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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在上海的“思想战”


死了都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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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坚持正义的电台,日方最常用的制裁手段就是使用电波干扰,使电台无法正常工作。

  此外,日伪当局派遣特务暴徒,制造恐怖案件,威胁坚持正义的播音人员。在罪恶累累的伪黄道会歹徒制造一系列恐怖案的计划中,就有“向宁波路沪东无线电台投弹;向爱文义路呼号为X.M.H.C的无线电台投弹;准备向北京路大陆无线电台投弹”的记录。1938年6月12日晚,拒不登记的华东电台门口发现一枚手榴弹,幸未爆炸。西华美电台的播音员阿尔考特广播的密勒氏评论节目最受上海听众及周边地区听众的欢迎,日人对此寝食不安,先抛投炸弹予以警告,继将阿尔考特列入暗杀黑名单中,又威吓台主美国人哈克生等,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对付该电台的短波发送,日方当局还建造了两架一千瓦的大功率播送机,专门用于干扰西华美电台及另一坚持中国抗战的华美电台的短波播音。

      对出版界的破坏和控制

  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出版业也进行极力破坏和严厉控制。八一三战争开始后,日军就占据了位于虹口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总厂,用为军营。大批教科书、参考书被认为宣传抗日而没收,被送入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等国学名著则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化用于制造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康熙字典》、《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纂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昭明文选》、《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书的铜锌版被毁,直到抗战胜利后这些书均无版重印,损失巨大。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大出版社的印刷工厂、仓库等也因设于闸北、虹口等地遭到破坏和侵占,如日军将世界书局总厂宣布为军管工厂,交给华中印书局委托经营。在险恶的环境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等出版社,均将总管理处迁往香港或重庆,留沪的则将原规模缩小,或改为分店,主要以销售存书来维持经营。加之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当局不断进行威胁,迫使租界当局对界内的出版业进行压制,禁止有关政治宣传类书籍的出版,同时由于和内地的交通受阻,销路减少,加上物价上涨,购买力低下,成本价格增加等原因,致使在日军占领初期,上海出版界的出版物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就商务、中国、世界、大东、开明、正中六家书店看,新出版的书,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9月,计出一般用书773种,较战前一年减少904种;教科书127种,减少116种;大部书(丛书)734种,减少2165种,以上三种并计,较战前一年,总共减少3185种。

  在日伪黑暗统治下,上海的出版界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书业中人借助租界的特殊环境继续坚持斗争。这一时期尽管出版物的总量在下降,但革命史著作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的出版并未见减少,尤其是一些中共出版物得以出版,如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朱德的《三年来》、《皖南惨变面面观》、艾思奇的《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等等。这给上海民众带来了抗日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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