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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中日空军大对决：拼光家底击落200多日机 作者:特种狙击手 　　 　　在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仅305架；而日本陆军航空兵力为140个中队，海军常 备基地航空兵力为65个飞行队，陆海军共有飞机约2700架。就是在这样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空 军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与日军展开了战斗。 　　 　　击落六架日本战机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开始。当晚，国民政府命令空军驻浙江广德的空军第二大队和驻江苏扬州的 空军第五大队，分别轰炸侵沪日军和追击顺江东窜的敌舰，并命令驻河南周家口的空军第四大队和驻信 阳的空军第九大队转场移防杭州笕桥机场和曹娥机场，支援淞沪陆军作战。 　　 　　中国空军8月14日凌晨击沉一艘日本驱逐舰。日军派遣陆基远程轰炸机，于14日下午侵犯杭州、广德 、南昌、南京等地，轰炸中国空军机场以示报复。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迎战。其中大队长高志航首开 中国空军战史上击落敌机的纪录，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飞行员。这次战斗中国空军一共击落六架 日本战机。这是历史上的“8·14空战”，中国空军以6比0取胜。国民政府后来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 　　 　　以机撞舰 　　 　　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上海杭州一带几乎天天都有中国空军同日本空军的战斗。中国空军在期间击落 日本飞机六十余架。 　　 　　但是中国当时装备的飞机落后，飞行员前期训练也不足，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空军的鏖战 中，常常耗尽燃油，或者机械故障，出现险情，不少飞行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8·14空战”中，就有飞机因为燃油耗尽，回不了机场，迫降在了郊外。1937年8月17日，中国 空军飞行员阎海文因飞机受伤迫降于上海大场郊外，被日军包围，阎海文用手枪击毙日军数名后自尽。 日军安葬了他，并立了“支那空军勇士之墓”的墓碑。 　　 　　空军第二大队分队长沈崇诲和陈锡沌，8月19日驾驶“罗斯诺普－2E”轻轰炸机空袭入侵长江的日舰 ，因飞机故障无法返航，本来可以安全迫降的。但是他们操纵飞机冲向日本舰艇，与之同归于尽。另外 ，还有一名叫做任云阁的飞行员，也同样驾机撞击日本舰艇殉国。 　　 　　输给了日本 　　 　　从8月23日开始，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开到上海，发起了登陆战，兵力已超过十万，坦克两百余辆 ，军舰七十余艘，飞机三百余架，并使用陆上飞行基地。 　　 　　当时中国空军歼击部队的精锐部队——第四大队的飞机基本上损失殆尽，轻轰炸部队无力出击，只 有六架“马丁”轰炸机尚可夜间出动，一直到10月间的战役防守阶段，“马丁”部队还在夜间孤军奋战 。但是制空权已经被日军掌控了，中国军队的大场基地10月26日遭到150架日本战机的轰炸，此地失守后 ，中国军队开始撤退。 　　 　　上海11月12日失陷，淞沪会战结束。南京同年12月12日落入日本军队手中。此前的8月21日，国民政 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支援中国空军的物力、人力随即陆续到达兰州。中国 空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去空中优势后，也就陆续派部队到兰州接收苏式新机并短期培训空地勤人员。但这 批新生的战斗力还来不及在保卫南京时使用，南京已告沦陷。 　　 　　在“8·14空战”之后的三个多月中，中国空军击落日军飞机230架，日军损失飞行员27人，中国空 军的力量也耗尽了。

[图文]罗斯福曾想抢先轰炸日本情报泄露珍珠港被袭 来源：环球时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使美军遭受了历史上最耻辱的失败。其实，美国人本有机会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美国历史学家阿兰·阿姆斯特朗在新书《先发制人：可能会阻止珍珠港袭击的秘密计划》中披露，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华盛顿已制定了一份抢先对日本发动打击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实施，结果错失战机，最终让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 　　 美高官想把“日本变成火海”，马歇尔舍不得给中国轰炸机 　　 1940年初，侵华日军逐渐占据了空中优势，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希望美国帮他重建空军。代表团成员包括曾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国银行行长的驻美代表宋子文、“中国空军总司令部驻美办事处”主任毛邦初将军和蒋介石的空军顾问陈纳德等人。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官频频会晤，争取了大笔贷款。华盛顿许诺向中国提供大量战机，包括100架P40“战斧”式战斗机，此外还同意派“飞虎队”来华参战。中方又提出追加350架战斗机和150架轰炸机，宋子文表示轰炸机中最好能包括B-17“空中堡垒”。B-17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轰炸机，最大航程5400公里，载弹量近2吨。 　　 1940年12月21日，代表团来到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家里，继续讨论向中国交付B-17的细节。话题慢慢转移到轰炸日本上来。摩根索提出，由于日本的许多建筑都是木质结构，极易燃烧，因此应该用燃烧弹来轰炸日本，将日本本土变成火海。陈纳德补充道，日本像英国一样生命线来自海上，“切断它的海上动脉要比直接刺中心脏更能打败它”。轰炸日本的计划就这样具备了雏形。 　　 但该计划遭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反对，他不同意将B-17轰炸机部署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已有一个大队的美制“马丁”式轰炸机，足以应付对日作战。B-17成本太高，不能拿到中国去冒险，应部署到需求更迫切的英国或者美军在太平洋的基地内。但马歇尔不清楚，中国空军其实只接收了9架“马丁”式轰炸机，只相当于一个中队的水平，而且大部分已被日军炸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1年12月8日，美国部署在夏威夷和菲律宾的B-17，大部分都被日军炸毁了。交给英国人的B-17也没执行过几次轰炸任务，就改行当了侦察机。 　　 罗斯福助手亲自出面，空袭计划起死回生 　　 幸运的是，空袭日本的想法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助手劳奇林·加里博士的支持。他积极主张向中国提供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哈德逊”轰炸机以及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B-7 　　轰炸机。在他的努力下，陆军海军联合委员会于1941年7月制定了“第355号计划”。该计划不仅批准向中国提供近5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还确定了对日空袭的四个战略目标：一是轰炸中国内陆的日军目标，迫使日本空军分散兵力；二是协助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攻势，迫使日本对华大幅增兵；三是摧毁日军的补给线和补给船，阻碍其南下印度支那；四是轰炸日本的东京等重要城市，摧毁其军工体系和国民经济命脉。 　　 按照“第355号计划”，美国向中国提供的轰炸机将于1941年10月31日前具备战斗力，对日首轮打击应从11月开始。此外，该计划还批准向中国派遣第二支“美国志愿者大队”执行轰炸任务。罗斯福总统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蒋介石为美国轰炸机建设基地，浙江成为攻日前沿 　　 1941年7月，加里通过美国驻重庆使馆告诉陈纳德：“我非常高兴地通知你，总统已下令年底前向中国提供66架DB-7轰炸机和‘哈德逊’轰炸机，其中24架立即发货。”“哈德逊”轰炸机虽比不上B-17，但已经比“马丁”式轰炸机先进了许多。它的载弹量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从浙江起飞可以打击日本九州及本州岛上的许多目标。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接纳美国重型轰炸机，开始在成都、桂林和株州建设基地。1941年，负责指挥驻菲律宾美国空军的亨利·克莱吉特将军率一个空军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与蒋介石两次会面。期间，蒋介石特别询问他是否对成都机场满意，因为它是为B-17“量身定做”的。 在这3个机场中，株州机场是距离日本最近的。它距长崎只有1300公里，距神户、大阪和东京也没有超过2000公里。陈纳德还准备将浙江作为空袭日本的前沿阵地，“只需三五个小时，我们就能飞到日本最大工业城市的上空”。桂林机场则修建了一条1.8公里长的跑道，这里的堑壕足以掩护B-17庞大的机身，作战中心和无线电台则建在山洞里，不怕空袭。此外这3个机场还储存了数百万加仑的航空煤油。 　　 　　 如果“第355号计划”得以实施，美国就能避免珍珠港的惨败。图为罗斯福（缩写FDR）签字的“第355号计划”绝密文件

