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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沈晚报 　　击毙日本侵略头目前首相伊藤博文的著名朝鲜抗日义士安重根的绝命诗首次在沈阳曝光。昨日来自沈阳市大东区的赵红启将自己的收藏展示给记者看。据称这是安重根在旅顺监狱临终所著，诗卷5米长，共著诗7首。他从1910年2月4日写到2月9日，每天写一首。至今此诗卷已有95年历史。 　　安重根狱中手迹沈阳露脸 　　爱好书画收藏的37岁的赵红启是最近偶然在大连的朋友家中得到的这卷绝命诗。他请不少收藏者对此进行鉴别，还在韩国关于安重根的网站上仔细核对了他的掌印和笔迹。当然他也希望向社会求证真伪。 　　“眼中飞雪心中寒，江山一夜皆至换”。记者看到7首诗都用毛笔写在桔红色的家织布上，长有5米，宽有50厘米。汉字书法、字体沉厚、笔力苍劲。每首诗都写有日期，分别是庚戊年（即1910年）2月4日至9日。落款写有“大韩国人，安重根书”，并印有掌印。整个诗作大气磅礴，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看到左手掌印上无名指与小指平齐。据记载，1909年1月，安重根与姜基伟等11人结成断指同盟，先由安重根切断左手一截无名指，血书“大韩独立”四字，姜基伟等10人也依次照办。最后大家一起山呼“大韩独立万岁！”安重根被推为盟主。他们开始分头到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侨民中，为重建义兵队伍积极开展工作。 　　如果此卷诗著是真迹，那么写这些诗时安重根已在旅顺监狱内被摧残了5个月之久。此诗写后的第二日，即1910年2月10日，安重根走进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2月14日被判处死刑。3月26日9时4分，安重根身穿传统的纯白绸服装，从容走上绞刑台，在旅顺大狱内英勇就义，终年31岁。(辽沈晚报王志东)

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60年的黑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1954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 　　1993年6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意识到有隐藏黑幕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重大发现：各地询查找到史料 　　此后3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1953年至1955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 　　深入受害区取证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400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出书披露屠杀历史 　　2003年7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42．75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 　　细菌战真相：日军战俘交代详情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12军第59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石井四郎发布动员令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 　　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病菌由河水携带散布 　　林茂美供述：“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111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40多万平民被害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后揭秘：用“隐词”严加保密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细菌战罪证被带回日本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 新华社记者董学清

