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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的中国陆军精锐部队 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的感叹。事隔68年，可惜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记载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悲壮与惨烈。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地面部队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宪兵1个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兵力总数75万人以上。还有空军的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包括陆军共9个师团又2个支队(相当于1个旅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以及海军第三和第四舰队。其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争其实是两国总体实力的比较，参战的第26师副连长何聘儒战后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师里，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机枪，50多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枪支时有残缺不全，有的甚至没有来复线，乃至用麻绳捆绑避免枪栓脱落。我们欠缺的也不仅是装备。劳声寰后来回忆一个很小的细节:埋锅造饭，“行军锅在那里做饭，烧得满天烟火冲天，这等于报告敌人，‘我在这里你来啊’，我们很多的部队，没有跟敌人见面就垮了，就这样被日本的炮兵、飞机给炸了。” 在一派沿江平原的淞沪战场，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从全国各地仓促赶来的中国军队几乎连像样的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就这样常常整连整营战死，而后继部队的士气却从未有任何的消退，依然一往无前。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淞沪会战中，由于战略指导思想错误，大批精锐部队陷入了“绞肉机”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黄金年代”的阴影——两次淞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主笔 蔡伟） 抗战前，中国国民政府抓紧时间完成了全国军队的初步整编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一号轻型坦克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 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中国从德国引进过一批37毫米反坦克炮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淞沪会战中被击落的中国“霍克”式战斗机，阎海文烈士就是在被击落后拔枪射杀多名围上来的日军后牺牲。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中国海军在短短数月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图为9月24日被日机炸沉的“宁海”号巡洋舰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日机拍摄的正在遭到轰炸的“平海”号巡洋舰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资料整理:实习记者葛维缨) 在断壁残垣中行进的侵华日军 1937年8月20日: 各路人马，中国将领布局上海 司令长官的“大刀战术” 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冯玉祥就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情绪中。 1937年8月20日，冯在无锡锦园就职，多年来与蒋介石的恩怨似乎已经一笔勾销，“七七事变”后他一直主战尤力，外界甚至谣传他在中央会议上因抗战要求为蒋所不赞成而欲拔枪自杀。 “他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在当时，可以作为民众的一种抗战精神偶像而存在。因为1933年他就组织了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抗击日军。他出任第三战区长官，对社会上一般民众情绪影响很大。”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忻平教授说。 冯玉祥近几日一直在激战的前线视察，要不就是慷慨演说“牺牲小我”。16日，他写下了遗书7条留在家中，根据他的参谋部人员葛云龙记录，当时冯在视察中听到前线炮声，非常激动，说:“我年来奔走抗战工作，今日始听到我民族的怒吼声，何等痛快。” 日军飞机在上空一直跟踪着冯这群人，“势极危殆”。冯玉祥大怒着与张自忠等人说:“敌机如果投弹，自难幸免，我当呼‘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虽以身葬，必留着壮丽口号作为我民族企求解放的最后呼声。” 听到消息的蒋介石致电冯，告诉他要“多多指教前方将领，因为将领普遍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冯一直被献身的慷慨精神所驱使，当时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死。现在我们前方将领都是有血性、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南京大本营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淞沪一带的军事部署多有建议，战争中他来拜访前线的冯司令长官，提出多研究现代化作战方案，早做应对之策。