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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俄国“盟友”至今仍把二流装备以一流高价卖给我国可不知好多少了（并且俄国人还不提供所购装备核心技术）！ ＰＳ：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支。很正常，德国的做法符合这个世界的潜规则。德国想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所以会帮助我们，如果没利益德国政府怎么得到议会支持援助我国。

［转贴］德国讨论对华援助：援助不会轻易取消 议员建议效仿日本 　　据德国《明镜》周刊27日报道，基民盟财政问题专家斯戴凡·康培德26日在议会中提出，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而且正站在世界强国的门槛上，不该继续被当做发展中国家来对待。而且，中国的商品仿冒问题严重伤害到德国企业的利益。因此，德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援助应取消。康培德还说，中国更应当成为G8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的成员。本届政府任期内应该取消对中国发展的援助。 　　这已不是德国第一次出现这种声音了。2月中旬，德国自民党议员柯尼希豪斯也建议政府“效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并得到其党内一些人士呼应。他认为，中国已根本不需要德国的发展援助。德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发展援助对德有利 　　国际经济援助形成于二战之后，逐渐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政策。主要分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在官方援助中，国际性组织、地区性机构或某个国家都有国际经济援助项目；非官方主要指私人商业银行对欠发达地区提供的低息贷款。受援助国家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德国对外发展援助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初，德中政府签订了财政合作协议，向中国的发展项目提供援助。援助形式包括财政援助、技术合作(包括军事)、粮食援助、紧急援助、项目外奖学金和资助研讨会等。其中，财政援助是主要形式。20年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低息贷款约占援助总额的2/3。 　　德中两国政府每年都会通过谈判确定发展援助的领域和重点，两国的公司可以参与具体项目的实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05年底，德中发展援助累计金额达46.8亿美元，用于12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林业等领域。2006年，中国将从德国联邦资金得到发展援助金6800万欧元，同时，提供给中国的无偿技术合作援助资金约为1600万欧元。 　　不过，通过发展援助受益的不仅是中国，还有德国。德国专家认为，无论考虑到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技术等领域在德国的就业岗位，还是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中国合作都符合德国的利益。此举还为德国企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德国发展援助部长措伊尔说的，“如果将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援助工作全盘撤回，我们便失去了在那里的影响力，也就谈不上我们的自身利益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对于取消对华援助，德国各界议论纷纷。赞同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可以自助，有限的资金应用来帮助更需要脱贫的国家。 　　反对的声音也不在少数。《明镜》周刊认为，这一问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为发展中国家”，答案明明白白是肯定的。康培德等个别议员提出的例子，即使都是事实，但并不能反映中国的全貌。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阿尔巴尼亚等穷国。还有，鉴于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每人得到的德国援助资金是最少的。 　　德国国家电视台也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专家认为，发展援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资助，而是双方互动下的合作，所以联邦政府也叫这个项目为“发展合作协议”。目前在同中国的发展合作中，德国最有效的方法是不仅应保持财政援助，而且还要通过项目向中国提供知识和新思想。至于今后，他认为，纯粹的资金援助将会减少，按照市场特点进行的合作项目将会越来越多。 　　援助不会轻易取消 　　针对此问题，本报采访了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的裘元伦研究员。他指出，虽然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近些年发展速度很快，但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取消经济援助。他分析认为，德国提出削减对华援助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德国多年经济不景气、财政困难。第二，欧洲人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水平和能力的判断有误差。在中国GDP排名居世界前几位的情况下，欧洲人难免要问，中国是否还需要经济援助？第三，日本削减对华经援对欧洲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专家李乐曾也指出，德国削减对华援助的大背景是如何定位中国，而具体的削减措施与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关。李乐曾认为，国际经济援助减少是必然的趋势，但什么时候削减、削减到何种程度，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而言，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环球时报》 PS：从民国初到现在德国对我国与其它大国相比(美英俄)还是相当友好的！