　遇害者遭“化骨”抛尸 　　谭教授调查后发现，死去的难民主要通过4种方式毁灭，令人发指。最初是土埋。日军强迫劳力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探沟，每道沟都有上百米长，好几米深。不断把新土往同一侧倒。将一边深沟填满尸体之后，便在旁边再挖上一道。而后一道探沟挖出来的新土，便盖到了前一道深沟里的尸体上面。由于是薄土厚尸，沟中的尸体一层又一层地重叠着的，很容易腐烂化解掉，一年多后原来的探沟便塌陷了下去，显出了凹痕。 　　随后，日军由采取火烧的方式焚烧尸体，却因为汽油终于耗不起，改为弄起两个“化骨池”，用砖和水泥砌起两个处理尸体的池子，泡上硝水、石灰，并排在难民所大门的左侧，每个大约20多平方米，深4米，尸体丢下去后不仅将肉体化解掉，连骨头也化了。 　　在以上种种都应付不来后，日军用上“猪笼车”，把死去的难民运出抛尸在深山野岭，其中不少直接抛入白云山山谷中。 　　纪念碑有望年内建成 　　作为省政府参事，谭元亨在最近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在海珠区重修“粤港难民纪念碑”，并将碑址从居民点迁移到就近的公园或空地上，重新设计纪念碑。在纪念碑侧修建纪念馆，举办专题展览。谭教授说，建纪念碑的愿望应该可以实现，据说海珠区政府目前已着手进行纪念碑的筹建工作，有望年内建成。 　　幸存难民讲述在日军细菌实验中的生死经历 　　“难民所就是细菌实验所” 　　在广州海珠区南石西一个老巷子里，我们找到了在此居住的75岁老人肖铮，他是广州造纸厂的退休职工。肖老伯是日军细菌武器下的幸存者之一。199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本老兵来广州忏悔。直到那一年，肖老伯才知道，自己左脚受创伤的真正原因——罪恶的细菌实验。24日，肖老伯拿出一张自制的南石头村难民所图表，向记者回忆当年的恐怖往事。 　　7岁弟弟饭后死于难民所 　　1942年，肖铮才10岁，当时天气已经转冷，肖铮全家人又冷又饿，实在无法忍受。难民所的职员陶干事就建议他们家进入难民所里面，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点饭和粥吃。由于他们是本地人，难民所的职员对他们有所“关照”，叫他们白天进去，晚上出来。在此之前，肖铮对难民所有所了解，知道进去后就可能无法出来。他的父亲肖秋就是6个抬尸人之一，他告诉肖铮，死亡的难民人数有一万多人。尽管如此，他们明知难民所是生死衙门，但仍要进去。因为穷困到极点，实在是别无选择。最终，肖铮和弟弟进去了，但吃了日本人的饭粥后，肖铮7岁的弟弟没几天就经常全身发冷，撑了没多久就死了。同时，这个怪病又很快出现在肖铮身上，并开始烂脚。好在肖铮命大，竟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但是，难民所的生活还是给肖铮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左脚痊愈后，从此走路有些跛脚，每到天气变化，左腿至今仍疼痛难忍。 　　化骨池里有嘴巴一张一合 　　据肖老伯回忆，1942年，难民所里香港同胞占大多数。1941年底，香港沦陷，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逃回内地，其中保守估计有几万人坐船绕过大屿山，从珠江口直奔广州逃命。没想到，他们逃难路线的终点恰好就是广州南石头难民所。肖老伯说：“日本人打香港，香港人家庭被炸毁，没东西吃，统统逃到广州。船停满了离难民所不远的珠江岸边码头，每天都有三四百条船。一条船大约有二三百人，船上的难民都挤满了，坐都没地方坐。”南石头是日军设立的难民所，当时的名字叫“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肖老伯说，当时的难民很多，难民房住满了人，无法安置其他难民，就用炮楼安置他们。在这里，平均每天都有几十人非正常性死亡。这些香港难民没料到离开了沦陷地，却投入了另一个埋葬场。肖老伯告诉记者，难民房里有难民将要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一个姓陈的人，他会叫人把那些将要死亡的人搬去病房(即停尸房)。每天，肖老伯的父亲等6个人会到病房搬走尸体，那些还有气息的难民照样也被搬走。 　　在肖铮自制的图表里，标得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化骨池。死去的难民就被板车拉过来，再投以石灰及药水进行腐化，使死者身上的肉体腐烂成为液体或者泥土，每天运尸数十具，6个抬尸人都忙不过来。肖铮的父亲是当年难民营里的抬尸人，在他的父亲的描述里，化骨池是两个面积约25平方米的混凝土池，最多可分别堆放60具尸体，有时被放下去的人体嘴巴还在开合。1942年，香港难民增多了，死尸抬不完，化骨池也化不过来，日军就在南石头村南箕路一带挖一条条深沟埋尸。肖老伯说，那些死尸腐化后，日军养的狗就会到泥坑里吃尸体。 　　逃跑者被抓后的N种死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里面的难民吃了日军的饭和粥后，会出现发冷和烂手烂脚的症状？”肖老伯说，“日本仔建难民所，是他们杀人不见血的狡猾手段。”肖老伯告诉记者，在难民所里，所有的人不是发冷，就是烂手脚，很多人的手脚烂到可以清楚看见骨头。 　　肖老伯回忆到，里面的难民不喝粥就会饿死，喝下去后，绝大多数还是要死。1995年，丸山茂来忏悔时告诉肖老伯，当时日军采取“饿饭”的方法来杀人，用几两饭吊住难民的生命，当他们饿到骨瘦如柴的时候，一生病就会死亡。同时，日军早晨将热粥煮好，粥下降到一定的温度时，就把细菌投进去，再送去难民所让难民吃。这混在粥里的就是夺命的沙门氏菌。它会造成急性食物中毒，发病快且难以医治。肖老伯听了丸山茂的忏悔后，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多人死亡。 　　