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骗子

[中国人是善良的、勇敢的、爱好和平的，在历史上长期国力强盛，却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没有侵略周边小国，尽管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具有并吞诸小国的能力。但受恩惠的周边诸小国却没有去知恩图报，甚至于恩将仇报，欲灭亡中国或是侵占中国领土，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危害。这样的小国总共有三个，暂且称之为流氓国家，相信不为过。 流氓国家之一：日本 入选理由：日本是最有资格担当我周边第一流氓国家这项“桂冠”的。它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最大，也是三个流氓小国中第一个提出彻底灭亡中国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屡次侵略中国，唐朝的白江口之战，明朝的侵朝战争，清朝的甲午战争，民国的抗日战争等，屡次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中国。而日本在历史上却是受中国恩赐最大的国家，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中国的复制品，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无不来自于中土！甚至有研究证实连日本的第一个天皇-- --神武天皇就是秦朝人徐福！日本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或是朝鲜半岛的移民。是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使日本从蒙昧状态一下子进化到了文明的封建社会，使其历史一下子推进了数千年。这样的再造之恩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它反噬母体！日本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成为中华文明培养的一个文明异类！现在，日本还侵占我钓鱼岛，侵占我琉球，觊觎我台湾，与美国结成美日联盟，时时处处与我对抗！成为我周边最凶残，最无耻，最恶毒，最为阴险狡诈的流氓国家！ 流氓国家之二：越南 入选理由：越南能够入选第二，关键是其在建国后疯狂反华、仇华、侵略中华的不遗余力！越南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莫非是在被殖民统治时期长了能耐？如果不是中国无私的抗美援越，给予了不计代价的援助，直至参战，那它万辈子也独立不了，更不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刚一统一，它就侵占中国的西沙和南沙，侵略中国的华南领土，叫嚣有木棉花开的地方就是越南领土！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本领实在令人刮目相看！现在，越南是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领土最多的流氓国家，占有29个岛礁！提出了为南沙不惜一战的口号。成为了中国周边小国中对我危害第二位的流氓国家。 流氓国家之三：韩国 入选理由：韩国人的无耻在我周边这三个国家中是最明显的，它会颠倒是非、黑白，大肆篡改历史，说韩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8000年从帕米尔高原远涉迁移到了半岛,途中催醒了满洲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原的”黄河文明”,韩人并在公元前7000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等等；伪造“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拿中国的端午节审遗；去汉化，把汉城改“首尔”，甚至有韩国议员建议把“汉江”改为“韩江”，把“中医”改名成“韩医”；最可恶的是其剽窃高句丽，将我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的历史认同为高丽的历史，进而对我东北领土产生野心，不少韩国人发誓要夺回“满洲（东北）和间岛（吉林延边）”。现在又对我黄海提出领土要求。韩国在国家尚未统一，力量尚且弱小之时就已经露出了白森森的狼齿，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其之所以名列第三，只是因为其尚未有能力对我造成现实的严重危害，而并不是其不想这么做。假以时日，待其羽翼丰满，其二鬼子的凶残绝对不会比前二者弱！我们必须时刻警醒。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中国？这不是道义能解释的问题。不止一个国家屡屡对我露森森狼齿，并且诸小国能够以小博大，以弱侵强，甚至于以蛇吞象，这在以丛林法则盛行的国际社会中应是个例外，不具有普遍性，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民族性格和国家战略等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值得认真反思。 反思之一：以抽象迂腐的道义代替了国家利益 以道义代替国家利益，应该是我泱泱中华的特例！在我中华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朝贡制，这三个流氓国家都曾是我朝贡制的藩邦，越南在历史上曾经就是我国的直接领土，只是到了明朝，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使其由一块领土成为了一个附属国。当时的统治者很会讲政治，只要按期朝贡，表示臣服，就会有数不清的好处，当时的条件对诸小国是很优惠的。这种做法在国力强盛的朝代也许无可厚非，但统治者没有战略头脑，认识不到一域领土对于全国的重要性，让越南（当时叫安南）独立成国，就是个天大的失误。对朝鲜半岛，我国曾经为之不止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明、清、直到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我们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谁能说得清？这三次战争几乎是尽了举国之力，轻者导致国力空虚，社会矛盾激化，给其他势力以可乘之机，重者导致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几乎亡国。而在历史上，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对朝鲜半岛郡县化的主张，惜乎统治者没有采纳，不然何至于一次次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对于日本，因大海阻隔，一处偏远，统治者更是主张以怀柔、招抚为主，并没有给予根本性的打击，致使其一步步坐大，最后搭上了近代化的末班车，成为了一个近代化强国，几乎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了。而抗战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仍然屡屡犯不该犯的错误。先说对于日本，我们有必要那么高姿态吗？连赔款都不要！连美国想把琉球交给中国都不要！想想日本在中国干了什么，万人坑到底有多少，受政策三光毒害而出现的无人村有多少？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针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我们对日本战犯，对日侨到底多大度，多宽容，现在马上又要在葫芦岛市搞记念百万日侨大遣返的盛大仪式！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道义上屡屡占据制高点，而国家、民族的利益却屡屡受损。其次说说越南，对越南我们太无私了，建国后那么困难的局面，我们援越不计代价，不遗余力，直至援助到其南北统一。而统一后这个龟孙子马上变了脸，调转枪口就对准了中国！抢占西沙、南沙，对广西、云南发动侵略！现在还成为占据我南沙领土最多的国家，每年掠夺性开采我多少油气资源？ 反思之二：以懦弱仁慈代替了疯狂报复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以德报怨的，讲究冤冤相报何时了，讲究化干戈为玉帛，讲究和为贵！特别是对日本，我们也太懦弱仁慈了。我们没有象日本人那要针缝相对地开展报复行动，对战俘就不说了，对于有“9.18”失土之痛的国人,对于非法移民到我东北领土上的日侨也就太大方了,遣返100多万,还对日本因战争遗留下来的孤儿进行扶养!当然这些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你要想想是针对谁?它值不值得你去做?要想想这些人到中国是干什么的,它们究竟在中国又干了什么?当然还要想到宽厚仁慈如此,那现在的日本人感恩了吗?忏悔了吗?道歉了吗?赔偿了吗?是不是真正到了中日世代友好了呢?换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战俘都实行疯狂的报复,那会给日本民族以什么样的感受,它们还敢随便就招惹中国人吗?那还会有百万日侨大遣返吗?想想美国对日本放原子弹残酷不残酷?要是换了中国人,会这么做吗?日本人只对强者尊敬和屈服,而对弱者,对于那些放过它们一马的人,却总是不长记性!再说对于越南,我们对越南的惩罚也太仁慈,1979年我们自卫反击时还想着不伤对方的老百姓!越南对我们怎么样,它照样要侵占我领土!我们对于侵占我领土的国家也太仁慈了, 只想着要惩罚一下,没有想着让它们为此付出代价!对于日本,明明已经侵略占领了我大片领土,我国的目标也仅仅是把它们赶出国土,而不是想着要让它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这样那对于侵略国也太便宜了,胜了能占人家国土,败了也就是原路返回!越南只所以敢于一次次侵占我领土,只是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虽然 1979年之后的两山轮战将其拖垮,但远远赶不上打跨!对于侵占我南沙的越南,它难道就没有想到会为此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个打击有可能是结构性的,打得其国只剩下女人（现代战争怕是连女人也剩不下了）! 打得其割地赔款!打得其国破族亡!如果让每一个侵占我领土的国家都能得到这样的惩罚,那这些国家还会这么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领土吗?如果那样,它们当然要三思!但现在,它们认为中国人不会这么做,所以,它们还一而再地占中国的便宜! 反思之三：以守势思维代替了进攻思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国人只会防御而不会进攻了,偶有进攻,那也只是自卫反击,打到国境线而止!最典型的是对日本,我们在历史上也就只有元朝有一次讨伐日本,但那时的指挥却是蒙古人!我们在历史上就压根没有想到要攻占日本,日本人自称3000年无败迹,就是没有遭到国家被占领!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多次攻占日本的机会,明朝抗倭战争胜利后，我们如果攻过去占领日本重新加以改造,那说不定历史就要重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中国人进攻的意识淡化了,模糊了,汉代人那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个“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的把敌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无畏气概哪儿去了？收复领土联盟记得，隋唐时期应该还有，我们打击直至灭亡高句丽的历史就很有说服力，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高句丽的灭亡，也就不会有大唐的强盛！明清之际，中国走向衰落，这种气概更是失落久远了。自认为地大物博，只会守成，不懂攻取，有清一代，俄罗斯人拓地万里，在我国整个北方（西伯利亚一带）如入无人之境，之后是我北方大好领土的丧失！郑和有句名言，大意是，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欲国家富强者，不能置海洋于不顾！好象是他指出了印度尼西亚一带的南洋，如被外敌所占，则我中华危矣！多么有见地，可惜我中国近代衰落了，不然还会有机会！现在国家正在复兴，崛起，且步履维艰！这都是因为我们继承的东西太少，而承担的束缚太多！又面临着美日的封锁！

