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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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笨
东条英机被盟军司令部指控为头号战犯，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判“绞首刑”。12月23日凌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内，行刑时间到，东条英机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特设的佛坛前，宗教仪式后，他被带上了高高的绞刑架。东条英机不由得泪流满面。
是这恶魔忏悔了吗？不是的，他是在后悔自己当初自杀未遂。
原来，东条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想到将被作为战争罪犯押上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命呜呼。他选择了自杀。在那段日子里，他天天枪不离身，并让保健医生在他的心脏部位画了个圆圈，以保证子弹能击中心脏。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东条英机将子弹射向了自己的胸部。使他遗憾的是，这一枪擦心脏而过。
东条英机的重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东南亚推行一条残害战俘的野蛮政策。1942年在巴丹，对被俘人员搞了一次死亡行军，结果使大批战俘死亡。更为恶劣的是，在泰国和缅甸，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这一暴行中，战俘“像苍蝇一般大批死去”，415公里的铁路，死亡战俘1.2万人，被称作“死亡的铁路”。这桩暴行，是在东条英机直接授意下发生的。
东条英机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施以绞刑后，东条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美军军舰抛进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步着东条的后尘，有“满洲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被送上了绞刑架。此刻，这个个子矮小、留着一撮仁丹胡子的日本间谍头子面如土色。他曾多次扬言，称他自己如何如何不怕死，可真当死神向他招手之时，他的双腿还是在发抖……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正义的绞索勒住了土肥原的脖子。也许是身不由己的挣扎，土肥原喉咙里发出一阵难听的呻吟，双腿使劲蹬了几下，然后，就无可奈何地直了双腿。
“将板垣征四郎押进来？”随着监刑官的命令，被盟军司令部列为首批甲级战犯的板垣被两名宪兵推到了绞刑架前。
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死神，他决定脱逃。他在这些年里，已经搜刮了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黄金和稀世珍宝，足够他挥霍到死。
他决定向英军指挥官史密斯行贿，把一件价值30万美元的黄金“椰子”饰品奉送。没想到史密斯表面上答应考虑考虑，实际上连夜给中国政府发报，询问为何至今没有逮捕板垣。
蒋介石接到史密斯电报，感到这是一个失误，怎么把这个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家伙给忘掉了，立即命令有关方面整理了一份板垣对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材料，指派专人飞赴东京，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板垣的要求。
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点2分，板垣被吊上绞架，零点32分30秒宣布死亡。
下一个被押上绞刑架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面无人色的他被两名宪兵扶在行刑前坐的靠椅上。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他的喘气立时粗起来。两分十一秒后，松井石根终于断气。
额头上冒着虚汗被押上刑场的日本前内阁首相、外相广田弘毅显得十分苍老。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他无话可说。
广田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他配合日本的军事进攻，为占领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广田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
广田的双腿在颤抖着。踏板开启了，颤抖的广田落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他的腿像放了血的鸡似的，死命蹬了几下，就咽了气。
至零点37分，7名战犯全部被绞死，只有武藤章临刑前狂呼“天皇万岁？”
曾血洗中国香港的刽子手酒井隆在南京偿还了他欠下的血债。
1941年，日本军队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和港督打着白旗，乖乖地举手投降。但有一点酒井隆没有料到，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由于和总部失去了联系，拼死抵抗。日军损失惨重。酒井隆恼羞成怒，他指挥部队在阵地外的圣斯蒂劳学院，极其残暴地杀死那里的170名伤员及手无寸铁的俘虏，七名女护士遭强奸后，全部用刺刀捅死。
不仅如此，日本兵还在香港肆意奸淫，民宅里和街梯上，到处可见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女尸。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中外的影星梅绮正值新婚燕尔，兽兵竟当着他丈夫的面，强奸了这位女影星。为了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酒井隆还宣布“在香港以日军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在酒井隆部队占领香港的3年时间内，日军掠夺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
1946年9月13日，酒井隆被一枪毙命。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也是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的。
1937年底及1948年初的南京，遭到旷古未有的浩劫。谷寿夫所率领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侵略者，谷寿夫师团驻扎在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内外一带，是当时日军杀人最多暴行最惨的地区之一。
1946年8月谷寿夫被武装押解到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侦察室立即对他进行了讯问。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避而不谈。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预审军法官当即对谷寿夫的谬论提出反驳，并对他的傲慢态度予以严厉警告。1946年10月19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对谷寿夫进行侦询。谷寿夫仍然否认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事实。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为期三天的公开审判。公诉人陈光虞宣读了长达两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宣读过程中，庭内外旁听者大多痛哭失声，公诉人读完起诉书时，亦已泪流满面。法庭还当庭放映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自己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纪录片，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实地拍摄的记录有谷寿夫部队暴行的影片。并出示了被谷寿夫师团杀害的中国民众的遗骨。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谷寿夫只好承认了纵容和唆使部队屠杀南京平民和俘虏的犯罪事实。
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被从国防部法庭看守所提出，押赴雨花台刑场。囚车抵达刑场时，谷寿夫已经吓瘫了，连站都站不稳。行刑宪兵将他架下囚车，面对中华门方向跪下。正义的枪声响了，谷寿夫倒在血泊中。
1947年12月18日，是侵华日军在南京草鞋峡集体屠杀5万多中国军民10周年祭日。10年前在南京大屠杀时以杀人取乐，甚至进行杀人比赛的两个魔鬼——日军十六师团片桐部队大队副官野田岩和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被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枪决。
当囚车将战犯押赴刑场时，马路两旁挤满了人。两个魔鬼哭丧着脸，连正眼瞧一下南京的勇气都没有。在他们当年杀人的地方，罪犯蜷在地上。正义的枪声响了，污血从他们的头上淌出来，稍稍挣扎了一下，就一动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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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反毛泽东者必走向汉奸
发表于 太平洋水世界
黎阳
2006．7．1．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反毛泽东之路是一条通向汉奸之路。当代中国任何人只要反毛泽东，那实际就已经踏上了这条汉奸路。反毛泽东越彻底，在这条汉奸路上走得就越远。死不改悔一条路走到黑者必定是铁杆汉奸。
所谓“汉奸”，是指那些死心塌地帮着外国毁灭中国，自己从中牟私利的中国人，包括列举种种“理由”“证明”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人是“劣等人”、因此中国人没能力自己管理自己，只能老老实实给洋大人当苦力、由洋大人来统治支配中国一切的“精英”级汉奸“学者”、汉奸文人。
一．否定毛泽东必然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必定走向文化汉奸。
否定毛泽东，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中国GCD的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统筹兼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大协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不准干部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全民扫盲、普及义务教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
否定这一切，那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一片黑暗，一无是处，不值一提”。那么近代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一片光明”、“值得一提”？国共内战时代？八年抗战时代？土地革命时代？军阀混战时代？西太后“老佛爷”垂廉听政时代？八国联军时代？甲午战争时代？“洋务运动”时代？太平天国时代？还是鸦片战争时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谁说那些时代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强更光明谁纯粹是在瞪着眼说瞎话。只有站在汉奸的立场上才会咬定那些中国任人宰割、汉奸吃香的时代是“充满阳光”的“黄金时代”。
只要走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步，想不往汉奸道上走都由不得自己了。 世界论坛网
重复一遍我以前的论述：
“中国人喜欢
‘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优，败了就是劣，其它全是废话。几百年来西方白人打遍全球无敌手，其他一切有色人种无不屈服，莫能抗衡。于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屠杀，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否定了毛泽东时代，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古到今从来一塌糊涂，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光明，任何希望。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不受外国人支配、自己当家作主时代。既然毛泽东时代闹了个“一片黑暗”，那只能“证明”中国人离了洋大人的统治就一事无成。结论：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
甘当“劣等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承认中国人只配由“优等文明”的“优等民族”支配，意味着承认中国人遭受南京大屠杀这类屠杀是活该，因为那不过是“优等民族”在“替天行道”，在“优胜劣汰”，在“淘汰”掉“象低等昆虫一样繁殖出来”、白白“浪费”地球资源的“劣等民族”，为“优等民族”腾出地方来。甘当“劣等民族”，就别抱怨南京大屠杀。不甘心接受南京大屠杀的命运，那就别甘当“劣等民族”。如果哪个中国人跑出来说发生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中国人“劣等”，活该挨宰，这样的人算不算汉奸？
从不见仇恨毛泽东的中国人同样仇恨南京大屠杀。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比南京大屠杀更可恨。如果他们当真刻骨仇恨南京大屠杀，那就是把民族利益摆在了第一位，那么只要想到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南京大屠杀的命运，对毛泽东还恨之入骨得起来吗？世界上哪个正常民族会咬牙切齿仇视自己的民族英雄？仇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中国人离汉奸能有多远？仇恨毛泽东的中国人必然对南京大屠杀恨不到哪儿去；仇恨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必然对毛泽东恨不到哪儿去。在历史的今天硬要把毛泽东说得比南京大屠杀还坏的中国人必无民族概念，必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必承认“优等民族”有权屠杀“淘汰”“劣等民族”，必跟为虎作伥屠杀中国人的汉奸刽子手一个鼻孔出气。
二．否定毛泽东必然搞“剥削有理”，必然走买办卖国之路
1．否定毛泽东，最根本的是否定了毛泽东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正当致富，唯靠劳动”。 世界论坛网
劳动创造财富还是剥削创造财富？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就社会整体而言，真正的财富归根结底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经济的商品从何而来？劳动创造而来。不劳动创造，哪有源源不断的商品？拿什么去持续交换？如果人人都只愿从事交换而不愿从事劳动创造，所谓商品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只有枯竭。一个人靠交换占了别人的便宜，这个人发了财，其它人吃了亏，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吗？没有。只是简单地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整天琢磨如何靠交换占便宜，这个社会的整体财富能增加吗？如果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永远吃亏，那么这个社会能维持多久？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出卖典当祖宗遗产或卖苦力打短工是稳妥可靠、深谋远虑的谋生之道吗？至于偷抢拐骗、贩毒卖淫、乞讨赊欠之类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个人如此，整个国家亦是如此。环顾世界，凡是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没有发达健全的创新制造能力，在此基础上的商业交换才有生命力。没有创新能力，靠卖资源卖苦力能撑多久？归根到底，“劳动创造，人间正道”。
毛泽东当年一无资本二无权力三无资历四无学历，是“精英”们最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乡巴佬”、“土老帽”、“泥腿子”。“精英”们瞧不起，阔佬们瞧不起，外国洋大人们也瞧不起。毛泽东的一切全靠自己的努力，不指望任何外来援助，更不指望天上掉馅饼。毛泽东从创建GCD、创建军队、创建根据地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动员人民，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来的。做到这些需要的是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而不是幻想一步登天、意外横财。毛泽东自己是实干家，所以他尊重劳动，尊重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从来反对投机偷懒，从来强调：“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GCD就最讲‘认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毛泽东时代尊重劳动创造，尊重从事劳动创造的人，尊重苦干实干、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严肃认真；藐视投机倒把、谗懒皮滑、多吃多占、不劳而获。毛泽东时代是“劳动创造财富”的原则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是有创造财富的真才实学的人才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尽情施展、充分发挥威力的时代。结果：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百年孱弱、任人欺侮的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时代，是为中国社会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从战乱不断、一穷二白转向繁荣富强、蒸蒸日上的时代。
2．彻头彻尾的谎言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跑出来说：不对，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埋头苦干用劳动创造财富是“蠢人”、“下等人”的“笨办法”，是“平均主义”，累死累活也发不了财。高等的“聪明人”没那么傻。人家能把别人劳动成果捞过来占为己有，轻轻松松立马发大财。这才是“高级劳动”，才是“先进生产力”，才是“真本事”，才是“精英”。毛泽东不允许这样干，所以“罪大恶极”。只要否定毛泽东，实现私有化，谁有本领谁捞，保险大家都富起来，实现“小康社会”。我如此主张可决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知”，代表着“先进文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人民利益”。谁胆敢说半个“不”字那就罪该万死，“反改革”、“反科学”、“独裁专制”、“文革余毒”……
然而现实偏偏跟这些反毛泽东的“英雄好汉”的神话完全相反：
——说否定毛泽东的一套就能“让大家都富起来”，现实却是中国几乎90%的财富集中到了10%人的手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精英”们还说那不能算数，还得打个“国情折扣”。
——说毛泽东时代“苦不堪言”，但那时一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生老病死无忧，而如今靠工资吃饭的人能养活几口人？能应付上学生病住房养老吗？ 世界论坛网
——说毛泽东时代“迫害打击知识分子”，而那时上大学费用国家负担，毕业国家包干，知识分子的待遇一贯优于工人农民这些“领导阶级”，经济困难时还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特殊优待，宁可自己勒紧肚皮，也要尽可能照顾好骨干专家。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却有了“教育产业化”，学费涨上了天，换来的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零工资就业”、“大学生只是普通劳动者”“不应要求过高”……
——毛泽东公开宣布“真理越辩越明”，而口口声声满肚子都是“科学真理”的反毛泽东“精英”们却偏偏对辩论怕得要死，开口就是“不争论”。要是仅仅学学古代挂出个“免战牌”倒也罢了，偏偏还要一边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强行封锁一切不同意见，一边咒骂毛泽东“容不得不同意见”、“不民主”、“独裁专制”。（现实中只有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争论”才是必要而正确的。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比如指挥战斗，比如惊涛骇浪里把舵行船。只要不属于这种技术性操作为主的情况，凡属大是大非，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本不可避免。既然要“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是说自己也没数。既然自己也没数，那就是说并非确切无疑。既然并非确切无疑，那为什么不能争论？回顾历史，好象只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不准争论的，皇帝的“圣旨”、“上谕”是不准争论的，邪教教主们的教义是不准争论的。不过人家至少没有一边宣布“不争论”一边还宣称自己“民主”、“科学”、“尊重言论自由”。）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却一没有武警部队二没有防盗门窗。等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社会“和谐”了，武警部队却从无到有空前壮大了，防盗门窗也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装备了。
——毛泽东时代“残酷迫害”，却强调“团结绝大多数人”、“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即使是“阶级敌人”的家属子女也不例外。反毛泽东的“精英”讲“人权”，却动不动就让人“下岗”，根本不管人家一家大小生计死活。毛泽东时代“专制独裁不民主”，却可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崇尚“民主自由”，但别说不同意见，哪怕送礼巴结不够积极都让你“下岗”。
——环顾世界，凡是健康成功的市场经济都起码大体做到了三条：1．货真价实。2．明码实价。3．注重诚信。毛泽东时代不是市场经济，这三条却一条也不缺。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口口声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折腾了几十年，这三条在中国却越来越稀罕。中国现在可以说市场上什么都有，但什么都假；买东西不难，但买到真正无毒无害不搀假的东西却很难，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而让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也能放心大胆买东西、不必担心上当受骗挨“宰”当冤大头的地方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现在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买东西不砍价意味着什么？一实，二是钱多了烧得慌。换句话说，“明码实价”这个概念等于被淘汰了。难怪会有外国游客对中国产生如此印象：“人多，车多，骗子更多”。至于诚信，那简直都快成需要特别保护抢救的稀有动物了。在老百姓心目中，过去令人一听就不免肃然起敬的头衔，如专家、教授、学者、院士、医生、领导、公仆等等如今全都变了味，一听要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这是哪路神仙？是不是又糊弄人来了？为什么？被骗怕了。如今是小有小骗，大有大骗。小贩卖假酒假药假钞票，教授卖文凭，院士剽窃论文，专家兜售股票，官员编造“政绩”，“精英”推销“股市利好”、“减员增效”、“私有化改制”、“GDP”等等“改革理论”……连国家严控的治病救人用的医药都能成批成批造假变成毒药，学者专家这些曾经最令人尊敬的人都能成批成批变成唯利是图的骗子，那还有什么神圣的职业和头衔能让人继续肃然起敬，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人深信不疑呢？说中国“无商不奸，有官皆贪，学者俱伪”也许过分，但要让人象过去一样轻易信任头衔也不可能。“假作真时真亦假”，“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此结果实在讽刺：搞市场经济，搞来搞去反倒越搞越抽抽，把货真价实、明码实价、注重诚信这成功的市场经济三要素几乎给搞没了。这倒底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在破坏市场经济？
……
毛泽东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所以他尊重劳动创造，尊重依靠自己的努力，尊重实践。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的一切都是利用阴谋诡计巧取豪夺抢来的，所以他们只信奉损人利己，只懂得招摇撞骗，只会玩弄玄虚。让他们踏踏实实劳动创造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既不会也不屑。毛泽东“坚持劳动创造财富”，他们坚持“剥削产生财富”。他们知道掠夺别人的财富不可能不遭到受害者的激烈反抗，要制服这种反抗，最上策是给受害者打麻药，让受害者丧失知觉而任人宰割。这个“麻药”就是诈骗。最要害的诈骗就是让整个社会接受“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只要这点成立，那如何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就只是个方式方法问题。当然，他们一开始还不敢直接宣布“损人利己合情合理”，而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打出个口号，叫“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这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不妥，实际上却是瞒天过海，移花接木。试想，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还有多少机会让人不付出辛劳就能轻而易举创造财富骤然暴发？实际情况是想搞出点新发明创造往往非付出艰苦努力不可。想轻松发财基本得靠来邪的，最干脆的就是把别人的现成结果据为己有。种桃子当然不如摘桃子来得快，劳动创造当然不如掠夺剥削来得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际在暗示鼓励占别人便宜。而这种教唆的真正本质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出来。如果不打算教唆别人损人利己，就会强调宣传“劳动创造财富”，大力批判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严厉打击损人利己危害社会的行为。反之，不提“劳动创造财富”，对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行为不但不打击，反而夸奖这样的人“有本事”“能力强”，那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宣扬“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实际等于说：强盗抢银行也要付出“辛劳”和“努力”，也算“高级劳动”，也算“劳动创造财富”，也算“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虽然没有直接这样描述，但通过言传身教实际煽起了这样的思潮。只要人们对“不费气力轻松发财”的实际含义普遍承认心照不宣，“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道德观就算煽起来了。
从“劳动创造财富”到“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到“损人利己合情合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质变。这不仅仅是个道德观的变化，而且实际上颠覆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基础。国家社会要存在没有法治不行。但法律只管“许不许”的问题，道德观才管“该不该”、“想不想”的问题。马克思说过，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能让人不惜上绞架。可见拼命想做的事，法律是拦不住的。如果人人都存心违法，法律再健全再严密也有等于没有。而某事该不该做、想不想做由什么决定？价值观。一旦名为“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为“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占了上风，一切法律纪律都形同崩溃，整个国家等于瓦解了。因为按照这种价值观，谋私利才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掉。什么国家利益亲朋好友骨肉至亲都可以出卖，只要价钱合适就行。人们对犯法的事不是考虑该不该犯，而只考虑会不会被抓到。只要认为不会被抓到，犯起法来便毫不犹豫。如果让这种价值观当道，就不会有理论上不能被收买的人。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任何一级官员都有可能被外国势力收买，说不定连中国核力量的发射密码都能被人家买走，让你遇到核袭击必须还手时才发现你的核导弹发射不出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因为在“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原则不能违反，没有什么法律不能践踏，没有什么纪律不能破坏，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出卖。没有发生的出卖并不是因为不想不愿意，而仅仅是因为没有找到机会，或没有谈妥条件。中国社会腐败泛滥，根本原因是思想战线道德观实际全线崩溃，让这名为“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为“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大行其道。
为什么造假酒假药假假钞票？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贪污受贿钱权交易？也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剽窃别人研究成果？还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出卖情报卖国求荣？仍然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所有这些丑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又想发财又不想付出辛苦劳动，于是打别人的主意，即使蓄意损害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哲学？“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哲学。为什么这些丑恶在毛泽东时代不成气候？因为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的哲学，“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吃不开。现在呢？“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受到讽刺嘲笑，“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为什么？皆拜反毛泽东的“精英”所赐。他们不遗余力告诉人们：“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毛泽东的“大公无私”违反人类天性，要不得。既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那就不应该压制，就应该因势利导，利用人的自私本能发财。既然以发财为根本目标，那“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什么手段都无可厚非。他们就这样玩弄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诡辩，把“自私”演变成了“极端自私”。世界论坛网
人有自私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全部。人有权“自私”，但无权“损公肥私”；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维持一切法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道德基础。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恰恰在这一点上做了手脚，把“自私是人类天性”演绎成“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当然，他们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但只要“听其言，观其行”，对照无情的现实便可知道他们公开说的一切冠冕堂皇都是撒谎。对他们来说除了自己的眼前私利外，其他一切皆假：信仰假，理论假，伦理假，道德假，价值观假，信用假，良心假，目标假，口号假，允诺假……总而言之开口便假，浑身上下无一不假。有这么一群造假祖宗当道，中国社会焉能不假冒伪劣招摇撞骗泛滥成灾？
“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哲学当红，“劳动创造财富”便成了可耻，“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暴富，即使占人便宜也在所不惜”便成了时髦。人们便不再崇尚如何靠创造性劳动致富，而追求如何投机取巧不费力就发财；劳动便不再吃香，投机便大行其道：投机股票、投机房地产、投机外汇、投机期货、投机钱权交易……实实在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如工人、农民、科研第一线的技术人员等便不再受人尊重，而明星、大款、官僚、大腕便最走红。但靠投机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投机不成又要轻松发财，出路就只能是损人利己：假冒伪劣、以权谋私、卖国求荣、学术腐败……中国今天什么心态最盛行？浮躁、短视、急功近利、不顾长远、不择手段。不管干什么，出发点都不是如何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如何依赖外部力量；不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是任凭外因主导一切：靠外资求发展、“市场换技术”、能买的决不自己造……只要取得眼前利益，什么都不管不顾。毛泽东是这样的吗？伪军国民党军投降投诚起义都欢迎，但都要按照解放军的制度彻底改编，决不简单收编。军队如此，其他亦如此。外来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用的才吸收，无用的就扬弃。其结果是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虽然似乎很“麻烦”，但符合长远利益。这才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态度。今天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有多少？罕见。科研是实实在在的事，是需要集体努力集体配合的事，是需要时间、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事，是需要严肃认真、反复实践的事。有什么样的风气，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上海交大“汉芯”的陈进那样的骗子能得逞，是因为整个社会充斥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只求表面好看、不顾长远实际效果的风气。整个社会充斥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的风气，是因为追求“不付出就轻松发横财”的心理占了上风。所有这一切丑恶无不源于“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归根到底是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劳动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则。这是一环扣一环的逻辑链，一个接一个的因果关系。只要在“不择手段发财”这一点上打开缺口，把人们引向损人利己，毛泽东建立在“劳动创造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一切意识形态、信念道德、规章制度等等就被全线突破了。