冯很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工业赶不上日本，因此战术等项应不同于敌人。当年在喜峰口作战，我第29军的大刀也能特别奏效，又何惧敌现代化坦克。” 冯玉祥确实把重点放在了抗战情绪的鼓动上，据当时采访他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那时候我天天绕道公共租界去前线采访，在真如前线采访了冯玉祥将军，他身穿灰布棉军装，精神奋发，说:‘抗战不能单靠军队打仗，还要靠人民的支援。’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上海民众起的作用，又说苏州两位60多岁的老人来上海前线劳军的故事，他说自己被老人深深感动了。” “实际上，冯的职位是名义上的，他实际上并未指挥过淞沪抗战。”忻平教授说，“蒋介石稍后就调派了黄埔系的两个高级将领负责指挥淞沪战局:8月18日，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26日，顾祝同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9月12日，冯就被调离。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距离他上任不到一个月。 这批黄埔系的军官显然与冯玉祥有截然不同的指挥方略。 秘密战争准备 8月20日，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遭遇了淞沪抗战中最让他难过的事件:他让自己的学生——坦克连的连长，开着几辆破坦克(刚在厂内修理过，好的坦克全部运往北方前线)直冲杨树浦，结果连人带坦克尽数毁灭。“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难过。”张治中的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在1936年2月担任京沪抗战秘密指挥部负责长官以来，张治中一直到此时还在焦虑中，当时为止的淞沪作战方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在1936年受命后，为了掩饰自己的秘密工作，他在苏州留园秘密设立“高级教官室”。后来又用了更隐秘的“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之名，带领参谋人员布置抗日备战，当时不仅构筑了遍及江南平原的防卫攻势，还做成各种军事研究报告、战时外交报告等。“一亭台，一水榭，幽静曲折有趣，乃至水池里各种各样的金鱼，古老的树木，鲜艳的花卉，都极尽园林之胜。”张记录留园，是因为每块假山石畔，都“留下我一点深思熟虑的痕迹啊”。 当时一切都是隐秘进行，张的下属张柏亭回忆当时在沪郊区修建国防据点:“利用警察派出所的名义，圈好地点，围上篱笆，找几间平房，再在其中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这样的工事在上海一共修建29座，可惜的是，在靠近日军据点的江湾等处没有修建工事。 “七七事变”当日，张治中尚在青岛养病，第二天回到南京，接受京沪警备区司令官一职。他将自己指挥的部队分批悄然调往上海。第二师的一团是化装为宪兵开进上海的。他的观点就是:“先发制敌打击日本。”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日军若有任何一点异动，则都应该主动发动打击。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此时的南京统帅部已经同意张治中的作战计划，11日深夜21时，张命令第87军的一部进至上海市中心区，其余各师编布上海郊区要塞，炮兵自南京向上海启程，江防主力控制于太仓附近。 他在夜半离开苏州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当日上海居民醒来，都问“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神速？”事先控制了交通工具的张治中就这样一夜之间进入上海阵地。曹聚仁记载当时88军进入上海，他得到友人电话通知，但当时普遍无人知晓，“午夜时分，一路灯明人静，连接到电话的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到早上，虹口闸北的居民才纷纷搬家，有如潮水，渐渐汹涌起来。公共租界的东区，就给搬家的狂潮淹掉了。西藏路上，车辆前挤后涌，杂以嘈杂人声，“有着世纪末的气象”。 8月11日南京统帅部的决定还是不够清晰的。研究本次淞沪抗战的学者江祖亮说:“规模是逐步扩大的，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投入几十万兵力打一场大会战。”是8月20日蒋介石扩大作战决策，将淞沪战场像火团一样进一步引爆。而其中陈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日，当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赴上海前线视察，20日返回南京，向蒋提出扩大作战的建议。陈的回忆资料记载:“返京后，领袖询问视察情况，熊式辉云‘不能打’，陈云‘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陈诚又要求向上海增兵，当日，大本营宣布陈诚为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队伍赴沪参战。 此时陈诚、张治中一批将领心中，不仅筹划着上海市区那楼宇之间的战地，更自恃上海郊外有“兴登堡防线”之称的“苏嘉”等几道防线。1935年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是个很了解当时中国工业能力、财力和官兵素质的人，他知道在中国要建立德国标准的陆军很困难，但是，建立“轻装快速部队”，依仗交通工具迅速集结是很有效的。 “当时的中央军校学员们很听从他的观点，法肯豪森称赞他的学员们是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台湾研究者文强很赞许法肯豪森当时起的作用，而这几条防线正是在法肯豪森指挥下修建的。 从1936年开始，法肯豪森就开始考察江南平原的防线，要求将暴露的武装全部转移到地面纵深处，由钢筋水泥筑成的防线围护着主要阵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当时的施工者全部是部队士兵。 “然而，许多工事层层转包，奸商趁机偷工减料，一些永久性的工事仅为孤立的小城堡。”忻平教授说。当时有人向军事当局报告:“进入这种工事，如同进入棺材，互相不能支援，除了与战地共存亡，别无出路。”