日笨 东条英机被盟军司令部指控为头号战犯，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判“绞首刑”。12月23日凌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内，行刑时间到，东条英机从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特设的佛坛前，宗教仪式后，他被带上了高高的绞刑架。东条英机不由得泪流满面。　 　　是这恶魔忏悔了吗？不是的，他是在后悔自己当初自杀未遂。 　　原来，东条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想到将被作为战争罪犯押上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命呜呼。他选择了自杀。在那段日子里，他天天枪不离身，并让保健医生在他的心脏部位画了个圆圈，以保证子弹能击中心脏。1945年9月11日下午4时，东条英机将子弹射向了自己的胸部。使他遗憾的是，这一枪擦心脏而过。 　　东条英机的重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东南亚推行一条残害战俘的野蛮政策。1942年在巴丹，对被俘人员搞了一次死亡行军，结果使大批战俘死亡。更为恶劣的是，在泰国和缅甸，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1942年11月至1943年10月间，这一暴行中，战俘“像苍蝇一般大批死去”，415公里的铁路，死亡战俘1.2万人，被称作“死亡的铁路”。这桩暴行，是在东条英机直接授意下发生的。 　　东条英机最终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在施以绞刑后，东条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美军军舰抛进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步着东条的后尘，有“满洲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被送上了绞刑架。此刻，这个个子矮小、留着一撮仁丹胡子的日本间谍头子面如土色。他曾多次扬言，称他自己如何如何不怕死，可真当死神向他招手之时，他的双腿还是在发抖……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正义的绞索勒住了土肥原的脖子。也许是身不由己的挣扎，土肥原喉咙里发出一阵难听的呻吟，双腿使劲蹬了几下，然后，就无可奈何地直了双腿。　 　　“将板垣征四郎押进来？”随着监刑官的命令，被盟军司令部列为首批甲级战犯的板垣被两名宪兵推到了绞刑架前。 　　日本投降后，板垣征四郎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命运。为了躲避死神，他决定脱逃。他在这些年里，已经搜刮了价值百万美元以上的黄金和稀世珍宝，足够他挥霍到死。　 　　他决定向英军指挥官史密斯行贿，把一件价值30万美元的黄金“椰子”饰品奉送。没想到史密斯表面上答应考虑考虑，实际上连夜给中国政府发报，询问为何至今没有逮捕板垣。　 　　蒋介石接到史密斯电报，感到这是一个失误，怎么把这个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家伙给忘掉了，立即命令有关方面整理了一份板垣对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材料，指派专人飞赴东京，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板垣的要求。 　　1948年12月23日凌晨零点2分，板垣被吊上绞架，零点32分30秒宣布死亡。　 　　下一个被押上绞刑架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面无人色的他被两名宪兵扶在行刑前坐的靠椅上。绞索套上了他的脖子，他的喘气立时粗起来。两分十一秒后，松井石根终于断气。　 　　额头上冒着虚汗被押上刑场的日本前内阁首相、外相广田弘毅显得十分苍老。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他无话可说。　 　　广田是发动“七·七”事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的主谋者之一。他配合日本的军事进攻，为占领全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广田提出的所谓和平谈判，实质上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　 　　广田的双腿在颤抖着。踏板开启了，颤抖的广田落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他的腿像放了血的鸡似的，死命蹬了几下，就咽了气。　 　　至零点37分，7名战犯全部被绞死，只有武藤章临刑前狂呼“天皇万岁？” 　　曾血洗中国香港的刽子手酒井隆在南京偿还了他欠下的血债。 　　1941年，日本军队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驻港英军司令莫尔特和港督打着白旗，乖乖地举手投降。但有一点酒井隆没有料到，防守香港西半部的英军，由于和总部失去了联系，拼死抵抗。日军损失惨重。酒井隆恼羞成怒，他指挥部队在阵地外的圣斯蒂劳学院，极其残暴地杀死那里的170名伤员及手无寸铁的俘虏，七名女护士遭强奸后，全部用刺刀捅死。 　　不仅如此，日本兵还在香港肆意奸淫，民宅里和街梯上，到处可见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女尸。曾以《驸马艳史》等影片驰名中外的影星梅绮正值新婚燕尔，兽兵竟当着他丈夫的面，强奸了这位女影星。为了掠夺香港人民的财富，酒井隆还宣布“在香港以日军的军用手票为合法货币”，据不完全统计，在酒井隆部队占领香港的3年时间内，日军掠夺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港元。 　　1946年9月13日，酒井隆被一枪毙命。 　　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也是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的。 　　1937年底及1948年初的南京，遭到旷古未有的浩劫。谷寿夫所率领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侵略者，谷寿夫师团驻扎在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内外一带，是当时日军杀人最多暴行最惨的地区之一。 　　1946年8月谷寿夫被武装押解到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侦察室立即对他进行了讯问。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的情况避而不谈。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嘛，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预审军法官当即对谷寿夫的谬论提出反驳，并对他的傲慢态度予以严厉警告。1946年10月19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对谷寿夫进行侦询。谷寿夫仍然否认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事实。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为期三天的公开审判。公诉人陈光虞宣读了长达两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宣读过程中，庭内外旁听者大多痛哭失声，公诉人读完起诉书时，亦已泪流满面。法庭还当庭放映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自己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的纪录片，以及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实地拍摄的记录有谷寿夫部队暴行的影片。并出示了被谷寿夫师团杀害的中国民众的遗骨。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谷寿夫只好承认了纵容和唆使部队屠杀南京平民和俘虏的犯罪事实。 　　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被从国防部法庭看守所提出，押赴雨花台刑场。囚车抵达刑场时，谷寿夫已经吓瘫了，连站都站不稳。行刑宪兵将他架下囚车，面对中华门方向跪下。正义的枪声响了，谷寿夫倒在血泊中。 　　1947年12月18日，是侵华日军在南京草鞋峡集体屠杀5万多中国军民10周年祭日。10年前在南京大屠杀时以杀人取乐，甚至进行杀人比赛的两个魔鬼——日军十六师团片桐部队大队副官野田岩和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被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日执行枪决。 　　当囚车将战犯押赴刑场时，马路两旁挤满了人。两个魔鬼哭丧着脸，连正眼瞧一下南京的勇气都没有。在他们当年杀人的地方，罪犯蜷在地上。正义的枪声响了，污血从他们的头上淌出来，稍稍挣扎了一下，就一动不动了。

黎阳 2006．7．1． 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反毛泽东之路是一条通向汉奸之路。当代中国任何人只要反毛泽东，那实际就已经踏上了这条汉奸路。反毛泽东越彻底，在这条汉奸路上走得就越远。死不改悔一条路走到黑者必定是铁杆汉奸。 所谓“汉奸”，是指那些死心塌地帮着外国毁灭中国，自己从中牟私利的中国人，包括列举种种“理由”“证明”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人是“劣等人”、因此中国人没能力自己管理自己，只能老老实实给洋大人当苦力、由洋大人来统治支配中国一切的“精英”级汉奸“学者”、汉奸文人。 一．否定毛泽东必然否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必定走向文化汉奸。 否定毛泽东，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中国GCD的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统筹兼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大协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不准干部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两参一改三结合”、“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全民扫盲、普及义务教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 否定这一切，那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一片黑暗，一无是处，不值一提”。那么近代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一片光明”、“值得一提”？国共内战时代？八年抗战时代？土地革命时代？军阀混战时代？西太后“老佛爷”垂廉听政时代？八国联军时代？甲午战争时代？“洋务运动”时代？太平天国时代？还是鸦片战争时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谁说那些时代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强更光明谁纯粹是在瞪着眼说瞎话。只有站在汉奸的立场上才会咬定那些中国任人宰割、汉奸吃香的时代是“充满阳光”的“黄金时代”。 只要走到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时代这一步，想不往汉奸道上走都由不得自己了。 世界论坛网 重复一遍我以前的论述： “中国人喜欢 ‘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演，优胜劣败’。你胜了就是优，败了就是劣，其它全是废话。几百年来西方白人打遍全球无敌手，其他一切有色人种无不屈服，莫能抗衡。于是西方白人目空一切，视一切有色人种为劣等。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1931年9．18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整整十年有余，中国丢了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华东，丢了中南，丢了首都南京，遭受了南京大屠杀，经受了无穷伤害，国民党政府却居然还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如此软弱无能，在人家眼里非‘劣’而何？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承认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人面前连一个成功的民族英雄都没有，不是自认劣等又是什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承认中国文化产生不出能抗衡西方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同样是自认劣等。既然‘优胜劣败’，你不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那起码得举出个国家级的反面例子来反驳。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跟东西方外来侵略较量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连这都否定，那还有什么可嘴硬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否定了毛泽东时代，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古到今从来一塌糊涂，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光明，任何希望。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不受外国人支配、自己当家作主时代。既然毛泽东时代闹了个“一片黑暗”，那只能“证明”中国人离了洋大人的统治就一事无成。结论：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 甘当“劣等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承认中国人只配由“优等文明”的“优等民族”支配，意味着承认中国人遭受南京大屠杀这类屠杀是活该，因为那不过是“优等民族”在“替天行道”，在“优胜劣汰”，在“淘汰”掉“象低等昆虫一样繁殖出来”、白白“浪费”地球资源的“劣等民族”，为“优等民族”腾出地方来。甘当“劣等民族”，就别抱怨南京大屠杀。不甘心接受南京大屠杀的命运，那就别甘当“劣等民族”。如果哪个中国人跑出来说发生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中国人“劣等”，活该挨宰，这样的人算不算汉奸？ 从不见仇恨毛泽东的中国人同样仇恨南京大屠杀。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比南京大屠杀更可恨。如果他们当真刻骨仇恨南京大屠杀，那就是把民族利益摆在了第一位，那么只要想到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使中国人彻底摆脱了南京大屠杀的命运，对毛泽东还恨之入骨得起来吗？世界上哪个正常民族会咬牙切齿仇视自己的民族英雄？仇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中国人离汉奸能有多远？仇恨毛泽东的中国人必然对南京大屠杀恨不到哪儿去；仇恨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必然对毛泽东恨不到哪儿去。在历史的今天硬要把毛泽东说得比南京大屠杀还坏的中国人必无民族概念，必承认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必承认“优等民族”有权屠杀“淘汰”“劣等民族”，必跟为虎作伥屠杀中国人的汉奸刽子手一个鼻孔出气。 二．否定毛泽东必然搞“剥削有理”，必然走买办卖国之路 1．否定毛泽东，最根本的是否定了毛泽东倡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正当致富，唯靠劳动”。 