3．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一切主张都有点象故意赌气似的跟毛泽东对着干：你公有制，我偏私有化；你劳动创造财富，我偏剥削聚敛财富；你大公无私，我偏自私自利；你为人民服务，我偏为大老板效劳；你依靠群众，我偏倚仗“精英”；你集体主义，我偏个人主义；你廉洁奉公，我偏贪污腐化；你注重大局，我偏只顾自己；你深谋远虑，我偏只顾眼前；你自力更生，我偏依赖外资；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偏债台高筑；你实事求是，我偏信口开河；你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偏自吹自擂、文过饰非、“不争论”；你脚踏实地，我偏滥竽充数；你苦干实干，我偏弄虚作假……其势不两立的劲头正如鲁迅所形容的：“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但不知是因为假痴还是真呆，又或者因为恨毛泽东恨得昏了头，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虽然一心一意闹私有制，但好象对私有制没什么分析研究。一个个号称“学者”“专家”，当真闹起私有制来却毫无概念，连世界上有几种私有制都不管不顾，就知道闹。闹了半天私有制还说不清闹的是哪一种，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
世界上的私有制国家可谓多矣，但混得好的没有混得差的多，也有混不下去的。（旧中国就是典型的混不下去的失败的私有制。整个社会极端腐朽没落，逼得中国老百姓走投无路，一齐起来造反，接受了毛泽东的公有制。来了个“物极必反”。）就算闹私有制，起码也应该先弄清楚到底要闹成个什么样的私有制：混得好的？混得差的？混不下去的？
美加日欧澳那样混得好的私有制靠的是经济实力。真正的经济实力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素质。高科技含量越高，素质越高，实力越强。鸦片战争时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没什么世界水平的科技含量，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实力，只能任人宰割。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闹私有制，能闹出那种混得好的私有制吗？没门。
——要象人家那样靠高科技吃饭，就得有能力源源不断拿出科技含量高的东西。高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必须付出辛劳，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完全过程。靠弄虚作假出不来，靠吹牛撒谎上不去，靠花钱买不到。花钱顶多能买到相对于人家已经过了时的东西，不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后得被淘汰掉。说千道万得自己干。人是否强健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的生命力。输血输液只能抢救，不能长寿。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总之，要有高素质的经济实力，就不能破坏“劳动创造财富”的规则。毛泽东正是这么干的。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靠艰苦创造财富搞发展，这正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才是国家健康发展之本。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只知道“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只会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让他们遵循“劳动创造财富”的规则，搞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无异于逼着老母猪踩上钢丝跳芭蕾。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当真打算过保护发展中国的高科技经济能力。他们只要一提“改革成果”，必定说私有经济的比重增长到了百分之多少，国有经济的比重下级到了百分之多少（即公有制经济已经被消灭了多少），外资引进了多少，对外贸易额长到了多少，GDP是多少，等等；绝对不会说中国高科技经济产值利润已经占到了经济总额的百分之多少，中国科技水平跟当前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缩短到了多少年，中国经济抗外来干涉能力有多大，等等。可见别看他们说要闹私有制，但他们从来也没打算闹出个混得好的私有制。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其乎中，取法乎中，得其乎下。”反毛泽东的“精英”们闹私有制，只知道跟毛泽东的公有制对着来，其他一概不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走到哪算哪，一头撞上南墙还死不回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取法乎下，得其乎劣”，只能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私有制要混得下去，就必须让社会主流形成共识，让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个私有财产来得正当，而且不危害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私有财产得来不正，是賊赃，是赃款，带着血腥，其所有人是骗子强盗；或者人们认定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在利用这种庞大的财力危害社会、坑害它人，那这个私有制就私有得不牢靠，有钱不仅未必得到承认，得到尊重，而且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人来个“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吃他娘，穿他娘”。中国封建社会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制定法律，每部法律制定时无不力求完善严密。然而每个朝代王朝末日到来时这些法律还起作用吗？废纸不如。为什么？无人遵守了。为什么无人遵守？人心思变，不愿意遵守了。私有制一旦走到那一步，再严密的法律，再凶狠的暴力也救不了驾。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掠夺财富，而是如何确保财富，是如何让整个社会承认他们拥有这财富正当合理。西方国家最干脆，把合法拥有美洲的印地安人杀光了事，摇身一变就成了财产的合法拥有人，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挑战他们的产权。中国的“精英”们就没办法直接这么干，只好分几步走：先来个“产权改制”MBO，把国有资产的合法拥有者变成“弱势群体”，让他们“下岗”、失业、“买断工龄”、丧失土地、生计无着，再让他们慢慢“优胜劣汰”，自生自灭。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让这些人都因贫困交加无声无息地死光，那时就再也没人来挑战自己的产权了，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合法所有了。但这种一厢情愿偏偏行不通。今天是信息时代，不同于征服霸占殖民地时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老百姓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剥削。他们想“无声无息”地灭绝庞大的“弱势群体”，结果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他们想通过鼓吹“赦免原罪”来骗取社会的承认，却进一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第一，他们等于不打自招承认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来路不正，是赃款赃物。第二，他们等于公开要求整个社会与犯罪同流合污，尊敬罪犯，不追賊赃。第三，他们是一群最蹩脚的宣传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脑子里没有真理，只有实利，不会讲理，只会讲利，满口满篇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利诱人”：听我的，有多少多少好处；不听我的，要吃多少多少亏。但这套只对少数人有效，对商人有效，对绝大多数老百姓就无效了。给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好处，他们给得出来吗？当真要给绝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好处，会去抢老百姓的公共财产吗？他们的一切“理论”都不过是给自己谋私利找借口，全是假话。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他们自命“精英”，精神贵族，高人一等，视普通老百姓为无知群氓，写文章做演讲从来一付高高在上的老太爷口吻，开口就训人，动不动就是“你不懂，等你学懂了再来说”，没理还要摆臭架子，连篇累牍除了强词夺理、撒谎诡辩、文过饰非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来做不到平等待人，做不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所以他们鼓吹什么什么臭，宣传什么什么烂。到后来他们完全理屈词穷，不得不“图穷匕首现”，干脆撒泼耍赖，来个“不争论”，用“话语权”强行压制封锁一切不同意见。结果：他们的私有制的正当性、合法性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完全破产，只能靠赤裸裸的欺骗和暴力硬撑。这正是混不下去的私有制的最显著的特征。 世界论坛网
——私有制要混得下去，就得有长远打算，有全局观念，统治阶级内部就得有凝聚，有共识，认同为确保“可持续剥削”，不能激化阶级矛盾，不能危害社会秩序。而要让法律得以实施，就必须形成相关的伦理价值观。混得好的私有制社会都能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是非准则，使多数人有守法的自觉性，从而把腐败遏制在一个不至于危害大局的水平上。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就没这等能耐了。他们的核心理论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精髓就是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包括违反任何法律任何规则。如果遵纪守法，他们如何发财？他们一开始就口是心非，讲的是代表老百姓，想的是损人利己；讲的是为公，干的是谋私；说是大家都富起来，干的是唯有自己发横财。正如鲁迅说的：“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他们本身就没道德，如何让别人信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唯利是图，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没有正义，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理论体系，没有大局，没有远见。他们如此，他们依靠的人也只能如此。唯利是图的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眼前利益关系，这样的关系跟土匪流氓团伙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要让别人听命就只能一靠暴力二靠收买三靠欺骗，听话的给甜头，不听话的给苦头，充满了尔虞我诈，没有凝聚力，没有共同目标，更没有信用可言。靠拳头大小和收买笼络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是山大王和黑社会老大，而且还是最低等的那一类。山大王们有点出息的尚且知道“盗亦有道”，讲究个江湖规矩义气之类，让手下心服口服。然而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连土匪山大王的这点能耐都没有，因为他们连土匪山大王那种水平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建立不起来。你自己全家腐败却高唱反腐败；自己贪污却要求别人清廉；自己贪得无厌却要求别人约束贪婪；自己无视党纪国法却要求别人遵纪守法，这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吗？这样的人如何能让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自然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只是他们钱权交易的工具，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腐败泛滥成灾。他们既反不了腐败，也离不开腐败。只有为了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着想的人才惦记反腐败。而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呢？个个都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腐败鸡下的驴粪蛋，信的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见好处不拿大傻瓜”。他们的“理论”骗不了人，只能靠权力暴力混日子，说是搞“市场经济”，实际搞的是“权力经济”，经济利益跟权力完全搅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权力的变更变幻无常，难稳定，难预测，难有长远打算。经济关系如果跟权力紧密挂钩，自然也难稳定，难预测，难有长远打算。这叫这些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如何能有长远打算？“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难怪发了迹一个个都一是赶紧备外国护照，二是忙着转移财产家眷，“赶紧捞，赶紧溜”，哪个有长远打算？根本没打算以后的事，还能在乎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反腐败？即使他们之中的个把人想到了这层，那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是一群谋私利的乌合之众，谁也不肯为其他人做牺牲。你号召别人有所收敛，别人还觉得你捞足了假腥腥。他们已经成了一群只知道疯狂掠夺的乌合之众，什么长远打算也听不进去，就如同癌细胞，只知道无限制疯狂发展，不到毁灭赖以生存的生命载体、大家一起完蛋时决不停止。正如毛泽东形容的：“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事物都有两重性。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用“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思潮制造腐败来破坏毛泽东“劳动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原则，而这个腐败同时也毁灭了他们建立比较成功的私有制的一切可能。他们就是这样放出了一个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使他们闹的私有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4．失败的私有制必然导致买办卖国
毛泽东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种改革是坚持“劳动创造财富”大方向的改革。“毫不犹豫地坚持改革大方向”，意味着毫不犹豫地坚持劳动创造财富的大向，怎么有利于劳动创造财富就怎么改。
反毛泽东“精英”们“不费气力轻松发财”的改革是“剥削有理”的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名为“改革”，实为掠夺：掠夺国家，掠夺环境，掠夺中国老百姓。“毫不犹豫地坚持改革大方向”，意味着毫不犹豫地坚持掠夺的大方向，怎么方便掠夺就怎么改，怎么方便销赃就怎么改，怎么方便向国外转移赃款就怎么改。比如“人民币无限制自由兑换、自由汇出”。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既然坚持“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而且“损人利己合情合理”，那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把国内现成的东西抢来卖，有什么卖什么。他们闹私有制，闹来闹去只能闹出个最失败的私有制，不能象混的好的私有制国家那样有源源不断的高科技产品，那就只能卖资源，卖别人的苦力，卖环境，卖主权。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总而言之，就叫“买办卖国”。
三．反毛泽东必然走向与中国人民为敌，走向“迎外以安内”
小说《斯巴达克斯》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罗马军队吃了败仗，盛怒的奴隶主司令官下令实行“什一法”，每十个士兵中抽签一人处死，不管抽签失败的倒霉鬼有没有过失，有没有功劳，是不是冤枉。
纳粹集中营里也经常出现这种情景：党卫军把囚犯们集合起来，随心所欲每隔若干人挑一个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当场枪毙。 世界论坛网
今天的“精英”们跑出来说，中国人中百分之若干注定要被淘汰，因为他们是“低素质”的“弱势群体”，而“优胜劣汰”是“科学规律”。这跟不问青红皂白每隔多少人就挑一个出来消灭的纳粹党卫军的逻辑实际没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站在被迫死亡抽签的罗马士兵的立场，站在纳粹集中营被挑选出来枪毙的囚犯立场，站在被“精英”们宣布百分之若干要被淘汰的“弱势群体”的立场，无疑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死亡挑选”。
而站在挑选别人去死的大权在握的罗马军队奴隶主司令官、纳粹党卫军和当代“精英”的立场，如此“死亡挑选”却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当“精英”们轻松愉快地宣布要“淘汰”百分之若干的中国人时，显然是把自己摆在了古代奴隶主的位置，摆在了纳粹党卫军的位置，摆在了上帝的位置。如果说有遗憾，那也只会遗憾不能把这种“淘汰选择”过程公开卖票，让其他“精英”象欣赏古代角斗士为生存而跟素不相识的同类互相撕杀一样，欣赏中国的“弱势群体”们为生存而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好从中大赚一笔。
可见，阶级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态度立场自然完全不同。 世界论坛网
有人说，人就是有高低优劣之分，这是客观事实。“精英”们“优胜劣汰”的原则没什么错。 世界论坛网
不错，“人的能力有大小”，这点不假。但同样的事实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的态度：教育。改造。战争中学习战争。实践中锻炼成长。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让一个同志掉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精英”的态度：淘汰，消灭。“精英”和“劣等”是天生的，认命吧你。谁让你没那个本事呢？自己兜着去吧！活该。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的态度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一员的态度。“精英”的态度是把自己看成奴隶主党卫军刽子手的态度。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一员，所以他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劳动创造财富”，坚持尊重“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 世界论坛网
反毛泽东的“精英”说毛泽东不“民主”，不体现“民意”，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这是用西方式的“形式民主”来曲解事实。 世界论坛网
西方式的“形式民主”、“选票民主”其实是一种诈骗式的民主。这种“民主”谁有钱谁占便宜，谁宣传机器功率大谁占便宜，谁能说会道善表演懂装蒜谁占便宜，谁长相好口才好化妆好谁占便宜，最有利于发挥“精英”们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的特长。因为一切皆取决于选民投票那一瞬间的情绪。要取胜，只要在投票那一瞬间哄住选民就行。之后你再发现上当受骗再后悔都无没有用，“货既售出，概不退换”。（所以美国人说：“法律只让我们直接选布什，不让我们直接罢布什。”）而“精英”们不仅有大老板的支持，财大气粗，而且个个善于夸夸其谈、诡辩狡赖、哗众取宠，要在投票那一瞬间哄住选民左右舆论又有何难？实在不行还可以“图穷匕首现”，关键时刻来点关键的“意外事件”，比如陈水扁的两颗“神奇子弹”，尤先科的“离奇中毒”。投票前任何“意外事件”的表面是非都会立即影响选民心理取舍，而其真相充分暴露则需要一个长时期，甚至永远不为人知。只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完全可以操纵选举，保证只要按西方式“形式民主”选举，“精英”必胜。这其实跟诈骗犯罪本质其实没什么两样。诈骗犯不也是使劲浑身解数哄人上当吗？只要哄得你在拱手让出你的利益那一瞬间“自愿”就行，以后你再明白过来也没用了。这样的“民意”其实是拼凑的“峰值”、“瞬间民意”，“虚假民意”，等于为最擅长开动宣传机器玩弄如簧之舌迷惑群众的“精英”“量身定做”胜利包票。
毛泽东呢？在他奋斗的几十年里，洋大人不拥护他。阔佬们不拥护他。“精英”们不拥护他。他靠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占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他早就被被消灭了。这种拥护不是西方“民主”投票那一瞬间才存在的拥护，不是靠花言巧语连哄带糊弄诈来的“瞬间拥护”，而是长期、持久、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拥护，是面对“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残暴镇压下的拥护，是跟财大气粗、用美式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敌手你死我活形势下的拥护。这就如同拔河，要取胜，人少了不行，虽有人但不竭尽全力也不行。而且这场“拔河”持续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拥护毛泽东这方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主意，抽身离开，不再拥护。如果拥护毛泽东的人数少，或者不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或者只在某个瞬间拥护，其他时间就不拥护了，毛泽东能赢吗？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样的拥护才是真正的拥护，这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
“有效值”的民意。相形之下，只取民意的投票瞬间值的西方式“形式民主”比得了吗？ 世界论坛网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否定“劳动创造财富”，搞“剥削有理”，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血汗，这理所当然要遭到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这就使他们与人民群众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便只能导致依靠对象根本颠倒，国内阶级关系大调整，从依靠人民转向镇压人民，从防御外敌转向防范人民，最后走中国历史上汉奸们的老路：“迎外以安内”，勾结外国势力对付中国老百姓。
有些中国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再三呼吁，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的趋势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外国都在加紧囤积稀土材料和钛之类战略材料，而中国还在拼命廉价出口这些自己已经并不富裕的资源？其实这些人忘了一件事：只有站在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他们的呼吁才是正确的。而主管合资改制的“精英”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吗？
当年GCD人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美国人不干了，对智利搞经济封锁，搞得智利经济危机，人民生活困难，民怨四起，终于引发智利军队发动兵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杀死了阿连德。智利的经济严重依赖外国，稍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所以美国的经济封锁能如此奏效。
如今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对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的行为不加制止，显然另有考虑。他们知道自己搞剥削有理不得人心，又死不改悔，于是来了这条“绝后计”：蓄意、主动、加速把中国全部经济命脉都交给外国垄断资本控制，让外国经济制裁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最致命的影响。这样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改变他们的既定政策，清算他们的倒行逆施，就必然得罪外国垄断资本。只要外国老板来个经济制裁，必将立即导致中国经济危机，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怨声载道。那时他们就可以跑出来说：都是你们妨碍改革大方向惹的祸，所以必须下台，让老子上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让外国垄断资本尽快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完全独立，外国经济制裁毫无用处。89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性不够大，所以外国干涉影响有限。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吸收了那些教训，所以现在全力以赴帮着外国垄断资本加速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因为这是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战略部署，是给自己政治权力的设置的“洋保险”，给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暗中下的绊子，脖子上套的缰绳。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在国家要害部门安插了自己的“钉子”，却忽视了他们处心积虑在中国经济命脉上安插的这些更毒辣的“洋钉子”。向他们呼吁中国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人家巴不得今后任何反对他们的中国领导人都得到阿连德的同样下场呢，怎么会在乎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这就是“迎外以安内”。他们闹“反垄断”，只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决不反外资外企垄断，比对如大型客机的垄断，对电脑芯片技术的垄断，等等。而其进一步的伏笔是反中国GCD的“政治垄断”，以便落实他们在“西山会议”上提出的“政治改革”——产党。别忘了，人家早就宣布了GCD“非法”、人代会“非法”，GCD搞市场经济是“跟资本家通奸”。（这句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骂GCD为了钱给资本家当婊子，算不得“明媒正娶”，休想有任何“名分”，等人家玩弄够了到头来还是要一脚踢开，最终实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精英”现在大闹“反垄断”，就是打下伏笔，将来“图穷匕首现”，打破GCD的“政治垄断”，彻底“政治改革”。
何以见得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必能得到外国势力的全力支持？因为人家的总代表当道时投怀送抱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君不见人家一贯是亦狼亦狗两重性格：对外如狗，对内如狼。一贯是亦狼亦狗两副嘴脸：对外一副笑狗脸，对内一副恶狼脸。对外一副狗脸是笑眯眯俯首贴耳的叭儿狗样：“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啊多么辉煌，灿烂的太阳，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心中的太阳，那就是你”、“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对内一副狼脸是恶狠狠张牙舞爪的恶狼相：“弱势群体”、“阿猫阿狗”、“改革代价”、强制下岗、“买断工龄”、强制征地、强制拆迁、
“不能提高民工工资”、“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不准上访”、“不准自杀”、“不准恶意讨薪”、不准罢工、“不争论”、不准用“敏感词”、不准……
南宋皇帝称金国皇帝为爹，年年进贡以求当稳这个“儿皇帝”。慈禧太后“老佛爷”懿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州国皇帝”溥仪口口声声称日本为“亲邦”，连家庙里供的祖宗都换成了日本的。环顾世界，纵看历史，古今中外的傀儡皇帝卖国政府们对外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故事虽然“多姿多彩”，但有一条是从不见“经传”的：把对外的孝敬、割地赔款的耻辱当成自己的“成就”公开吹嘘炫耀。世界上从来不曾听说过哪个政府把让外国占了自己国家多少便宜算成自己的“政绩”的，更不用说公开宣布要把这种“政绩”当成自己的义务了。然而这项“吉尼斯世界记录”如今却被这些“精英”代表打破了。且看这些“赫赫功劳”：“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每年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千亿美元的好处”、“估计平均每户美国家庭每年受益约625美元”（中国那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老来生计无着，倒有“闲钱”每年送人家上千亿，每个家庭几百美元，真是“宁赠异族，不予家奴”）。再看看这项公开声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与世界分享”……（其他国家宣布过要把自己的成拿来与中国人分享分享吗？）最“精彩”的是这些人如此宣布时不但不感到羞耻难堪，而且语气非常自豪，非常荣耀。至于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得如此心安理得而且简直兴高采烈？这些“精英”的确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
《马关条约》逼中国赔款白银一亿。《辛丑条约》逼中国赔白银四亿。这虽是耻辱，但第一至少是明明白白的耻辱，让中国人永远知道记住这些耻辱；第二至少是明明白白的数字，让中国人永远知道记住究竟吃了多大的亏；第三至少还有个明明白白的期限，让中国人知道赔到什么时候能算个了。而如今的“精英”们让中国对外吃了多少亏，人们知道吗？有数吗？有尽头吗？提供种种优惠让人家通过投资、外贸、金融、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等等占尽便宜不算，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存到人家那里帮人家补窟窿不算，更厉害的是通过放纵贪官们向海外转移赃款，每年白送人家成百上千亿，比人家流进来的投资还多。如果当真不能容忍，当真全力以赴堵窟窿，怎么可能止不住这么大数额资金年复一年地外流？不全力制止，实际就是不割地的割地，不赔款的赔款，不见诸文字的丧权辱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给了人家这么大好处，你说人家怎么可能不想方设法帮他们“按既定方针办”？怎么会不配合他们的需要，必要时不惜通过制造经济危机来制造政治危机，以挽救这些人政治上的失败？这不是“迎外以安内”的汉奸战略又是什么？
四．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尽管能猖獗一时，但他们既然走的是汉奸路，就不可避免要遭到越来越多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越来越激烈的反对。他们拼命反毛泽东，毛泽东的威信反而越来越高。
毛泽东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骂他的人仍然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骂手及其嘁嘁狺狺嗡嗡嘤嘤都如同放屁，臭一阵子就消失了，没有一个能因此而历史扬名，更没有一个能因此而改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分一毫。相反，他们的所做所为更衬托出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份量：只有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诚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有一段话精彩绝伦：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世界论坛网
在历史面前，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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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站错队的上将苏振华
发表于 太平洋水世界
【原创】关键时刻站错队的上将苏振华
说起苏振华上将我一直觉的有点可惜，其时按苏上将的履历应该算是小平同志的亲信了，前程该不会比刘华清，尤太忠差。可惜一念之差倒搞的最后自己连气带病的去世了。
苏振华上将土地革命时期在红五军团，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一五师的343旅当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就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后苏振华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调到海军工作。
自从苏振华在海军担任政委时起，苏就喜欢大权独揽，幸好他遇到个乐得不管事的肖劲光，两人也就相安无事。文革爆发后，苏振华算是最先倒台的一批，虽说苏振华有点喜新厌旧，离婚娶了个年轻女演员，但苏这次倒台还和生活作风问题无关，实际上苏是被扣上了个罗瑞卿分子的帽子让自己的副手林彪的铁杆李作鹏夺了权，表面上看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时苏振华是副手，多少算有点关系，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罗瑞卿和苏振华并还算不上甚么铁哥们，也就是在可倒可不倒之间。现在只能说苏振华没跟上当时的形势，被划分到小平那一条保守阵线中的人物里去了。
1973年，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葬身大漠后没两年，苏振华就又东山再起成了政委了，这回推荐苏的倒是苏的老同事肖劲光大将，看来肖劲光对当个空头司令还是挺满意的。反正肖司令的兴趣也不在工作上头，那时的海军司令部和红楼梦里贾府大概也差不多，除了李作鹏生活作风还算好外，其它的都过的挺有生活情趣的。
虽然苏振华在文革中是倒的快的，可恢复工作也算是早的，结果苏振华恢复工作后头一件事就是批林批孔，林彪在海军的那点人马全让苏给扫荡了。除此之外苏还去见了见老上司邓小平，据说小平同志当时还是挺感动的，应该说这一票算是压对了。要知道这次和苏振华一起去见小平的尤太忠在小平同志出山后可是风光了好一阵，相信苏振华要不是最后时刻押错了保，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前程还是跑不了的。
苏振华出来工作后，中央常委里管海军的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不知怎么老看肖劲光不顺眼，苏振华揣摸着意思就写了个批肖的材料递了上去，这下江青，春桥都挺满意的，苏振华这一票又押准了，结果肖劲光成了“上林彪贼船”的落后分子，司令好歹是保住了，可分管的只是科研工作，被彻底夺了权，所有海军的大事小事就成了苏振华一人说了算了。可怜肖大将保了苏振华出来不但好处没捞到，自己倒惹了一身臊。
等粉碎四人帮时，苏振华上将又出彩了，这次苏振华拥护的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华主席特别派苏振华前去掌控上海，这可以说是委以重任了，自然华主席看重的恐怕还是苏振华手中的舰队。
这时期的苏振华可喂是春风得意，刚解放上台没两年就栖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成了堂堂政治局委员，更别提还有华主席给当后台呢。可等到小平同志二次出山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再次为之一变，老同志们又成气候了。小平同志一出山就重用了罗瑞卿为军委秘书长，而苏就只是军委常委，这下苏振华刚刚开阔的头上又给压上了个老上司，就象好容易刚爬过一座山，面前又从天而降出现了另一座跃不过去的大山，苏那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有了这层隔阂，俩人自然就很难共事了。以后在针对两个凡是等的讨论中，苏振华和罗瑞卿各唱各的调，这分歧就一天比一天大了，苏认准了当时的当家人是华主席，而罗显然和力主他出山的小平更加接近。1978年海军发生了160新型驱逐舰在湛江爆炸的恶性事件。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小平和秘书长罗瑞卿借机对海军领导进行了严历的批评并限期整改。
