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14年的抗日战争史上，滇西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旋即长驱北上侵入中国滇西，妄图强渡怒江沿滇缅公路直逼昆明，进而威胁重庆，以实现其南北会合、灭亡中国的企图。

　　中国军队凭借怒江天堑扼制日军的进攻，阻敌于怒江西岸，毙敌2.1万多人，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滇西抗战中，有6万多中国军人阵亡。战争结束后，幸存的抗战老兵中的一些人就留在滇西这块热土上。60年过去，今天仍健在的滇西抗日老兵不到300人，他们口述的历史，弥足珍贵。

　　采访了72位健在抗战老兵。那是品尝心灵被炮火燃烧的滋味，那是以哭当歌的心旅。60多年过去了，仿佛远处青山还透着炮火的暗红，怒江峡谷还隐隐传来拼杀的嘶喊……

　　炮火连天已经沉寂60多年，当年的战士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有的失聪，有的失明，有的失忆。但耳聋的说一直听到枪炮声，失明的说还能看到当年的血色，失忆的惟独记得昔日战争的惨烈……

　　中国远征军，为何能草鞋粗粮，英勇杀敌？答案是：来自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来自对民族希望的觉醒。

　　奸淫烧杀，日军暴行令人发指

　　我们来到当年日军四大军事据点的平戛(今龙陵县平达)，但没有找到健在的远征军老兵。不过，几位75岁以上的老人给我们讲了当年事：日军入侵前，平达就来过一个日本“采花队”到处跑。后来晓得，那是日本特务队在搜集情报，了解地形，绘制地图。

　　当年只有14岁的陈维新老人还记得，平达每3天要给日军送1头牛、5头猪，派粮派夫必须随叫随到。日军是见牛就牵，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见路烂就拆民房去垫。

　　其中，对妇女的强暴算是最惨的一幕。1943年10月，12个日本兵突然闯到章赛村桃里寨，正在割谷子的小脚女人跑不脱，被当场按倒在稻田里强暴。远处，她的男人只有无奈地望着。

　　当年，平戛慰安所有8个“花姑娘”(慰安妇)。日本兵和“花姑娘”睡觉时，竟要当地小男孩站在一旁看着，完事后用水为他洗屁股，再用头顶着脏水出去倒，以此侮辱中国人。

　　一次，8个日军进村堵住一家母女俩，16岁的女儿被轮奸后爬不起来......在大寨，有个日本兵遇见一个背小孩的妇女，当场按倒就强暴，背上的小孩活活给压死了。

　　平达黄连河畔，有个蹊跷地名——“洗斑鸠洼”。问起来历，老人们会痛心地讲起，那年，在光天化日之下，8个日军把抢到的三个姑娘拖到那里进行轮奸。每一日军都是强暴一个后，下河洗洗再上来强暴下一个。就这样，三个姑娘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远处的村民都看到了这碎心的一幕，但除了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国耻民恨，就这样以地名的形式在这里被记录并流传下来。

　　当然，平戛的百姓也不是好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不乏其人。1943年冬，一个日本兵要强奸40多岁的斋人杨卫珍。她一怒之下，拔出随身携带的牛角刀，朝日本兵脖子就是一刀。不用说，她转眼就成了日军刺刀下的新鬼。村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她。

　　在灯梗洼，一个日本兵进村强暴了马家姑娘。她的父兄为她报仇，杀死了日本兵。事件被日军查出后，马家父子被“五马分尸”，日本鬼子还不解恨，把全村20多户房屋统统烧光。

　　惨不忍睹，中国人生灵遭涂炭

　　施炳安刚被征兵时，心里并不情愿。可是，一进保山坝子见到“五四轰炸”(1942年5月4日，日寇派出54架飞机，对保山这座毫无空防的千年古城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滥炸，平民死亡达1万多人；随后日军投放霍乱病菌，保山城乡又有6万多人死于霍乱--编者注)的惨状：炸死的驾驶员歪在驾驶室，路边炸死的人遍地可见无人掩埋......不情愿当兵的心情立即被仇恨代替，想着一定要跟狗日的小日本讨回血债！