世界论坛网 劳动创造财富还是剥削创造财富？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就社会整体而言，真正的财富归根结底是靠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经济的商品从何而来？劳动创造而来。不劳动创造，哪有源源不断的商品？拿什么去持续交换？如果人人都只愿从事交换而不愿从事劳动创造，所谓商品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只有枯竭。一个人靠交换占了别人的便宜，这个人发了财，其它人吃了亏，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吗？没有。只是简单地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整天琢磨如何靠交换占便宜，这个社会的整体财富能增加吗？如果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永远吃亏，那么这个社会能维持多久？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出卖典当祖宗遗产或卖苦力打短工是稳妥可靠、深谋远虑的谋生之道吗？至于偷抢拐骗、贩毒卖淫、乞讨赊欠之类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个人如此，整个国家亦是如此。环顾世界，凡是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没有发达健全的创新制造能力，在此基础上的商业交换才有生命力。没有创新能力，靠卖资源卖苦力能撑多久？归根到底，“劳动创造，人间正道”。 毛泽东当年一无资本二无权力三无资历四无学历，是“精英”们最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乡巴佬”、“土老帽”、“泥腿子”。“精英”们瞧不起，阔佬们瞧不起，外国洋大人们也瞧不起。毛泽东的一切全靠自己的努力，不指望任何外来援助，更不指望天上掉馅饼。毛泽东从创建GCD、创建军队、创建根据地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动员人民，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出来的。做到这些需要的是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而不是幻想一步登天、意外横财。毛泽东自己是实干家，所以他尊重劳动，尊重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从来反对投机偷懒，从来强调：“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GCD就最讲‘认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毛泽东时代尊重劳动创造，尊重从事劳动创造的人，尊重苦干实干、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严肃认真；藐视投机倒把、谗懒皮滑、多吃多占、不劳而获。毛泽东时代是“劳动创造财富”的原则得到充分尊重的时代，是有创造财富的真才实学的人才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尽情施展、充分发挥威力的时代。结果：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百年孱弱、任人欺侮的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时代，是为中国社会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时代，是中国社会从战乱不断、一穷二白转向繁荣富强、蒸蒸日上的时代。 2．彻头彻尾的谎言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跑出来说：不对，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埋头苦干用劳动创造财富是“蠢人”、“下等人”的“笨办法”，是“平均主义”，累死累活也发不了财。高等的“聪明人”没那么傻。人家能把别人劳动成果捞过来占为己有，轻轻松松立马发大财。这才是“高级劳动”，才是“先进生产力”，才是“真本事”，才是“精英”。毛泽东不允许这样干，所以“罪大恶极”。只要否定毛泽东，实现私有化，谁有本领谁捞，保险大家都富起来，实现“小康社会”。我如此主张可决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知”，代表着“先进文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人民利益”。谁胆敢说半个“不”字那就罪该万死，“反改革”、“反科学”、“独裁专制”、“文革余毒”…… 然而现实偏偏跟这些反毛泽东的“英雄好汉”的神话完全相反： ——说否定毛泽东的一套就能“让大家都富起来”，现实却是中国几乎90%的财富集中到了10%人的手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精英”们还说那不能算数，还得打个“国情折扣”。 ——说毛泽东时代“苦不堪言”，但那时一人工作就能养活全家，生老病死无忧，而如今靠工资吃饭的人能养活几口人？能应付上学生病住房养老吗？ 世界论坛网 ——说毛泽东时代“迫害打击知识分子”，而那时上大学费用国家负担，毕业国家包干，知识分子的待遇一贯优于工人农民这些“领导阶级”，经济困难时还专门为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特殊优待，宁可自己勒紧肚皮，也要尽可能照顾好骨干专家。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却有了“教育产业化”，学费涨上了天，换来的是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零工资就业”、“大学生只是普通劳动者”“不应要求过高”…… ——毛泽东公开宣布“真理越辩越明”，而口口声声满肚子都是“科学真理”的反毛泽东“精英”们却偏偏对辩论怕得要死，开口就是“不争论”。要是仅仅学学古代挂出个“免战牌”倒也罢了，偏偏还要一边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强行封锁一切不同意见，一边咒骂毛泽东“容不得不同意见”、“不民主”、“独裁专制”。（现实中只有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不争论”才是必要而正确的。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比如指挥战斗，比如惊涛骇浪里把舵行船。只要不属于这种技术性操作为主的情况，凡属大是大非，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本不可避免。既然要“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是说自己也没数。既然自己也没数，那就是说并非确切无疑。既然并非确切无疑，那为什么不能争论？回顾历史，好象只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不准争论的，皇帝的“圣旨”、“上谕”是不准争论的，邪教教主们的教义是不准争论的。不过人家至少没有一边宣布“不争论”一边还宣称自己“民主”、“科学”、“尊重言论自由”。）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却一没有武警部队二没有防盗门窗。等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社会“和谐”了，武警部队却从无到有空前壮大了，防盗门窗也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装备了。 ——毛泽东时代“残酷迫害”，却强调“团结绝大多数人”、“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即使是“阶级敌人”的家属子女也不例外。反毛泽东的“精英”讲“人权”，却动不动就让人“下岗”，根本不管人家一家大小生计死活。毛泽东时代“专制独裁不民主”，却可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崇尚“民主自由”，但别说不同意见，哪怕送礼巴结不够积极都让你“下岗”。 ——环顾世界，凡是健康成功的市场经济都起码大体做到了三条：1．货真价实。2．明码实价。3．注重诚信。毛泽东时代不是市场经济，这三条却一条也不缺。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口口声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折腾了几十年，这三条在中国却越来越稀罕。中国现在可以说市场上什么都有，但什么都假；买东西不难，但买到真正无毒无害不搀假的东西却很难，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而让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也能放心大胆买东西、不必担心上当受骗挨“宰”当冤大头的地方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现在在普通中国人眼里买东西不砍价意味着什么？一实，二是钱多了烧得慌。换句话说，“明码实价”这个概念等于被淘汰了。难怪会有外国游客对中国产生如此印象：“人多，车多，骗子更多”。至于诚信，那简直都快成需要特别保护抢救的稀有动物了。在老百姓心目中，过去令人一听就不免肃然起敬的头衔，如专家、教授、学者、院士、医生、领导、公仆等等如今全都变了味，一听要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这是哪路神仙？是不是又糊弄人来了？为什么？被骗怕了。如今是小有小骗，大有大骗。小贩卖假酒假药假钞票，教授卖文凭，院士剽窃论文，专家兜售股票，官员编造“政绩”，“精英”推销“股市利好”、“减员增效”、“私有化改制”、“GDP”等等“改革理论”……连国家严控的治病救人用的医药都能成批成批造假变成毒药，学者专家这些曾经最令人尊敬的人都能成批成批变成唯利是图的骗子，那还有什么神圣的职业和头衔能让人继续肃然起敬，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人深信不疑呢？说中国“无商不奸，有官皆贪，学者俱伪”也许过分，但要让人象过去一样轻易信任头衔也不可能。“假作真时真亦假”，“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此结果实在讽刺：搞市场经济，搞来搞去反倒越搞越抽抽，把货真价实、明码实价、注重诚信这成功的市场经济三要素几乎给搞没了。这倒底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在破坏市场经济？ …… 毛泽东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所以他尊重劳动创造，尊重依靠自己的努力，尊重实践。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的一切都是利用阴谋诡计巧取豪夺抢来的，所以他们只信奉损人利己，只懂得招摇撞骗，只会玩弄玄虚。让他们踏踏实实劳动创造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因为他们既不会也不屑。毛泽东“坚持劳动创造财富”，他们坚持“剥削产生财富”。他们知道掠夺别人的财富不可能不遭到受害者的激烈反抗，要制服这种反抗，最上策是给受害者打麻药，让受害者丧失知觉而任人宰割。这个“麻药”就是诈骗。最要害的诈骗就是让整个社会接受“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只要这点成立，那如何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就只是个方式方法问题。当然，他们一开始还不敢直接宣布“损人利己合情合理”，而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打出个口号，叫“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这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不妥，实际上却是瞒天过海，移花接木。试想，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还有多少机会让人不付出辛劳就能轻而易举创造财富骤然暴发？实际情况是想搞出点新发明创造往往非付出艰苦努力不可。想轻松发财基本得靠来邪的，最干脆的就是把别人的现成结果据为己有。种桃子当然不如摘桃子来得快，劳动创造当然不如掠夺剥削来得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际在暗示鼓励占别人便宜。而这种教唆的真正本质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体会出来。如果不打算教唆别人损人利己，就会强调宣传“劳动创造财富”，大力批判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严厉打击损人利己危害社会的行为。反之，不提“劳动创造财富”，对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行为不但不打击，反而夸奖这样的人“有本事”“能力强”，那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宣扬“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实际等于说：强盗抢银行也要付出“辛劳”和“努力”，也算“高级劳动”，也算“劳动创造财富”，也算“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虽然没有直接这样描述，但通过言传身教实际煽起了这样的思潮。只要人们对“不费气力轻松发财”的实际含义普遍承认心照不宣，“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道德观就算煽起来了。 从“劳动创造财富”到“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到“损人利己合情合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质变。这不仅仅是个道德观的变化，而且实际上颠覆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基础。国家社会要存在没有法治不行。但法律只管“许不许”的问题，道德观才管“该不该”、“想不想”的问题。马克思说过，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能让人不惜上绞架。