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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德式师的，当然不一样！

长期以来,较流行的说法是,军统局破译的,但那是错的. 出错的原因是,把"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和"军委会特种研究室"两家毫不相干的部门混为一谈. 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中好好几个部门设有密电研究组织(实际上就是破译小组)如:军委会密电研究小组,军委会机要密电股,军统局密电研究小组..1940年4月,老蒋为集中对日密电破译的力量,将上述机构都合并，成立＂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任命交通部电政司司张温梳庆为主任，但合并后，各个派系为了争夺领导，互相攻击．后老蒋一气之下，将＂研究室＂里的几百个军统人全部赶军统部，并下令，军统局不得过问研究室大小事务．至此，＂研究室＂与军统没了关系 之后，戴笠又重新建立一个＂特种技术研究室＂．至此，＂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和＂军统举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不了解的人容易把两者混在一起．其实，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译的日电． 池步洲，时任＂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主任专员＂．１９４１年开始，他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和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来往突然增多，，大多树是外务省要总领事馆报告美军在珍珠港的舰艇数量，舰艇名，停泊位置，进出港的时间，．他感到：要出大事了．．． 他立刻向组长报告，组长令他密切留意日本与珍珠港之尖的密电，一有破译立即报告，并做好详细记录．下面的笔记就是外务省与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的来往电报： 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３日 电文：（一）１１日停泊在港中的舰艇如下：战舰１１艘，重巡洋舰５艘，轻巡洋舰１０艘，驱逐母舰２艘，驱逐舰３５艘，潜水航母１艘，运输舰１２艘 （二）航空母舰ＸＸ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下，正在ＸＸ海域航行中． 池步洲有在１２月３日破译一份日本外务省到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是：（１）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烧毁各种机密文件 　　（２）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银行中 　　（３）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破译后，立即交给上级，并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日本要对美国进攻，地点可能在珍珠港，进攻时间在星期天．上级极为重视，随即签名送给温梳庆． 一些在台湾的原军统人士后来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录，要知道军统举是十分邀功的，如果如有这样的辉煌战绩的话，必是大书特书． 本人参考了大量书籍，网站，得出了结论，最先破译密电的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具体破译的是池步洲． 是咱中国人，，，，，，，先破译的．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匮乏，橡胶、棉花和羊毛需求的100%，石油需求的92%，铁砂的87%，煤炭的24%（其中焦炭占90%），粮食的20%都依赖从国外进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工业的扩大生产，日本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的进口也大幅度增加。完全可以说，海上交通线是日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美军决定击其要害，扼杀日本的生命线，削弱其经济潜力和军事工业的生产，加快战争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迫使日本投降，美军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性战役行动。其中“饥饿战役”就是以水雷封锁日本的港口、海峡和航道，切断其海上交通线，瘫痪日本国内的生产，加速其战时经济崩溃为目的的。参加布雷的兵力主要是航空兵。因为与其他兵种相比，航空兵能深入到日本各基地与各港口附近布雷。这次水雷封锁水域包括荷属东印度的海港、缅甸的沿海港口和内河、新加坡、西贡、河内、中国广东沿海港口和内河、香港、高雄、上海、南京和长江口、对马海峡、朝鲜的港口、日本海以及日本沿海各港口和内陆航道等。 　　这次大规模的布雷封锁使日本的一些主要港口成为废港。日本本土与西南诸岛、中国大陆和朝鲜的海上交通线基本被切断。日本面临全国性饥饿，日军的飞机和舰艇被迫停航，许多工厂被迫关闭，从而更加削弱了日本国民和日军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上将主持制定水雷封锁日本本土的计划。此计划因将使日本国民断绝粮食供应而以“饥饿”为战役代号。 　　