一、官方伪造他国货币的历史 由国家出面伪造别国货币，扰乱敌方经济的做法至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王乔治三世曾下令伪造"大陆票"以破坏殖民地经济。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故伎重演，伪造了大量法国教会地产券，同时规定凡是私人擅自伪造这些货币者均判处死刑。拿破仑也曾如法炮制大量伪造别国货币，1806年他下令没收奥地利维也纳国家银行的印钞原版，在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印刷质量非常好的5盾，8盾，10盾，25盾奥地利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在奥地利购买物资。法俄开战后，拿破仑还下令伪造卢布纸币，比起奥地利盾来除了面值，号码和签名外，几乎没有什么图案的卢布更容易伪造。 德国在二战中也曾大量伪造英镑，像著名的"伯恩哈德钞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19和20世纪前半叶的英镑钞票在外观上很简单，除面值和签名外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这种设计可以一直追溯到1760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本票。这种纸币的防伪措施是复杂的满版水印图案，虽然出足以令普通伪造者望而却步，却并不能阻止掌握国家机器的纳粹德国大量伪造。纳粹用这种方法为其间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金。二战中，著名的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佣人"西塞罗"购买情报的行动，以及德国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为营救墨索里尼而周游意大利等花费均出于此。 事实上，二战时期伪造别国货币的并不止德国一家，苏联，英国，美国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货币，既包括敌国货币也包括被占领国家货币，如捷克克朗，荷兰盾，法国和比利时法郎。在本文中，主要介绍的是抗日战争中中日之间的伪钞战。战场上中日之间明刀明枪的战斗同时，战场下彼此之间的经济战也是硝烟弥漫。 二、日本方面伪造法币谋略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１９３８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从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兵要地志班。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抱负，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进入参谋本部后不久就动身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他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 ）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为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伪造应不困难。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超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山本宪藏就技术上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的意见，井上不仅认为这项计划能够实现，而且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看到山本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后对其十分重视。参谋本部平时进行对华特务活动只需课长一级的批准，这次则一直请示到陆军省，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三、具体伪造计划 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内容如下："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昭和13年12月X日" "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 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 .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末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 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1937年返回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１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和活动的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四、伪造法币的成果 起初，山本、井上源先是选中了５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粗心制作了５元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伪造的５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源等因之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１９４０年４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１元、５元、１０元面额券共５００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的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便开始在日本大量仿制。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１０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５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２０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１０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的七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０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GCD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１９４３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 五、效果 起初，日本伪造的法币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接受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的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六、中方的反制行动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１５０００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１９４４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其中我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些伪币和日军军用手票。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难以在其他地方仿造。 中国GCD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根据各自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和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讲清，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争的素质。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及时曝光，又发动群众跟踪收缴堵截，就地消灭，这对挫败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战争史研究》第5期"奉旨造假-二战日本陆军"杉部队"伪造中国法币始末 "

1937年，孔祥熙访问德国时，对他与希特勒的会谈十分满意，微笑不时挂在脸上 希特勒对于中日战争，自始即与日本侵略者抱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真正敌人是苏联，日本应当做好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军事准备，对于蒋介石，应当拉过来作为反苏反共的伙伴。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当时上海尚未全部陷落，日军提出了四个条件：⑴中国承认“满洲国”；⑵华北特殊化；⑶中日共同防共；⑷中日经济提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向国民党政府转告了广田的上述条件。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时，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战已占优势而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的三个条件。陶德曼奉命将这些条件面达了蒋介石。蒋介石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GCD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 稍停，蒋介石又作了补充说明：“目前九国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11月28日，陶德曼在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讨论日方提出的条件。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汉口会见了蒋介石。他听到了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孙科到莫斯科签定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陶德曼立即将此项消息及中国人心倾向苏联的有关情况报告了德国外交部。其实，自中日交战以来，苏联即于8月21日与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派志愿空军人员援华，苏联对中国的战略物资援助，也比西方任何一国为多。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所提的更为苛刻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推托有病，叫宋美龄和孔祥熙代接见。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GCD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德国的第三次调停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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