　　 南京保卫战已然过去69年，而中国壮士的气节与不屈，至今仍让人肃然起敬。 有人细列了当时中国守军中，以身殉国的17位中国将军：萧山令、朱赤、高致嵩、易安华、罗策群、姚中英、司徒非、李兰池、刘国用、蓝运东、万全策、雷震、谢承瑞、华品章、韩宪元、黄纪福、蔡如柏等。他们的尸首，都没能从战场上运出。 血战雨花台 11日，南京安德门大街48号，南京首家民间抗战史料馆开馆。距该馆不远是雨花台烈士陵园，在这几个小山包之间，南京保卫战曾在此激烈打响。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雨花台首当其冲。12月9日起，日本第6师团在谷寿夫的指挥下，开始猛攻雨花台。日军头戴钢盔、手持三八枪，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山脚下杀了上来。彼时，山上阵地上的中国守军，只有沟堑战壕和有限的武器防备。 9日拂晓，日军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继以飞机轰炸、扫射，再用坦克掩护两个联队分由西、南两面进攻，以西面523团朱赤阵地为主攻面。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站在今日雨花台的山头之上，满目郁郁葱葱的青草大树，很难想象当年此地竟是血流成河之地。头一天打退日军进攻之后，朱赤亲赴战壕，组织战士们收集日军留下的武器。11日，日军再次发起猛攻，对雨花台阵地狂轰滥炸，朱赤只剩下一个特务连的士兵，突围无望。他命令士兵把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捆在阵地前沿，等到日军到阵地前沿时，数百枚手榴弹全部爆炸，日军血肉横飞。 弹尽粮绝。日军再次进攻，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朱赤中弹殉国，口袋里还放着结婚照片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此后，负责雨花台防御的88师继续浴血抗战，但终因寡不敌众，12日雨花台失守，守军大部慷慨捐躯。 含恨中华门 中华门至今矗立，来南京者多半要来此地一游。这座几乎和南京城同等悠长历史的古城门，也默默见证了当年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11日，日军分兵向中华门和光华门进行冲击，情况十分紧急。守军接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墙，便上下内外夹击。 一时间，城墙内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300多日军步兵狼狈万分。就这样，日军在中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 这是南京保卫战中，中华门唯一光荣的回忆。在现代化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这座古人诩为“固若金汤”的古城墙变得异常脆弱，未过几日，便已是千疮百孔被踩在日军铁蹄之下。 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下达总攻击令，两三百架战斗机升临中华门上空，另还有90多门大炮日夜轰炸，三天三夜之后，城墙偏西的中华西门被轰开近百米缺口，中华门失守。 12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电告汉口政府，措辞即颇为悲壮：“吾军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伤亡之数，当然重大”。唐表示，南京全城已处猛烈轰炸之下，但紫金山等地仍在激战当中。 抱憾光华门 光华已无门。 69年前的12月间，这座城墙尚和中华门一道，共同面对日军的炮火。当月10日上午，日军炮轰光华门，中国守军259旅、261旅英勇抗击，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中将调炮兵团立即入城，设阵地于明故宫。259旅旅长易安华奉命驻守中华门右翼阵地，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回江西老家，临别时说：“等着领我的抚恤金吧。” 下午3时许，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之下，敌人的敢死队推进到光华门护城河一线。晚8时许，敌军又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但是城门坚固，冲入城门洞内的也只有一个军曹率领的十余人。 团长谢承瑞当晚亲率战士背了许多桶汽油放到城墙箭楼处，半夜把汽油桶的口松开，丢在城内洞口，尔后立即投下火种，护城河边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10余名敌兵大多烧伤。 次日拂晓，谢承瑞率领一排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机关枪一齐向先入城墙的敌军射去，敌多数立遭击毙。其中一名未死，当即用担架把他抬到富贵山，并派来医生治疗。 光华门一役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谢承瑞团长战前业已生病，后又为火焰灼伤，辛劳过度，体力已十分不支，撤退时通过挹江门时因拥挤竟被踩死。 回望南京城 从12月8日至12日，5天的战争中，南京守军除守栖霞山的83军、龙潭的第二军团和铁路沿线的广东军159、160师损失不大外，守城的74军遭到惨重伤亡；88、87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 88师4个团，除528团团长沈兰芝外，其余5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7000多人。而此后即是30多万无辜的南京平民，倒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74军第51师151旅306团团长邱维达亲历这场战争，当年12月8日晚，被命撤退时这名军人爬上瞭望塔回头向南京城望去：“只见万家灯火，依然照得通明，这座美丽的古城，它可怕的命运迫在眉睫，几十万骨肉同胞仍在熟睡中，将来他们的遭遇怎样？” 他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件战史：德军进攻到法国凡尔赛城城郊时，法国指挥统帅命令所有守城将士回首看看这座美丽的凡尔赛城，全体法军官兵的爱国忠诚被激发。正当此时，法军统帅下令向德军反攻，终将德军击退数十里，获得了胜利。 “我实在替他们担心啊！我想到战争以外的种种，不禁热泪盈眶……”

滇军出滇抗日——不容遗忘的台儿庄血战 来源：中华网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到南京开会，商讨抗日御侮大计。龙云下榻于南京北极阁宋子文家中，会后，蒋介石到北极阁看望龙云，希望云南出两个军的兵力抗日，龙云表示先出一个军，另一个军看战争的情况再定。蒋介石非常高兴,滇军，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尤为蒋介石倾心，当即给予中央军序列六十、五十八军两个军番号。龙，答应叫何应钦负责出滇抗战滇军的一切供应和补充，并协商了有关修筑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等事顶后，并欣然在北极阁合影留念。第二天，蒋介石到机场为龙云送行。龙云回昆明后，立即召集地方军政负责人开会，决定将六十军交由军长卢汉率领，出滇抗日。云返滇后将其原有直属部队4万余人暂编为3个师。国民政府随即颁布命令：任卢汉为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为一八二师师长，高荫槐为一八三师长，张冲为一八四师师长。 　　1937年农历重阳节，六十军在昆明南郊巫家坝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受到昆明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送。10月10日，六十军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南，徒步行军40多天1000多公里，经贵阳到长沙，到达常德集中待命，先头部队到浙江兰溪，最初，统帅部把六十军由浙赣路运往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由于南京沦陷，六十军奉令于1938年元旦到达武昌，并在孝感、花园一带进行整训和补充；扩大军部和直属队，增编了三个补充团，拨给汽车20辆，德国造手枪800支和子弹10万发，并配属了六十军后方医院。在武汉，该军受到了武汉群众和各抗日团体的热烈欢迎。作曲家冼星海为六十军作了一首军歌，歌词是：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崇山峻岭， 　　开到抗日战场。 　　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让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全军将士纵情高歌，更加激励了抗战斗志。 　　 二、浴血台儿庄，滇军立功 　　1938年3月，日军精锐的板坦第五师团和矶谷等第十师团沿平汉路南犯，企图攻战鲁南战略要地台儿庄，打通津浦线，控制华北地区，被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大军将其击溃，矶谷师团伤亡惨重，这就是抗战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然而，日军为打通津浦线，攻占战略要地徐州，又于4月间，调集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土肥原师团，共约20万军队，从正北一线直扑台儿庄。 　　于是，蒋介石也调集40万大军云集徐州，布防正北一线，试图与日本决战，战线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绵延30然而，用兵神速的日军却乘国民党军尚未调齐，便向南推进到台儿庄东北四户镇、兰城店一线，守军汤恩伯、孙连仲部节节败退，阵地吃紧，慌忙之中，蒋介石急调正在武汉整训的滇军六十军昼夜兼程赶往徐州。滇军就在这个危急时候开到徐州战场，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孙连仲命滇军务必于4月24日以前，集结在大运河北岸的邢家楼、陶沟桥、蒲汪、东庄地区，作为第二线部队待命。 　　当列车把六十军沿临枣支线陆续运抵大运河南岸的时候，1938年4月22日凌晨，一八二师已经过河，一八三师也大半渡过，而作为后卫的一八四师也正向这里运动，数万滇军将士只以为是向前线集结，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个神秘而幽静的清晨中正隐伏着无限杀机，原来，早在21日，当防守左翼的汤恩伯获悉六十军在他的第二线集结，便连夜撤去前线人马，于学忠部见汤军撤防，害怕被日军分割包围，赶快向西收缩右翼，从而 在滇军正面形成一个大缺口，拂晓进攻的二三万日军潮水般地涌向缺口，而此时滇军挥然不觉，重机枪还驮在马背上，滇军连在大平原挖战壕用的铁锹都没有带…… 　　因左、右翼友军均已后撤，日军乘虚以步兵约两个联队5000余人，炮30多门，坦克20余辆，联合扩大突破口南犯，刚好与我一八三师在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线不期而遇，继而是一八二师也与敌在集结地蒲旺、辛庄、戴庄接上了火。由于毫无准备，突然降临的战斗，致使毫无准备的滇军淬然与敌遭遇，许多战士连鬼子的模样都没看清楚，便做梦般永远躺在了鲁南平原上日军四五千人以30余门炮和20余辆坦克乘机扩大缺口，滇军与日军形成遭遇战。尹国华营长率众与敌军展开白刃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全营官兵500余人壮烈牺牲。由于尹国华营阻止了敌军，赢得了全军备战时间，六十军一八三师陈钟书旅抢占了邢家楼、五圣堂。旅长陈钟书指挥部队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头部被敌击中要害，倒地之时仍大喊冲锋不断，当晚伤重牺牲。由于堵住了缺口，六十军一八三师、一八四师得以在集结地构筑工事，作好战斗部署。随之是五圣堂、蒲汪一线的争夺战。为保住台儿庄正面之火石埠阵地，陈钟书旅的莫肇衡团长英勇冲杀，中弹倒地，咽气之前，还用衣蘸血书“壮志未酬身先死”于道旁石上。一个姓杨的轻机枪射手，敌人的子弹射进他的左肋，子弹头还露在皮肤外面，他仍然抬着轻机枪从东边打到西边，变换了几十次阵地，火石埠周围的机枪掩体都用遍了，不少鬼子倒在他的机枪下。 　　整个战役一八三师先头部队潘朔端团首先与南下之敌遭遇。此时，敌军先头部队已占领陈瓦房，并向我射击，尹国华营长立即率队奋勇进攻，消灭了陈瓦房的小股敌人，抢占了陈瓦房。日军后续部队蜂拥而至，一面以炮兵火力阻挡我增援部队，一面派坦克10余辆随步兵将陈瓦房团团围住，尹国华率全营官兵与从四面攻人陈瓦房的日军激战，双方反复肉搏，战士们冒死勇攀坦克，怀抱集束手榴弹滚到坦克下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连素以 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也为之胆寒，他们在日记中写道："在满洲见识了猴子军!" 　　 "今日遭到了蛮子军的顽强抵抗!"陈瓦房一战，尹国华全营500余名官兵仅剩士兵陈明亮一人生还。日军始终未能攻入陈瓦房，由此为全军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鲁南台儿庄会战，滇军用血肉之躯抗击了敌人凶猛的进攻，前面的打光了，后面的又勇敢地冲上去。滇军中没有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人因怕死而逃跑，只有战死。阵亡的第一八三师旅长陈钟书，在军中素有勇将之名，此次出征，就常对战友们说："数十年来，日本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已对家中作过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严家训团连长黄人钦，在风凰桥战斗中阵亡，在其身上发现一封致新婚妻子的遗书，其中写道： 　　 　　 "倭冠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台儿庄战役中，一八二师董文英团长战死，龙云阶团长战死，杨炳膨团长负伤后，提升陈洁如继任团长，陈团长又英勇战死；一八三师严家训团长战死，莫肇衡团长身负重伤后，在送往后方途中，坚决不过大运河，并以血衣蘸血在道旁石上书写："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后，含怒怀恨死去! 　　敌人企图从东庄一线攻占台儿庄的迷梦就这样被滇军粉碎了，于是，便把主攻的矛头直指禹王山,以大禹名字命名的禹王山，位于运河东北岸，是台儿庄的制高点，敌人占据它，便可控制大运河，向东，可由纵深切断陇海路，直取徐州，使我军300里防线尽成虚构；向西，则可以居高临下沿东侧一路摧毁我台儿庄防线。故此，禹王山实属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守住禹王山，师长张冲把一八四师全拉上阵地，他还身先士卒，自己的指挥部也设在禹王山上，发誓誓与禹王山共存亡。 　　在禹王山血战中，板垣征四郎的日本皇家精锐师团向禹王山发起轮番疯狂的进攻，成吨的炸弹将山顶战壕夷为平地，前沿战士只得用炸弹坑为掩蔽，用战友的尸体围成掩体，抵御着敌人潮水般的进攻。战土们作了拼死抵抗，但仍挡不住冒死冲上来的敌人．便与鬼子展开血刃战。张冲手下有员虎将叫王秉障，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旅长亲自端起一支三八大盖，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他在接连挑死10多个敌人后，自己的前胸也挨了一枪，但他还硬撑着走到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原来，张冲治军极严，常对将士们说："我们彝族老祖宗三十七蛮部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箭者，奖；背后伤刀箭者，刀砍其背。我们一八四师决不能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当张冲师长要派人送他下山时，这位铁血将军硬是不从，他说："我的伤离命还远，能自已走下去，送我 一人，禹王山就少了一人。" 　　 禹王山血战，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这样猛烈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为罕见。"蒋介石也不得不佩服滇军，致电六十军军长卢汉："贵部英勇奋斗，嘉慰良深。……盼鼓舞所部，继续努力， 压倒侯寇，以示国威。" 　　 在台儿庄外围，日寇与我军激战20余日，始终未能得手，遂于5月初改变部署，从鲁西和苏皖北部迂回，包围徐州，一时间我徐州地区云集的数十万大军，有被日军吃掉的危险。面对突然改变的战场局势，最高统帅部急令滇军火速迟守徐州，以掩护数十万大军向西南撤退。至此，鲁南会战， 六十军在台儿庄血战中掩护了国民党70万大军的撤退，而自身则伤亡过半，官兵由4万人减员至2万余人，12个团仅剩5个?亡过半，仅剩2万余人，5个团的战斗力。5月20日，徐州沦陷，不足两万人的滇军一路突围，辗转到达武汉。 　　三、转战华中，重创敌寇 　　滇军血战台儿庄后，蒋介石打电报叫龙云到武汉，当晚约龙云吃饭，两次表示龙云此次到武汉，等于带着百万雄师来的，原来蒋介石是叫龙云实践前诺，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云答应后，即派孙渡为军长，率领五十八军到前线。 　　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有儒将之称。据说在戎马征战中，有次他路过某村镇，见一麻面女子卖麻花，后来再过此处，见卖麻花的人已非，竟效古时崔护的人面桃花诗作诗一首：“去年今日此处过，麻面麻花对面搓。麻面不知何处去，麻花依旧下油锅。”其诙谐可知。孙渡虽是龙云的参谋长，是地道的云南人，却又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后，孙渡脱离滇军系统投入蒋介石的中央系统，曾任热河省主席，人在北国，心系云南，据说在热河还念念不忘要吃云南的烧饵块，此是后话不提。 　　五十八军开到前线后，滇军奉令扩编为第三十军团，卢汉为军团司令。随即又奉令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初由龙云兼，后为卢汉任总司令，辖六十军（军长安恩溥升任）、五十八军和新三军。新三军即抽六十军一八四师与五十八军新十二师两个师组成，张冲任军长。 　　10月下旬，因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滇军奉令参加武汉会战，在崇阳城北方高地布防，阻击武汉敌军南犯。卢汉受命之后，突发急性阑尾炎，蒋介石令其长沙就医。滇军第一集团军初归陈诚指挥，继归张发奎指挥，最后又归汤恩伯指挥。由于指挥系统混乱，滇军内部又不团结配合，致使崇阳战败，武汉失守。蒋介石大怒，给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记大过处分，新三军军长张冲被撤职回云南。 　　1940年，日军在越南海防登陆，云南边防吃紧，龙云坚请调回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只许调回六十军，批准龙云新成立六个旅，并准在云南另行成立第一集团军总部，将前方的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1942年，云南第一集团军总部改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卢汉，前方副总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孙渡升任总司令，鲁道源升任五十八军军长，杨宏光任新三军军长。 　　自武汉会战后，滇军在前线接着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之鄂南九岭之战、大云山之战、湘北影珠山之战、高安上高之战、赣东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赣北作战、奉高反扫荡战、湘鄂赣边区作战、赣江及湘赣公路追击战，尤其是以滇军为主攻军的收复常德之战和长衡会战战功卓著。 　　1943年11月初，日军第三、十三、三十九、六十八、一一六等师团10余万众，向常德我军发起进攻。常德乃洞庭湖西岸战略重镇，日军由鄂南江陵与洞庭湖北之华容、石首分头进犯，3日陷南县，4日陷公安，5日陷松滋，15日陷石门，16日陷津市，24日猛攻常德。余程万师鏖战半月，全师牺牲殆尽，常德被陷。蒋介石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兵收复常德。五十八军奉令于11月28日由欧震副总司令率领，与第四军、二十军援攻常德。五十八军从江西分宜、宜春驻地，于12月2日星夜驰抵常德南之石门地区。3日，第四军到达桃源，二十军到达汉寿。五十八军为主攻军，第四军为左翼军，二十军为预备军，于5日凌晨，向沅江南岸之敌展开猛烈进攻。敌军陆空配合，凶顽抵抗。血战至10日午夜，我军攻势愈猛，前仆后继，杀声震野，敌军主力开始渡沅江北退，我军以步炮密集火力，乘敌渡江猛烈扫射，敌死伤甚众，沅江水为之变红。友军配合扫荡沅水南岸之敌。五十八军以全部炮兵及友军配合之炮兵，掩护侯镇邦之新十师，萧本元之新十一师，于11日拂晓，由德山市强渡沅江，猛扑常德，与其外围之敌战至11时。我军将士奋勇突入常德市区，与顽抗之守敌展开巷战，白刃相接，反复格斗，至12时，敌终以伤亡惨重而狼狈向北溃逃。侯镇邦师当即占领常德阵地，萧本元师全力追歼北溃之敌。午后，常德完全收复。 　　五十八军收复常德，功劳至大。捷报传出，远近欢腾。各界民众和团体组织慰劳团，政府人员以及美、英、苏等盟国武官、中外新闻记者涌至常德慰劳滇军将士，参观战俘及战利品。 　　常德收复后，逃难归来的居民达四五十万，衣食住急待解决，五十八军将士节食三周，将节省军粮10万斤及所有存冬衣数万件分屯四处，布告安民，按口领用；并派军医和全军将士，深入市郊乡村抚慰居民，建筑临时住房；同时电请有关部门迅速救济居民，恢复地方行政工作，受到常德人民的热烈拥护。 　　1944年5月末，日军七个师团分兵三路，由湘北、湘西、鄂南向我军进攻直指长沙、衡阳地区，发动了极其凶猛的长衡进攻战。我军奋起迎击，再创日军。这是敌我最后一次在华中之会战。 　　6月3日，五十八军集结浏阳河南岸地区，军长鲁道源奉令指挥二十一军及一六二师和九十九师，共同进攻浏阳河南岸之敌军第十三师团。五十八军为主攻军，二十一军为左翼，九十九师为右翼，一六二师为机动师。4日拂晓，五十八军向跃龙市、浏阳主攻，二十一军向江背、小女市之敌激战，将敌压迫退守浏阳河北岸，双方据河炮战。7日，滇军新三军余建勋之一八三师由赣北奉调浏阳归五十八军指挥参战。敌十三师团主力乘大雾弥漫之际偷渡浏阳河，潜窜上栗市趋萍乡。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一八三师追击南窜敌军主力，一路激战，猛追猛打，敌我伤亡俱大。9日，五十八军派到一八三师的督促官张天举阵亡，一八三师师长余建勋负伤。五十八军新十师连长杨振华在亭安岭以一个连孤军阻敌，身陷重围而不退。另一个连长杨盖凡，在横涧桥被一敌军砍伤左手，仍坚持用右手扼杀该敌。五十八军新十一师的连长普振国、排长张辉与士兵在五里坡身受重伤，仍坚持战斗至阵亡。我军官兵临危不惧，舍身卫国的正气，使敌军魂飞魄丧，为之震慑。五十八军与敌军激战至10月末，入侵敌军先后北遁，五十八军追踪南歼至郴州、乐昌、残敌逃入韶关，被我友军全歼。11月初，五十八军屯驻郴州、资兴、湖口地区整补，长衡大会战胜利结束，军长鲁道源，师长箫本元、余建勋各纪大功一次。 　　据统计，8年抗战，滇军经历各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共计10余万人。滇军，以它悲壮的牺牲和辉煌的胜利而载人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