日军在九州、四国和本州沿海水域布设了大量水雷障碍和防潜网，还有海岸布设的防御炮火，美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都难以进入日本近海完成布雷使命。而随着美军战略轰炸的展开，日军航空力量已受到严重削弱。日本近海地区的制空权已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使用飞机实施航空布雷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尼米兹决定动用B－29来执行这一任务。1944年12月，尼米兹将计划送交统管所有B－29的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得到了阿诺德的全力支持。 　　1945年1月，美军出动B－29在越南金兰湾、西贡和新加坡海域布下593枚水雷。这是美军在二战中首次大规模实施的航空布雷行动，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对日本大规模攻势布雷进行的一次实战演练。 　　美军“饥饿战役”计划投入兵力为100架B－29，每架B－29可携带12枚453公斤水雷或7枚900公斤水雷，出发基地为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机场。1945年1月，美国海军的水雷专业人员到达提尼安岛，设立了水雷装配中心，对水雷触发引信进行调整和改进，以增加日军清扫时的难度，并为水雷加装降落伞，以减缓空投时的下落速度，避免其入水时因为速度较大而爆炸。 　　“饥饿战役”历时4个半月。美军出动B－29轰炸机1528架次，布雷12053枚，其中磁性水雷4900枚、音响水雷3500枚、水压水雷2900枚、低频音响水雷700枚（美国海军出动的飞机及其布设的水雷未计在内）。所布水雷共炸沉炸伤包括“海鹰”号航母等65艘军舰在内的670余艘船只，其中炸沉和重创无法修复的达431艘，总吨位140余万吨，相当于战役开始时日本船舶总吨位的75%。美军此次攻势布雷效果非常显著，平均每布21枚水雷就炸沉日本船只1艘，而美军损失极其轻微，仅损失飞机15架。 　　“饥饿战役”收到了显著效果，最终实现了全面彻底封锁日本海上交通的战役企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日本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显示了水雷这一古老兵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它与战略轰炸相结合，大大加快了日本的彻底失败。1945年8月比1945年3月，下关海峡运输量下降98%，几乎完全中断，而濑户内海也只能通行机帆船之类的小型船只。在这4个半月中进口物资下降90%，维持战争所急需的石油、煤炭、粮食等战略物资供应近乎中断；军工企业由于原料断绝，纷纷停产或关闭；日军大批飞机、舰艇由于燃料极度缺乏而被迫停飞、停航，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航运中断，250万吨大米堆积在朝鲜港口，而日本国内的粮食供应却极其困难，因为要优先保证军队需要，广大平民粮食配给降至最低限度，食不果腹，终日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曾经狂热支持“圣战”的日本国民终于有了末日来临的感觉。

1937年底到1938年5月，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日本未达到其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于是又企图攻占武汉，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投降以结束战争。 　　这时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而日寇要夺取武汉，灭亡中国，中日双方的一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就这样拉开了战幕。这场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徽省安庆起，到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两岸数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军共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和3个航空兵团，以及海军舰艇140余艘，约40万兵力。中国方面则动用了14个集团军，10个军团和海空军约100万兵力。这场会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用兵力之多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会战中，中国将士为保卫祖国的疆土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英勇悲壮的事迹不胜枚举。这里只能用有限的篇幅讲几个令人感奋的片断。 　　保卫田家镇 　　会战开始后，日军分五路沿长江由东向西向武汉扑来，其中一路直扑田家镇要塞。田家镇要塞位于湖北省东部武穴长江北岸的江面狭窄处，是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武汉的安危。 　　9月16日，日寇第六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1.5万人，在其江面舰艇的配合下，向田家镇发起了猛攻。守卫在田家镇的第二、第八十六军奋起反击。战斗立时遍布田家镇四野，其中尤以北部正面阵地的战斗最为激烈。 　　整个阵地上终日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天空中刺耳的飞机呼啸声，地面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我军与日寇搏斗的喊杀声响成一片。