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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择 译 -------------------------------------------------------------------------------- 　　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开创早期，中国从西方几个航空先进国家购买若干名牌产品，其中有的型号是仅为中国生产的。 　　寇蒂斯霍克（CURTISS HAW II）双翼及单翼战斗机是在 1930 年由美国出口售给中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寇蒂斯公司曾出口 299 架双翼机，另在两个国家特许制造若干架。 　　寇蒂斯 75 机有两种出口型。一种是带有固定起落架，装有莱特旋风（Cyclone）780 马力发动机，简称为 H-75。此型飞机自 1937 年为中国、泰国、阿根廷共生产 73 架。另一种为稍重而轻快飞机，有可回收起落架，装置双黄蜂（Wasp）或旋风 1,100/1,200 马力发动机，简称为 H-75A。此型大量生产，自 1938 年起，出口到法、中……等六个国家。它与美国空军 P-36A 战斗机基本相似。 建立 CAMCO 　　中国政府于 1932 年加强空军建设，先后购买美国道格拉斯 O-2 双翼机和沃特（Vought）公司 V-65 海盗（Corsair）飞机。1933 年 3 月，美国杜立特中尉（James Dolittle）来华。他带来一架寇蒂斯双翼战斗机，进行飞行示范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订购霍克 II 型单座双翼战斗机五十架。 中国空军霍克 II 侧面图 　　由于与寇蒂斯莱特公司签订合约，在中国建立由美国主办的飞机装配工厂。1934 年 10 月 1 日，宜告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厂（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简称 CAMCO）。该厂设在浙江杭州觅桥机场。根据合约，该厂是中美合办，美方参加者有寇蒂斯莱特、道格拉斯和洲际（INTERCONTINENT）公司……等几个厂家。根据合约，CAMCO 将在开工五年后全部由中国主办。业务上，该厂仅制造飞机部件、装配和修理，而发动机整体，螺旋桨及仪表等都是进口的。该厂可以年产装配飞机六十架。早期，该厂曾装配或修理的机种有：寇蒂斯、道格拉斯、诺斯罗普和康绍里德（Consolidated）……等。 　　CAMCO 实际上是美国私营洲际航空公司（INTERCONTINENT C00RPORATION,N.Y.）在中国发展的分支单位。洲际公司的主持人是威廉.潘雷（WILLIAM PAWLEY），他善于利用国际关系发展贸易，与当时中国政府有关官员相识。中国政府于 1936 年购买寇蒂斯霍克 III 式以后，又购买 71 架同样的双翼机，供 CAMCO 作最后装配用。（抗战后期，CAMCO 迁到中缅边境垒允（LOIWING）建厂继续正规生产）。 中国空军 1944 年时的霍克 III，此时霍克 III 仅被用作高教机 中国空军霍克 III 侧面图 霍克 III 88 号机 袭维特来到中国 　　在中国政府有意重新组织中国空军时，美国商务部从出口利益出发，鼓动中国聘请美国军官作为中国航空顾问。1932 年美国退休上校裘维特被选为非官方负责人，来到中国，作为中国航空顾问。裘维特使命的作用是深刻的，便利的条件允许此项工作计划持续多年，走向空军现代化，良好培训和装备现代化发展。同时，一个由美国人主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即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简称 CNAC）宣告成立，在国内各大城市运营。这个公司对促进交通起了一定作用，但投资者在中国赚取了高额利润。 　　到 1935 年，中国对 CAMCO 的认识已经清醒，但由于合同以及政治和实际原因，中国被迫仍通过潘雷与寇蒂斯公司打交道。1935 年 6 月 1 日，裘维特贸易团停止在华活动。在 1929~1934 年期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航空产品达到九百万美元。 意大利航空代表团 　　1933 年初，中国国民政府购买 20 架全部武装的意大利菲亚特 B.R.3 轰炸机，在杭州装配。由劳第（LORDI）将军领队的意大利航空代表团于 1933 年来到中国，任职为航空顾问。中国转向意大利是因为意方允诺协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和空军，并除飞行人员外，也培训工程师，并在江西南昌建立一座飞机制造厂。此厂以后迁往四川省南川县，命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 菲亚特 B.R.3 中国广东空军 　　广东省领导者是陈际唐将军，他有自己的陆、空军。1933 年美国商务部组织非官方代表团到广东活动，促使广东当局订购一批波音飞机。1934 年春，广东空军首脑黄光锐将军提出要组织和管理一个现代化航空工厂，具有工程和设计监管力量，并由在美学成的中国人和在美出生的中国志愿者参加。于是有若干爱国学者、工程师愉快地报名回国参加建设。与此同时也有外籍人员被录用来华，其中一位年轻工程师萨卡钦科的工作成绩优良，做出一定贡献。 广东空军的道格拉斯 O2 观测机 萨卡钦科简况 　　康士坦丁.萨卡钦科（CONSTANTINE L.ZARHARTCHENKO）是俄罗斯卢布森（LOBLIN）人，早期教育在卢布森和基辅（KIEV）完成，以后参加俄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学校学员。1920 年他二十岁时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完成学业，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23~1934 年他在美国几个有名公司任研究员、总工程师等职。 　　1934 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很少。正巧，美国航空界先驱者 C．H．DAY 先生告诉萨卡钦柯：中国广东空军需要现代化轰炸机。萨氏对此非常注意，由于他尚属独身，很想前来中国，使他的设计方案可以实现。这样，他于 1934 年夏季应聘来到广东。由于他对日本不满，自己原是俄国皇家海军军官，他认为有一笔宿怨要还。到 1940 年初为止，他在中国第一飞机制造厂担任首席助理工程师。1940 年他转到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任高级航空工程师和技术顾问，主管过不同研究项目，包括规划、设计和生产，直到 1943 年 1 月。 韶关航空工厂——第一飞机制造厂 　　1935 年 8 月韶关航空工厂的设备、机器及材料均已运到，因此开工运行。第一架复兴号双翼教练机于 1936 年 5 月建成并通过试飞。 　　1936 年 7 月 1 日中国国民政府向广东进军。不久，广东空军投向国府。此后，DAY 先生和萨卡钦柯成为技术顾问，调到空军总部训练设计和工程人员。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东，韶关航空工厂更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西迁 1,448 公里到达云南昆明。这是一项艰巨的动作，须运载全部机器、设备、材料、飞机半成品……等，还有职工及家属，男女老幼，共有 17 列火车及 274 辆卡车的载荷。 　　1938 年 12 月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昆明重建成立。到 1939 年中期，新厂在丘陵地带伪装下全部复工，生产 100 架重新加以修改设计的苏联波利卡波夫（POLIKARPOV）I-15 双翼战斗机。这种飞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早具有防弹座舱的飞机，它包括单独防弹座位和拱起的后背板。此后背板是预先成形、钻孔、热处理的，厚约 8~9mm。这个设备可在 76 公尺的距离内挡住一个 12mm 口径的子弹。 陈纳德来华工作 　　陈纳德少校（CLAIRE CHENNAULT）是当时有名的特技飞行员，已经从美国军队退役。他接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华，作为航空顾问。陈纳德回忆说：“我是被通知隐匿姓名去中国，参加中国军事航空工作。1937 年 5 月，我到上海，并报告蒋夫人和蒋总统。我们被告知立即到中国航空基地去熟悉情况并呈报见闻。我们在观察时日本攻击了北京附近的芦沟桥。” 　　人们希望，通过像陈纳德这样一个挂名首脑，逼使罗斯福总统公开与中国贸易交往，并从武力方面协助中国与日本战斗。美国人民和中国工业家都同样需要陈纳德。为了保持与他的关系，并使美国资金再次流入中国，以及使美军投入战争，国民政府给陈纳德以中国空军上校名义，满足他一切需要，乃至他自己的飞机。陈纳德当然不很了解问题的背景。作为一个诚实的和自愿献身的人，他来中国绝对是为了协助中国抗日。他希望用他自己在混战中的航空技巧和进攻型空战能力来达到上述目的，而美国空军则拒绝这一切。得知 1937 年 7 月在中国北方的事件后，陈纳德在他自己的好心之外，决心留在中国参加抗日。从此揭开了中国航空抗日的新篇章…… -End-

顾学稼、姚 波 转载自美国研究 --------------------------------------------------------------------------------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中国西南及缅越泰一带开始同拥有制空权的日本空军作战。从那时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支航空队尽管在编制隶属甚至名称上有很多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即它一直在陈纳德直接指挥下在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史学界未能对中美军事关系史中的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究其原因，一是以往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陈纳德本人政治立场的评价的影响。因为陈纳德历来是坚决拥蒋反共的，特别是从1946年起，他以民航运输公司的名义恢复志愿航空队，不光彩地卷入中国内战，为国民党执行军事飞行任务；其次在以往论述史迪威问题的文章中，人们也容易因陈纳德的某些错误的战略思想，如认为用一支不太大的空军部队就可以迫使日本屈服，而忽视陈纳德与在华美国空军人员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积极的贡献。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美国驻华空军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及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以求正于史学界。 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1.8-1943.4） 　　1941 年夏，在远东已是中国人民从事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装备精良的日军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尚未对日宣战。然而就在这年 8 月 1 日，重庆中国政府在一项公报中宣布，一支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美国志愿队成立，并正式成为中国武装部队的单位之一〔1〕。这标志着美国人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虽然是非官方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支由美国人组成的中国空军的出现的呢？让我们从中美双方面临的形势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方面，鉴于日本空军力量的日益强大，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起，开始意识到加强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在一定时期内“急起直追”。然而由于旧中国工业底子薄，缺乏空军短期内迅速发展的财力与技术基础〔2〕，加之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管理不善，致使空军建设没有多大的成就，空军发展处处要依赖外国，唯一的例外只是能自己生产降落伞〔3〕。因此，到“七七事变”后，中国虽得到苏联的空军援助，中国自己的空军人员作战也十分英勇，但在实力强大的日本空军进击下，力量不断受到削弱。到 1940 年底，中国空军虽击毁日机 900 多架，但自身遭受的损失更严重，作战飞机由“七七事变”前的 314 架下降到只有 65 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我国空军已无战斗力〔4〕。与我国空军状况相反，实力雄厚的日本空军为在物质上尤其是在心理上挫败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反而加强了空中攻势。从 1939 年 5 月开始，连续二三年内经常以多则 100 多架少则 10 多架的机群，对尚未沦陷的西南重镇乃至小小的县镇进行狂轰滥炸，给我国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于我方已失去制空权，除了以高射炮还击外，很少有较大编队的战斗机升空作战。猖狂的日机在 1941 年 7 月侵袭成都时，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国民党党旗〔5〕。因此，当时就有人把 1940 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空军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6〕。面临这种日益加深的“空中危机”，国民党政府自然不能不有所考虑，以图改变。而在当时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争取国际援助，但是困难很大。曾给我国以有力支持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已经回国；向英国提出的请求则遭到委婉的拒绝；于是国民党政府从 1940 年初起全力争取美国的援助。 　　这年 1 月，国民党政府首先希望美方派出一些飞行员到设在昆明的航校充任教练〔7〕。可是尽管当时美国的民众舆论多同情中国，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持所谓“中立”，态度冷淡。到 6 月中方拟聘请美空军军官阿尔森尼德充任空军参谋学校总教官时，美陆军部竟不允放行。其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以正常的外交途径，另一方面以私人渠道向美国争取援助。前者如蒋介石于 10 月 18 日亲自会见美驻华大使约翰逊，明确提出飞机援助；后者如蒋介石委派自己的空军顾问陈纳德与宋子文、毛邦初等赴美活动。事实上，陈纳德这位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前美陆军航空兵上尉，自 1937 年来华充任中国防空顾问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防空建设，对中国空军力量尤为关注。在以上活动中，蒋介石还从提高中国抗战民心、士气；威胁日本侧翼；以及有利于压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等三个方面，论证美国空军援助的必要性〔8〕。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开始讨论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在一年内获得 500-1,000 架飞机，以及希望美国志愿人员来华助战。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美国政府为了赢得时间武装自己，并使日本至少在 1942 年 4 月前不要向南扩张〔9〕，决定首先在飞机问题上暂从供给英国的飞机中抽出 100 架 P-40 型战斗机供给中国。在志愿人员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也不顾军界人士的反对决定予以支持，于 1940 年 12 月 15 日签署法令，允许美国飞行员离职到中国作战，并要求美国国务院、陆海军部门及财政部为实现上述计划制定具体方案。这大大方便了陈纳德等人在美国招聘志愿人员的工作。 　　可见，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成立是中国对“空中危机”的认识及美国对远东局势分析的产物。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该队于次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陈纳德本人被任命为上校指挥官。但当时的志愿队无论从人员还是装备上都不能令人满意。志愿队共拥有三个战斗机中队，飞行人员 112 人中多数未驾驶过战斗机，更没有同日本空军作战的经验。有的队员素质很差，在训练后仍不合乎要求，只好放弃了合同；志愿队使用的作战飞机是已经过时了的寇蒂斯 P-40 机，该机虽然在直线航行和俯冲速度上拥有优势，也有较厚的装甲保护飞行员，但在爬升和灵活性上与日本主战飞机零式机相比则较为逊色〔10〕；更糟的是，志愿队的 P-40 机最初在装备上不但没有瞄准器、炸弹架、副油箱等，而且缺乏备用零件。因此，当时不但有不少军事专家认为，志愿队在战斗中最多不过维持三周〔11〕，甚至就连陈纳德本人也不指望从它的努力中获得惊人的成绩〔12〕。针对以上情况，陈纳德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缅甸租借英军机场，对志愿队进行训练；他将自己自 1937 年到中国以来对日机作战的观察加以归纳，得出适合志愿队的新战术，即：两机配合作战与“打了就走”的游击战术。这些训练最终保证了队员的作战素质。 AVG 的 HAWK-81A-2 　　就在美国志愿队成立前后，远东局势更加紧张。1941 年 7 月下旬，日本与法国维希政权达成协议，取得在越南的八个机场与一个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使它在东南亚的扩张取得重大进展。11 月日本将 245 架战斗机放在越南南部，大有进攻云南的意向。有鉴于此，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驻新加坡的英空军支援，另一方面希望美志愿队回防昆明。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缅甸蠢蠢欲动，英军也要求美志愿队防守仰光。结果这支小小的航空部队就被分成两部分作战，两个中队（约 34 架作战飞机）飞赴昆明，另有一个中队防守仰光。 　　在昆明方面，从 1940 年 6 月起，“除星期天外，昆明差不多每天上午 10 点要被轰炸一次”，而且由于中国已失去空中作战能力，日本轰炸机的行动从不需要战斗机护航。然而从美志愿队 12 月 19 日移驻昆明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第二天是美志愿队首次与日机作战的日子，这一天日轰炸机 10 架按例进袭昆明，但得到情况的美志愿队早已升空等待，结果日机不但未能袭击昆明，反而全部被击毁〔13〕。美志愿队的首次大捷，在心理上给备受空袭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捷报传来，莫不额手称快”〔14〕。五天之后，日机再次袭击，结果再受重创。之后日本人开始明白昆明上空的形势，有一年时间未能空袭昆明。 　　在缅甸方面驻防的是戴维·奥尔森率领的美志愿队第三中队，该队在战略上受英军指挥，战术上仍受陈纳德节制。该队不但力量薄弱，而且没有像在昆明的空军那样拥有系统完备的防空情报网。尽管这样，该队在 12 月 23 日与日空军的首次接触中，作战仍然十分英勇，取得击落敌机七架、击伤二架的成绩，自己则损失三架飞机二名飞行员。后来随着日军在缅甸攻势的加强，空战也日趋激烈，该中队飞机数量下降，所以陈纳德又派 17 架 P-40 机前往支援。到 1942 年 3 月底整个仰光保卫战结束后，该队共参加 31 次空战，先后击毁敌机 217 架，可能击伤 43 架，付出的代价是四名飞行员及 14 架 P-40 机。