日本海军航空兵“空中霸王”栽在中国战场 来源：中华网 　　 1937年,日军的铁蹄踏进南京后，像是被这颗美丽的明珠紧紧吸引住。烧杀淫掠的疯狂，一时滞住了西进咚咚的脚步声。当红了眼的侵略者们恣意纵行数周、渐渐失去了对金陵城肉体和灵魂占有的新鲜劲儿后，新的征服欲、占有欲又疯狂地泛滥开来。 　　 千里之外的武汉又成了他们眼中下一块极有诱惑力的肥肉。 　　 首先踏进华中这片尚未污染的净土的，又是得天独厚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这时，中国的天空尚是孤弱无助的。空中禽兽们骄傲地、加倍地重复起他们疯狂的游戏。武汉、南昌……，数大城市频繁遭袭，一片烟尘火海、满目断垣瓦砾。 　　 　　 2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6联队在一阵紧张、兴奋之中出征了。纯净的蓝天上，18架“96”式驱逐机、36架轰炸机分上、中、下三层，黑压压地布满天空，南乡茂章大尉看着上下左右强大的机群，得意地笑了。开战来，南乡茂章没捞着与中国空军正式交手的机会。这个被誉为日本海航“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起初从心眼里瞧不上他的对手。稚嫩的中国空军在他眼里，尤如一个刚学会走步的新手，让他这个在天空上荡过上千个小时的老手与中国人较量，他提不起兴趣。直到鹿屋、木更津航空队被打得一败涂地，他才从这种狂傲的大梦中醒来。日本军界、报界盛赞中国空军。他打心眼里往外冒着酸气。一股妒嫉、惊奇和不服的复杂感情，搅扰了他内心的平静。他就像一个被圈在护绳外的拳击高手，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伙伴一个个被一个极不起眼的小个子打翻在地，焦急地挥拳跺脚，跃跃欲试。他渴望挑战，渴望碰到真正的对手，只有这样的对手才能令他亢奋、痛快。当海航得到情报，中国南昌、樊城一带活跃大批中、苏飞机时，他几乎是吼着把这活儿抢到手的。透过薄云，南昌城越来越清楚了。南乡茂章知道他已接近猎物，眼前不由得浮起一束束鲜花、一杯杯美酒，还有一枚枚放着金光的奖章。仿佛他只要再前进一步，他又会像以往一样，把成功与赞美都收入怀抱，他的“天王”美誉也将更放光芒。他咧嘴一笑，轻松地一挥手，“帝国的飞行武士们，胜利就在前面，冲上去啊！”说完一踩油门，飞机“呼”地向前窜去。上下三层机群，像一只只饿急了眼的野狼，黑压压地扑向南昌，扑向幽好的青云浦。 　　 　　 南乡并未料到，青云浦上空，一张严密结实的大网已向他张开来。 　　 　　 大约10分钟前，青云浦机场凄厉的警报声，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中、苏空军送上了蓝天。中国空军第3大队大队长罗英德，首先率轻巧的被空军将士们称作“黄莺”的E—15驱逐机起飞升空，占据有利高度。苏联空军志愿大队也不怠慢，在大队长勃尔盖维森斯基的率领下，19架E—16也直刺蓝天。上下两层，青云浦上空布满护卫中国天空的坚盾利箭。南乡机群第一拨轰炸机已飞临青云浦机场上空。密集的炸弹如雨点般泻向机场，机坪、跑道、机棚一时浓烟翻滚，烈焰冲天。地面上一架未及时起飞的轰炸机倾刻变成一团火球、一堆碎片。一阵弹雨、一团烈焰，烧得在高空中看着这一切的中、苏两国空军两眼血红。E—15、E—16突然间从高空呼啸而下，以千钧之势冲入“太阳”阵。“咕咕咕”、“嘎嘎嘎”，天空中青光闪烁、弹雨如帘。一架日机当即拖着黑烟、翻滚而下，被冲散了的日军轰炸机群，一架架惊恐地四散规避。转眼，天空又窜出一群日军驱逐机。逃散开来的轰炸机定下神后，也转回来投入了厮杀。天空一时机影闪动，互相缠斗、厮咬，杀得暗淡无光。空中霸王”南乡茂章此时像只狡猾的狐狸，背靠云层向下观战。当看到中、苏空军突然从高空冲下，扑向轰炸机群时，他止不住一声赞叹：好一个凌空压顶。看来碰上真正的对手了。他心里一阵激动，却并未马上扑下去。日军航空兵的传统战术曾因为他而屡放光芒。同时，也使他越来越坚信这一战术奇效：先打掉对手的领队长机，不但能先夺人势，更能置对手于混乱。谁见过无头的群鸟能纵横天下。抱定这个想法，他按捺住手心的痒痒，仔细观察着下方激烈的空战。他要在这场混战中扣住对方的脉络，捕住最佳的攻击目标。况且一般对手是根本满足不了他那贪婪的胃口的。 　　 　　 机会来了，南乡心头窜起一阵喜悦。他一踩油门、一拉方向舵，飞机轻灵、凶猛地滑了个半圆，无声无息地扑向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紧紧地咬住了它的尾巴。南乡不愧是日本王牌空军，绝好时机的把握，飞机切下的轻灵娴熟，竟令也在飞机上“熬”过上千小时的苏联大队长毫无觉察。飞机在贴进、贴进，勃尔盖维森斯基紧咬着前面的一架轰炸机，看到日机驾驶员惊恐地不断回头，慌乱地左右闪躲，止不住心头一乐：“小家伙，别再做回去的梦了，今天是你最后一次上天，真可惜。” 　　 　　 南乡茂章在不动声色地逼进勃尔盖维森斯基。表面上他面目平静，内心却在不住地往上窜着兴奋的火苗：“红魔鬼，你不老老实实地呆在苏联的雪窝里，跑到这儿来找麻烦，不让你尝尝皇军武士的厉害，也冤枉你白来一遭！”这时，只要他扣下枪机，勃尔盖维森斯基十有八九在劫难逃。可他没开枪，他不急着开枪。他要靠近、再靠近，近得只需轻扣枪击机，一梭子弹就能打得对手凌空爆炸。炸掉中国人、苏联人的魂魄，打出这个王牌的威风。何况他不相信被他咬住的猎物能逃脱，还没有人能从他的鼻子底下溜掉。近了，更近了。E—16已黑乎乎地挤满了他的射击瞄准镜。他咧开了蓄着稀疏的仁丹胡须的嘴，笑了。几乎就在他扣下枪机的一瞬间，“哒，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身后传来。南乡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大脑便“嗡”地一声，失去了知觉。飞机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直直地向着下方的鄱阳湖畔栽去。“四大天王”之首南乡茂章大梦未醒，命赴黄泉。勃尔盖维森斯基扭头回顾，不禁大惊失色。日机飞机咬得这么近了，自己却毫无所知。要不是这个中国人从半路杀出，自己恐怕现在已不在天上了。中国空军藏龙卧虎，果然不凡。“好样的，中国人。欠情还债，我一定拿日本人的一架飞机来还这笔情！”叨念着，他抖着机翼，猛踩油门，飞机直向前面的那架“96”式扑去。大队长罗英德看了眼坠落的南乡座机，再看看身后。一片蓝天。他这才定下心来轻舒口气。刚才，他正咬住一架日军轰炸机， 　　 　　 突然间瞥见苏联大队的领队长机被一架日机紧紧咬住。他想也没想就放弃了嘴边的肥肉，一推操纵杆向下扑去。下冲的同时，他一阵射击，把南乡茂章打下了蓝天。这一击看似偶然，可这准确一击的背后，凝结着他多少血汗，只有他自己清楚。对这一击他并不感到了意外。可意外的是，被他击落的，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四大天王”之一，“空中霸王”南乡茂章大尉，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罗英德翻开了日空军王牌飞行员折戟的新的一页。1个多月后，曾向中国空军投下战书，主动邀战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王牌加藤大尉，在归德上空，被中国空军第3大队8中队广西飞行员黄莺击落。海军航空兵“四大天王”中的另3张王牌，也先后铩羽在中国天空。南乡王牌的覆没，震撼了天空中混战的日军。机群群龙无首，立即乱作一团。中、苏空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一串串枪弹，载着屈辱、痛恨，含着激昂、振奋，穿过天空射向日机。一架架轰炸机凌空爆炸、一架架驱逐机像掉了头的乌鸦，翻滚着栽向地面。 　　 　　 青云浦，留下了一阵阵欢声笑语，流下了一串串喜悦、欢畅的热泪。中、苏空军又把击落8架日机的辉煌收入囊中。地面机场上，勃尔盖维森斯基激动地与罗英德拥抱在一起，信赖、情谊在无言的对视中流淌着……

　　军统的女特工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津去三点水）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38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38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延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38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大家在看电影中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四月一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绍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来源：中华网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所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两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开发的宝岛一朝断送。从此，中国的宝岛台湾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 　　割让的消息一传开，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人们奔走，鸣锣罢市，拥入官署，抗议清廷卖国割台行径，决心誓死抗日保台。4月18日，《马关条约》签署的第二天，台湾爱国义士丘逢甲愤而割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并特地上书清政府废约抗日。 　　在上书无效的情况下，5月25日，丘逢甲联合台湾巡抚唐景崧组建义军，唐景崧坐镇台北，黑旗军首领、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驻守台南，丘逢甲则居中，准备抗击日寇。但因组织仓促，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丘逢甲的义军宣告失败。6月17日，日军统帅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并定此日为所谓的“始政日”。 　　日军虽然占领台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更加猛烈地在全台展开。各地军民纷纷组织义军坚持抵抗日军入侵。在台中门户新竹，台湾义军与日军持续作战一个多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近千名，最终因为军械不继，粮食断绝，新竹失陷。继续南下欲侵占整个台湾的日军，处处遇到台湾义军和民众的抵抗，8月底，有2000余日军毙命。当时，有侵略者哀叹道：“原以为台湾不过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而结果证明，轻信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台湾军民的抵抗使日军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军先后调集7万余人，倾巢进犯，大举进攻台南重镇嘉义。台湾义军奋勇抗击，以一当十，毫不退缩，战斗异常惨烈。抗日义军首领徐骧身负重伤，仍跃起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10月21日，日军趁守军内无粮饷、外无强援的情况下，攻陷台南，守将刘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陆。至此，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有组织斗争告一段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诚被击毙，4800名日军被打死，近一半的日军被打伤。日方曾有记载：“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总督命令即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桦山资纪向日本大本营报告，台湾全岛完全平定。然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没有停息。为了镇压台湾起义，实施殖民统治，从1895年至1919年间，日本派出7任军人总督，进行残酷的军人专政。 　　1896年3月，日本将台湾划归拓殖省管辖，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在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的独裁制度。