　　现年88岁的陈金刘老人，1942年初在老家贵州被征兵，补入远征军赴缅作战。可刚到畹町，听说日军就要入境，队伍顿时溃散。逃到隆阳区潞江乡石梯寨靠帮工活下来的他，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残暴。老百姓为躲避日军烧杀，流离失所，忍饥受饿，可日军却用傣家谷子垫路。村中一位老人，找日本人要回拉去的骡子，被杀害。两个日本兵要跟民夫刘从兴摔跤，因摔不赢他们就将刘从兴砍死。张久等三人，被日军认定是远征军的探子，逼着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活埋。待土埋到脖子时，鬼子将他们的头一刀砍下。

　　石梯寨的远征军老兵李文财说，日军占领潞江时，70多岁的刘开颜老倌没跟着进山躲难。只因日军在他家门上发现“国军好，日军不好”几个字，被鬼子当场刺死在火塘边。日军奸淫妇女如同解小便一样随便。石梯寨的张小英和如英，被派夫一样派去供轮奸。

　　远征军老兵魏珍贤说，他们打下腾冲江苴时，一位老人报信说：“日本兵关着我们好多妇女，快救她们。”他们赶去砸开一幢门窗都被钉死的房子，被救的20多个妇女痛哭着一齐跪下磕头作揖。

　　刘志声，83岁，住隆阳区板桥镇。原中国远征军第2军9师27团中尉，参加过象达、芒市战役，曾到过不少被日军蹂躏的地方，他说那真是“惨不忍睹”。1943年冬，他看到耿马县孟定坝原先美丽的傣家竹楼全被日本鬼子烧光。1944年全面反攻时，进到龙潞游击区的平河，200多户的寨子，烧得只剩下丛生的蒿草；一个名叫松树寨的寨子，被烧得荡然无存。

　　远征军老兵李洪顺讲，他们打下芒市后，看到的是傣族寨子已成一片灰焦，傣族的老老少少哭成一片。

　　杨世雄，84岁，住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中尉参谋，参加过腾冲马面关战斗。他1976年才结婚，爱人李庆兰就是受日军洗劫惨重的龙陵县象达人。她说，当年日军一到，牛马羊猪鸡什么都抢。她大嫂就是因不让日军把马牵走，被活活打死在厩门前。被日军派去割马草的民夫，都是有去无回。更有甚者，日军竟把“三齿叉”向小娃娃肚子戳下去，再挑起来扛着取乐。小娃娃尖厉的哭叫，在鬼子的狂笑中渐渐弱下来，最后停止呼吸。鬼子把娃娃的尸体随手往路边一扔了事。

　　“栗柴坝渡口惨案”惨绝人寰

　　高黎贡山东麓的百花岭，是丝绸古道的要冲，又是对日大反攻时敌我双方激战之地。可参加过抗战的人都已过世，倒是农民吴朝明的“抗战遗物陈列室”和几位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到那段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的日子里。大塘村，兴盛时光酒坊就有72间。日军占领后，寨子被烧成了一片废墟，蒿草长得一人高，成为豹子藏身之所。村人逃进深山躲难，3年没有春播秋收。每户都有人被日军杀害或死于霍乱、饥饿，其中10多家已成为绝后户。吴朝明的兄长吴朝纪老人清楚地记得，远征军在大塘子战死、饿死、病死的就有200多人，还死了1名美军军官和3名远征军军官。

　　随后，在怒江峡谷，我们看到一座孤独的碑在讲述着惨绝人寰的“栗柴坝渡口惨案”：

　　“1942年5月19日，日军一部自腾冲翻越高黎贡山，进犯泸水。窜至栗柴坝时，发现渡船已被东岸守军封锁，不能渡江，他们恼羞成怒，便向滞留西岸的难民发难。当时西岸有待渡难民300多人，多数是从缅甸逃往昆明的华侨，一部分是腾冲、龙陵逃向内地的难民，其中有白发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乳婴。日军向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难民架起机枪，先将男性难民捆绑集中，机枪扫死，然后对妇女实施强暴后尽数屠杀。除极少数跳江逃脱外，290余人惨遭杀害，一时江岸积尸成堆，鲜血染红了江水……”

　　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人民群众的帮助，永远是中国军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重要保证。

　　岁月易逝，人民相助之恩难忘

　　体弱多病的刘志声老人，谈起抗战时的百姓的帮助，脸上泛起游子见到慈母般的感恩戴德神情。他无法忘记，在他们27团与敌激战但已绝粮的危急时刻，是龙陵县象达的百姓宁愿自己挨饿，把仅藏的洋芋、苦荞、苞谷，连夜送来，让部队走出了断炊困境。