可见拼命想做的事，法律是拦不住的。如果人人都存心违法，法律再健全再严密也有等于没有。而某事该不该做、想不想做由什么决定？价值观。一旦名为“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为“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占了上风，一切法律纪律都形同崩溃，整个国家等于瓦解了。因为按照这种价值观，谋私利才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掉。什么国家利益亲朋好友骨肉至亲都可以出卖，只要价钱合适就行。人们对犯法的事不是考虑该不该犯，而只考虑会不会被抓到。只要认为不会被抓到，犯起法来便毫不犹豫。如果让这种价值观当道，就不会有理论上不能被收买的人。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任何一级官员都有可能被外国势力收买，说不定连中国核力量的发射密码都能被人家买走，让你遇到核袭击必须还手时才发现你的核导弹发射不出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因为在“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原则不能违反，没有什么法律不能践踏，没有什么纪律不能破坏，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出卖。没有发生的出卖并不是因为不想不愿意，而仅仅是因为没有找到机会，或没有谈妥条件。中国社会腐败泛滥，根本原因是思想战线道德观实际全线崩溃，让这名为“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实为“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大行其道。 为什么造假酒假药假假钞票？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贪污受贿钱权交易？也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剽窃别人研究成果？还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为什么出卖情报卖国求荣？仍然是因为想不费气力轻松发财。所有这些丑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又想发财又不想付出辛苦劳动，于是打别人的主意，即使蓄意损害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哲学？“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哲学。为什么这些丑恶在毛泽东时代不成气候？因为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的哲学，“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吃不开。现在呢？“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受到讽刺嘲笑，“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为什么？皆拜反毛泽东的“精英”所赐。他们不遗余力告诉人们：“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毛泽东的“大公无私”违反人类天性，要不得。既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那就不应该压制，就应该因势利导，利用人的自私本能发财。既然以发财为根本目标，那“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什么手段都无可厚非。他们就这样玩弄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诡辩，把“自私”演变成了“极端自私”。世界论坛网 人有自私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全部。人有权“自私”，但无权“损公肥私”；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维持一切法治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道德基础。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恰恰在这一点上做了手脚，把“自私是人类天性”演绎成“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当然，他们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但只要“听其言，观其行”，对照无情的现实便可知道他们公开说的一切冠冕堂皇都是撒谎。对他们来说除了自己的眼前私利外，其他一切皆假：信仰假，理论假，伦理假，道德假，价值观假，信用假，良心假，目标假，口号假，允诺假……总而言之开口便假，浑身上下无一不假。有这么一群造假祖宗当道，中国社会焉能不假冒伪劣招摇撞骗泛滥成灾？ “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哲学当红，“劳动创造财富”便成了可耻，“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暴富，即使占人便宜也在所不惜”便成了时髦。人们便不再崇尚如何靠创造性劳动致富，而追求如何投机取巧不费力就发财；劳动便不再吃香，投机便大行其道：投机股票、投机房地产、投机外汇、投机期货、投机钱权交易……实实在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如工人、农民、科研第一线的技术人员等便不再受人尊重，而明星、大款、官僚、大腕便最走红。但靠投机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投机不成又要轻松发财，出路就只能是损人利己：假冒伪劣、以权谋私、卖国求荣、学术腐败……中国今天什么心态最盛行？浮躁、短视、急功近利、不顾长远、不择手段。不管干什么，出发点都不是如何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如何依赖外部力量；不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而是任凭外因主导一切：靠外资求发展、“市场换技术”、能买的决不自己造……只要取得眼前利益，什么都不管不顾。毛泽东是这样的吗？伪军国民党军投降投诚起义都欢迎，但都要按照解放军的制度彻底改编，决不简单收编。军队如此，其他亦如此。外来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用的才吸收，无用的就扬弃。其结果是自身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虽然似乎很“麻烦”，但符合长远利益。这才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态度。今天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有多少？罕见。科研是实实在在的事，是需要集体努力集体配合的事，是需要时间、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事，是需要严肃认真、反复实践的事。有什么样的风气，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上海交大“汉芯”的陈进那样的骗子能得逞，是因为整个社会充斥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只求表面好看、不顾长远实际效果的风气。整个社会充斥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的风气，是因为追求“不付出就轻松发横财”的心理占了上风。所有这一切丑恶无不源于“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价值观。归根到底是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劳动创造财富”的根本原则。这是一环扣一环的逻辑链，一个接一个的因果关系。只要在“不择手段发财”这一点上打开缺口，把人们引向损人利己，毛泽东建立在“劳动创造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一切意识形态、信念道德、规章制度等等就被全线突破了。 3．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一切主张都有点象故意赌气似的跟毛泽东对着干：你公有制，我偏私有化；你劳动创造财富，我偏剥削聚敛财富；你大公无私，我偏自私自利；你为人民服务，我偏为大老板效劳；你依靠群众，我偏倚仗“精英”；你集体主义，我偏个人主义；你廉洁奉公，我偏贪污腐化；你注重大局，我偏只顾自己；你深谋远虑，我偏只顾眼前；你自力更生，我偏依赖外资；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偏债台高筑；你实事求是，我偏信口开河；你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偏自吹自擂、文过饰非、“不争论”；你脚踏实地，我偏滥竽充数；你苦干实干，我偏弄虚作假……其势不两立的劲头正如鲁迅所形容的：“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但不知是因为假痴还是真呆，又或者因为恨毛泽东恨得昏了头，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虽然一心一意闹私有制，但好象对私有制没什么分析研究。一个个号称“学者”“专家”，当真闹起私有制来却毫无概念，连世界上有几种私有制都不管不顾，就知道闹。闹了半天私有制还说不清闹的是哪一种，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 世界上的私有制国家可谓多矣，但混得好的没有混得差的多，也有混不下去的。（旧中国就是典型的混不下去的失败的私有制。整个社会极端腐朽没落，逼得中国老百姓走投无路，一齐起来造反，接受了毛泽东的公有制。来了个“物极必反”。）就算闹私有制，起码也应该先弄清楚到底要闹成个什么样的私有制：混得好的？混得差的？混不下去的？ 美加日欧澳那样混得好的私有制靠的是经济实力。真正的经济实力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素质。高科技含量越高，素质越高，实力越强。鸦片战争时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没什么世界水平的科技含量，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实力，只能任人宰割。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闹私有制，能闹出那种混得好的私有制吗？没门。 ——要象人家那样靠高科技吃饭，就得有能力源源不断拿出科技含量高的东西。高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必须付出辛劳，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走完全过程。靠弄虚作假出不来，靠吹牛撒谎上不去，靠花钱买不到。花钱顶多能买到相对于人家已经过了时的东西，不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过不了多久就会落后得被淘汰掉。说千道万得自己干。人是否强健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的生命力。输血输液只能抢救，不能长寿。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总之，要有高素质的经济实力，就不能破坏“劳动创造财富”的规则。毛泽东正是这么干的。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靠艰苦创造财富搞发展，这正体现了辩证法的精髓：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才是国家健康发展之本。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不费气力轻松发财”，只知道“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只会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急功近利。让他们遵循“劳动创造财富”的规则，搞踏踏实实，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无异于逼着老母猪踩上钢丝跳芭蕾。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当真打算过保护发展中国的高科技经济能力。他们只要一提“改革成果”，必定说私有经济的比重增长到了百分之多少，国有经济的比重下级到了百分之多少（即公有制经济已经被消灭了多少），外资引进了多少，对外贸易额长到了多少，GDP是多少，等等；绝对不会说中国高科技经济产值利润已经占到了经济总额的百分之多少，中国科技水平跟当前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缩短到了多少年，中国经济抗外来干涉能力有多大，等等。可见别看他们说要闹私有制，但他们从来也没打算闹出个混得好的私有制。 古人云：“取法乎上，得其乎中，取法乎中，得其乎下。”反毛泽东的“精英”们闹私有制，只知道跟毛泽东的公有制对着来，其他一概不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走到哪算哪，一头撞上南墙还死不回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取法乎下，得其乎劣”，只能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私有制要混得下去，就必须让社会主流形成共识，让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个私有财产来得正当，而且不危害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私有财产得来不正，是賊赃，是赃款，带着血腥，其所有人是骗子强盗；或者人们认定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在利用这种庞大的财力危害社会、坑害它人，那这个私有制就私有得不牢靠，有钱不仅未必得到承认，得到尊重，而且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人来个“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吃他娘，穿他娘”。