日后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点。 但是，这些并不是张治中所能预料到的，此时，上海市区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中。从13日开始进攻的日军此时已经退缩，其阵地以汇山码头为起点，沿北四川路到日海军司令部，呈长蛇状，中国军队的作战部署就是集中攻击其指挥中枢。 在废墟中运送伤员的中国担架兵 汇山码头的尸体 20日晚间，抵达上海后没有休息的宋希濂带领的中央警卫军改编的精锐部队36师接到命令，攻打汇山码头。第216团在白天侦察地形，夜间12点，炮火闪现在昔日的民房窄巷间，进攻开始，第一营的目的地就是汇山码头，但是沿路有两个日军据点。 据点在唐山路口的四五层楼上，日军一直向下俯射，居高临下的射击使中国军队无法前进。胡家骥团长在一小时的相持后带着部队逐屋争夺，他自己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两名卫士，一个牺牲，一个中了两弹，他自己受了五处轻伤，终于冲过了据点，过百老汇路，东熙华路，直逼汇山码头。马路上的日军于是纷纷逃跑到外白渡桥，向守卫英租界的士兵投降。 而汇山码头铁栅门内的日军却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借助江上军舰的炮击，他们坚决抵挡着中国军队。胡团长一度爬到铁门之上，士兵们更是层层跟上，但是军舰炮队的轰击和楼房上的日军放射的密集小炮弹更使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 此时张治中派遣的坦克出现。连长已经和张说过，车太坏，敌人的火力又过于猛烈，步兵也跟不上。但是张说:“那不行，你坦克不攻入，休来见我。”坦克确实鼓舞了中国士兵的士气，两连步兵跟着坦克开始新一轮冲锋。可是一是没有经过步兵坦克的配合训练，一下子队伍陷入混乱。二是从修理厂出来的轻型坦克薄钢板根本没有阻碍炮火的能力，甚至经不起集束手榴弹的爆炸。结果坦克被击毁，步兵成群地被打死在坦克后面。 “我军官兵很多人壮烈殉国。”宋希濂认为这是中国军人的骄傲。当日汇山码头一战，36师伤亡570人，日军死伤400余人。 “这天虽然一度攻入汇山码头，仍是站不住脚。”张治中在记录当日战况时这样写道。而更深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的落后装备无法击破日军坚固堡垒。张治中的战时“机密状况报告”中一再出现这样的记录:“命中虽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由于火力不足，我军激战终日，终未得手。” 但20日由王敬久带领的87师则自动将即将到来的胜利放弃。19日晚，四川北路阵地上的王敬久师在一居民带领下，通过一条无人看守的小路进入日租界，直逼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曾使中国军队兴奋不已。20日拂晓，张治中在南翔指挥所，很高兴地摊开地图，研究87师占领的街道名称，曾对他的参谋们说:“王敬久说部队疲劳，凌晨2点钟停止整顿，准备今晚猛攻，我允许了。”下面的参谋悄悄议论这不合理，如果白天日军调动，加上日舰支援反攻，则87师难以守住。果然，20日白天，部队退回原来阵地，损失颇重。 记录此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参谋张柏亭后来听说，当日王敬久异想天开，将师部电话与租界电话接通，本人住进租界内用电话遥控指挥。师长如此，则下属当然不会力战，张治中劳而无功。 在日军抵达前，即被炸毁的桥梁 浦东竹林中的炮火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当时国民政府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自己的部队在战争初期的状况这样形容。但是，显然当时的上海市民不这样认为，右路军在战争初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浦东炮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誉之为“神炮”。 “当时领空领海已经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所左右，敌人军舰在30艘上下，每舰有大炮12门以上，30艘军舰共有360门炮，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但即使在这样劣势的情况下，浦东炮兵仍沉着应战，先后击中敌舰在20艘以上，包括敌旗舰‘出云号’，可惜我们的炮口径小，威力不足，没能把它击沉，但在精神上已经给敌人以重创。”当时55师330团的团长孙生芝回忆。 所谓的劣势，是炮兵阵地使人难以置信的只拥有6门“卜福斯”山炮，这6门“神炮”的阵地隐藏在浦东洋泾的竹林、沟渠中，所以开战以来，日军的飞机不间断地出动，想击毁炮兵部队在黄昏和夜间的袭击，但始终无功而返。 当时在黄浦江对岸设立有秘密观察所，利用海底电线通信，协助指挥炮兵射击和修正弹着点偏差。“当时的战略，是要阵地和观察所绝对隐蔽秘密，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不盲目打击，提高命中率。我们支援浦西作战，不管白天黑夜，有求必应。”孙生芝回忆。 观察所设在浦西江边一所教堂的顶楼，辅助观察所设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楼顶，这些设备为保密全部用麻袋盖实，恐怕夜深人静时电话铃响，被停在同一大楼前面的黄浦江上的敌舰察觉。 “为什么敌人对这大楼不加以破坏呢？原因是‘出云号’经常停泊在楼下江面，这一位置是浦东炮兵弹道死角内，使敌舰有安全感，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浦东炮兵的观察所近在咫尺。”张发奎的回忆显得很兴奋。 炮兵们经常在夜间拖着大炮出动，8月战役初起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是在浦东对日军机场的突袭，由于计算精密，8分钟打了800发炮弹，事后得悉，当夜击毁敌机5架。 身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很是钟爱这些炮，经常亲自去指挥射击。8月20日，在炮兵阵地附近，掩体工事正在加筑，几十名便衣岗哨不停地绕来绕去，严防一切闲杂人等的靠近。之所以加强防护，是因为阵地由于疏忽，差点毁在当时的上海记者手中，前些时候，一批记者来炮兵阵地访问，得到营长许可后，给竹林深处的“神炮”拍照。次晨，照片和访问详情刊登在报纸上。拿到了《时事新报》的张发奎大为震惊，迅速变换各炮隐藏位置，到中午，果然不出所料，日本飞机几乎炸光了洋泾附近的竹林，所幸各炮无恙。 8月20日，更多的中国部队正在赶往上海的途中，包括后来担任18军67师师长的黄维。8月13日，在柏林研究军事的黄维启程回国，由于国内战火纷飞，一路路程极为艰难，走走停停，到9月下旬才到上海前线。此时，15集团军的罗卓英部正在一个月后成为“血肉磨坊”的罗店布防，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士将在这里阵亡。 20日晨的《申报》及时地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昨夜的进攻，称“我军昨夜占领汇山码头，陆上残敌日内可告驱净”，并且声称这是“沪战以来大胜利”，很是欣慰。

