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使日本侵华教育给中国人民心理上造成的危害暴露无疑

　　国际先驱导报驻沈阳记者魏运亨报道 ６１岁的齐红深这几天气得睡不好觉。这位长期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研究的知名学者认为，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美化殖民教育一番鬼话，纯粹是歪曲事实，信口雌黄。齐红深手中有１２００多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３０００余件历史照片、实物，可以很容易揭穿当年日寇侵华推行“奴化教育”的真相。记者摘录如下：

　　每天要背《国民训》，每月要拜“忠魂碑”

　　张鹏云（男，１９２６年出生。籍贯：辽宁省庄河市。日本占领时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

　　１９４０年初，我考入庄河国民高等学校。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７课时，比满语多２课时。日本教师教授日语课，还教授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都用日语讲解。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和理化等专业课课本中，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宣传“日满亲善”。后来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了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就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

　　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日本教师深入到队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毕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早礼时，在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１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２．５公里外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

　　回忆中只有饥饿和寒冷

　　周靖寰（男，１９２８年出生。籍贯：吉林省榆树县。日本占领时期就读学校：牡丹江省立宁安国民高等学校。）：

　　１９４２年秋季我搬到县城西郊大石桥北侧的新校舍。学生宿舍是一幢面积约２４０平方米的大房子。它有一个奴化味儿十足的名字，叫做“一心寮”。

　　“一心寮”是寄宿生放学后的主要生活空间。这间屋子实在是太像沙丁鱼罐头了。在这里，近百名住宿学生都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每个人的铺位宽度不超过１米。因为铺下潮湿、人血充足，所以跳蚤得以大量繁殖。在暑假期间曾有人进到宿舍里，没想到穿的白裤子的裤腿立刻变成了黑裤腿，仔细一看，原来是裤腿上爬满了跳蚤。

　　我三年级时，学校有一次在江边放几口大缸，把发霉的豆饼放在里面浸泡，然后再挑回食堂，熬成豆饼粥，每人分一碗，有时也加上一点儿盐当菜吃。尽管吃的是猪狗食，吃饭之前还得先拜日本天皇，后拜“满洲皇帝”，再用日语背诵《国民训》，最后用日语说一句“蒙受赏赐了”，才能开始吃饭。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住校的寄宿生们经常拉肚子，个个骨瘦如柴。

　　学校里的日本教师中，除了副校长文化程度较高以外，全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把学生当成是欺辱和玩弄的对象，强迫学生在实习地里进行低效或无效劳动。有的日本教师就曾公开说：“你们满州（中国）人有力气干活就行，学知识没用。”

　　生造历史的教科书

　　徐德源（男，满族，1927年出生，籍贯：吉林省吉林市。退休前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研室主任、教授。日本占领时期曾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高等学校）：

　　我还清楚地记得，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制造伪满洲国，就采取篡改历史的手段，在小学被强迫时常朗读的由汉奸起草的伪满“建国宣言”中，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曾经是单独开国，并且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为炮制所谓独立的“满洲国”制造历史根据。

　　几年后，日伪更将这种篡改历史为伪国立论的手段用于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过历史教科书来欺骗、奴化东北青年。1939年，伪满政府编审颁发了名为《国史》的国民高等学校历史教科书。

　　这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权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契丹和辽、女真和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不让人们知道商周、秦汉、隋唐等中国朝代，不知道中国；将伪满洲国的建立说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本《国史》最后一节“满洲国”，写溥仪即位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此绝非清王朝之复辟”。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赵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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