去,把那几个硬鬼子拉去活埋!"排长没有看他们,似乎只是凭知觉办事.10多个中国士兵走上前去,拉走了那几个日本兵,押着去附近的小山坡.剩下的几个则暗中松了口气,不敢向四周看一眼,都只是低下头看地,跪在地上等待处置."剩下的留个全尸吧,扫了."话说的很轻松,甚至让那些听不懂中国话的日本战俘没有警觉即将发生什么.嗒嗒嗒嗒嗒嗒...机枪突然响了,几个日军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反映便通通倒在地上,子弹头把他们的身体旋的不成样子,大大的血窝窝一个个冒了出来,殷红色的血流到了地上.这一幕幕全都映在了营房里往外看的日军战俘的眼里.从此以后的3个月,这个小小的战俘营,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的事情",直到10月份他们被遣送回国...

来源：铁血

太行山十字岭

65年前 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战役 不愿被俘 没枪的八路军选择死亡

为什么数千人集体跳崖？

事件：1942年5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分五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奔袭式“大扫荡”。

这是1942年抗日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幕。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3万精锐部队包围了位于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基本都是后勤、管理、文艺兵和新闻记者，八路军只有几百将士与之对抗突围。那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次惨烈的牺牲，有近8000人跳崖身亡，而不愿做日军俘虏。历史上轻描淡写地带过这一笔，太多在太行山下牺牲的人无从知晓姓名。

作战双方实力太悬殊

日军：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诡异的日本杀人挺进队：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为队长，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约100名士兵组成。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隐藏的军需品。第36师团作为冈村宁次的骄兵悍将名不虚传，他们火力猛烈。武器先进，机枪、大炮、飞机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制定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八路军：马自芳爱民模范团，一支不足300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八路军129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李姓军事干部，给这支队伍做营长。

自卫队武器简陋，每人三颗子弹还有一颗是瞎火的。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从来没打过仗，有的连枪都没摸过。

日军作战计划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

代号：C号作战(针对太行区和太岳区等)

时间：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共军（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势力。

命令：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对共军的包围圈。

24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29独立飞行队，进行地面攻击和搜索敌人，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乘作战飞机进行现场指导。

26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第36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身在战场

讲述人：王俊，时任八路军某部通讯员

夺据点 惹恼日军报复性大扫荡

马坊镇北邻日军重要线路正太路,南靠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敌我双方的边界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 年10 月27 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寿阳进驻马坊。同年12 月22 日，日军为争夺马坊，动用两千余人分四路进攻马坊。刘伯承指挥七七二团、七六九团等部队，与敌激战一天，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此后几年，八路军以马坊一线为依托，破击铁路，袭击车队，攻夺据点，先后对敌发起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行动。日寇惊恐万状，恼羞成怒，接连对马坊一带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而1942年5月发生的这次战斗就是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扫荡。

日军发动这次“大扫荡”非常突然，当时位于晋东南太行区根据地，离马坊很近的八路军总部只有两个临时组织的团守备。彭德怀、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机关分路突围。两个团在东西两头阻击掩护，战斗由左权负责指挥。

十字岭、铜家峡、南艾铺，是战斗的主战场。站在南艾铺的山岭上，崇山峻岭一览无余。南艾铺一线，扼守着总部机关冲出包围圈的唯一通道，日军两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南艾铺一带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

1942年5月24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一晚上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第二天队伍正在十字岭吃饭，突然两翼受到近两万日军的包抄袭击。左权指挥队伍顽强抵抗，掩护机关撤退。在崎岖的山道上，流动着辎重、驮队和人群，有医院伤病员的担架队，有报社、银行和学校的同志。

遭突袭 保辎重避被俘数千人跳崖

遭到突袭，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红色和黄色，地面在爆炸声中不断的颤抖，日本兵黑压压的，漫山遍野地拥过来。可我们这支被总部临时发现的作战部队，还不足300人。我们的阵地就像海面上的一叶孤岛，我看见日本兵在追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志。

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战士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几次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

八路军129师769团的李营长，是从大别山区出来的，可是老家没人了，都让白崇禧杀光了，突围时身负重伤，腹部被炸开，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仍然指挥战斗。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检查部队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箱的人还没上来，这时警卫员让左权赶紧离开，但他决心率领最后一批人撤退，却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由于敌众我寡，八路军的队伍步步向后撤退，身后就是万丈深渊，为了避免被俘和辎重落入敌方，有人说：“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于是，他们从悬崖纵身跳下。深谷接连不断的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还有身怀六甲的母亲、敦厚平实的工人。几千人马，除了战死外，几乎全部跳崖。

战争故事

跳崖前给她留下了一张照片

人物：培蕊，山西人，女，突围时年仅17岁，鲁艺文工团成员。

据当时的战地记者穆易回忆：我是那年（1942年）5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时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可没多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跳崖牺牲了，只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战士语录

★培蕊：“到前线见。”

★李营长：“王俊，来点精神！”

“我们的人全冲出去了没有？”

“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

王俊：“都冲出去了，营长，真的，我骗你一句枪毙我。”

