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28

附: 《美国独立宣言》 (1776年)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诚然，谨慎的心理会主宰着人们的意识，认为不应该为了轻微的、暂时的原因而把设立已久的政府予以变更；而过去一切的经验也正是表明，只要当那些罪恶尚可容忍时，人类总是宁愿默然忍受，而不愿废除他们所习惯了的那种政治形式以恢复他们自己的权利。然而，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 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我们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过去一向是默然忍辱吞声，而现在却被迫地必须起来改变原先的政治体制，其原因即在于此。现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那一切的措施都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把具体的事实胪陈于公正的世界人士之前： 他一向拒绝批准那些对于公共福利最有用和最必要的法律。 他一向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那些紧急而迫切需要的法令，除非是那些法令在未得其本人的同意以前，暂缓发生效力；而在这样展缓生效的期间，他又完全把那些法令置之不理。 他一向拒绝批准其他的把广大地区供人民移居垦殖的法令，除非那些人民愿意放弃其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此项代表权对人民说来实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只有对暴君说来才是可怕的。 他一向是把各州的立法团体召集到那些特别的、不方便的、远离其公文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使那些立法团体疲于奔命，以服从他的指使。 他屡次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这些议会曾以刚强不屈的坚毅的精神，反抗他那对于人民权利的侵犯。 他在解散各州的议会以后，又长时期地不让人民另行选举；这样，那不可抹杀的“立法权”便又重新回到广大人民的手中，归人民自己来施行了；而这时各州仍然险象环生，外有侵略的威胁，内有动乱的危机。 他一向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为此目的，他阻止批准“外籍人归化法案”；他又拒绝批准其他的鼓励人民移殖的法令，并且更提高了新的“土地分配法令”中的限制条例。 他绝批准那些设置司法权力机关的法案，借此来阻止司法工作的执行。 他一向要使法官的任期年限及其薪金的数额，完全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他滥设了许多新的官职，派了大批的官吏到这边来箝制我们人民，并且盘食我们的民脂民膏。 在和平的时期，他不得到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就把常备军驻屯在我们各州。 他一向是使军队不受民政机关的节制，而且凌驾于民政机关之上。 他一向与其他的人狼狈为奸，要我们屈伏在那种与我们的宪法格格不入，并且没有被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之下；他批准他们那些假冒的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把大批的武装部队驻扎在我们各州； 用一种欺骗性的审判来包庇那些武装部队，使那些对各州居民犯了任何谋杀罪的人得以逍遥法外； 割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 不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在司法上享有“陪审权”的利益； 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们逮解到海外的地方去受审； 在邻近的地区废除那保障自由的英吉利法律体系，在那边建立一个横暴的政府，并且扩大它的疆界，要使它迅即成为一个范例和适当的工具，以便把那同样的专制的统治引用到这些殖民地来； 剥夺我们的“宪章”，废弃我们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府的形式； 停闭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反而说他们自己有权得在任何一切场合之下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并且对我们作战，这样，他就已经放弃了在这里的政权了。 他一向掠夺我们的海上船舶，骚扰我们的沿海地区，焚毁我们的市镇，并且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刻正在调遣着大量的外籍雇佣军，要来把我们斩尽杀绝，使我们庐舍为墟，并肆行专制的荼毒。他已经造成了残民以逞的和蔑信弃义的气氛，那在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时期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一向强迫我们那些在海上被俘虏的同胞公民们从军以反抗其本国，充当屠杀其兄弟朋友的刽子手，或者他们自己被其兄弟朋友亲手所杀死。 他一向煽动我们内部的叛乱，并且一向竭力勾结我们边疆上的居民、那些残忍的印第安蛮族来侵犯。印第安人所著称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和情况，一概毁灭无遗。 在他施行这些高压政策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曾经用最谦卑的词句吁请改革；然而，我们屡次的吁请，结果所得到的答复却只是屡次的侮辱。一个如此罪恶昭彰的君主，其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确认为暴君，实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些英国兄弟们也不是没有注意的。我们曾经时时警告他们不要企图用他们的立法程序，把一种不合法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实际情况。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呼吁，而且我们也曾经用我们那同文同种的亲谊向他们恳切陈词，要求取消那些例行逆施的暴政，认为那些暴政势必特使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归于破裂。然而，他们也同样地把这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他们有分离之必要，而我们对待他们也就如同对待其他的人类一样，在战时是仇敌，在平时则为朋友。 因此，我们这些集合在大会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吁请世界人士的最高裁判，来判断我们这些意图的正义性。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力，谨庄严地宣布并昭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永誓无贰。

　咱们国事乱到这般田地，叫咱们不得不跟（英国）皇上分家，自起炉灶，除 了老天爷以外，谁也不要管谁，所以这会子总应向大家交个账，说个明白，叫人 家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别疑心了咱们是在做什么坑崩拐骗蒙的好勾当。 　　“咱们不会歪缠，就是这么几名话。一则，你我大家比起人家都是一只鼻子 两只眼睛，不认输谁，说不定比人家还强的多着呢；二则，谁也别想贬却咱们的 身分资格；三则，一个人要怎么活就可以怎么活，要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要到 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只要不碍着旁人就得了。什么鸟政府不放咱们这样，便 是王八蛋。”还有，老百姓要什么政府就可自己做主，不干人家的鸟事。什么政 府不给咱们这样就得滚他的蛋，再扶一个出来顶替。固然，象那些南美洲的傻子 浑人，或者象什么革命党，天天革命，也不成个样子。或者衙门里老爷一做岔了 事便革一回命，也是不成的。有时候，老爷们吞款舞弊，作恶为非，咱们闭着眼 儿装不见，比起傻子浑人天天革命还好，你只要不是什么无来由的，还能 说声不是吗？但是国事混乱到这个分儿，一个人什么身分儿都没有了，任人当奴 才看，到这会子，大家就得合拢来革那些狗官僚的命儿，另叫一般人来，给监视 着，不让他们大模大样干他们偷鸡的勾当。咱们十三州老百姓就是这么一句话， 罪受够了，再混也混不下去。 　　当今皇上乔治登基以来，政事就是一团糟，谁不服气来同他办交涉，就是一 把拳头叫你吃，这还有什么天理么？咱们同他算一下账给你瞧。 　　咱们一体通过的条陈，他总批驳下来，咱们人人反对的条例，他倒给钦此了。 　　咱们有什么呈文，非他亲眼瞧过不成，呈文一上去，他却向口袋里一放，装 着忘了，你同他提起，只给你一个不睬。 　　人家到宫里去呈请他立个新法，他就是这么一套：要末，把议会封起来，让 他称孤道寡，孤行己意，不然，便是一个不行，两个不行。 　　他叫议会到那儿岭外天边三家村上去开会，乐得没人肯去，让他去一意横行 霸道。 　　议员去找他，说什么好歹，他就是一溜不见，送他们回家。 　　议院封了，要叫开又不肯开，政事没人管，成个无法无天的天下。 　　他哄人家不要来咱们十三州。谁要来，也不让有报纸看，人家一看也不肯来 了，就是来了，也不给田地，不得不回去，有的索性就不来。 　　他跟法官通同作弊，就不肯出钱多用几个官吏，人家有案子，三年两载还不 见个动静，不发下来，只好认倒霉空手回去。 　　