仰光后虽失陷，但美志愿队的贡献仍不可磨灭。英王乔治六世曾以代表英国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授予在仰光作战的美志愿队成员〔15〕；陈纳德本人则认为美志愿队的英名都是因为它在仰光上空的作战而得来的〔16〕。 　　仰光失陷后，美志愿队驻缅中队也迁到昆明进行休整。此后与中国空军一起不断对缅境进行奇袭和攻击，但是由于规模太小，日军并未重视〔17〕。1942 年 5 月，由于缅甸战局恶化，日军北进取得突破进展，中英地面部队则多分为小股撤至印度及云南边境。阻挡日军跨过怒江进攻云南的任务就落在美国志愿队肩上。5 月 2 日日军 56 师团占领缅中边境的南坎，5 日主力又进入怒江一线，因为怒江上的惠通桥已被毁，日军只得停止前进。鉴于局势异常严峻，蒋介石通过宋美龄要求美志愿队“倾全力袭击怒江与龙陵间的卡车船艇等”。此时的志愿队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休整，特别是刚从非洲运到的 P-40E 型机经改造后，彻底改变了美志愿队以前不能向敌人投掷炸弹的状况，具有一定能力来执行这一任务。从 5 月 7 日起，连续 5 天，美国志愿队在陈纳德指挥下克服了雨季前的困难，将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甚至自制炸弹用来扫射、轰炸怒江对岸日军先头部队、贮存军用物资的村庄、交通要道、桥梁及船舶等。这些努力加上日军供应战线太长和雨季的来临，使日军最后没有能跨过怒江，从而缓解了昆明面临的危机。在这一阶段，日空军为了支持地面部队，曾将第 50 与第 8 两个战队派至腊戍机场，多次对昆明、云南车站以及大理进行袭击，但它自己也承认“由于敌机的巧妙而又顽强的反击，我方也蒙受了不少的损失”〔18〕。 　　随着雨季的到来，缅甸作战也告一段落。美志愿队在中缅越一带完成了 100 多次作战任务，击毁敌机 260 架，有效地保卫昆明一带的空防，阻止日军越过怒江之后，开始将主力分别向重庆及以衡阳、桂林、零陵为基地的中国东南部转移。当这支部队之一部在 6 月 5 日飞抵重庆时，饱受日机空袭之苦的山城人民心情非常激动。美国人格兰姆·贝克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内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在这半小时中，50 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19〕不过由于华中战事紧张，美志愿队的主力主要多放在衡阳等基地。 　　正当美国志愿队开始在华南、华中一带作战时，部队本身也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其时一方面由于合同已满，有若干队员开始陆续离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早已正式对日作战，认为志愿队形式已无必要，加以中国政府及中美舆论界一直要求、呼吁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美国方面便在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后，于 6 月 27 日宣布解散美国志愿队的命令，并于 7 月 4 日正式执行。陈纳德本人及许多队员虽不很乐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改编。改编后的前志愿队成员与新调到中国作战的美国空军正式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陈纳德准将任司令。该队下属 23 战斗机大队、16 战斗机中队及 11 轰炸机中队，力量均较其前身美国志愿队有所加强。这一改组得到了中国各党派及舆论界的普遍支持。 　　美国志愿队虽然解散了，但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立下的功绩并不因此而消失。这不但表现在它在短短的 11 个月中以少胜多击毁 300 架敌机，还表现在它的战斗使中国空军度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从而大大提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正因为这样，中国GCD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短评中，称赞美志愿队“充分表现出美国空军杀敌果敢的精神和熟练的技术”。〔20〕国民党政府则因美志愿队“作战英勇、卓著功绩”，给志愿队队员授勋〔21〕。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成立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中的战斗核心还是留下来的老队员。例如，前美志愿队员罗伯特·L·史各特、弗兰克·希尔、爱德华·佩克特等，现在都分别担任中队长以上的职务。 　　不过，尽管特遣队在装备与人员上较之以前有所加强，但大批美志愿队老队员的离去还是一度削弱了战斗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特遣队在东南部基地开始对日作战。尤其是从衡阳基地起飞的美机一开始就不断轰炸武汉、广州、南昌及九江一带的日军机场、仓库、舰船及兵营等。7 月 19 日美机甚至还对设在临川的日陆军司令部进行轰击，对当时正与日军展开临川战役的中国军队也给予空中掩护，初步改变了中国军队没有空中支援的状况。这一切给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占区的日军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日军决定趁特遣队立脚未稳就加以消灭。从 7 月 30 日起日军组织了有相当经验的飞行员以 118 架飞机之众先后突破衡阳防空网对衡阳进行长达 36 小时的轰炸。但特遣队并未怯敌，与敌机展开激烈的空战，结果日方不但未能消灭衡阳基地，反而损失 17 架战斗机、轰炸机〔22〕。衡阳空战后一个月内，特遣队的活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将战线扩大到缅越一带。8 月 12 日海恩斯上校率领的轰炸机队首先袭击中国以外的日军占领区——海防。其后，日军设在缅越的其他基地、军火库、油库等若干军事目标也经常遭到轰炸，直至 9 月底，这给予日军以极大的打击。仅就 7 月、8 月统计，特遣队共袭击中国沦陷区及缅越境内日军设备及阵地 23 次，日机在战斗中被击落 28 架，毁于机场者 30 架，而特遣队自身仅损失 5 架及 4 名飞行员〔23〕。到 10 月下旬美机还开赴华北冀东附近开滦公司一煤矿进行轰炸，被报界称为“飞袭华北第一声”；对香港、九龙的飞袭也开始进行；11 月 25 日美机又首次进行夜袭，使汉口的日军设施、炮舰及汽船遭受损失。这一切行动虽然都是侵扰性的，仍属于“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但它不但表明美机的顽强斗志，而且表明日空军则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绝对掌握中国上空的制空权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特遣队逐渐开始对日军的制空权进行挑战，但要彻底夺取制空权尚有很大困难。这不但因为日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训练、供给、设备、运输方面占有许多便利〔24〕；还因为特遣队自身有一重大弱点：即损失飞机后很难得到补充，供应物资也因驼峰运输量有限而十分紧张。因此，不但中国舆论界在 1942 年下半年要求美国加强空军援华的呼声很高，美国舆论界也大声疾呼。例如 1942 年 7 月下旬美报在报道特遣队轰炸了广州敌机场时就呼吁：“欲其负起艰巨之工作，尚须尽速获得适当之增援”〔25〕。至于特遣队首脑的陈纳德对此认识更加清楚，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增加援助。然而，由于美国更重视欧洲战场，中国战区美军最高首脑史迪威又历来主张重点发展地面部队，结果陈纳德的要求屡遭否决。尽管如此，陈纳德还是在 10 月通过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温德尔·L·威尔基致函总统,要求获得 105 架新式战斗机、30 多架中型轰炸机、12 架重轰炸机，并以 30% 的战斗机及 20% 的轰炸机补充。为了说服总统，陈纳德指出他的计划成功不但有利于麦克阿瑟及海军在太平洋的进展，而且可以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日本人则在半年内被赶出中国。此外，在信中陈纳德还要求作战上的自由与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的权利〔26〕。像往常一样，陈纳德的计划遭到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强烈反对。然而，由于陈纳德的计划得到罗斯福一些私人顾问如霍普金斯及科里的支持，加上蒋介石发出电报与陈纳德计划前后呼应〔27〕，终于使罗斯福的态度趋于积极。 从美空军十四航空队成立到中国上空空战的结束 　　1943 年 1 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罗斯福强调了扩大美驻华空军部队的政治利益，认为定期轰炸日本“将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在会议结束后致蒋 介石的电报中，罗斯福保证决心立即增援陈纳德〔28〕。3 月 8 日，罗斯福最后决定 1943 年美国在华的主要方案是：成立美空军十四航空队；逐渐增加其空军实力，使之达到 500 架飞机；在设备许可情况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 1 万吨。11 日美空军驻华特遣队正式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为第一任少将司令。该队在编制上系从第十航空队独立出来。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自身在驼峰的运输线；搜集和破坏日军飞机与部队营地；轰炸日本在华军事设施；轰炸中国海岸与岛屿附近的日本船运；在印支、缅泰及台湾破坏敌军供应与军事设施；鼓励中国的抗日并以一切可能方式支援地面部队〔29〕。 　　然而，尽管第十四航空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陈纳德就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军事计划。相反，由于当时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十四航空队的给养仍只能依靠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的驼峰运输线（如果连从美国送到印度的路程，运输线长达 1.4 万英里），美空军运输大队虽尽了很大努力，运到昆明的物资仍有限；加之，第十四航空队仍隶属于史迪威之下，物资分配权也由史迪威掌握，因此陈纳德仍无法获得物资上的优先供应权。史迪威认为在收复缅甸之前十四航空队只能获取有限物资中的 3／8。更不幸的是，驼峰运输线在 1943 年 4 月又因雨季的提前到来而几乎完全阻断。在 4 月头 10 天，原定有 245 吨物资可送交十四航空队，结果，只送到了 45 吨，航空队的活动只好暂时停止。事实上 4 月只有一次飞行任务，即 24 日 9 架 B-25 型轰炸机出袭在缅甸的一个日军基地。 　　美空军的这种情况，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当时与在华美空军作战的日本空军，拥有战斗机 200-250 架，轰炸机 50-100 架。在 1943 年 2 月底制定的“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日方已决定“1943 年春季以后及时加强航空作战”，“遏制敌空军蠢动”是日军的主要任务；为此还拟增加战斗机、轰炸机各两个战队以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在华美空军〔30〕。3 月末日第三飞行师团首先从广州攻击桂林；4 月初衡阳、零陵、建瓯美军前线基地也频遭日机袭击；日机从 3 月 30 日起针对丽水机场的情况连续三天累计 80 架次进行轰炸；4 月 22 日日机以 44 架之众进袭零陵，同时对云南驿美机场也进行轰击，美机损失 17 架；4 月 29 日31 架日机再次进攻桂林，迫使美机向后方转移。 二战时的著名照片：守卫第 14 航空队 P-40 战机的中国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建议罗斯福召集史迪威与陈纳德回华盛顿面议，与此同时宋子文又向霍普金斯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将 5 月至 7 月中印空运物资拨与第十四航空队，以便向日军发动空中攻势。4 月底陈纳德抵美后，又向罗斯福面交了 1943 年下半年的空军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有：第十四航空队准备从 7 月起用两个月争取在中国的制空权；之后分三期展开攻势摧毁日本的运输线与本土；补给方面，7 月至 9 月月需 4,700 吨，9 月以后月需 7,100 多吨；在六个月中拟炸毁日本船舶 60 万吨〔31〕。考虑到以上计划，尤其是第十四航空队面临的处境，罗斯福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满足中国方面与陈纳德的要求。5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明确主张从每月越过驼峰的 7,000 吨物资中抽出 4,700 吨给予驻华美空军，而对史迪威的反对意见不加理睬。为提高驼峰运输量，罗氏还在会后另派一军官去主持空运工作。这样一来，驼峰空运吨位开始增加，从 5 月的 3,000 吨增加到 7 月的 5,500 吨。 　　由于罗斯福的新措施，第十四航空队的物资供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 5 月起空中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5 月 4 日六架 B-24 轰炸机飞袭越南河内，海南岛南端的三亚也遭轰击。在对河内的轰炸中，所投炸弹 75% 命中目标，因此被美军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为：“由中国根据地起飞之盟机空前最大及破坏最烈之一次空袭”〔32〕。美国空军主力从 5 月 6 日起还逐次向桂林推进，到 8 日晨即达 56 架。8 日这一天 7 架美 B-25 轰炸机飞袭广州日军的天河与白云机场，炸毁日机 20 架。 　　驻华美机的轰炸攻势很快引起了日方大本营的高度重视。它不但告诫日侵华空军“特别注意美轰炸机进入桂林，加强北九州、台湾及中国沦陷区的空中警戒”，还对南方军发出参电要求协助对华航空作战〔33〕。 　　与此同时，侵华日第十一军为了加强长江的运输能力，使宜昌附近近一万数千吨的船舶得以下行，消灭洞庭湖至宜昌长江右岸的中国军队，从 5 月上旬到 6 月中旬又开始了所谓“江南歼灭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于是在肩负云南上空作战的同时，又担当起给湖北境内中国军队空中支援的任务。陈纳德说：“在那时期里，一个驾驶员在某一天沿长江扫射，而在 48 小时后又改在云南攻击红膏药轰炸机，是寻常的事。”〔34〕 6 月上旬，第十四航空队的大队机群连日分批在鄂西的宜昌、蒲圻、白螺矶等地实施轰炸，破坏了敌军的军事中心与设备，有效地掩护了中国地面部队。结果日军溃退，中美军队取得鄂西大捷。 　　对第十四航空队与中国军队的支援，当时中美双方都有高度评价。美军伊利奥特少校认为：“此少量空军能为中国军队完成如此重大之助力，吾人已不能获得更佳之例证”；中国GCD主办的《新华日报》在一篇短评中也认为：“这次鄂西大捷，空军协同作战，重创敌人，是造成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35〕 　　当 7 月来临时，驻华美空军与侵华日空军都在为下半年的空战进行准备。尽管此时第十四航空队仍面临汽油及设备上的困难（例如 7 月原定有 4,700 吨物资，实际仅得 3,000 吨）。陈纳德开始认为美机的“游击时代”已经过去，决定将航空队从后方移至东边的前进基地，以作为计划攻势中的第一步。从 6 月下旬起，除一个战斗机中队及 308 轰炸机大队留驻昆明外，其余力量均飞赴桂林、零陵与衡阳一带。从而使这三个基地的美空军力量达到相当规模。日军方面本来就因春季以来对美军的“削弱”、“压制”效果不佳有担忧，此时对美机的东调更加敏感。不但侵华日军迫切要求加强航空兵力，日军大本营也痛感必须加强在华空军以压制美空军。日军大本营一方面继续要求南方军以其航空兵力协助摧毁中国西南的美军基地，另一方面于 6 月 7 日以大陆命令第 798 号分别从关东军调一个战斗机战队，从南方军抽调重轰炸机两个战队归侵华日军使用〔36〕。到 7 月中旬，侵华日空军力量达到三个战斗机战队，轻、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 　　7 月 7 日第十四航空队开始轰炸广州；8 日袭击海防；9 日第 308 轰炸机大队对东京湾里的日本船只进行一连串的轰炸，从而最后拉开了在华美空军 1943 年夏季攻势的序幕。面对 7 月中上旬美机的频繁活动，日本空军为了保护交通线，从 7 月 23 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这一天日军混编机群以 150 余架之众从武汉与广州两基地起飞，分四批袭击衡阳、零陵与桂林美机场，开始了九天的华南制空权争夺战。日军第一天就损失 8 架战斗机、6 架轰炸机。以后八天共损失 62 架飞机，而美方仅损失 8 架飞机及三名飞行员〔37〕。 　　在空战激烈的时刻，美驻华空军再次获得罗斯福的支持。8 月 7 日罗斯福新任命的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抵印度不久，就给驻华美空军派去了空中援助，从而加强了陈纳德的实力。经过三周的休整后，日本空军从 8 月中下旬又再次发起反攻。日军大量飞机自汉口、广州及香港的机场起飞，袭击在华美军机场，并一度在空中击落美轰炸机六架。但是，由于日军自己承认的原因：“日下美驻华空军质量都好，驾驶员素质，且较南方战线的美空军优秀。”〔38〕结果当 8 月结束时，日军始终未能压制住美机的夏季攻势。进入 9、10 月份，第十四航空队的活动范围仍然遍及华中、华南。对盟国军队其时进行的滇北缅西作战，第十四航空队也通过轰炸日方军事设施与军营的方式给以支持。相反，由于日空军在华拥有的制空权逐渐丧失，其作战方式与规模也出现了变化。为了避免美机截击，日机在华南各地空袭时，多不在白天进行，而且“行踪飘忽，来去不定”。 　　美驻华空军在陈纳德领导下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战果，而是积极准备新的攻势。11 月 4 日由陈纳德建议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诞生，并进入各队机场。按该队情报员梅洛夫少校的说法，拥有最新式 P-40 战斗机及 B-25 轰炸机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是独一无二的攻击性空军”〔39〕。这时，日军正准备纠集 10 万陆军与 250 架飞机对我第六战区进行进攻，即著名的常德战役。刚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立即与第十四航空队组织 200 多架飞机从 11 月起对常德、华容等地日军进行袭击。根据白崇禧的说法，从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6 日，计出动轰炸机 280 架次，战斗机 1,476 架次，击落敌机 25 架，击毁地面敌机 12 架，炸毁敌兵船只人马甚多〔40〕。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三大隊王光復，座机为 P-40N 　　除去支援常德战役外，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对东南沿海日运输船只的轰击也取得较大的成果，迫使各线运输能力一律缩减。根据当时从敌船上搜出的东亚航运株式会社报告，仅 12 月基隆至广东航行就遇 12 次空袭，致使进口锐减。即使船只进港后，起卸时间也非常短促。最后，在 11 月间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混合空军另一件重大行动就是被《新华日报》称赞的对台湾新竹敌机场的“历史性的感恩节奇袭”。25 日美中空军在美军特克西·赫尔上校的领导下突袭了距日本本土仅 660 英里的新竹机场，在机场和空中共毁敌机 40 多架。不但在数量上创远东空战的最高纪录，而且也是美国宣战以来盟机对台湾的首次轰炸。