坚守北部阵地的第九师在师长郑作民（后在1940年桂南战役中牺牲）的指挥下，凭借坚固阵地和严密的火网，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郑将军和旅长杨宝珏整日整夜在第一线组织部队，指挥战斗。郑将军看到官兵们由于缺少防空武器，遭敌机轰炸损失很大，就命令各部队组织轻重机枪，步枪狙击手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有效地减轻了敌机对地面所造成的威胁。有一回，迫击炮也参加了对空防御，一架敌机俯冲正好碰上了下落的炮弹，立刻发生了爆炸，拖着黑烟栽了下来。当时阵地上一片欢呼声，战士们几乎忘记了自己还置身在激烈的战场。消息传遍全师，大大鼓舞了士气。 　　英勇的官兵们更是奋不顾身地与日寇搏斗。阵地被敌人炮火摧毁了，就利用弹坑作掩体，继续战斗；弹药用光了，就凭借刺刀和日寇肉搏。许多战士负伤后不下火线，裹伤与敌再战。 　　五十三团一营三连班长时克俊在与敌肉搏时，手中枪被敌人拨掉了，他扑上去与鬼子摔跤。扭打中他的左耳被敌人咬掉了，他不顾疼痛，奋力用双手卡住了敌人的咽喉，直至将敌人卡死。五十三团重机枪一连排长袁次荣，在弹药用尽，全排士兵严重伤亡的情况下，眼看敌人就要冲上阵地，他一个人把阵地上的手榴弹都收集在一起，接连向敌群投掷，炸死炸伤数十个鬼子。最后，敌人发现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就从四面蜂拥而上。袁排长毫无惧色，从容打开重机关枪的机匣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等到敌人冲至跟前，拉断引线，用双手紧紧抱住枪身，轰地一声，顿时血肉四溅，袁排长就这样为中华民族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余下的敌人见此壮举，吓得目瞪口呆。 　　田家镇保卫战整整打了12天，主阵地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军队的手中。野蛮的日军看到久攻不下，竟不顾国际公法，在进攻中向中国守军施放毒气，使许多士兵中毒身亡、致残。与此同时，日军又大量增兵，从海陆空向田家镇猛攻，并从沿江方向迂回攻击。守军在敌人优势火力的攻击下，消耗极大，最后被迫撤出田家镇要塞。 　　田家镇要塞虽然失陷了，但中国将士的英勇顽强足以使日寇标榜的武士道精神黯然失色。 　　苦战庐山 　　在长江北岸中国军队奋勇抗击日寇前进的同时，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也在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搏斗。 　　7月27日，日军沿南浔路（九江至南昌间的公路）向南猛扑。第一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第四、第八第七十军在庐山摆开战场迎击日寇。双方在庐山周围的金官桥、鸡窝岭、鲤鱼山、笔架山、东西孤岭等地进行了数十次激烈的争夺战。战斗的艰苦和残酷难以想象，尤其是中国军队更是遭受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中国军队在火力上没有优势，每次战斗都要遭到敌机和敌人优势炮火的轰炸。在轰炸中的伤亡是战斗中伤亡的一倍。由于敌人炮火的封锁，守在阵地上的士兵往往白天一整天吃不上饭，只能吃晚上送上来的生水和馊饭，有时就只能饿着肚子战斗。有的阵地敌我相距很近，又发生过多次的白刃战，因此遗尸遍野，时值盛夏酷暑，阵地上臭气扑鼻，令人作呕。 　　除此之外，庐山地区的气候也给战士们带来相当的困难。这里丛林茂密，天气多变，早晚寒风刺骨，中午却又湿热难耐，而且时风时雨，阴晴不定。中国官兵虽有夏服棉毯，但附近却无民房，只能挖地洞折树枝以避风雨。 　　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很差，有时全由连队自行采购。当时庐山附近居民早已逃亡一空，哪有食品可供采购。战场生活十分艰苦，官兵日见衰弱，疲惫不堪，再加上蚊蚋肆虐，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 　　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中国士兵发扬了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在庐山地区与日寇鏖战了将近一个月，歼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中国军队首战金官桥就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再战东孤岭，又将日军悍将，－0一联队长饭冢国五郎大佐击毙。在中国军队的一次逆袭中，士兵们冲入了敌军的驻地。他们发现了许多麻袋，打开麻袋一看，竟发现里面全都是日军士兵的手掌。后来他们才得知，日军官兵作战死亡，尸体不能当场运回的，就砍下手掌以代全尸。这么多麻袋的手掌，可见日军损失是多么严重。难怪日军的战地日记中这样写道：“庐山是支那的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 　　中国军队的损失就更大了，共有两万多名战士阵亡，这还不包括饿病而亡的。团职军官以下牺牲近千人。这些将士的鲜血洒遍了庐山的千山万岭，浸沃着中国的神圣疆土。 　　吴奇伟大战万家岭 　　日军在长江南岸发动进攻之后，遭到这一带隶属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的层层阻截，在九江、庐山等战役中损失惨重，有时整个联队（兵员数量介于中国的团、旅之间）的人员都需要重新补充。中国军队则利用这一带复杂多变的地形顽强御敌，歼灭了日寇不少有生力量。万家岭大捷就是其中一例。 　　9月底，日寇攻击到江西德安一带时，遭到第九集团军的顽强抗击。久攻德安不下的日军，又拿出老办法——迂回包抄，派出松浦淳六郎率领的一0六师团企图从西部迂回到中国军队防御的后方，包围歼灭中国军队。 　　但日军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军队发现，第九集团军司令吴奇伟决定消灭这支突出的日军。他指挥第六十六、六十四军利用赣北一带的山地在万家岭一带包围了一0六师团，吴将军亲赴前线指挥战斗。 　　