中国封建社会每个朝代开国之初都制定法律，每部法律制定时无不力求完善严密。然而每个朝代王朝末日到来时这些法律还起作用吗？废纸不如。为什么？无人遵守了。为什么无人遵守？人心思变，不愿意遵守了。私有制一旦走到那一步，再严密的法律，再凶狠的暴力也救不了驾。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最大的难题不是如何掠夺财富，而是如何确保财富，是如何让整个社会承认他们拥有这财富正当合理。西方国家最干脆，把合法拥有美洲的印地安人杀光了事，摇身一变就成了财产的合法拥有人，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挑战他们的产权。中国的“精英”们就没办法直接这么干，只好分几步走：先来个“产权改制”MBO，把国有资产的合法拥有者变成“弱势群体”，让他们“下岗”、失业、“买断工龄”、丧失土地、生计无着，再让他们慢慢“优胜劣汰”，自生自灭。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让这些人都因贫困交加无声无息地死光，那时就再也没人来挑战自己的产权了，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合法所有了。但这种一厢情愿偏偏行不通。今天是信息时代，不同于征服霸占殖民地时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老百姓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剥削。他们想“无声无息”地灭绝庞大的“弱势群体”，结果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他们想通过鼓吹“赦免原罪”来骗取社会的承认，却进一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第一，他们等于不打自招承认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来路不正，是赃款赃物。第二，他们等于公开要求整个社会与犯罪同流合污，尊敬罪犯，不追賊赃。第三，他们是一群最蹩脚的宣传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脑子里没有真理，只有实利，不会讲理，只会讲利，满口满篇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利诱人”：听我的，有多少多少好处；不听我的，要吃多少多少亏。但这套只对少数人有效，对商人有效，对绝大多数老百姓就无效了。给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好处，他们给得出来吗？当真要给绝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好处，会去抢老百姓的公共财产吗？他们的一切“理论”都不过是给自己谋私利找借口，全是假话。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他们自命“精英”，精神贵族，高人一等，视普通老百姓为无知群氓，写文章做演讲从来一付高高在上的老太爷口吻，开口就训人，动不动就是“你不懂，等你学懂了再来说”，没理还要摆臭架子，连篇累牍除了强词夺理、撒谎诡辩、文过饰非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来做不到平等待人，做不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所以他们鼓吹什么什么臭，宣传什么什么烂。到后来他们完全理屈词穷，不得不“图穷匕首现”，干脆撒泼耍赖，来个“不争论”，用“话语权”强行压制封锁一切不同意见。结果：他们的私有制的正当性、合法性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完全破产，只能靠赤裸裸的欺骗和暴力硬撑。这正是混不下去的私有制的最显著的特征。 世界论坛网 ——私有制要混得下去，就得有长远打算，有全局观念，统治阶级内部就得有凝聚，有共识，认同为确保“可持续剥削”，不能激化阶级矛盾，不能危害社会秩序。而要让法律得以实施，就必须形成相关的伦理价值观。混得好的私有制社会都能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是非准则，使多数人有守法的自觉性，从而把腐败遏制在一个不至于危害大局的水平上。 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就没这等能耐了。他们的核心理论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精髓就是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包括违反任何法律任何规则。如果遵纪守法，他们如何发财？他们一开始就口是心非，讲的是代表老百姓，想的是损人利己；讲的是为公，干的是谋私；说是大家都富起来，干的是唯有自己发横财。正如鲁迅说的：“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他们本身就没道德，如何让别人信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唯利是图，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没有正义，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理论体系，没有大局，没有远见。他们如此，他们依靠的人也只能如此。唯利是图的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眼前利益关系，这样的关系跟土匪流氓团伙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要让别人听命就只能一靠暴力二靠收买三靠欺骗，听话的给甜头，不听话的给苦头，充满了尔虞我诈，没有凝聚力，没有共同目标，更没有信用可言。靠拳头大小和收买笼络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是山大王和黑社会老大，而且还是最低等的那一类。山大王们有点出息的尚且知道“盗亦有道”，讲究个江湖规矩义气之类，让手下心服口服。然而反毛泽东的“精英”们连土匪山大王的这点能耐都没有，因为他们连土匪山大王那种水平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建立不起来。你自己全家腐败却高唱反腐败；自己贪污却要求别人清廉；自己贪得无厌却要求别人约束贪婪；自己无视党纪国法却要求别人遵纪守法，这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吗？这样的人如何能让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自然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只是他们钱权交易的工具，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腐败泛滥成灾。他们既反不了腐败，也离不开腐败。只有为了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着想的人才惦记反腐败。而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呢？个个都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腐败鸡下的驴粪蛋，信的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见好处不拿大傻瓜”。他们的“理论”骗不了人，只能靠权力暴力混日子，说是搞“市场经济”，实际搞的是“权力经济”，经济利益跟权力完全搅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权力的变更变幻无常，难稳定，难预测，难有长远打算。经济关系如果跟权力紧密挂钩，自然也难稳定，难预测，难有长远打算。这叫这些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如何能有长远打算？“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难怪发了迹一个个都一是赶紧备外国护照，二是忙着转移财产家眷，“赶紧捞，赶紧溜”，哪个有长远打算？根本没打算以后的事，还能在乎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反腐败？即使他们之中的个把人想到了这层，那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是一群谋私利的乌合之众，谁也不肯为其他人做牺牲。你号召别人有所收敛，别人还觉得你捞足了假腥腥。他们已经成了一群只知道疯狂掠夺的乌合之众，什么长远打算也听不进去，就如同癌细胞，只知道无限制疯狂发展，不到毁灭赖以生存的生命载体、大家一起完蛋时决不停止。正如毛泽东形容的：“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事物都有两重性。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用“损人利己合情合理”的思潮制造腐败来破坏毛泽东“劳动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原则，而这个腐败同时也毁灭了他们建立比较成功的私有制的一切可能。他们就是这样放出了一个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使他们闹的私有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失败的私有制。 4．失败的私有制必然导致买办卖国 毛泽东提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种改革是坚持“劳动创造财富”大方向的改革。“毫不犹豫地坚持改革大方向”，意味着毫不犹豫地坚持劳动创造财富的大向，怎么有利于劳动创造财富就怎么改。 反毛泽东“精英”们“不费气力轻松发财”的改革是“剥削有理”的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损人利己合情合理”。名为“改革”，实为掠夺：掠夺国家，掠夺环境，掠夺中国老百姓。“毫不犹豫地坚持改革大方向”，意味着毫不犹豫地坚持掠夺的大方向，怎么方便掠夺就怎么改，怎么方便销赃就怎么改，怎么方便向国外转移赃款就怎么改。比如“人民币无限制自由兑换、自由汇出”。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既然坚持“不费气力轻松发财”，而且“损人利己合情合理”，那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把国内现成的东西抢来卖，有什么卖什么。他们闹私有制，闹来闹去只能闹出个最失败的私有制，不能象混的好的私有制国家那样有源源不断的高科技产品，那就只能卖资源，卖别人的苦力，卖环境，卖主权。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总而言之，就叫“买办卖国”。 三．反毛泽东必然走向与中国人民为敌，走向“迎外以安内” 小说《斯巴达克斯》里有这样一个情节：罗马军队吃了败仗，盛怒的奴隶主司令官下令实行“什一法”，每十个士兵中抽签一人处死，不管抽签失败的倒霉鬼有没有过失，有没有功劳，是不是冤枉。 纳粹集中营里也经常出现这种情景：党卫军把囚犯们集合起来，随心所欲每隔若干人挑一个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当场枪毙。 世界论坛网 今天的“精英”们跑出来说，中国人中百分之若干注定要被淘汰，因为他们是“低素质”的“弱势群体”，而“优胜劣汰”是“科学规律”。这跟不问青红皂白每隔多少人就挑一个出来消灭的纳粹党卫军的逻辑实际没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站在被迫死亡抽签的罗马士兵的立场，站在纳粹集中营被挑选出来枪毙的囚犯立场，站在被“精英”们宣布百分之若干要被淘汰的“弱势群体”的立场，无疑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死亡挑选”。 而站在挑选别人去死的大权在握的罗马军队奴隶主司令官、纳粹党卫军和当代“精英”的立场，如此“死亡挑选”却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当“精英”们轻松愉快地宣布要“淘汰”百分之若干的中国人时，显然是把自己摆在了古代奴隶主的位置，摆在了纳粹党卫军的位置，摆在了上帝的位置。如果说有遗憾，那也只会遗憾不能把这种“淘汰选择”过程公开卖票，让其他“精英”象欣赏古代角斗士为生存而跟素不相识的同类互相撕杀一样，欣赏中国的“弱势群体”们为生存而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好从中大赚一笔。 可见，阶级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态度立场自然完全不同。 世界论坛网 有人说，人就是有高低优劣之分，这是客观事实。“精英”们“优胜劣汰”的原则没什么错。 世界论坛网 不错，“人的能力有大小”，这点不假。但同样的事实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的态度：教育。改造。战争中学习战争。实践中锻炼成长。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让一个同志掉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精英”的态度：淘汰，消灭。“精英”和“劣等”是天生的，认命吧你。谁让你没那个本事呢？自己兜着去吧！活该。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的态度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一员的态度。“精英”的态度是把自己看成奴隶主党卫军刽子手的态度。 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一员，所以他从人民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劳动创造财富”，坚持尊重“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 世界论坛网 反毛泽东的“精英”说毛泽东不“民主”，不体现“民意”，这是彻头彻尾的歪曲。这是用西方式的“形式民主”来曲解事实。 世界论坛网 西方式的“形式民主”、“选票民主”其实是一种诈骗式的民主。这种“民主”谁有钱谁占便宜，谁宣传机器功率大谁占便宜，谁能说会道善表演懂装蒜谁占便宜，谁长相好口才好化妆好谁占便宜，最有利于发挥“精英”们花言巧语蛊惑人心的特长。因为一切皆取决于选民投票那一瞬间的情绪。要取胜，只要在投票那一瞬间哄住选民就行。之后你再发现上当受骗再后悔都无没有用，“货既售出，概不退换”。