故而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大本营，并成为 1944 年春日军试图在中国大陆展开以摧毁美军基地为直接目标的豫湘桂战役的导火线。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空军在 1943 年下半年的作战，给日方造成很大损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达到陈纳德早些时候预想的目标。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中国飞行员 　　当 1944 年来临时，第十四航空队的力量更加壮大，不但拥有战斗机、轰炸机等共 254 架，而且一直最令陈纳德头痛的物资问题也出现某种转机。从 1943 年最后几个月开始，驼峰的空运量日益增加，尤其是空运队使用优良的通讯与导航设备与改装的 B-24DS 机之后，“让我们到圣诞节时运 1 万吨”的口号终于成为现实〔41〕。这样一来，连陈纳德也承认此时关心的再也不是如何增加空运吨位的问题，而只是如何分配这些吨位的问题。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 B-25 中型轰炸机 　　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是一回事，在新的一年内驻华美空军应做哪些工作呢？对此，陈纳德还在 1943 年 10 月当蒙巴顿、蒋介石与史迪威讨论魁北克决议时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该计划以东经 108 度为界将中国战区划分为二个战场：由于气候的原因，上半年行动多在西战场以支持缅甸战役、保卫驼峰运输线为要务；下半年则主要在华东作战，集中力量破坏日本的空军能力与运输能力。为实现上述计划，陈纳德要求东战场上半年物资供应由 1 月的 1,900 吨增加到 6 月的 6,200 吨，西战场则从 1 月的 6,900 吨下降到 2,700 吨。由于陈纳德特别重视 7 月后的东部行动，他还要求在 7 月前应贮存 2 万吨物资在东部。在飞机方面，陈纳德希望到秋天能有六个战斗机中队、二个中型轰炸机队和三个重型轰炸机队〔42〕。然而该计划并未获得支持。原因是从 1943 年 8 月起，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已经提出，从中国基地起飞美远程轰炸机轰袭日本的计划。因而对陈纳德的计划不再有浓厚的兴趣。加以陈纳德在供应问题的庞大要求，使印缅战区陆军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有理由从后勤问题上加以拒绝。事实上，陈纳德的计划本身也过于主观，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方的动向。尽管如此，在他的关于东部战场的物资准备的要求上，后来证明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在陈纳德提出新年计划之后不久，日军方面鉴于夏季以来美驻华空军力量的日益加强，意识到过去“一直采用的战斗轰炸机联合进攻”战术已不易取得成功，而对美空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日本运输能力的打击又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从 11 月起，日军试图酝酿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上空制空权计划，从而缓解赖以生存的运输问题。是月初，日军参谋本部杉山总长首先提出：“压制中国大陆的美空军拟有困难，……难道不能从华中和华南打通粤汉铁路，使美空军不得使用中国东南部的基地吗？”〔43〕11 月 25 日随着台湾新竹机场被袭击，更加快了日军酝酿新年作战的步伐。1 月初在华美空军配合美军潜艇在东海的活动，使得日方船只损失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杉山 11 月初提出的打通粤汉铁路的设想也趋于成熟，并于 1 月 24 日获得日本天皇的批准。这样日本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次大规模行动计划——一号作战计划就出笼了。其目的主要是一方面消灭在华美空军，另一方面打通粤汉铁路从而使贯穿中国的铁路联接起来，以便运送物资与兵力，支持在东南亚的日军。为此目的，日军计划使用 10 多个步兵师团及第五航空军的两个师团作战。 　　当日军一号作战计划出笼时，盟军方面尚一无所知。第十四航空队也一直继续着上年底的活动。然而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与沿长江的集结与推进，逐渐引起第十四航空队的注意。陈纳德一方面开始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并建议 5 月空运 8,000 吨物资到中国，成立预备空军等；一方面派出轰炸机沿长江的日军集中区，对长江的船只、九江和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轰击。3 月日军的调动目的已非常明显，陈纳德便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与进行准备工作。首先命令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四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中型轰炸机队进驻梁山、恩施、汉中、安康等川陕一带的机场，试图日军在过黄河之前先将黄河铁桥炸毁，然而陈纳德的工作尚未完成，尚在呼吁予第十四航空队与中美空军以适当增援时，日军已先于 4 月 17 日拉开了一号作战计划中河南会战的战幕（亦即豫湘桂战役的战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第十四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 B-29 轰炸机。 　　为配合日军地面部队的进攻，日空军在新乡、运城、彰德等地集结了 90 余架飞机，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轰炸。仅 4 月 19 日，日军就出动飞机 200 架次以上，对中国军队进行数十次的俯冲轰击，制空权全被日军掌握。直到战事进行 11 天时，美中空军才开始出击黄河铁桥，但由于此时日军早已有了几座代用桥梁，出击根本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就在这天晚上日军开始了攻打许昌的战斗。进入 5 月后，随着准备工作的基本就绪，美战斗机才开始在战场上活跃起来，并取得一定成果。以 5 月 5 日为例，据史迪威总部战报，美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炸信阳铁路工场及仓库，掷弹 80% 命中目标，毁货车 40-50 辆，军用坦克颇多，敌军伤亡之人数约 300 到 400 人〔45〕。5 月中旬，鉴于战况的发展，史迪威开始同意将汽油与在成都的 P-47 飞机供给陈纳德。但此时，河南作战已接近尾声。日军已着手一号作战第二阶段——湖南会战的准备工作。 　　根据会战前东条英机给日本天皇的奏章，这次会战针对在华美空军的意图更加明确。东条英机希望“依靠本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以保卫皇国疆土的安全”〔46〕。因此，侵华日空军从 5 月 17 日起便先派出机队对美军基地进行轰炸；次日第五航空军的战斗司令部也由南京迁至汉口。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5 月 27 日湖南会战开始，日军先锋直抵长沙，并于 6 月 18 日加以攻占。在此过程中，第十四航空队各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在作战飞机上，由于有 350 架用在怒江方面作战及保卫成都的 B-29 基地，结果在东线仅有 150 架防守，而其中真正能出击的才 90 架飞机；全面出动的物资则只准备了 30 天；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日军发动湖南进攻的同一天，史迪威还要求马歇尔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再者，这时两湖地区气候状况也很糟。即使如此，从 6 月初起，美机仍在战场上频繁出击，出击最多时达每日 50 架次，对敌机场、舰艇、部队及设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攻击。但是，最终未能阻挡日军的南进。长沙陷落后日军继续向衡阳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美军只好在 6 月 26 日放弃在华东的第一个前进基地——衡阳机场。 　　7 月初，尽管日军在陆上进展顺利，但是在空中美机力量却有急剧增加的迹象，加之天气好转，美机出动架次增加，给日方后勤供应线造成极大的困难。据杉山战后回忆，由于第十四航空队袭击与洪水，从汉口南下的铁路被毁，不能修复。在初攻衡阳失败前，没有物资供应日军。7 月 2 日也只有少量的物资送到前线日军〔47〕。 　　但在此关键时刻，尽管“美空军的斗志极为旺盛”，美空军的汽油供应却开始严重短缺。7 月的第一周里陈纳德只好命令 B-24 轰炸机回飞昆明；到 7 月 13 日汽油短缺更加严重，桂林、柳州两基地共有汽油 1.25 万吨；17 日为避免受到袭击，不少飞机也飞回昆明。有五天之久，美机不能起飞，唯一能升空作战的是在浙江的第五战斗机大队 P-40 战斗机。这样美空军不但丧失了在关键时刻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机会，而且遭到日本空军的攻击。7 月 23 日日空军第 90 战队转到广东，主要攻击目标为桂林、柳州美军基地。同一天日军在对零陵机场的攻击中，毁美机 18 架。28 日对柳州的袭击中美机损失为 36 架。其后日机还连续对芷江、桂林等机场袭击，直至 8 月 5 日。与此同时日军地面部队在飞行队的协助下加紧了对衡阳的攻势，当在充足的汽油运送到美军前进基地时，日军已于 8 月 8 日攻下了衡阳城。 　　衡阳失守后，华东局势更加严峻。这时美空军在获得补充后，再次回到东线作战，对日军的轰炸异常猛烈。据日军自己估计，8 月中旬华中方面美机来袭有 1,000 多架次，共 171 回。这些行动最终使美机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8 月 29 日，日军在获得补充之后，从衡阳继续南下。美空军在此后一段时期里的活动，主要是以空袭来阻挡日军，并取得一定成绩。9 月 4 日，日军 58 师团在白地市附近多次遭到美机袭击，日军承认“使部队前进受阻，而且受到相当损害”〔48〕。同日在祁阳的日军第 13 师团因空袭各队均受损伤。5 日，美机继续对上述两个师团轰炸扫射，致使 58 师团只能在夜间行军，第 13 师团的转移也发生困难。不过，美机的这些轰击虽然能暂时延缓日军的进军速度，却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战局。9 月 6 日日军占领美机在东线的又一重要基地——零陵机场。 　　之后日军开始准备一号作战的最后一部分——广西会战。在此期间日军参谋部仍担心美空军东进对日本本土与南方要域之间的海上交通威胁，并要求侵华日军加以阻止〔49〕。但是直到 11 月 11 日日军占领桂林、柳州后，日军的这一目标也未达到，因为除去七个机场和六个辅助跑道为日军在豫湘桂战役占领外，美空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相反，正如陈纳德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事实上，在华东南一带的前进基地失陷后，第十四航空队在陈纳德领导下已经作了新的部署：（1）在陕西的西安、安康、汉中及四川各机场加强实力，主要任务是保卫成都机场，切断同蒲、陇海、津浦及京绥各铁路线；（2）对在汉口西北与西南的老河口、芷江两华中机场进行扩充和加强，中美混合空军总队在此驻守，主要任务是首先破坏黄河桥梁及京汉铁路两侧之日军设备，其次对南京、上海地区的东方区域进行攻击；（3）将 68 联队分为两个部分：其总队与两个中队驻昆明以东 100 里的一系列新机场，主要任务为支援粤汉路沿线的中国部队，切断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交通线。另外两个中队则朝日军侵占的地区以东转移，进驻益川、赣州和南雄机场，建立起华东航空机动部队。陈纳德要求这支机动部队确保中国东部的飞机场，攻击长江 上的船只，并对上海、南京进行攻击。这样，第十四航空队便从南到北建立起了与粤汉铁路大抵平行的新战线，削弱了日军豫湘桂战役的战略目的。 　　在此期间，第十四航空队的供应与装备情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1944 年最后三个月每月能得到 9,274 吨的汽油与润滑油〔50〕；作战飞机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好。这样，美空军就有能力在各个领域展开空中攻势。华东航空机动部队依靠芷江、赣州与遂川之间的空中补给线，从 1944 年 11 月到次年 2 月进行了所谓要塞、据点作战，共出动飞机 747 架次，投下炸弹 110 吨，使日军 312 架飞机受到破坏和损失〔51〕。华中的美中空军力量雄厚，12 月 18 日的汉口轰炸，使日军在华中的主要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次年 1 月 17 日对上海的攻击，使上海日机损失 65 架。2 月驻华美空军几乎全力用于切断交通线作战上，取得使 37 座桥梁不能使用，142 辆机车被毁的战绩〔52〕。 　　美军的攻势使日军不得不调整在华航空兵力，但日方仍不能挽回空中优势。此时日本为保卫本土将某些飞行队撤回日本，日空军在大陆方面的作战已不能兼顾，只能“以最小的限度进行之”〔53〕。到 1945 年 3 月，日机在中国出动的架次日益减少，面对美国空军在中国各地的飞袭毫无力量反击。这样，侵华日空军最后失去了空战的力量，在战争结束前五个多月就在事实上中止了空中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空军人员在中国长达四年的对日空战中，通过给日本侵华空军、军事设施及航运的打击，不但在物质上有效地粉碎了日本早些时候在华的“制空权”，使中国空军逐步度过“黑暗的时期”，给中国地面部队以有力的援助，而且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当然，由于美国的先欧后亚政策，中国战区史迪威将军的态度，在中国的这支美国空军部队力量发展有限，不可能在任何时刻都如人意，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它的这些困难时，才更能理解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可贵之处。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空军在中国的这些成绩，不只是美国空军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且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巨大努力，这不但表现在修筑机场、守卫机场，提供连陈纳德本人也称赞的防空情报上，而且表现在中国空军的共同出击上。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注释： 〔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25页。 〔2〕据美籍华人学者刘馥研究，1936年我国年产生铁仅87万吨；仅有中小型电器厂200多家，且多在上海一带；石油日产数百斤。见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台湾东大图书有限股份公司，1986年，第172页。 〔3〕徐同邺：《空军建设三十年》，载《东方杂志》，第38卷，1941年第1号，第12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第80页。 〔5〕黎成德：《我所知道的陈纳德与陈香梅》，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史料选辑》第五辑，第87页。 〔6〕陶雄：《中国空军抗战五年》，载《大鹏月刊》，第1卷，第8期，第13页，1942年1月1日出版。 〔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0年》，第4卷，华盛顿，1955年，第251页。 〔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远东·1940年》，第4卷，华盛顿，1955年，第674页。 〔9〕〔美〕巴巴拉·塔其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05页。 〔10〕〔美〕唐·莫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60页。 〔11〕〔美〕旺达·科尼斯厄斯与塞尼·肖特合著：《顶好：美国在华空战，1937-1945》，路易斯安那，1980年，第120页。 〔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1年》，第5卷，华盛顿，1956年，第548页。 〔13〕关于这次空战击毁日机数目历来有六架、九架的说法，本文采用原志愿队成员德人杰哈德·纽曼的说法。见杰哈德·纽曼：《一个德国人在华的特殊经历》，载《世界博览》1987年第7期。 〔14〕希求：“十二月二十日，昆明空战大捷记”，载《青年空军》第4卷，第2期，1942年1月10日出版。 〔15〕《新华日报》，1942年1月8日。 〔16〕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3页。 〔17〕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18〕同上书，第156页。 〔19〕〔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第342页。 〔20〕《新华日报》，1942年7月3日，短评：《贺飞虎的胜利》。 〔21〕《新华日报》，1942年7月3日，中央社讯。 〔22〕《衡阳空战记》，载《新华日报》，1942年8月4日。 〔23〕《史迪威司令部发表驻华美机光荣战绩》，见《新新新闻》，1942年9月20日。 〔24〕〔美〕Ｊ·白尔登：《陈纳德将军在中国战场》，载《中国的空军》第2卷，第12期，第370页，1942年12月15日，中国空军出版社。 〔25〕《美舆论强调援华》，载《新华日报》，1942年7月24日。 〔26〕〔美〕陈纳德：《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25、227页。 〔27〕见〔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赴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第260页。 〔28〕见〔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0-551页。 〔29〕〔美〕旺达·科尼斯厄斯与塞尼·肖特：前引书，第290-291页。 〔30〕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702-704页。 〔31〕见梁敬著：《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第123-124页。 〔32〕据《新华日报》，1943年5月8日。 〔33〕见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中册，第765页。 〔34〕〔美〕陈纳德著：前引书，第361页。 〔35〕以上两段评语分见：《新华日报》1943年6月7日，《新华日报》1943年6月22日。 〔36〕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中册，第794-795页。 〔37〕《美驻华空军光荣战绩》，见《新华日报》，1943年8月3日。 〔38〕见《新华日报》，1943年8月21日。 〔39〕《新华日报》，1943年11月6日。 〔40〕苏志荣等编译：《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266页。 〔41〕〔美〕爱德温·李·怀特：《圣诞节时一万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1977年第二版，第236页。 〔42〕〔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22-23页。 〔43〕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4页。 〔44〕〔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331页。 〔45〕见《新华日报》，1944年5月8日。 〔46〕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2月，第33页。 〔47〕〔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史迪威指挥权问题》，华盛顿，1956年，第400页。 〔48〕《湖南会战》下册，第138页。 〔49〕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前引书，下册，第367页。 〔50〕〔美〕查尔斯·Ｆ·罗马纳斯与赖利·森德兰合著：《在中印缅战区消磨的时光》，华盛顿，1959年，第172页。 〔5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139-140页。 〔52〕同上书，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第32页。 〔53〕同上书，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3页。 -------------------------------------------------------------------------------- -