日军发现被围后，急于突围，激烈的战斗就此在崇山峻岭中展开。战斗一开始就呈白热化的状态，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一起。敌我在每个山头，每个村庄进行着反复的争夺，有时一日之间数次易手。敌人的飞机每日都前来助战，但由于有时双方距离太近，以致它们都不敢投弹，怕误伤了自己的部队。 　　吴将军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近，经常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防空设备，因此只有听到飞机轰鸣才由防空监视哨吹哨子报警。每每哨音刚落，人还未跑出房门，敌机就飞到了头顶上。敌驾驶员欺侮我军没有高射武器，经常擦着树梢飞行，有时甚至伸出头来，将机侧飞，以观察地面目标。吴将军对敌机仿佛视而不见，每次部下劝他出去躲一躲，他都不肯，坚持守着电话机。他说：“我是总司令，怎么能擅离自己的岗位呢？”他还经常和部下开玩笑，说：“不要紧，爆死算了。”（吴将军是广东人，广东话“爆死”就是炸死的意思。） 　　被围的日军，抱困兽犹斗之心，顽强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吴将军指挥部队逐步压缩着敌人。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军队有时近距离互掷手榴弹，接着就是残酷的白刃战。有几次夜战我军已攻到敌人师团部附近，但由于不明何处是敌人的首脑机关所在，未能将其消灭。后来有战俘坦白，说：“你们几次都攻至指挥部附近，全部勤务人员都出去参加了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再前进一百公尺，松浦师团长就被俘或切腹自杀了。” 　　10月9日，吴将军命各师选派敢死队全力攻击敌人，当晚将万家岭占领，残余日军在其救援部队的掩护下，乘夜色逃脱。 　　万家岭一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寇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两千多支，是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次大捷是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打得比较成功的一仗，战役的胜利与吴奇伟将军的指挥是分不开的。这一仗，中国军队的伤亡也很大，有一万多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国土，消灭顽敌而血染疆场。 　　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这场大会战中，日军死伤近二十万，其进攻势头被有力的扼制，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再次破产。中方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在会战中，广大爱国将士同仇敌汽，万人一心，英勇战斗，不畏牺牲，高扬了民族正气，捍卫了祖国疆土。以上所涉及的只是中国将士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几个侧面，有更多的无名英雄在这场会战中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是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敬仰吗？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 (1928年 - 1938年) 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 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巨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 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 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 – 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 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 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 中德关系的建立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 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 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GCD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 – 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可以参见本章另一篇文章 秘密之剑——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们） 人 名 任 职 离 职 主 要 工 作 马克斯·鲍尔上校 Max Hermann Bauer 11/1928 4/1929 - 成立教导队 - 储备编译人才 - 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赫尔曼·克里拜尔上校 Hermann Kriebel 4/1929 5/1930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乔治·魏采尔中将 George Wetzell 5/1930 4/1934 -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 担任“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顾问 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Hans Von Seeckt 5/1934 3/1935 -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 - 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3/1935 7/1938 - 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 - 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 - 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 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 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 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 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 Handelsgesell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 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 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 - 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 - 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 - 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 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 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 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 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 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 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 “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围攻期 (8/13 – 8/22) 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 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 3)全面撤退 (11/5 – 11/26) 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 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 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 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 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 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 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 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结语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 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 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 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 来源：战场军事

台儿庄战役期间日本士兵涩谷升从军日记摘抄 二十四日 　　上午六十北落村出发，向台儿庄前进，第五中队及机枪队右侧第一线，总队部向铁路敌阵地开始进攻，敌兵约数千名，第五中队呼应总队部向敌阵地进攻，受敌方猛烈射击，不？，伏于麦田，谷川君战死，第三小队之见泽君去向不明，中仓、中原两君受伤，向铁路东西面村落夜袭。小队长下令，各兵要抱死心。敌方以捷克机关枪猛射，我伏在地上，立在前面之森君中弹既死，黑川君亦中弹倒地，金田君负伤，战车队向南面蓦进，展开肉搏战，小队长负伤，因敌兵甚多，我军含泪而退，马十只倒地，经理部长战死，其他死伤不少。敌方发射愈猛，我中队长不能与总队部取得联络，约历一夜，川谷君战死。 　　 　　二十五日 　　敌装甲车出现于前面约距五十公尺，因势寡不得动手，浜尾君战死，排长率第五分队往总队部联络时，我阵地北方发现敌兵数千人，吹喇叭而向我阵地进攻。刘家湖方面之敌兵亦甚众，向我攻袭，各兵抱定决心待死，约历二小时许忽闻友军枪声四起。第七中队及辎重队负伤颇重，在刘家湖取抵抗态势，伤病送往卫生队，中途所有乡村均放火焚烧。 　　 　　二十六日 　　在刘家湖稍事休息，下午五时出发，占领东面之小村，该处约距台儿庄二百五十公尺。准备明天开始进攻台儿庄。 　　 　　二十七日 　　半夜二时出发，幸哉，无月，无星，四面黑暗，敌方无从探知我方行动，中途无受敌兵袭击。