“我一生就骗过你那么一次，原谅我吧，营长。”

★马来亚的归侨青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随后和辎重一起跳崖）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是打得真得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的。抗战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对嫁给一个军人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会怎样？不，当时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战争结束了。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他的胸口有一条长长的伤痕，头上也有。

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脑袋旁边嗖地飞过，流下一道弹痕。他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大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74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74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抗战结束后，国共开始和谈。南京的交际活动也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交际，这个请那个请他很讨厌的。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还是让他去带兵，好像解放了他一样。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这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走之前，我为他收拾行李。听到过别人讲的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英勇经历，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甚至就觉得好像是出去旅行的样子，还告诉他，觉得饭菜吃得不好的时候，要记得用维他命补充。还把他行囊中的衣服列了个清单，写了个条子给他。很平常的心，他让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紧张，也没有觉得难过。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他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我在家坐月子，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卫士也跟进跟出。我隐约觉得有些奇怪。

周围的太太们告诉我，从前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都是一两个月没什么消息，很正常，没事。

我一听好像大家都这样说，就觉得应该没有事情。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请照顾家人。

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以后，你就在蒋介石面前，报告这个战争的惨烈情形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介石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在他面前自杀。

灵甫说，回南京，看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每一天，我到我们从前去过的地方，去坐一坐。

在此之前我是根本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人，这一下天都塌了。差一点就成神经病了，连讲话也不会讲。

后来，宋美龄要来接见我们这些寡妇。到了总统府，我们坐在外面，等啊等，等了很久很久。一个秘书跑出来讲，今天夫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夫人们你们请回吧，就这样。

那一刻就觉得心里有一种很凉的感觉，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好像人怎能这样，人家好像都是为了你把这个性命都送掉了，你却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情。

不过过了一会，我也觉得无所谓，其实没什么。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人物介绍

张灵甫（1903-1947），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人。1943年常德之战中，张灵甫率突击队救援常德守军74军57师，作战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74军中将军长。1947年5月，张灵甫率国民党整编74师与解放军在山东孟良崮对垒，全军被歼。

王玉龄，1928年出生，17岁嫁给张灵甫。1949年4月，王玉龄先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读书打工，寻找新的生活。在此期间，王玉龄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她在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南京！南京》上映了，对于全体中国人而言，这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们不得不再去重温72年前那满江的尸体，满城的血。更令我们痛苦的是，屠杀绝不仅仅只在南京，从抚顺平顶山到湖南厂窖，从河北平阳到江苏镇江，屠城，屠城，再屠城。70年前的暴虐和惨痛穿越了长久的时光，时至今日仍然令我们战栗。尽管记忆惨痛，但我们必须牢记，不仅要记住南京，还要记住那许多已经快被淹没在历史雾霭中的屠城血案。让我们记住这些地名:平顶山、厂窖、潘家戴庄、平阳、镇江、重庆……

厂窖1943

1943年的厂窖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战争的号角在全中国的土地上吹响，厂窖的农民们依然下田插秧，进湖打渔，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完全属于他们认知范围之外的遥远的事情。抗战他们是知道的，日本鬼子他们是仇恨中带点恐惧的，但他们更关心的仍然是天候农时，能不能多收三五斗米，多打百十斤鱼。

但战争终归还是近了。

自日军于1943年3月发起“江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监利、华容作战)来，日本华中方面军已经在长江南岸夺得了华容、石首、弥陀寺等滩头阵地，形成了对重庆方向的一个突出部。厂窖所属的南县遂成为抗战华中战场的最前沿。

战争，离厂窖只有60公里。

在战争中，距离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度量单位，而是一个可以弹性伸缩，难以捉摸的数字。它的真实长度取决于太多的因素。譬如进攻者的锐气和决心，譬如防御者的勇气和韧性。500公里可以很短，譬如1939年的波兰平原；25公里可以长到成为永恒，譬如1940年德军前锋和莫斯科红场之间的距离。不幸的是，1943年的厂窖和战争的这60公里距离，很近。

1943年5月5日，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发起“江南歼灭战”(我方战史称为鄂西会战)。目的是打通长江航路，充分发掘内河航运潜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船舶损失严重。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而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不能使用，仅停舶在宜昌附近的内河航运轮船就有11艘，空船总排水量近2万吨)并顺势歼灭鄂西地区的国民党第六战区野战部队。

在日本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拟定的作战计划书上清楚地写着:

为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准备了三次钳形攻势，第一钳就指向南县。

5月5日，日军第3师团由藕池口附近向百弓嘴国民党军第10集团军第87军新23师阵地进攻；独立混成第17旅团由藕池口东向茅草街第29集团军第73军第15师阵地进攻；小柴支队由石首向团山寺第15师阵地进攻；户田支队由华容附近向三汊河第73军暂5师阵地进攻。守军当即进行了坚强的抵抗，两军激战。日军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当晚，日军占领了长岭嘴、紫金渡、麻壕口等地。