01.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02.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背景：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 ，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03.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背景：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04.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背景：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05.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背景：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06.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背景：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07.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08.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背景：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09.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时任第5军军长） 　　 “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小日本钢军，夺回昆仑关，打出第5军的威风来！” 　　 背景:1939年11月,日军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为了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向所属各师下达如此作战命令。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被击毙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被打死。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10.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背景：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11.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背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12.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背景：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表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3.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背景：凇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航委会当时命令不抵抗，而高志航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14.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15.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 　　 背景：“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 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16.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17.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时任国民党总裁、委员长）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背景：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并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这极其悲壮的讲话。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造成日军10多万人伤亡，中国军民付出40万人伤亡的代价，但粉碎了日军一战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18.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驻守上海的为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全体将士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日军兵分5路进攻闸北，19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日军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蒋光鼐这样表达他的抗战决心 　　 19.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背景：1937年，日军7万人直扑太原，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等待援兵。他和5000官兵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与日军在此血战十日，反复进行拉锯战，姜玉贞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后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姜玉贞奉命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原平死守为忻口会战歼敌2万赢得了时间。 　　 20.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时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背景：1932年4月，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后被国民党亲日派杀害。 　　 　　 21.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背景：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22.李宗仁（1890～1969，广西临桂人，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背景：台儿庄战役最惨烈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做出如上答复。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为止！” 　　 23.李必蕃（1892～1938，湖南嘉禾人，时任第23师师长） 　　 “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背景：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部迎战,获胜后兵分两翼作钳形追击。日援军赶到,进行疯狂反击,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有如上字样。 　　 24.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背景：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1944年5月21日，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左右冲突，卒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25.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背景：“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26.刘茂恩（1898～1983，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 　　 “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背景：中条山战役，刘茂恩率部被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如此答复。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终于趁机脱险。 　　 27.罗芳珪（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 　　 “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 　　 背景：台儿庄血战打响后，双方反复拉锯战，汤恩伯军团快速驰援，89师罗芳珪团冲杀在前，以上述话号召官兵。全团上下土气大振，连克敌阵地三处，杀进台儿庄。在敌从台儿庄溃退的时候，罗芳珪头部和胸部中弹，临死前还以微弱的声音说： “我死不足惜，你们要杀敌前进……”年仅3l岁。 　　 28.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29.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 　　 “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背景：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人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上面的话。 　　 30.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背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拉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31.彭士量（1904～1943，湖南浏阳人，时任73军暂五师师长） 　　 “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背景：1943年底常德血战，73军被四面包围，军长汪之斌命暂编第五师留下坚守石门阵地，军主力向西突围。彭士量率部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后敌机飞来，投下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年仅38岁的彭士量身中数弹，永远地倒下了。部下在装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上述遗言。 　　 32.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 　　 “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背景：在缅甸卡萨之战前，齐学启向部下叮嘱。后他身负重伤被俘 ，他决心以一死报国，拒绝换药和进食，敌旅团长询问有关情况，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并猛力向前夺刀自刺。两年以后，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等前去劝降，他怒斥叶蓬等“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后伤重去世。 　　 33.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背景：1937年11月，145师师长饶国华受命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戕，慷慨成仁。 　　 34.萨师俊（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背景：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26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重损不可救矣，萨师俊左臂、左腿皆重创，右腿不知所踪，化为一血人。然其继续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作此答复，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 　　 35.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1933年初，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宋哲元率领军队奋勇投入长城战役。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喜峰口大捷”轰动了全国。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36.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 　　 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且援军迟迟不至。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了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后迎来台儿庄大捷。 　　 37.孙立人（1900～1990,安徽庐江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背景：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连续占领新平洋、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向参谋下达上述命令。之后他与美军联手，把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打得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孙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 。 　　 38.孙明瑾（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背景：1943年常德血战，预备第十师伤亡惨重。孙师长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向日寇冲锋。后又用手枪、步枪猛射，最后以刺刀与日军搏斗，刺刀折断!后被日寇机枪击中多弹。卫士抬孙突围，他目瞪卫士，忍痛高呼上述那句话，临终前仍向部署命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39.孙蔚如（1896～1979，陕西西安人，时任陕西省主席） 　　 “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 　　　　 背景：1938年6月，当日军逼近黄河时，陕甘地区人心惶惶。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集会上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坚决表示，自己身为陕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从而使主张撤退逃走者惭沮缄默，社会各界也渐趋安定。 　　 40.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背景：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 41.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时任第122师师长） 　　 “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背景：18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42.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 　　 “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背景：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路过南京，在遗嘱中写给妻子的话。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3月27日晨，王禹九率仅存特务连掩护军部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牺牲，年38岁。 　　 43.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时任第98军军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在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驻守在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20万军队面对日军的威胁，纷纷撤退到黄河以南，武士敏则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人拼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44.吴奇伟（1891～1953，广东大埔，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小鬼子，你干不死我，我就干死你！” 　　 