法官有什么不顺从他的意旨，就得滚蛋，官俸又不发，叫他们先来孝敬老天 爷，不然也别想拿一个大。 　　高兴起了，就添了什么司什么员，安排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小，钱向咱们老百 姓腰包里拿，不管你情愿不情愿。 　　一个好好的太平天下，养了一大班丘八，惊扰百姓，咱们怎么抗议也没用。 　　他放着这些丘八作恶为非，横行霸道，不挂腰刀的人只好听他们排比。 　　他放贪官污吏到处作孽，一朝权在手，无恶不作，干起以下的事来： 　　叫一些毫无用处人人讨厌的丘八驻扎民家里。 　　丘八杀人，便做个圈套，放他们逍遥法外。 　　管人家的事。 　　征苛捐杂税，也不问一问咱们缴的税项有个缴税的道理没有。 　　把人捉将官里去，人家要叫百姓陪审，不让陪审。 　　把人无端赶出国外，事案是此地发的，叫人家到天边海外去受审。 　　放几个坏蛋充我们邻国的官员，慢慢的扩展，希望有一天把咱们也吞下去， 同他们一般腐败。把宪法当做把戏，人人说好没人说坏的法律，他偏取消，让他 一人去瞎干。 　　他把议院关了门，就象他一个人独干比别人干得好。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索 性跟咱们开战，咱们还认什么皇上，做什么臣子？ 　　他把城也烧了，人也杀了，比狗还不如，在海上还要兴师问罪。 　　他雇些荷兰杂种来打咱们，教他们只要打得过咱们，可以随意抢掠，什么万 国公法都不顾了。 　　咱们自己人在海上给他捉去，不管愿意不愿意，就迫着拿起枪把杀咱们同胞。 　　他唆使印第安生番，给他们枪火，教他们打死咱们的男女老少。 　　“每回他这样干，咱们就不服同他反抗，每回咱们不服同他反抗，他还是照 旧这样干下去。一个人老是这样蛮横不讲理，还有什么身分，就是不配来管咱们 有身分失，应当滚蛋。” 　　“咱们向英国人讲理，总是不得要领。差不多天天咱们忠告他们，他们那边 那些官僚违法越权，侵犯咱们。咱们老同他们讲，咱们是谁，咱们在做什么事， 咱们为什么过海而来。咱们同他们讲公道，告诉他们，如果长此下去，咱们有一 天要自己做自己打算，他们才知道利害。但是越和他们讲理，越无理可讲。可以 见得他们不跟咱们一伙儿，就是同咱们为难，咱们就得同他们拚个高低，打完了 再做道理。 　　因此，咱们决定，咱们代表十三州府的百姓在议会上议决：咱们合众国就是 以前的十三州府，从此以后是自由国，照理就早该如此；咱们不认皇上，同他一 刀两断，再也不听英国人的吩咐；咱们既然自由，自由国能干什么咱们就能干什 么，尤重要的是宣战、议和、营商等等。 　　咱们拿圣经罚咒，大家一心一力，有首有尾，不顾利害，不论成败，不计吉 凶，就是财破人亡，到断头台上，还是这样做去。

.....................唉！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从“后门”通往权力 假如没有巴本的重新插手，希特勒恐怕到今天也不会向权力前进一步。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巴本在科隆的银行家冯·施罗德那里会见了希特勒。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希特勒答应加入一个联合政府，而巴本则接受了希特勒的权力要求。一月十七日，希特勒约见了胡根贝格，后者答应给这样一个希特勒——巴本内阁以支持。 当施莱歇不得不意识到，他的那个争取政府多数的计划已经成为水中捞月之时，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弃冠下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 正如一切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既非是命中注定，亦非是不可阻止。直到一九三三年为止，尽管希特勒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竞选成果，但他却从未拥有过德国选民的多数选票。总之，希特勒不是靠了领导一种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的政权，而是通过一种“后门”阴谋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此外，希特勒恰恰还是当他的政治运动已经如日过中天、走上了下坡路，而对他上台有利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业已消灭的这样一种时刻交上了权力运的。 一九三二年夏季以后，经济生产缓慢上升，战争赔款也已经在一九三二年秋季被取消。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是总统身边保守主义领导集团决策的产物，这个领导集团的目的是打算利用希特勒和追随他的民众为自己服务，以便保持住自己的利益，保卫他们自己那些反对民主主义者，工会和社会主义者要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 俾斯麦最年轻的后继者 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之际，年尚不满四十四岁。他是俾斯麦最年轻的后继者之一。在履行政府公职方面，他并没有丝毫的经验，因为国家总理这一职位竟是他担任的第一个官方正式职务。直到现在，他也仍然不能够忍受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就是在当了国家总理以后，他也极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或是去研究文件。他宁愿用口头来治理国家。 即使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希特勒也绝对不是一个德国的独裁统治者，而只是联合政府的首脑，他的党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至今也还是个少数。整个内阁的十二名部长当中，纳粹党人只占了四名：希特勒担任总理；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担任不管部部长，不久担任了航空部部长和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三月十三日以后，约瑟夫·戈培尔担任了新成立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 通过权力分配，胡根贝格和巴本相信，纳粹分子们已经完全被包围起来了。巴本肯定地认为，他可以制服并凌驾于希特勒与纳粹党人之上，“我们在两个月中间已经把希特勒挤到了角落里，他在吱吱地叫唤啦。”巴本这样吹起了牛皮。然而，事实上在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就已经证明，这两个伙伴之中究竟谁是强者。作为联合政府的条件，希特勒坚持宣布于三月五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德国国家主义者并不希望进行此次选举，但却在希特勒和巴本的压力下被迫让步。 在与冲锋队和钢盔团举行火炬游行，庆祝“民族崛起” 的同时，纳粹党开始了新的竞选活动。此次竞选非同以往，戈培尔的宣传可以无拘无束地大施淫威，而冲锋队的恐怖行为则再也不必担心受到国家的制裁了。因为，此时的纳粹分子至少是在柏林和普鲁土控制住了巴本，而戈林则掌握着警察。现在，希特勒出现时则显得踌躇满志，似乎他已然掌握了一切权力。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那天，希特勒向国防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和外交部长阐明了他的政治纲领：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那个“癌一般的囊冲——民主”都在必须铲除之列，但是，人们必须首先武装起来。如果帝国想重新赢回昔日的权力，那么就必须准备在东方占领新的生存空间并将其毫不留情地日尔曼化。原来，希特勒至此仍然死抱着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论述过的那个扩张纲领并准备作为国家总理实现之。 国会纵火案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国会大厦陷入熊熊烈焰之中。人们在柏林市内到处都可以看到冲天的火光。据说当希特勒赶到起火现场时，脱口喊出：“这是共产党人干的！” 在大厦的废墟中，只抓到了一个人——荷兰人范·德．卢贝。这位荷兰人究竟应该单独对此事件负责还是受纳粹党人指使行事，时至今日仍然是阙疑待查。然而，纳粹党人立即从国会纵火案中捞取到了政治油水这件事，却是一个确凿不移的事实。就在起火的当天夜间，戈林便作为普鲁士的警察首脑下令逮捕了共产党议员和党的干部，取缔了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封闭了共产党的办事机关。与此同时，就连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的新闻机构也被勒令关闭十四天。 起火次日，希特勒怂恿兴登堡总统签发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治安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叛国罪及纵火罪将被判处死刑，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禁止侵犯民宅，对邮件、电报和电话施行保密以及集会自由的那些基本权力统统一律无效。倾刻之间，一切行动顿时变得无章可循，那种对治安法令肆无忌惮的 “解释”和“运用”挨家逐户地开始了。仅在普鲁士，三、四月间就有两万五千多人锒铛入狱，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象卡尔·冯·奥西茨基、埃里希·米萨姆和勒曼．鲁斯比尔特这样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德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捣毁，那些未遭逮捕的党的领袖们纷纷流亡到国外或者转入了地下。 