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巴本的重新插手，希特勒恐怕到今天也不会向权力前进一步。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巴本在科隆的银行家冯·施罗德那里会见了希特勒。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希特勒答应加入一个联合政府，而巴本则接受了希特勒的权力要求。一月十七日，希特勒约见了胡根贝格，后者答应给这样一个希特勒——巴本内阁以支持。

当施莱歇不得不意识到，他的那个争取政府多数的计划已经成为水中捞月之时，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弃冠下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

正如一切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既非是命中注定，亦非是不可阻止。直到一九三三年为止，尽管希特勒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竞选成果，但他却从未拥有过德国选民的多数选票。总之，希特勒不是靠了领导一种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的政权，而是通过一种“后门”阴谋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此外，希特勒恰恰还是当他的政治运动已经如日过中天、走上了下坡路，而对他上台有利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业已消灭的这样一种时刻交上了权力运的。

一九三二年夏季以后，经济生产缓慢上升，战争赔款也已经在一九三二年秋季被取消。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是总统身边保守主义领导集团决策的产物，这个领导集团的目的是打算利用希特勒和追随他的民众为自己服务，以便保持住自己的利益，保卫他们自己那些反对民主主义者，工会和社会主义者要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

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之际，年尚不满四十四岁。他是俾斯麦最年轻的后继者之一。在履行政府公职方面，他并没有丝毫的经验，因为国家总理这一职位竟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方正式职务。直到现在，他也仍然不能够忍受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就是在当了国家总理以后，他也极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或是去研究文件。他宁愿用口头来治理国家。

即使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希特勒也绝对不是一个德国的独裁统治者，而只是联合政府的首脑，他的党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至今也还是个少数。整个内阁的十二名部长当中，纳粹党人只占了四名：希特勒担任总理；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担任不管部部长，不久担任了航空部部长和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三月十三日以后，约瑟夫·戈培尔担任了新成立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

通过权力分配，胡根贝格和巴本相信，纳粹分子们已经完全被包围起来了。巴本肯定地认为，他可以制服并凌驾于希特勒与纳粹党人之上，“我们在两个月中间已经把希特勒挤到了角落里，他在吱吱地叫唤啦。”巴本这样吹起了牛皮。然而，事实上在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就已经证明，这两个伙伴之中究竟谁是强者。作为联合政府的条件，希特勒坚持宣布于三月五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德国国家主义者并不希望进行此次选举，但却在希特勒和巴本的压力下被迫让步。

在与冲锋队和钢盔团举行火炬游行，庆祝“民族崛起”

的同时，纳粹党开始了新的竞选活动。此次竞选非同以往，戈培尔的宣传可以无拘无束地大施淫威，而冲锋队的恐怖行为则再也不必担心受到国家的制裁了。因为，此时的纳粹分子至少是在柏林和普鲁土控制住了巴本，而戈林则掌握着警察。现在，希特勒出现时则显得踌躇满志，似乎他已然掌握了一切权力。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那天，希特勒向国防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和外交部长阐明了他的政治纲领：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那个“癌一般的囊冲——民主”都在必须铲除之列，但是，人们必须首先武装起来。如果帝国想重新赢回昔日的权力，那么就必须准备在东方占领新的生存空间并将其毫不留情地日尔曼化。原来，希特勒至此仍然死抱着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论述过的那个扩张纲领并准备作为国家总理实现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国会大厦陷入熊熊烈焰之中。人们在柏林市内到处都可以看到冲天的火光。据说当希特勒赶到起火现场时，脱口喊出：“这是共产党人干的！”

在大厦的废墟中，只抓到了一个人——荷兰人范·德．卢贝。这位荷兰人究竟应该单独对此事件负责还是受纳粹党人指使行事，时至今日仍然是阙疑待查。然而，纳粹党人立即从国会纵火案中捞取到了政治油水这件事，却是一个确凿不移的事实。就在起火的当天夜间，戈林便作为普鲁士的警察首脑下令逮捕了共产党议员和党的干部，取缔了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封闭了共产党的办事机关。与此同时，就连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的新闻机构也被勒令关闭十四天。