　　残酷的环境改变着人的观念。好几位抗战老兵对我说：那时最想的是“吃”。因为太饿了，觉得只要能吃饱了，就是死也值。

　　施炳安老人说，预备二师在腾冲打游击时，粮食主要靠敌占区的百姓供给。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弟兄到已无人的寨子弄回了一挑子鸡，一连人欣喜若狂。他记得攻打腾冲时，和顺、大洞的老百姓把家中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箪食壶浆迎部队。攻城开始前，百姓把饭菜做好，请大军八人一桌，饱饱地吃。围攻城时，老百姓3人一组，1人挑饭，1人挑菜，1人担碗筷，到阵地前见兵给一份。

　　曾是远征军搜索连中尉排长、现隆阳区蒲缥镇杨三村的金大刚老人说得直截了当：“那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打扰老百姓了。”老人们说：大反攻开始，百花岭兵山人海，派民夫已派到老少不留，所剩猪牛羊鸡也售尽买绝。百姓的生活已是雪上加霜，但是为了打日本，再苦也心甘情愿。

　　从老兵口中得知，当年跟随反攻部队上前线的还有大批的民夫，最多时一个连就有民夫100多人。隆阳区金鸡乡郑官村85岁的张元称老人，当年是远征军炮兵少校连长，他说全仗杨柳坝50多民夫的大力协助，那美式山炮才扛过高黎贡山。“我们翻越高黎贡山时，看到前面随军民夫饿死、冻死的不少，我就下令弟兄们取出炮弹里的药来引燃湿柴，让民夫烤火、煮饭吃。我连民夫无一人因冻饿而死。”

　　陈新林老人曾是远征军荣军招待所上尉所长。他说，需要马匹找老百姓，抬送伤员找老百姓，安葬烈士找老百姓。离开老百姓，什么也做不成。

　　刘志声老人回忆说，他们27团打到黑蒙龙时，当地连一个问路人都找不到，部队成了瞎子、聋子、瘸子。后来是熟人带路在森林里找到景颇族杨乡老，他一发动，很快有了100多民夫，这才有人带路，有人抬伤员，有人背弹药。对腾冲发起攻击前，怒江边60万斤大米，靠的是腾冲万名民夫翻越高黎贡山背到腾冲的。

　　远征军预备2师在腾冲游击时，正是由于群众送来情报，日军偷袭或是屡屡扑空，或自己走进包围圈。魏珍贤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团驻江苴时，一个老倌送来了敌人即将夜袭的情报，结果日军夜袭小分队被全歼。

　　施炳安老人说，在腾冲打游击时，他们连单独在一个村子里驻扎，有天晚上，一位白须长者慌忙来报：“来了上千日军，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彭连长误以为老头是奸细，下令弟兄们把他押起来。尽管如此，连队还是撤到山上。不久，日军大队人马果真把村子包围，可一个连却毫发无损。

　　关于百姓为远征军提供情报，最典型的莫过于“草上飞”的传说。曾是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的杨世雄老人说，他见过“草上飞”，真名张辅廷，四川人，在保山戏院工作，会武功。他巧扮妇女多次到沦陷区收集并传送了不少极为重要的情报。被抓后，日军用汽油桶活活把他煮死。

　　然而，最能体现血肉情深的，要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远征军的事了。这是魏珍贤老人的一段亲历：“我化装过江侦察敌情，住在一农户家，突然被日军包围，逐户搜查可疑人员。老大妈急中生智，把我拉到灶前，给我脸上抹了烟灰。面对日军的盘问，老大妈一脸难过：‘让太君笑话了，竟养了这么个憨包。’我就势一边‘啊——，啊——’地傻笑，一边双手抓灰玩，才得以化险为夷。”

　　民族危亡关头，血性男儿勇敢上战场

　　然而，民众对抗日的直接支持，莫过于众多热血青年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上前线与日军真枪实弹地拼了。杨世雄老人说，他就是看到怒江以西被日军占领，人民流离失所，才主动报名参加远征军的。“那时的理想就是打日本。只要能打败日本，什么都舍得拿出来，包括生命。”

　　1943年参加远征军的张炳善老人说，当时抽丁是抽着他哥，他就和哥争，最后是他争赢了。我问他，征兵躲都来不及，你怎么还争着去？他说：“当时真是把打败小日本当作崇高理想。”