然而，德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被取缔。这是因为希特勒考虑到，假如选民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仍然投共产党的选票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必然会失去这一部分选票。这次颁布的紧急治安法令一直持续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它成为希特勒独裁专制所凭借的法律依据之一。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国会选举期间，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执政党整整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九的选票，仅纳粹党一家就获得了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资产阶级的政党此时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保持了原先的票数，德国共产党甚至在遭到人为制造的恐怖威胁之下，选票也仍然所失无几。纳粹党分子们在这最后一届自由选举（尽管带有一定压力）中间也没有能够为自己赢得整个德国选民中的绝对多数。 按照常理，此刻由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理应依靠一种国会中的多数通过议会形式去管理国家。然而，这样做既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又不合乎胡根贝格的心愿，于是，两人因而在反对议会民主制度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 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值新国会开幕之际，戈培尔挖空心思地炮制了一出闹剧奇观，巧妙地迎合了德国市民阶层复辟旧皇室的饥渴心理，并将其与“纳粹革命” 的革命激情结合起来。在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君主政体的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中，希特勒在兴登堡面前鞠躬唱诺，后者则身穿大元帅的军服出席了这一仪式。教堂中有一把留出的空椅子象征着缺席的皇帝；前王储和霍亨索伦皇室的其他成员则到场目击了这一场面。 出席这一仪式的贵族代表和军界代表以及通过收音机和后来通过每周新闻简报了解到这一场面的数十万德国市民都深信不疑：希特勒现在驯服了；霍亨索伦君主政体又要回来了。 “我们需要授权法……” 希特勒压根儿就没打算把他刚刚到手的权力奉送给威廉二世。非但如此，此君野心还要大得多，他提出了颁布授权法的要求，授权法将使他在四年任期中间拥有立法权，而把国会和议员们撇在一旁，不许他们问津。这一要求的结果导致了国会的自行弃权。希特勒这一目的的实现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具备为此至少需要的国会议员三分之二必要多数的支持。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当时德国的民主传统是何等的脆弱。天主教中央党的票数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举足轻重的，希特勒赢得了他们，他摇动翻云覆雨之舌，口头许诺加强天主教堂的地位，德意志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契约使得天主教堂在德国的地位比国会更为安全。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对授权法提案举行了投票表决。到会的五百三十八名议员中间有四百四十四人投票赞成授权法，只有到会的九十四位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投票表决期间，大厦前面的冲锋队员们通过送话器狂吼着：“我们需要授权法——否则便棍棒相见！”此时，奥托·韦尔斯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发言人挺身而出，发表了一篇反对纳粹主义滥用权力的勇敢无畏的声明。韦尔斯之举激起了希特勒无比盛怒的反应：“我只能奉告您，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投票赞成！德国必将自由，但不是靠尔等之辈！” 然而，就在授权法被通过以及纳粹党的迫害活动开始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准备脱离议会斗争的道路，没有采取任何越轨行动，譬如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们去向希特勒专制进行积极的斗争。 授权法是希特勒权力道路上所谓“合法”的最后一步，同时亦是建立他那“元首国家”的基础。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授权法曾两次被由纳粹党人所把持的国会所延长。一九三三年，在这项法令的掩护下实现了德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一体化”。实现“一体化”的目的旨在扫清一切可能的对手，清除反对党的基地，这一过程在一九三四年建立起希特勒的全面专政之时，首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自从戈林担任了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以后，德国最大的邦和它的警察就落进了纳粹分子的手中。国会选举刚一结束，希特勒便立即下令解散了其他的邦政府，并将各邦的警察置于纳粹党人和冲锋队头目管辖之下。通过实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颁发的《各邦与帝国一体化法令》，对邦议会轻而易举地按照国会选举的模式进行了改组。一九三四年一月，希特勒则干脆解散了所有的邦议会。甚至就连唯一具有强烈自治意识的巴伐利亚邦也没有出现针对此种措施的反抗。至此，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国家迎来了它的穷途末日。 希特勒还勒令实行地区一体化：那些已经选出的市长、地区官员和参议员先生们一律无效，现在则由纳粹党和国家来统一任命。通过执行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颁发的《恢复职业官员法》，使地方的权力机关遭到了清洗。所有这一切“实际现象” 十分典型地揭示出掌权后的纳粹分子们的那种合法策略。能够说明纳粹法律的还有一个情况，即将所有“非雅利安人血统”的官员和那些根据他们迄今为止的政治表现很难保证“他们将在任何时候都会毫无二心地为纳粹国家效力”的官员悉数革职。根据纳粹的法令，社会民主党人、中央党人和忠实于共和国的分子都必须离开官方岗位。 将这批人取而代之的是纳粹党的老同志和“专家们”。这些专家具有陈旧的官僚主义传统，盲目地执行“从上面”下达的指示而从不过问它的道德根据，他们实际上是纳粹政治的一群唯命是从的帮凶。同样，清洗犹太官员的法律是在德国剥夺犹太人权力的头一个步骤，伴随它一同问世的还有党卫军在各个城市中策划制造的联合抵制犹太人经商和殴打犹太人事件。 解散工会和政党 正当各邦以及管理机构实现一体化时，希特勒和纳粹党中央双管齐下，开始清洗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在德国共产党遭到取缔之后他们便成了唯一幸存的群众组织，他们尚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足以对希特勒独揽大权形成严重威胁。正如发生在巴本反对鲁普士的国家政变和授权法颁布以后的情形一样，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就连到了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并没有准备同纳粹党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甚密的自由工会主席团已经被纳粹党人单独针对工会机关和工会干部所采取的恐怖行动吓破了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住既得的社会政治利益和工会组织，为此主席团于三月二十日和四月九日两次向希特勒表示了绝对效忠。 四月十日，希特勒宣布五月一日的国际工人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传统节日为 “全国劳动节”，工人和政府之间的团结应该在五月一日这天得到庆祝。在滕珀尔霍夫广场上召开的庆祝大会中央会场上，希特勒在十万工人的面前大谈劳动的光荣和国家的统一，他号召工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宣布了开展声势浩大的劳动创造的计划。 然而就在大会召开的次日，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部队在警察的配合之下占领了分布在德国各地的工会机关所在地。不久前才刚向政府表示了效忠的工会会员们遭到逮捕，工会的文件和银行财产被悉数没收，工会的报纸也被取缔。对于这样一种丝毫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丝毫不加掩饰的暴行竟然仍没有人敢于起来进行反抗，既没有工会领导人挺身而出对此进行呼吁，也没有出现自发的抗议运动。 五月十日，希特勒任命领导了占领工会机关行动的罗伯特·莱伊出任新成立的 “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通过此人，“德国劳动阵线’被拴在了纳粹党的战车之上。