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一件具有全国意义事件的突然爆发，给希特勒送来了利用魏玛宪法中一个典型民主因素的机会，这就是收买民心。

一九二九年夏季，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批准了一项解决德国战争赔款的调整计划，这一计划是由一个名叫欧文·德·杨格领导下的专家委员会制定的。杨格计划中虽然没有包括进德国方面的一切愿望，但与一九二四年的戴夫斯计划相比，仍然是一个进步。然而，国家主义反对派们却掀起了一场反对新计划的轩然大波。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ＤＮＶＰ）

和国家主义国防联盟（钢盔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建立了一个所谓“争取民众反对杨格计划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的新任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此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德意志主义者、反动分子。他从前曾在克虏伯手下担任过经理，现领导着一家庞大的新闻——电影康采恩。他手中握有数目可观的金钱，在许多工厂企业中具有影响，控制着大部分新闻团体并兼任着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乌法的业主。

希特勒抓住时机准备进行一场迎合民众心理的宣传鼓动，因为这是符合他的那个国家主义纲领的。此外，这样做还将使他获得一个良机，即通过与胡根贝格的结盟使自己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分子更为广泛的范围中间发展自己的威望并争取到大工业界的财政支援。

胡根贝格一方也准备同希特勒携手共事，因为他和他的同伙认为，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作为一名有本领的“鼓手”来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加以利用，并且还认为有把握制服他。双方在这场运动中对共和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进剿。希特勒在此期间从工业界捞取了大量的资金，胡根贝格的新闻界亦与希特勒通力合作，为他提供了拥有众多读者的日报版面，非常详尽地刊登着希特勒的各种观点。

虽然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搞垮杨格计划的实际目标没有如愿以偿，但是，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却从中满载而归。由于同德国国家主义者们的结盟使纳粹党从孤立无援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从莱茵——西法尔的重工业集团那里，希特勒又捞到了大量的金钱，而且，他还可以继续指望胡根贝格的新闻界在宣传方面为他提供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发生了纽约著名的大股票市场崩溃事件。这场美国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为此受害尤甚。德国工业的上升趋势是建立在美国短期贷款基础之上的。现在，这笔贷款因被收回而荡然无存了。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倒闭，产销萧条，开除和失业的数字猛烈上涨。

一九二九年九月，失业人数为一百三十万，一年以后达到了三百万，一九三一年九月继续上升为四百三十五万，一九三二年则猛涨至五百一十万。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两个冬季中间，整个德国就有六百多万失业者。在失业面前，工人和职员遭受着同样程度的打击。但是，对于职员来说，则面临着比经济打击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对于下降为无产者的前景则感到不寒而栗。正当许多由于失业而变得极端起来的工人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德国共产党的同时，不少职员和部分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人士则由保守党转向纳粹党一边。

这场带有国际背景的危机立即被共和国的敌人们，首先是希特勒、戈培尔和胡根贝格之流用来作为宣布“政府无能”的一个佐证并且溯源到凡尔赛和约、战争赔款以及政府所奉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希特勒毫不隐讳地公开欢迎着这场经济危机。他宣布，为了加速共和国的垮台，他甘愿去干任何事情。

这场经济危机真的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由于经济萧条，降低了国家税收；相反，却增加了失业救济的支出。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德国社会党总理赫尔曼·米勒领导下的各党派大联合政府在讨论如何平衡国库亏空的问题时全面崩溃了。在争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社会支出的死胡同里，国会中拥有多数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于寿终正寝。

从一九三零——一九三三年期间，魏玛共和国由所谓的“总统内阁”来进行领导。政府总理无需由议会中的多数产生，而仅仅依靠总统的指派并授予权力。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中的第四十八款，国家总统有权在非常状态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治安法。国会尽管可以否决这项紧急治安法，但是总统则可以因此而解散国会并组织重新选举。这样一来，总统将国会排除在外，任命或罢免总理和政府便有了法律依据。

根据上述方式所产生的头一届政府总理是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海因里希·布吕宁。布吕宁准备着手通过削减国家支出和提高税收的办法来平衡国家的财政预算。当一个为此而提出的法律提案被国会否决之后，布吕宁鼓动总统颁布了两项紧急治安法，其中一项是关于削减官员薪俸的，另外一项则是关于提高大宗收入税收的。国会同样也否决了这两项紧急治安法，于是，兴登堡总统根据布吕宁的意见解散了国会并决定于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三日进行一次重新选举。布吕宁希望此次选举将加强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并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