（所以美国人说：“法律只让我们直接选布什，不让我们直接罢布什。”）而“精英”们不仅有大老板的支持，财大气粗，而且个个善于夸夸其谈、诡辩狡赖、哗众取宠，要在投票那一瞬间哄住选民左右舆论又有何难？实在不行还可以“图穷匕首现”，关键时刻来点关键的“意外事件”，比如陈水扁的两颗“神奇子弹”，尤先科的“离奇中毒”。投票前任何“意外事件”的表面是非都会立即影响选民心理取舍，而其真相充分暴露则需要一个长时期，甚至永远不为人知。只要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完全可以操纵选举，保证只要按西方式“形式民主”选举，“精英”必胜。这其实跟诈骗犯罪本质其实没什么两样。诈骗犯不也是使劲浑身解数哄人上当吗？只要哄得你在拱手让出你的利益那一瞬间“自愿”就行，以后你再明白过来也没用了。这样的“民意”其实是拼凑的“峰值”、“瞬间民意”，“虚假民意”，等于为最擅长开动宣传机器玩弄如簧之舌迷惑群众的“精英”“量身定做”胜利包票。 毛泽东呢？在他奋斗的几十年里，洋大人不拥护他。阔佬们不拥护他。“精英”们不拥护他。他靠的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如果没有占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他早就被被消灭了。这种拥护不是西方“民主”投票那一瞬间才存在的拥护，不是靠花言巧语连哄带糊弄诈来的“瞬间拥护”，而是长期、持久、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拥护，是面对“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残暴镇压下的拥护，是跟财大气粗、用美式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敌手你死我活形势下的拥护。这就如同拔河，要取胜，人少了不行，虽有人但不竭尽全力也不行。而且这场“拔河”持续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拥护毛泽东这方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主意，抽身离开，不再拥护。如果拥护毛泽东的人数少，或者不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或者只在某个瞬间拥护，其他时间就不拥护了，毛泽东能赢吗？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样的拥护才是真正的拥护，这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 “有效值”的民意。相形之下，只取民意的投票瞬间值的西方式“形式民主”比得了吗？ 世界论坛网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否定“劳动创造财富”，搞“剥削有理”，掠夺普通老百姓的血汗，这理所当然要遭到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这就使他们与人民群众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如果他们一意孤行，便只能导致依靠对象根本颠倒，国内阶级关系大调整，从依靠人民转向镇压人民，从防御外敌转向防范人民，最后走中国历史上汉奸们的老路：“迎外以安内”，勾结外国势力对付中国老百姓。 有些中国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尽管许多有识之士再三呼吁，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的趋势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外国都在加紧囤积稀土材料和钛之类战略材料，而中国还在拼命廉价出口这些自己已经并不富裕的资源？其实这些人忘了一件事：只有站在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他们的呼吁才是正确的。而主管合资改制的“精英”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吗？ 当年GCD人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美国人不干了，对智利搞经济封锁，搞得智利经济危机，人民生活困难，民怨四起，终于引发智利军队发动兵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杀死了阿连德。智利的经济严重依赖外国，稍有风吹草动就受不了，所以美国的经济封锁能如此奏效。 如今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对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的行为不加制止，显然另有考虑。他们知道自己搞剥削有理不得人心，又死不改悔，于是来了这条“绝后计”：蓄意、主动、加速把中国全部经济命脉都交给外国垄断资本控制，让外国经济制裁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最致命的影响。这样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要改变他们的既定政策，清算他们的倒行逆施，就必然得罪外国垄断资本。只要外国老板来个经济制裁，必将立即导致中国经济危机，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怨声载道。那时他们就可以跑出来说：都是你们妨碍改革大方向惹的祸，所以必须下台，让老子上台。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让外国垄断资本尽快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完全独立，外国经济制裁毫无用处。89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性不够大，所以外国干涉影响有限。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吸收了那些教训，所以现在全力以赴帮着外国垄断资本加速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因为这是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战略部署，是给自己政治权力的设置的“洋保险”，给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暗中下的绊子，脖子上套的缰绳。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们在国家要害部门安插了自己的“钉子”，却忽视了他们处心积虑在中国经济命脉上安插的这些更毒辣的“洋钉子”。向他们呼吁中国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人家巴不得今后任何反对他们的中国领导人都得到阿连德的同样下场呢，怎么会在乎外资控制中国经济金融命脉？这就是“迎外以安内”。他们闹“反垄断”，只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决不反外资外企垄断，比对如大型客机的垄断，对电脑芯片技术的垄断，等等。而其进一步的伏笔是反中国GCD的“政治垄断”，以便落实他们在“西山会议”上提出的“政治改革”——产党。别忘了，人家早就宣布了GCD“非法”、人代会“非法”，GCD搞市场经济是“跟资本家通奸”。（这句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骂GCD为了钱给资本家当婊子，算不得“明媒正娶”，休想有任何“名分”，等人家玩弄够了到头来还是要一脚踢开，最终实现“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精英”现在大闹“反垄断”，就是打下伏笔，将来“图穷匕首现”，打破GCD的“政治垄断”，彻底“政治改革”。 何以见得中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必能得到外国势力的全力支持？因为人家的总代表当道时投怀送抱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君不见人家一贯是亦狼亦狗两重性格：对外如狗，对内如狼。一贯是亦狼亦狗两副嘴脸：对外一副笑狗脸，对内一副恶狼脸。对外一副狗脸是笑眯眯俯首贴耳的叭儿狗样：“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啊多么辉煌，灿烂的太阳，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心中的太阳，那就是你”、“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对内一副狼脸是恶狠狠张牙舞爪的恶狼相：“弱势群体”、“阿猫阿狗”、“改革代价”、强制下岗、“买断工龄”、强制征地、强制拆迁、 “不能提高民工工资”、“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不准上访”、“不准自杀”、“不准恶意讨薪”、不准罢工、“不争论”、不准用“敏感词”、不准…… 南宋皇帝称金国皇帝为爹，年年进贡以求当稳这个“儿皇帝”。慈禧太后“老佛爷”懿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州国皇帝”溥仪口口声声称日本为“亲邦”，连家庙里供的祖宗都换成了日本的。环顾世界，纵看历史，古今中外的傀儡皇帝卖国政府们对外奴颜婢膝卖国求荣的故事虽然“多姿多彩”，但有一条是从不见“经传”的：把对外的孝敬、割地赔款的耻辱当成自己的“成就”公开吹嘘炫耀。世界上从来不曾听说过哪个政府把让外国占了自己国家多少便宜算成自己的“政绩”的，更不用说公开宣布要把这种“政绩”当成自己的义务了。然而这项“吉尼斯世界记录”如今却被这些“精英”代表打破了。且看这些“赫赫功劳”：“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每年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千亿美元的好处”、“估计平均每户美国家庭每年受益约625美元”（中国那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老来生计无着，倒有“闲钱”每年送人家上千亿，每个家庭几百美元，真是“宁赠异族，不予家奴”）。再看看这项公开声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与世界分享”……（其他国家宣布过要把自己的成拿来与中国人分享分享吗？）最“精彩”的是这些人如此宣布时不但不感到羞耻难堪，而且语气非常自豪，非常荣耀。至于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得如此心安理得而且简直兴高采烈？这些“精英”的确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 《马关条约》逼中国赔款白银一亿。《辛丑条约》逼中国赔白银四亿。这虽是耻辱，但第一至少是明明白白的耻辱，让中国人永远知道记住这些耻辱；第二至少是明明白白的数字，让中国人永远知道记住究竟吃了多大的亏；第三至少还有个明明白白的期限，让中国人知道赔到什么时候能算个了。而如今的“精英”们让中国对外吃了多少亏，人们知道吗？有数吗？有尽头吗？提供种种优惠让人家通过投资、外贸、金融、廉价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等等占尽便宜不算，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存到人家那里帮人家补窟窿不算，更厉害的是通过放纵贪官们向海外转移赃款，每年白送人家成百上千亿，比人家流进来的投资还多。如果当真不能容忍，当真全力以赴堵窟窿，怎么可能止不住这么大数额资金年复一年地外流？不全力制止，实际就是不割地的割地，不赔款的赔款，不见诸文字的丧权辱国。反毛泽东的“精英”们给了人家这么大好处，你说人家怎么可能不想方设法帮他们“按既定方针办”？怎么会不配合他们的需要，必要时不惜通过制造经济危机来制造政治危机，以挽救这些人政治上的失败？这不是“迎外以安内”的汉奸战略又是什么？ 四．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反毛泽东的“精英”们尽管能猖獗一时，但他们既然走的是汉奸路，就不可避免要遭到越来越多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越来越激烈的反对。他们拼命反毛泽东，毛泽东的威信反而越来越高。 毛泽东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世界论坛网 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骂他的人仍然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骂手及其嘁嘁狺狺嗡嗡嘤嘤都如同放屁，臭一阵子就消失了，没有一个能因此而历史扬名，更没有一个能因此而改变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分一毫。相反，他们的所做所为更衬托出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份量：只有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诚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鲁迅有一段话精彩绝伦：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世界论坛网 在历史面前，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原创】关键时刻站错队的上将苏振华 说起苏振华上将我一直觉的有点可惜，其时按苏上将的履历应该算是小平同志的亲信了，前程该不会比刘华清，尤太忠差。可惜一念之差倒搞的最后自己连气带病的去世了。 苏振华上将土地革命时期在红五军团，抗日战争时期在一一五师的343旅当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就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后苏振华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调到海军工作。 自从苏振华在海军担任政委时起，苏就喜欢大权独揽，幸好他遇到个乐得不管事的肖劲光，两人也就相安无事。文革爆发后，苏振华算是最先倒台的一批，虽说苏振华有点喜新厌旧，离婚娶了个年轻女演员，但苏这次倒台还和生活作风问题无关，实际上苏是被扣上了个罗瑞卿分子的帽子让自己的副手林彪的铁杆李作鹏夺了权，表面上看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时苏振华是副手，多少算有点关系，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罗瑞卿和苏振华并还算不上甚么铁哥们，也就是在可倒可不倒之间。