记者指着肖老伯自制的图表问，里面的“医务所”不是为难民治病的吗？肖老伯气愤地说：“治什么病啊？当你进去时，他们大不了给你搽点红药水！” 　　记者注意到，图表里标有一处“刑具房”，肖老伯忿忿地说，那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说，有的难民忍受不了难民所非人待遇的煎熬，于是选择逃跑。岗哨发现了，就直接开枪射击，有的人当场被射死。被抓回来的难民就要到“刑具房”遭受日军的多种折磨。有的难民被日军用火水罐罩着头，绑着手脚站在广场中间晒太阳，活活闷死。有的难民被日军的刺刀顶着肚子，难民为避开刀刃，会慢慢吸气，肚子每缩进一点，刺刀就会逼进。最后，难民无法再吸气，不得不鼓起肚子，刺刀就会扎入肚子，当场毙命。还有的难民被灌水，有的被黄狗咬，有的被藤鞭打……形式多样，刑罚手段要残忍有多残忍。肖老伯说，被抓回来的难民没有一个可以生还。 　　一兄弟从细菌实验所逃脱 　　离难民所不到300米的原伪“粤海港检疫所”，就是日军臭名昭著的“细菌实验所”。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第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所，大批粤港难民成了日军细菌实验的牺牲品。 　　肖老伯说，在那些见到活体实验就跃跃欲试的医生眼里，中国人跟小白老鼠是没有区别的。日军专门把青年人和小孩子抓去做实验。有的人被捉到检疫所喂蚊吸血；有的人被送去宰人场割肉、挑手筋和脚筋。日军医生就是这样残酷地在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实验着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被抓去做实验的人没有多少个可以幸存。肖老伯说，那些年轻人被抓去做细菌实验后死亡，他们是见不到那些人的尸骸的，那些尸骸不在难民所附近埋葬，而是在夜晚用军车运到很远的地方。 　　肖老伯所认识的唯一一位幸存者就是他村里的兄弟，名字叫肖树。由于肖树是本地人，他熟悉附近的地形，有一次，他在实验室里逃走出来，立刻去看医生。解放后，他到船厂工作，1973年去世。 　　寻访旧址 南石头难民所旧址建起摩托厂房 　　南石头村，这个日军大屠杀的旧地，如今高楼耸立，车水马龙。难民收容所的旧址现已座落着五羊摩托车集团的厂房。1995年，沙东迅教授来这里考察时，还发现难民收容所留下来的一堵围墙，以及用来投毒的难民所厨房。当时他曾向政府建议对此进行文物保护，但现在那最后一堵围墙也已经消失。总教所的大门、高墙、壕沟、岗楼等等，已悉数拆除，丝毫不见昔日痕迹。 　　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广州造纸厂南箕路融园厂宿舍区内的水塔脚旁的高坡上，立了一座纪念碑，上刻“粤港难民之墓”，右边有一行“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武器下的无辜者”的小字。 　　然而，这唯一的纪念碑，栖身于旧楼间，长年缺乏管理，周围落叶、腐果遍地，外墙的一把大锁更将它与外界隔绝开来。 　　中山医图书馆曾是细菌部队本部 　　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旧楼，是一幢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两层红砖水泥建筑，该处便是鲜为人知的侵华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本部遗址。当年该部队的部队长室、细菌研究课等都设置在这幢楼内。经多方证实，从1939年到1945年间，日军的1200名专业人员在广州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 　　据了解，该部当年主要做了两件事：培养鼠疫菌、活体解剖实验。日军在广州大量收集老鼠，晚上将鼠笼发到日本侨民、相关居民手中，次日早上变开车收集老鼠，拿回实验室繁殖，培养鼠疫菌、跳蚤等。 　　肖伯手绘“细菌杀人工场” 　　如今的海珠区南石西早已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地方了。为了让后人清楚认识半个世纪前南石头村难民所的原貌，1995年，肖老伯根据自己的记忆，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制了一张南石头村难民所图表。肖老伯解释说，难民收容所旧址如今是广州摩托集团厂房，而掩埋遇害难民的地方就在南箕路两旁的广州造纸集团宿舍区。该图表的东面、南面和西面各有1个岗哨，北面有2个化骨池，西面有两个病房(实为停尸房)。 　　专题撰文／时报记者 成小珍 何雪华 实习生 粱裕振 通讯员 钟鸣 专题摄影／时报记者 何建 资料图片提供／谭元亨