起火次日，希特勒怂恿兴登堡总统签发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治安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叛国罪及纵火罪将被判处死刑，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禁止侵犯民宅，对邮件、电报和电话施行保密以及集会自由的那些基本权力统统一律无效。倾刻之间，一切行动顿时变得无章可循，那种对治安法令肆无忌惮的 “解释”和“运用”挨家逐户地开始了。仅在普鲁士，三、四月间就有两万五千多人锒铛入狱，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象卡尔·冯·奥西茨基、埃里希·米萨姆和勒曼．鲁斯比尔特这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德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捣毁，那些未遭逮捕的党的领袖们纷纷流亡到国外或者转入了地下。

然而，德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被取缔。这是因为希特勒考虑到，假如选民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仍然投共产党的选票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必然会失去这一部分选票。这次颁布的紧急治安法令一直持续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它成为希特勒独裁专制所凭借的法律依据之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国会选举期间，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执政党整整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九的选票，仅纳粹党一家就获得了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资产阶级的政党此时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保持了原先的票数，德国共产党甚至在遭到人为制造的恐怖威胁之下，选票也仍然所失无几。纳粹党分子们在这最后一届自由选举（尽管带有一定压力）中间也没有能够为自己赢得整个德国选民中的绝对多数。

按照常理，此刻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理应依靠一种国会中的多数通过议会形式去管理国家。然而，这样做既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又不合乎胡根贝格的心愿，于是，两人因而在反对议会民主制度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

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值新国会开幕之际，戈培尔挖空心思地炮制了一出闹剧奇观，巧妙地迎合了德国市民阶层复辟旧皇室的饥渴心理，并将其与“纳粹革命” 的革命激情结合起来。在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君主政体的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中，希特勒在兴登堡面前鞠躬唱诺，后者则身穿大元帅的军服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有一把留出的空椅子象征着缺席的皇帝；前王储和霍亨索伦皇室的其他成员则到场目击了这一场面。

出席这一仪式的贵族代表和军界代表以及通过收音机和后来通过每周新闻简报了解到这一场面的数十万德国市民都深信不疑：希特勒现在驯服了；霍亨索伦君主政体又要回来了。

希特勒压根儿就没打算把他刚刚到手的权力奉送给威廉二世。非但如此，此君野心还要大得多，他提出了颁布授权法的要求，授权法将使他在四年任期中间拥有立法权，而把国会和议员们撇在一旁，不许他们问津。这一要求的结果导致了国会的自行弃权。希特勒这一目的的实现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具备为此至少需要的国会议员三分之二必要多数的支持。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当时德国的民主传统是何等的脆弱。天主教中央党的票数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希特勒赢得了他们，他摇动翻云覆雨之舌，口头许诺加强天主教堂的地位，德意志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契约使得天主教堂在德国的地位比国会更为安全。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对授权法提案举行了投票表决。到会的五百三十八名议员中间有四百四十四人投票赞成授权法，只有到会的九十四位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投票表决期间，大厦前面的冲锋队员们通过送话器狂吼着：“我们需要授权法——否则便棍棒相见！”此时，奥托·韦尔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篇反对纳粹主义滥用权力的勇敢无畏的声明。韦尔斯之举激起了希特勒无比盛怒的反应：“我只能奉告您，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投票赞成！德国必将自由，但不是靠尔等之辈！”

然而，就在授权法被通过以及纳粹党的迫害活动开始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准备脱离议会斗争的道路，没有采取任何越轨行动，譬如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们去向希特勒专制进行积极的斗争。

授权法是希特勒权力道路上所谓“合法”的最后一步，同时亦是建立他那“元首国家”的基础。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授权法曾两次被由纳粹党人所把持的国会所延长。一九三三年，在这项法令的掩护下实现了德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一体化”。实现“一体化”的目的旨在扫清一切可能的对手，清除反对党的基地，这一过程在一九三四年建立起希特勒的全面专政之时，首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从戈林担任了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以后，德国最大的邦和它的警察就落进了纳粹分子的手中。国会选举刚一结束，希特勒便立即下令解散了其他的邦政府，并将各邦的警察置于纳粹党人和冲锋队头目管辖之下。通过实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颁发的《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令》，对邦议会轻而易举地按照国会选举的模式进行了改组。一九三四年一月，希特勒则干脆解散了所有的邦议会。甚至就连唯一具有强烈自治意识的巴伐利亚邦也没有出现针对此种措施的反抗。至此，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国家迎来了它的穷途末日。