这次批评对苏振华的刺激比较大，也把苏彻底推向了华国锋一边，实际上华也是一直把苏振华做为自己在军队中的主要力量的，苏振华和华国锋商议在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后来一次大的海军检阅。这件事开始是背着军委的，最后虽然上报到罗瑞卿处，可还是被小平同志严辞拒绝了，苏振华也被要求做出深刻检查。
眼看政治生涯不保，自己的靠山华主席也外强中干，不堪承继。就这样在又气又急中，苏振华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几天就在医院与世长辞了。苏去世后中央还是不依不饶的，结论把苏的错误也列上了，对苏在两个凡是中的错误立场还是给与了一定批评。苏上将这回是到死也没捞到好。
如今回头看看苏上将，以苏上将原先和小平同志的关系，要是这最后一注没压错，现在说不定悼词中还能多几个伟大和忠诚。至少，死的时候是不用再担心组织上的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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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战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政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 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D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 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 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 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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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腾芳（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某团参谋）
1967年初，香港九龙一家塑料制品厂部分人（绝大多数与台湾国民党有联系和站在国民党反共立场）举行反共大暴乱，他们攻击的对象是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亲近大陆的工人。
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镇压，不但出动警察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警察），而且出动了英军。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镇压左派工人。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
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镇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热闹。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警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镇压。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
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
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
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
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
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
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
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
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
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我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军官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不能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刚到不久，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话筒里只听见军委首长问了我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
我回答：“3部”。
对方说：“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l号直通中央军委，2号通团部和军区，3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3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军委首长接着又说：“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
我当时心慌意乱。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① 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② 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③ 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
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
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
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
然后我记录好电话内容。这时参谋长对我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
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
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
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
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
沙头角虽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其为名扬四海的世界上4个分裂地区（点）之一：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17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再就是我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前3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宽0.4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300米、宽5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我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沙头角公社只有7个自然村：径口、田心、沙井头、沙拦下、庵上、官路下和沙头角镇村，沙头角镇村内只有10多间商店和200个居民。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10米、宽5米的水泥桥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间就立着那块分界碑。
界线以南是中方，面积约0．5平方公里；北面为英方辖区。来往的人们按照国际惯例，港英居民和军警从北面走，中方居民和解放军值勤人员从南走，两方来往人员几乎可以并肩行走。自东向西走到中英街的尽头转向南，为海旁路（双方同名），路中间有一条宽5米深6米的水泥结构水渠，长400多米，直通到海边。以渠道为界，西面为英方辖区，街两边全是店铺；东面为中方辖区，沿着水沟有一条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面分布着全都背向西面的住房。
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我部1营6连1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警察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
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
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属的武装力量），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英军、英警镇压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在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企图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就是及时了解并掌握敌情，向上级机关报告。在紧张局势最严重的10天里，团部增派了3个参谋，不然的话，纵然我是三头六臂亦难以应付严峻的局面。
7月5日下午，英军大量增兵，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英军。英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这时候，英警的防暴队又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我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处在第一线的仍然是我团的2、3营和机炮连。我们在战地和阵地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在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此时此刻，火药味愈来愈浓，战事一触即发。
为了与民兵配合作战，我找来沙头角镇民兵连长罗九，要求他作好全体民兵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要严守纪律，千万不可先打第一枪和主动挑衅。
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我方派出联络人员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10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
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
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
我回答：“很清晰”。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于是干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
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
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
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我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
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
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
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
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
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射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
对方在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
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
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
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
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
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
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
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
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
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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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胡耀邦，邓小平和林彪间的三角恩怨
比起邓小平，林彪两位乍看起来胡耀邦的资历要差一些，其实比起前两位来胡耀邦才算的上真正的老革命，胡耀邦十二岁那年就见过毛泽东，十四岁参加革命，然后就一直至力于农工运动，虽然不是一线指战员，搞政治思想工作倒算的上是行家里手。
胡耀邦和林彪早在抗大时就开始共事，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的副主任，邦当时胡耀邦对林彪常常用林校长而不名，由此可以说胡耀邦对林彪还是很尊敬的。一个广泛见诸报端的事实是在解放战争前昔胡耀邦曾想将亲生孩子交人领养而为叶群所阻，叶群并自告奋勇代哺胡耀邦的孩子，这样可以看出胡林两家关系还是很好的。解放后胡耀邦调到团中央工作，后到陕西当省委书记，虽然起落了几次但和林彪都没甚么关系。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胡耀邦最早对林彪开始怀疑还是在文革后，但胡耀邦公开的批评林彪的言论并不多，最严厉的也不过说林是吹捧，脱离群众等隔靴骚痒的话，真正反映胡耀邦对林家态度的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林豆豆能调回北京，黄克诚出了力，胡耀邦点了头，一般来说人走茶凉，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胡耀邦的人品真是没的说的。所以公正点讲胡耀邦对林彪的死只怕还是有些婉惜和怜悯的。
与胡耀邦不同，小平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态度应该说是一清二白的，那就是痛恨。应该说小平同志和林彪同志都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一个是军头，一个是政头（中央书记），一文一武，两位又都是主席他老人家的亲信。也就是说两人都是排在少奇同志后面可能的接班人之一。这样明争暗斗或者说不好听点在主席身前背后争风吃醋，争宠邀功怕是免不了了的。文革一开始，小平同志虽然舍车保帅，最后没跟着和少奇同志一起沉底，可风头就全叫林彪同志给抢去了，这永远健康也就一直喊到了1971年。
要说小平同志下放的时候，不多不少还是受了些罪的，儿子还成了残废，说完全林彪无关的现在看来证据不足，不过估计小平同志是把帐全算到林系的头上。等小平同志出山后，本来给林彪讲情的大佬包括陈云在内还是有几个的，不过全让小平同志一口否了，给林彪翻案那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的事全让主席顶了？有个现成折戟沉沙的，那不正好拿来垫背吗？
比起对林彪的痛恨，小平同志对胡耀邦应该说是有爱又恨了。当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比小平先复出，胡耀邦一复出就在党校开始为小平同志复出造势。虽然叶剑英等元老派也没少出力，可真正冲在最前的就算是耀邦了。等小平同志上台，论功行赏，耀邦就当上了中宣部中组部的掌印，一下大权在握了。在两个凡是的讨论中，耀邦的中宣部算的上是火力凶猛，最后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理论武器，英明的华主席也就英明不起来了，结果没开两个会华主席几个头衔就丢的一干二净。这之后就是耀邦和小平的蜜月期了，一个军委主席，一个总书记，可惜耀邦的改革先锋形象颇不受元老好评，再加上自己嘴巴大整太子党整的太狠，到最后解放老干部时所得的人脉全赔进去了不说，就连不相干的人也得罪个精光，胡总书记反腐败反到甚么程度呢？，当年李先念就告诫手下；“你们谁要是犯到他手里，我一时也没办法，这个人可是六亲不认的。
有了这个评价耀邦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叶剑英去世后，耀邦的后台可就剩小平一位了。可小平再霍达也架不住三人成虎啊，这邓力群等三天两头的小报告送到小平同志那里，没事就吹耳朵风说耀邦同志骄傲了，不把小平您放眼里了，连报告里也不提您了。
谁都怕大权旁落，你当过一把手肯定就不想回去当二把手，这样一来二去，过去的交情是旧的，现在的威胁是新的，对不起，开个批判会吧宣布小平同志指示：耀邦你犯了自由化错误，保重身体回家养老吧。
耀邦同志下台后，小平倒也没过多追究，看来感情还是有些的，耀邦同志去世后，葬礼的规格也不差，小平同志指示按中央常委略高规格办理，其实可能就是按总书记办，这还算是盖棺论定了吧。所以就用个有爱有恨，欢喜冤家来形容小平和耀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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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长期战而不宣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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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长期战而不宣内幕
日军的侵华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结果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如此持久的大规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从1937年7月开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竟然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未正式宣布绝交，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原因何在？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中、日两国政府对宣战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各自都进行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结果还是考虑到本国的利益而没有正式宣战，也没有正式宣布绝交，双方只是在外交上把各自的驻对方大使召回。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几天，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指示外交部针对日本的侵略发表一个声明。当时，北平冀察当局已和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外交部在讨论蒋介石的指示时认为，地方政府已与日军签订和平协定，而中央政府却在调兵遣将宣布对日作战，显得中央与地方之间互不联系互不协调，认为这时中央非但不应宣布对日作战，而应表明和平愿望。外交部将这一意见转报给在庐山的蒋介石，发表声明的事遂作罢。
7月16日，中国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问题。何应钦在16日晚间召开的军政部会议上和与会人员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不得要领。17日上午，外交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宣战，不绝交。其理由是：宣战和绝交后，中、日之间即为交战国。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要靠外国输送。如果宣战，首先，日本可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军占绝对优势，中国没有能力保护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其次，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中国又无运载侨民回国的船只，侨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及日本租界的日本人，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的租界内，仍可继续为其国家的侵略政策效劳，中国政府无法驱逐和干预。总之，宣战绝交后，对中国弊多利少。不宣战，不绝交，中国仍可保持对日关系的状态。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也就宣战、绝交问题进行过讨论。8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有无必要对中国宣战的问题。8月25日，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就宣战问题交换意见。由於宣战对日本的利害得失错综复杂，会议一致意见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待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时，在开幕式上由天皇下达诏书向国内外阐明日本的立场。8月13日，淞沪会战展开以后，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一些人要求政府对中国宣战，但受到许多人的反对。9月中旬，近卫总理大臣认为，从一个国家应有的行动和求得早日结束战争来看，宣战也许是可行的。他指定官房长官风见章同陆、海军方面协商此事。但是，陆、海军方面一致的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大部分军用物资的原料靠外国进口。如宣战，日本所需军用原料进口将很不自由，将会对国防力量造成损害。战争发展到10月，在中国作战的军队又提出了宣战的要求，理由是不宣战有诸多不便，如对占领地的海关、邮政、金融等不能接收，作战方面也受到制约；在占领地区组织傀儡政权，一些亲日派怀疑日本的决心，因而不大热心等。对此，日本政府於11月1日在内阁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有关宣战问题的委员会，人员由企划院总裁、次长及各省次官组成，同时在陆、海、外三省也进行同样性质的研究。
11月上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於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这时国内外流传说日本发表了宣战布告。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对於宣战问题，声明说：“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当日，日本政府命令川越大使回国。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於1月20日离开横滨回国。这就是说，日本对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宣战是没有必要的。以后，日本推出了汪精卫傀儡政权，日本政府就更不能对中宣战而打自己嘴巴了。(摘自《日本军情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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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上面的国军74军资料
一、抗日铁军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而成，俞济时任军长，冯圣法继任第58师师长。全军共8个团，2.1万人。其中第58师炮兵营有6门105毫米榴弹炮，在当时可是相当具有威力的重炮了，曾在淞沪会战中大显神威。
俞济时是黄埔1期毕业，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外甥，是标准的嫡系，历任蒋介石侍卫大队排长、连长，侍卫大队扩编为警卫团后任营长、团长，后任第6师31团团长、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警卫1旅旅长，警卫1旅扩编为第1师后任师长，后改任第58师师长，而74军的骨干就是58师。
74军成军不久就参加了淞沪会战，51师在罗店，58师在蕴藻滨，都是战线的关键之所，浴血奋战，尤其是51师无论在阵地防御还是在撤退中，均表现非常出色，当时有名的《申报》和《大公报》都曾报道过51师的英勇作战。
74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还来不及补充休整就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湖熟镇、汤山镇、熟化镇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南京沦陷后51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有4000人。
74军经过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会战，在兰封会战中74军重创日军第2师团。
1938年7月德安战役（又称万家岭战役）爆发，日军苦战两个月进展甚缓，为了尽快突破国军德安防线，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中将命令第106师团全力突破五台岭一线，然后向德安西南迂回穿插，协同正面攻击部队围歼德安一线约20个师的国军。
9月25日，第106师团突破五台岭，迅速向国军防线纵深推进。10月1日，106师团主力已进至万家岭一带地区，但在白云山遭到了国军第4军的顽强阻击。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讯后立即果断决定调集重兵围歼孤军深入的第106师团！这一作战决心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2日，第九战区调集12个师合击万家岭地区之敌，国军各部从各方向发起向心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见形势危急，而正面进攻部队又无进展，便迅速放弃原定计划全力突围，突破口便选在了74军58师防区，58师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日军113联队在空军支援下的多次猛攻，但是58师也付出巨大代价，全师经过两天激战，仅存500人！眼看阵地难保，58师师长冯圣法连连向军长俞济时求援，此时俞济时手里也没有预备队，他只留下了一个班警卫军部，将军警卫营投入战斗，这才确保了阵地，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
10月7日，国军调整兵力，发起全线总攻。74军作为主攻部队奉命攻击日军在万家岭地区的核心阵地张古山，第51师多次猛攻均未得手，后305团团长张灵甫献计从山后偷袭，并亲率突击队从山后偏僻小道袭占张古山。74军攻占张古山，为突破日军106师团防线立下头功。10月9日，薛岳令各部组织敢死队作最后决死攻击，经过激战国军攻占万家岭、雷鸣鼓两处要地，当晚国军第4军的突击部队一度曾进至106师团指挥部仅百米处，淞浦组织师团指挥部所有人员准备迎战，连自己都拿起了枪。由于第4军没有确切情报，又是夜间，才没有发现日军，使淞浦得以侥幸逃脱。此役国军一举收复九江以南失地，日军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死伤逾万，连师团长淞浦中将都险些被俘，战果之辉煌足以与平型关和台儿庄媲美。万家岭之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战役中74军守得住攻得上，居功至伟。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将74军调至后方休整，都被薛岳拒绝，而74军的表现确实没让薛岳失望。战后著名作家田汉和任光曾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和74军军歌。
军歌歌词如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1939年6月俞济时升任第10集团军副司令兼86军军长，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王耀武，1903年出生，原字佐才后改字佐民，山东泰安人，黄埔3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在第四次围剿战中率部孤军死守宜黄24天，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升任第1补充旅旅长，1934年11月率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激战，将其主力击溃，红19师师长寻淮洲阵亡，红2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任51师师长，在淞沪战役中因指挥果敢得当而深受好评。
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上高位于江西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日军占领上高，既可相机拊长沙之背，又可得到进攻赣南的前进基地。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企图合围国军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但南北两路进攻均被击退，中路日军孤军深入，又遭到74军坚强抵抗，3月22日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猛攻74军云头山、白茅山阵地，74军与日军反复争夺，先后7次与日军白刃肉搏，为友军赢得了集结的宝贵时间。因此中路日军不得不于3月24日黄昏在北路第215联队掩护下开始突围，但25日夜又被国军将突围与增援之敌再次包围，终将其大部歼灭。在全线出击中74军又作为先锋，乘胜追击，收复官桥，击毙日军日军第34师团长岩永少将。整个上高会战，日军第33师团遭到重创，第34师团及独立第20混成旅团伤亡更是高达70%以上，共毙伤日军1.5万，被何应钦誉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此役74军被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 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74军军长王耀武和第153旅旅长张灵甫旅表现优异，受到表彰。
上高会战之后，74军作为首批五个军之一换装苏式装备，得到115毫米榴弹炮4门，76毫米野炮8门，37毫米反坦克炮4门，7.62毫米M1910水冷式马克西姆（即“俄国版的马克辛”）重机枪25挺，7.62毫米M1910马克西姆·托加莱和M1928德克恰廖夫（简称为DP型，即常见的转盘机枪）轻机枪70挺。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目标之一就是寻歼国军主力74军。战役开始后74军奉命开赴沙市街增援，结果被日军情报机关侦悉，日军立即提前发动攻击，集中两个师团夹击74军，74军猝不及防与日军激战两日，57、58师伤亡过半，遭到了巨大损失。尽管此战74军失利，但在与日军遭遇之初，74军在华*一线仍颇有斩获，并以凌厉攻势一度迫使日军第3师团后退，也显示了中国王牌军的威风。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此时全师不足600人只有师长余程万率180人突围，其余官兵自愿与常德共存亡，与突入城内的日军逐屋争夺，全部壮烈殉国。6天后余程万就随反击部队又杀回常德，收复常德。此役正逢美、中、英开罗首脑会议，罗斯福总统听取了蒋介石的战况介绍，特意将余师长的名字记在备忘录上。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常德人民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1944年1月军长王耀武升任24集团军司令，施中城接任军长。下辖51师（周志道）、57师（李琰）、58师（蔡仁杰）。
1945年5月，在雪峰山战役中，74军再次显示出抗日铁军的雄风，给予日军以重创，获得两面“飞虎旗”。
八年抗战中，74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在德安、上高、常德三次战役中表现最为突出，以其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被誉为抗日铁军，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74军空运南京受降，并担任南京守备，因此被称为“御林军”。
二、内战先锋
1946年3月，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装备，师长张灵甫兼任南京警备司令，下辖整编51旅（陈传钧）、57旅（陈嘘云）、58旅（卢醒）。驻扎在南京孝陵卫，拱卫首都，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张灵甫，1903年出生，原名锺麟，字灵甫，陕西西安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入胡景翼国民二军驻豫军官训练团。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1926年升入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后在嫡系第1师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因枪杀妻子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任74军51师153旅305团团长，在德安战役中因献计奇袭张古山而一举成名，后任153旅旅长、58师副师长、师长、74军副军长。并经蒋介石特批，成为陆军大学将官甲级班里唯一的少将。张灵甫在俞济时、王耀武的大力举荐下，才坐上这个被誉为五大主力之首的师长宝座，因此得罪了竞争对手李天霞，对此李一直耿耿于怀，日后的孟良崮李见死不救，就是原因之一。
全师装备计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卡车牵引）、36门75毫米山炮（吉普车牵引）、108门105毫米迫击炮（骡马牵引）、108门81毫米迫击炮（骡马牵引）、108门37毫米战防炮（吉普车牵引）、486门60毫米迫击炮、255具火焰喷射器、324具M1“巴祖卡”火箭筒、324挺7.62毫米勃郎宁M1917水冷式重机枪、1080挺7.62毫米1918A2轻机枪、2400支9毫米美制M1汤姆森冲锋枪和加拿大斯太令卡宾枪、4800支7.62毫米M1903A1春田步枪，军官配9毫米勃郎宁M1911A1手枪。无线电报话机配备到连，共有机动车约300辆、骡马1000匹。
淮阴之战
1946年7月，国军集中58旅的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其中主力31个旅进攻苏皖解放区，另27个旅进攻鲁南，牵制山东解放军。而整编74师作为主力中的主力负责主攻淮阴，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当时华东解放军主力有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陈毅指挥，共约7万余人）和华中野战军（简称华野，粟裕指挥，共约11万余人）。
7月淮南战局恶化，解放军除留第6旅16团和地方部队外，主力撤出淮南。9月，国军兵锋直指淮阴，第7军进攻泗阳，掩护74师侧翼；74师配属工兵第15团沿运河主攻淮阴；整编28师之192旅为预备队，在74师后跟进。此时华野主力正在苏中作战（即苏中七战七捷），山野主力则在沭阳以南。在国军发起攻势后，解放军以华野9纵在运河与洪泽湖之间设置三道防线，作为防御正面。
9月12日，经三天激战国军第7军突破9纵第一道防线。9月13日，第7军和74师同时展开攻击，于当日下午突破第二道防线，陈毅山野主力无法及时南下，只得急令2纵向淮阴开进，但沿途道路桥梁均遭破坏，无法及时赶到。陈毅只好急电粟裕：“……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粟裕见形势危急，急调第5、第13旅星夜北上驰援，粟裕亲率主力第1、第6师也随后北上增援。但是从海安到淮阴，多是水网地带，又逢大雨，道路泥泞，部队只能走水路，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的船只，一次只能渡1个旅，加上国军飞机的封锁，只能在夜间行动。华中主力赶到淮阴最快也得到20日。而事实上，19日胜负就已经定了。
9月14日，谭震林和张震在码头南岸开设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淮阴地区作战。