现在只能说苏振华没跟上当时的形势，被划分到小平那一条保守阵线中的人物里去了。 1973年，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葬身大漠后没两年，苏振华就又东山再起成了政委了，这回推荐苏的倒是苏的老同事肖劲光大将，看来肖劲光对当个空头司令还是挺满意的。反正肖司令的兴趣也不在工作上头，那时的海军司令部和红楼梦里贾府大概也差不多，除了李作鹏生活作风还算好外，其它的都过的挺有生活情趣的。 虽然苏振华在文革中是倒的快的，可恢复工作也算是早的，结果苏振华恢复工作后头一件事就是批林批孔，林彪在海军的那点人马全让苏给扫荡了。除此之外苏还去见了见老上司邓小平，据说小平同志当时还是挺感动的，应该说这一票算是压对了。要知道这次和苏振华一起去见小平的尤太忠在小平同志出山后可是风光了好一阵，相信苏振华要不是最后时刻押错了保，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前程还是跑不了的。 苏振华出来工作后，中央常委里管海军的就是张春桥，张春桥不知怎么老看肖劲光不顺眼，苏振华揣摸着意思就写了个批肖的材料递了上去，这下江青，春桥都挺满意的，苏振华这一票又押准了，结果肖劲光成了“上林彪贼船”的落后分子，司令好歹是保住了，可分管的只是科研工作，被彻底夺了权，所有海军的大事小事就成了苏振华一人说了算了。可怜肖大将保了苏振华出来不但好处没捞到，自己倒惹了一身臊。 等粉碎四人帮时，苏振华上将又出彩了，这次苏振华拥护的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华主席特别派苏振华前去掌控上海，这可以说是委以重任了，自然华主席看重的恐怕还是苏振华手中的舰队。 这时期的苏振华可喂是春风得意，刚解放上台没两年就栖身于国家领导人之列成了堂堂政治局委员，更别提还有华主席给当后台呢。可等到小平同志二次出山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再次为之一变，老同志们又成气候了。小平同志一出山就重用了罗瑞卿为军委秘书长，而苏就只是军委常委，这下苏振华刚刚开阔的头上又给压上了个老上司，就象好容易刚爬过一座山，面前又从天而降出现了另一座跃不过去的大山，苏那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有了这层隔阂，俩人自然就很难共事了。以后在针对两个凡是等的讨论中，苏振华和罗瑞卿各唱各的调，这分歧就一天比一天大了，苏认准了当时的当家人是华主席，而罗显然和力主他出山的小平更加接近。1978年海军发生了160新型驱逐舰在湛江爆炸的恶性事件。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小平和秘书长罗瑞卿借机对海军领导进行了严历的批评并限期整改。 这次批评对苏振华的刺激比较大，也把苏彻底推向了华国锋一边，实际上华也是一直把苏振华做为自己在军队中的主要力量的，苏振华和华国锋商议在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后来一次大的海军检阅。这件事开始是背着军委的，最后虽然上报到罗瑞卿处，可还是被小平同志严辞拒绝了，苏振华也被要求做出深刻检查。 眼看政治生涯不保，自己的靠山华主席也外强中干，不堪承继。就这样在又气又急中，苏振华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几天就在医院与世长辞了。苏去世后中央还是不依不饶的，结论把苏的错误也列上了，对苏在两个凡是中的错误立场还是给与了一定批评。苏上将这回是到死也没捞到好。 如今回头看看苏上将，以苏上将原先和小平同志的关系，要是这最后一注没压错，现在说不定悼词中还能多几个伟大和忠诚。至少，死的时候是不用再担心组织上的审查了。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战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政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 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D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 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 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 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作者：叶腾芳（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某团参谋） 1967年初，香港九龙一家塑料制品厂部分人（绝大多数与台湾国民党有联系和站在国民党反共立场）举行反共大暴乱，他们攻击的对象是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亲近大陆的工人。 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镇压，不但出动警察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警察），而且出动了英军。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镇压左派工人。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 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镇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热闹。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警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镇压。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 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 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 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 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 6月26日，时值盛夏，天气格外的热。酷热难耐，我在作战处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点半左右，我正端起饭碗吃饭，突然一辆吉普车急停在家门口。通讯员陈德才进屋二话没说就拉着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车，说去沙头角有紧急任务。听说沙头角有战斗任务，我即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饭也顾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军用挎包，背起军用水壶和手枪上了吉普车。在开往沙头角的路上，团参谋长石长福歉意地对我说：“老叶，叫你连饭都吃不成，实在对不起，咱们到了6连（沙头角驻军）后，我让炊事班给你做饺子吃。情况汇报说沙头角镇有一民兵被英军开枪打死，我方群众无比激愤，看来要出大事。团部领导班子刚才研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你是我特意点的将，因为你是老作战参谋，对沙头角的情况又较熟悉，担当此重任非你莫属”。 我听完参谋长的话后，对他开玩笑说：“有什么样的‘好事’，你总是忘不了我”。 他用拳头捶了我一下：“谁让你是我的老战友呢”！ 晚上8时，我们的车子到达沙头角。 临时指挥部由6个人组成：参谋长石长福和我、两个警卫员、两个通迅员。下车后，立即选房子、接通电话、布置作战地图和建立指挥系统。一切就绪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临时指挥部的人员和指挥系统已经就位。接着连夜召集驻军干部开会讨论，了解敌军新动态和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布置了任务。 刚刚散会，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中央军委打来的。我当时真有点紧张，因为自从1949年入伍以来，打过交道的最高机关就是军区。 作为多年的作战、侦察参谋，我深知上级领导对下级机关发问时，从来不准下级军官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什么也许、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语，而且数字也必须绝对准确无误，不能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工作，人员刚到不久，生怕军委首长提出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话筒里只听见军委首长问了我的姓名、职务后，接着问：“你们现在有几部电话”？ 我回答：“3部”。 对方说：“那好，你把它们编上号，l号直通中央军委，2号通团部和军区，3号是你们指挥部与所属战斗部队通话用的。3部电话全都不用摇机，拿起话筒就能直接对话”。军委首长接着又说：“把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要地说一下”！ 我当时心慌意乱。因为指挥部根本就没时间研究作战方案，但又不敢实说。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① 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② 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③ 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 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 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 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 然后我记录好电话内容。这时参谋长对我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 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 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 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 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 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 沙头角虽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其为名扬四海的世界上4个分裂地区（点）之一：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17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再就是我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前3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宽0.4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300米、宽5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我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沙头角公社只有7个自然村：径口、田心、沙井头、沙拦下、庵上、官路下和沙头角镇村，沙头角镇村内只有10多间商店和200个居民。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10米、宽5米的水泥桥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间就立着那块分界碑。 界线以南是中方，面积约0．5平方公里；北面为英方辖区。来往的人们按照国际惯例，港英居民和军警从北面走，中方居民和解放军值勤人员从南走，两方来往人员几乎可以并肩行走。自东向西走到中英街的尽头转向南，为海旁路（双方同名），路中间有一条宽5米深6米的水泥结构水渠，长400多米，直通到海边。以渠道为界，西面为英方辖区，街两边全是店铺；东面为中方辖区，沿着水沟有一条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面分布着全都背向西面的住房。 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我部1营6连1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警察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 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 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属的武装力量），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英军、英警镇压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在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企图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就是及时了解并掌握敌情，向上级机关报告。在紧张局势最严重的10天里，团部增派了3个参谋，不然的话，纵然我是三头六臂亦难以应付严峻的局面。 7月5日下午，英军大量增兵，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英军。英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这时候，英警的防暴队又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我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处在第一线的仍然是我团的2、3营和机炮连。