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身为战役总指挥的吴奇伟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有次他正与第四军军长欧震通电话，敌机俯冲扫射，他毫不理会，敌机机枪扫射竟电话机打碎，惹得吴将军破口大骂。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 　　 45.仵德厚（1910～ ,陕西三原人，时任台儿庄大捷敢死队队长）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背景：仵德厚当时任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于1938年3月下旬奉命增援台儿庄。当时日寇已从西北城角窜进城内，团长命令他率领全营从西门冲进去援助友军。这位中校军官组成40人敢死队，手抡大片刀，腰束手榴弹，一马当先冲进台儿庄西门与日军血战一夜，后40人只幸存3人。 　　 46.谢晋元（1905～1941,广东蕉岭人，时任第524团团长）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背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谢晋元受命率第524团官兵411人（谢对外诈称800人）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他坚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三天三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四行仓库巍然屹立，为国内外瞩目，百姓赞誉他们为“八百壮士”。 　　 47.解固基（1897～1937，四川崇宁人，时任川军43军26师152团团长） 　　 “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背景：淞沪会战战事正激烈之时，152团四连连长正向团长解固基汇报本连情况，忽听友邻团团长大叫：“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解气愤之极，拔枪便向四连长开了一枪，四连长中弹后，仍举手敬礼向后转身，走了两三步后才倒地,解挥枪大喝如上口号。之后解固基和两个营长阵亡。 　　 48.肖山令（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 　　 “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 　　 背景: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重兵逼近南京。肖山令牢记革命军人守土卫民之责，临危不惧，组织南京军民与日寇血战了26个昼夜。后数千日军水陆夹击，肖山令带领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时年仅45岁。 　　 49.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背景：日军前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1941年12月23日,以第40师团主力第三次进攻长沙，薛岳在战前向所部下达了这个手令。并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结果取得长沙大捷，歼灭日军5万余人，薛岳被日本人誉为“长沙之虎”。 　　 50.许国璋（1898～1943，四川成都人，时任第150师师长） 　　 “军人应战死在沙场，你们要送我过江，是在害我呀！”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许国璋的150师受命固守常德的门户陬市，上司命令不许退过沅江。但150师根本抵不住日军第116师团的猛攻，全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师长重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警卫抬过沅江，他大为震憾，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之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自尽。 51.杨靖宇（1905～1940，河南确山人，时任东北抗联司令） 　　 “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指抗日到底）不会动摇。” 　　 背景：1938年下半年，日军调集重兵对抗联进行“围剿”，并以万元重金悬赏杨靖宇头颅。1940年初的50多天里，抗联陷入困境，几乎弹尽粮绝，战士们只好以草根、树皮充饥，甚至将衣中棉絮掏出来吞咽。日军曾千方百计诱其投降，杨靖宇做出了上述表态，不久后壮烈牺牲。 　　 52.杨虎城（1892～1949，陕西蒲城人，时任17路军总指挥） 　　 “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背景：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场上，虎城就是这个决心，只要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希望全国同胞们以后不时指导，使虎城在抗日的战线上，不致有什么错误，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谢。 　　 53.余程万（1902～1955，广东台山人，第57师师长）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机不分日夜狂投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余程万师长仍率残部死据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师长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54.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背景：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为国牺牲）向北迈进。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55.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曾任东北军总司令） 　　 “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背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同GCD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但张不久后即被蒋介石软禁，不能亲自带兵参加抗战。张学良多次通过探望他的宋子文、张治中向蒋介石表达抗日的决心。 　　 56.张灵甫（1903～1947，陕西长安人，时任74军5l师305团团长） 　　 “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 　　 背景：淞沪会战恶战嘉定，日军自持装备先进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之后的武汉会战，张灵甫率敢死队血战五天五夜，夺取张古山，为万家岭大捷奠定基础。 　　 57.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时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背景：“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撤出上海后，张发奎向部署作此宣誓。 　　 58.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29军132师师长） 　　 “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 　　　　 背景：“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北上。7月28日晨，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赵右臂中弹负伤，部属劝其退出战斗，执意不肯。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壮烈殉国。这是临死前让部署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 　　 59.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 　　 “集中炮火，给我狠狠地轰，把密支那炸成碎片……要死的不要活的。” 　　 背景：1943年春，新一军猛攻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密支那，日军借此坚固工事拼死抵抗。郑洞国亲临前线，采取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办法，并指挥部下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最终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60.周同（？～1938，河南省开封人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吾愿开此先例。” 　　　　 背景：周同就任藤县县长近3个月后，日军就开始猛攻藤县，他不分昼夜地发动民众组织抵抗，协助王铭章师守卫城池。王铭章战死后，他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突然纵身一跳从城上坠下，以身殉国

文　殷占堂 盐谷每天清晨都要反省谢罪 　 盐谷保芳——这个力行谢罪20年的侵华日军老兵，于11月9日来华开始了他的第21次谢罪之旅。在盐谷来华之前，笔者来到日本东京他开的小旅店对他进行了采访。 20年来盐谷用自己的行动真诚谢罪。1992年，72岁的盐谷骑着一辆自行车，独行千里，从北京到山东泰安谢罪 　 盐谷保芳今年85岁，自称“老鬼子”。他1940年被强征入伍后编入臭名昭著的日军第59师团，在山东作战4年，犯下不少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在朝鲜境内被苏军俘虏，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3年。1948年回到日本时，盐谷一身重病，体重只剩下37公斤。　盐谷说那时候他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被杀的八路军战士来找他算账。他常常惊叫：八路军来啦！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日本人是相信有灵魂的。一个人要是做了亏心事，犯了罪，不去认真反省谢罪，他的心灵一生也不会得到安慰。盐谷说不能把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推给上级的命令，自己应该从心里向中国人民真诚谢罪，应反省和忏悔。于是从1985年，盐谷开始了他的谢罪之旅，至今已坚持了20年。今年4月7~15日，盐谷先生只身一人又来到山东泰安谢罪。这已经是他第20次来华谢罪了。 　　这20年来，盐谷用自己的行动真诚谢罪。1992年，当时已经是72岁的盐谷骑着一辆自行车，独行千里，从北京到山东泰安谢罪。这一路七八天的长途颠簸，老人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他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很多人。　　在盐谷家的客厅中悬挂着这样一首诗：六十年前是对头，白首相聚变朋友，缘何对头成朋友，正义力量为枢纽。明史鉴今朝前看，中日携手做朋友，桃花樱花竞开放，吉祥如意代代久。 　　这是一位名叫王永坚的老八路在2003年9月赠他的一首诗。在老八路王永坚的赠诗下边，挂着盐谷回赠的书法复印件，译意是这样的：人与人赤诚相交，心与心紧紧相连。您的友情打动着我，每次诵您的诗作我都泪水涟涟……　是啊，盐谷与王永坚当年是在山东泰安岱崮山一带拼死厮杀的对头。正因为盐谷多次到中国真诚反省谢罪，才感动了这位老八路。这位老八路也向当年的日本鬼子敞开了宽广的胸怀。2002年10月，在泰安军分区第4干休所的会议室里，两双曾经拼死搏斗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盐谷感动得当场痛哭流涕。他说：“我在中国犯下了重罪，罪该万死。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枪毙我，我也无话可说。而你们却把我当作了朋友，我就是到死，也要坚持来中国谢罪……” 在山东，盐谷曾参与活埋了6个八路军战士。他说，我这双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手握住中国人民温暖热情的双手后也变得干净了 　 在采访中我发现盐谷的左手食指是伤残的，于是就问他，盐谷就向我说起了他16岁时自残手指之事。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几乎是全国总动员，国内一片白色恐怖：红色的征兵令一到，你就得去充当炮灰。老百姓们都知道当兵出征，多是有去无归。那时的军歌不是这样唱的么：“向大海出征，波涛翻滚的海洋就是我们的墓场，向山岳进军，让绿色的草木掩埋我们的尸体……”盐谷说这首歌听了就叫人心痛。说心里话，谁想离别亲人、离别故土、去别的国家送死。所以当时有不少适龄青年故意自残身体，逃避兵役。盐谷兄弟姐妹一共8人，他排行老4。他个头小，又挺瘦弱，一想到当兵打仗就心惊肉跳。他听说残疾人可以不去当兵，于是在16岁时用刀在自己左手食指上狠狠砍了一刀。当时鲜血直流，痛得他哇哇大叫。后来他被农人送到医院包扎，可是左食指落下伤残，至今不能伸直。到最后盐谷还是被迫征集入伍，因为他自残的是左手食指，当兵打枪，用的是右手指。 　　盐谷告诉我，当兵之后他从老兵那里学会了摸摸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方法。他说当年日本兵包围了村庄，将老百姓集中起来，让他们指认谁是八路军，可是老百姓至死也不说。那么我们就摸这些人的右手：如果手掌满是硬茧，那就是农民；如果右手食指有硬茧，那就是八路军。有一次，我们用此法抓住了6个八路军战士，并把他们活埋了。真是罪过呀，罪过！盐谷边说边低头谢罪。　盐谷说，我这双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手20次去中国谢罪时，与好多领导人、军人、干部、农民、中小学生、老八路的手握在了一起。握住他们温暖热情的双手，我非常激动，感到一股股暖流通过心灵，这使我的心得到了净化，我的手也变得干净了。 　　盐谷20年的谢罪之旅花费2000万日元，但40年来他从未到外面花2000日元理一次发。盐谷说：希望中日友好的人还是多数 　　今年4月15日盐谷第20次反省谢罪顺利完成之后，他便积极筹备第21次之旅。他常说反省谢罪不能总是口头说说、喊喊就行了，得真心实意，得有实际行动。因此他每次来中国之前，都要准备礼品。 　　盐谷坦言说：“我是山东泰安实验中学的名誉校长。这校长不能白当呀。中国有3亿多个孩子。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中国要强、要发展就得抓教育。在战争年代，我们到处‘扫荡’，烧光了房子，哪还见学校，更见不到学生。战乱之年小孩被我们日本兵追杀得都跑到了深山老林，哪顾上去上学。现在好了，学校多，学生多，但山区学校的经费不足，所以我每次去就送些教具、文具，略表心意。” 　　我问盐谷，你每次都不空手去，而且为各地的抗日纪念馆、博物馆送了上百件二战时的日军用品。这些可是60年前的旧物，又贵又不好找，到底儿花了你多少钱？他笑笑说：“呀，呀，只是我的一点心意……”盐谷一边说着一边拿出这次准备的作为日军侵华罪证的赠品：1套保存完好的空军服、6幅当年日本空军的旧照片、六七本当年报道重庆大轰炸的旧杂志，还有20幅他自己亲笔用黑漆书写的“反省、谢罪、和平”书法作品。 　　我问他为什么要收集空军服。盐谷说2001年到重庆访问时参观了防空壕旧迹。当时听重庆市文化局长介绍说日本虽然未打进重庆，可是对重庆进行了5年的大轰炸。重庆的平民百姓死伤惨重。一般日本人只知道美国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盐谷说，我们日本军队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我决心收买日本空军的服装作为罪证。可是60多年过去了，收集这样的服装真如大海捞针呀。亏了我有古董商店的老板朋友，以前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托他收集到的。因我肯出高价，他也十分尽心。这不，这一套空军服装整整等了4年才搜寻到！而这一套空军服也花去了20多万日元。 　　我给盐谷算了一笔账：他每次去中国的吃、住、行，特别是很多的礼品，大约要花去100万日元。也就是说盐谷这20年的谢罪之旅大约花费了2000万日元。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默默点头承认了。 　可是盐谷一家平日生活十分俭朴，旅馆的一切工作全是自家干。最让人感动的是40年来盐谷从未到外面理过发，全是自己给自己理，看不到后脑勺，就让夫人帮帮忙。按盐谷的说法这又省钱又省事儿。他说外面理一次发要2000日元，按一月理发两回算，这40多年是多少钱啊！ 　　采访结束之前，我同盐谷谈起了小泉最近参拜靖国神社之事。盐谷很气愤地说：“这次说是他以个人名义参拜，可他是一国之首相坐着公家汽车，一大堆秘书保镖，怎么能说是个人呢！”停了会，他继续说：“你放心吧，希望中日友好的人还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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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抗日风云录 最近，《兵器知识》杂志披露了一段在抗战期间与我市有关而且鲜为人知的历史—— 中国空降兵在开平首战告捷 三次空降作战路线示意图。资料图片 中国伞兵总队在进行跳伞训练。 中国伞兵总队上演“天女散花”。 　　中国空降兵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他们对打击日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鲜为人知的是，１９４５年，在我市的开平曾经上演了场“天女散花”的好戏——中国空降兵完成了对日的首次告捷。最近，《兵器知识》杂志刊登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空降兵》一文披露了这段与我市有关的历史。 上演“天女散花”进入苍城镇 　　１９４５年４月，侵华日军驻广西地区的第１３师团经广东和湖南等地撤退北调，此时中国军队刚完成桂北、湘南和黔东一线的反攻，为阻挠日军的撤退计划，陆军突击总队决定将一支伞兵部队空降于此，牵制和袭扰日军的行动。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第一伞兵队。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２日，凌晨３时，１０架运输机从昆明的呈贡机场编队起飞，目标直指广东开平县苍城镇。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上午８时飞机飞临空降场。事先潜入空降场的引导员发出跳伞指令，“天女散花”的壮观场面出现了：机上搭载的伞兵像云朵一样布满天空，除事故一人外，１８０多名伞兵安全着陆。由于着陆地点没有日军，伞兵很快完成集结并进入苍城镇潜伏。 游击战打到新会 　　当时的苍城为国民党开平县政府所在地，位于开平县城西北３０多千米的山区。日军在得知身后有伞兵空降后，大为吃惊，立即派出驻开平地区的日军进行追剿。伞兵避实就虚，迅速转移，在敌占区展开了游击战，一度打到了广州西南的新会县。７月底又折向北方，进占了罗定县。伞兵经过侦察，发现县城以北４０千米处的西江南江口是日军的重要渡口，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及伪军一个连，与驻北岸上游５千米处的德庆县日军向广州的撤退行为。为破坏日军的水上运输，伞兵队决定对该据点进行攻击。 　　８月３日夜，伞兵队从罗定向南江口移动，拂晓时分，以一小部分兵力占领周围的高地进行掩护和策应，以其他分队则向据点内敌军发起了进攻，激战至午时，歼敌数十人。当江北敌军过江增援时，伞兵队主动撤退。此役给日军以很大的打击，当日军派出重兵进行围剿时，伞兵队又在山区与日军玩起了“捉迷藏”游戏，直至８月中旬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而第一伞兵队距广州最近，遂成为中国军队进入广州接受日军投降的先头部队。 （傅健综合整理） 相关链接 　　空降兵作战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实现了许多军事思想先驱的梦想：穿过敌军的坚固防线正面，直接将兵力插入敌方的心脏地带，对敌造成震撼效果，进而对战局形成决定性影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方式得到了大量运用。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诞生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是中国国民党第５军团的一个伞兵团。伞兵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待遇也特别好，吃穿用都按美国伞兵标准。美军顾问团有３００余人。１９４５年７月完成伞训，随即开始负担对日作战任务。