　　施炳安老人说，他们预备二师在腾冲打游击期间，曾有过两次征兵补员。与过去抓兵不同的是，这两次征的兵大多是由父母兄妹送来的，是主动从军。我就知道腾冲有十多位抗战老兵，正是心怀“国难当前，匹夫有责”，毅然由中学生变成为远征军士兵的。张有统老人讲，他就是受《义勇军进行曲》的召唤，走上抗战之路的。

　　杨徐老人说，他们到内地征兵时，年轻壮丁就是抓不着。后来才知道老百姓把儿子都藏了起来。但是，当百姓的儿子被捆绑到战场后，多数因看到山河被蹂躏、生灵遭涂炭，激起满腔义愤，终成沙场勇士。

　松山之战，死人堆成山

　　吴大先，87岁，住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小永村。原远征军第71军28师师部上等兵，参加过松山、龙陵、芒市战役。谈到攻松山、打龙陵的惨烈，他呈现一脸悲伤：“松山阵地上敌人的机关枪炸响成一片，朝上冲的士兵像滚豆一样滚下来……”“攻龙陵老东坡时，装着炸药的汽油桶从山坡滚下来爆炸开来，冲在半坡的一连弟兄活下来的只有七八人。”

　　孟存美，76岁，住隆阳区金鸡村。原远征军第71军28师84团1营2连上等兵。提到攻打松山的惨烈场面，他说现在还想都不敢想。“山头上双方死的人到处都是，转过来踩到的是死人，转过去踩着的还是死人，恐怕几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死人。”问他当时有何想法，他说：“根本来不及有想法。前面是敌人的火力网，身后有督战队的机枪，横竖退是死，冲也是死，倒不如冲上去死得光荣。”

　　李儒，85岁，原籍四川，战后落籍隆阳区金鸡村。原远征军71军1团1营1连排长，曾参加松山战役。他告诉我：“攻松山时，有时一个连打得只剩十来人，没死的也多半是腿打瘸，手打断的。死的多半是新兵，因为他们来不及好好训练就上了战场。当时负了伤我不知道，还继续往上冲，有弟兄喊：‘李排长，你挂彩了！’我一看一条腿都是血，忽然就昏倒了。”

　　杨徐(徐定良)，85岁，原籍四川，战后落籍保山隆阳区金鸡郑官村。原远征军第36六师107团中士，曾参加高黎贡山战役。说起打仗死人，老人心情格外沉重：“攻打松山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尸体开始还埋埋，后来人死得太多，连掩埋都来不及。在连续不断的炮击下，尸体或被炸碎，或被掀起的土石块掩埋。”他说，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早已绝了活的念头。

　　张金刘，84岁，原籍河南辉县，战后落籍隆阳区汉庄沙河村，原远征军106师某团1连士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说他从河南灰县被抓兵后一直徒步到滇西，刚到就参加攻打松山。他们这批有百多人，可松山攻下来后只剩10多人，同村9人只有他还活着。

　　崔继荣，92岁，原籍河南镇阳，现住隆阳区辛街乡辛街村。原远征军第2军某部班长，曾参加松山战役。他对打仗的概括：“打仗就是‘死活’二字。不是死就是活。那时，我是生死都不管了，打到哪里算哪里，死活由命。怕死也得死，不怕死也许不会死。”最后，他还风趣地补上一句，“当年我要是死了，今天就不会麻烦着你们了。”谈论战场生死，他乐呵呵的，透着一种坚强人格。

　　98岁高龄的朱葛亮老人，河南省西花县小猪庄人氏，参加过不少战役，抗战结束后把家安在隆阳区汉庄沙河村。问起当年事，他什么都记不起，惟独只记得山山洼洼到处是枪炮声。他说“像是现在还在响着”。

　　李国成，84岁，原籍河南，战后落籍隆阳区蒲缥镇杨三寨。原远征军71军88师23团1营1连中尉排长，在上海、湖北孝感等地参加过对日作战。他带领的加强排，攻下松山后活着的不到一半。他说现在老了，什么都记不住，只是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死去的弟兄。

　　伍集元，85岁，原籍江西上高县，现住龙陵县象达街子。原远征军第2军9师25团1连准尉。去采访他时，他正一脸肃穆地端坐堂屋凝视着远山。原来，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年与日军鏖战的地方。“大约是1944年6月，我连攻打大栗坡，连续几次攻击，人死多了，百多号人剩下不到一半。又补充人员继续攻，最后夺下阵地，只见碉堡内码着的是日军尸体，阵地上遍地是弟兄们的尸体。来不及挖坑掩埋，铲些黄土草草把尸体盖住。”他说敌阵地是拿下了，可一连人只能吃到5斤米的稀饭，饿着肚子熬到黄昏，却接到连夜支援三官坡的命令，连长说去了就有饭吃，于是他们饿着肚子赶了一夜。天刚亮，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又在霸王坡、三官坡与敌人交上火。