9月15日，双方在淮阴外围杨庄、马头、小桥一线激战，9纵及第5、第13旅拼死抗击，尤其是从高邮兼程赶来的第13旅（即皮定钧旅），是参战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对突破运河的74师连续实施了9次反冲锋，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晚74师攻占杨庄和码头，逼近淮阴。
16日，为确保淮阴，谭震林下令扒开运河大堤，放水迟滞74师的攻击。
17日，战况更为激烈，74师在炮火和飞机助战下，连续组织5次猛攻，解放军集中所有兵力火力全力抗击，但第一道防线仍被突破。
18日张灵甫亲临一线督战，并于午夜发起猛攻(敢于夜战的国军可没有几个)，74师派出2个连从9纵与5旅的结合部成功突破，根据俘虏供述的口令诈开淮阴南门，进城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建立阵地，74师主力随即从正面猛攻。解放军5旅在敌前后夹击下，被迫放弃阵地，解放军组织皮旅和9纵预备队实施反击，也未奏效。华野主力刚到淮阴城北，立足未稳无法顶住74师的猛攻，被迫于19日撤出淮阴。74师继续南进，又于22日攻占淮安，至此，国军基本控制两淮，张灵甫获三等云麾勋章。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解放军在华东只剩下了山东解放区，对于兵力补充、后勤补给和部队回旋都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随着两淮的丧失，华中解放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运河税务失去了，华中主要的工商区也失去了，对南线作战负面影响很大。
解放军9纵根据此次战斗总结了整编74师的战术特点：“多采取正面佯攻，侧后迂回，或超越攻击。该敌系蒋军五大主力之一，部队骄横，攻击精神较顽强。善于集中使用兵力，先以集中炮火打我阵地一点，掩护步兵攻击，且善于使用小部队，以锥形渗入我侧背，错乱我部署，但不善于近战。”
解放军参战部队对于74师的评价是：“官兵素质在蒋军中算是比较好的，老兵占很多，军官、士兵甚至马夫都经过严格标准训练，战术指挥及技术动作均较正规熟练。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两淮战后，该敌伤亡惨重，敢于大胆缩编建制，也不顾兵员缺额。其官兵对蒋甚为信仰，且骄横自大。”
一战涟水
国军攻占两淮后，稍加休整，于10月开始进攻涟水、益林地区。解放军在涟水外围集中了第1、6师、第9、10、11纵队共23个团的兵力，另以第5旅守涟水城。10月4日粟裕在涟水以北15里盐河北樊卜庄的前线指挥部里亲自召见了5旅15团团长李士怀，由15团担负城防。之所以选择15团，是因为在前2、3个月里，15团和74师在六合、天长、马坝、淮阴先后多次交锋，对74师的战术有所了解。
10月15日，15团接管城防，以第1营担任城南守备，这里是废黄河故道，视野开阔，最关键的南门渡口由第1营第2连第3排配属营直属60炮班（3门60炮）防御；第2营部署在位于盐河和废黄河之间的带河镇，构筑了3道野战工事，扼守通向涟水城的大路；第3营部署在城西关，其中第9连为团预备队。此外涟水、涟东两县成立了后勤司令部，由县长陈亚昌任司令，县委书记胡启奎任政委，组织民工2万多人支前。
10月19日，74师兵分三路，以宽正面向涟水攻击前进，东路57旅，由淮安经席桥、顺河集向茭菱镇前进；中路51旅由淮阴东马厂经钦工向涟水前进；西路58旅由王营沿盐河河堤攻击带河镇。
20日下午3点左右，74师先头部队与15团在汤庄遭遇，74师51旅前卫连遭到伏击，51旅在第二天中午才推进到涟水城南的废黄河南岸。
10月22日，74师集中全师炮火猛轰南门渡口，然后连续3次组织强渡废黄河，均被击退。74师毫不气馁，继续发动了第四次进攻，解放军南门渡口守军伤亡殆尽，终于被74师突破。解放军1营预备队和从茭菱赶来增援的5旅第13团迅速赶到，苦战之后封闭了缺口，74师也因伤亡惨重后继乏力而被迫退至废黄河边的沙滩上，重新收拢集结部队，在沙滩上建立了阵地，并冒着解放军的炮火搭建起了浮桥。同时，解放军也在废黄河的第二道大堤和城边构筑了新的工事。
74师在猛攻南门渡口时，还对带河镇和西关两地发动攻击，带河的进攻被15团2营击退，西关战况也相当激烈，3营伤亡很大一度形势危急，投入团预备队后才勉强守住阵地。同时在东路的74师57旅一部企图在茭菱镇附近强渡废黄河，也被解放军击退。一天的战斗下来，尽管解放军守住了阵地，但城防主力15团几乎死伤殆尽，才只经过一天的战斗一个主力团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这在以前还从未曾有过。当晚15团因为实力大减被迫缩小防御正面，南门渡口至杂姓庄的阵地由13团和独立第5团接替。入夜后13团在城内西南角的妙通塔上建立了重机枪阵地，以火力控制了全城制高点。
10月23日，74师在5架B-24解放者轰炸机和7架P-51野马战斗机的空中掩护下，强渡废黄河，上午8点，解放军在74师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第一道大堤，退守第二道大堤，74师后续部队开始渡河，这时妙通塔上解放军的重机枪开火，用火力封锁了74师后续部队，但是解放军已无力组织反击，夺回桥头阵地，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一个白天。
入夜后，解放军5旅14团在旅长成钧带领下赶到涟水，立即发起反击，经过一夜激战，14团重新夺回了第一道大堤，将74师已过河的部队压缩到河边沙滩上。然后14团接替了独立第5团的阵地，这时沿废黄河从东向西的守备部队是：13团、14团、15团。
24日夜，在14团与敌人激战的同时，解放军神速插入74师背后，收复了顺河集和带河镇，切断了敌人的后路。
25日早晨，74师经过一天休整，直叩涟水城下，城关上下激战竟日，74师51旅主攻重点是14团阵地，战况殊为激烈，多次发生白刃战。14团1营400多人只剩下50多人，只好缩编为一个连，团里的勤杂人员也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下午，74师57旅170团投入战斗，该团以士官和老兵组成“敢死队”配备自动武器，经炮火准备后向南门阵地发起总攻，并在解放军14团3营阵地上取得突破，然后一鼓作气，接连冲过第二道、第三道大堤，其中有一个连甚至突入涟水城内。解放军5旅组织了所有部队坚守涟水城垣，从突破口两翼组织反击。就在此危急关头，解放军6师、10纵增援部队赶到，这两支生力军以一部加强防御，一部实施反击，才将74师击退，74师进入涟水城内的一个连也因被隔断了与主力的联系于当夜被歼。
26日，整编28师192旅和74师并肩发起攻击，双方在大堤附近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解放军主力第1、6师、第9纵队和第13旅相继投入战斗，74师经多日苦战，兵锋已疲，主力被迫撤回废黄河南岸。入夜，解放军兵分三路发起反击，2个小时便全歼黄河北岸74师57旅2个营。同时解放军一部在淮阴东20里处的老垛、新渡口一带渡过废黄河，并与收复顺河集的解放军一起击退在钦工、茭菱之间的敌人，歼灭74师58旅172团一个连和28师192旅一部。
27日早晨，解放军彻底肃清了废黄河以北的全部国军。当天解放军全线出击，第5旅配合6师从正面反击74军；皮旅、9纵继续攻击带河镇附近国军；1师、10纵从涟水东南越过废黄河，向钦工出击，配合正面作战。
30日晚，经过一夜激战，解放军收复了茭菱镇。
31日在茭菱镇西南，解放军歼灭28师192旅和74师57旅一部。
11月1日，整编28师192旅残部向淮安溃退，张灵甫预见到有被解放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收缩各部连夜退往淮阴东的马厂，至此第一次涟水保卫战结束。此战74师元气大伤，其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被打破。根据新华社华中前线11月6日电讯：从10月19日至11月1日，共毙伤俘敌军9000余人，解放军自身伤亡也在6000以上，10纵司令谢祥军也在战斗中阵亡，这是华东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职务最高的将领。
二战涟水
12月，国军卷土重来，投入整编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以及新7军一部共5个旅，由74师师长张灵甫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解放军以27个团围攻鲁南临沂、郯城，另以24个团阻击华中北上之敌。担负涟水防御的是华野6师和淮南独立6旅。此次张灵甫吸取了教训，改变战术，12月3日首先以74师57旅和192旅向解放军6师17旅阵地作正面攻击，解放军沿涟水以南层层设防，4日占领解放军一线阵地。5日解放军6师分路出击，企图夺回失守的一线阵地，但均告失利。6日国军继续推进，解放军退守顺河集一带节节阻击。双方激战十日，解放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涟水以南。
12月14日，张灵甫集中74师51旅、58旅和第7军一部共3个旅由王营、悦来直扑带河镇、大关，从西面攻击涟水，这支奇兵一举奏效，当天便突破了淮南独立6旅在带河的阵地，傍晚就已打到废黄河大堤。解放军这才察觉74师的主攻方向，从正面抽调6师16旅急返涟水，配合淮南独立6旅阻击敌人。
16日拂晓，74师集中全部炮火轰击涟水城，炮击一停，即以营、团发起集团冲击，而且一波连一波，前赴后继，经白刃肉搏于上午8时突破大堤进逼城垣，中午时分便攻入城里。接到涟水以西告急华野第6师奉命兼程回师增援，结果急行军35千米，在涟水城外2.5千米处与已攻取涟水的74师接战，6师几次反击均被74师击退，6师伤亡超过5000人，被迫撤出战斗。据江渭清回忆，当时陈毅口头通知他代行司令员职务，将6师师长王必成撤职查办，押来野司。粟裕认为战役失利原因很多，不能只怪王必成一人，但作为主要前线指挥员，应该好好检查，建议留职检查。王必成只说了一句：“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无怨言，只是希望日后打74师，绝对不要忘了6师！”粟裕立即将参谋长陈士渠召来，当面命令：以后凡我华东部队组织歼灭74师的战役，一定让6师参加，一定让王必成同志参加。并特别嘱咐将此命令记录在案，存档待查。——半年后，歼灭74师的孟良崮战役中，正是王必成指挥的6纵（原6师改编）从鲁南飞兵急进，夺占垛庄，切断74师退路。
二战涟水，74师终以出奇制胜攻占涟水，并给予粟裕华野三大主力之一的第6师重创，电影《红日》里开头讲的就是二战涟水。
由于两淮、涟水接连失利，苏皖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区被国军占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山东，华东地区的主要战场已转到山东，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1月山野、华野两野战军进行了整编，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共约27.5万人。并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史称鲁南会议，以统一思想。这样，解放区面积缩小，而部队和机关相对集中，加剧了解放区人民的负担，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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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宣战的理由是
发表于 抗战资料专区
这个宣战书真是我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对日本宣战不是因为它侵略了我们，也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更不是因为“三光政策”，而是因为它袭击了我们的所谓“友邦”——美国和英国！
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国宣战。同一天，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日本宣战，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十二月九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次日，又对德、意两国宣战。十二月十一日，德、意对美国宣战。至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正式宣布参加这场世界大战。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1941年12月9日）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主席 林 森
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
（1941年12月9日）
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洲，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生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主席 林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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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级的授意下，在北京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那么，这几个日军得到了什么下场呢？
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1880年出生，时为中将军衔。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 严辞拒绝。8日凌晨，田代在司令部召开会议，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还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指挥不力的田代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8日凌晨4时，牟田口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要中国军队让出宛平城东门，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4时23分，牟田口下令在现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炮兵向宛平城开炮，牟田口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1年11月6日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率第十五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的胡康地区、科希马、英帕尔、伊姆法尔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所剩残兵败将又大多患痢疾、疟疾等疾病，在大雨和饥饿中挣扎，牟田口恼羞成怒，一口气将三个师团长撤职，创日军建军以来的奇闻。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的十五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也被解除军职，编入预备役。牟田口羞怒之下自杀。
森田彻中佐，1890年生，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场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讨厌。由于积极参加“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驻屯在中国东北北部边境地区。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上任就面临苏军坦克群，阵地接连丢失，他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还未来得及做天皇亲授金鹰勋章晋升将军的美梦，就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七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于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因缺乏足够的重武器和火力支援，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的坦克张开血盆大口轧来，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眨眼便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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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衔 殉国时间 地点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7、28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7、28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 9军军长 1937、10、16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 54师师长 1937、10、16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 67军军长 1937、11、9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 驱逐司令 1937、11、21 河南周家口
夏国章中将， 172师副师长 1937、11、21 浙江湖州
吴国璋中将， 75师副师长 1937、11、26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 145师师长 1937、11、30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 宪兵副司令 1937、12、12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 156师参谋长 1937、12、12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 160师参谋长 1937、12、12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 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2、22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3、17 山东腾县
邹绍孟少将， 124师参谋长 1938、3、17 山东腾县
赵渭滨少将， 122师参谋长 1938、3、17 山东腾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3、28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 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4、22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 173师副师长 1938、5、9 山东蒙城
李必蕃中将， 23师师长 1938、5、14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 23师参谋长 1938、5、14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 114师师长 1938、6 山东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 鲁北游击司令 1938、9、23 山东
冯安邦中将， 42军军长 1938、11、3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 152师副师长 1938、1、13 广东清远
李国良中将， 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3、7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 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3、7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 79军参谋处长 1939、3、26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 29军军长 1939、5、6 江西龙里
张唐聚五少将， 东北游击司令 1939、5、18 河北平台山
韩炳宸少将， 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1939、1、9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 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1、3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 197师师长 1940、1、25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 2军副军长 1940、2、3 广西昆仑
关钟毅中将， 173师师长 1940、5、9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 、5、16 湖北南瓜店
张敬少将， 33集团军高参 1940、5、16 湖北南瓜店
戴民权中将， 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5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 新27师师长 1941、5、9 山西台寨
梁希贤少将， 新27师副师长 1941、5、9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 新27师参谋长 1941、5、9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 3军军长 1941、5、12 山西县山
寸性奇中将， 12师师长 1941、5、13 山西毛家湾
金崇印少将， 17军参谋长 1941、9、16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 70师师长 1941、9、6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 190师副师长 1941、9、24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 新3师副师长 1941、9、25 甘肃
李翰卿中将， 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9、27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 98军军长 1941、9、29 山西东峪
朱士勤中将， 暂30师师长 1942、5、4 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 暂30师副师长 1942、5、4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 200师师长 1942、5、26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 暂45师师长 1942、6、23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 96师副师长 1942、7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 鲁苏战区高参 1942、8 山东唐王山
周 复中将， 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2、21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 113师参谋长 1943、2、21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 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5 山东
江春炎少将， 114师参谋长 1943、7、4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暂5师师长 1943、11、15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 150师师长 1943、11、21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 预10师师长 1943、12、1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 骑8师副师长 1944、5、5 安徽颖上
李家钰上将， 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5、21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 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5、21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 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5、21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 8师副师长 1944、6、10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 79军军长 1944、9、7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 131师师长 1944、11、10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 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11、10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 31军参谋长 1944、11、10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 38师副师长 1945、5、13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 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6 浙江孝丰
据战后1946年统计：八年抗战单国军方面就有（8名上将、41名中将和71名少将，以及1.7万名校尉级军官殉国）[上列只是部分并少了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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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GCD；GCD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GCD。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文/特约撰稿员 京中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GCD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GCD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GCD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GCD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GCD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GCD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GCD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GCD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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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的纪念与忘记
大陆官方60年纪念抗战主题词的演变
文/记者 韩福东
抗战胜利60年来，大陆年年都在纪念，每逢10年，还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但在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批判和遗忘，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自我隔离。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历史的还原，都是对抗战意义的新发现。
光荣归于苏联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首都各界代表五千余人举行了纪念“七七”13周年大会。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
在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上，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GCD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开会词还用了大量篇幅声讨“法西斯轴心国的继承者”美国，而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51年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教育机构，应在9月3日及其前后，进行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GCD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的援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历史的宣传。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到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1955年，抗战胜利10周年。9月3日上午，沈阳和哈尔滨两市各界人民代表共2000多人分别祭扫了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下午，旅大市（今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3000多人在旅顺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在讲话中称，10年前，“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奇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作者批评美国“采取了拖延战争的政策。按照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战胜日本依然遥遥无期。”
丑化国民党政府，确立GCD在抗日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共执政初期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大陆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对抗日的纪念变成对苏联红军的讨好式颂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后果是，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国民党的抗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被掩盖了，GCD的抗战也被看轻了，惟有对苏联的感恩戴德。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两党交恶，大陆关于抗日战争何以胜利的叙述，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GCD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
在当年的纪念活动中，大陆还多次批判苏联领导人。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表述开始一分为二：抗日战争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年来，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才得到大陆官方和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评价。
国民党抗日得到中共承认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大陆的纪念基调发生根本变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行动得到中共承认，并通过纪念抗战来宣传两岸统一的主张。
后一篇文章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GCD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胡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民抗战，胜在团结》。他说：“四十年过去了，全民抗战，胜在团结的宝贵经验是永存的。今天，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我们全国人民的肩上。”
同年8月19日至24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报道，与会人士认为，以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同时，一些学术禁区和盲区被突破。过去，对抗战领导权是不容争论的，而在这次讨论会上，则出现以下观点：中共在政治上领导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GCD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抗战；组织上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政治上是GCD领导。
在毛泽东时代，大陆官方和史学界一直把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开表述。在北京的讨论会上，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首先在亚洲；中国持久抗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粉碎了日军的“北进”计划，还牵制了日军的“南进”，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亚战场的作战。
此前，大陆官方教科书把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国共斗争史，平民的牺牲几乎被忽略不计，或算做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罪恶。而在北京的讨论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史学界的部分观点已被大陆官方认可和采纳。9月3日，官方举办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把两者同时纪念。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说：“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他还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如何举行纪念活动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今年3月两会期间，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递交了《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他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设立“国耻日”或“哀悼日”；建立类似于俄罗斯无名烈士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国家级纪念抗战场所，免费开放。但舆论认为，该建议难以尽快实现。
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
同期，建立在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也陆续更换文物，增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内容。由于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主席先后访问大陆，大陆在纪念抗战时，更为客观而务实的观点不断显现。不过在当年抗日主战场，国民党军队血战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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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
发表于 抗战资料专区
日本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刚过，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60年也挥之不去。