希特勒对于近日即将投入的这场竞选斗争做了认真的准备。一九二八年入夏以来，他相继把党内数干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小城镇，去利用农民中间存在着的不满情绪来为纳粹党争取选票。即使在没有象希特勒和戈培尔这样的演讲明星的情况下，纳粹党的足迹也很快布满了每一个村庄，并且通过他们从不间断的积极工作引起了无党派新闻界的重视。一九三零年三月六日，希特勒发表了一项农民纲领，这项纲领是由他的农业政策专家瓦尔特·达厄起草的，其中赞扬农民是民众中间最有价值的阶级。

正如在农村一样，希特勒于一九二九年也在大学生中间取得了政治上的突破。在进行全德大学生委员会（ＡＳｔＡ）

的选举过程中间，纳粹党的赢票额有着明显的增长。德国的大学生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具有传统的保守意识，战时及战后的一代人与志愿团和国防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生联合团体始终具有反对民主，拥护君主政体，极端国家主义以及较为普遍的反犹倾向。他们对共和国的反感情绪激烈到并不亚于国家主义者的程度，对于后者，他们则在党派政治上最为接近。经济危机、黯淡的就业前景和对其社会地位的危机感促使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了纳粹党的学生团体或者投票赞成他们。

争取在选民中占有多数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居民对于纳粹党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问题在于，纳粹主义的宣传究竟怎样才能全面地迎合工人、职员、大企业家、小业主、商界人士和消费者们那些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需要而又不得罪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呢？对于纳粹党来说，归根到底，它既要依靠企业家的金钱又要依靠工人和职员群众的选票。

希特勒试图以此来了结这种尴尬的局面：把许诺抛给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把这场全面灾难的罪责推到制度。

和犹太人身上。在纳粹党内部，针锋相对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施特拉塞尔兄弟抨击了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模棱两可和丧失原则的表现，主张与工会结成一个联盟，支持罢工，支持深入开展国有化的斗争，甚至主张同俄国结盟。这些论调使得纳粹党的那些金钱提供者们和希特勒本人倍感不安，因为希特勒口中喋喋不休的那个“德国社会主义”实际上仅仅限于一种能够给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而此种政策又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决策毫不相干。

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尔兄弟之间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晤。奥托·施特拉塞尔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最后终于同希特勒反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则倒向了希特勒的路线一边。

纳粹党把奥托·施特拉塞尔清除出党以后，金钱又似往日一般大量涌来。希特勒领导了一场德国前所未闻的竞选运动。他乘飞机，坐汽车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往另一个竞选会场，每到一处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种姿态：摇唇鼓舌，滔滔雄辩，千百次地挥手致意，把孩子搂到胸前，吻着妇人们的手背。他的信徒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地恭候着他的到来。希特勒的演讲被冲锋队员们排列出来的仪仗队、吹奏乐队以及颇具风格的元首旗装点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和军事化的浓郁气氛。冲锋队和纳粹党的竞选仪仗队以声威和力量表现得十分令人瞩目。希特勒的演说首先是针对右派政党和中间派政党的选民群众的。他凭着自己的煽动天才毫不费力地比那些只会批评和许诺的保守党的演说家们高出一筹。他的群众大会安排布置得老幼咸宜、十分巧妙，既能够引起老一代人的兴趣，也很合乎青年人的胃口。他所提出来的竞选口号在农民、工业中产阶级，小商业者、职员，大学生和青年人中间被证明颇有市场。“对于心怀不满的人、对政治感到淡漠的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忧心忡忡者所组成的这支五花八门的杂牌大军，他是一块巨大的磁石”。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四日，国会选举的结果宛如爆发了一场“地陷”。纳粹党的获票率成倍上升，从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二点六上升到百分之十八点三，国会中的席位也从原来的十二席骤长到一百零七席，并因此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由于它的一些追随者倒向了德国共产党一边而失掉了一部分选票，而后者的获票率也同样从百分之十点六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三点一。天主教中央党在此次选举中维持了旧状。竞选中最大的失败者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如德国民主主义党，其次是德国人民党，再次是德国民族党。德国酌资产阶级群众已经被希特勒拉了过去。纳粹党最显著的胜利是在信仰基督教的德国北部和中部的乡村城镇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选民中间取得的。由于纳粹党的这次胜利，布吕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指望成为泡影，他不得不继续依靠总统的紧急治安法来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