抗战中，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淞沪会战是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会战之一。中日双方近百万兵力参战，而中国军队伤亡官兵竟达33.35万余人，“几乎一天要消耗一个师！” 今任江津市台联常务副会长、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老人，正是这场血肉会战的亲历者、幸存者之一。陈老是江津德感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还曾参加襄河冬季攻势等大战役，后随印缅远征军赴云南参战。1980年进入江津市政协工作至今。 6月10日，在江津几江镇滨江路一栋简易楼房里，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时而满腔义愤，时而泣不成声，回忆起68年前那场无法磨灭的血火记忆———淞沪会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陈老谈起淞沪会战，“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 陈怀礼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治训练处任职，他至今对1937年11月1日残酷异常的苏州河战斗记忆犹新。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受到中国守军沉重打击后，又依靠增援部队再度发动进攻。苏州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 “入夜，日军在周家桥一带架浮桥偷渡，与驻守的军税警总团激战。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敌军炮火异常猛烈，掩护步兵渡河，阵地被日军突破。天色渐渐发白，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岸，双方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血流成河！”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税警总团阵亡2000多人，当天天降大雨，战场血水、雨水汇流成河。”陈老说，国民党将领黄维曾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啊！ 两位老友饮弹殉国 陈老回忆起牺牲的两名老战友阎启辉和饶国华，“他们与我相知多年，每想到他们饮弹殉国，我就心生悲痛！” 阎时任国民党空军一支队长，所驾战机被日军大炮击落，阎迫降敌占区，被敌人发现，威胁要他投降。“当时，阎启辉面无惧色，掏出仅有6发子弹的手枪，一枪击毙一个鬼子，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在杭州广德保卫战斗中，饶国华的145师担任正面防守任务。11月30日，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仅存的一营士兵顽强反击，最终被敌军包围。日军派人劝降，饶写下绝命书，饮弹报国。（记者王大伦） 淞沪血肉抗战三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侵占平津，随后准备进攻上海。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两名官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并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军队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两官兵击毙。日本以虹桥事件为借口，令大批日军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张治中率军抗敌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八·一三”事变爆发。 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次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奋勇抗击日军侵略。 8月14日，日守军总攻上海。15日，日军两个师团又开往上海。张治中指挥对日军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激烈战斗。 淞沪抗战3个月 淞沪抗战持续了3个月，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敢发动群众抗日，反而妄图借抗战消灭异己，使得中国军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后，不得不撤离上海。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张治中被免去各种职务。（记者王大伦整理）