阵线统辖着当时所有的工人和职员团体，一九三三年底以后，企业家们也加入了这个阵线。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纳粹党的精神对人们进行政治教育。此外，它还负责企业中间工人们的社会福利，负责改善劳动场所的卫生条件以及提高它的美学程度（“劳动之美”），负责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给工人们提供度假和疗养（“力量源于愉快”）。 随着工会的解散和“德国劳动阵线”的建立，工人们和职员们失去了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机构。罢工被禁止，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由国家进行支配。魏玛共和国从前给予他们的在企业委员会中参与企业管理的那点微薄权力此时也丧失殆尽。 占领工会机关的行动增加了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自从国会纵火案、联合抵制犹太人经商和迫害共产党人以来便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在“德国劳动阵线”成立的同一天里，冲锋队员们和纳粹大学生们在柏林大学前面焚烧了奥西茨基、图科尔斯基、克斯特纳、雷马克、马克思、爱因斯坦、托马斯·曼和其他被认为是“蜕化变质分子”和“左倾知识分子”的作家们的书籍。高等院校和报刊编辑部的知识界核心人士们对此深为恐惧。象托马斯·曼兄弟和爱因斯坦等著名的作家和科学泰斗则纷纷离开了德国。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和工会主席团一样，也企图通过向现政权宣誓效忠来保住自己的组织。五月十七日，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全体代表和其他政党一道明确表示赞同并通过了希特勒关于外交政策和裁军问题的演说。然而，这样做也并没有逃脱更为悲惨的厄运，即没能防止自己的组织被强行解散。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取缔，经费被没收，前领导人锒铛入狱。 其他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就没有等到被勒令取缔的那一天，便纷纷自行解散。不论是在授权法行动中支持过希特勒的中央党，还是始终作为纳粹党联合政府中伙伴的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都没能逃过这场浩劫。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颁发的《保障党和国家的统一法案》最终宣布了纳粹党为德意志帝国的唯一政党。

恭喜！

听说是去香港晒鱼干去了，真不知道收成如何...

上图啊　？

实行奉迎拉拢的方针 希特勒取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胜利。然而，由于他并不把纳粹党看成是一个寻常的政党，而视之为一种革命运动，因此他绝对不甘于只发挥一种从属性的作用，甚至就连与其它政党并驾齐驱也难遂他的心愿。他并无诚意准备在国会体制中去达成通常情况之下的那种妥协以及组成联合执政党派。 希特勒的目的是要集权力于一身。但是，假如他要继续坚持合法斗争的纲领，就只能通过他的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或者通过总统授予特别全权方可达到这一目的。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希特勒所采取的策略是坚持合法斗争的口号，继续争取选票，表示愿意作为总统能够依靠的一种多数中的合作伙伴，为总统以及他的那些具有保守意识的顾问们效劳。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地提示希特勒纲领中的 “国家主义革命”——这是永远不能变更的——来向总统施加压力。 实行上述策略的困难在于，一方面希特勒必须得估计到党内左翼派别日益激烈的反对以及冲锋队会站出来反对为旧军队效劳，另一方面他则必须要屈从于总统身边那个领导集团所做出的决定。这个领导集团的本意则是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而不是根据希特勒的条件才能接受他作为合作伙伴。 不言而喻，总统的那些军事顾问们此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而其中首屈一指的关键人物又得首推冯·施莱歇将军。冯·施莱歇将军有一种幻觉，似乎纳粹党不久就会上台建立一个“国家主义国家”，并且完全具备了管理这一国家的能力，而那位将民众成功地笼络到一起的前陆军下士现在则已经变得驯服起来，至于冲锋队，则最终是国防军的一个训练有素的后备库。 希特勒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恰好证明了这样一种“驯服理论”。一九三一年十月，希特勒同胡根贝格一起，以魏玛共和国“新国家的反对派”的姿态跑到哈尔茨堡去向人们大献殷勤，希特勒在那里又赢得了一批信徒，而胡根贝格则扩大了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发表了演说，此行是经弗里茨·蒂森引荐而应俱乐部之邀前往的。蒂森多年以来，一直是纳粹党的支持者。这一时期，许多莱茵河地区的工业家对希特勒和纳粹党仍然持有保 留态度，施特拉塞尔兄弟的“社会主义”宣传被他们视成为是洪水猛兽，而纳粹党的整个作派对他们来说，则又显得过于粗野。希特勒的演讲一共花了两个半钟头，他十分聪明地把自己的论点放在了政治劝说和对工业家们的价值颂扬上面。演讲机智地绕开了他那反犹主义的基调，压根儿没提没收资产，国有化和全民化的要求，主要是围绕着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限制毫无意义的民主以及恢复企业家对于工会的权威等等。“这纯粹是荒唐透顶，”希特勒对他的听众这样阐述说，“经济上按照劳动效率、个人价值建立起来的生活，实际上是与个人权威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政治上却又否认这种个人权威并且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律和民主去取代它…… 在经济领域里，与此种政治民主如出一辙的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德国所需要的呢？按照希特勒的说法，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有必要的话，这个国家必须能够显示出它的战斗力量。而他和他的纳粹主义运动是有能力并且准备实现这一目标的。 希特勒以此之矢击中了他那些听众们的心灵之的。当他的演说结束时，企业家们尽数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从此，重工业基金中的大笔钱财继续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纳粹党的金库。正如施莱歇为首的那些军官们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位能够重建德国强大军队的人物一样，工业家们现在则把希特勒视成为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共产党人和工会威胁的救星。 “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 一九三二年，兴登堡总统的七年任期已满。这位八十四岁的陆军元帅接受了布吕宁的劝说，继续作为总统候选人准备争取竞选连任。为此，他需要赢得选民中的绝对多数。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徘徊之后，决定作为兴登堡的竞选对手出场。一九三二年二月，身为纳粹党人的布伦瑞克邦内政部长任命希特勒为邦政府参议员并授予他德国国籍。于是，希特勒现在既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享有了被选举权。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又一次全力以赴地开动起来。兴登堡任命布吕宁来领导他的竞选斗争，而布吕宁那种刻板正统的官僚主义作派却与民众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相去甚远。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兴登堡进行攻击，他把进攻的火力集聚在布吕宁一人身上，并且提出了这样一个竞选口号：“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以此来狡猾地利用兴登堡的威望。 这场国家总统的竞选越来越多地染上了这样一种色彩，即民众是投票赞成还是反对纳粹主义，因为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这时都站在了保守主义派的兴登堡一边。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三日，总统选举的第一轮并没有给兴登堡带来绝对多数，因此有必要进行第二轮竞选。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月，第二轮竞选揭晓，获得选票的结果如下：兴登堡：一千九百四十万张；希特勒：一千三百四十万张；台尔曼：三百七十万张。 这样，反对希特勒的票数就占了全体选民的将近三分之二，而半数以上的选民则投票支持兴登堡。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纳粹党在下一次国会选举中要想取得绝对多数似乎也是件毫无指望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总统竞选鼓舞着布吕宁更加严厉地去对待纳粹党。四月十三日，竞选刚一结束，冲锋队和党卫军便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取缔。