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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中孙夫人宋庆龄手捧拾获的日军炮弹在残墙壁下留影，以示不忘国耻。 淞沪抗战中我军大刀队奔赴前线时留影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淞沪抗战中我军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 淞沪抗战中正在指使杀人的日军刽子手 停泊在上海黄浦江面的日本军舰1937年8月13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日军11月12日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这是中国八年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历时三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五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七十余万人，伤亡达十余万人。据当时一位日本随军记者的《上海通讯》，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大肆屠杀中国人，上海血流成河，黄浦江中鳗鱼围啃尸体。 淞沪抗战中掷弹焚烧江湾跑马场后的日军 8月23日，日军援军在上海登陆 旧书店里发现《上海通信》　 上海收藏家王毅2004年5月7日一家旧书店发现一本日本旧著《上海通信》，第一页上就印着一幅日军绘制的京（南京）沪地区军用地图。《上海通信》为日文版，32开本，用道林纸印刷，共354页。该书于1937年11月5日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发行。这是日本人自己写的纪实文章，属世界媒体最早报道日军大规模入侵上海的新闻作品之一。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上海之战如今已经可以与西班牙内战中马德里市的攻防战，日俄战役中旅顺要塞的肉搏战相媲美了。希望它（指该书）是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令人刺激的上海现在及将来的考察评判。” 全书三十多万字，记载详尽，还配有当时拍摄的23幅黑白照片，包括日军登陆、进入阵地、日军舰在上海外滩黄浦江江面炫耀武力、占领吴淞镇合影和战俘照片等。 8月23日在吴凇、川沙镇不幸被捕的我军士兵，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惨遭杀害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被我击伤的日军 《上海通信》的作者 王毅经过考证，查明了《上海通信》作者的身份。此公名叫木村毅，为日本著名作家，1933年2月曾赴沪采访。1937年8月21日（淞沪战争爆发后第八天），他作为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的从军记者奉派到上海采访战事，此后亲历淞沪战争，几乎每天一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 《上海通信》出版时淞沪战争即将结束，该书在第一时间完整地记叙了这场战争，具有史料价值。王毅购得的《上海通信》一书，最早由日本人内野收藏，后来他将此书卖给开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流入书市。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登陆中的日军 头可以随便砍 木村毅1937年8月21日抵达上海，并开始上海从军记者生活。到达上海时正好在码头上看见日本人处决中国人，“当时一群人被绳子如念佛珠般绑着行刑。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的血流成河。” 木村毅在《上海通信》中写到：“头可以随便砍，还挺有趣的。正如曾在高知商校担任剑道教师现在官至准尉的××说，他曾一气砍掉四十个人的头，砍到后来他自己也麻木得不知砍了多少头。恒冈队长也曾用佩在腰间的传家宝刀砍死三十余人。据他夫人讲，恒冈队长是一个喜欢收藏刀剑的人，他曾说，一生中只要一次，让他来试试这些刀剑砍人。现在他如愿以偿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敌在泗塘桥施放大量毒气，伤我官兵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内景 黄浦江鳗鱼啃尸体 “也有烧鳗鱼，但是我已经没有吃的勇气了，因为我在黄浦江的下游看到了许多鳗鱼围着尸体啃食的情景。不管是长江还是黄浦江，那浑浊的江水是最适于鳗鱼生长的。而那些江面上漂下来的已经腐烂的尸体，被桥墩和芦苇搁住，如果你用棍子悄悄拨一下的话，大致都会看到鳗鱼依附在尸体旁。看到这些，我大约在二、三年内不敢吃鳗鱼。” 上海变成庞贝废墟 《上海通信》包括多篇文章，其中有《战死不一定荣誉》、《空前绝后的白刃大战》、《十里风飘腥臭味的吴淞镇》等文，作者写道：“到处是废墟、断墙残壁，毫无生气，只有家与家之间的草地上传来一些虫鸣声……以租界为中心，上海到处是被烈火吞噬的地方。在云高月明之夜出门所到之处，到处是断墙残壁。如同站在古代千年废墟庞贝一样。” “在上海公共租界中主要是支那人商店街，那里会随时出现许多便衣队，混在老百姓中朝我们日本人开枪，所以在20日我军一把火将它们全烧了。大火足足烧了有十天。”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在前线视察 中国士兵不喊救命 《上海通信》谈到被俘的中国士兵时说：“俘虏中很少有人会喊‘救救我’，许多人有很强的抗日意识。……从支那人口袋里搜出的信件（我有几封）中频繁使用抗日杀敌之词，就是‘杀仇敌立新功归来’等，是俘虏的亲人们来的信。” 书中记录了作者与日本《少女之友》杂志编辑这样一段对话： 问：听说支那兵比想象的要强。（“支那”是对中国的蔑称。——编者注） 答：非常强。 问：以前说到支那就是弱国，支那军队是一支软弱的队伍印象……现在说他强大是科学训练的结果呢还是因为支那人特有的抗日感情? 答：当然不能轻易断定，但是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普及教育的结果。 在《上海通信》刊印的照片中，有被俘的中国空军士官阎海文半身照和身份证明等资料。阎海文被俘后宁死不屈，自杀身亡。 掩盖侵占事实 木村毅在《上海通信》中清楚地说明了日本当局对侵略事实的蓄意掩盖，“吴淞镇虽然占领了，但是某某总部还不允许上街，因为还要对中国的便衣队实行扫荡，也就是施行例行公事，烧光政策。我在发给报社的电文稿件中对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使用了‘如×××般恶臭’，结果被武官室删除了。他们说，皇军绝对不允许使用这种词汇，即使这种刺激性词汇只是用来形容也不行。”