卿伯金 国军重机枪手老兵卿伯金档案： 1910年生于湖南邵阳洞口。原名卿直南 1933年12月8日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第4路军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 1937年9月随28军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1937年9月-11月参加淞沪会战金山卫、宝山争 夺战 1937年底-1948年参加程潜保安12团，开往湘西剿匪 1948年底至今在家务农，居住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淞沪会战中的机枪手卿伯金：“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 如果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摆在面前，现在，卿伯金还能在15分钟内拆开又重新装好吗？ 太阳沉到雪峰山的尽头，热气慢慢退去，闻着空气里火烧稻秆的味道，卿伯金昂着头说：“(马克沁)机枪有117个零件，分为枪架、枪案、枪身三个部分，其中枪身有10个零件。枪的口径7.9毫米，长1.198米，重49公斤，这比之前用的水机枪重20斤，但比起较轻的水机枪，它的好处是中途不用添水给枪管降温，可以连续射击4个多小时。” 卿伯金曾是一名机枪手。战争过去了60多年，他现在是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95岁的老人，头发花白，纷纷脱落，13条皱纹将额头占领。 “文革”中，他将所有士兵凭证以及一箱子功勋奖状都付诸一炬。但记忆，以及士兵的声望，卿伯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们，“我20岁吃粮(当兵)，打了半辈子仗，从最初的‘水机枪’，到‘马克沁’再到‘双十节’，从没离开过重机枪，我是一个机枪手，是专门负责射击的上士副班长。在我的枪下从没放过一个敌人，凇沪抗战战场上，我们团在宝山打落三架日本人的飞机，有一架就是我打的。” 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那扇门，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现在，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黄的灯光引来了成群的蚊子，头上的风扇呼呼地转动。但对老人来说，黑白更替已经不重要了，他患白内障的眼睛几乎失明。“在宝山，我们曾消灭日本鬼子的一个机枪连，部队毫发无伤。”那场战斗使得他所在的团扬名上海滩，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团覆没，到凇沪会战的后期，他们整个团都被日军打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生死患难的兄弟。 枪声自动将你卷入战争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8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地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

又是一年“8·15”，走近抗日老兵，听他们讲述历史，追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无数中华儿女火速加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以生命谱写乐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隔62年后的今天，抗日英雄们再一次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尽管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尽管他们听力下降口齿不清，尽管他们记忆力已大不如以前，但从他们只言片语的描述中，记者仍能感受到“老战士”们的沸腾热血。 赵贵：没有扛过枪的抗日战士 “13岁就当上了部队卫生员，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救护伤员……”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西北、华北、西南战斗，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的赵贵是河北省蔚县人，1983年从东坡区人大离休。83岁的他笑着告诉记者，“一生参加过的战役不少，就是没扛过枪、负过伤。”作为第二梯队的卫生员，赵贵为没能亲手杀敌感到遗憾。 1938年夏天，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对日伪军的战斗中，他在一线负责受伤战士的简单包扎，再转移到离前线不远位于山腰隐蔽处的卫生所。赵贵回忆，当时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地上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擦过，尽管知道子弹不长眼，可此时的他已顾不了自己的安危了，只考虑如何尽快为伤员止血，为他们争取一线生机。 战斗中，战士的外伤最多，当时缺少绷带、夹板，他将自己的被子撕成布条做绷带，用树枝当做夹板。有的战士胸部被炸开了口，血流一地，有的缺胳膊少腿，肠子暴露在外面……看着战士们血肉模糊的身躯，当时年仅14岁的赵贵没有害怕和退缩，勇敢地进行包扎。 在战斗前沿最危险的地方抢救伤员，许多卫生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起当年战友熟悉的面庞，赵贵不禁泪流满面。 王明义：我亲手缴获了敌人三八式步枪 1924年5月出生于山西省安邑县的王明义，17岁在闻喜县斧头镇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晋南支队，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不久，聪明好学的他被支队长赵川送到了晋南分区教导队学习文化和军事。游击队当时缺少枪弹，主要负责破坏日军铁路、打埋伏和搞袭击。 1942年5月，敌人扫荡晋南准备抢粮。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五月端阳日军抢粮”。游击队为了阻止日军抢粮食，让担任班长的王明义带着8名战士插到日军战区斧头镇，袭击日军的碉堡，目的是用“一点两面”的战术，活捉哨兵，把去抢粮的鬼子引回来。 当晚，乘着夜色的掩护，王明义和战友们冒着小雨，一路泥泞卧伏前进，掩藏在碉堡不远处，忍受着蚊虫叮咬，一动不动观察敌人动静。半夜时分，他看到哨兵放松了警戒开始打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他率战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在外面站岗的3名哨兵生擒回了游击队，还缴获了几把三八式步枪。日伪军知道游击队善于打夜战，不敢贸然出碉堡追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凯旋而归。