为配合这种总督制度，日本在台湾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湾全岛布设警察网，州、厅、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门，警察以日本人为主体，负责各类政务。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伸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鬼魇和直接屠杀台湾民众的刽子手。从此，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万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时，台湾民间吓唬小孩儿有一句惯用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凶恶的日本警察。 　　为镇压台湾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日本派了大量军队、宪兵和警察维持秩序。1897年，日军实行“三段警备法”，将全岛分为三个地带：“安全带”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负责治安；“不稳带”是义军经常出没的地区，由宪兵和警察协同警备；“危险带”是抗日义军驻守区域，由军队警备，辅以宪兵进行讨伐。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武力统治。 　　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又实施“保甲条例”，将保甲设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规定10户一甲，10甲为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只要一甲之内某户出现“犯罪”，同甲户的人都会受惩罚。这种毫无道理的连坐案件在日据时代年年都有数百例。另外，日军还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成为日军剿杀抗日义军的炮灰。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万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万多人。这样，保甲制度以一种“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湾民众，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统治的重要手段。 　　台湾出现“饥饿输出”怪现象 　　在建立殖民统治制度的同时，日本没有停止疯狂的剥削和掠夺。从1895年开始，日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关于土地的若干条规则和条例，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湾许多农民破产，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当局强占了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殖民者收取高额土地税，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还将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据统计，到1934年，台湾输入日本的稻米已达51.5万吨，占台湾当年稻米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粮食掠夺般地输往日本，造成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历史上称这种残酷而又“怪异”的现象为“饥饿输出”。 　　除了粮食，台湾其他丰富的物产也成了日本掠夺的目标。日本殖民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经济掠夺尤以制糖业最为典型，曾有历史学家称：“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当局无理地规定，台湾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通过强制性的垄断，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台湾的糖价也一跌再跌，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台湾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这种掠夺激起了台湾同胞的满腔怒火，他们纷纷揭竿而起，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湾的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二十几天后，黑旗军旧部林大北在宜兰起义，打响台湾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 　　 “抗日三猛”奋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义唤起了各地台胞的反抗意识。全岛民众云集响应，逐渐形成了以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和南部林少猫为主的多支抗日义军。此三人当时被称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联合各路义军数千人围攻台北，虽因武器简陋未能破城，但让日本殖民台湾的首任总督见识到台湾强大的反抗力量。接着，简大狮率义军，屡屡在各地重创日军，使日本占领当局寝食难安，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898年，简大狮遭日寇围剿退到厦门。清政府软弱怕事，竟引渡简大狮给日本。1901年，简大狮就义于台北监狱。 　　中部义军以柯铁为首，一直坚守在云林县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铁率领各部义军出击，收复云林、鹿港、彰化和嘉义等地。1900年2月，柯铁不幸病逝，余部被日军逐个击破。 　　南部林少猫的义军主要活动在台南凤山一带，行踪飘忽不定，不断给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8年12月，林少猫集合数千义军攻打潮州，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令日军闻风丧胆。1902年，林少猫不幸被日本占领当局骗杀，余部离散。此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由大规模的起义开始转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给了日军可乘之机。日本殖民当局调集军队、警察开往各地镇压起义，随意屠杀当地台湾民众，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3万台湾民众被屠杀；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3473人被屠杀；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万余人被屠杀；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余人被屠杀。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台湾民众达60万人。 　　用“生物学原则”统治台湾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强了台湾民众的团结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正视到中国人民的强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当局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向日本大本营建议，治台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原则”基础上，扬言实行“科学的殖民政策”，既要镇压各地起义，建立统治机构，又要采取集中渐进的同化主义政策。 　　在后藤新平的影响下，日本先派出7任军人总督，以军人专政的方式平定台湾各地起义。1919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改军人体制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实行同化政策，笼络台湾民众，企图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设立“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专门教授日语，培训日本特色的文化内容，比如武士道的剑术等，灌输日本民族精神。??用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日本对中国的鄙称)去。”禁止汉语、普及日语，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湾民众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在这种奴化教育下，台湾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适合台湾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机构。这种歧视连日本国内教育家都无法忍受，纷纷撰文进行批评。迫于压力，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决定，日语好的台湾儿童可以进入好的中学，并与日本学生同校学习。日本殖民当局以此鼓吹，台湾教育已经没有种族差别，实际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教育对台湾百姓的歧视。台湾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日本霸占时代，帝国大学(后来的台湾大学)内日籍学生占80%以上，中国学生不到20%。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1936年，为配合日军全面侵华，到任不久的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强制推行日语，设立3832处日语讲习所，连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人都必须使用日语。接着，日本当局又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为挖掉台湾民众身上的中国根，日本殖民当局后来还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湾民众就有7万多人。 　　把台湾作为侵华的战略棋子 　　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湾设为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东亚省”管辖新占领地区，而将台湾、朝鲜等战前就已霸占的领土置于“内务省”管辖之下，妄图将台湾“内地化”。 　　