这两个月网上的资料比较多。

８月１５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２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一批被我俘虏的日本兵，经过八路军耐心地说服教育，终于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良心发现了、觉醒了，自愿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他们组织了“反战觉醒联盟”，印传单、写标语、做慰问袋、到炮楼前喊话，对瓦解日军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笔者在日本通过多种途径寻访到十来位依然健在的日本八路，本文介绍其中３位。 前田光繁在中国 第一个日本老八路 前田光繁 日本老八路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田光繁先生。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９日，他被八路军俘虏，被连夜带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他痛苦、挣扎，千方百计想逃跑，也想自杀。但是，八路军亲切热情地对待他，自己吃玉米饼子、野菜汤，给他弄来馒头、烙饼、白菜豆腐，有时还有肉。１２９师敌工科科长张香山用流畅的日语，耐心地给他讲解战争的本质，讲历史上中日友好的故事；还带他到被日军“三光”扫荡后一片惨景的村庄参观，访问被害者家属，他的心被震动了。在八路军中生活了几个月，前田光繁终于觉醒了，他亲身体会到八路军是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所以决定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在山西省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部召开的庆祝新年的联欢大会上，前田光繁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成为第一个日本八路军战士。朱德总司令走上台，用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握着前田光繁的手说：“欢迎你参加我们八路军，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 １９３９年正是日寇侵华最凶残最嚣张的时期，前田光繁参加八路军给敌人极大的震惊，就像放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他在八路军部队里积极工作，进步很快。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７日，在前田光繁的带动下，“反战觉醒联盟”在辽县麻田村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反战觉醒联盟”。到１９４４年，全国发展到１３个联盟，盟员有２２３人，后来又在延安成立了反战同盟。１９４２年春天，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工作，直到１９４５年“８·１５”日本投降。一个月后，他又奉命带领２００多名反战同盟成员日夜兼程徒步奔赴东北，积极投入遣返日军战俘和日侨的工作，随后被调到“东北老航校”任政治科长。 前田光繁在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工作了２０多年，直到１９５８年才回到日本。他回到日本后，成为日中友好的带头人，通过讲演、作报告、写文章、出版自传，以他的亲身经历讲述日军侵华战争犯下的暴行，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介绍中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 １９８６年，前田光繁和几位日本老八路，应邀来北京和延安访问。 ２００５年８月，十几位日本老八路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典，受到胡锦涛主席和唐家璇国务委员的接见。特别是前田光繁，因为在山西省武乡县战斗过近４年，武乡县政府邀请他到阔别６０多年的第二故乡，参加抗战胜利６０周年庆祝大会，到他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探访。在枣林村与乡亲们座谈时，得知乡亲们的收入还很微薄，前田光繁还给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又与县委书记商谈如何发展老区经济。 从山西回到日本以后，前田光繁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２００６年夏，他还组织商贸代表团到山西省与官员商谈贸易事宜。 如今的前田光繁已是９０岁高龄的老人了。当初刚回日本时曾一度被日本警视厅人员跟踪盯梢，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一直未能找到正式工作，以打零工为生。尽管如此，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中国，惦记着山西。前田老人说：“我欠中国的太多太多，是中国使我得以新生，我应该多多补偿中国人民……” 日向胜在接受采访 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 日向胜 在日本神户市日向胜先生家中，笔者采访了这位当年的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如今，日向胜已８６岁高龄，回忆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经历，感慨万千。 