这次偷袭成功，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摸清了敌人的作战计划，还使王明义在游击队名声大震。 如今，83岁的王明义双腿上还留着被日本鬼子刺刀刺伤的痕迹，头顶上被炮弹擦伤不长头发的伤疤，被重机枪连中三弹、打断了四根肋骨、子弹从肺部穿胸而过，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一直没接上的肋骨。九死一生的王明义1983年从眉山收容遣送站离休，一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西南、西北、华北、中南、西藏的战斗，获人民功臣奖章。 刘守阵：继承父亲遗志参军抗敌 1993年从东坡区科协离休的刘守阵，是陕西省神木县人，烈士后代。父亲曾任八路军警备第六团副团长，东渡黄河时在岚县对日军作战中光荣牺牲。为了继承父亲遗志，把小鬼子赶出去，1944年，年仅11岁的他在老家参加了革命，分在晋绥军区政治部纺织合作社。 1945年，部队把他送到了干部子弟学校，一边学文化知识一边搞文艺宣传演出。学习完后，部队把他分在卫生队当卫生员，可他不干，坚决要求扛枪上前线打鬼子，“父亲和表哥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我对日本鬼子怀着深仇大恨啊，我要上前线亲自杀敌，为他们报仇。”刘守阵激动地说。由于年龄太小没能如愿，后来到冀南分区文工团当了一名文艺兵。 当时演出的节目大多都是揭露日本兵烧、杀、抢和动员老百姓参军打鬼子的，他把演出舞台当作了“战场”，手中的道具枪当作真枪，演得高亢投入，胸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每一句台词，都化作了一枚枚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每演一场下来，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国仇家恨，让他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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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汉奸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抗战胜利，这些民族败类被押上了审判台。 汉奸丑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这些汉奸集团的规模与人数也在不断扩大与增长,并且在不同地区建立了伪政权,为日本对华侵略服务。 1932年2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3月9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伪满洲国执政的宝座,并在1934年自称为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从陪都重庆出逃，公开叛国投敌，打出“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做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汪精卫投敌之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小汉奸更是如过江之鲫。他们有的贪生怕死、变节叛变，有的为一己之私利卖身投靠。他们或在伪政权里为日军的侵华政策服务，配合日军的侵华战争；或加入伪军队伍，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灰；或为敌人通风报信，引狼入室，出卖、残害我抗日军民。提起这些屈膝变节的无耻之徒，抗日军民无不痛恨切齿。 难逃法网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饱受伪军迫害和蹂躏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在战后迅即审判和惩治汉奸，清算他们的罪行，伸张民族正气。 然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首先考虑的却不是惩治汉奸，而是如何利用汉奸为其看守住东南沦陷区这块地盘。这样，一大批汉奸伪职还未解除，又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耀武扬威地发号施令，乘机为非作歹。随着国民党势力逐步进入华中、华北沦陷地区，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汉奸的利用价值也很快消失。1945年9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 逮捕汉奸的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的。在京(南京)沪一带，军统编了一本《汉奸题名录》，利用汉奸的侥幸心理，让他们办理自首登记，随后分期召见，予以扣留。1945年9月26日晨，军统局南京区以宪兵南京司令部与警察厅名义逮捕了伪实业部长梅思平、伪教育部长李圣五等23名大汉奸，另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名义逮捕了汉奸陈昌祖、葛世平等24人。 华北地区捕捉汉奸更有戏剧性。1945年12月5日，平津两地同时开始逮捕汉奸。这天下午，北平的伪军政要被邀赴宴，晚上在宴会上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一份名单，照单点名，宣布逮捕。座上客当即成了阶下囚。 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的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对汉奸的审判随即展开。 无耻狡辩 1946年4月15日，设在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汪精卫早死数月，逃过了审判。 这天，陈璧君着意打扮了一番。在法庭上，陈璧君态度傲慢，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破口大骂蒋介石。