战争期间，日本在台湾先后修建了数个机场，作为轰炸中国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哨基地。日军攻占南京、侵略华南所依赖的空中力量也都来自台湾的基地。 　　为了补充兵源和军费，日本殖民当局一面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刮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于日本军费；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以“临时劳务部”的名义，强迫大批台湾劳工到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战场充当军夫、翻译、护士等工作，同时，修改兵役法，强迫台湾青年参加侵略战争。据统计，20多万人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3万多人战死。 　　日本这种殖民暴行使台湾民众积聚了满腔怒火，许多爱国志士有的纷纷返回大陆，为抗日大业尽一份力量；有的在岛内组织政党，进行合法手段的斗争和宣传；有的创办刊物，为反对殖民统治呐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台湾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光复日的到来。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最惨烈一战：关家垴战斗 来源：中华网 作者: 匪徒甲1 　　百团大战经过2个多月的惊天动地的奇袭，和对重点据点、城镇的进攻以及报复和反报复，敌我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伤亡。由于激烈地反复应战，到10月初我八路军尚未得到休整。 　　1940年10月初，当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了解到了八路军的整个百团大战进攻情况后，即令所属部队，首先坚守和恢复各铁路沿线的据点，协同铁路工程部队修复铁路和桥梁，组织部队向铁路两侧及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扫荡。 　　第1军所进行的报复性扫荡，因整个兵力不足，分3期进行，主要是合围在晋东南的第129师。其第1期扫荡晋东南的计划为： 　　（1）以独立混成第4旅团从辽县，第36师团一部从潞城，以南北对进，扫荡辽县、潞城、襄垣、武乡之第129师，破坏其根据地。 　　（2）以第37师团一部，沿白晋铁路之南关镇、沁县、虎亭一线向南，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一部从同蒲路南段的平遥、介休、霍县地区向东、第41师团以一个步兵大队，从洪洞县向东。3部合围沁河上游之郭道镇、沁源地区之第129师部队。 　　日军于10月11日开始行动，对预定的上述地区进行合围。 　　如上所述，因第1军各铁路沿线的兵力不足，于是从驻山西运城的第37师团各单位抽调部队组建成冈崎支队（支队长第37步兵团参谋冈崎谦受步兵中佐）参与这次扫荡。冈崎支队10月6日从晋南的闻喜出发，于10月9日下午抵达南关镇。该支队由以下部分组成： 　　冈崎支队 　　支队长 第37步兵团参谋冈崎谦受步兵中佐步兵第225联队第3中队 将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今富光藏步兵少佐） 将校25名，下士官兵792名 　　步兵第227联队第6中队 将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其它部队 将校2名，下士官兵101名 　　共计 将校37名，下士官兵1189名 　　按照原计划，冈崎支队以步兵第226联队第2大队主力（欠第8中队和机枪中队一个小队）与独立混成第16旅团一部、第41师团一个步兵大队一起参与合围沁河上游之郭道镇、沁源地区之第129师部队。同时，冈崎支队其他部队准备作为第2期扫荡的机动兵力，留驻在沁县，但到10月11日行动开始时，因考虑到扫荡武乡以东地区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比较严重，难以单独完成其扫荡任务，第1军逐当天临时决定冈崎支队以一部继续对沁河上游进行扫荡，其主力转向武乡以东地区协助独立混成第4旅团进行扫荡。冈崎中佐接到命令后，即命步兵第226联队第2大队主力（大队长今富光藏步兵少佐）按原计划对沁河上游进行扫荡，自己当天亲率留驻在沁县的其他部队转向武乡以东地区。其组成单位有： 　　冈崎支队 　　支队长 第37步兵团参谋冈崎谦受步兵中佐 　　步兵第225联队第3中队 将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联队第8中队 将校5名，下士官兵148名 　　步兵第227联队第6中队 将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步兵第226联队第2机枪中队第2小队 将校1名，下士官兵37名 　　另有卫生、通讯、行李等分队 下士官兵63名 　　共计 将校16名，下士官兵544名 　　冈崎支队自11日开始沿沁县—西营—王家峪的路线东进，20日进逼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西井，２５日，敌冈崎支队长率500多人，沿桐裕河谷进入了黄崖洞，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子兵工厂就在附近。 　　水腰兵工厂设在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崖洞谷中，四面险峰环抱，唯一的出口是南面绝壁中裂开的一道裂缝，俗称“翁圪廊”。八路军总部把兵工厂设在这里，是经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察看地形后，精心选定的。经过精心规划和建设，这个军械所已形成月产400余支步枪和大量子弹的生产能力。随着战争和八路军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蒋介石断绝粮弹供给的情况下，兵工生产显得尤其重要。25日，当正在黎城八路军指挥所的彭德怀听到翁圪廊已经丢失，日军开始进入黄崖洞的消息，不禁大怒，要求严查擅自撤离者的责任，以军法论处，并即刻命令386旅的772团和16团赶到黄崖洞，打退日军的进攻。 　　其实，冈崎支队并不知道黄崖洞有八路军的兵工厂，当时他们也没有找到水腰兵工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极不熟悉，且不敢离开地图上标有的路线太远。据战后生还的冈崎支队老兵才田升回忆，冈崎支队一直在沿西井---黄崖洞---左会这一路线追杀八路军的指挥机关，但由于八路军的灵活战术、对当地地形的陌生和粮弹匮乏且补给困难，使得支队疲于奔命而战果甚微，直到10月28日才被迫开始从左会反转。而回忆中没有提到发现八路军的兵工厂的事。 　　10月底，八路军总部已觉察到日军对太行区的扫荡即将结束。早在反扫荡初期，彭德怀就发现日军在扫荡根据地时，很多时候都是以一个大队为一路。由于一个大队的兵员少，集中起来较为容易，行动迅速，使得我军在每次反扫荡中准备时间都相当仓促，十分不利。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10月底彭德怀要求129师趁各路日军返转之机，寻歼敌之一个大队，震慑敌胆，使之不敢再以一个大队为一路实施进攻。这样就能够使日军以后扫荡的时间间隔延长，空隙增大，从而在日后的反扫荡中增加我军的回旋余地。 　　29日，日军冈崎支队500余人，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准备取道武乡回沁县。当天下午1时，八路军总部电令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冈崎支队并未察觉到形势不妙，当天傍晚即停止前进，宿营关家垴（日军称为文徳高地）。 　　关家垴位于武乡县以东40多公里，是群山环抱的一个高高的山冈，冈顶上有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山冈的北面是断崖陡壁，东西两侧坡度陡峭，只有南坡比较平缓。南坡山壁构筑着孔连一孔的窑洞，着50来户姓关的人家，时村里的人早已避难去了。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山冈柳树垴。 　　入夜，129师以385旅、386旅、新10旅和决死1纵队2个团包围关家垴。晚8时，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385旅和新10旅为右纵队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占领关家垴西北和西面阵地，堵死敌西逃之路；386旅与决死1纵队38团、25团归陈赓指挥，占领关家垴南面及东南面阵地；总部特务团（缺山炮连），由彭德怀亲自指挥，控制关家垴东北面阵地；总部炮兵团3营及特务团山炮连距关家垴东南1000米处占领阵地，为上述各部提供火力支援；拟于次日凌晨4时发起总攻。 　　谁知当夜，在察觉到自己部队已“被优势共军包围”后，冈崎中佐立即封锁住上山小路，抢修堑壕和深挖洞穴，固守待援。并派步兵第225联队第3中队和1个机枪分队突然袭击关家垴西南之凤垴顶。我决死1纵队38团与25团正在调整部署，疏于防范，以致凤垴顶阵地失守。于是，陈赓迅速命令386旅16团、决死1纵队38团、25团各以一个营进行反击。敌顽强抵抗，我军四次冲锋均被击退，双方形成对峙。日军遂以两处制高点，互为掎角，固守待援。 　　 日军抢得了先机，凭险固守，这对八路军的攻击十分不利。左权考虑到进攻路线狭窄，大部队难以展开，便决定总部特务团提前发起攻击。离总攻还有5个小时，他就向特务团下达了命令：2营从侧后摸到关家垴山顶，凌晨3时发起攻击，除掉山顶上日军的机枪阵地；3营从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突击，斩断两股日军之间的联系，随后向西突进，摸黑逐个消灭窑洞里的顽敌；其他两个营从西侧插上，防止敌人西窜逃跑。他还决定在凌晨3时发起攻击，趁敌人刚刚构筑完工事，已经疲惫不堪，正在酣睡时进行偷袭。 　　凌晨3时前，特务团就赶到了预定位置。2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关家垴山顶，随着寒光一闪，两个日军哨兵便悄无声息地倒下了。接着战士们把手中的手榴弹甩了出去，沉闷的黑夜顿时被隆隆的爆炸声打破了。爆炸声就是冲锋号，埋伏在山下的部队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起初，战斗相当顺利，特务团很快占领了一排窑洞，正要继续攻击时，左侧的一间窑洞中突然响起猛烈地机枪声，把特务团压得无法展开，密集的火力犹如一道封锁线，攻击受阻。原来在此前，日军就将这排窑洞都打通了，每个窑洞既可独立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阵前还挖有防弹壕。窑洞门前也挖了工事，构成了里外相连，窑窑相通的循环作战工事，易守难攻。由于不知道个中情况，在同日军争夺窑洞时，特务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团长欧致富一看情况不妙，就立即命令各营暂停攻击。 　　在总攻击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决死第1纵队第38团前沿阵地进行动员，彭总亲自到前线给38团的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战士们的战斗情绪一下子就给调动起来。 　　次日凌晨4时，我军按原计划向敌发起进攻。我炮兵首先集中所有山炮及迫击炮，猛轰敌前沿阵地，清除了日军在前沿表面阵地设置的地雷和各种障碍物，为步兵冲击开辟了道路。随后，386旅769团从西北、总部特务团从东北、386旅772团从东南、决死1纵队25团由南面一齐扑向关家垴。