美军- M3A1 Submachine Gun "Grease Gun" (黃油枪) 俄军-PPS43 Submachine Gun COD2 Sniper 美军- Springfield M1903 Sniper Rifle 英军- Scoped Lee-Enfield Rifle 俄军- Scoped Mosin-Nagant Rifle 德军- Scoped Mauser Kar-1898K Rifle

在沈阳中捷友谊厂内，有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这就是当年日军关押盟军战俘的奉天俘虏收容所遗址。这个鲜为人知的战俘营，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8月中旬，笔者来到这里，了解到许多当年日本侵略军对盟军战俘犯下的罪行，也了解到中国群众给予盟军战俘的无私帮助。 逃离日军要塞的中国战俘 恐怖的魔窟地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美、英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2年，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菲律宾战场失利，大批盟军官兵被俘。当年10月6日，日军挑选数千名盟军战俘，从马尼拉用船运往朝鲜釜山，然后用火车押往中国。11月11日，第一批被押往中国的盟军战俘到达冰天雪地的奉天（沈阳）。 战俘们来到沈阳后，先是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里，不久被转到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奉天俘虏收容所。奉天收容所是日军设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战俘营，日军还在吉林省郑家屯（今双辽市）和西安县（今辽源市）分别设立了直接隶属于这个收容所的两个分所，主要用于关押被俘的盟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时，站在他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就曾被关押在西安县战俘营。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英军中将帕西瓦尔。 从战俘营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四周开阔的田地中间，奉天战俘营高墙矗立，里面整齐地排着几栋房子。如今这些房子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只有一座水塔和两栋宿舍楼还完好保存着。据笔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其本国及被其占领的亚洲国家共设立了六十几个战俘营。这里只是其中之一。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从1942年到1945年，这里曾先后关押过美、英等国家的战俘2000多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17名。日本战败后，这些战俘获释时，平均年龄26岁，最大的62岁，最小的只有18岁。 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战俘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率为1.2%，而在这里的死亡率竟高达16%。可以说，这里是一座让人恐怖的魔窟地狱。 　　残酷的非人生活 日军置《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于不顾，无视战俘们的起码尊严和人格，对战俘的精神和肉体进行肆意摧残。 在这里，战俘们不仅随时随地会受到日军的殴打，而且经常会受到各种独出心裁的惩罚。当时，日军官兵最常用的一种惩罚手段是，让受罚的战俘双腿交叉跪坐在一个木头箱子上，头上顶着一个盘子，盘子里面装满水。受罚的战俘不许弄洒一滴水，否则就要重头再来。如果日军官兵觉得不满意，还要对战俘进行痛打。 除了各种肉体的折磨，还有更可怕的“阴云”笼罩着战俘。战俘们发现，经常有一些同伴被莫名其妙地带走，而且一去不回。一批又一批的战俘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张一波教授告诉笔者，近年来，随着一些战俘回忆录的出版和相关机密文件的公开，谜底终于解开。原来，被称作“黑太阳”的日本731部队，曾秘密地来到战俘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给一批战俘注射鼠疫菌。被注射的战俘轻者高烧不退，重者在痛苦中死去。731部队的人员还将战俘的尸体解剖，用于各种实验。 此外，战俘们还受到饥饿和疾病的威胁。战俘营的幸存者罗伯特·A·布朗回忆说：“当时物资极为匮乏，药品也奇缺，天气非常冷，死去的战俘很多，停尸房很快就被堆满了，后来成百具尸体被堆放到一间很大的库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 一位英军战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42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1942年11月14日，很多美国人患上了痢疾；1942年11月15日，生病者越来越多；151天内死亡201人…… 类似的日记还有很多。这些日记记录了战俘生命里最为惨痛的历史，也真实记录了日军残暴的罪行。 　　难忘的特殊友谊 二战结束后，被关押在这里的一些战俘自发地成立了“奉天幸存战俘联谊会”，许多人还回到沈阳故地重游。 2003年9月，由10多名战俘组成的“美国奉天战俘幸存者访问团”，回到昔日被关押的地方。今年2月25日，当年战俘营里最年轻的战俘罗伯特·A·布朗也重新踏上了阔别60年的沈阳。布朗是被押到沈阳的第一批盟军战俘。布朗说，很多战俘都想回来看看，但年纪不饶人。 盟军战俘们重返这个让他们饱受折磨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忘不了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也是为了寻找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 当年在战俘营编号为266号的美国战俘尼尔·加格，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回忆说，当年日军不仅不让战俘们吃饱饭，还强迫战俘做各种工作。他被日军强迫到“满洲工作机械会社”当一名钳工。和战俘们在一起干活的中国工友们，看见他们饿得发慌，经常暗地里给他们送些吃的东西。一次，在距离他干活的车床10米处工作的中国工人李立水，悄悄地从日本人运送蔬菜的马车上偷下两根黄瓜，乘日本监工不注意，扔到了尼尔的身边。对饥饿的战俘来说，这两根黄瓜就是一辈子的恩情。 1945年的春天，3名美国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事件发生后，日军大为震怒。日军通过调查发现，这3名战俘逃跑时所用的地图，是和战俘们一起干活的中国工人高德纯提供的。日军抓到高德纯后，对他进行了残酷折磨，并把他投入监狱。直至战俘营被解放后，高德纯才获得了自由。 重返战俘营的幸存者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战俘营遗址能够被保留下来，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军的暴行，不忘战争的灾难。据了解，今年5月上旬，战俘营旧址正式被沈阳市文物部门列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抗日三字经》是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于沦陷区的一种手抄本。据说出自抗日名将张自忠 之手。全文如下： 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祖国，务当先。昔岳母，训武穆，背刺字，精忠谱。岳家军，奋威武，打金兵，复故土。唐张巡，守睢阳，奋战死，称忠良。文天祥，骂元兵，伸正气，留英名。郑成功，守台湾，抗清兵，美名传。刘永福，黑旗军，打法兵，英名存。七月七，卢沟桥，日本鬼，开了炮。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把兵举，守南苑，攻丰台，身虽死，有荣哀。姚子青，守宝山，一营兵，只余三。段云青，一等兵，身体健，国术精。遇敌舟，跃身上，一挡三，是猛将，左一拳，右扫腿，两倭寇，齐落水，余一寇，逃船尾，刺刀下，立见鬼。阎海文，是空军，打敌机，八架焚。掷炸弹，炸敌轮，轰一声，三舰沉。身受伤，落敌方，从容中，举手枪，先杀敌，后自戕，不屈辱，真叫棒。此数将，军人魂，青史上，美名存

作者：原春二大队白田钦太郎 《概述》---春二回忆文献*春兵团下辖五个大队，1939年2月编成，旅团司令部设在石家庄（石门），后移至顺德-〉唐山-〉密云 　　下辖大队的驻防情况：第一大队（简称春一）：正定、东长寿-〉沙河-〉罗家屯、迁安、滦县-〉石匣镇 　　第二大队（简称春二）：晋县-〉钜鹿-〉抚宁-〉石匣镇 　　第三大队（简称春三）：石家庄、赵县、定县-〉南宫-〉遵化、丰润-〉攘柔、张家口 　　第四大队（简称春四）：磁县、新城、深县-〉威县-〉三女河、青岛 　　第五大队（简称春五）：井径-〉内邱-〉滦县、通县、彰德、密云 　　可以看出，春兵团的防区主要在河北省。抗战前期主要是防卫京汉铁路沿线、1943年以后 　　改为驻防长城附近的冀东地区。 　　春兵团的正式名称是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略称为：独混八，通称春2980部队），下辖的步兵大队分别是独立步兵三十一大队至独立步兵三十五大队，分别通称为春2981至春2985部队。 　　步兵大队之外，春兵团还配属有炮兵分队、工兵分队和通讯分队，分别是春2986、2987、2988。 　　本书则以通称的简写来称呼，比如春2981称为春一等等。 　　春兵团的战斗，究竟是怎样的呢？位于东京惠比寿的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战史丛书》中记录了抗日战争里日军在各地的战斗情况，其中有两册名为《华北治安战》，专门介绍了包括春兵团在内的华北各部队的情况。“华北治安战”说起来可能不太容易懂，到底什么是华北的治安作战呢？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游击战吧？说起游击战，估计首先浮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以老百姓的组织、民兵为对象的作战这么个印象，对我们来说，那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远远不是全部。我们的对手可是毫无疑问的正规军，不仅兵力众多，士气也很旺盛，武器装备也不是好惹的。恕我做这么一个大胆的定义： 　　1）他们和我们始终处于对峙状态、我们之间的接点就是频繁的中小规模战斗 　　2）经常要编成讨伐队、实施以扫荡其根据地为目的的进攻作战，也偶尔会有遭遇战 　　总之，我们的兵团平时驻屯在很多的据点里，分散兵力，多则十多名、大多数则只有几人。只有在中队队部这样的主要地区兵力才多一些，这也不曾超过五十人。而编成讨伐队的时候，还需要从这里面抽走兵力，剩下驻防的兵力就更少得可怜了。而讨伐队那边，毫无疑问集结到的兵力也不可能足够，必须靠最低限度的兵力支撑。因此导致了总能听到这样的感叹――“那时候要在给我一个小队的兵力，该有多美啊~~~” 　　在这样的慢性兵力不足症之外，还有三样事情让我们头疼： 　　一谓“情报”。简单地说来就是，我方的动静对方洞若明烛，而反过来敌人的情报，我方则很难把握。 　　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民众的协助与否。就算在日军势力所及之处，也有对方的间谍潜入、破坏和妨碍民众对我们的协作，使得我们很难掌握敌情，敌人的控制区就更不用提了..... 　　二则“脚下抹油”。敌人的装备简单、对附近的地理情况也明了，携带重武器的日军大部分时候都无法追赶上。而且经常使出被称为“钻地”的招数来：明明有一大队人马，一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藏起武器换上便装了）。 　　三曰“传统战术”，实在值得一提。概括来说，敌人的巧妙战术就是“看到大队人马，尽量避免冲突；碰上小股部队，也不知道从哪里就集结起很大一股部队来攻击之”。 　　关于在中国的战记已经出版过很多了，作家伊藤桂一所作的《密探们的国境--一个参谋长的终战》一书中，提及了华北日军的艰苦作战，特别对春兵团奋战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写：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军队主要在晋察冀边区逐渐加强实力，1940-41年前后，已经蓄积了一支很不好惹的战力。同时，他们在山东省也构筑了强大的势力范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增补南方战区的兵力，在中国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兵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仅重庆军队逐渐得到了美式武装的充实，中共军队也在急速地增强兵力，甚至在山里开设自己的兵工厂、意图大量生产武器。 　　我们只能和中共军队作战。中共根据地正面的日军部队，面对渐渐实力增强的中共军队，在完全得不到自身补充的情况下，渐渐陷入苦战之中。就算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兵力补充，由于战况严峻，补充上来的兵员也是一眨眼就被淘汰光了。 　　折田担任参谋所在的第五十九师团、山东的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桐兵团）、河北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春兵团）等，乃是与中共军队交手最艰苦的部队了。与八路军的交手，据统计平均每个月达到四十次之多。这样频繁的作战，有几条命恐怕也不够用的。但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老兵油子们，除非遇上实在背运的事情，都能守住唯一的一条老命，巧妙地坚持着战斗下去。也就是说，除非自己去适应战斗，否则不仅自己、就连所在的部队，都一样没有活路的。 　　关于独混八旅，还有如下不可思议的补充描述： 　　1944年4月，关东军部队约两千人在扫荡作战中遭遇近百名八路军小部队。八路见到讨伐队作出急忙逃走的样子，把讨伐队引诱到河北省名为马家峪的一个地方。由于这是一个非常适于部队大休的凹地，讨伐队就和平时演习一样把枪支在一起、甚至连步哨都没有放出去，就开始埋锅造饭了。等到发觉敌人的进攻，凹地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八路军，被团团包围。我方连拿枪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被敌人的弹雨笼罩的份儿了。毫无疑问，死伤惨重（经事后的统计，伤亡百余人）。 　　正巧讨伐队被包围攻击的地点附近，有个叫作西张土的小村落，这里有独混八旅的一支小部队担任警备。警备队得知讨伐队陷入苦战，派出了一个由二十人小队编成的援救队。 　　两千人的讨伐队被八路数千人包围，仅仅有二十人的救援队却敢上去送死！从数字上来看，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救援队急速赶到现场后，居然真的把讨伐队平安地救了出来。通常所说的“平安”，指的不过是没有很惨重的牺牲而已；而这次赶去的警备队，居然一个人也没有死！能够实现这样近乎奇迹的救援任务，也就是参加救援行动的警备队士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的缘故了。面对八路军这样的对手，能够忍受痛苦、战斗、并且生存下来的老兵们，意气风发如有神助般发挥了他们沉着、机敏的战斗能力。明白地说，在八路军这样的对手面前，比起桀骜不驯的两千关东军讨伐队，仅有二十人的救援队的战斗力才是了不起的。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质量高低。 　　独混八旅自从1939年编成以来，始终以河北省为中心，与中共军队拼死周旋。八路军呢，我方有优势的时候绝对不靠近，等到我方处于劣势，则一举投入重兵加以包围、彻底实现歼灭。也就是说，要么不作战，一旦作战就以全歼为目标。我方为了对付这种战术，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我方和敌方这样的你来我往惨烈拼杀的攻防经历镌刻出了一段历史。 　　1943年秋季，由独混八旅的两个大队所编成的讨伐队，在抚宁附近扫荡，没有遇上敌军而回。在返回的路上在一个名叫长峪的山村遭到了敌军的埋伏，接近两个中队几乎被全歼，另有两个中队死伤过半。讨伐队死伤超过五百人。然而，第二年春天，在杨家峪我方包围了敌人约两千之众，最终敌人遗尸八百，用这个战果实现了报复。 　　伴随着这样你杀我我杀你过程的同时，八路军的兵力渐渐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扩充；而日军的每个士兵的负担却在渐渐地加重、严峻起来了...... 　　《头一次作战》---春二回忆文献 　　1942年4月18日，我们还在进行新兵训练，就有机会参加了头一次作战。 　　教官和班长平素里在训练中就老吵吵着要给我们实战训练，所以真的碰上实战我们也没那么惊讶和紧张。就拿那天的事儿来说吧，我们在南和县城西郊进行演习。演习刚刚开始不久，值班的上等兵就从中队总部骑着自行车急火火地赶来，告知我们让我们出动。原来那天早上，在南和县城西北方向约二十公里的骆驼牧发现了侵入的约500人的敌人。中队主力立即出发、与这股敌人进行交火，所以调我们新兵训练队火速增援。 　　于是我们立即停止演习、掉头开车回兵营进行弹药补给（从训练的30发补充到180发子弹），然后再中队部前列队接受中队长的训话。然后再分乘两辆汽车赶往骆驼牧。 　　那天是个大晴天，灿烂的春光中华北的天地显得那么宽广，一望无边的大平原正如书上说的“麦苗绿、菜花黄”。看着这样美好的大自然，想想弄不好这兴许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风光，不禁有些伤感。 　　但是我们赶到的时候，敌人已经溃退了，我们首次看到了敌人战死的尸首。 　　这天的战果：敌人战死二十人，我们缴获捷克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支。 　　《播营战斗》---春二回忆文献 1943年8月22日在播营发生的战斗，背景是这样的： 　　春兵团在这年7月，从以前驻防的顺德地区换防到唐山地区。春一大队总部被设在罗家屯。罗家屯与铁路沿线的滦县之间的联络、人员物资的运输，则由配属给大队的汽车队（由十二三辆汽车组成）来协助完成。 　　但驻防后不久，途中的滦河上的桥梁（说是桥梁，不过是高粱杆搭成的而已）被敌人烧毁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汽车队一分为二，河南北岸各配置六七辆，约定时间到滦河两岸会合，在那里用渡船将人员、物资交换。 　　当时我虽然在无线电部队勤务，但有时候也下到分队去客串汽车队警卫什么的角色。我有的时候去南岸的分队、有的时候去北岸的分队。有那么一天，我在南队，早上从滦县出发、到达滦河南岸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每次都提前于我们到达的北岸分队居然踪影全无。 　　“不对劲啊~~~~”，正这么想着，从附近的爪村分遣队下来两个士兵，对谷川军医报告说“北岸分队遭到了袭击，损失相当严重”。 　　后来我们听说了战斗的情况是这样的：北岸分队打头的车辆行使到播营村附近的时候，忽然发现道路拐弯的地方被挖了一道壕沟，无法通过。