5月6日晨，守军第77师与第15师协力反击，与日军激战于梅田湖、芝麻坪、三汊河、黄石嘴、八股头之线，反复争夺，血战竟日。至7日晚，日军主突方向上的安乡首先为日军第17旅团及第3师团一部攻占。第73军与集团军及战区失去联系。第六战区为挽回颓势，8日曾组织第29集团军及第10集团军集中力量实施反击，但由于通信不畅，不少部队又失去掌握，在调整部署尚未完毕之际，日军又集中兵力向南县进攻。暂5师在日军夹击下苦战终日，伤亡极大，当夜突围至沅江地区收容。

5月9日，日军占领南县。已经丧失战斗力的第29集团军第73军经厂窖、酉港向常德方向“转进”。

随着第73军万余溃兵涌入厂窖，这个面积50多平方公里由13个小垸组成的湖州大垸彻底暴露在日军追兵面前。

1943的春天，厂窖和生活在这里的上万普通百姓就这样以受害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合围厂窖

为摆脱日军的追击堵截，第73军主力一万余人奉命向西、向南方向撤退。地扼洞庭湖西北水路交通要冲的厂窖大垸，成了国民党军西撤的重要通道。随军而来的还有沦陷区的两万多难民，准备经厂窖西渡汉寿的酉港，前往常德。

5月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各一部，计3000余人，汽艇60多艘，兵分多股向厂窖地区展开水陆合围。

陆路两股日军，分别从南县、安乡出动，直抵厂窖大垸东、北各堤垸；水路两股日军，分别自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进逼厂窖垸外的东西两侧水域，封锁水上交通和淞澧道各渡口，截断国民党军和难民西撤的退路。与此同时，日军战机从汉口、当阳等地起飞，分批至厂窖上空轮番轰炸。

是时，云集在厂窖地区的万余名国民党官兵和两万多难民，加上本地的1.5万居民，绝大多数被日军合围在这个东西宽10多华里、南北长20多华里的陀螺形“口袋”中。

五月的春雨中，一场惨剧在洞庭湖边上演了。

尸横永固垸

厂窖大垸中心地带的永固垸(现在的新春村所在地)，是个仅有六七平方公里的小垸子。

5月8日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不堪。听说日本鬼子沿东西河道向厂窖地区来了，住在东堤一线的上千名村民、外地难民和一小部分国民党溃兵，都以为永固垸离河道较远比较安全，便纷纷朝这里逃命。

次日清早，数百日军从东堤一线扑向永固垸。

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120多名群众五花大绑，四周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成排跪下，要他们交出国民党溃兵和枪支，见无人作声，便大开杀戒。120多人仅3人生还。

袁国清屋场70多人；肖吉成屋场约100人；罗菊东藕塘40多人；王锡坤麻地20多人……

82岁的肖明生老人是永固垸屠杀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回忆起血腥往事，老人情难以堪:“我家住在永固垸，四代同堂，共有29口人。1943年5月9日午后，1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我家，父亲肖美和、叔父肖桂生和两个堂伯伯、一个哥哥、一个姐夫、一个侄儿共7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第二天日上午，我家死难的亲人还未来得及掩埋，日军又进村了。当时，全家还剩下22人，除我和大哥及侄儿外逃，留在家里的一大半是女眷。其中，老祖母已80多岁，侄女小的只有岁把。鬼子窜入我家，见几乎尽是女性，兽性大作，但遭到拼命反抗。鬼子恼羞成怒，将我祖母、母亲等18人全部推到附近一口深水塘边中，还用竹篙、土块扑打，直至淹死为止。只有抱在手上没被捆绑的小侄女毛毛，侥幸得救。我自己因全家遭此横祸，疯癫了近一年。”

在日军的疯狂杀戮下，永固垸里尸横遍地，被杀村民、难民1500多人。外地难民的尸首无人认领，只得由当地幸存者挖坑集体掩埋，一个墓坑内埋有无名尸首上千具。

甸安河，血水河

总面积4000多亩的德福垸(包括现在的德福、汉新两个村)是南县通往汉寿、常德的必经之地。垸子西头，有一条贯通南北、长约5华里、宽200米的甸安河，是阻隔东西交通的一道天然深堑。当日军合击厂窖时，几千名国民党溃兵和大批难民逃到了这里。

5月9日早晨，云集在甸安河以东各个村落里的数千名的国民党官兵、难民，前有哑河挡道，后有步步逼近的千名追兵，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3000多名国民党士兵被迫跳进甸安河中，在追击日军的机枪弹幕射击下，几乎无一生还。日军随后对各村进行大搜捕，抓到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绳子串起来，集中到甸安河边的几个禾场上屠杀。

甸安河边的田里土里、房前屋后、河中岸边，到处是尸体。昔日清澈的甸安河几成血河。一场暴雨过后，岸上的尸体也被冲入河中，北风一吹，又集到甸安河南端，塞满了一里多长的河道。尸体腐烂后，臭气熏天，几里之外可闻。从此，当地人称甸安河为“血水河”——“甸安河，甸安河，尸体挤得个挨个；五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瓦连堤，绝户堤