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就是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中国国力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直观上来看，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比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10万7千人。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5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美国是盟国的兵工厂。
对中国来说，日本并不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中国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5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年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中国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中国贫弱但不软弱。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虽然史沫特莱不朽的诗没有留下，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可以为这个一架飞机的战斗留下万代千秋的敬意。正是千万将士不成功即成仁的军人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苦撑待变，以求最后的胜利。也是因为这样，日本打了8年，不但没有得到它梦寐以求的最后胜利，反而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卫国是一门艺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中国是一个与日本硬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国，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中国卫国战争的胜利不只在于歼灭了多少日寇，击落了多少架日本飞机，炸沉了多少艘日本舰艇，还在于是一个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他提出：“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流着血，咬着牙，撑下来了。
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并不是将胜利建立在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争取友国一直是中国抗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时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中国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不但坚持到了英美参战这一天，而且坚持到了最后。这是弱国的智慧和远见—面对生死存亡挑战时的弱国的智慧和远见。
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间战争
拳击赛是限定时间一对一地打下去。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论调，实际上就是把中日战争看成了中日之间的拳击比赛了。直观上看，如果仅仅从伤亡人数，从是否丧失阵地而言，中国确实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场上败退的记录，而日本占领中国的国土是越来越多。以拳击场上的标准衡量，似乎中国中的拳数很多。然而，最后趴下的是日本。因为国家间的战争不是拳击赛，不是说那身强力壮的拳手最后就一定能打败那身体瘦弱的拳手。战争的结局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各种因素并不会只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出现。
20世纪已经不再是满清或者蒙古大军风扫残云南下的时代了。经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17世纪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日冲突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问“中国在没有外因的情况下能够单独战胜日本吗”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所谓8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之类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缺乏战略眼光，既没有理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也没有理解国家自强自立的真谛。
其实，老谋深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权威北一辉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32年4月，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建议书》里就说：“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复存在诸如日俄战争或德法战争，仅限于日美两国间之战争矣。”北一辉看到了“中国寄希望于美国最终能攻击日本”。北一辉看到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之间的战争，但他依然鼓吹战争，那是因为他狂妄。而那些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人，则是战略上的无知。
由于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破灭，中国的持久消耗战略使得日本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仅就日本军费开支而言，1937年军费预算为14.1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39年，日本军费开支高达61.56亿日元。到1941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8%。
日本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也不得不在中国搞“持久战”，那就面临着对华战争转移成国内危机的政治风险。日本不甘心中途撤兵，也不敢中途撤兵。日本如果想吞下中国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然大物，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路线，以尽早解决中国问题。而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控制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就势必跟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此时，局势到底会怎样发展，就不是日本自身能够掌控得了的。
虽然各国在战场上消灭的敌人有多少之别，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盟国一起打败了法西斯国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说只是某个国家打败了另一个国家。反法西斯的盟国是一个整体，各国在不同的角度起着不同的作用。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非无足轻重。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当然，在情感上，有些日本人接受不了；在直观上，也有中国人想不通—明明日本军队占着上海，占着北平，似乎并没有被中国军队打败，怎么能够说中国战胜了日本呢？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之前，中国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中国军队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历史事实。
不过，之所以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不是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解放，一方面有中国军力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有地缘方面的原因。因为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上交锋，必然离不开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日本一旦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小小岛国来说，那就是末日到了。因此，在中国战场上还没有出现排山倒海的解放战争，日本就投降了，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幸运—大部分中国沦陷区没有在解放之前再遭一次猛烈的炮火打击。
8年战争，日本以笑开始，以哭结束。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它还能只向美国认输，不向中国投降吗？这就是成功，这就是胜利。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中国抗战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的成功范例。企图蛇吞象的日本失败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日本的失败，成了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
文/主笔 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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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重新夺回昆仑关时，战士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
阮剑八本是一名学生，日军占领了他的家乡，他被迫躲进山洞里，因为不堪忍受山洞里面跳蚤太多这个简单理由他决定去当兵。因为阮剑八是本地人，他曾为进攻的敢死队带路。不久他又回到了学校读书。在每周由老师做的时事报告上，他才知道，原来他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场大仗--昆仑关战役。
不堪跳蚤咬 决定去当兵
日军占领高峰隘，村民们都躲到山洞里，里面跳蚤太多，阮剑八不堪忍受决定去当兵
1939年11月的一天晚上，广西桂林迁江县，省立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阮剑八与同学还在河中戏水(因南宁战事紧张，他们的学校从南宁辗转搬至迁江县，在合山煤矿公司的厂房里开学上课)，突然看到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车龙亮着大灯向他们开来。车上装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有的载着坦克，有的拉着大炮，一路车声轰轰，烟尘滚滚。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号称“钢军”，有装甲兵团、骑兵团、炮兵团、工兵团，装备精良，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武装的部队。他们从湖南开来，准备在桂南阻击日军的进攻，保卫当时中国政府取得外援的主要通道“西南国际交通线”。
1939年11月14日，日军在北海登陆，开始向南宁进攻。24日，日军攻陷南宁。 11月26日，日本组成邕钦兵团，由第5师团长官今村均指挥，在飞机掩护下猛攻高峰隘，12月1日高峰隘失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接着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于1939年11月19日由重庆飞桂林，21日率部抵达迁江，设立行营指挥所，离阮剑八的学校很近。一天晚上，老师突然把学生全部叫醒，说，白总参谋长说打仗了，这儿太危险，家里还没被日军占领的同学，可以回家。阮剑八睡眼惺忪地就上路了，步行数日回到家乡武鸣县伊岭村。昆仑关外的重要关口高峰隘就在他们村边。回到家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高峰隘，经常骑着马跑下山。阮剑八说，日军看见妇女先奸后杀，看见男的就抓到高峰隘去当挑夫，看见屋子关着门，就踢门而入，抢光东西后烧房子。阮剑八的家人及其他村民们都躲到了山洞里。
2005年5月16日，81岁的阮剑八带着记者重访他当年藏身的山洞，同行的还有他的侄儿--已经退休的粮食局老干部阮本勤。阮本勤当时只有几岁大，也在洞里生活。
记者看到，他们66年前藏身的山洞洞口很小，贴着山脚向地下伸展，要很小心地弯着腰才能走进去，内部狭小逼仄，底部是湿滑的黄土。初一看，最多也只能住七八个人。但当年这儿却藏了十多户人家，50多人。阮剑八向里指了指说，其实洞很长，足有好几十米，另外还有诸多支洞。村民们拿点稻草，铺在地上就睡了。阮建八却怎么也睡不着。“跳蚤太多了，咬得厉害。”
当年附近还有桂系31军135师508团的一个排埋伏。排长人不错，经常过来看看村民生活得如何，还跟阮建八等人聊天，不久就很熟了。被跳蚤咬得受不了的阮剑八，终于有一天偷偷跑去找排长，说要跟他当兵去。说起当年因为怕跳蚤咬而当兵的事儿，阮剑八咧开嘴，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排长说，你要来当兵也行，但要团长同意。于是领着他来到团部驻地。先给他穿了一套暗绿色军用棉衣。当时阮剑八才15岁左右，棉衣下摆遮过了膝盖。他就穿着这身滑稽的军装见到了团长。团长蒋雄，广西灌阳人，平时很严厉的他见了阮剑八这个滑稽样子也笑了。他听说阮剑八上过中学，就问他：“你读过书，在学校的科学研究小组里学过东西，那我问你，什么是科学？”阮剑八脱口而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就是科学。”团部的人一下全都哄笑起来。团长说，小家伙有培养前途，好，来吧，以后送你上黄埔军校深造去。他当时没想到的是，这句话日后真的实现了。他有文化，蒋雄就先把他分到团部书记处写公文。
当年争战地 山头被削平
高峰隘是昆仑关的一个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949年以后新修公路山头被砍掉一大块
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8日白崇禧将此决定转达各部，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结基本完成。
桂林行营反攻南宁计划中将桂南附近国军分为北、东、西三路军：北路军(第5军杜聿明、99军之92师梁汉明)为主作战军，向昆仑关攻击；东路军(46军何宣之175师冯璜及新19师黄固、66军叶肇、第三挺进纵队)担任破坏或袭扰郁江南岸及邕钦路敌后交通；西路军(46军之170师黎行恕、31军韦云淞之135师苏祖馨、131师贺维珍及188师魏镇)以170和135师攻击高峰隘，以将敌主力吸引至该方向。阮剑八所在的135师508团在西路，负责对高峰隘阵地的正面攻击。
12月18日，昆仑关战役全面打响。
当日，白崇禧亲自来到508团驻地伊岭村，跟团长蒋雄布置攻打高峰隘的计划，当时三个营长及副官、参谋等人站了一屋子。阮剑八说他一直在旁边。当时白崇禧说，135师打仗很有经验，但打高峰隘不是容易的事，你们战死也要给我拿下来。
高峰隘是昆仑关的一个天然屏障，攻破它就可直接威胁南宁，威胁昆仑关。当时是日军的纳见联队驻守。66年后，记者与阮剑八重游高峰隘时发现，这个地方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险峻，为何有这么大的战略意义呢？阮剑八说：“1949年以后新修公路，山头被砍掉一大块，以前的公路是从那边上来的。”--他向着一处几乎可以称为悬崖的地方一指。记者怎么也想像不出这个怪石嶙峋的地方怎么可能有一条公路，于是就沿着山间小路上下走了两回。经阮本勤指点，果然发现旧公路的路基，从悬崖下拐了几个360度的大弯，再上一个几乎有60度的坡，才爬上高峰隘关口。据说，汽车上这个坡要准备好三角木，冲一段就垫住轮子，才能再往上走一段。从下往上看，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百人敢死队 血洒高峰隘
阮剑八是本地人，带着敢死队向高峰隘前进，他走在队伍最前面，后来敢死队员全部牺牲了
部队连夜开到离高峰隘不到5华里的腾翔村，在一个戏台下集合。白崇禧决定要100个人当敢死队正面冲锋。副官把命令传达下去，没多久，士兵们就围到设在戏台下的副官席处报名，第一个报名的是一个排长。100人很快就报满了，由团部特务排排长充当队长。但后面还有很多人要报。副官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不要了，都回去吧。阮剑八说：“当年白崇禧的威望极高，由他亲自指挥战斗，我们都以为是赢定了。还有好吃好喝，再加四块银元，那个时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啦。”团长交代副官，让他们好好吃一顿。副官叫伙房做了鱼肉、猪肉，还找来好酒。鸡鸭鱼肉摆了上来，酒端了上来，敢死队员不出声地吃了起来。阮剑八在一边看着，有点羡慕，因为部队平时不常有肉吃的。
吃完饭了，副官给敢死队员分发武器。每个敢死队员只有两支驳壳手枪，6枚手榴弹。枪还是旧枪，是广西兵工厂仿德国造的。“那时哪有什么冲锋枪，拿步枪打冲锋更惨，手枪还好点，虽然是旧枪，也好用。”又拿出银元，给每个队员发了4枚。阮剑八说，白崇禧在出发前作了动员：“弟兄们，中央第五军正在昆仑关打日本鬼子，高峰隘也很重要，高峰隘的胜利，就是昆仑关的胜利。意义重大，望各位奋勇杀敌，夺取高峰隘！”队员们齐声答：“是！”
团长蒋雄决定把第一营一部放到大高峰，准备包围敌人；第二营到高峰隘对面山头负责掩护冲锋的敢死队，敢死队正面冲锋，第三营在三塘，阻击日军增援部队。阮剑八是本地人，带着敢死队和执行掩护的第二营向高峰隘前进，他走在队伍最前面。
当时天气不错，半夜时分仍能清楚看到路面，他们悄悄摸到高峰隘下面的济榕公司厂房。这是一个加工广西特产八角的工厂，早已空无一人，他们轻易地就占领了这个地方。敢死队先埋伏在内，阮剑八则继续带着第二营向上走，到高峰隘对面的山头布置阵地。阮剑八说，当年这时连草都没有，光秃秃的全是黄泥。以前的几场大仗，把这块山头的草皮全打没了。而现在记者跟阮剑八重回此地时，圆圆的山包上是翠绿的树林。
阮剑八带着第二营爬到日军看不到的山的另一侧，向张营长指点方位。士兵们沿山脊一线排开，山脊线满满当当全趴的是人。全营共27挺广西兵工厂造的仿捷克轻机枪，朝着日军阵地架好了。布置完了，阮剑八就跟着两位副官回到腾翔的团部。时间一到凌晨3点，第二营的机关枪就响起来了，敢死队开始往上冲。阮剑八在团部看见火光冲天，听见炮声枪声响成一片。
阮剑八带着记者来到山下一排房子，说，这里以前是日军的阵地。日本兵在石壁上凿出边长约1米的一个方洞，相隔约20米，连着5个，一个洞有一个拿步枪的兵，很难打。光为了收拾这5个人，就花了一个小时。他又指着不远处的山崖下面说，那就是日军的重机关枪阵地，山上还有一挺。敢死队员怎么冲都冲不过去。要是有一个人能冲到重机枪那儿都可以把这个阵地拿下，但一个也没能冲过去。第二营打到天亮的时候，发现下面没了动静--敢死队员已全部牺牲。团长得知后打电话叫他们和其他两个营都撤了回来。回来时得知第二营牺牲了近两百人，损失惨重，一路上都是伤兵。阮剑八想去看看情况，团长说太惨了，小孩子不要看。
夺取高峰隘失利后，白崇禧大骂蒋雄“饭桶”，蒋雄只好大骂营长饭桶。
没兵仍冲锋 吓蒙日本兵
白崇禧命令立刻反攻，其实我们只剩两个连了，日军以为增援部队来了，吓得转头就跑
部队因作战失利，退到腾翔防守，双方又进入对峙状态，日军的小钢炮到处乱打，打到附近村庄，却打不到国军部队。记者走访高峰隘时仍有上了年纪的村民说，当年日本人的炮打到山的另一边，把他们的房子都炸坏了。
第二天，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开始发威，一路打到508团驻地腾翔，他们顶不住，开始一路后撤，退到双桥，守不住，又退到武鸣街。武鸣街有高墙，易守难攻，部队开始布防。拔第三营一个连到第二营，守武鸣街，第一营到1华里外的老虎岭侧面掩护。日军的步兵开到了，先把第一营里外三层包围在老虎岭上，使其动弹不得，另一部分日军开始向武鸣街进攻。团部令第二营死守，然后带着第三营撤到里建。日军久攻不下，下午用飞机把整个武鸣街轰成平地，第二营官兵全部阵亡。日军跟着向里建追击。第三营边打边撤，这时，团部接到白崇禧的电话，命令他们立刻反攻。团长蒋雄恼火地说：“反正我也没兵了，反攻！”
士兵们端着枪突然就向日军冲去。阮剑八身上没枪，只有一个防毒面具，但也跟着部队向前跑。日军一看国军突然信心十足地向他们发起冲锋，以为增援部队来了，再加上他们的飞机和大炮炮弹全打完了，吓得转头就跑。阮剑八回忆起来笑得非常开心 “其实我们只剩两个连了，哪里是什么大部队。”这时原来被包围在山上的第一营见日军后撤，立刻向山下进击。日军眼看要被两面夹击，赶紧解除包围撤退。
阮剑八本来不离团长左右，但即将经过被炸毁的武鸣街时，团长把他留下了，先到前面看了看。回来团长就交代特务排，部队要从南门走到北门，你们先去清理道路。阮剑八跟着部队走过武鸣街时，已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整个武鸣街几乎夷为平地，特务排勉强在碎砖破瓦间开出一条路，清走被炸死的人，但碎肉仍随处可见，“树上、墙上，到处都是。”这时，团长蒋雄发狠说，“你们厉害，我们要更厉害！” 第一营与第三营会合后，追着日军猛打。一直追到高峰隘原阵地，日军才稳住阵脚。两军又成对峙局面。
不久炮营开到，双方接下来十多天就一直互相炮击，没步兵什么事了。
阮建八在团部里碰见几个充当“军民桥梁”的校友。这才知道原来学校已经迁到融县。他读书的念头又起，向团长申请回去读书。团长看他年纪小，就批准了。回到学校后，从每周由老师做的时事报告上，他才知道，原来他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场大仗- -昆仑关战役。阮剑八回忆到这儿，有点难过，当年与他一同打过昆仑关战役的战友，能活到今天的几乎没有了。
阵亡将士墓 而今被推平
承包人将墓推平种了果树，150块墓碑堆在一起。记者抹去碑上浮土，阵亡将士姓名等依稀可见
2005年5月17日中午，记者走访了昔日昆仑关战役的旧战场，从公路边的“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昆仑关战役遗址”碑，沿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走不多远就看到昆仑关。门洞并不高，宽不过两米，高不过三米，门洞内的题字碑只有一块清朝年间的字迹可辨，其余三块碑字迹几乎完全消失，成了平平的石板。其中一块上面还有当地村委会用油漆写的公告，说不准偷甘蔗。而关口之上，有人建起了一座三面透风的关帝庙，似乎香火挺旺。
昆仑关战役研究专家、广西画家容杰告诉记者，原来昆仑关古关口上是有两层建筑的，跟古时城楼相仿。后来上层建筑被日军炮火击毁。这个小庙是近几年附近村民自发建的。
古关口边上的小山，是放着杜聿明撰写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阵亡将士纪念塔碑文”碑的纪念亭，碑文仍清晰可辨，但背面被人用油画了个古怪的图形，整个碑的基础向一侧陷落，碑身明显倾斜，显然多年未有整修。
在南宁市郊邕江边上的杀牛坡，曾是国军175师驻守江防的阵地，在此牺牲的将士后来部分埋葬于此。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些将士的墓碑被一个人造石制品厂的工人堆放到他们工厂的木围栏外，上面长着野草，盖着枯枝败叶，旁边还丢着一些垃圾。容杰说，这些墓原来在坡上，后来有人承包了这块地，就把墓都推平种了果树。承包人把墓碑堆放在一起，但好歹还弄了个简陋的亭子挡雨，没想到几年没来，竟然成了这个样子。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150块左右。抹去碑上的浮土，阵亡将士的姓名、所属部队番号、籍贯、死亡时间等还依稀可见。
昆仑关战役:钢与钢的碰撞
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
1939年11月24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在空军掩护下，攻占南宁。随后，日军北犯桂南要隘昆仑关。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关北中国军队由白崇禧的桂林行营指挥；统率第31军、第46军、第5军，连同广西教导队独立步兵1-4团，总兵力约6万人。随后，第26、37、35、38集团军亦陆续集结到位，连同辅助部队，共达30万之众。其中第5军(军长杜聿明) 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武装部队，号称“钢军”，为此次作战主力。
固守昆仑关及关南的日军是第21军之一部，辖第5师团。连同海军陆战队、空军共计约三万人。后期补充抵达的近卫师团，第18师团之一个旅团；兵员总数约10万人，实际参加战斗总兵力只有4.5万人。
1939年12月18日，第五军对昆仑关日军发起攻击。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夜袭，相继占领老毛岭、万福村、441等高地，最后攻占昆仑关。19日午后，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扑，夺取昆仑关。双方展开反复争夺。27日，是昆仑关争夺战最激烈的一天，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出动6架飞机支援陆军战斗。双方伤亡甚重。杜聿明经过缜密的观测，了解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地兵力火力，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30日，中国增援部队到达，向日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相继攻占了同兴、界首及其东南各高地，打破了昆仑关日军的防线。31日拂晓，杜聿明军长把指挥所推进至大坟岭，指挥官兵向日军猛攻。至8时，第159师占领653西南高地；上午 11时，新编第22师攻入昆仑关，经过18天的激战，至31日日军被迫向九塘方面退却。昆仑关战役胜利结束。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说，此役日军第21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 4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更多，在一万人以上，但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能全歼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它的全部指挥官，尚无第二例。
阮剑八简历：
1924年4月21日，生于广西武鸣伊岭乡。
1939年，初中一年级，入桂军31军135师508团，参加昆仑关战役。
1942年，回校读至初中毕业，被抽壮丁，分到第5战区第七军170师师部通讯连。后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学院通讯科进修。
1943年，跟随21集团军的GCD员投奔GCD军队不成，回到170师。
1946年，知道投共一事可能被发现，脱离部队，被当局通缉。跑到汉口新式军校当教官。
1947年，到南宁警备司令部当通讯连连长。
1950年，回到家乡，当上税收委员。参与镇压反革命、土改等工作。
1952至1954年，带民工到广西龙州修湘桂铁路，后任道班班长。后因体力不行，被退回。
1963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15年。
1975年，平反释放。
1987年，为广西黄埔同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2005年4月至今，在南宁福利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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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进行曲》的诞生
发表于 抗战资料专区
" 九一八 " 事变后 , 日军侵入华北。撤往关里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 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 驻守北平。在东北军爱国官兵要求抗日的影响下 , 集杀父仇、民族恨于一身的张学良悲愤至极 , 于是毅然领导了激昂悲壮的长城抗战。
1933 年元旦 , 日军进犯山海关 , 中国守军何柱国旅奋起抵抗 , 在榆关城下展开血战 , 炮火连天 , 硝烟四起 , 营长安德馨及战士 300人英勇战死 , 榆关陷落 , 从而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2 月 , 日伪军 10 万人进犯热河 , 随后日寇继续向长城沿线推进 , 进攻承德时 ,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 虽拥兵 20 万而弃城逃走 , 这样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热河全省。
3 月 9 日 , 日本关东军板垣师团进犯长城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古北口 , 当地守军奋起抵抗 , 战斗十分激烈。在喜峰口 , 守军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英勇杀敌 , 坚守阵地 , 师长张自忠身先士卒 , 率大刀队 , 手提大刀 , 身携手榴弹与日寇短兵相接 , 白刃格斗 ,杀得鬼子狼嚎鬼哭 , 尸横满山。旅长赵登禹部组织了 500人的大刀队 , 不顾天寒地冻 , 在冰天雪地里夜袭敌营, 与日寇展开肉搏战 , 用大刀砍杀鬼子 , 毙敌1000人 ,500壮士仅 20 余人生还。日军受挫后 , 一面进扰察东 , 攻占多伦、沽源、宝昌、张北诸县 ; 一面改由山海关突进滦东 , 占领石门寨、 秦皇岛、抚宁、昌黎等地 , 使长城各口中国守军腹背受敌 , 奉命放弃一线阵地后撤。 5 月下旬 , 日军越过滦河 , 侵入滦西 , 攻陷冀东 22 县 , 直接威胁平津。而蒋介石仍奉行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政策 , 对日又一次妥协退让 , 于 5 月 31 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 承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热河的 " 合法性 " 和冀东为 " 非武装区 ", 把察北、冀东拱手相让。
在长城抗战中 , 二十九军大刀队尽显神威。在冰天雪地里以大刀、手榴弹夜袭敌营 , 勇猛砍杀 , 杀死鬼子千人 , 振奋了人心 , 鼓舞了斗志。当时战地记者麦新 , 目睹了战士的英勇 , 战斗的惨烈 , 牢记于心。1937 年 7 月 , 芦沟桥事变爆发 , 全国抗战开始。接着又爆发了 " 八一三 " 上海抗战。麦新基于满腔爱国热忱 , 长城抗日战场的惨烈、抗战战士英勇悲壮形象 , 时时浮现在眼前 , 为激励我军官兵抗日的斗志 , 于 9 月初在上海奋笔疾书 , 谱写了有名的抗日爱国歌曲《大刀进行曲》 , 之后在全国各地传唱。
歌 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此歌作于1937年7月）
这支歌 , 音调铿锵、激越 , 情感丰富 , 激动人心 , 鼓舞斗志 , 在军民中广为传唱 , 至今不衰 , 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 有一日本旧军官 , 来到喜峰口 , 凭吊古战场 , 感慨万分。他将珍藏多年的大刀队使用过的大刀 , 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 以表达对侵华战争的忏悔和对大刀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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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
发表于 太平洋水世界
为什么要憎恨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处处帮巴勒斯坦？看看下面的文章吧！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迫害、并欲图灭绝犹太民族。逃出欧洲的犹太人痛苦地发现，畏惧于希特勒淫威之下的整个世界均冷酷地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唯有中国上海一扇小门，尚敞开在那里。消息传出，短时间内，世界各地共五万犹太人逃来上海避难。上海当时浑然不知希特勒；上海只是个开放的、不设防城市而已；任何人来上海都无须签证。
战后，五万犹太人几乎全都离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宣布，向我国捐赠一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今天日本横滨和美国芝加哥也来个 7.6 级大地震，以色列也会捐赠，不过金额不会超过十万、二十万。
冷战时期，西方搞了个"巴黎统筹"，相当多的敏感技术对我国是严禁出口的。那是一道铁幕，但有没有缝呢？且不论我军战机和潜艇、今天看来同以色列的是如何相似；就说一个防弹衣吧，八十年代，以色列率先发明纺织纤维防弹衣，而我国还停留在缀垫钢片阶段；很明显的一项军用技术，"巴黎统筹"盯得紧，而我国警方迫切需要，于是奇迹出现了，中国"自行"研制出了纺织纤维防弹衣！就是现在穿在我国160万武警身上的那种。
前些日子，我国向以色列订购了四架预警飞机。后因美国国内反华势力阻挠，合同被取消。我国定金曾付二点五个亿，以色列派人来赔了三点五个亿；事情就此结束了？才不呢，等着看吧！三年之内，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预警飞机必将飞上祖国蓝天！上海虹口唐山路一带不起眼的老房子，近来变得不寻常；年年有从以色列等世界各地远道而来探访的犹太人、他们扶老携幼，流连忘返，深情、虔诚地寻访他们当年的诺亚方舟！
上海沦陷之后，日寇巴结希特勒，也曾策划灭绝在沪犹太人。有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鬼子前后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路见不平，接二连三地采用"空投"、就是将面饼等食物掷过房顶去的原始方法帮了他们一把。
中国人现在去海外旅游的多了，如果着眼于友好，首选当推以色列。站在特拉维夫街头，你尽管大声宣布自己是中国人！或是干脆说自己是上海人！你会发现，素昧平生的以色列男女老少，请你到他家去喝茶吃饭的都大有人在！
中国人骂美国，常常是脱口而出；但从没见骂加拿大的；那是因为有一个白求恩的缘故。而在以色列，当年犹太人在中国上海的避难史，是写进教科书里的！是写进族谱家史的！
在以色列，有一个纪念碑：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
其实，我们不过是仅仅救了5万以色列人。却得到了他们举国的尊敬和后来巨大的多年的军事科技的帮助。在以色列，他们把每一个人都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的情况下，在以色列，他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杀纳粹战犯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对这个民族和他们爱恨分明的性格而肃然起敬！！！
假如，是以色列救了5万中国人，我们可能如此巨大的持续的去回报吗？
长期以来，凡中东出什么事，我们的主流舆论总是骂以色列，弄得大家伙儿铁定以色列坏。五十年过去了，老爷子怎么骂、儿孙子也怎么骂。偏偏就这个以色列，被我们骂了几十年，却也忍得住？！眼看着哈马斯等启用"人体炸弹"专炸以色列平民，我们还闭着眼睛在骂。骂什么？骂以色列胆大包天、竟敢报复？！
骂呀骂、骂得惯了！骂上瘾了！也不想想，骂一个从不回嘴的、算哪门子好汉？！记住，中国曾有不少朋友，钱诈去一百个亿、二百个亿的都有，说翻脸就翻脸！而以色列，五十年来，没要过我们一分钱，却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合格的朋友！
一群巴勒斯坦少年在向以色列坦克扔石块；那些孩子是勇敢？还是在作秀？......如果倒过来，坦克是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少年根本就别想捡起石块，因为机枪早就扫射过来了！......是的，这就是区别！
如果以色列失去了那些坦克，这次，作为一个国家，其灭绝噩运，将在劫难逃！远远望去，小小的以色列陷于怒海、却傲然屹立！
珍惜朋友，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我们可以接近阿拉伯，虽然伊斯兰教的极端性也带给了我们巨大的伤害----一印尼华人的冤魂还在哭泣。但是，我们不要再大骂以色列了。他们给我们的现代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巨大贡献，和我们对他们在国际上的处处作对----我们是最早承认最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难道不让我们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黯然失色吗？
感谢你们，以色列人，这么多年，我也曾经是大骂过你们的人，从少年到青年，我学着我们的新闻媒体对你们多次破口大骂过。但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对不起，以色列人，我会永远当你们是我们的最珍贵的朋友！！因为你们过去顶着西方压力所给我们的帮助，噎让我们难以承受那上海5万犹太人的帮助的回报之重！！
其二：为什么我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对比：一个是以色列，对当年 中国人的帮助仍念念不忘；一个是巴勒斯坦，却质问我们为何不让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独立！
为什么我要支持以色列？关于以中关系，巴中关系问题我可通过我的自身体验回答，在以色列有许多人听说我来自中国时，马上就说：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间里，帮助了我们，我们不回忘记。在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在独立之火的周围有一圈石柱在火下有文字写着：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在一个石柱上刻着"ｃｈｉｎａ"。以色列国庆节时，电视里播放的专题里，有当年住在上海的老人回忆当年中国人如何冒着被日本人抓住的危险，给他们送食品，老人流着泪说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吃的，他们是谁，连名字都没有......