但战斗一开始就不顺利，日军用数挺机枪和投掷弹封锁了仅有的一条通往垴顶的不足一米宽的窄路，攻击部队遭到严重杀伤。据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二营教导员的景伯承回忆说，陆星五的特务团第１１连连续冲锋十二次，全连１６４人，伤亡后仅剩１５人，他的驳壳枪木壳都被子弹打飞了，副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陆星五也负了轻伤，１１连同日军在小路上冲上打下打拉锯战，拼死了２０多名日军，一个个尸体滚下坡去。 　　到中午12点左右，我军除占领敌前沿个别次要阵地外，其余均无进展，其中担任主攻的772团1营仅剩80余人，其中第1连70多人，只剩下3人，第3连50多人，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4连68人，只剩下10余人。只好停止进攻。385旅14团和决死1纵队38团对凤垴顶的攻击也同时受阻。祸不单行，此时，敌机开始轰炸我军阵地。由于我军缺乏对空作战的装备与训练，部队既没有及时疏散，又没有组织有效防空火力对空射??颗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血肉横飞。烈士们的鲜血逐渐汇成了一条条殷红色的小溪，顺着山崖往下淌。 　　陈赓见一个个英勇的战士倒下，心如刀绞。经过反复思考后，他要通了总部的电话，要求彭德怀立即停止围攻、撤出战斗。可彭德怀的决心仍未改变，下令：“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 　　下午4点，在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我军第二次总攻开始。772团、16团、38团、25团各以一个营连续向关家垴发动了18次冲锋，终于攻占了日军第一道防线。但是代价却是惊人的，16团参加进攻的一个营仅存18人，16团团长谢家庆也光荣牺牲。与此同时，在西面担负助攻任务的新10旅也遭受很大损失，旅长范子侠负伤。 　　当时参加关家垴伤员救护的战伤救护队邢修武回忆：伤员陆续被转移下来，紧张有序的战场救护工作开始了。前两批多为枪炮伤和跌创伤，下午又出了刀刺伤。八团刘排长在和日本鬼子肉搏时胸背五处受伤。由于胸腔被刺破，形成气胸压缩肺腹而导致呼吸困难。因短兵相接，受伤的官兵很多。 　　在这种情形下，刘伯承再次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彭德怀一听，按捺不住往上直窜的火气，在电话中告诉刘伯承：“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刘伯承一向不生气，但这次碰上了彭德怀的犟脾气，也是气得脸色发青，停顿了一下说：“冈崎大队死守山头，我们也不能不顾战士们的牺牲硬拼吧！”彭德怀怒气冲冲地吼道：“你不给我拿下关家垴，我撤你129师的番号！”彭德怀的犟脾气上了劲，谁也拉不住，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等人进退两难。刘伯承无奈，只得遵命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 　　10月31日拂晓，我军第三次总攻开始。第769团从西北方向攻击关家垴。关家垴西北面是五六丈高的陡崖，769团充分利用地形隐蔽接近敌人，其突击部队借助攀登工具和陡崖上的野藤树枝爬到壕坎处，但却被日军发觉，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斜坡。因地形所限，突击部队既无法发动冲击，又无法对日军构成火力威胁，在壕坎处是一种孤悬状态。到前沿阵地视察的刘伯承来到第769团，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起前面的攻击地形。看到壕坎上面的斜坡上隐隐裸露出来的黄土，刘伯承有了主意，他回过头问团长郑国仲：“那坎上斜坡是土质的吗，可以挖暗道通上去。” 　　这一句话使所有人茅塞顿开，郑国仲立即让人找来工具，组织突击队从壕坎下面往上挖掘坑道。不到两个小时，一条通往山顶日军阵地后面的通道挖成了。随后再派出突击部队攀登上陡崖，一部分隐蔽在壕坎下面，一部分从通道里爬上山顶，并将团里的火力集中起来对敌人进行猛烈攻击，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山顶上的日军以为八路军又要从斜坡上往上攻，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的斜坡，没有想到八路军从后面突然冒出来，日军阵地顿时一片混乱。这时，隐蔽在壕坎下的突击部队迅速从斜坡上攻了上来。双方在山顶平地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八路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攻上山顶，加入战斗。几经搏杀，终把日军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地段。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何志聪回忆“我们769团向垴顶发起猛攻，残余的敌人退到垴顶一个突出的孤台，在台上挖下许多猫耳洞藏身。战士们把手榴弹成捆地朝洞里炸，用石灰罐扔进去呛，用点燃的柴禾熏。突击部队则提着铡刀冲进洞奋力砍杀。”日军此时已被消灭了一大半。 　　正当攻击部队要进一步动作时，西南方向凤垴顶的日军发觉了关家垴日军的危机，逐用猛烈的侧射火力对关家垴攻击部队扫射。在这种情况下，关家垴攻击部队被迫抽出第769团两个营增援凤垴顶，又是十多次攻击...... 　　才田升回忆：“到10月31日早上，共军对文徳高地的攻击已持续了一天一夜，守卫阵地的士兵由于日夜激战，已经耗尽了弹药，处于用刺刀和敌人肉搏的困境。攻进阵地前沿的敌人，利用死角向我方战壕不断扔来手榴弹。我方士兵不停地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冈崎中佐站在阵地上指挥作战，10时30分左右一颗迫击炮弹落在近旁爆炸，冈崎支队长、藤泽少尉和犬饲上等兵当场被夺去了性命......就这样，到下午1时，支队逐次放弃了大部分主阵地，退至文徳高地的顶端台地阵地，缩小了战线......到下午3时，一部共军冲入了台地阵地，正当我军无力反击，支队的最后时刻将要来临时，共军开始了全面的撤退。” 　　激战一直持续到31日下午4时，由黄烟洞方向来援之日军1500人已逼近。彭德怀看到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便下令部队撤出战斗。是役，根据当时的我军战报，我军129师伤亡600余人，日军遗尸100多具，缴获各种枪支100多支。但据陈赓回忆，我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阵亡1000多人），日军阵地遗尸280余具（其中有大尉军官2人、中、少尉军官5人），另外还有三大堆骨灰。我军俘虏日伤兵2人，缴获步枪50多只，轻重机枪6挺。日本资料目前有两个伤亡版本，（1）台湾翻译的《华北治安战》上记载日军阵亡61名；（2）福岡刑務所作業課平成０２年０７月２０日(1990年)発行的《晋南第八中隊史－第37師団歩兵第226連隊》（作者三島啓介）中第132页才田昇（岡崎支隊長の最後）上记载，日军原有500多人，最后仅剩下203名（其中关家垴上剩61名，柳树垴上剩142名），冈崎中佐以下300多名日军战死。 　　八路军撤走后，日军对关家垴周围地区进行了疯狂报复，数天之内屠杀群众竟达6000余人。 　　参考资料： 　　《华北治安战》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晋南第八中隊史－第37師団歩兵第226連隊》（作者三島啓介）

法国神父保护数十万中国人免遭日军毒手 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传奇人物。法国神父饶家驹( 1878—1946)在上海南市区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近二十万名战争难民。在日军进占南京后的大屠杀后，饶家驹协助德国商人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保护几十万战争难民。 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六十多年，可80岁的上海老人朱伟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恐怖的日子。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闸北、虹口、杨浦一带发动进攻，第二次凇沪战争爆发。大量的难民从上海的各个方向，涌向苏州河南岸的租界。 因为在五角场的房子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阵地，爸爸妈妈领着当时才 12岁的朱伟和奶奶、三个妹妹坐了两辆黄包车，领着一家老小进了一个叫168的难民收容所。和很多进入难民区的难民一样，在那里，他可以每天吃到馒头、烧饼、稀饭，可以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 这个名为168的难民收容所正是经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批准，由法国神父饶家驹领导国际救济会成立的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从1937年11月9日成立，到1939年6月20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南市难民区共保护、收留了二十多万上海难民。 南市难民区台前幕后 饶家驹( jacpuinot de besange,S.J.)1878年生，字轶才，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饶家驹在上海成名的行为，要数他在1932年“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时的举动。 为救出几天来在闸北区和虹口区因为战火不能撤出的难民和伤兵，饶家驹冒险深入战区，以中立的宗教身份吁请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 4小时，以便撤出战区内的伤兵和难民。经过他的努力，获得成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上海报纸上的明星人物。 应该承认，饶家驹对建立南市区难民区的想法实在是迫不得已。“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当天，据 1937年《救亡日报》8月26日报道，在一天时间内，仅闸北及虹口区居民逃至租界者，总数在20万以上。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为118万、47万多。而且在战争爆发几天时间里，有八十多万难民涌进租界。 面对越来越多的难民，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恐惧因此日军趁机寻衅进入租界， 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建构围墙，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 怎么帮助这些难民呢？当时，靠法租界的原南市居民大部分进入租界，留出了大批无人看守的空屋。每天在南市区穿行的饶家驹有了一个惊人奇想，能不能把这一区域的公共场所和居民空屋全部开放，用来作为流亡难民的容身之所呢？这一想法，如果不能得到中日交战双方同意，是不可能实现的。 身为法国人的饶家驹首先与租界当局进行了沟通工作。饶家驹的具体建议是，沿着租界的范围，建立一个难民区，保护无家可归的难民，并建议中日双方不在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一建议迅速为租界当局所接受。 