5月10日，天刚蒙蒙亮，日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横贯厂窖大垸的瓦连堤扑来。7里长的瓦连堤上住着几百户农家，此时还有数千外地难民。

杨凤山屋场的巷口，60多个逃难同胞被日军堵在了这里。30多个男人绑成一串，赶进深水塘中全部淹死，20多个妇女被驱赶入一所民房，轮奸后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瓦连堤西端的风车拐，方圆不足半公里，被杀同胞700多人。幸存者王长生回忆说:“挨近风车拐南边的莲子湖，300多名同胞全被赶进湖里活活淹死。风车拐的堤面、堤坡上被杀的有200多人。汤二秀屋台上也被杀了100多人。风车拐共28户人家，被杀绝的就有13户。”

据幸存者刘银生回忆:农民陈腊九被日军抓到后，被绑在树上拷打，最后开膛破肚；农民汪宏奎，年过60，耳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便用刀将他的舌头与下颚割掉，使其巨痛几天后死去；一个周姓农民，被日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上盐，再用坛子在其身上乱滚，皮开肉绽惨死；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胆囊，再用小瓶汲取胆汁“珍藏”。农民贾运生被日军抓住后，因想逃跑，日军竟用刺刀捅进贾的耳朵，来回剜戳，至死方休。

肖家湾村村民吴桂清回忆说道:“当时我才10岁，我亲眼看见一位20来岁的姑娘拼命反抗，就被鬼子倒插在水沟烂泥中，然后掰开双腿，举起东洋刀从中劈成两块！一个15岁的少女在自家屋后竹坡里被4个鬼子轮奸，全身被捅14刀。”

整个厂窖地区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多达2500多人，仅瓦连堤上就有67名。事后统计，瓦连堤一带遇害同胞共3000多人，其中73户被杀绝，330多间房屋化为了灰烬。

血满厂窖河

当陆路上的日军在厂窖垸里疯狂烧杀的时候，水路上的日军也在厂窖河中干着同样的勾当。三天之内，日军在北起太白洲，南至龚家港的厂窖东西两侧河段中，屠戮船民、难民6800多人，烧毁船只2500余艘。

三面临水的厂窖大垸，水上交通发达。东北、西南两侧则有藕池河中支、淞澧洪道环流而过，另还有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400米的龚家港河横卧于垸内的东南地区。大批逃难的船只云集在此，通过厂窖大岛两侧大河向常德、益阳等安全河港逃亡，但很快被日军汽艇包围。

5月9日清晨起，日军沿河炸船、烧船。先是飞机轰炸，继而武装汽艇沿河来回追捕，逼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沿岸一线停靠下来。他们先是上船搜索，掳掠财物，继而放火烧船。只见河中火光冲天，大火昼夜不熄。船民、难民哀嚎之声不绝于耳，数里可闻。

在汀浃洲一带，日军汽艇堵住湖口子后，将船上的船民、难民赶到附近河洲上，把人们三、五十人为一群，用绳索连串捆绑起来，再将绳子首端拴在汽艇后面，开足马力，把这一串串的人拖入河中淹死。在玉成堤上的河洲上，日军将捉住的30多个船民，用一根10来米长的纤绳，套住船民颈项，然后将在场的日军分成两队，各握纤绳一端，像“拔河赛”一样，不一会，这些船民便被勒死了……

堪比“扬州十日”

三天杀三万，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1军算是创下了一个纪录，一个挑战人类暴力极限的纪录。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阵中日报》的记者袁琴心来到厂窖，她看到的是“两岸烧焦的船，像晒鱼一般的摊摆着。”“厂窖河里的死尸，简直使船只不能通过。只要船身往河里一动，前后左右都翻出死尸来，腐烂的肉浆，会将船身四周粘着。草草掩埋的尸体，数十人或百余人共墓一穴，到处都有。现在经过，犹闻臭气，骸骨且有被雨水冲露在外面的，真是悲惨啊！”

6月6日，《阵中日报》刊发了报道:“此次厂窖、鸡窝岭、丁家洲、肖家湾一带，被惨杀军民同胞，为数万 人以上，该地同胞均已全部杀光，无幸存者，河水为之变色，迄今死尸仍未全部掩埋，当日河内之浮尸，有如厕内之蛆虫，无从估计数目。此即中古时代所作之‘血洗’，今日亲见于厂窖丁家洲者。”

6月26日《国民日报》也发表了记者兰天所写的《滨湖浩劫记》，称厂窖惨案堪比“扬州十日”，“惨遭屠杀达数万之多，满地尸首，河水为赤，浮尸断流，惨绝人寰。有一船夫头部被砍12刀，胸前4刀，背后3刀，极人间之悲惨。”

抗战结束后，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李震一于1947年来到厂窖。实地采访后写下了《湖南西北角》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我国八年抗战稀有的惨案。事隔四年，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我到厂窖，秋风秋雨的重阳刚过，云愁雾惨，草木萧萧，听一个身杀七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

被遗忘的大屠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南京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的日向敏明亦被枪决。30万同胞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但至少首恶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厂窖却被遗忘了。