　　“后来攻打狗头坡，牺牲更惨。冲上去百多人，下来只几人。连长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我又困又是饿，正伏在背包上休息，有弟兄冲我喊‘连长负伤了’。我急忙跑去，见连长肚子被炸开，肠子流在外面，疼得人都变形了，‘实在受不了，快给补一枪！’我心如刀捅，可又怎忍心对连长开枪呢？不等抬到包扎所，连长就牺牲了。回到原地，我看见我的背包被敌机枪扫得稀巴烂。连长的死，把死神从我身边引开。”

　　施甸县摆榔乡下鸡茨村的杨正国、安在荣、五有赵、赵其贵、张小祥，是曾参加过松山、龙陵、芒市战役的老兵。可对当年情况却什么都回忆不起了，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打松山人死得太多了，死人堆死人，就是松山。

　　杨世雄，83岁，住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军务处中尉参谋。说起马面关战斗的惨烈，他说：“人死得太多了。原先牺牲的弟兄，被夜间的大雪和落叶覆盖，后来的部队攻击时，四处踩到雪花覆盖的尸体。当时真的是不顾命了，只要不死就往上冲。”

　　中国士兵血染河水，老百姓叫它“红河”

　　许洪川，88岁，家住腾冲县和顺乡大庄村。他生长在缅甸。因为看到日军入侵缅甸后的残暴，他投奔中国远征军200师，在缅北仁安羌战斗中负过伤。后来护送戴安澜将军的灵柩，经野人山回到中国，参加过赛格战斗、松山战役。他说他在缅北差点就被炸死。那天他们遭到27架敌机的轰炸，眼看无地方可躲，他跟随几位弟兄跑到大青树下。可自己也不清楚为何又跑开了。结果，树下的弟兄被炸死。

　　“血流成河”并非战争的形容，而是战争的真实。81岁高龄的王美成老人说：反攻高黎贡山时，中国兵死太多了，西亚后面有条小河，曾经被血水染红，老百姓叫它“红河”。

　　魏珍贤，原籍四川省叙岭县，抗战胜利后落籍隆阳区永昌镇。原远征军第71军36师范108团3营9连班长，参加过腾冲游击战，斋公房战斗，松山战役等。他虽是91高龄老人，却仍然头不昏、语不乱。他清楚地记得，和日军打的第一仗，是从孩婆山攻过怒江去的。“日本人在对岸，攻过去后我班只剩3人，班长也死了。对岸刘营长叫号兵吹‘死不退’，我们靠着重机枪终于顶住了敌人的三次反攻。”他说，“开始要打仗时，心咚咚地直跳，可是一打起来，看着死了那么多的兄弟，眼睛红了，也就不晓得怕了。记得当时我背着背包往前冲，敌人机枪一梭子打在我背包上，打得我扑倒在地。是背包救了我。”

　　郑海彬，87岁，原籍四川富顺县，抗战后落籍隆阳区杏花村。原远征军第71军军部运输队战士，参加过松山战役。他回忆说，尽管逃兵抓回来要枪毙，但还是有人要逃。“当时我就想，能跑我也不跑了。要是个个都想跑，让日本人打进来，国家就完了。为了不亡国，要坚决和日本人打，死了就算球。”后来得知，母亲在他被征兵两个月后就气死了，留下5个没有父母的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想过要逃跑，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说着，竟站起来，挺直腰板，朝我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你看，我像不像一个老兵？”我急忙站起，也还他一个军礼：“像老兵，你是真正的老兵！”

　　张德三，84岁，原籍四川内江，现住腾冲县和顺乡。他原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总队排长，在缅北沙河战斗中受伤被遗散后，只身逃回腾冲，险些被当作汉奸枪毙。现双目已失明。记忆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的任何情节，只是重复地给我们演示打机枪的动作，因为没有食指，只好用中指演示扣动板机的动作：“哒哒哒——，这是三发……”他的演示，让人感到战争留给人生的凄苦。