对于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来说，这一事件意味着一次严峻的压力检验，希特勒合法斗争的方针遭到了冲锋队日益激烈的批评。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纳粹党却在重要的普鲁土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惊人的高票额：议席由原来的九个锐增至一百六十个。纳粹党和共产党一道破坏了组成新政府所必须获得的多数。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敲开权力的大门。党的金库因三次选举而枯竭，冲锋队被取缔，党内的紧张空气在增长。 一年中的第四次竞选 在这样的局势下，兴登堡顾问们的决定却意外地给希特勒帮了大忙，这些总统顾问们策划搞掉了布吕宁。兴登堡任命弗朗茨·冯。巴本为布吕宁的继承人。冯· 巴本是一个愚蠢的保守党人，曾经当过骑兵军官，政治上属于中央党右翼集团。巴本着手建立起了一个由无党派贵族组成的内阁。站在这个时代错误产物背后的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冯·施莱歇将军。他和巴本达成默契，即新政府的政策需要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同时，他们打算通过在政府中的合作来制服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运动。他们所根据的原则是：“必须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因此，他们准备大大地厚待希特勒。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对于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被重新取消，并且规定了国家议会的重新选举将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举行。这是五个月之中所进行的第四次选举，然而，希特勒却毫无倦意。仅在竞选到来之前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希特勒就在五十多个城市里发表了演说，首先是唤起了青年和妇女们对纳粹党的热情。在斯特拉尔松市，前来参加希特勒举行的群众大会的一万名群众冒着倾盆大雨等侯他长达六小时之久。冲锋队在大厅中和街道上大打出手，发泄着积压的怨气。仅在一九三二年七月间，就有八十六人死于政治暴力事件之中。 竞选过程当中，巴本依仗着总统颁发的紧急治安法，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取缔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并自我任命为普鲁士政扇：的全权代表。这样一来，他便控制住了整个普鲁士的警察机关。巴本的行为是违背法律精神的，但是，那些被他轰下台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仅仅是表示抗议和到国家法庭进行控告而已，他们并没有去号召工会进行总罢工。社会民主党也没有采取反抗行动。当时，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号召总罢工便成为一次冒险行动，尤其是共产党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比反对纳粹党更为激烈。然而，社会民主党就连一次群众行动都搞不起来，这件事情却给了希特勒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可以相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他日后夺权的过程中间将无力制造真正的麻烦。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国会选举的结果与一九三零年的那次选举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粹党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的选票，议席增长了一倍，由一百零七席变为二百三十席，一跃而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又有部分选票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而希特勒却继续争取到了不少资产阶级选民。资产阶级的那些政党们到了此刻处境是如此之糟，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一种多数。而由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所组成的“破坏性多数’却可以以占整个国会议席百分之五十三的优势去阻止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问世。 面对现实，巴本竭力想搞一个在他自己领导下的由德国国家主义者和纳粹分子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兴登堡召见了希特勒并试图说服他与巴本携手组成联合政府。但是，希特勒回绝了这种要求。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他要求一种“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权力”。对于兴登堡来说，这简直是太过分了，以致这位总统公开发表了声明，声明中说道：“出于对祖国的义务和良心，我无权把整个政府的权力只交给一心想单方面独揽大权的纳粹运动。” 总统的公开声明对于希特勒来说，不啻于是一种难堪的羞辱。总统的那些老部下们不再把希特勒视为同路人，希特勒的合法斗争的方针似乎又沦之为黄粱一梦，党内批评也随之趋于炽烈。 兴登堡的警告究竟有多么灵验，不久即为希特勒对普特姆帕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所证实。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五名冲锋队员在普特姆帕——施莱希恩地区袭击了一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的波兰籍矿工并将其残无人道地踢踹致死。凶手遭到逮捕，进了监狱并被判处死刑。希特勒非但不与他们保持距离，反而宣布这些凶手是他的战友：“从此刻起，你们的自由便成了一个关系到我们荣誉的问题。”在这封电报后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道观念和法律观念，《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的罗森贝格的一篇文章中则说得一清二楚，这篇文章抱怨说，根据资产阶级法律，一个还是波兰籍的共产党人竞可以与五个德意志人、大战中的老战士等量齐观。相反，在纳粹主义者看来，“一个灵魂不等于另外一个灵魂，一个人也不等于另外一个人，对于纳粹主义没有‘抽象的权力’，它的目标是造就强大的德意志人，而社会生活、政治与经济中间的一切权力都应该适应这一目标。” “我们都很心灰意懒……” 巴本联合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和纳粹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努力失败了。他企图继续依靠紧急治安法来行使权力。但是，他的第一个紧急治安法却遭到了国会的否决。总统在召集国会开会之前，就下令解散了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国会选举。这已经是一年之中的第五次选举，议会制度的威信江河日下，居民们的反应十分淡漠。纳粹党和希特勒不顾各方面的精疲力竭和财政上的困难，重整旗鼓，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竞选运动。然而，这次选举的结果却令他们清醒了不少：希特勒的政党失掉了二百万张选票，由占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四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议席则由二百三十个下降为一百九十个。在接连不断的竞选运动中，纳粹党只赢来了“一场劫数”。现在，财库枯竭，党员们士气低落，领袖们疑虑重重。只有党内“左派”和冲锋队可以说是取得了胜利：事实完全证明了希特勒“合法路线”的破产，现在则只能是一场政变可以帮助党去取得政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当兴登堡总统罢免了巴本并任命施莱歇出任国家总理时，希特勒的处境变得真正危险起来。原来，施莱歇有一个分裂纳粹党的计划，企图把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所领导的“左翼”拉到自己一边来，并依靠大约六十名 “左翼纳粹党人”和一个工会阵线再加上其它政党重新在国会中取得多数。 正当施特拉塞尔刚一与希特勒商谈施莱歇的这一建议，试图说服后者赞同这个计划时，希特勒立即勃然大怒。在他看来，施特拉塞尔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一场激烈的冲突爆发了：纳粹党的分崩离圻看来似乎已成定局。 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很心灰意懒，尤其是看到现在出现了整个党将四分五裂的一种危险，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将要付之东流……背叛！背叛！背叛！……整整几个钟头，元首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旅馆的房间中踱来踱去…… 有一次他停下步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将在三分钟之内用手枪了此残生！’” 然而，施特拉塞尔并不是一个能够在他与希特勒的冲突中坚持到底的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他辞去了党内的一切职务，收拾好他的东西，乘车跑到意大利去疗养。他早年的友人纷纷倒戈，转向希特勒一边。至此，党的危机又一次被硬挺了过来。