指挥江南歼灭战的横山勇虽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但诉状中并无厂窖屠杀事实，而这个横山勇最终也被减刑，于1952年病死在巢鸭监狱。和他一样逃过一死的还有从1941年到1944年间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俊六，这位日本帝国的陆军元帅只被判了个无期徒刑，1958年就被美国人释放。

而在厂窖直接行凶的4支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一位受到审判。其中，独立第17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高品彪虽被国民政府列入了重要战犯名单，但他早在日军投降前就被调往关岛，美军大兵压境之际自杀身死。而其他三人——户田义直、小柴俊男、针谷逸郎都活到了日本投降，并且由于官阶较低，未受到审判。这三人中，小柴俊男在终战时已经做到了华南派遣军的师团长，而他的儿子小柴昌俊在2006年曾经访问了北京，当然，他并不是代表他父亲来道歉的。他的身份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历史修正主义者说，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凶顽伏法是因为远东军事法庭掌握了明确的证据，但厂窖惨案却非如此，所以无法将日军下层官兵的行为归咎于类似于横山勇和俊六这样的高级将领。但是，众所周知，纪律乃军队之所系。整个侵华战争和二战期间，如若日军各级指挥机构有意愿严明军纪，约束下属，又如何会从东三省到南洋这无以计数的屠城血案呢？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所参考罪名即有如下一条:“其他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包括命令准许违约行为、怠于防止违约行为。前者是指被告利用职权命令部下违反国际公约及战争法规，后者则是指被告藐视自己监督的责任，放任或纵容部下违反公约法规的行为。

身居其位而不约束部属，纵容甚至鼓励、教唆官兵杀人，如是观之，整个日本帝国陆军，从最下层的中队长直至陆相，皆有罪！

也许是厂窖地处偏僻，知者甚少，也许是八年抗战，血流成海，惨案桩桩件件已经多到让人麻木。总之，1943年发生在鄂西北的这场惨案很快被埋进了历史的雾霭中，并且为大多数人遗忘了。

习惯性屠城

研究抗战史，你会发现，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后期，出现的屠城惨案特别的多，1942年的潘家戴庄；1943年的厂窖、平阳；1944年的浙西，更有敌后根据地数不清的扫荡、清乡。在这个阶段，日军大本营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它的战争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尤其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的战略重点是与美军作战。中国成了一个它无法获胜又无法放弃的战场。因此，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维持现状，尽管在正面战场仍有大的会战爆发，但这些会战要么是为了改变局部的战略态势，要么是为了实现与中国战场无直接关联的战略目的(如大陆交通线战役)，与占领全中国无关。日军的主要作战行动，不管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还是正面战场的会战，其根本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以战养战，同时尽可能多的消耗中国的抗战力量。具体到鄂西会战而言，日军的两个目的之一就是消灭该地区的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厂窖实际上成了日军这种战略指导思想的牺牲品——平民也是战争的重要资源。

从侵华战争开始至二战终结，屠城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借用一位曾驻中国的外国使节的话:“整个日本皇军，就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1932年9月，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士兵200人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屠杀村民3000人，平顶山村被夷为平地。

1937年12月8日，江苏镇江沦陷，日军屠杀当地民众上萬人。

1937年，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遇难。

1942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屠杀无辜百姓1280多人，焚毁民舍1000多间。

1943年5月，厂窖惨案，3万同胞遇难。

1943年秋，侵华日军4万余人在河北阜平县平阳村一带“扫荡”，残杀无辜村民700多人。

1944年，为报复浙江民众保护空袭东京后迫降在浙江的美军飞行员，日军对浙西进行大扫荡，累计屠杀25万浙江百姓。

1942年2月起，日军山下奉文部屠杀新马华人超过5万。

1942年，日军制造巴丹死亡行军，15000美菲战俘在行军途中被虐杀，后继又有26000人死于战俘营中。

1943年起，为修筑泰缅铁路，日军前后虐杀战俘、劳工近十万。

1945年2月，日军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十万菲律宾人被害。

烧杀抢掠，屠城灭族，这是人类在前现代的蒙昧时期才做的事，我们已经很难用人类的思想来理解日军在20世纪所进行的这种人性倒退一千年的习惯性大屠杀。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暴力，但在刀光剑影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糟糕的战争和更糟糕的战争之间的区别。德国军队列队穿过香榭丽舍大道，这是糟糕的战争，但巴黎至少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仍然站立在它们原来的位置。日军进中华门，南京遂成一片焦土，浮尸满江，这，是最糟糕的战争。

他们还记得这些血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实际上就是战前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还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2001年，日本把远东军事法庭的旧址改造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市谷纪念馆。

如果你是一位参观市谷纪念馆的游客，导游会先请你观看一段介绍纪念馆历史轨迹的录像。录像首先展示日本昭和天皇骑马的照片，然后是日本陆军体能训练的场景。画面显示“日中战争爆发”，但所展示的仅是日本报纸对战况的宣传。其后，场景切换到“向英美宣战”。一分钟后，画面变成了“休战”时天皇向市民下诏书。而对无法绕过的东京审判。导游只解说当时东京审判的位置和格局，对于当年战犯究竟犯了什么罪、处了什么刑，只字不提。