在巴勒斯坦拉马拉市不止一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不让东土耳其斯坦成为独立国家？还问我，你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比，谁更强？在耶路撒冷，在......，我想的问题是：我们吃糠咽菜的供养的纠竟是一些什么人呢？在帮他们的人中有伊郎，伊拉克，叙力亚，利比亚，沙特，我没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也许我们的帮助太少？显不出来？也许我们的帮助只帮几个人的家人在巴黎伦敦过奢华的生活？但在普通人的心中，中国是一个不许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兄弟建立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大国。一个是滴水之恩永生不忘，另一个我无话可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色列一直等待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和台湾发生关系，难道其忠心还不够吗？是是非非明眼人应看的更清楚。个人拿起武器、威胁他人安全时，他就不再是平民。什么媒体总是报道巴方死了多少多少"平民"，怎么不说他们使多少以色列平民受到伤害？为什么总是认为以色列、沙龙、是中东和平的阻碍、是暴力、是魔鬼的化身？如果阿拉法特是巴方的领导人，为什么他不能命令巴方的极端分子放弃恐怖活动，如果他不能命令，他还配做巴方领导人吗？还有和他谈的必要么！
为什么这么多网友都不明中东的真相、憎恨犹太民族？要知道，他世代居住的家园被外民族占领自己被驱逐。所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若干年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园成了别人的，他成了无家可归者。他难道不应该要回应该属于自己的家园吗？那些反对以色列的人，你回答：一个民族要求生存的权利，难道有错吗？周围的民族总来骚扰，扔石块、燃烧瓶、炸平民、搞恐怖事件，作为政府难道不应该制止吗？如果你是沙龙，你是以色列，会心平气和地说：和平、克制、忍让吗？为什么当初以色列建国时，那些阿拉伯国家不说和平，而是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就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力量来对付以色列这个刚刚建国的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实力悬殊也没能让不屈不挠的犹太民族妥协，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使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唯一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了五十多年。阿拉伯人为什么在五十多年前不说和平？为什么在发动战争时不说和平？为什么每当他们失败时才提和平，等到实力恢复一些时，又毁掉和平，再次失败时，又提出和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是谁，在中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在，我国正在向前发展时，是谁帮助我们治理沙漠、农业？是谁帮助我们造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歼－１０战机、以及一批具有世界级先进水平的武器。都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给我们带来什吗 ？极端的"东突"以及天天要求给与的"援助"。
大家好好三思吧!
做中找出道理,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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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上上甘岭是个小型山地争夺战，规模跟同时期同地域（同属美国第9军）的白马山之役差不多，主要的交战者是中国和韩国部队，各是一胜一负。平心而论，上甘岭当然还是志愿军的胜利，其间美军虽然占领了三角高地数周，交给韩国军队后最后还是失守。以最后控制权来看，还是中国战胜；就如白马山最后还是韩军保住阵地而获胜一样。
为什么提白马山？因为，白马山和上甘岭这两次战斗不论在地域上、时间上、规模上、以及参与兵力上都差不多或有所重叠关连；但在许多中国战史资料中，这两次战役都被分开处理，让人误以为是两次毫不相干的战斗。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白马山和上甘岭串起来看，了解了当时的战斗地域、兵力分布、以及时间先后顺序之后，会对它们背后的宏观脉络较为了解，也才能给予正确的定位。
1952年下半年时的作战态势是双方都进入胶着的静态。联军方面在1951年中进抵38度线以北时，就已经决定要寻求政治上的解决，进行停火谈判。自此后沿着前线都不再展开大规模攻势，最多仅进行小规模的山地争夺战，攻取地形要点以巩固防线。1951年11月27日双方谈判代表同意停火线的原则后，更认为随时可能停火，不愿为了多一点土地而增加许多无谓伤亡；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几次相当进取的作战计画都因为停火谈判的进展或者对伤亡的顾虑而终取消。另一方面，联军兵力不足，也无法采行大规模攻势。当时联军远东指挥部的克拉克将军就说了：
“我特别不同意某些所谓军事专家说的，在我指挥期间胜利如同探囊取物。在这段期间我所能支配的只有有限的部队，而且不能扩大冲突。我们一直没有足够的人员，而敌方充分的人力资源不但能挡住我方攻击行动，更能确保自己小胜。如果要这场战争有一个结局，将需要更多受过训练的师团，和更多的海空军支援，更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并且会需要解除我方自己所设下不攻击鸭绿江北边敌人根据地的限制。”
联军的这个态势从1951年秋季以来就非常明显，双方都心知肚明，联军根本不可能展开大型攻势，更不用说是全线进攻了。就算1952年中停火谈判破裂，联军也没有采取攻势的打算，只采用“主动防御”的措施，攻占一些区域性的地形要点，改善自己的防线位置；中朝方面也是采取同样的策略。这种区域性的攻防战斗都是小规模、营团级的战斗，分布广泛，却又零零落落，更没有后续进攻准备，所以不足以称为攻势。
白马山和上甘岭正是朝鲜战争中后期这种山地战斗的典型，白马山还好，但上甘岭在中国战史中却被宣传成为极具重要性的战役。既然是重要战役，那就得有重要的目标，上甘岭却又是位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点，所以也只好勉强解释是联军的目标在于其后的五圣山，而攻击五圣山是联军的“金化攻势”的目标之一。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以1952年4月彭德怀叮咛第15军军长秦基伟：“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关键，失去了五圣山，我们在两百公里范围将无险可守。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对历史负责！”做为五圣山地位重要的根据，再进一步引伸出联军攻击上甘岭的下一步就是为了夺取五圣山，因而“证明”上甘岭战役的重要性。
但事实是如此吗？非常值得怀疑。首先，在美军的战史中，完全没有“金化攻势”这个名词，它只在中国战史资料中出现，而且对于所谓“金化攻势”的目标、范围都模糊带过，所使用的兵力也语焉不详，含糊地称有三个多师（美第7师、韩第2师、韩第9师，美第187空降团，还有其他联军国家小单位）计七万多人，其实都经不起检证。更何况，这么大一个攻势，竟然也未曾事先提出作战计画，以得到联军远东指挥部的批准。联军作战计画向来都有计画代号，范佛里特从1951年下半以来提出的几个计画如如“归乡”、“筷子”等也都是有名有姓，怎么这么一个大攻势会完全没有代号，直接就用作战地区标明，那岂不是完全违反保密规定？在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所谓“金化攻势”纯是中国方面的宣传用语。
接着，五圣山会是个好目标吗？从朝鲜战争中美军历次作战经验来看，实在很难看出美军会有直接攻打五圣山的意图。美军兵力员额处于下风，占优势的是火力、机动力、以及空优；如果要发动稍具规模攻势，应当不会选择需要投入大批人力、无法发挥其优势的山地战，而是应该会以火力突穿防御，然后利用高度的机动力穿插分割，正如第五次战役后期所为。这种作战只会使用利于机动的前进路线；例如：第15军防线西侧的平康谷地，此地较为平坦，是汉城到元山铁路线经过处，在此突穿后有约40公里较平坦的地形延伸到东北，正好侧翼包抄，五圣山自然就守不住，又何必正面强攻？更何况，五圣山也不是控制平康谷地的要地。看看地图，五圣山以西10公里还有个西方山，西方山西边才是平康谷地。若要逐步控制平康谷地，也应该攻击西方山而非五圣山才是。
而实际上志愿军1952年10月在这一带的防御布署，也是以平康谷地为重心。此时志愿军第15军的防御布署从西到东是：4个步兵团（第44师加上第29师第87团）、7个炮兵营、1个坦克团布置在平康谷地东半，第45师和2个炮兵营部属在五圣山一线，另第29师的两个团为军预备队；在平康谷地西侧则有精锐的第38军防守。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这一地区的防御重点是平康谷地无疑。那么，是第15军对彭的指示阳奉阴违，还是前述彭的那段话有问题？
二
既然五圣山不会是重点，那么联军对上甘岭的攻击又是怎么来的呢？在讨论之前，可能得先了解一下联军方面的布署。
1952年10月时，美国第8集团军下的第9军防守从铁原（Chorwon）到金化（Kimhua）一带，从西到东的部队是韩国第9师、美国第7师、韩国第2师，对峙着的是中国第38军和第15军。下面这张地图是1952年10月31日时的地图，其中西侧的韩国第9师已经被美国第3师替换下来整补，不过防线和10月初没有太大差别。白马山就在铁原北方不远，三角高地在美国第7师地域。地图中联军名称三角高地与狙击兵岭以蓝色标明，中朝名称上甘岭以红色标明。
在这之前，先来看看白马山和上甘岭的时间表，这样可能会清楚一点：
10/03【白马山】第8集团军从一名中国逃兵口中获知敌军将要攻击白马山。
10/05【上甘岭】第8集团军向远东指挥部提出由第9军实施“摊牌行动”。
10/06【白马山】中国第38军第114师第349团攻击韩国第9师第30团的白马山。
【白马山】志愿军佯攻法国步兵营的箭头高地（281高地）。
【白马山】中国部队佯攻韩国第9师东段的391高地。
10/07【白马山】志愿军增援攻占白马山山顶。韩国第28团夺回阵地。
10/08【白马山】志愿军在下午再度攻占白马山顶，韩国第28团在当夜夺回。
【白马山】志愿军第二次佯攻箭头高地。
【上甘岭】联军远东指挥部批准第9军实施摊牌行动。
10/09【白马山】中国和韩国部队在白马山顶展开拉锯战，阵地多次易手。
10/10【白马山】韩国第29团报告已确保白马山顶。中国部队不顾损失从北进攻。
10/11【白马山】中国部队持续从白马山北面进攻。
10/12【白马山】韩国第30团在白马山反攻前进。
【白马山】志愿军第三次佯攻箭头高地。
【白马山】志愿军佯攻攻占391高地。
【上甘岭】联军开始摊牌行动的空袭与炮轰。
10/13【白马山】韩国第28团在白马山反攻前进。
【白马山】美国第7师一个连尝试夺回391高地失败。
10/14【白马山】韩国在白马山持续攻击前进。
【上甘岭】美国第7师两个营攻击三角高地山块（598高地），攻占沙岭和珍罗素高地，志愿军逆袭夺回阵地。
【上甘岭】韩国第2师部队开始攻击狙击兵岭（538高地）
10/15【白马山】韩国第9师报告确保白马山。
【上甘岭】美国第7师第31团第2营攻占沙岭和598高地。
10/16【上甘岭】美国第7师第17团第2营攻占珍罗素高地。
【白马山】韩国第28团一个营攻占391高地。
10/18【上甘岭】美国第17团第3营攻占矛尖山顶。
10/19【上甘岭】中国第234团夺回矛尖山顶。
10/20【上甘岭】美国第32团第1营攻击矛尖山顶中国部队。
【白马山】志愿军夺回391高地。
10/23【上甘岭】志愿军攻击矛尖山和珍罗素高地美军阵地。
【白马山】韩国第51团尝试夺回391高地失败。
10/25【上甘岭】韩国第2师接替美国第7师在三角高地的防务，同时继续狙击手岭（538高地）争夺战。
10/30【上甘岭】志愿军3个营攻占韩国军防守的598高地。
11/01【上甘岭】志愿军攻占韩国军防守的珍罗素高地。
11/05【上甘岭】美国第9军命令韩国第2师停止对三角高地的攻击。
11/18【上甘岭】韩国第2师第14次占领狙击兵岭部分阵地。
11/25【上甘岭】韩国第9师接替第2师换防。上甘岭战役结束。
从图一和时间表序列，应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金化攻势”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称“攻势”，自然得是较为大规模、军级以上的作战。但白马山和上甘岭是时间重叠，同在美国第9军的区域内发生的战斗，第9军不可能在已预知白马山会被攻击，或者在攻击已经发生，但战斗胜负还为分晓的情况下，在附近地域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更合理的想法是，在10月上旬知道白马山可能被攻击，为了转移志愿军注意力并减轻白马山可能的压力，所以在上甘岭以两个营发动小规模战斗──你踢我一腿，我就回报你一拳。10月8日远东指挥部批准摊牌行动，应该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联军方面没有“金化攻势”，只有“摊牌行动”。美国第9军发动“摊牌行动”的理由有三：
1.展开主动反击，避免落入被动。因为从夏天以来，志愿军方面已经进行不少攻击行动，特别是此时志愿军正在白马山攻击其第9军所属的韩国第9师，采取反击争取主动有其必要性。
2.狙击兵岭上中韩双方共险，距离太近，造成防御上的困扰，没有足够缓冲余地。占领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后，中方防线必须后移约1250码才有适合防御的地形。
3.中方兵力被吸入白马山攻防，志愿军第15军主力集中在西侧，三角高地显然空虚。
所以，在“摊牌行动”中，只计画动用了美国第7师和韩国第2师各一个营，意图以五天时间，伤亡200人的代价乘虚攻取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根本没有动用三个师七万多人的计画。而且，如果要动用这么多人，作战规模就大，伤亡估计就不可能只有200人。更何况，联军远东指挥部批准进行“摊牌行动”是在10月8日，这时韩国第9师在白马山的防御战斗已经开始，正好验证了上面三条理由，联军对上甘岭的攻击计画纯粹是小规模的反击行动。
10月12日联军开始炮击与空袭时，正是白马山战况剧烈的时候，所以能够动用的火炮与空军远远低于当初预计的数量；第9军的军炮兵群当时在支援白马山前线，应该只有第7师的师属炮兵群能够运用，而韩国师的炮兵数量又不多。所以，原来预计可以调集280门炮，但实际上应该不到一半。第9军的炮兵群要等到白马山战况稍息才能回头来支援上甘岭方面。原本美军的计画只动用一个营攻打三角高地，但是在执行时，前线部队对实况比较了解一点，所以负责进攻三角高地的美国步兵团指挥官自行决断，临时加派了一个营支援进攻。
对一个构筑良好的山地阵地进攻，什么火力强大、机动迂回等等都谈不上。野战炮兵对付不了深达地下18公尺的坑道，这事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众所皆知了。在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时，协约国部队在6月底集中了3,000门大炮，炮击德军阵线达七天七夜，共发射了总重2.1万吨，为数150万发的炮弹，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宽5.5公里、深2.2公里的地区。但炮轰效果微乎其微，当部队在七月一日开始攻击时，阵地中的德军从掩体中爬出来，机枪炮火横扫英军队形，英军当日伤亡六万人，德军伤亡才六千多人。连平地都如此，在山地上就更困难，最多只能破坏表面阵地，要破坏坑道几乎更是不可能。而坦克车更不用说，根本就爬不上陡峭的山坡。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能靠的只有两条腿的步兵，沿着狭窄的小径，一次一个排或一个连地往上攻，再用喷火器和炸药，把一个个坑洞封闭。这种战斗方式就是拼人力而非拼火力，对联军来说极为不利。
即使如此，美军从10月14日开始进攻三角高地，到10月16日已经拿下大部分目标，只差一个矛尖山（Pete’s Pike）一直没有拿下。而韩国第2师在狙击兵岭虽然无法确保阵地，但是也跟志愿军来回争夺阵地，打得也很强悍。志愿军残部此时退守反斜面山脚的囤兵坑道，靠着炮兵火力直接射击的支援，所以才能守住坑道，但并非守住阵地。由于坑道面对后方志愿军控制的山地，联军想要将其炸毁封锁，有极大困难。首先，火炮炮弹以高角度越过山岭，很难直接命中坑道，只有派人接近用炸药包封锁。但是由于有后方山地对反斜面良好的观测与直射炮火，要想接近山脚坑道口将其炸毁并不容易，所以志愿军还能保住反斜面山脚的坑道。
志愿军战史以10月14日到10月20日间为上甘岭第一阶段，此阶段结束时，美军基本占领三角高地正斜面表面阵地及棱线，韩军占领狙击兵岭，志愿军残部则据守反斜面山脚下的囤兵坑道。但美韩军动用兵力并未如志愿军战史所称，达到7个团17个营之多。美军到此共动用了6个步兵营，各日的序列是：14日31/1、31/3，15日32/1、31/2，16日17/2，17日17/3，19日17/2、17/3，20日32/1两个连增援17/3。而韩军使用兵力应与美军接近，约在6营左右。
志愿军虽能守住囤兵坑道，但是由于丧失制高点，进出路径都被联军炮火封锁，所以增援的兵员和补给品进不来、伤员撤不下去，增援坑道的部队在途中伤亡很重。等于是以涓滴之流累积战力，稍有足够兵力可以出动反击，即使成功，仍无法确保阵地。在狙击兵岭的阵地是旋夺旋失，而在三角高地则基本上没有反击之力。
在10月25日后，美军第7师撤下三角高地，回到金化至铁原原防区，由韩国第2师接手，同时在三角高地和狙击兵岭作战。从上甘岭和白马山都可以看得出来，韩国部队已经不是两年前一战即溃的豆腐军；他们在经过一年来的训练后，战力和意志力已经可以跟中国一流的部队如第三十八军打硬仗，毫不逊色。在此处让韩国第2师接手应该有练兵的意味，韩国第9师刚刚才成功守住白马山，第2师守住上甘岭的机会很大。到此时，美第7师有八个营参战，投入兵力合计约7,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大约是25-30%，符合美军撤下整补的一般原则。所以，志愿军此后在上甘岭反攻时碰到的都是韩国部队，而非美军部队，韩国部队伤亡也因此达到7,000人左右。
三
但是，在中国战史资料中，此后到战役结束间联军兵力调动运用方面有许多疑点，在此特别列出来讨论。
第一个是韩国第9师的参战问题。在中国战史文章中，一般称韩第9师在10月25日调到金化以南的史仓里为战役预备队，而将此列为“金化攻势”规模不小的证据之一。这里自然与事实出入极大。联军开始进攻上甘岭时，正是白马山之役打得正火热的时候。韩国第9师在白马山跟中国的第三十八军打得精疲力竭，人员损耗不少，此时是调下整补，不可能马上投入战斗的。何况史仓里（Sachang-ni）位置偏南，距金化直线距离就有25公里，如果是战役预备队，距离未免过远。摆到这么后方，应该只能休养整补，训练新接收的补充兵，谈不上战役预备队。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把损失较轻的次级单位（如一个营或一个团）拨调支援韩第2师，但是要全师就位随时出动，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实际上该师也一直整休到11月25日才又调上前线，与韩第2师换防。
其次是美国第187空降团参战问题。志愿军战史称该团在11月2日参与上甘岭战斗，但是根据美军战史资料及该团团史，该团在1952年10月15日夜晚就开始向日本移动，10月18日全团到达九州营房，此后进行一连串训练，担任远东指挥部的战区预备队。一直到1953年6月22日金城作战期间，该团才再度被派回韩国战场。这么看来，如何像中方资料所说能在1952年11月2日参加上甘岭作战，而且也仅仅一天？
接着是几个联军其他国家的步兵营参战的问题，包括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这些单位的投入时间都有疑问。这些单位虽然都配属于美第7师，在美军战史中并未提到曾投入上甘岭战斗。特别是后来埃塞俄比亚营在美第7师撤下后，却于10月31日与韩国部队一起反攻，有些超乎常情。
最后，中国战史资料里以联军方面在上甘岭后把战略预备队美第25师和韩第9师调上，“证明”联军损失惨重。但实际上，联军原本就会定期把部队前后调动休整，如美第3师原守白马山一带，1952年9月底由韩第9师接防，美第3师到后方休息整补，10月底回来接替白马山之役中损伤的韩第9师。韩第9师下去整补，然后在11月底接替韩第2师，让韩第2师整补。美第40师原属第9军，在6月30日下来整补并当成军预备队，防区由韩第2师接手；然后美第40师在10月21日改隶第10军，接替美第25师防务，第25师下来整补至11月12日，改调第9军接替美第7师。这样换来换去，实在不能用来强调不得不动用战略预备队。特别是10月21日第40师从第9军调去第10军，更可知两点：一、上甘岭对美军而言真的是局部战斗，否则不会轻易把第9军的预备队调拨给第10军；二、经过激烈的7昼夜战斗，美第7师到10月20日时伤亡应仍不算重，否则应该把第40师直接调上来替补才是；但从11月21日至25日该师部队撤下三角高地为止，志愿军又未曾大规模反击，更不会造成他们重大伤亡。所以美第7师重创一说应是不确。
战役总结的数字里，中国战史资料也有许多疑问。一般声称联军共投入三个师（美第7师、韩第2师、韩第9师）11个团又2个营，加上补充的韩军第一零五编练师和4个新兵联队，共6万余人；而志愿军投入9个步兵团加补充新兵2,000人，合计4.3万人。这种比较基础有问题。志愿军投入人数只计步兵单位，也就是实际投入战斗4.3万，这数字中包括了军、师的直属部队（如第15军警卫连等），所以不单是步兵团的编额人数总和；而且相信未计炮兵单位人数，另还有火线运输0.85万，民工6万。但在联军方面，韩第9师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自然不该把其部队员额算入；而在其他部队员额计算上，把联军各师兵力总额计入，也是错误，因为美第7师实际投入地面战斗的只有8个步兵营，其他后勤、炮兵等等不该计入。所以，如果回归基础，应同以实际参战步兵单位数目计算；这样算起来，联军投入美第7师共8个营7,000人、韩国第2师四个团19,000人，再加补充兵员，步兵员额在3万左右较为合理。
在双方伤亡方面，中国战史资料称阵亡7,100余，伤8,500余，共伤亡1.56万，歼敌2.5万余，其中美军5,200余。美军战史称美军伤亡2,000余人，韩军伤亡7,000余人，歼敌1.9万。战役中志愿军在537.7高地与韩国部队来回争夺，互有攻防，并无防守上的优势；而在597.9高地上除了最早几天的防御战外，都是处于必须进攻反击的状态，美韩军反而有防守上的优势；而且联军大部分时间据有山顶及棱线，有观测上的优势，志愿军增援部队必须经过联军炮火封锁的开阔地，未投入战斗就已蒙受重大伤亡。从这些因素来判断，很难相信志愿军伤亡会少于联军方面。
还有，在某些战史文章中，往往声称“金化攻势”的主导者范佛里特，因为上甘岭战役的惨败，于两个月后的1953年2月被解除职务，勒令退役，用此来“证明”上甘岭战役的重大胜利。
实际上，范佛里特在朝鲜战争中功绩极大，他是第五次战役的制胜者，反攻回到38度线以北，任上磨练第八集团军成为极有效率的部队，更进一步训练加强韩国部队成为能与中国部队匹敌的部队（韩国军方对他的尊敬还胜过李奇微），不会因为上甘岭这场小战斗而被罢职。他的去职，主要是自己觉得受限制太多，没有办法发挥，又已经到了退休年限，干脆挂冠求去。
在1947年马歇尔推动届龄退役（up-or-out）政策后，绝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在服役满一定年限时退役以活络军中升迁管道；特例是有，但是不多，如麦克阿瑟这种地位极高的将领，或者是像在将退役却碰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华克将军（西点1912年班）。范佛里特生于1892年3月，是西点军校1915年班毕业生，同期的艾森豪在1952年退役转战总统，另一个同学布莱德雷在1953年8月退役；阿蒙得是1915年维吉尼亚军校毕业，1953年1月退役。较年轻的李奇微是西点1917年班，在1955年6月退役；克拉克是李奇微同期，却在1953年10月提早退役。另外，范佛里特在退役后到国会发言作证，也仅引起对韩战政策的辩论，并未掀起国会中鹰派为其退役有打抱不平的浪潮。从这种种迹象看来，其退役并无被特别惩罚的意味。
另外，有些战史文章称上甘岭战役成为唯一列入美国军事院校教科书的中国战例，又称上甘岭以其战争史上的许多奇迹而成为世界上许多军事学者研究的战例。这些应该都是无稽之谈，前者大概是类似“西点学雷峰”之类的谣言，而后者如果没有充分举证、列出这些学者的著作出版品，说服力恐怕也是不太够的。
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可以说从整体来看，白马山和上甘岭这两场战役其实都很类似，一开始是小型战斗规模，投入兵力不多，后来逐渐投入兵力，发展到战役规模，但是终究没有成功。中国第三十八军攻击白马山时自信满满，以为韩国军不堪一击，所以即使事机不密仍然按照计画以三个营进攻（两个在白马山，一个在箭头高地），结果打得不顺，逐次投入了两个师以上的兵力，最后仍告失败。美国第9军攻击上甘岭时自信满满，以为敌人准备不周，靠火力即可获胜，以三个营兵力进攻（美军两个营对三角高地，韩国一个营在狙击兵岭），结果打得不顺，逐次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仍告失败。不过，不管怎么看，都不能把它们当成大规模攻势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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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0日，日本首都东京举办佛教法事活动、展览和研讨会，纪念二战中东京大轰炸60周年。上百位在那场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日本老人一起焚香悼念遇难者，携手祈祷世界和平。但日本着名的右翼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在集会中称盟军这次轰炸为“屠杀”。
就让我们重温东京大轰炸的历史。“我们不能忘记遭轰炸后的地狱般景象，但是更不能忘记它为什么遭到轰炸。”这是一个德国人的说法
日军国政府告诉民众：“天皇之国，有神灵庇护”
1944年11月24日，美军陆军航空队(二战时，美国还没有空军建制)111架B-29轰炸了日本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东京郊外的中岛飞机制造厂。这是自1942杜利特轰炸东京以来美军首次轰炸东京。开启美军对东京实施战略轰炸的序幕。