于是踩刹车急停下来。就在这时，从播营村民房屋顶上南瓜叶后面隐蔽着的敌军捷克轻机枪猛射过来，第一辆车上的千叶中尉以下十七人全部战死。 　　这次战斗是敌人经常采用的伏击战术的典型，使我们痛心地认识到汽车行军中一定要加强对路两侧的警戒。 　　广濑是千叶中尉的传令兵，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坐第一辆车而上了第二辆车，因而得于幸免。后来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况，“你一定会问我为何没在播营战死吧？我都被人问了这个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多少遍了，真让我烦恼。”，他这样开始了叙述，出发的时候他自然是与千叶中尉同乘第一台车。但刚要开车的时候，千叶中尉忽然说“嘿、我的雨衣没带。广濑，你去给我取来！”于是他急忙下车回兵营取了雨衣回来。但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开动，他没有办法只好坐上了第二辆车。广濑一边摇着头一遍说“人的命运真是没法理解的啊！如果那时候千叶中尉没有忘记带雨衣，这会儿我.......”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但是就是这样，十个月后他还是在高各庄壮烈地战死了....... 　　《大王屯战斗》---春二回忆文献1944年1月中旬，守卫燕河营的治安军（协助日本的中国伪军）遭到敌方的突袭、蒙受了毁灭性打击，无法再确保当地的治安，不得不放弃而撤回。为了收容残留在那里的兵力和家属，中西讨伐队于1月22日从迁安县城出发前往燕河营，在完成了收容、撤退任务后踏上了归途。 　　第二天是1月23日，晌午时分队伍行进到大刘各庄，在那里吃午饭休整。 　　村子里有很多刚刚生过火的痕迹，看来就在不久前敌方有相当多的兵力也曾在此休息。 　　从这个村子出发后约一个小时，正当中西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后往回张望的节骨眼上，从身后传来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声！那时是13：30。 　　讨伐队立即掉头，左侧是第四中队、正面是第三中队、右翼是第二中队，呈战斗态势开始向敌人反击。 　　此后双方激战到日落为止，我们用山炮猛轰以密集队形渐渐后退的敌军。 　　这场战斗前两三天、华北刚刚很稀罕地下过了一场雪、这天在积雪中展开的一场激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据我所知，敌军敢于向编成讨伐队的我军主动发起进攻挑衅的，这还是头一遭。也就是从1944年这会儿开始，我们渐渐感受到了敌军日益旺盛的战斗欲望....... 　　《高各庄战斗》---春二回忆文献 　　1944年6月8日，靠近万里长城的冀东地区万里无云，田间的农作物都在这繁茂的季节由新绿变成了深绿色，在初夏眩目的阳光中轻轻摇摆。 　　那一天，我作为春一大队（星加少佐担任队长）队部、指挥班和无线电分队的一员，被派去参加讨伐队。 　　讨伐队在迁安集合。正午时分打头阵的一中队（一户中尉担任队长）先出发了，忙着欢送出发的战友的场面时至今日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出征的队伍里有很多我熟悉的面孔。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那竟会成为我们的永诀。 　　他们出发后拖了很久（大概是已经过了14：00吧），我们的大队队部才出发，向小松庄方向进发。过了四五十分钟，队伍中突然有两三个人叫起来：“啊~~~枪声！”，然后就向后望去。那几个家伙耳朵都是出了名的灵光、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还都什么也没听到呢。 　　似乎是在问“什么？枪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望去（我们正后方稍微偏左的方向），片刻之后终于听到了传来的枪声大作。机枪、步枪、还有似乎是迫击炮爆炸的声音。毫无疑问、肯定是敌军大部队在对第一中队展开攻击了。与此同时，大队队部也马上知道了高各庄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 　　大队长立即命令向枪响的方向急行军，大家立即掉转马头超左后方赶去。但是那附近都是凹凸不平的乔木林和灌木林，很难走，茂密的枝叶简直是遮天蔽日。此外还有敌人阻击的子弹也纷纷打来，真令我们欲速而不达。等到大队长和指挥班进展到小涌庄这个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日暮时分，光线只能将将看清人脸罢了。 　　到了晚上敌人也没有撤军，激战持续了一夜，好容易迎来了黎明。这场战斗的情形千装先生所写的书是这样记叙的：正如刚才说的，一中队作为打头阵的，首先来到了高各庄。中队领导们在伪军所守卫的炮楼里开了个小会、了解了一下当地情况，便采取行动去占领距离那里有一段距离的小高地。当他们占领了第一座小山后、发现前面隔着一处鞍地的对面有一座更高一些的小山。于是他们又打算前出到那里。接下来先是左翼担任侧卫的长谷本分队打算攀上山的时候，山脊对面隐藏着的敌军主力突然出现在眼前，朝着他们一通猛射，这个分队大半都猝不及防地被干掉了......接下来正面也出现了敌军，小林小队也遭到了猛烈射击，打得很艰苦；千装小队和指挥部当时还在第一座小山上，勉强组织反击，坚韧地等待援军。 　　后来木村中尉率领的二中队赶到支援、加入战团，一直到天黑激战都在持续着。 　　这次战斗，我方自中队长一户中尉、小队长小林少尉以下阵亡四十七人、还有多人负伤。 　　当噩梦般的夜晚过去、迎来黎明的时候，我看着受伤和阵亡的弟兄们纷纷被用简易的担架从山上运下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千装小队长、西原指挥班长他们两个在作战过程中，一直在焦急地等候大队的来援，“大队队部还没来？”、“让我们坚持到大队队部赶来吧”.....就这样互相鼓励着、靠着这个信念，以少的可怜的兵力与众多的敌军周旋、一直支撑到二中队赶到救援为止。这样的英勇，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坦克部队损失惨重》---春二回忆文献 　　华北的冀东地区，在北部以长城一线为国界与满洲国（现在的中国东北）接壤，大多是山岳地带，没有多少平整的地区，我们的讨伐作战受到地形的影响，十分辛苦。 　　大概是在1943年底冬季的时候吧，那时我所在的部队主力驻扎在抚宁县城，主要的任务就是讨伐附近地区蠢蠢欲动的共党八路的队伍。那会儿有一次，讨伐队配属了从别的兵团征借的坦克小队。这个小队我记得是一名年轻的见习士官所指挥，由三辆坦克和两辆负载燃料专用的卡车构成。 　　那是扫荡作战某天的事情了，那天的进攻目标是抚宁县的刘田各庄以及其附近出没的敌军主力部队。讨伐队从头天夜里大休止地点出发，分成数列纵队，向目标村落附近包围过去。各纵队间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样子，最右翼的总队就是这个坦克小队。其左侧就是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和直属的两个步兵小队以及辎重。 　　那天临出发前，坦克小队长请求装燃料的卡车上最好能派给他们一个分队的警备力量，但讨伐队总部也缺兵少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好拒绝，至今我还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 　　看着讨伐队总部指挥班的右翼两公里左右的纵队高扬着太阳军旗、顺利地进军直至看不见为止，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的纵队，也想着目标刘田各庄突击。记得大概是下午两点，作为一起突击信号的发烟筒终于被发射了上去。那天一早开始就有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无法听到右翼纵队方向的任何声音。各路纵队相继开进到了刘田各庄，果然发现了敌军主力部队在此休整的痕迹，到处是敌军突然发现我军的到来、急匆匆逃走的迹象。我们在村子的中间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右翼纵队的一辆轻型坦克从刘田各庄东面隔着一个高地距离约三公里左右的曹各庄方向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我们刚刚在曹各庄附近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交战！” 　　我们当时的紧张情形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连忙向村子东侧的高地（标高约七、八百米左右）进发。 　　我什么时候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一眼望去宽广的高粱地中间的曹各庄附近尽是左冲右突的大部队，我在华北这么长的战场生涯里面，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敌军这么大的部队！ 　　我方立即用重机枪一起开始射击，察觉我方主力到来的敌军，立即散乱开来向曹各庄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区逃走。仗着他们轻装而且脚快，不一会儿就从战场逃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急忙冲进曹各庄，却只看到了两辆坦克抛锚、两辆卡车着火、右翼纵队全员战死的惨状。 　　根据时间判断当时的情况，察觉到我军讨伐队扫荡的敌军在从刘田各庄逃走的路上，于曹各庄附近遭遇我军的右翼坦克小分队，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战斗，被引诱到村子里胡同深处的轻型坦克，似乎是被高粱杆所点燃的烟幕隔绝而抛锚。看到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竟然落得如此惨状，实在是痛心不已。更有甚者，负载燃料的卡车上的随乘队员的身影也一个不见，全部失踪。发生了这么激烈的战斗，却由于那天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对激战的声音完全无法察觉。 　　离发生战斗的地方过去七八公里，就是讨伐队的基地――抚宁县城了，讨伐队首先收容了轻型坦克和卡车的残骸，随即以当天看到的敌军主力部队为目标展开了新的一轮扫荡，也算是为轻型坦克分队报仇的作战吧..... 　　算上时不时要回到抚宁县城的基地去补充弹药粮草以及被服修理，这次的扫荡作战持续了二十天。 　　就在扫荡中间的某天傍晚，抚宁县里的伪军县警察队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是前些天战斗中失踪的日军已经全都战死了、被埋葬在曹各庄村子附近。 　　我那次正好没参加扫荡、赶上驻守县城的任务。接到这个消息，我就从留守的卫兵中挑选了差不多十个人编成一队，带上一挺轻机枪、一具掷弹筒，乘坐一辆卡车朝目的地进发了。 　　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对方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引诱我们前往而在途中打我们的伏击。考虑到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加以万分的小心。 　　大部队去扫荡了，只有我在留守，所以就我们这么点可怜的兵力去收容战友的遗骸，紧张的情绪可想而知。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到了曹各庄前头的一个村子。由于头些天的那场激战，也许是当地老百姓估计着日军回来报复，所以村子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古怪。终于让我们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藏着的中年农民。我连通过伪军警察的翻译都等不急、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亲自讯问。万幸，这人正好是前些天被八路军强迫着去埋葬阵亡日军的老百姓之一。我们急忙全体动员，从村子里找来了铁锹、锄头。曹各庄村子南侧的河滩就是我们的目标。河床很浅，水流清澈，是华北很难见到的秀丽景象。这时从北侧丘陵地带对面的村子里，传来了两三声可疑的枪响，也许是什么联络的暗号吧。我们都紧张起来，加紧在目标地区的挖掘工作。也许是冬天寒冷的缘故吧、我们终于挖到了几具面容完好的战友遗骸。郑重地将遗体抬到卡车上，我们所有人一同举枪致敬。默默地为亡者举枪祷告的激动心情，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从别的部队临时借调给我们，与我们的讨伐队同心协力英勇战斗过、壮烈牺牲的战友，如果下落不明地了解此事、无论是对他们在日本国内的亲属，还是对我们春二大队的声誉来说都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如今，我们的执著终于有了报偿。 　　待我们一收容好尸体、就急忙从那里逃离，从后方传来了几声枪响。在山影憧憧的山路上，看着夜空里淡淡闪耀的星辰，我感受着华北荒野那初冬逼人的寒气，和载着遗体的汽车在山路上一起摇摇摆摆的眼眶中，闪烁着感情复杂的泪光。

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以3500万人伤亡和近5000亿美元物质损失的代价，拖住了日军近70%的兵力，为盟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版从这期开始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报道，全面回顾中国军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大无畏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笕桥空战戳穿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日下午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中国空军投入战斗。 　　8月14日中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刚刚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就接到日军9架轰炸机突然来袭的消息。还没来得及补充油料的中国空军战机立刻升空迎敌。此时，日军飞机正在空中“漫步”，左顾右盼地寻找攻击目标。高志航一马当先，迎着一架日机猛扑上去。骄横的日机毫不示弱，也迎头冲来。眼看两机就要相撞，胆寒的日军赶忙躲避。就在这一瞬间，高志航成功“咬”住了敌机的尾巴，射出复仇的子弹。敌机应声爆炸，变成一团火球坠落下去。亲眼目睹大队长击落敌机，中国飞行员信心大增，很快与日机混战成一团。在日本飞行员看来，中国飞行员的攻击异常凶猛，哪里是在进行空战，简直是在进行“空中拼刺刀”。从未遇到如此阵势的日军手忙脚乱，接连被击落，而中国飞机无一损失。15时40分，燃油耗尽的中国飞机撤出战斗，“比分”锁定为6比0，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笕桥空战不但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以惊人的速度详细报道了此次空战，纷纷称赞中国空军的英雄壮举。在之后几天里，日军组织疯狂反扑，但一再遭受重创，日本鹿屋航空联队队长石井义大佐也因为无法交差而剖腹自杀。 　　击落21架敌机———送给天皇的“生日礼物” 　　南京沦陷后，得意忘形的日军开始进犯武汉三镇。1938年2月18日，日军出动38架战机直扑武汉。但在短短12分钟的空战中，日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2架。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天皇的生日。为庆祝天皇生日，日军决定再次空袭武汉。然而，此前中国空军已从一名被击毙的日军飞行员的笔记本中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不明就里的日军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一路杀气腾腾飞临武汉。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摩拳擦掌等待日机进入布好的口袋。 　　日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的9架战机就奋勇突入敌编队之中，与敌展开空中“肉搏”战。开战不到5分钟，飞行员陈怀民首先击落1架日机。接着，他一拨机头，又盯住了1架敌机。另外5架日机发疯似地扑了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毅然开足马力，向附近的一架敌机高速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在陈怀民英雄壮举的鼓舞下，中国空军越战越勇，经过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日机21架，而中方仅损失战机2架，负伤3架，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次日，闻讯的冯玉祥将军被陈怀民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写诗赞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内，日军再未敢进犯武汉。直到5月31日，日军才出动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袭击武汉，但又被击落14架。至此，中国空军在武汉空战中已经击落日机47架，不但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日军“四大天王”先后丧命 　　在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军飞行员中，有许多是王牌飞行员。其中，三轮宽少佐、山下七郎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和南乡茂章大尉，是日军通过多次评比选出的四名最优秀的飞行员，号称“四大天王”。然而，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四大天王”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先后被年轻的中国空军送上西天。 　　最先丧命的是享有“射击之王”和“攻击能手”美誉的三轮宽。他曾多次率机攻击北京、保定、石家庄和大同等地，犯下累累罪行。1937年9月21日，三轮宽率领轰炸机和战斗机21架轰炸太原。中国空军第28中队中队长陈其光奉命率4架战机起飞拦截。空战中陈其光咬住一架日机。尽管敌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逃脱，但陈其光始终咬住不放，并抓住时机果断开火。敌机中弹后迫降在一块麦田里。日机驾驶员被闻讯赶来的当地农民一阵乱棒打死。后来，在清理遗物时才发现，原来死者就是三轮宽。 　　仅仅五天后，日军另一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也被击毙。9月26日，山下七郎驾机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日机群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战斗机中弹，迫降后被俘。顽固不化的山下七郎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跑，但很快被捉回并被枪决。 　　第三个被击落的是号称“东方红武士”的潮田良平。1938年1月7日，他在南昌上空被中国飞行员徐葆畇击落殒命。 　　最后一个被击落的是南乡茂章。被誉为“四大天王”之首的南乡茂章，根本不把中国飞行员放在眼里，一再扬言要替其他三个“天王” 　　报仇。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机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空战。战斗中，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这名英勇的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南乡茂章的座机撞去。南乡拼命操纵飞机想躲开，但为时已晚。