在原来礼堂左侧位置，你会看到当年唯一替日本说话的法官——印度法官帕尔的判决意见书。在东京审判上，只有帕尔主张全部被告无罪。被告席如今也被改成了战犯们的“自白区”。

在二层楼道的墙壁上，你能看到历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的照片，其中，第35代校长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而在纪念馆内，他的身份是“校长”，而不是“战犯”。二楼的过道处，还摆着一排军刀，其中包括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的军刀。

这七十年里，我们看到了1971年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的惊世一跪；我们听到了1951年联邦德国的政府声明:“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我们还看到了1995年，科尔总理继勃兰特之后，再次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歉意；我们更看到了德国的大型企业出资50亿美元，设立“纳粹劳工赔偿基金”，德国政府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100亿马克。不仅如此，德国还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反犹太行为的非法性，而且不准为二战的侵略行径翻案。

这些发生在遥远的欧洲的事件让我们感叹，为德国民族的自我反省能力和全民赎罪意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所言:整个德国民族都是有罪的。

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那个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身上时，我们看到了什么？靖 国 神 社终年不断的香火！拒绝对慰安妇的赔偿！连当年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法庭都搞成一个如此暧昧的“景点”，你能相信我们的邻居是在反省吗？你能相信他们的道歉是真诚的吗？你能相信他们还记得70年前亚洲各地流的那些血吗？

即便是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健儿仍然努力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场中驰骋。其间，不乏令人景仰的英雄志士，他们在汗洒赛场后，更以生命去捍卫国之尊严。其中，赴德国柏林参加1936年第11届奥运会的中国拳击队的4名运动员中，在次年的抗日战场上就有3人英勇捐躯。而这3位中华拳王中的两位，选择了以肉身缚炸药与日本战车同归于尽的方式，用鲜血抒写了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忠诚和爱。

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由政府官员、体育界名流和运动员教练员等14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赛，其中运动员69名，包括李梦华、王润兰、靳桂、靳贵第4位拳击运动员。他们4人全部来自商震将军的32军。

当时，第32军军长兼河南省主席商震将军热心体育，在军中开设了体育部及体育训练班，设有足球、篮球、田径、马球、拳击等项。军队除训练之外，人人从事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士兵对体育的兴趣和知识提高了很多。在这些体育专业队中，拳击队最为出色，队员有十余人。

1936年6月，中国代表团在上海乘坐意大利邮轮出发。7月23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4位中国拳击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引起了媒体的重视，中央通讯社记者冯有真在1936年7月12日《申报》刊登的报道中写道：“32军所派的4位拳击运动员，一般人都不很重视，以为一登世界舞台，就要被人家打得鼻肿血流，倒下地来。其实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据说商震军长提倡军队中的体育，不过两年时光，已使士兵的兴趣知识提高得很多。尤其是拳击这种运动，就是被击倒在地，只要能爬起来，还是要继续抵抗。这种一息尚存拼命奋斗的精神，对于整个军队是有很大关系的。”

8月10日，第11届柏林奥运会拳击赛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中国拳击运动员王润兰，他在重量级拳击预赛中与荷兰选手福克相遇。

王润兰于1913年出生在河北省饶阳县留楚镇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自幼爱好武术，有“小拳王”之称。1934年，21岁的王润兰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投笔从戎，考入32军军长商震在北平举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立志报国。入学不久他就靠着武术底子，被选入商震创办的拳击队学西洋拳击。

在与福克的遭遇战中，王润兰打得很苦。对手福克经验老道，战至第三回合时，王润兰上唇被击裂，血流满面，站立不稳，仍顽抗不肯倒下，一直坚持到终局依然屹立，最终因点数不及而被淘汰，被称作“虽败犹荣”。

中量级选手靳贵第是河北省灵寿县人。他自小习武，臂力过人。17岁时入伍编入第32军。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外国大力士纷纷到我中华炫耀，但靳贵第多次参加比武无一落败，取得多座奖杯。遗憾的是其奖杯在“文革”期间遭损毁，未能存留于世。

靳贵第遭遇英国中量级拳击冠军希瑞姆顿。他愈战愈勇，使得希瑞姆顿难以招架。受挫的英国选手恼羞成怒，竟违规以左肘猛然将靳贵第撞倒在地，靳贵第还没起来，又遭他猛击几拳，再次栽倒，口鼻出血，腰部负伤，英国选手严重的违规行为令现场嘘声四起。现场裁判罗林（法国人）判希瑞姆顿严重犯规、靳贵第胜出！但对此判定，英籍主裁格林不予理睬，反判希瑞姆顿胜出。爱尔兰籍检察员也昧着良心作了伪证，一时全场哗然，观众不肯离去。但任由中国拳击队教练如何愤怒抗议，起不到任何作用。

王润兰、靳贵第等4位拳击运动员归国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4位拳王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怒火，投身抗日战场。