到1945年初，B-29轰炸机对东京等日本大城市进行的无数次白天重点轰炸，但是收效甚微。而美国陆航反而损失了150多架B-29轰炸机，上千名机组成员血洒长空。
日本军国政府说“日本是天皇之国有神灵庇护，不会被外敌轻易侵犯”；因此，东京市民对美国在大白天的轰炸没有太大的恐惧；兵工厂的生产也未受太大影响，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制造出各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甚至在美军轰炸时在街头饮酒作乐，仰头冲着美国轰炸机大笑……
为什么只带燃烧弹？这是木制的东京
1945年1月底，美国陆航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委任柯蒂斯•李梅少将接任负责对日战略轰炸的第20航空军司令部指挥官。年仅38岁的李梅是当时美国陆航最年轻的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指挥B-17轰炸机部队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李梅仔细比较了日本与德国在工业生产模式上的区别，发现日本不像德国依赖大规模集中的工业中心进行统一生产，而是先由分散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再送进大工厂进行组装。因此，对德国工业中心致命的白天集中精确轰炸方式，在对付日本星罗棋布的小作坊时却难以奏效。此外，他还发现了日本城市特有的弱点，比如：夜间防空能力差；住房密集且多为木板结构，极易起火；消防能力差。
1945年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攻占了硫黄岛，为B-29赢得了轰炸日本本土的中转机场。获此喜讯后，李梅决定事不宜迟，必须尽快开始对日本本土行之有效的轰炸。鉴于日军夜间防空力量很弱，李梅决定对轰炸战术进行彻底改革：他命令B-29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携带燃烧弹，这样B-29拆除武器所节省的重量，加上不必采取高空密集编队飞行所节省的燃料重量，可以使每架B-29载弹量从昼间精确轰炸时的平均3吨，增加65%达到7吨以上。
对于这些改革，上至阿诺德将军，下至每个B-29机组成员都大吃一惊。它无异于用所有B-29轰炸机和机组成员的生命进行冒险。但李梅本人却十分自信，在战前动员时，他大声疾呼：“我们要烧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让我们放一个日本人从未听过的大鞭炮！”这些言语让所有机组成员都深受鼓舞，转入紧张的备战工作。
首次采用燃烧弹轰炸东京的出发时间定在了3月9日。
热浪让B-29的机腹都变成了黑色
3月9日白天，东京街头一片繁荣景象，第二天3月10日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人节”。在战时这是一个重要节日，由于大部分人家中均有亲属参军，东京市民相互问候，希望远在前线的亲人平安。然而，他们不曾料到自己却将大难临头。
3月9日傍晚5点34分，托马斯•鲍尔准将率领334架B-29“超级空中堡垒”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机场起飞，扑向日本东京。东京时间3 月10日零时15分，B-29机群最前面的2架导航机飞入寂静的东京市区上空，在距地面不足500米空中呈十字交叉地投下了两串凝固汽油弹，瞬即燃起了两条火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为高空中的B-29主机群标明了轰炸坐标。紧接着，300多架B-29依次鱼贯而下，向东京狂泻了2000多吨燃烧弹。期间，还有数十架经过改装的B-29直接撒下了数十吨汽油，原本零散的火焰迅速聚集成一股烈焰风暴。
一时间，风借火势，火助风势，烈火席卷了整个东京，一切全都被点燃了。地面温度几乎在瞬间接近1000摄氏度，树木、房屋以及人体全都发生自燃，连金属都被熔化了。地面上，大火像洪水般蔓延开来，四处逃窜的人群来回狂奔。但火焰很快就将他们舔倒，并迅速化为燃烧的焦炭。一些为了求生的人跳进池塘和河流中，但池水和河水在高温下也已沸腾，将他们活活煮死。剧烈燃烧产生的热浪甚至使天空中B-29轰炸机也上下颠簸，机组成员事后才发现原本银色的机腹都被熏成了黑色。
待到天亮后，幸存者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大部分建筑物荡然无存，街道已无法辨识，只剩下东倒西歪的水泥柱和钢筋混凝土的残垣断壁。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我家附近所有的房屋都变得像融化的糖块一样。河水几乎都蒸发掉了，无数烧焦的尸体遍布干涸的河床。士兵和警察们正在堆放着死尸，尸体呈各种姿势蜷缩着。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臭味。天啊！那一刻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在人间。”
伤亡超过挨原子弹的广岛
3月10日凌晨的东京大轰炸摧毁了东京63%的商业区和20%的工业区，战果远远超过了之前历次所有轰炸的总和。美军3年来一直想要捣毁的22个东京兵工厂被彻底焚毁。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在当晚的轰炸中有约10万人被烧死(另一种说法是8万人)，另有10万人被不同程度烧伤，伤亡人数竟超过了后来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轰炸中，美军有9架B-29被击落，5架被重创，后来均在近海迫降，飞机上的大部分空勤人员都被美军潜艇救起，还有42架被击伤，但都安全返回了基地。
3月10日以后，李梅又指挥B-29轰炸机部队继续对东京以及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进行了持续达3个月之久的燃烧弹轰炸，使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至6月中旬，李梅又将燃烧弹轰炸范围扩大到其他中小城市和交通线。烈火燃遍了整个日本。
60年过去了，人们纪念这次轰炸，是反省历史，还是挑起新的仇恨？今年2月，德国也举行了德累斯顿大轰炸60周年的纪念活动。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州议员科尔内留斯•魏瑟说：“我们不能忘记德累斯顿(遭轰炸后的)地狱般景象，但是更不能忘记它为什么遭到轰炸。”希望日本人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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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9“超级空中堡垒”简介
1940年1月，美国陆航向美国航空工业界招标研制重型轰炸机，波音公司的XB-29设计方案在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后被选中，定型为B-29，绰号“超级空中堡垒”。
B-29是二战中最杰出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其体积是原先B-17“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的两倍，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其最大载弹量9吨，为B- 17的两倍；其最高升限达到1万米，足以让当时日本的战斗机翘首兴叹；其最高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357英里(575公里)，具备了超高速飞行的能力；它总共装备有10挺12.7毫米机枪和1门20毫米机炮，能够组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火力网；其最大航程为6000公里，可以通过转场方式直接飞越太平洋轰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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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嘴巴！
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当战局形势逆转时，金日成为保存实力，不顾全局下令北朝鲜军队撤退，结果被美军所乘，致使不少志愿军陷入敌后。其中，战斗力较弱的六十军一八零师被俘七、八千人，造成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最惨重损失。据闻，彭德怀气愤万分，狠狠扇了金日成两个大耳光。金的脸都被打肿了，一星期没法吃饭。
4月22日晚间时。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打夜战的中国军队每次大规模进攻都必挑选月圆之时。明月柔和的光线正好照亮中国士兵前进的道路。在宽度达2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作战的炮声骤然轰鸣起来。
空寺洞矿洞里，彭德怀坐在巨大的地图前，他习惯在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这样坐着，看参谋在地图上插着小旗帜，那表示着各军冲击所到达的位置。战役前的炮火准备，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击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彭德怀在那一刻也许想象到了敌人的前沿在中国军队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土木横飞的景象。
冲击的时间到了。开始！突然参谋报告，有部队来电询问："我们还在向冲击开始的位置运动中，怎么就命令冲击开始了？能不能推迟冲击时间？"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炮兵的炮火准备后，步兵不立即冲击，那么炮火准备不就没有实际作用了？等他们到达冲击位置，下半夜了，天亮前完不成突破，大白天的还指望什么？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脸色铁青。冲！不顾一切，直接冲击！尽管出了一点问题，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官兵都对这次大规模的战役胸有成竹：看这阵势！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部队，打美国鬼子还能有什么问题？军号齐鸣！近20万中国官兵在整个战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冲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前沿，主力向纵深发展，先后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23日已挺进敌纵深30公里。中央集团第三兵团尽管从国内到达攻击阵地才十天，但也突入了敌人纵深，分割了东西敌人的联系。右翼第十九兵团歼灭临津江西岸之敌后，于23日强渡临津江，向当面敌人发起持续攻击。
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反击面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组织部队撤退。但是例外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汉城，他认为汉城的丢失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丢失，而是要关系到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谁说这个"旧式军人"不懂政治？范弗里特立即下令将空降一八七团紧急调往永登浦待命，将预备队骑兵第一师五团配给第九军，加强汉城正面的防御。同时命令全线向"堪萨斯线"撤退。美第二十四师立即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冲击。由于南朝鲜第六师迅速溃败，致使美第九军侧翼暴露，第九军各部队边打边撤，部队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美第二十五师受到的冲击更剧烈，中国军队的冲击部队不但炮火猛烈，而且还有坦克参加。午夜时分，二十七团顶不住了，开始向芝浦里一线撤退，二十四团也撤退到汉滩川南岸组织防御阵地。
中国军队利用二十四团撤退的间隙将土耳其旅包围，该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炮兵一夜之间打光了所有的炮弹，并以一个营为先头杀开血路，引导全旅向南逃跑，一夜之间便向南撤去15 公里。掩护汉城方向联合国军撤退的部队，是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七旅再次充当为联合国军打前锋的角色。范弗里特的命令是："坚守阵地。"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作战开始的时候，只有英军第二十九旅一开始没有受到冲击。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以及从东西线两边阵地上传来的剧烈枪声，不明白自己这里为什么没有动静。
这个旅已经做好了祝祭的一切准备。因为第二天是英国人的一个重要日子：圣乔治目。这是个宗教纪念日，英国人一般称之为守护神日。但是，守护神日来临的时候，降临在英国人头上的不是守护，而是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等英军第二十九旅突然觉得自己的阵地周围开始有动静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把他们三面包围了。位于最前边的比利时营最先受到打击。这个营的位置在临津江北岸，当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冲击波开始时，这个营立即陷入了混乱。与旅的通讯联系中断，背后是黑暗中的大江，前面是中国士兵的一片杀声，于是全营在一片绝望中呼天喊地。第二十九旅派出一个营企图渡过江去解救，但是很快这个营就自顾不暇了。比利时营被洪水般冲过来的中国士兵吞没，惊慌四散的比利时人纷乱地跳入临津江逃命，其幸存者在坦克的掩护下上岸，一窝蜂地消失在向南奔逃的茫茫夜色之中。
最急的是第二十九旅的左翼格罗斯特营。午夜，渡过临津江的中国第六十三军的士兵在第一次冲击后就把这个营最前边的A连包围了，连部首先被袭击，连长安格少校被乱枪打死。天亮时分，在全连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营两侧的高地，切断了英军的后路。第二十九旅投入一个营的炮兵支援，一个营的每门炮都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炮管打红了，但是依旧设有令格罗斯特营的情况好转。美军的飞机开始向阵地空投大量的补给，但是敌我混战中投下的物资基本上让中国士兵利用了。格罗斯特营弹尽粮绝，四面悲歌。他们接到旅指挥部的最新的命令仍是：就地坚守。格罗斯特营是英军中惟一缀有两颗帽徽的部队，这是这支部队在 150年前远征埃及被包围时转败为胜所获得的殊荣。
黎明前，天下起蒙蒙小雨。中国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他的指挥部涉水渡过临津江。迎面走来的是中国士兵押着的俘虏。江岸上遍地是尸体和零乱的物资。一队英制坦克正往北开，是从英第二十九旅手中缴获来的，中国士兵不会开，就押着英军俘虏开。
太阳升起来了，第十九兵团的将领们手拿树枝举在头顶赶路，为的是防空。运送第十九兵团的火车刚一进入朝鲜，因为白天就不能行驶，火车就躲在山洞里。结果火车的制动闸失灵。在没有车头的情况下顺着陡坡自行滑动，越滑越快，10分钟后就风驰电掣般地冲入一个车站，眼看就要和停在车站里的车厢撞上，幸亏一个朝鲜小男孩机敏地板开道岔，令车厢滑到了安全的轨道上。车厢里包括杨得志在内的第十九兵团的全部高级指挥员，一想到一个跟枪差不多高的朝鲜男孩救了整整一个兵团，不免有些后怕。另外，在战役开始前，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着几个参谋去找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谁知路遇一群敌人的坦克，一问，人民军第一军团已经撤退了，美军现在正在反击。傅崇碧军长只能隐蔽到山上，其结果是第六十三军没能到达预定的防御地点就开始阻击敌人了。
第六十三军的阻击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担负穿插议政府任务的第六十四军进展缓慢。议政府从正面威胁着汉城的攻守，彭德怀对此特别重视。第六十四军渡江之后，在美军坦克和飞机的阻击之下，始终无法向前推进。为此，杨得志接到彭德怀电报："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的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于是，杨得志给第六十四军连发两次电报，催促其迅速突破敌人的阻击防线，电报的措辞十分严厉：（一）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二）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多的困难。（三）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放。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由于第六十四军的受阻，第十九兵团被迫派出第二梯队的第六十五军增援第六十四军，杨得志直接与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通话，命令他迅速突破，穿插纵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但是，激战过后，第六十四军只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营得以突破，虽然后来的插进纵深达120 公里，占领了通往汉城的交通要让道峰山，给美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无法有效地坚持。第六十四军主力在反复的攻击中依旧不能前进，奉命增援的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上来了，顶在前进不了的第六十四军的后面，结果，中国军队五个师的6万多人全部挤在了临津江南岸的狭窄的江边。前进冲不过去，撤退没有命令，正是白天，美军飞机对没有防空能力的中国士兵群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国士兵密集的尸体血肉模糊地倒在临津江南岸。
在中国军队冲击战线的左翼，是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以及第四十军。第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时，在东线与美陆战一师的战斗中损失巨大，士兵中冻伤的人数比战斗伤亡还要大，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在补充了新兵和装备之后，他们重新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的战斗。
在第九兵团的正面，最前面的是南朝鲜第六师。就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战役的前一天，南朝鲜第六师还在按照计划北进。黄昏17时左右，他们在北进的行进途中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的攻击。仅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之后，师长张都映便命令部队撤退到"A"线。所谓"A"线是向后几公里处的一条预定的防御线。但是，兵败如山倒，其二团的阵地被中国军队从两侧迂回，团指挥所遭到炮轰后，全团立即向后撤退。十九团看见二团的遭遇不敢再贸然前进，观望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的侧后也出现了中国部队，于是知道大事不好也开始撤退。在撤退的时候，十九团被中国军队的冲击打乱，团长林益淳无法组织部队进行阻击，于是形成全线溃败。作为预备队的七团本来在"A"线上做了阻击准备，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作为师预备队的自己顷刻间便会成为前沿，前沿的命运不堪面对，因此七团没有作战就开始狂逃。
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第四十军的任务是打穿插。一二零师向南朝鲜第六师发起全面攻击之后，师三个团并肩穿插，穷追猛打。三六零团在攻击中发现山下的公路上一条足有两里地长的敌人机械化的队伍正在向南撤退。团长徐锐看见了"肥肉"，不容考虑，立即命令部队攻击。原来这是南朝鲜第六师炮兵营在南撤的公路上与美第二十四师住北支援的自行火炮营迎面顶在了一起，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河，美军命令南朝鲜士兵回到前沿去战斗，而南朝鲜士兵让美军把路让开。吵成一团的时候，中国军队来了。中国士兵把公路的两端封死，然后手持轻武器向这支钢铁队伍冲上去。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夺路而逃，但中国士兵猛烈的迫击炮弹和枪弹把这一段公路打成了一片火海。中国士兵在火焰中追逐着四处奔逃的美国兵和南朝鲜兵，在汽车下、坦克里将他们杀死或者俘虏。天亮的时候，徐锐团长上了公路，他看见了一幕令他这个老兵都心惊的景象：无数坦克、汽车和自行火炮拥挤在一起燃烧，不少汽车已经被坦克撞得四轮朝天。一门自行火炮压在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的美军军官已被压扁。到处是南朝鲜士兵和美军士兵的尸体，尸体都已经被烧焦，在整条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一二零师三五八团在穿插中和美军陆战一师的部队相遇了。先是一连七班的韩勤忠发现山坡下有一架直升机停着，几名美军军官正从机舱中出来。韩勤忠立即带七班士兵扑上去，直升机在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中坏了。美军往山上跑，七班就追，谁知道追到了美军陆战一师所属部队的一个阵地面前。韩勤忠和他的士兵管不了那么多了，坚决勇猛地往山上冲击。美军步兵被这么不怕死的冲击吓懵了，丢下阵地转身就跑。
一辆坦克向中国士兵开了炮，韩勤忠负伤了。愤怒的他爬起来向坦克冲去，把一个燃烧瓶扔在坦克上。中国士兵一直把美军追进一个山洞里，大约一个排的美军这才发现打他们的只不过是区区几个中国士兵，于是开始反击。韩勤忠再次负伤，这回是胸部，鲜血涌出。这时，他听见了军号的声音，回头看去，是主力部队到了，他因流血过多而一头栽在地上。韩勤忠作战勇敢，是志愿军中第一个步兵击毁美军直升机的士兵，因此他被记一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三五八团在三五九团二营的配合下，围住了被压缩在板尾洞的美军。天已经亮了，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美军开始突围。中国军队不顾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阻拦，坚决冲击，但是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没能封堵住美军的突围，眼看着美军跑了。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中国军队即使围住了美军，甚至是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围住，最终却不能将敌全部吃掉，这是朝鲜战争中前几次战役就已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次战役中还在重演。
一二军师三五九团的二营，在追击中包围了美军的一个炮兵营。这是美第九十二装甲野战炮兵营，装备的全是大口径火炮，有155毫米的装甲自行火炮两个连和200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一个连，野战炮营的任务是对其集团军各个方向进行火力支援。他们已经修筑好了环形工事，又配备有坦克群和高射机枪所织成的火力网，因此不把中国军队的攻击当回事，还在公路上拦截溃逃下来的南朝鲜士兵，骂他们统统是混蛋。中国三五九团二营为把这个给中国军队的攻击造成巨大伤害的炮兵阵地拿掉，两个连不顾一切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三天三夜，两个连最后只剩下不足百人，但是仍没能把这个美军的炮兵阵地打下来。而美军的野战炮兵营一边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一边完成集团军不断赋予他们向各个方向开炮的支援任务，他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才撤退，全营仅伤亡15人。
一一八师迅速突破南朝鲜第六师没有力量的抵抗，迅猛向纵深发展。那个打响入朝参战第一枪的三五四团担任着师左翼的突击团。三五四团穿插之猛、动作之快连师指挥部都感到意外。其三营由于穿插得太猛，在打垮敌人的多次拦截之后，深入到了敌后120公里处。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做沐洞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三营才发现，当面的南朝鲜军队早就没影了，与他们对峙的敌人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士兵，用是英制"百人队长 "式坦克，冲锋枪也是英制的，抓来个俘虏一问，原来是加拿大人。与后续部队脱离过远的三营很快就被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包围了，兵力悬殊，粮弹已尽，带队的团参谋长刘玉珠和三营营长李德章紧张起来。刘玉珠认为，部队穿插的任务就是割断敌人的横向增援，既然打到这里，就要血战到底，在敌后搅他个天翻地覆，尽最大努力打乱敌人的预定部署。决心下定，所有的干部把身上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毁，以决死的状态投入了战斗。