鼓手 一九二九年，一件具有全国意义事件的突然爆发，给希特勒送来了利用魏玛宪法中一个典型民主因素的机会，这就是收买民心。 一九二九年夏季，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批准了一项解决德国战争赔款的调整计划，这一计划是由一个名叫欧文·德·杨格领导下的专家委员会制定的。杨格计划中虽然没有包括进德国方面的一切愿望，但与一九二四年的戴夫斯计划相比，仍然是一个进步。然而，国家主义反对派们却掀起了一场反对新计划的轩然大波。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ＤＮＶＰ） 和国家主义国防联盟（钢盔队）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建立了一个所谓“争取民众反对杨格计划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的新任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此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德意志主义者、反动分子。他从前曾在克虏伯手下担任过经理，现领导着一家庞大的新闻——电影康采恩。他手中握有数目可观的金钱，在许多工厂企业中具有影响，控制着大部分新闻团体并兼任着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乌法的业主。 希特勒抓住时机准备进行一场迎合民众心理的宣传鼓动，因为这是符合他的那个国家主义纲领的。此外，这样做还将使他获得一个良机，即通过与胡根贝格的结盟使自己在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分子更为广泛的范围中间发展自己的威望并争取到大工业界的财政支援。 胡根贝格一方也准备同希特勒携手共事，因为他和他的同伙认为，完全可以把希特勒作为一名有本领的“鼓手”来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加以利用，并且还认为有把握制服他。双方在这场运动中对共和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进剿。希特勒在此期间从工业界捞取了大量的资金，胡根贝格的新闻界亦与希特勒通力合作，为他提供了拥有众多读者的日报版面，非常详尽地刊登着希特勒的各种观点。 虽然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搞垮杨格计划的实际目标没有如愿以偿，但是，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却从中满载而归。由于同德国国家主义者们的结盟使纳粹党从孤立无援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从莱茵——西法尔的重工业集团那里，希特勒又捞到了大量的金钱，而且，他还可以继续指望胡根贝格的新闻界在宣传方面为他提供帮助。 从世界经济危机到国家危机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发生了纽约著名的大股票市场崩溃事件。这场美国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为此受害尤甚。德国工业的上升趋势是建立在美国短期贷款基础之上的。现在，这笔贷款因被收回而荡然无存了。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倒闭，产销萧条，开除和失业的数字猛烈上涨。 一九二九年九月，失业人数为一百三十万，一年以后达到了三百万，一九三一年九月继续上升为四百三十五万，一九三二年则猛涨至五百一十万。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两个冬季中间，整个德国就有六百多万失业者。在失业面前，工人和职员遭受着同样程度的打击。但是，对于职员来说，则面临着比经济打击更为严重的威胁，他们感觉到自己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对于下降为无产者的前景则感到不寒而栗。正当许多由于失业而变得极端起来的工人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德国共产党的同时，不少职员和部分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人士则由保守党转向纳粹党一边。 这场带有国际背景的危机立即被共和国的敌人们，首先是希特勒、戈培尔和胡根贝格之流用来作为宣布“政府无能”的一个佐证并且溯源到凡尔赛和约、战争赔款以及政府所奉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希特勒毫不隐讳地公开欢迎着这场经济危机。他宣布，为了加速共和国的垮台，他甘愿去干任何事情。 这场经济危机真的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由于经济萧条，降低了国家税收；相反，却增加了失业救济的支出。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德国社会党总理赫尔曼·米勒领导下的各党派大联合政府在讨论如何平衡国库亏空的问题时全面崩溃了。在争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社会支出的死胡同里，国会中拥有多数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于寿终正寝。 从一九三零——一九三三年期间，魏玛共和国由所谓的“总统内阁”来进行领导。政府总理无需由议会中的多数产生，而仅仅依靠总统的指派并授予权力。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中的第四十八款，国家总统有权在非常状态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治安法。国会尽管可以否决这项紧急治安法，但是总统则可以因此而解散国会并组织重新选举。这样一来，总统将国会排除在外，任命或罢免总理和政府便有了法律依据。 根据上述方式所产生的头一届政府总理是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海因里希·布吕宁。布吕宁准备着手通过削减国家支出和提高税收的办法来平衡国家的财政预算。当一个为此而提出的法律提案被国会否决之后，布吕宁鼓动总统颁布了两项紧急治安法，其中一项是关于削减官员薪俸的，另外一项则是关于提高大宗收入税收的。国会同样也否决了这两项紧急治安法，于是，兴登堡总统根据布吕宁的意见解散了国会并决定于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三日进行一次重新选举。布吕宁希望此次选举将加强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并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 农民和大学生——纳粹党新的追随者 希特勒对于近日即将投入的这场竞选斗争做了认真的准备。一九二八年入夏以来，他相继把党内数干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小城镇，去利用农民中间存在着的不满情绪来为纳粹党争取选票。即使在没有象希特勒和戈培尔这样的演讲明星的情况下，纳粹党的足迹也很快布满了每一个村庄，并且通过他们从不间断的积极工作引起了无党派新闻界的重视。一九三零年三月六日，希特勒发表了一项农民纲领，这项纲领是由他的农业政策专家瓦尔特·达厄起草的，其中赞扬农民是民众中间最有价值的阶级。 正如在农村一样，希特勒于一九二九年也在大学生中间取得了政治上的突破。在进行全德大学生委员会（ＡＳｔＡ） 的选举过程中间，纳粹党的赢票额有着明显的增长。德国的大学生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具有传统的保守意识，战时及战后的一代人与志愿团和国防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大学生联合团体始终具有反对民主，拥护君主政体，极端国家主义以及较为普遍的反犹倾向。他们对共和国的反感情绪激烈到并不亚于国家主义者的程度，对于后者，他们则在党派政治上最为接近。经济危机、黯淡的就业前景和对其社会地位的危机感促使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了纳粹党的学生团体或者投票赞成他们。 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冲突 争取在选民中占有多数的城市和工业区的居民对于纳粹党来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问题在于，纳粹主义的宣传究竟怎样才能全面地迎合工人、职员、大企业家、小业主、商界人士和消费者们那些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的需要而又不得罪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呢？对于纳粹党来说，归根到底，它既要依靠企业家的金钱又要依靠工人和职员群众的选票。 希特勒试图以此来了结这种尴尬的局面：把许诺抛给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把这场全面灾难的罪责推到制度。 和犹太人身上。