当时32军驻扎在邢台一带，在接到抗日前线作战的命令后，靳贵第将随军的妻女送归原籍，当时女儿尚不满4岁，分别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他义无反顾。1937年底，在安阳的一次保卫战中，危机关头面对日军的坦克，靳贵第身上绑满手榴弹跳了上去，与侵略者同归于尽。

另一位拳手王润兰，回国后任32军的排长。1937年9月14日，王润兰率部参加了阻击日军南下的河北元氏战役，在漳河北岸阻击来敌。与日寇的激烈战斗持续了数昼夜，王润兰率部坚守阵地，甚至在肉搏中数度将日寇撵出阵地。9月21日拂晓，最惨烈的战斗开始了。由于连续几天的战斗，王润兰所部伤亡很大，而此时后续部队还没赶来。面对日寇冲上来的坦克，王润兰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选择——他把手榴弹都聚集起来，绑满全身冲上去，最终把坦克炸毁了。王润兰为国捐躯时年仅24岁！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家人才知道他已牺牲。

同样参加柏林奥运会后回国的靳桂，1938年在台儿庄战役中也壮烈殉国。对于这位牺牲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华拳王，人们对于他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不能不说是千古憾事。

1938年出版的上海《孤岛周刊》刊文，祭奠了为国战死的中华拳王，题为 《中华四拳士——靳贵第等殉国记》。报道如下：“曾参加1936年柏林世界运动大会（奥运会）的中国拳术选手靳贵第、靳桂、王永兰（即王润兰）三人不幸殉国疆场。还有一位李梦华仍在前线作战，不仅（是）整个拳击界的荣耀，更是四万万民众的光辉！”（据《青年参考》罗存康/文）

生平简介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CCP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详细介绍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CCP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 ,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 ，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CCP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持要迁都南昌，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CCP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CCP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CCP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CCP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CCP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CCP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CCP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CCP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CCP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CCP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CCP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简本补充

蒋介石(1887-1975)

jiǎnɡ jiè shí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CCP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CCP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CCP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

西沙海战

　　过程简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动，也让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于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 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 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领下的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研究落实“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方针的具体步骤，调整对华外交工作，修正分离与侵占中国的整体系统计划。1927年年底，田中义一首相将上述“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 ‘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藉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G·M·D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蔡智堪夜潜日本皇宫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正与中野正刚等人在私宅饮酒，家中下人接到从中国沈阳寄来的一个邮包。打开一看，竟是一块大点心。中野十分喜欢中国口味，加上几杯酒后兴致正浓，于是，毫不见外地对蔡智堪说：“中国的大饼可否转赠于我?”

　　因为当时国内通常用邮寄食品的方式传递消息，蔡智堪机智地说：“此饼并未煎过，食之有害。”待饭后，蔡智堪送走了日本朋友，立即将这个来自沈阳的大饼切开，看见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王家桢的亲笔手书，上写：“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王家桢的大号。

　　当时，蔡智堪只知道田中决定武力攻占东北，尚不知田中在“东方会议”后，亲自拟定奏章密呈裕仁天皇的事。蔡智堪知道这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由于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蔡智堪反复考虑，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决定运用国民外交手段，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拿到田中奏折。

　　于是，蔡智堪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许多人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的五茄皮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处得比较密切，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秘密奏折的，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永井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蔡智堪无奈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

　　床次说：“《田中奏折》对满蒙固然利害，但是要想搞到它十分困难，容我再想想办法。”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元老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将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危及万世一系的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元老们方可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如能应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蔡智堪立刻将此情况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字，电汇五千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见到电文很高兴，于是和床次拿着电文去见牧野伯爵，牧野看后也感到高兴。他当即让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夜间潜入抄写《田中奏折》。

　　后来，蔡智堪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民十七年(1928)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11点50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执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编号七十二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由‘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约六七十张，标签上写着“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为了尽快将如此重要的情报转送国内，蔡智堪将抄写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皮箱的夹层里面，从东京亲自护送回到沈阳。在小西关外王公馆，他亲手将《田中奏折》抄件交给王家桢。王见后大喜，立即将此送达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王家桢方为蔡智堪庆功洗尘。次日王家桢前往南京政府报告。蔡受命继续监视日本方面的动静，也随即返回丁东京。

　　田中奏折》是由王家桢翻译成中文的，张学良立即让王家桢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白纸印刷了两百册中译本，立即呈送南京国民政府，并发给东北官员。因为是绝密文件，当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能看到它。

　　此时，恰逢“泛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大放厥词，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义愤填膺。民国政府决定在会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扩张的阴谋。

　　国民政府在得知日本百般抵赖的情形后，立即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日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公诸于众。《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惊了中国，也轰动了全世界。

《奏折》披露之后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一方面抓紧泄密追查，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省定居。

　　1932年，经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和野心，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百般抵赖。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之后的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无不印证了《田中奏折》阴谋企划的全盘实现。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于台湾台南，国民党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由蒋介石颁发褒扬令。