当陈骂到蒋介石时，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而陈璧君还以为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和支持，骂得更 加起劲了，并为自己的汉奸行为极力辩白，不仅不承认卖国，还把自己和汪精卫打扮成爱国英雄。陈璧君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顿时嘘声四起。一周以后，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 周佛海是当时的高等法院所审判的最大的汉奸。此人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汪精卫病死后，又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46年10月21日，初次公审周佛海，南京市民1万多人赶去参加旁听。在法庭上，周佛海大谈自己早于1942年起就与重庆政府暗渡陈仓的经过。原想以此表功，减轻罪责，不料却惹恼了蒋介石，法院于1946年11月7日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不服，上诉于最高法院。周在上诉状中听取了别人的主意，只讲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维持治安”的所谓“功劳”，其他一概不提。这一手果然生效。在蒋介石的包庇之下，此案由最高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 褚民谊，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此人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任秘书长，在汪伪政府里任过“外交部长”、“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1946年4月15日，中午12时刚过，苏州市万民空巷。江苏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一案这天首次开庭，人们聚集在一起，争看汉奸丑态。褚民谊在法庭上拿出事先拟好的答辩书，开始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他先是对汪精卫的投敌行为大加吹捧，接着又宣扬起“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来：“抗战是救国，和平也是救国。和平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土地、主权不受损害，又使国人减少受日人直接统治，免除诸多痛苦。”褚民谊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报效国家的英雄，称“本人在担任外交部部长任内，曾着力收回租界。本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民兴利，还主持修葺过总理陵园，又曾在沦陷区恢复党部，宣扬总理遗教，检察官指控我通谋敌国，实是为党为国效忠”云云。 受审汉奸无一例外都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百般狡辩，其丑恶表演激起人们更强烈的愤慨，招来耻笑和嘘声。 可耻下场 对汉奸们的量刑，当时有一定的尺度。与日本合作的傀儡组织，如伪维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精卫政府的最高首领都判了死刑。 伪省长原则上处死刑，伪部长一般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7至15年，伪局长为3至5年有期徒刑。普通通敌的，概处以2年6个月的徒刑。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竭力鼓吹“抗日必亡”，散布“亡国论”。汪伪政权成立后，他任立法院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成为汪一人之下、群奸之上的“汉奸权贵”。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感到日暮途穷，遂于1945年8月25日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逃往日本九州，在日本编造了“自杀身亡”的假消息，也未能逃过被审判的命运，10月3日被强行引渡回南京。1946年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 梁鸿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伪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1946年6月21日，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王揖唐，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1938年9月，华北临时政权和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那些侥幸逃过审判的汉奸，也无一人有好下场。汪伪政权头目汪精卫1944年旧伤复发去日本就医，手术后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下肢麻痹，无法坐起。后又得了肺炎，呼吸困难，11月10日在痛苦万状中死掉。尸体运回中国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将起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坟地被铲平。 特务头子李士群，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在汉奸们的狗咬狗中，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死后尸体缩得像只猴子，也算罪有应得。 苍天有眼。不管这些汉奸罪恶的生命如何结束，他们最终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出入口、出击口、翻口、陷阱、暗枪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哈里逊·福尔曼怎么也不会相信，静谧的村庄下，竟有一个庞大的阵地体系。 