　　日军在怒江以西经过两年的苦心布防，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为此，远征军反攻付出了沉重代价。腾冲县马站乡西山脚村的抗战老兵谢大潘，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句顺口溜：“它的炮弹很凶，它的机枪火力猛，它的毒瓦斯气雾蒙蒙，它的飞机盘旋子弹来自空中，它的坦克直闯横冲，它的电网密无缝。”

　　张仁能，97岁，现住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他对当年参加滇西抗战的所情节都没有记忆了，甚至连自己原籍何处、今夕高寿几何都回答不出。惟独只会说“打日本人那阵，实在是太苦、太苦了”这么一句。

　　李贵先，80岁，住隆阳区金鸡乡郑官村。原远征军某部卫生大队担架员。他已记不清当年从火线抬下多少伤员，最不堪回首的是抬伤兵翻越高黎贡山。“翻越高黎贡山，活跳跳的人也会被冻死，何况奄奄一息的伤兵？我亲眼见着不少伤员走得出枪林弹雨，却挺过去天寒地冻的高黎贡山。”

　　由于运输困难，物资匮乏，抗战将士们经受的不仅是硝烟战火，更有饥饿严寒的威胁。施甸县摆榔乡摆榔村的李洪顺老人说：“当时多数时候是饿着肚子熬过来的。就是掺沙陈米也不是常有，还得找野菜填肚子。天天爬山越岭离不得草鞋，上面只是每月发些竹麻和布条，要穿草鞋自家打。竹麻、布条也没有时，只能用苞谷壳打草鞋，但穿不到一天就烂了。”正因为经历过这段艰苦岁月，属于村里特困户的他，对眼下的生活仍非常满足。用他的话说，“现在再差，粑粑面糊还能找得着吃，要比打日本那阵强几百倍。”

　　付心德，106岁，河南省襄城县人，现住龙陵县龙山镇大寨。1927年入伍并在传教医院学医，滇西抗战时为71军2野战医院中校军医。他说他清楚地记得：“攻打龙陵时，靠人背马驮粮食供给无法保证，战士们饿得吃生洋芋，吃树叶。衣裳烂得无法换，竟然连团长也是屁股露在外头。”

　　饥寒交迫，人已到了没有想法的地步

　　李明顺，97岁，原籍湖南赤阳县，现住隆阳区辛街乡辛街村。原远征军第2军76师某部班长，参加过松山战役、龙陵战役和芒市战役。在他的记忆中，“一生最苦的就是滇西抗战，滇西抗战最苦就是打龙陵的日子。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有时一顿只吃到一小碗洋芋。有时吃生苞谷，有时什么吃的也捞不到。有次我们班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苞谷面，正生火准备搅面糊吃，日军一发炮弹落下，锅炸飞了，副班长也炸伤了。”问他那时的想法，他说那阵子人活在饥饿中，活在苦难中，已经到了没有想法的地步，“活也是了，死也是了，只有往前冲。”接着悄声告诉我：“尽管那样，我也不敢乱拿老百姓的东西，因为良心好，我才能活这么长。”

　　施炳安，80岁，原籍四川，战后落户隆阳区板桥镇左所下施家村。原远征军第36师某部士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说“在敌占区打游击那阵，曾有过连续六天六夜没有好好地睡过觉。有天晚上，在老乡家火塘边，湿衣服脱下来烘着就睡着了，火星溅起来把脸烧起泡都不晓得。”

　　张品书，83岁，腾冲县马站乡三联村人。原远征军预备2师5团2营4连机枪手。他说，他穿上军装就编入预备2师在腾冲打游击。“记得有次，连天大雨，我们在林中宿营，竟找不到一巴掌干地方，只好爬到树上，用绳子将身子捆到树杆上睡觉。”

　　草鞋，可能是远征军战士重要的装备之一；打草鞋，也许是远征军士兵必会的一门手艺。隆阳区潞江乡石梯村的抗战老兵李文财说：“那时有空先忙打草鞋。如果没有一两双草鞋背着，那是最焦心的一件事。”

　　吴云春，79岁，住隆阳区瓦窑乡中河湾村。原中国远征军第71军传令兵，参加过松山战役。他天天跑路送文件，“平均每天要走120里路，一天两双草鞋还不够穿。”当年帮助中国作战的美国军人看到中国兵穿着草鞋，背着大刀，爬山如飞，特别能吃苦，伸出大拇指称赞：“顶好，顶好！”