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清晨，新四军一师在江苏车桥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此役，新四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日伪军９４０人，俘虏２４人。日向胜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同时被俘的还有他手下的１４名士兵。他是炮兵中尉，在被俘日军中职位最高。 刚被俘时，“我很坚决，绝不投降”，日向胜回忆说：“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加入新四军。”他还极力劝说部下也加入新四军。于是，１５个日本战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是日向胜的１４个部下都同意加入新四军。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这是抗战以来，日本战俘加入八路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那个年代，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笔者问日向胜。他沉思了一下说：“有两件事。一是我在新四军炮团当作战参谋时，受到了新四军最高将领陈毅的接见和表扬。一个日军战俘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着实让我激动。另一件事就是难忘一位警卫员。在一次战役中，我在前线指挥战斗，一发炮弹突然呼啸而来，这位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将我推倒，飞扑到我身上。爆炸声传来，弹片四飞，惊险过后，我安然无恙，警卫员却受了伤。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却笑笑说：‘这是应该的，您是指挥员，不能少。为了保护您，我就是死了也不打紧……’” １９５８年，向日胜回到日本。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了一家旅行社工作，往返于日中之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利用“职权之便”，向他的游客们宣传中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 山下好之在写回忆录 培养“中国通” 山下好之 日本“八·四会”（八路军、新四军协会）成立于１９５８年，会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人。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在世的只剩１０余人，且大都年过八旬。对日本和中国来说，他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亲历和掌握日本侵华暴行及证据的日本人。山下好之先生就是“八·四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我对山下先生的采访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每次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总是笑眯眯地一再说：“参加八路军，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山下好之１９４４年４月从日本山口县宇部市工业学校毕业不久，便被强征入伍，被送到日军驻上海第一海军军需部服役。８月的一天，他与９名士兵奉命乘船运送枪支弹药到青岛，不料途中遭遇台风，船在靠近山东海阳县海岸时触礁。眼看就要没命，大家只好跳海逃生。１０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岸，却当场被八路军武工队活捉。 这些丢了武器的日本兵吓得浑身直抖，因为他们听长官说，一旦被八路军生擒，肯定会被杀掉。可八路军不但没杀他们，还给他们发服装，让他们吃热馒头、喝鸡蛋汤。于是，山下明白了，八路军是不杀俘虏的。几天后，山下等人被送到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 １９４５年５月，他被送回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后，东北的１００多万名战俘和日本侨民需要安置，急需会说日语的人。山下随即奉命火速赶往东北，帮助做安置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下又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过黄河、跨长江，一直打到广州，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至今还记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一天，他和大家一样兴奋得热泪直流。１９５３年，山下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和政治经济学，１９５５年又到复旦大学学习中文。 １９５８年，山下回到日本。为了让更多的日本青年学说汉语，他相继开办了两个中文班，自任老师，培养了不少“中国通”。笔者到位于江户川区的中文班采访时，负责人平泽一二说：“山下老师不仅教我们中文发音和写作，还组织学员重游他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地方。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如今，山下先生的中文班仍在招生，在日本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像其中一个中文班的负责人所说：“日中友好是个长远的事业，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后继有人，必须从年轻人抓起，所以山下好之先生还在江户川区里的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孩子们讲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育孩子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殷占堂 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