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纪念：寻访日本老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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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１５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２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一批被我俘虏的日本兵，经过八路军耐心地说服教育，终于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良心发现了、觉醒了，自愿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他们组织了“反战觉醒联盟”，印传单、写标语、做慰问袋、到炮楼前喊话，对瓦解日军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笔者在日本通过多种途径寻访到十来位依然健在的日本八路，本文介绍其中３位。

前田光繁在中国

第一个日本老八路 前田光繁

日本老八路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田光繁先生。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９日，他被八路军俘虏，被连夜带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他痛苦、挣扎，千方百计想逃跑，也想自杀。但是，八路军亲切热情地对待他，自己吃玉米饼子、野菜汤，给他弄来馒头、烙饼、白菜豆腐，有时还有肉。１２９师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用流畅的日语，耐心地给他讲解战争的本质，讲历史上中日友好的故事；还带他到被日军“三光”扫荡后一片惨景的村庄参观，访问被害者家属，他的心被震动了。在八路军中生活了几个月，前田光繁终于觉醒了，他亲身体会到八路军是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所以决定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在山西省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部召开的庆祝新年的联欢大会上，前田光繁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第一个日本八路军战士。朱德总司令走上台，用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着前田光繁的手说：“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正是日寇侵华最凶残最嚣张的时期，前田光繁参加八路军给敌人极大的震惊，就像放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他在八路军部队里积极工作，进步很快。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在前田光繁的带动下，“反战觉醒联盟”在辽县麻田村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反战觉醒联盟”。到１９４４年，全国发展到１３个联盟，盟员有２２３人，后来又在延安成立了反战同盟。１９４２年春天，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工作，直到１９４５年“８·１５”日本投降。一个月后，他又奉命带领２００多名反战同盟成员日夜兼程徒步奔赴东北，积极投入遣返日军战俘和日侨的工作，随后被调到“东北老航校”任政治科长。

前田光繁在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工作了２０多年，直到１９５８年才回到日本。他回到日本后，成为日中友好的带头人，通过讲演、作报告、写文章、出版自传，以他的亲身经历讲述日军侵华战争犯下的暴行，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介绍中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

１９８６年，前田光繁和几位日本老八路，应邀来北京和延安访问。

２００５年８月，十几位日本老八路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典，受到胡锦涛主席和唐家璇国务委员的接见。特别是前田光繁，因为在山西省武乡县战斗过近４年，武乡县政府邀请他到阔别６０多年的第二故乡，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祝大会，到他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探访。在枣林村与乡亲们座谈时，得知乡亲们的收入还很微薄，前田光繁还给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又与县委书记商谈如何发展老区经济。

从山西回到日本以后，前田光繁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２００６年夏，他还组织商贸代表团到山西省与官员商谈贸易事宜。

如今的前田光繁已是９０岁高龄的老人了。当初刚回日本时曾一度被日本警视厅人员跟踪盯梢，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一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以打零工为生。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中国，惦记着山西。前田老人说：“我欠中国的太多太多，是中国使我得以新生，我应该多多补偿中国人民……”

日向胜在接受采访

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 日向胜

在日本神户市日向胜先生家中，笔者采访了这位当年的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如今，日向胜已８６岁高龄，回忆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经历，感慨万千。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清晨，新四军一师在江苏车桥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此役，新四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日伪军９４０人，俘虏２４人。日向胜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同时被俘的还有他手下的１４名士兵。他是炮兵中尉，在被俘日军中职位最高。

刚被俘时，“我很坚决，绝不投降”，日向胜回忆说：“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加入新四军。”他还极力劝说部下也加入新四军。于是，１５个日本战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是日向胜的１４个部下都同意加入新四军。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这是抗战以来，日本战俘加入八路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那个年代，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笔者问日向胜。他沉思了一下说：“有两件事。一是我在新四军炮团当作战参谋时，受到了新四军最高将领陈毅的接见和表扬。一个日军战俘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着实让我激动。另一件事就是难忘一位警卫员。在一次战役中，我在前线指挥战斗，一发炮弹突然呼啸而来，这位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将我推倒，飞扑到我身上。爆炸声传来，弹片四飞，惊险过后，我安然无恙，警卫员却受了伤。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却笑笑说：‘这是应该的，您是指挥员，不能少。为了保护您，我就是死了也不打紧……’”

１９５８年，向日胜回到日本。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了一家旅行社工作，往返于日中之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利用“职权之便”，向他的游客们宣传中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

山下好之在写回忆录

培养“中国通” 山下好之

日本“八·四会”（八路军、新四军协会）成立于１９５８年，会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人。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在世的只剩１０余人，且大都年过八旬。对日本和中国来说，他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亲历和掌握日本侵华暴行及证据的日本人。山下好之先生就是“八·四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我对山下先生的采访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每次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总是笑眯眯地一再说：“参加八路军，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山下好之１９４４年４月从日本山口县宇部市工业学校毕业不久，便被强征入伍，被送到日军驻上海第一海军军需部服役。８月的一天，他与９名士兵奉命乘船运送枪支弹药到青岛，不料途中遭遇台风，船在靠近山东海阳县海岸时触礁。眼看就要没命，大家只好跳海逃生。１０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岸，却当场被八路军武工队活捉。

这些丢了武器的日本兵吓得浑身直抖，因为他们听长官说，一旦被八路军生擒，肯定会被杀掉。可八路军不但没杀他们，还给他们发服装，让他们吃热馒头、喝鸡蛋汤。于是，山下明白了，八路军是不杀俘虏的。几天后，山下等人被送到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

１９４５年５月，他被送回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东北的１００多万名战俘和日本侨民需要安置，急需会说日语的人。山下随即奉命火速赶往东北，帮助做安置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下又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过黄河、跨长江，一直打到广州，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至今还记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一天，他和大家一样兴奋得热泪直流。１９５３年，山下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和政治经济学，１９５５年又到复旦大学学习中文。

１９５８年，山下回到日本。为了让更多的日本青年学说汉语，他相继开办了两个中文班，自任老师，培养了不少“中国通”。笔者到位于江户川区的中文班采访时，负责人平泽一二说：“山下老师不仅教我们中文发音和写作，还组织学员重游他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地方。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如今，山下先生的中文班仍在招生，在日本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像其中一个中文班的负责人所说：“日中友好是个长远的事业，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后继有人，必须从年轻人抓起，所以山下好之先生还在江户川区里的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孩子们讲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育孩子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殷占堂 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