我们在战地和阵地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在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此时此刻，火药味愈来愈浓，战事一触即发。 为了与民兵配合作战，我找来沙头角镇民兵连长罗九，要求他作好全体民兵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要严守纪律，千万不可先打第一枪和主动挑衅。 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我方派出联络人员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 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10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 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 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 我回答：“很清晰”。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于是干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 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 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 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我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 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 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 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 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 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 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 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 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射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 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 对方在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 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 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 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 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 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 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 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 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 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原创】胡耀邦，邓小平和林彪间的三角恩怨 比起邓小平，林彪两位乍看起来胡耀邦的资历要差一些，其实比起前两位来胡耀邦才算的上真正的老革命，胡耀邦十二岁那年就见过毛泽东，十四岁参加革命，然后就一直至力于农工运动，虽然不是一线指战员，搞政治思想工作倒算的上是行家里手。 胡耀邦和林彪早在抗大时就开始共事，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的副主任，邦当时胡耀邦对林彪常常用林校长而不名，由此可以说胡耀邦对林彪还是很尊敬的。一个广泛见诸报端的事实是在解放战争前昔胡耀邦曾想将亲生孩子交人领养而为叶群所阻，叶群并自告奋勇代哺胡耀邦的孩子，这样可以看出胡林两家关系还是很好的。解放后胡耀邦调到团中央工作，后到陕西当省委书记，虽然起落了几次但和林彪都没甚么关系。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胡耀邦最早对林彪开始怀疑还是在文革后，但胡耀邦公开的批评林彪的言论并不多，最严厉的也不过说林是吹捧，脱离群众等隔靴骚痒的话，真正反映胡耀邦对林家态度的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林豆豆能调回北京，黄克诚出了力，胡耀邦点了头，一般来说人走茶凉，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胡耀邦的人品真是没的说的。所以公正点讲胡耀邦对林彪的死只怕还是有些婉惜和怜悯的。 与胡耀邦不同，小平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态度应该说是一清二白的，那就是痛恨。应该说小平同志和林彪同志都具有年龄上的优势，一个是军头，一个是政头（中央书记），一文一武，两位又都是主席他老人家的亲信。也就是说两人都是排在少奇同志后面可能的接班人之一。这样明争暗斗或者说不好听点在主席身前背后争风吃醋，争宠邀功怕是免不了了的。文革一开始，小平同志虽然舍车保帅，最后没跟着和少奇同志一起沉底，可风头就全叫林彪同志给抢去了，这永远健康也就一直喊到了1971年。 要说小平同志下放的时候，不多不少还是受了些罪的，儿子还成了残废，说完全林彪无关的现在看来证据不足，不过估计小平同志是把帐全算到林系的头上。等小平同志出山后，本来给林彪讲情的大佬包括陈云在内还是有几个的，不过全让小平同志一口否了，给林彪翻案那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的事全让主席顶了？有个现成折戟沉沙的，那不正好拿来垫背吗？ 比起对林彪的痛恨，小平同志对胡耀邦应该说是有爱又恨了。当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比小平先复出，胡耀邦一复出就在党校开始为小平同志复出造势。虽然叶剑英等元老派也没少出力，可真正冲在最前的就算是耀邦了。等小平同志上台，论功行赏，耀邦就当上了中宣部中组部的掌印，一下大权在握了。在两个凡是的讨论中，耀邦的中宣部算的上是火力凶猛，最后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理论武器，英明的华主席也就英明不起来了，结果没开两个会华主席几个头衔就丢的一干二净。这之后就是耀邦和小平的蜜月期了，一个军委主席，一个总书记，可惜耀邦的改革先锋形象颇不受元老好评，再加上自己嘴巴大整太子党整的太狠，到最后解放老干部时所得的人脉全赔进去了不说，就连不相干的人也得罪个精光，胡总书记反腐败反到甚么程度呢？，当年李先念就告诫手下；“你们谁要是犯到他手里，我一时也没办法，这个人可是六亲不认的。 有了这个评价耀邦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叶剑英去世后，耀邦的后台可就剩小平一位了。可小平再霍达也架不住三人成虎啊，这邓力群等三天两头的小报告送到小平同志那里，没事就吹耳朵风说耀邦同志骄傲了，不把小平您放眼里了，连报告里也不提您了。 谁都怕大权旁落，你当过一把手肯定就不想回去当二把手，这样一来二去，过去的交情是旧的，现在的威胁是新的，对不起，开个批判会吧宣布小平同志指示：耀邦你犯了自由化错误，保重身体回家养老吧。 耀邦同志下台后，小平倒也没过多追究，看来感情还是有些的，耀邦同志去世后，葬礼的规格也不差，小平同志指示按中央常委略高规格办理，其实可能就是按总书记办，这还算是盖棺论定了吧。所以就用个有爱有恨，欢喜冤家来形容小平和耀邦吧。

中日两国长期战而不宣内幕 日军的侵华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结果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如此持久的大规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从1937年7月开战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间，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竟然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未正式宣布绝交，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原因何在？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中、日两国政府对宣战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各自都进行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结果还是考虑到本国的利益而没有正式宣战，也没有正式宣布绝交，双方只是在外交上把各自的驻对方大使召回。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几天，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指示外交部针对日本的侵略发表一个声明。当时，北平冀察当局已和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外交部在讨论蒋介石的指示时认为，地方政府已与日军签订和平协定，而中央政府却在调兵遣将宣布对日作战，显得中央与地方之间互不联系互不协调，认为这时中央非但不应宣布对日作战，而应表明和平愿望。外交部将这一意见转报给在庐山的蒋介石，发表声明的事遂作罢。 7月16日，中国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问题。何应钦在16日晚间召开的军政部会议上和与会人员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不得要领。17日上午，外交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最后作出的决定是：不宣战，不绝交。其理由是：宣战和绝交后，中、日之间即为交战国。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要靠外国输送。如果宣战，首先，日本可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军占绝对优势，中国没有能力保护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其次，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中国又无运载侨民回国的船只，侨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及日本租界的日本人，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的租界内，仍可继续为其国家的侵略政策效劳，中国政府无法驱逐和干预。总之，宣战绝交后，对中国弊多利少。不宣战，不绝交，中国仍可保持对日关系的状态。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也就宣战、绝交问题进行过讨论。8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有无必要对中国宣战的问题。8月25日，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就宣战问题交换意见。由於宣战对日本的利害得失错综复杂，会议一致意见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待召开第72届(临时)议会时，在开幕式上由天皇下达诏书向国内外阐明日本的立场。8月13日，淞沪会战展开以后，日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一些人要求政府对中国宣战，但受到许多人的反对。9月中旬，近卫总理大臣认为，从一个国家应有的行动和求得早日结束战争来看，宣战也许是可行的。他指定官房长官风见章同陆、海军方面协商此事。但是，陆、海军方面一致的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大部分军用物资的原料靠外国进口。如宣战，日本所需军用原料进口将很不自由，将会对国防力量造成损害。战争发展到10月，在中国作战的军队又提出了宣战的要求，理由是不宣战有诸多不便，如对占领地的海关、邮政、金融等不能接收，作战方面也受到制约；在占领地区组织傀儡政权，一些亲日派怀疑日本的决心，因而不大热心等。对此，日本政府於11月1日在内阁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有关宣战问题的委员会，人员由企划院总裁、次长及各省次官组成，同时在陆、海、外三省也进行同样性质的研究。 11月上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於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这时国内外流传说日本发表了宣战布告。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一个补充声明，对於宣战问题，声明说：“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当日，日本政府命令川越大使回国。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於1月20日离开横滨回国。这就是说，日本对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宣战是没有必要的。以后，日本推出了汪精卫傀儡政权，日本政府就更不能对中宣战而打自己嘴巴了。(摘自《日本军情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