在纳粹党内部，针锋相对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施特拉塞尔兄弟抨击了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模棱两可和丧失原则的表现，主张与工会结成一个联盟，支持罢工，支持深入开展国有化的斗争，甚至主张同俄国结盟。这些论调使得纳粹党的那些金钱提供者们和希特勒本人倍感不安，因为希特勒口中喋喋不休的那个“德国社会主义”实际上仅仅限于一种能够给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而此种政策又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决策毫不相干。 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尔兄弟之间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晤。奥托·施特拉塞尔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纲领，最后终于同希特勒反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则倒向了希特勒的路线一边。 一九三零年发生的“地陷” 纳粹党把奥托·施特拉塞尔清除出党以后，金钱又似往日一般大量涌来。希特勒领导了一场德国前所未闻的竞选运动。他乘飞机，坐汽车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往另一个竞选会场，每到一处都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种姿态：摇唇鼓舌，滔滔雄辩，千百次地挥手致意，把孩子搂到胸前，吻着妇人们的手背。他的信徒们经常要等上好几个钟头，望眼欲穿地恭候着他的到来。希特勒的演讲被冲锋队员们排列出来的仪仗队、吹奏乐队以及颇具风格的元首旗装点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和军事化的浓郁气氛。冲锋队和纳粹党的竞选仪仗队以声威和力量表现得十分令人瞩目。希特勒的演说首先是针对右派政党和中间派政党的选民群众的。他凭着自己的煽动天才毫不费力地比那些只会批评和许诺的保守党的演说家们高出一筹。他的群众大会安排布置得老幼咸宜、十分巧妙，既能够引起老一代人的兴趣，也很合乎青年人的胃口。他所提出来的竞选口号在农民、工业中产阶级，小商业者、职员，大学生和青年人中间被证明颇有市场。“对于心怀不满的人、对政治感到淡漠的人，各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和忧心忡忡者所组成的这支五花八门的杂牌大军，他是一块巨大的磁石”。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四日，国会选举的结果宛如爆发了一场“地陷”。纳粹党的获票率成倍上升，从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二点六上升到百分之十八点三，国会中的席位也从原来的十二席骤长到一百零七席，并因此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由于它的一些追随者倒向了德国共产党一边而失掉了一部分选票，而后者的获票率也同样从百分之十点六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三点一。天主教中央党在此次选举中维持了旧状。竞选中最大的失败者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如德国民主主义党，其次是德国人民党，再次是德国民族党。德国酌资产阶级群众已经被希特勒拉了过去。纳粹党最显著的胜利是在信仰基督教的德国北部和中部的乡村城镇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选民中间取得的。由于纳粹党的这次胜利，布吕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多数派内阁的指望成为泡影，他不得不继续依靠总统的紧急治安法来治理国家。

AWP是德国生产的吗？

路过　路过... 然后 再

布什G8峰会上为德女总理“按摩” 被指性骚扰 找目标 绕身后 施重手 开会间隙，布什总统“恶搞”——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显然默克尔“受宠受惊”缩脖子。 布什被指“性骚扰”德国女总理 据20日《泰晤士报》报道，一段布什总统在圣彼得堡G8峰会上的尴尬录像正在因特网上流传———八国峰会会议期间，他突然溜到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身后，将双手放到她肩膀上为其进行按摩。此举令默克尔大受惊吓，布什只好尴尬收手。录像在德美两国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布什在对默克尔性骚扰。 布什“按摩外交” 据报道，这段录像一开始显示，各国领导人正在一间八国峰会会议厅内举行圆桌会议，而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正扭头和身边的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专心讨论问题。 这时布什离开座位，悄悄溜到默克尔身后。突然，布什将双手放到毫无防备的默克尔肩膀上，并开始对其进行颈部按摩。 布什的意外举动让默克尔吓了一跳。默克尔一缩肩膀，然后挥舞双手似乎表达着不满，布什只好尴尬地走到一旁，停止了他的“按摩外交”。几秒钟后，当默克尔意识到为自己按摩的竟是美国总统之后，只好露出勉强的微笑。 录像遭网友嘲讽 据悉，这段录像由一家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制小组拍摄，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但几天前，它突然出现在网站上，随即疯狂流传。19日在该网站上，它已经成为当天最受欢迎的短片之一，数百人在录像后发帖留言。 一网友讽刺称：“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和中东战火不断的原因了———因为我们有一个仍处于发情期的总统。这真是让人恼火。”另一名正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斯提夫•拉波恩则称：“我正在德国学习，在那里没有人会将这视为一个玩笑，这里的人只会觉得这是一种完全缺乏尊重的行为。” 典型性骚扰行为 据报道，这段录像甚至在德国和美国主流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德国《图片报》戏称：“布什显然是希望通过他独创的‘德州式1秒钟按摩’，向默克尔发动‘爱情攻势’。” 民主党议员玛莎•威特斯顿在接受一家美国报纸采访时称：“这段录像应该当作性骚扰训练课的反面典型。你可以展示这段录像，然后告诉学生说：‘任何坐在老板位置上的人都不应该做这种事。’” 比老布什更出丑 许多人认为，这件事情令布什成为迄今“洋相出得最大的美国总统”。一名专栏作家称：“在所有美国总统的正式外国访问中，这无疑是最为尴尬的一刻。这一次，布什甚至令他父亲14年前在日 本闹出的洋相也黯然失色。” 1992年，老布什总统访问日 本时在东京出席国宴，席间突感不适，没等他起身冲进厕所，腹中的污物已脱口而出，喷了时任日 本首相宫泽喜一一身。

采取合法路线的希特勒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失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这反映了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开始稳定，这种稳定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八年。 通货膨胀结束之后，战争赔款问题也于一九二四年根据美国人戴夫斯的一个计划和一项八亿马克的国际公债而相继得到了解决。戴夫斯计划使得美国货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工业和商业又繁荣起来。一九二五年七月，法国人撤出了鲁尔。洛迦诺条约的签定以及德国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国际联盟似乎发出了德法之间紧张关系开始解冻的信号。这时，甚至连资产阶级保守派们也可以与共和国妥协共处了，尤其是当原德皇的陆军大元帅、德高望重的保罗·冯·兴登堡于一九二五年被选为国家总统以后。由于有了这个“代理皇帝”，满足了那种对于权威的希冀。此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从表面上来看继续有着起色。 就连“国家主义”的反对派们到了此时也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希特勒从失败的政变中悟出了一点，即不能够通过政变去夺取台上统治者们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才能够取得政权。希特勒现在所要采取的策略是明白无误的，即充分利用共和国宪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牟取政权，去铲除共和国。 在这样一条新的合法路线上，希特勒所迈出的头一步是一帆风顺的。挣脱囹圄后的头几天，希特勒就去找了巴伐利亚的总理赫尔德，向他保证，今后行动一定循规蹈矩、恪守法律，并且答应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向这位总理提供他的支援。赫尔德因此产生了一种印象：这头凶兽现在“驯服”了，人们可以松一下锁链了。是年二月，巴伐利亚政府撤销了对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市啤酒厅地下室中举行的一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上，希特勒重建了纳粹党，并且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党内作为独裁元首的身份。