加拿大军队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向这支孤军深人的中国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钢铁的坦克冲开中国士兵的阻击阵形，把分散抵抗的中国士兵围困在公路边的数个小山包上。一些中国士兵开始与加拿大士兵肉搏，机炮连的火箭筒在击毁敌人的几辆坦克之后没有弹药了，中国士兵们便朝敌人冲上去夺枪。卫生员郁长安手中拿着仅仅是准备给伤员固定断骨的木夹板，加拿大士兵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扔下抢就跑。文书姜臣与高大的加拿大兵扭在一起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便伸手摸到加拿大兵的脸，一使劲，把他的眼球抠了出来。最后的时刻，营长李伦章和团参谋长刘玉珠商量，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围。李德章先突围，吸引敌人火力，这支队伍没有越过公路就全部伤亡，李德章也中弹倒下。刘玉珠在猛烈的机枪扫射中阵亡，他带的部队也被打散。
刘玉珠，1949年入伍，作战勇敢，爱护士兵，是一个受到全团官兵喜爱的指挥官。火朝作战以来历经数次残酷的战斗，他一直与士兵冲杀在最前沿。三营残存的士兵在突围中顽强抵抗，坚持到天黑加拿大军队撤走了。李德章苏醒之后，带领全部负了伤的士兵转战敌后，四天之后归队。三五四团三营的中国官兵在敌人纵深牵制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从而为正面部队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德章营长好人长命，1994年离世。他的老战友在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难得志宏胆大，身先士卒，万事汤火不避；向来心直口快，坚守信义，一生肝胆照人。
左翼兵团各军于23日已经挺进敌纵深15－20公里。第三十九军的任务特别。该军要用一部分兵力把美陆战一师牵制在华川，使其不得西援。跟随美国陆战一师一起作战的，还有一支南朝鲜的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当天，这支南朝鲜军陆战团还在北进，他们利用浮桥和水陆两用车渡过北汉江，并且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占领了华川地区的一个高地。南朝鲜军战史对此写道："经过激烈战斗，中共军狼狈溃逃，并且与美陆战五团会合共享胜利喜悦。"为此，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给南朝鲜陆战团团长打来"贺电"："贵官和贵官属下官兵们对敌军强大进攻，坚决抗击，固守阵地，对这种勇敢战斗的精神我深表谢意。我们为能够同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共同战斗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几个小时后，"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强大压力下闻风而退了。先是美陆战一师与南朝鲜第六师的接合部被中国第三十九军突破；南朝鲜海军陆战团立即后退，还没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站稳，其十连阵地就告危急：连长负重伤，士兵们抬着连长往后跑。紧接着就是十一连阵地的危急：十一连的连长也负伤被抬下了阵地。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与美陆战一师一起撤退里，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飞机居然把炸弹投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团一营的指挥所头上，凝固汽油弹的大火烧着了自己人。
在中国军队左右两翼突击的同时，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也在华川方向突击而入。突破后在涟川以北受到美第三师、土耳其旅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快，23才回到达涟川地区，继续向水平、哨城里方向攻击前进。
在汉城方向，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管依旧孤立地坚持着。为了解救这个营，第二十九旅命令菲律宾营在一个坦克连的掩护下前去增援。在接近格罗斯特营的时候，菲律宾营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而不能前进，坦克这也遭到袭击，最前面的坦克被中国士兵击毁而堵塞了公路。增援失败后，第二十九旅把比利时营和六十五团的波多黎哥人的部队加入进增援的行列，结果在距离格罗斯特营仅仅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打不动了。不久，第二十九旅被迫撤退，陷入重围的格罗斯特营终于接到了突围的命令，但是，已经没有突围出去的希望了。全营一半人阵亡，连伤员在内，活着的不足300人。营长卡恩中校请求炮兵支援然后突围，但由于第二十九旅已经跑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支援"。卡恩中校被迫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伤员集合在阵地上，和伤员在一起的是营长卡恩中校、军医希基上尉、卫生兵三名，还有随军牧师戴维斯。突围的英国士兵立即陷入中国军队的天罗地网之中。
刘光子，中国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内蒙古杭锦后旗尖子地乡六小村人，30岁。他出身于贫苦的逃荒农民家庭，为了还所欠的租粮，他入国民党军队当兵十年。 1948年他被解放军"解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从入朝作战的时候起，他就有立战功的想法。随部队向北追击的时候，他发现了几个逃跑的英军士兵。他决心抓活的。在接近之后，他开枪站起来，呐喊一声，结果把他吓了一跳，石头后面一下子站起来一大群英军士兵！
几十张凶狠的面孔和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向他逼过来。他鼓励自己：沉住气！沉住气！英国人的枪口顶住了刘光子的胸膛。一个军官的手枪对准了他的额头。刘光子不动声色地拉开了手雷的保险。就在手雷即将炸响的一瞬间，刘光子往后一缩，把手雷一扔，然后滚下山坡。手雷爆炸的声音引来了部队，中国士兵开始对英军士兵进行围剿。苏醒过来的刘光子在黑暗的夜色中向四处逃跑的英军士兵开始狂追。他身上的棉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气喘得如同拉风箱一样，他一心要追上去，抓几个活的立大功！
刘光子再次截住了一大群英军士兵。他站在英国人面前大喊："谁再跑就打死谁！"为首的一个个子很高手提机枪的英军士兵首先放下了枪，举起了手。其他的英军士兵也把枪扔在了地上。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英军士兵在跑，刘光子端着机枪扫了一梭子，又喊，那群英军士兵也不再跑了。刘光子把四周一大群英军士兵集中在一起，掏出怀里的英文传单让他们看，俘虏们安静下来。连里长时间不见刘光子的影子有点紧张，以为他负伤了或者牺牲了。正焦急，突然看见远处来了一队某军士兵，刚要射击的时候，才见这些英国人是举着手的，浑身是血的刘光子端着一挺机枪跟在后面。中国士兵们立即为刘光子抓到的俘虏点数，点了两遍才点清楚： 63个。这是朝鲜战争中一名中国士兵二队俘虏敌军士兵的最高纪录。刘光子被记一等功。刘光子抓获的英军士兵是格罗斯特营的，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缀有两颗帽徽。
英军第二十九旅除人员损失大部外，装备也大部分丢失。但是，从战场全局上看，也许正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营在前沿阵地坚持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发展，才使汉城方向的联合国军能够较为完整地撤退了。
至25日，第五次战役发起的第四天，中国军队连续三昼夜作战，虽然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美军侧翼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基本呈平推态势，歼敌不多。联合国军逐步撤退至锦屏山、竹叶山、县里树平、春川的二线阵地继续阻击。范弗里特坚决执行了李奇微的战术思想，以每晚撤退30公里为最大限度，因为 30公里也是中国军队～夜进攻的最大限度。撤退30公里之后停住，然后立即利用白天转入防御，发挥其强大的火力优势给中国军队尽可能多的杀伤。天黑下来的时候，再视情况而再一次后退。此时的范弗里特也知道了，中国军队攻击作战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26日，彭德怀就第五次战役的发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向毛泽东报告如下；（一）此役，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抵抗。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放入归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二）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放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将更加明显。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三）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四）根据以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
彭德怀非常确定地认为美军肯定要实施登陆作战。而从战后战争各方的大量资料上看，虽然麦克阿瑟和李奇微都始终存有在中国军队侧后登陆的念头，但是美军从未真正地为此准备过。原因很简单，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从杜鲁门政府的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打算，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动用一切手段与中国军队较量，那么至少麦克阿瑟不会过早地被解职。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并再次强调"目前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做准备，免陷被动"。于是，中国军队26日继续向联合国军的纵深发展，并于当日占领了联合国军的二线阵地。
至28日，中国右翼第十九兵明占领了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中路的第三兵团进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左翼第九兵团进至榛伐里、祝灵山、清平里、加平、春川地区。是日，美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汉城城内再一次一片惊慌，无论李承晚甚至李奇微如何表示决不放弃汉城，汉城还是出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难民逃离潮。美骑兵第一师奉命周至汉城，在汉城周围组织起密集的火力网。火力网由大炮和飞机所组成，炮兵每个连平均发射炮弹 3000多发，而美军空军仅28日一天就对汉城前沿进行了39次猛烈轰炸，美军认为，能够突破这个火力屏障，太平洋战史上没有先例。
而此时的中国军队没有占领汉城的打算。中国军队在前沿的所有部队此时已是粮弹已尽。29 日，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攻击。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始，到4月29日止，历时整整七天。七天是一个星期，正是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 "。但是，停止攻击以后，中国军队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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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反击战真实照片
发表于 太平洋水世界
喂！那个战士戴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呀？何时变成俺们PLA的成员了？纳闷！
反思：中国周边的三个流氓国家
发表于 太平洋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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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善良的、勇敢的、爱好和平的，在历史上长期国力强盛，却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没有侵略周边小国，尽管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具有并吞诸小国的能力。但受恩惠的周边诸小国却没有去知恩图报，甚至于恩将仇报，欲灭亡中国或是侵占中国领土，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样的小国总共有三个，暂且称之为流氓国家，相信不为过。
流氓国家之一：日本
入选理由：日本是最有资格担当我周边第一流氓国家这项“桂冠”的。它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最大，也是三个流氓小国中第一个提出彻底灭亡中国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屡次侵略中国，唐朝的白江口之战，明朝的侵朝战争，清朝的甲午战争，民国的抗日战争等，屡次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而日本在历史上却是受中国恩赐最大的国家，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中国的复制品，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无不来自于中土！甚至有研究证实连日本的第一个天皇-- --神武天皇就是秦朝人徐福！日本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或是朝鲜半岛的移民。是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使日本从蒙昧状态一下子进化到了文明的封建社会，使其历史一下子推进了数千年。这样的再造之恩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它反噬母体！日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成为中华文明培养的一个文明异类！现在，日本还侵占我钓鱼岛，侵占我琉球，觊觎我台湾，与美国结成美日联盟，时时处处与我对抗！成为我周边最凶残，最无耻，最恶毒，最为阴险狡诈的流氓国家！
流氓国家之二：越南
入选理由：越南能够入选第二，关键是其在建国后疯狂反华、仇华、侵略中华的不遗余力！越南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莫非是在被殖民统治时期长了能耐？如果不是中国无私的抗美援越，给予了不计代价的援助，直至参战，那它万辈子也独立不了，更不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刚一统一，它就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侵略中国的华南领土，叫嚣有木棉花开的地方就是越南领土！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本领实在令人刮目相看！现在，越南是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领土最多的流氓国家，占有29个岛礁！提出了为南沙不惜一战的口号。成为了中国周边小国中对我危害第二位的流氓国家。
流氓国家之三：韩国
入选理由：韩国人的无耻在我周边这三个国家中是最明显的，它会颠倒是非、黑白，大肆篡改历史，说韩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8000年从帕米尔高原远涉迁移到了半岛,途中催醒了满洲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原的”黄河文明”,韩人并在公元前7000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等等；伪造“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拿中国的端午节审遗；去汉化，把汉城改“首尔”，甚至有韩国议员建议把“汉江”改为“韩江”，把“中医”改名成“韩医”；最可恶的是其剽窃高句丽，将我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的历史认同为高丽的历史，进而对我东北领土产生野心，不少韩国人发誓要夺回“满洲（东北）和间岛（吉林延边）”。现在又对我黄海提出领土要求。韩国在国家尚未统一，力量尚且弱小之时就已经露出了白森森的狼齿，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其之所以名列第三，只是因为其尚未有能力对我造成现实的严重危害，而并不是其不想这么做。假以时日，待其羽翼丰满，其二鬼子的凶残绝对不会比前二者弱！我们必须时刻警醒。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中国？这不是道义能解释的问题。不止一个国家屡屡对我露森森狼齿，并且诸小国能够以小博大，以弱侵强，甚至于以蛇吞象，这在以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社会中应是个例外，不具有普遍性，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民族性格和国家战略等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值得认真反思。
反思之一：以抽象迂腐的道义代替了国家利益
以道义代替国家利益，应该是我泱泱中华的特例！在我中华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朝贡制，这三个流氓国家都曾是我朝贡制的藩邦，越南在历史上曾经就是我国的直接领土，只是到了明朝，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使其由一块领土成为了一个附属国。当时的统治者很会讲政治，只要按期朝贡，表示臣服，就会有数不清的好处，当时的条件对诸小国是很优惠的。这种做法在国力强盛的朝代也许无可厚非，但统治者没有战略头脑，认识不到一域领土对于全国的重要性，让越南（当时叫安南）独立成国，就是个天大的失误。对朝鲜半岛，我国曾经为之不止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明、清、直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谁能说得清？这三次战争几乎是尽了举国之力，轻者导致国力空虚，社会矛盾激化，给其他势力以可乘之机，重者导致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几乎亡国。而在历史上，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对朝鲜半岛郡县化的主张，惜乎统治者没有采纳，不然何至于一次次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对于日本，因大海阻隔，一处偏远，统治者更是主张以怀柔、招抚为主，并没有给予根本性的打击，致使其一步步坐大，最后搭上了近代化的末班车，成为了一个近代化强国，几乎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而抗战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仍然屡屡犯不该犯的错误。先说对于日本，我们有必要那么高姿态吗？连赔款都不要！连美国想把琉球交给中国都不要！想想日本在中国干了什么，万人坑到底有多少，受政策三光毒害而出现的无人村有多少？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我们对日本战犯，对日侨到底多大度，多宽容，现在马上又要在葫芦岛市搞记念百万日侨大遣返的盛大仪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道义上屡屡占据制高点，而国家、民族的利益却屡屡受损。其次说说越南，对越南我们太无私了，建国后那么困难的局面，我们援越不计代价，不遗余力，直至援助到其南北统一。而统一后这个龟孙子马上变了脸，调转枪口就对准了中国！抢占西沙、南沙，对广西、云南发动侵略！现在还成为占据我南沙领土最多的国家，每年掠夺性开采我多少油气资源？
反思之二：以懦弱仁慈代替了疯狂报复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以德报怨的，讲究冤冤相报何时了，讲究化干戈为玉帛，讲究和为贵！特别是对日本，我们也太懦弱仁慈了。我们没有象日本人那要针缝相对地开展报复行动，对战俘就不说了，对于有“9.18”失土之痛的国人,对于非法移民到我东北领土上的日侨也就太大方了,遣返100多万,还对日本因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进行扶养!当然这些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你要想想是针对谁?它值不值得你去做?要想想这些人到中国是干什么的,它们究竟在中国又干了什么?当然还要想到宽厚仁慈如此,那现在的日本人感恩了吗?忏悔了吗?道歉了吗?赔偿了吗?是不是真正到了中日世代友好了呢?换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战俘都实行疯狂的报复,那会给日本民族以什么样的感受,它们还敢随便就招惹中国人吗?那还会有百万日侨大遣返吗?想想美国对日本放原子弹残酷不残酷?要是换了中国人,会这么做吗?日本人只对强者尊敬和屈服,而对弱者,对于那些放过它们一马的人,却总是不长记性!再说对于越南,我们对越南的惩罚也太仁慈,1979年我们自卫反击时还想着不伤对方的老百姓!越南对我们怎么样,它照样要侵占我领土!我们对于侵占我领土的国家也太仁慈了, 只想着要惩罚一下,没有想着让它们为此付出代价!对于日本,明明已经侵略占领了我大片领土,我国的目标也仅仅是把它们赶出国土,而不是想着要让它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这样那对于侵略国也太便宜了,胜了能占人家国土,败了也就是原路返回!越南只所以敢于一次次侵占我领土,只是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虽然 1979年之后的两山轮战将其拖垮,但远远赶不上打跨!对于侵占我南沙的越南,它难道就没有想到会为此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个打击有可能是结构性的,打得其国只剩下女人（现代战争怕是连女人也剩不下了）! 打得其割地赔款!打得其国破族亡!如果让每一个侵占我领土的国家都能得到这样的惩罚,那这些国家还会这么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领土吗?如果那样,它们当然要三思!但现在,它们认为中国人不会这么做,所以,它们还一而再地占中国的便宜!
反思之三：以守势思维代替了进攻思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只会防御而不会进攻了,偶有进攻,那也只是自卫反击,打到国境线而止!最典型的是对日本,我们在历史上也就只有元朝有一次讨伐日本,但那时的指挥却是蒙古人!我们在历史上就压根没有想到要攻占日本,日本人自称3000年无败迹,就是没有遭到国家被占领!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次攻占日本的机会,明朝抗倭战争胜利后，我们如果攻过去占领日本重新加以改造,那说不定历史就要重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国人进攻的意识淡化了,模糊了,汉代人那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个“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的把敌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无畏气概哪儿去了？收复领土联盟记得，隋唐时期应该还有，我们打击直至灭亡高句丽的历史就很有说服力，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高句丽的灭亡，也就不会有大唐的强盛！明清之际，中国走向衰落，这种气概更是失落久远了。自认为地大物博，只会守成，不懂攻取，有清一代，俄罗斯人拓地万里，在我国整个北方（西伯利亚一带）如入无人之境，之后是我北方大好领土的丧失！郑和有句名言，大意是，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欲国家富强者，不能置海洋于不顾！好象是他指出了印度尼西亚一带的南洋，如被外敌所占，则我中华危矣！多么有见地，可惜我中国近代衰落了，不然还会有机会！现在国家正在复兴，崛起，且步履维艰！这都是因为我们继承的东西太少，而承担的束缚太多！又面临着美日的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