11月2日，饶家驹直接找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因为长期在华的救济工作，与中国的政府机关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支持饶家驹设立南市难民区的计划。 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救灾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 田伯烈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一天晚上，紧急约见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日本侵华内阁首相近卫的“智囊”，以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名义长期驻华，亲身经历过30年代中日关系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也是诱降汪精卫的主要参与人之一。 难民区粉饰日军侵略形象 在同盟社上海分社社址内，松本重治接见了田伯烈。在得知田伯烈的来意时，松本重治表示，个人赞成饶家驹的计划。 11月3日，由松本介绍，饶家驹、田伯烈与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面谈设立难民区的详细计划。在会谈中，日高信六郎担心这个难民区会成为中国军队抵抗阵地，饶家驹则代表法租界保证：这个由美国、英国、法国等民间人士管理的难民区将是彻底中立的区域，目的只是保护难民。如果有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法租界的维护人员将解除他们身上的武器。 在得到这样的承诺以后，日高信六郎马上与负责南市事务的日本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并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及陆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海军司令长谷川汇报这一计划。 对日方来说，由于进攻上海已付出惨痛代价，进入房屋密集、道路复杂的旧城厢地区，为避免与熟悉地形的中国军队展开巷战导致更大的伤亡，设立难民区不仅对其战略有利，而且可以粉饰自身形象。 11月5日，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计划。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致信给饶家驹，“我向你证实，日本陆海军当局在获悉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所给予的担保以及在特别警察保卫之下，该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将立即得到报告之保证后，出于人道，同意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此进攻，也不在该区域进行局势行动或敌对武力行为。”日本方面保证，日本军队不进入难民区，日常的维护工作由少量法租界的武装人员负责。 11月5日出版的《申报》报导说，上海市政府批准由英、法、美驻沪外交官提出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并提出具体要求：“(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 11月5日下午，饶家驹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并开始组织人员实施难民区的计划。 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表布告：“红十字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南至方浜桥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前区域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 11月8日下午，上海国际救济会派员在难民区四周各路口、屋顶竖立国际红十字的旗帜，旁缀“国际救济会”中英文字样，以免遭日机轰炸，并在方浜路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定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今方浜东路、中华路交界处)，西端为方浜桥(今方浜西路、人民路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该难民区可通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便于浦东难民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可接纳难民。 11月9日12时起，南市难民区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天，就收容了两万难民。至11月15日，南市难民区收容难民已超过10万人，难民收容所共104处。据不完整统计，难民区自成立至1938年11月一年间，所收容的难民不下30万人。 南京安全区角力 1937年11月19日中旬，日军将向南京发起进攻。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拉贝德士、史迈士和米尔士等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和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们开会，一致决定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也称难民区)，以便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保护未来得及撤离的难民。这个想法得到了美国大使馆和国民党方面的孙科、张群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支持。 11月22日，德国商人拉贝被推选为筹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会议并决定于当天晚上将成立安全区的建议和计划通过上海美国总领事转交给日本大使，并呼吁日本当局迅速考虑答复。 建议书里称：“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国际委员会同时和中国政府接触，并开始筹建常机构。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国际委员会，同时交给该委员会一些款项、粮食及警察。 然而，时间截止到25日，日本方面仍然没有对建议书作出答复。27日，由于还没有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 11月29日晚上，国际委员会再想方设法找到了创建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同日本驻华大使联系，或者联系参赞日高信六郎，把南京安全区的地图交给驻上海的日本军队司令看，请他同意在南京成立难民区。 12月1日，饶家驹得到日本政府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电文称：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电报解困 尽管日本政府对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措辞巧妙，给安全区留了一条后路。据电台报道，伦敦把这个答复视为断然拒绝。国际委员会认为，“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等等这些已经令人非常满意。 收到这一电报后，国际委员会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饶家驹神父回复了一份电报，希望他同日本当局再次联系，以便使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 这封电报内容如下：“饶家驹神父：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 在此同时，南京国际委员会仍然加紧实施安全区的计划，积极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内撤离。按照计划，国际委员会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在约 3.86平方公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12月12日，南京沦陷，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保护了 25万中国难民的生命。 应拉贝先生的邀请，饶家驹准备到南京，指导南京安全区的救济工作。但由于事务繁忙，未能成行。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开始强迫安全区内难民各自还家。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1938年5月，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关闭。 2005年12月底，由西门子公司出资，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将在南京大学校园内，重修拉贝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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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罪证——抗战时期日本出版的杂志 　　我们从档案局收藏的日本出版的《历史写真》等杂志上，可以看到当年的大量图片，日寇侵略的罪恶行径历历在目。那些侵略者自己的“立此存照”，一幕幕再现了当年情景，让人既熟悉又陌生，更令人震惊、无比地沉痛。 这些于由日本出版的杂志，是侵略者炫耀武功的心态表现，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罪恶历史，铁证如山，不容抹煞。 《历史写真》第355号刊载的日本帝国海军 《历史写真》第337号刊载的日本海军封锁中国南海海域（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特辑 注意日本海军士兵均头戴防毒面具，这也不打自招的说明日本海军正在使用化学炮弹轰击中国海岸。 《历史写真》第369号刊载的佐世保日本海军第2舰队特别陆战队特辑 《历史写真》第358号刊载的联合舰队第7雷击战队（鱼雷攻击机）特辑 支那事变写真 支那事变画报 无耻的谎言——“支那事变”四周年纪念号中刊载的北京市民的“安详生活” 在广州湾登陆的日军第2师团（仙台师团） 在山西境内作战的日军第1军骑兵部队 《历史写真》第361号刊载的所谓华南战线“建设” 《历史写真》第343号刊载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特辑 日军步坦协同 《历史写真》第359号刊载的关东军特辑 《历史写真》第338号刊载的华南战线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