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 　　“四大天王”的毙命对日军航空队的士气打击极大，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参加了南乡茂章的追悼会，当众痛哭流涕。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共出动战斗机18509架次，轰炸机2604架次，作战4027次，空战击落日机568架，炸毁地面日机599架，共计1167架，不但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黄粱美梦，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石家庄的平安公园，每天有很多人在此乐而忘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60年前，这里曾是日军建立的中国军民的炼狱之地———“南兵营”；日军在济南的集中营“新华院”，如今也成了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校址。与这两个集中营一样，北平的“西苑盨生队”等数以十计的日军杀人魔窟，现在都难复史迹。 　　每一年的春天，世界各地都会念起波兰的小镇奥斯威辛，并视其为人类苦难的象征，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先辈也曾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中遭受屈辱、迫害和死亡，甚至他们曾经流血的土地就在我们脚下。 　　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的集中营遍布全国各地，初步调查，已有20多个集中营的旧有轮廓显露出来。今天，通过幸存者的口，我们终于能够看到那远去史迹的轮廓以及那不该忘却的苦痛和罪恶。 　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88岁的张永顺永远也忘不了他在洛阳西贡集中营的日子。1944年4月，日军攻陷洛阳，俘虏国民党军万余人，张永顺亦在其中。为了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日军在洛阳旧城西关外改建西贡军营而成集中营。地狱的大门从此向张永顺们打开。“日本人每顿饭就给我们发一把谷子，或者一把黑豆，一把玉米粒，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发了27颗玉米粒。”张永顺回忆说。同样是27颗玉米粒，却是唐金安3天的食粮。在押送途中，日本人一周只给一把高粱，一滴水不给喝，很多人干渴倒地，河南人白祺华是靠舔牙膏活下来的。 　　吃不饱，没水喝，这是日军集中营中最普遍的事儿，尤以西贡集中营为甚。日军原一一零师团一六三联队长、战犯上坂胜曾到过西贡集中营两次。他在认罪交待中提到：“我看见俘虏因收容所的给养极为粗劣，大部分都很瘦，衣服寝具的供给又不够充分，几乎全部穿着原有的衣服……在收容所南侧田里的干井中有五六具尸体。这些尸体瘦得皮包骨头。显然，他们不是因营养失调致死，就是被饿死。” 　　到了秋冬，战俘要忍受的还有寒冷。因为集中营里发的牢服根本难以遮体，再加上营房四处透风，很多人扛不住就活活被冻死。一个名叫赵天的战俘在去厕所的路上捡了一个装石灰的草袋，晚上睡觉就钻在里面挡风寒。不巧来了一个日本兵查房，用刺刀挑开草袋不让他睡，随后把他拉到井口，提起两脚就向井里抛。有些战俘为了御寒常常两三个搭伴儿挤在一块儿睡。睡觉时人都好好的，可是有的人越睡越凉，用手一推，已经死了。 　仅就吃住而言，其他集中营的情况甚至更差。河北人康庆和原是山海关“铁矛队”警卫班班长，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押入塘沽集中营。日军按地区将他和其他71人编成一个中队。晚上怕他们逃跑，“鬼子就让我们脱光衣服睡觉”。由于地方小人多，“鬼子强迫4～5人压摞睡觉，谁不躺下就挨打。下边的人压得难受还不准出声，谁出声立即被拉出来用棒子打死。体质不好的在下边被压死，在上边的被冻死。” 　　康庆和们吃的是盐碱地长的草籽和橡子面烙的饼子。没有水喝就得喝尿。“喝尿，让日本人看见了也得挨打。”冬天房檐上有冰溜子，用石头凿下来用手擦两下就吃。“冰溜子哪来的？我们睡的是冷冻仓库，一两千人往上哈气，上面是铁板，热气到铁板上就变成冰溜子了。” 　　老鼠吃红了眼，有身体不灵便的病人被活活咬死 　　在各个集中营大都流传着“只要进病栋，就难逃活命”的说法。抗战时期任河北省广宗县四区区长的姜化民被捕后关在“南兵营”。他回忆道，“南兵营”内设有3个病栋，一病栋是外科，二病栋是内科，三病栋是把病人放进去等死。“狭小的病栋经常拥挤着三四百人，室内臭气扑鼻，而且并不医治，也无药品，有的只是医生的棍棒。”战俘们都把病栋称为“阎王殿”，有进无出。 　　1943年3月至4月，劳工协会职员到青岛日军第二劳工训练所去帮忙并留存了一份日报，从中不难看到战俘劳工患病后的遭遇：“因饮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合为一餐)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且无饮料(水)，致彼等因饥渴成疾者较近日为多……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查各病舍空气污浊……” 　　虽然集中营分散各地，但是进入病栋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尽管“南兵营”的胶皮运尸车从早忙到晚，但仍有很多尸体来不及运出，而成为老鼠的食物。不管白天黑夜，身长约20公分长的老鼠在病栋里窜来窜去，撕咬死人的耳朵、脸、脚趾等。慢慢地胆子吃大了，它们就红着眼睛咬那些还活着的病人，有身体不灵便的竟被活活咬死。 　　战俘死后就被拖到外面埋掉。“南兵营”里干这活的是休门镇的拉尸队。拉尸队最忙碌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拉290多人，平板车拉不过来，就用汽车。有一些病人被赤身抛进拉尸车上时，还在不断地呻吟喊叫：“我还没有死……”。 　　由于砍得又快又凶，人头上的眼睛还在眨动，嘴巴一合一张 　　河南南召人景云祥当年在国民党汤恩伯属下当兵，“河南战役”被俘后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回忆起当年的惨景，他至今仍感到毛骨悚然：一天傍晚，3个喝了酒的日本鬼子嘻嘻哈哈地来到我们住处，拉出了原在我们营部当勤务兵的一个小鬼，叫他成“大”字形站着，两个鬼子一个人拉直他的一只手，另一个鬼子站在他的背后，先用东洋刀比划了一下，接着只见他嘴一咧，举刀嗨嗨地吼叫了3声，那个勤务兵的两只胳膊就被砍落在地，第三刀是从天门顶上劈下去的，一直劈到了腰部。那两个鬼子见此拍手哈哈大笑起来，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看样子是说这个鬼子不行，最后一刀没有把人劈成两半。还有一次，我们同组有个从军校来的学生兵，在刨枕木时将一块石块砸得飞起来，不巧将一个监工的鬼子军官的眼镜打碎了。只见这个鬼子狰狞着脸走过来，刷地拔出东洋刀，寒光一闪，那个学生兵的头就滚落到我脚下。由于砍得又快又凶，我看到人头上的眼睛还在眨动，嘴巴一合一张。 　　河北康各庄农民安老北的庄稼地紧挨着保定集中营，他在地里劳动经常看见日本兵杀害战俘劳工。1942年春天，他正在锄地，看见4个日本兵押着一个穿黄绿色军服的八路军战俘，从集中营南边小门内走出来。走到附近的土岗子上，日本兵用枪逼着这个战俘在土岗子上挖坑，挖了一会儿，就推在坑里试一试，上来又强迫挖，不一会儿，那4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喊着呀呀的口号，向这个战俘乱刺，刺死后，就埋在刚挖的那个坑里。 　　在北平集中营，一位中国老人，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兵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又被扒光衣裳，捆绑着塞进一个钉满铁钉的破木桶中，木桶里全是长长的钉子尖儿，日本兵还用钉子把木桶钉上盖儿，然后把木桶放倒，几个日本兵轮流用脚踹，随着木桶在地上来回滚动，桶中传出老人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屯住济南的日军防疫给水部是和731部队一样的细菌部队，组建于1938年，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培植伤寒、霍乱、赤痢病菌等。在济南“新华院”，该部队常常以为战俘治病为名，将细菌、病毒注入其肌体，检验病菌效力，并进行活体解剖。 　　据济南防疫给水部军医竹内丰供述，1943年8月，他们为试验伤寒病菌，从“新华院”要来11名中国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给他们注射我们培养的伤寒菌，或将细菌投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不久，症状便出现了，持续高烧、呻吟、苦闷，甚至说胡话……首先将一个人抬进解剖室，濒临死亡的俘虏发现解剖台旁已经准备好解剖所必需的大小手术刀及其他各种器械，立即在极端痛苦之中发出哀鸣：“军医啊！军医啊！”我便拿起手术刀……打开了腹腔……我从扩开的腹腔里，将内脏拿出，放在一个搪瓷面盆里，然后，同木村军医一同开始检查病变……我把被细菌侵蚀变化明显的部分肠管切断，又将脾脏摘出，装入标本瓶，以便制作切片标本……当我们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以后，向他的肘部静脉注射了两毫升吗啡，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南兵营爆发5次大暴动，第一次逃走30余人，其余4次被残酷镇压 　　集中营内死尸遍地，却吓不住有勇气生存的人们，反抗的星星之火燃烧在每一个角落。 　　在南兵营，战俘劳工通过把反动口号变成革命口号、磨洋工、有意识地破坏等方式和敌人斗争，并不时发生有组织、有计划地逃跑和暴动。1943年以前，“南兵营”曾发生过数次逃跑事件，多是在外出做工或者外送途中，每次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不等。1944年春，因日军第一一零师团调洛阳作战，集中营管理放松，接连发生了5次有组织的暴动。 　　第一次暴动是1944年2月，冀南滏西大队的40多人，送进集中营后被关在一起。他们看到集中营环境恶劣，心想与其被敌人折磨死，不如暴动越狱与敌人一拼。张喜来等人找到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杠子，每人又从屋里地上揭下4块砖头作武器，趁半夜天黑，警戒麻痹，砸倒门口的日军警卫冲出。等敌人开枪还击时，他们已冲出二三十人。此次暴动，逃走30余人，有11人被敌人杀害，敌人还把一名暴动者的人头割下来，挂在电杆上示众。 　　此次暴动大大鼓舞了战俘劳工们的斗志，但也引起了日本看守军的注意。日军又在集中营内东西院之间挖了一条深沟，并架设了铁丝网。结果这之后的4次暴动都遭到沉重打击，不少暴动骨干被用各种残忍手段杀死。 　　“六月特支”与地下工作小组 　　在南兵营内，被俘党员的斗争活动始终没有停止，有组织的支部活动开始于1942年夏天。当时，有两支GCD的力量比较活跃，一支是以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为首的地方干部，一支是以谷自珍为首的抗大二分校直属的抗三团的军队干部。 　　王泊生被捕后，在老部下的掩护下，很快与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等人取得联系。当时徐、史二人已担任了集中营干部班的正、副总班长，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又联洛了几个被俘的管理干部成立了“党的同情小组”。与此同时，抗三团组织股副股长谷自珍(化名刘旺)被捕入营后，考查联系了一批抗三团的党员，成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取名“六一小组”。后来，两股力量合成一股，统称“六月特支”。 　　此时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多数都在“特支”的掌握下，斗争也从自发变为自觉，由个别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外出劳动不是“磨洋工”就是“小破坏”。地基挖了又填，填了再挖；成堆的新砖新瓦，转眼间碎了一地……劳动休息时，还同警戒的日本下层士兵谈天论地做争取工作。因为多数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劳动休息时，日本兵让战俘们唱中国歌时，“特支”的党员们就组织难友们给日本兵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一些受到影响的日本士兵值勤时，只要当官的不在，就比较随便；当官的来了，他们打个招呼，战俘劳工就干一会儿。一些非党群众都感觉到“南兵营”的气氛“不同一般”。 　　除“六月特支”之外，张子元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也在秘密开展活动。1943年，他主动向党组织请缨到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在华北劳工协会任职，并兼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努力改善集中营生活条件，并借助各种机会保护同志营救干部。当时，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充当汉奸和杂役，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他曾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20多人送出集中营。借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趁机送出GCD干部两批80多人。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队，仿效我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3批送去90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了太行根据地。 　　 集中营里的“国共合作” 　　1943年11月，清河军区GCD员夏方明在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关押在济南“新华院”。一进去他就想发动难友暴动，但是势单力薄终难成事。慢慢他发现，国民党第十五旅特务营因为不满官长投日被全部关押在集中营内。这些人眼看求生无望，多有越狱逃生的念头。于是，夏方明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串联了张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动计划和行动暗号。但因有人告密，致使暴动失败。 　　在北平集中营，“国共合作”则结出了果实。1942年8月，一支由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组成的战俘劳工队被关押到北平集中营，和他们关在一起的是200多名八路军战俘。相同的命运和血脉很快让两支队伍走到一起。八路军战俘与他们秘密商定组织暴动以求生路。因走漏风声，未能如愿。两天后，日军又送这批国民党战俘去天津做工。临行前，八路军战俘还提醒他们：要寻找机会打死押车的鬼子，跳车逃跑。在八路军战俘反抗斗争精神的启发下，他们下定了逃跑的决心。当时押车的敌人只有10人，而他们有90人，都在一个车厢里。经过周密部署，他们出其不意地杀死了9个敌人跳车逃走。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奔了八路军，到了延安。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太原集中营。虽然日军有意识地采用“以俘治俘”、“以华治华”的策略，区别对待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GCD八路军俘虏，但是GCD人刘侵霄和李滋组建的秘密支部还是很注意团结国民党普通士兵，并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八路军。一次，日军押送1500名战俘劳工到唐山。途中在一个车站，先由几个人嚷着要解手，日军只好解开捆在战俘劳工胳膊上的绳索，一声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开，日军只抓回200多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跑到了抗日根据地。　 日军在华北的六大集中营 　　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的集中营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华北规模最大。经过初步调查，已有20多个集中营的旧有轮廓显露出来，其中6个最为著名。 　　石家庄集中营 　　迫害最惨烈 斗争最激烈 　　目前所知日军开设时间最长，关押人员最多，迫害最惨烈，斗争最激烈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石家庄集中营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军、警、宪、特的小监狱和“华北劳工协会石门办事处”，先后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约两万人在集中营中被折磨致死。因其位于石家庄市南郊，俗称“南兵营”，官称“石门劳工教习所”。 　　济南集中营 　　被关押者常成为日军细菌实验试验品 　　成立于1940年5月，初名“救国训练所”，由一个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握着屠刀的日本武僧樱井荣章少尉管理。此一阶段日军主要是对战俘、囚犯和抗日军民进行“战意瓦解”、“政治争取”、“宽大怀柔”、“奴化教育”，培养汉奸力量；1942年底，改名“新华院”，由驻济南日军第十二军(代号仁字第4221部队)管辖，此一阶段该营借鉴石家庄集中营的多种办法，训练战俘，输送劳工。因济南驻有日军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派遣支部(代号1875)，所以此集中营的抗日军民较之其他集中营又多了一层苦难，常常被拉去作为日军细菌实验的试验品。 　　太原集中营 　　军队医院的血库 　　建于1938年6月，对外称太原工程队。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大批收容战俘被关押于此。战俘在集中营以做工为主，除了营内的杂活，还组成大大小小的施工队，在市区修马路，筑桥梁，修机场，或完成市区的民用工程，或到日军仓库搬运装卸，或到日军营区修建军事工程。日军还把战俘集中营当成军队医院的血库，经常把一批批身强体壮的战俘送到第一军医院定时抽血。很多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北平集中营 　　幸存政治犯不足1／10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后马上建立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中条山战役后，山西的大批战俘曾押送于此，后来也曾接纳太原、石家庄集中营的转押。据幸存者回忆，该营共关押政治犯3.7万多人，释放时仅有3400人。 　　塘沽集中营 　　战俘劳工转运站 　　初建于1943年冬，既是劳工“训练所”，又是战俘劳工转运站，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由此被送往日本本土做苦力。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169批，从塘沽乘船送往日本的战俘劳工就有86批，占总批次的51%；日本从中国强掳劳工，押上船的人数为38935人，从塘沽上船的共计20686人，占中国押往日本战俘劳工总数的51%。 　　洛阳集中营 　　俘虏收容魔窟 　　又称洛阳俘虏收容所，成立于1944年5月，结束于1945年8月，地址在原洛阳旧城西关外的西贡兵营。该营主要是为“洛阳战役”而建，该战役中日军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为便于管理和就地利用，改建北洋军阀原来的屯兵所而成收容魔窟。据统计，洛阳集中营关押过的战俘达3万之多，日本投降时释放的俘虏不到300人。 　　除此，日军还在青岛、保定、开封和徐州等地建立了残害中国人的杀人基地。　 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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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