难民营变成细菌战试验场 　　抗日战争初期，沦陷区各地百姓流离失所，形成涌入珠三角的难民潮。香港英军失守之后，大批香港难民加入了这支流亡大军。当时广州当局把原南石头惩戒场改为“广东省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原意是将粤港难民和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乞丐集中收容救济。难民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竟然陷入了日军在华南施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试验的魔窟，充当了“活人试验品”，其中也包括南石头本地一些为免饿死而进入的贫苦居民。 　　199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调查证实，1938年到1945年间，日军1200名专业人员，就是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的地方从事细菌研究和病体解剖等。而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这段历史终于昭彰于世。 　　粤港难民“人间蒸发” 　　“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南石头难民收容所，上十万粤港难民就是在这个地方人间蒸发的，其杀害的人数可能是东北731部队在实验室杀害上万人的10倍，是个杀人工厂！”说到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谭元亨抛出了这样惊人的话语。 　　据谭教授介绍，在华南负责研施细菌战、番号叫“旧军波字8604部队”的组织，是罪恶昭著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731部队”的4个分支机构之一。它1939年在广州组建，对外称为“华南防疫给水部”，除附带负责为日军执行防疫给水任务外，实际工作是进行细菌战研究。它的大本营在广州市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原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大楼内，试验场则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对于人间蒸发的粤港难民，目前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谭教授说，香港在沦陷前有160万人口，这其中包括部分从广州逃到香港避难的广州难民。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香港的日军政厅企图把市民赶出占领区，无法度日的难民约近百万人涌向广州。军方为了保持广州市的治安稳定，不让他们进入广州市，而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施以惨无人遭的细菌战。据幸存者说，遇害者有上十万人！ 日军老兵自爆内幕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参与过细菌武器大屠杀的日军老兵丸山茂在忏悔证词中，才将南石头“细菌杀人工厂”杀人内幕揭露出来的。 　　丸山茂是日军原8604部队的第一课细菌检索班的兵长班长。因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他于1993年写下了屠杀的证词，1994年寄至中国，1995年转到了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手中。原来，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香港后，大批香港难民被迫返回广州。日军为了稳占广州，不让难民进入广州，而是把他们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里。由于收容所里人满为患，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口头命令秘密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大批香港及广东本地的难民。深知这个秘密的场守喜伍长又把杀人内幕告诉了丸山茂。 　　细菌直接投放进热粥 　　难民在收容所是如何悲惨死去的？据丸山茂的证词，日军波8604部队起先是往水井里投放自己培养的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但因难民只吃煮过的食物，不喝生水，只喝开水，所以投放细菌没有效果。 　　后来日军又尝试把各种细菌投放到难民早上吃的稀粥里，但因为中国人习惯吃热食，细菌容易被烫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军就向东京军医学校报告，并从那里专程运来了沙门氏菌，在难民营使用。具体的方法是，早餐时先在厨房里把刚刚煮好的热粥停放一会儿，使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然后再把细菌放进粥里，趁当地工作人员还没来上班之前，把已经投放了细菌的热粥送进难民营，让难民们食用。 　　沙门氏菌的特点是会造成急性的食物中毒，吃进去后发病很急、很快、很重，死亡率很高。就这样，难民在吃粥的过程后，当天会发高烧、腹泻、吐水，直至死亡。

刚找到的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