希特勒还勒令实行地区一体化：那些已经选出的市长、地区官员和参议员先生们一律无效，现在则由纳粹党和国家来统一任命。通过执行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颁发的《恢复职业官员法》，使地方的权力机关遭到了清洗。所有这一切“实际现象” 十分典型地揭示出掌权后的纳粹分子们的那种合法策略。能够说明纳粹法律的还有一个情况，即将所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的官员和那些根据他们迄今为止的政治表现很难保证“他们将在任何时候都会毫无二心地为纳粹国家效力”的官员悉数革职。根据纳粹的法令，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党人和忠实于共和国的分子都必须离开官方岗位。

将这批人取而代之的是纳粹党的老同志和“专家们”。这些专家具有陈旧的官僚主义传统，盲目地执行“从上面”下达的指示而从不过问它的道德根据，他们实际上是纳粹政治的一群唯命是从的帮凶。同样，清洗犹太官员的法律是在德国剥夺犹太人权力的头一个步骤，伴随它一同问世的还有党卫军在各个城市中策划制造的联合抵制犹太人经商和殴打犹太人事件。

正当各邦以及管理机构实现一体化时，希特勒和纳粹党中央双管齐下，开始清洗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在德国共产党遭到取缔之后他们便成了唯一幸存的群众组织，他们尚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足以对希特勒独揽大权形成严重威胁。正如发生在巴本反对鲁普士的国家政变和授权法颁布以后的情形一样，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就连到了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并没有准备同纳粹党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甚密的自由工会主席团已经被纳粹党人单独针对工会机关和工会干部所采取的恐怖行动吓破了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既得的社会政治利益和工会组织，为此主席团于三月二十日和四月九日两次向希特勒表示了绝对效忠。

四月十日，希特勒宣布五月一日的国际工人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传统节日为 “全国劳动节”，工人和政府之间的团结应该在五月一日这天得到庆祝。在滕珀尔霍夫广场上召开的庆祝大会中央会场上，希特勒在十万工人的面前大谈劳动的光荣和国家的统一，他号召工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宣布了开展声势浩大的劳动创造的计划。

然而就在大会召开的次日，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部队在警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分布在德国各地的工会机关所在地。不久前才刚向政府表示了效忠的工会会员们遭到逮捕，工会的文件和银行财产被悉数没收，工会的报纸也被取缔。对于这样一种丝毫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丝毫不加掩饰的暴行竟然仍没有人敢于起来进行反抗，既没有工会领导人挺身而出对此进行呼吁，也没有出现自发的抗议运动。

五月十日，希特勒任命领导了占领工会机关行动的罗伯特·莱伊出任新成立的 “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通过此人，“德国劳动阵线’被拴在了纳粹党的战车之上。阵线统辖着当时所有的工人和职员团体，一九三三年底以后，企业家们也加入了这个阵线。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粹党的精神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此外，它还负责企业中间工人们的社会福利，负责改善劳动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提高它的美学程度（“劳动之美”），负责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给工人们提供度假和疗养（“力量源于愉快”）。

随着工会的解散和“德国劳动阵线”的建立，工人们和职员们失去了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机构。罢工被禁止，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由国家进行支配。魏玛共和国从前给予他们的在企业委员会中参与企业管理的那点微薄权力此时也丧失殆尽。

占领工会机关的行动增加了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自从国会纵火案、联合抵制犹太人经商和迫害共产党人以来便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在“德国劳动阵线”成立的同一天里，冲锋队员们和纳粹大学生们在柏林大学前面焚烧了奥西茨基、图科尔斯基、克斯特纳、雷马克、马克思、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其他被认为是“蜕化变质分子”和“左倾知识分子”的作家们的书籍。高等院校和报刊编辑部的知识界核心人士们对此深为恐惧。象托马斯·曼兄弟和爱因斯坦等著名的作家和科学泰斗则纷纷离开了德国。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工会主席团一样，也企图通过向现政权宣誓效忠来保住自己的组织。五月十七日，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全体代表和其他政党一道明确表示赞同并通过了希特勒关于外交政策和裁军问题的演说。然而，这样做也并没有逃脱更为悲惨的厄运，即没能防止自己的组织被强行解散。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取缔，经费被没收，前领导人锒铛入狱。

其他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就没有等到被勒令取缔的那一天，便纷纷自行解散。不论是在授权法行动中支持过希特勒的中央党，还是始终作为纳粹党联合政府中伙伴的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都没能逃过这场浩劫。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颁发的《保障党和国家的统一法案》最终宣布了纳粹党为德意志帝国的唯一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