黄泛区的日军

1947年，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刘伯承登上大别山三角峰

实际上，根据中方记载，这名出色的中国飞行员，很可能是第十五中队的副队长余平想，他和李德标，陈崇文驾驶三架伊-15战斗机率先冲向日机。因为20日已经和日军发生过一次空战，他们对这种看似凶猛实则笨重的意大利轰炸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知道它腹部下方没有防卫武器，是攻击的死角，所以专门钻到它的下方往上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中国军民打响了著名的淞沪抗战。为尽快摧毁中国的防御力量，日本调动了庞大的海军舰队配合作战，并将“加贺”号和“龙骧”号等四艘航空母舰开到中国东南沿海，出动舰载机支援日军在上海的作战。

淞沪战役打响之际，中国海军在江阴用沉船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阻塞线，并出动舰队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西上。为了打通长江航线，日军从8月下旬开始，不断出动飞机对阻塞线实施轰炸，成群的飞机从日军航母上起飞，飞临江阴上空，将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几乎所有的舰艇炸沉，打通了长江航线。在以后的作战中，日本航母经常出没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配合陆上的作战行动。日本当局狂妄地叫嚣，依靠这样的军事力量，在3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

蒋介石下令击沉“龙骧”号航母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军民的强烈愤慨。中国海空军不顾与日军力量的悬殊差距，频繁出动舰艇和飞机，对敌舰实施袭击。1937年8月下旬，中国海空军分别袭击日本舰队旗舰“出云”号，将其炸伤。

1937 年11月，中国空军得到情报，日本“龙骧”号航空母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以北大戢洋海面。“龙骧”号是侵华日军第3舰队的主力舰之一，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该舰长175米，宽20米，满载排水量1.3万吨，能搭载战斗机、攻击机和轰炸机共48架。它于1933年5月9日竣工，是当时日本海军拥有的航空母舰中较新的1艘。

大戢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东海和黄海的要冲，扼南北航线咽喉。“龙骧”号停泊于此，对东南沿海中国军队的防御构成极大的威胁，就连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时常遭到“龙骧”号上飞机的轰炸。日军自恃拥有制空权，因此尽管处在中国空军攻击范围之内，“龙骧”号航空母舰却大摇大摆地在中国近海游弋，并且几乎毫无防备。

“龙骧”号出现的情报被立即上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当即命令空军实施轰炸，击沉“龙骧”号。11月11日拂晓，南京机场响起一阵轰鸣声，轰炸机队队长徐卓元下达了出击的命令，3架美制“诺斯罗普”式轰炸机呼啸着向东南方向飞去。

中国勇士舍命攻击，日航母被炸成重伤

凌晨6时整，轰炸机编队呈人字形飞临大戢洋海面上空，在8000米的高度，长机徐卓元发现了目标。他仔细观察，看清“龙骧”号的烟囱正冒着浓烟，甲板上一字排列着几十架飞机。“发现目标，降低高度！准备攻击！”徐卓元兴奋地下达了命令。轰炸机编队迅速降低高度，7000米、6000米、5000米……它们在 “龙骧”号上空盘旋了一阵后，开始俯冲投弹。

轰炸机队的全体官兵在出发前人人都写了“绝命书”，他们发誓，如果遭到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的攻击而无法投弹时，就驾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此，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们飞得很低，几乎枚枚炸弹都命中目标。顿时，巨大的爆炸声划破了海面的宁静，滚滚浓烟腾空而起。停在日舰甲板上的飞机顷刻间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有的当即被炸弹击中，有的则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坠入大海，只有少数几架敌机紧急起飞，逃过一劫。甲板上的日本水兵在极度混乱中，有的爬进救生艇逃命，有的则慌不择路跳入大海。徐卓元见轰炸目的已基本达到，立即下令返航。

不料，返航的命令下达了不到10分钟，徐卓元便发现身后有6架敌机尾追而来。原来，日军遭到轰炸后，立即出动战斗机，对中国轰炸机实施攻击。徐卓元命令机队边用机炮与敌格斗，边爬升高度急速向西北方向撤退。尽管如此，仍然有两架轰炸机被敌击中，它们拖着浓浓的黑烟，坠入东海，有4位勇士壮烈牺牲。

中国空军重创日本航母的消息引起了举国轰动，重庆的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对这次行动进行了报道：“敌一母舰被我轰炸，十三敌机着弹起火”。

这次突然袭击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也未将“龙骧”号炸沉，但摧毁了13架敌机，严重破坏了“龙骧”号的舰体，使其不得不驶回日本本土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修理。更重要的是，在敌我空中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成功出击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五路突然向我闸北防区发动进攻，并扬言四个小时之内完全占领上海。驻淞沪地区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奋勇抗击。上图为中国军队开赴前线

驻淞沪地区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奋勇抗击

我第5军开赴前线支援19路军。这是参战前，第261旅的全体官兵在“不灭倭冠，誓不生还”的誓辞上签名

1931年9月23日吉林省城被日军占领

1931年11月，进犯黑龙江的日军在嫩江桥遭到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部顽强抵抗

1931年11月6日，在江桥抗战中牺牲的马占山部士兵

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的马占山部队

上海青年300多人组成的“赴东北援马抗日团”。张少杰团长在火车站向欢送人群致诀别词:“除非我们死，我们决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