希特勒露面后的首次公开之举自然引起了反应。一九二五年五月，巴伐利亚邦政府下令禁止他在公开场合下进行演说。随后，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希特勒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由此而被剥夺，剩下的只能是在与外界相隔绝的党内会议上去试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特勒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党在组织方面的发展建设之中。 一九二五年，纳粹党的成员人数又恢复到了二万七千人，一九二六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一九二七年继续上升到原数字的三倍，到了一九二八年则达到了原来的四倍。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由缴纳党费给党带来的进款额也随之上升。党的经费来源还包括了出售《人民观察家报》和《我的奋斗》所赚得的收入。到了此时，就连希特勒在他那些阔绰的追随者家中召开“政治茶会”和“政治社交晚会”的费用都可以用党的经费来支出了。来自慕尼黑社会工商界的资助金钱这时又开始重新缓慢地向纳粹党流来。除了失去军队的支持以外，此刻的希特勒又赢回了绝大部分昔日的支持者。 党内的斗争 希特勒依靠他的组织工作：并主要是以其“运动和一九二三年政变献身者”的光荣资历，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依然是纳粹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邦以外建立的地区性组织越多，这些组织同慕尼黑中央的关系就越松弛：希特勒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也就越小。尤其是希特勒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被剥夺着作为宣传演说家的权力，而且，作为一个外籍人他也被褫夺了作为国会和邦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 希特勒在他的权力要求中视为最大威胁的人物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此人来自兰次胡特，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大战期间任过陆军中尉。作为国会议员，施特拉塞尔享有豁免权和免费乘车证。从一九二四年起，施特拉塞尔一直奔波在德国北部，为“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进行游说宣传并且得到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尔 ——一个极端派记者的支援。施特拉塞尔兄弟对于纳粹党纲领中“社会主义”的成分比希特勒看得远为认真。他们宣传把大地产和重工业收为国有，此举令希特勒疑虑重重，因为这样的一种宣传无疑会毁掉他从工业界获得金钱的来源。希特勒所谓的反对资本主义说到底是与他的那个反犹主义同出一辙的：他所领导的运动只反对 “贪婪的犹太资本”，而绝对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 一九二六年一月，施特拉塞尔和其他二十五位党的基层领导人在汉诺威开会，决定支持剥夺前德意志王公贵戚庄园地产的社会主义运动。消息传出，希特勒大为震惊。二月十四日，希特勒赶往南德的班贝克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施特拉塞尔派居于少数。经过会议长达五个小时的辩论之后，终于以会议多数通过了反对剥夺王公贵戚的议案，并迫使施特拉塞尔本人屈从于慕尼黑领导的意志。 属于施特拉塞尔兄弟集团中的有一个名叫约瑟夫·戈培尔的莱茵兰人，他一只脚跛足，曾经获得过日尔曼语言学的博土学位。但是，不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记者，他都同样是时乖命蹇的。此时，他奔走于德国北部，从事纳粹党的宣传工作。在汉诺威召开的会议上，他异乎寻常地抨击了希特勒，称后者为“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班贝克的会议上他却是引而不发，持保留态度。一九二六年四月，希特勒以私人名义邀戈培尔前往慕尼黑会晤，并把他完全拢络到自己一边。从此以后，戈培尔变成为希特勒的一名狂热信徒，一种对于元首的崇拜从此浸透了他的骨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红色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 纳粹党在柏林命途多舛，处境十分不利。施特拉塞尔派在该区的纳粹党内占据着优势地位。戈培尔贯彻着希特勒的指示，在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中施展开他所掌握的新闻宣传的全部招数。 纳粹党的组织和目标 武斗队和暴力军人联合会的时代已经沦为往事。现在，希特勒坚持使冲锋队作为党的一种政治工具。罗姆的观点与此发生了冲突，他于一九二五年四月辞去了一切职务，并于一九二八年前往南美洲担任军事顾问（一直到一九三零年希特勒才重新将他召回）。冲锋队的职责名义上仅限于治安勤务，实际上，它则继续扮演着显示“褐衫党”的力量和“武德”以及充当纳粹党中纪律组织的角色，并继续在工人区举行挑衅性的游行，挑起街头斗殴事件。柏林的戈培尔尤其惯于使用此种伎俩，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流血斗殴事件来扩大纳粹党在舆论界的影响。 隶属于冲锋队管辖之下的有纳粹党的青年组织和大学生组织以及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建立起来的党卫军（ＳＳ）。党卫军由一批被遴选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青年党员组成。直到一九二九年，当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这一组织时，它才真正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价值。 希特勒并没有被纳粹党初期的弱小所迷惑，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包括外交政策、新闻、农业、经济、内务、司法等各种不同的部门，另外还专门设有“种族文化部”和宣传部。纳粹党下辖的所谓组织有：希特勒青年团（ＨＪ）、纳粹党德国大学生联盟（ＮＳＤＳＴＢ）、纳粹党少年团、第一职工联合会（包括纳粹党教员联盟、纳粹党司法界联盟和纳粹党医生联盟）以及纳粹党妇女界协会。纳粹党意在通过建立这些组织机构使其成员变得无所不包，即网罗一切私业和公职人员，同时把那些对于入党尚存顾虑的同情者们，尽量不受年龄、性别和专业的限制，不断地争取到纳粹党一边来。 上述努力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要求是相互一致的。希特勒要求纳粹主义运动必须高度组织起来，以致使这一运动不仅仅“正在其内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家”，而且应该达到“业已拥有着自己的国家的全部现成体制”。 纳粹党的这些职能各不相同的权力机构一俟建立起来，就出现了一种各自独立和相互竞争的倾向，而只有通过“元首的存在”才能够把它们相互协调起来。希特勒所享有的这样一种协调职能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权力地位以及他在党内的权威。 政府：对于希特勒言论的禁止以及整个纳粹党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被取缔的威胁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化的努力加强了，希特勒事必躬亲，过问党的一切细小决定。纳粹党的信徒们都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感觉，并把他们的元首视为是众望所归的决策人物。党的机构的扩大和希特勒在党的内部会议上发言所灌输的思想影响使得纳粹党到了一九二八年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队伍的政党”。只是由于党这一时期在共和国的议会斗争中尚没有取得任何带有实质性的成绩，因而它的内部力量与团结未露锋芒，普遍被外界所忽视。 一九二八年的国会选举期间，纳粹党获得了全部选票中的百分之二点六。获得选票情况最佳的地区是巴伐利亚、弗兰肯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最为糟糕的获选地区主要是那些大城市和工业区。 一九二八年，纳粹这个小党尚无力对立法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它的影响。其实，仅就施加影响而言，也绝非是纳粹党的目标。对于“我们在国会中的任务何在”这一问题，戈培尔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写道：“我们进入国家议会，是为了在这个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假如这个民主蠢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的帮倒忙提供免费乘车证和旅差补贴的话，那将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去革当今现状的命……我们是作为敌人才到那里去的！我们到那里去，就象是狼闯入了羊群。纳粹党员们，现在你们来打破旧日的小天地，鱼跃大海，鸟翔蓝天吧！” 戈培尔的一番话将希特勒合法策略的目标披露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