到达总队部，立即开掘战壕，竹安君被派步哨，由木君受伤惨重，据称第四中队于二十四日战斗，死伤将达一百数十人之？。 　　天亮六时半，各炮队开始发炮，其音响震动天地，第五第六两中队结成敢死队由城墙之破裂口冲入。墙边有河浜，手榴弹如雨飞来，数人中弹倒毙，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队长命令，不管死伤如何惨重，各应尽本分，步兵几乎全员倒毙，手榴弹仍如雨飞来，我身边亦飞来数枚，我无负伤，非常奇迹，经激战方得占领城市一隅，我方已牺牲半数以上云。然后将死伤者全部收容于大房屋内，黄昏，敌再度袭来，我方受伤数人，手榴弹仍如雨似雪飞来。夜间我与林原、足立两君刺毙敌兵九名，通宵枪声不绝。 　　 　　二十八日 　　敌众势寡，无从扫荡敌兵，仅与之对峙相持，迫击炮如雨飞来，我方死伤益见惨重，余员不分日夜，从严防守，各中队人数六、七十人。 　　 　　二十九日 　　敌方开始退却，我方伏于战壕向敌兵猛射，各中队各派一部除外扫荡，夜间第九中队由后方开来助战。我方战车被敌方破坏迨尽，子弹亦告罄，不得已伤兵之子弹拿来应用。 　　 　　三十日 　　天亮展开巷战，敌方抵抗顽固，不得进展，上午十一时许第九中队之西山君战死，激战一天，无占尺地，敌迫击炮、手榴弹愈演愈猛。 　　 　　三十一日 　　上午九时开始进攻，正午前敌方发射迫击炮甚烈，我方死伤惨重。 　　开始收拾尸体，约有六、七十具，因敌方猛射无从收拾，夜间与第三分队从事防守，附近一带落弹颇多。 　　 　　四月一日 　　上午六时火葬尸体，八时开始进攻，死伤者全部送至后方，下午占领和尚寺一所，全员进驻该寺，准备明天战斗，敌机投弹于该寺附近，石仓君中弹重伤，重机关枪分队长亦中迫击炮而毙，第三分队战死三名，重伤一名云。 　　 　　二日 　　上午九时开始进攻，因道路受阻，工兵从事毁坏房屋，以便前进。 　　 　　三日 　　早饭后开始进攻，敌弹如雨飞来，足立君中弹而毙，各处起火焚烧，火焰冲天。 　　 　　四日 　　互相投掷手榴弹，下午三时许，发现敌机十一架投弹，夜间看守友军尸体。 　　 　　五日 　　与第三小队前往火葬尸体，敌弹猛烈，第九中队排长负伤，第三分队之三泽君尸体，虽经四面探查，无从发现。 　　 　　六日 　　与林原君两人送足立君之尸体至收容所，途中迫击炮纷纷飞来，非常担忧，尸体运至火葬场时敌弹愈射愈烈，我伏于望远楼中，稍待，大队部在此中弹三名，第八中队八名亦倒毙，第三小队亦运尸体前来，下午七时，收拾死伤兵之枪支，大队部无法支持，退至河浜附近，敌弹愈射愈猛，牺牲数百人之声明而占领之场所又被敌方夺去，我队亦含泪跟随大队部后撤，退却时向战死者暂告惜别，且将所有房屋放火焚烧。 　　 　　七日 　　台儿庄撤退后，上午五时到达泥沟，四面桃花满开，春景颇佳。我队因人数关系，既编入第十联队，上午十一时许到夹坊林，在此暂驻，我之生命，暂时可以保全。山乡村中捉来鸡鸭十五只，大吃特吃，在此稍事休养，准备下次进攻 。（原文刊登于《中国抗战画史》第157页-158页 ）（本日记记至此处嘎然而止，本日记是此书作者在台儿庄外围战场上拣获的日军日记，上面为该日记书写的最后一页，前面还有日记所有者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估计此人已经葬身台儿庄的炮火之中。） 《敌军战场日记》题记 曹聚仁 韩泽先生搜集了各战场所得的日本士兵日记，汇编删订，即将付刊，叫我来赘说几句。日本士兵，知识水准颇高；他们所写的日记，可诵读的很多；而且他们自幼受了俳句的训练，短短篇章，自有深致；如读晋人随笔，回味不尽。可惜各方搜得的不少，散失的也不少，我们只能享一脔之味了。这些日记，以往因为两国交战，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刊布；但就我个人所见，日本士兵的日记，实在很少军事上的价值，倒是他们的心理变化，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作为对日本民族性的分析，这些是最可宝贵的资料呢？ 甲午战争前后，有一欧洲文学家小泉八云，正寄籍在日本，他看见战后的日本社会动态，他说：“帝国的军事复兴，新日本的发祥，从中日的战争开始。战争告终了，未来虽然是笼着云雾般模糊，但好像有巨大的希望宿着的样子。为着要成就更高大的永续的伟业，无论障碍有怎样的黑暗，日本是不会有恐怖或疑惑的。”他接着便慨然道：“或许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在这个大自负心之中也未可知。这个自负心并不是因此次战胜所生的新感情，那是一个因为连胜的历史所渐渐加强下来的民族感情。”这些士兵的日记，正是他所说这番话的注解，每一个士兵，都是带着这份大自负心，他们都是神圣天皇的子孙，他们所参加乃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圣战”，他们是不曾有过恐怖或是疑惑的。其结果，也正如小泉八云所说的，“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在这个大自负心之中。”七年以前，美国有一外交家席勒，曾经预言日本的崩溃，日本的人民将受到重大的惩罚。“让日本自己削弱自己，尽量给狂人以绳子，他们会自己吊死自己”，这些话，眼前也都应验了。 在士兵日记的另一角，我们又看见了日本士兵心理的另一面；他们那么厌世悲观，那么浓重的世纪末情绪。鲁南战役，正当日军所向无前的光辉黄金时期，可是他们的士兵，已经写了“我们为什么而战？中国人受了磨劫，日本人也受了苦难，天呐！天呐！什么地方是我们葬身之所呀！”这么悲愤的诗句，就在那年，石川达三所写未死的兵，也是同样的悲观情调。勃脱兰说：“日本人具有像少年维特那样的感情，经过大战澌灭了的欧洲人的多情善感性都在日本复活了。”他们都是东方的哈姆来脱（Hemelt）。 我在最近的一篇旅行通讯中说过这样的话：‘东方民族脸部没有表情，这是欧美人士对我们的印象。我们看了日本士兵的脸谱，用以和美国士兵的奔放情调相对比，更觉得东方民族的‘喜怒不形于色’。不过中国士兵的脸相，呆板而沉滞，日本士兵，还多一点忧郁的气分。我们最怕日本军官的发笑，他们的笑容和日本妇女的鞠躬，同样地做作得过分，使人不敢领受。’我重又抄在这儿，也许足以帮助对于了解日本士兵心里（理）的了解呢！一九四六．二．十八．在上海。”

能说什么呢？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