　　在日军占领区，当年活跃着一支情报特工便衣队，他们面临的艰险不亚于作战部队。腾冲县腾越镇观音塘的卢彩文老人，就是当年便衣队中的一员。他说，当年受11集团军总部派往家乡腾冲活动，只给任务，没有经费，一切工作条件、工作关系要自己创造。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隋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同组的一个成员，就因身份暴露死于敌人酷刑。好在卢彩文在身份将暴露时及早转移，逃过一死。昌宁县翁堵乡街下村的梅正国老人，当年就是化装便衣到腾冲送情报，身份暴露被8个鬼子追击，他跳入波涛滚滚的龙川江，鬼子在岸边看到他的草鞋，喊着“猪戛少”(日语，死了)，停止了追击。正因为便衣隐藏着极大危险，腾冲县小西乡马常村的张有统老人，当年身为少尉特工，却在乡人面前不露一丝口风，连父母都不知道他是远征军。由于他经常混迹烟馆、汉奸之中，家人和乡亲们都在背后骂他“到外面读书回来变坏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尽人皆知，然而，在听了远征军老兵们的述说后，我们还是一次次为日本鬼子骇人听闻的暴行而震惊！当年，正是这些暴行激起了中国远征军将士们的义愤，在滇西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空前惨烈的抗日斗争，付出了数倍于敌的伤亡代价，驱敌于国门之外。

　　捉襟见肘，抗日老兵生活无保障

　　滇西抗战，是雪洗国耻的壮举；中国远征军老兵们，为国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续存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理所当然是民族英雄。然而，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他们的大多数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经历了太多的不幸，遭遇到太多的磨难。虽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然而，生龙活虎毕竟已离他们而去，贫病的窘迫正向耄耋暮年的他们紧逼……

　　在都市的人流中极少看到衣服上的补丁，但在采访抗日老兵时，他们身上的补丁却很普遍；我以为撕一块报纸卷烟抽已经失传，可在我采访时，老兵们用报纸卷烟依然是一道风景；我曾说捡“烟屁股”早已绝迹，可在采访中却又见到捡“烟屁股”的老兵。

　　对付疾病，惟一办法就是快点死

　　他们的青春，冲破过日军炮火的封锁；他们的暮年，却又被围困在贫困与病魔主宰的阵地。106岁的付心德老人，若干年前的退休工资为21.5元，可现在已领不到分文，不得不靠给人看病的微薄收入聊以为生。终身未婚的张元称老人，仅靠侄儿侄女接济着生活。80岁的余兴高老人，在远征军时跟日本人打，起义投诚后跟国民党打，抗美援朝时跟美军打，现每月靠70元的补助过活，生活非常艰难，房屋破败得已无法入住。81岁的张寿和老人，儿女不孝，单独生活。不仅陷入感情的孤独，更忍受生活无着的残酷。92岁的崔继荣老人跟老伴单独生活，他们说：“只敢吃点青白小菜，肉的味道从不敢想。”82岁的王从伦老人也是与老伴单独过，两个儿子每年只给老两口220斤大米。87岁的郑海彬老人，靠每月30元的老年补助款度日，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烟、酒、茶的味道已多年没有沾过。86岁的赵有能老人单独住，吃饭可以轮流上3个子女家，可其他花销一分也没有。他说，对付疾病的惟一办法就是快点死。

　　我曾问过几位病中的老人“血压高不高”？他们说：“我们没有钱到医院量血压。”81岁的王美成老人，现还住着守山窝棚，为社里看林子，原先每年还能得到200元报酬，可从前年起也拿不到了。隆阳区西邑乡大寨子的王位贤，虽然已经81岁，可仍每天要上山放牛，以致我无法采访到他……

　　采访过抗战老兵花开花落季节，听了他们为雪国耻奉献过汗水和热血的讲述；又看到他们饱经风霜、阡陌纵横的老脸，满身补丁难遮风寒的窘境，张着空空的嘴巴、遥望远山的孤独；再想到他们已是平均84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日薄西山，生命无多(采访两个月后就有两人故去)，我的心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沉重。

　　战后，幸存的抗日老兵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却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耀，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如今，他们垂垂老矣，贫病交加。有人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人在地上捡烟头抽……读到这些抗日老兵们的坎坷人生，令人不胜唏嘘。百姓心中有一杆秤，这些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军人们，是永远的民族英雄。让我们向所有抗日老兵们致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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