福尔曼是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44年9月中旬，他随采访晋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观摩了八路军发起的汾阳战斗。 “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只要一根垒球棒就够了。”福尔曼用美国式的想象对地道战赞不绝口。 “地道战最初出现在艰苦的冀中敌后。”昔日驰名冀中的“吕司令”吕正操，正是这一特殊战法的倡导者。老将军回忆，日军在占领区大筑碉堡、炮楼和公路，冀中根据地军民“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结果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战法。 1938年前后，冀中的蠡县、清苑等地出现了地道。 “开始是只有一个洞口两三米深的地洞，修建在野地，俗称‘地窨子’，或‘蛤蟆蹲’。”地道战模范村——河北省清苑县冉庄原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92岁的老人李恒太介绍说。 地道越挖越深，防护越来越强。1942年,地道战在平原上星火燎原般地开展起来。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了1．25万公里，从冀中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 今天，走进以地道战著称的冉庄，游人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亲自走入地道体会当年地道战的神奇。 地道里甚至还有工厂、医院、报社、电台和看守所。 这，在电影《地道战》里被展示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作为教学片而制作出的《地道战》，却成了中国抗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打动了千百万中国人。 “1942年，我们在宋庄利用地道，打死打伤日伪军1200余人，包括真渤特区新任司令官坂本旅团长。我军仅阵亡32人,伤41人。”今年102岁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说。 大地变成了死亡陷阱。日军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冉庄附近的日军经过多次失败后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 采访过晋察冀根据地的美国记者亚·诺尔曼在文章中说：“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战争是一种坦克、飞机、舰船和大炮的史诗式的斗争。我却从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归来，在那里，他们是从布满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进行战争的。” 谁也没想到的是，不出10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也遇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道战”——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并用一篇《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推动过地道战发展的杨成武，又把这一战术用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挖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和6240公里的各种堑壕、交通壕，在阵地战中歼敌53.32万人。

“谢振平烈士就是从这里被捕的。“昨天下午，北新桥大头条二号破旧杂乱的院落前，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负责人向附近居民及随行人员介绍。当日，”谢振平史料调查报告会“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前北平卫生局长谢振平遇害过程首次公开。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曾担任过二十九军军医处处长、北平卫生局局长等职务，七七事变以后，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北平。但最终为了掩护八百余名受伤官兵被日寇逮捕”。谢纪康介绍。1937年8月15日深夜，谢振平在北新桥办公室召开二十九军留平高级干部秘密会议时被捕。没多久便被秘密迫害。抗战胜利后，谢振平被追认为烈士，并入祀忠烈祠。但却始终未被公开。 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主任刘苏介绍，馆内一直保存着一张“敌人罪行调查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为掩护卢沟桥战斗中负伤未能及时转移的八百余名官兵而遭日军逮捕的北平市卫生局长谢振平，被敌人折磨两个月后惨遭杀害又掩尸灭迹的史实。但由于缺少史料，烈士的生平事迹、甚至相貌等一直不为人知。 为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研究室工作人员近日终于和谢振平的5位孙子女谢纪康等人取得了联系。谢纪康将谢振平的老照片、谢培英撰写的《追忆先父谢振平抗日壮烈牺牲史实》回忆录及烈士遗物等交给了北京市档案馆，加上馆藏档案中的谢振平履历表、任北平市卫生局长时所发训令，完善了70年遇害者的资料。(巫慧）

新华社济南6月26日电(记者梅世雄)驻守在豫西伏牛山下的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某团4连，每年都要从淮北一个叫“刘老庄”的村庄征兵。 4连又叫“刘老庄连”。用一个村庄的名称为一个连队命名，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多见。其中的原委，是一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壮故事。 1943年3月，日军突然集中兵力对我淮海地区展开大扫荡，妄图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安全转移。 “枪声响起时，我们正在吃饭。”时任19团3连连长的霍继光回忆说，“我们边走边吃边战斗，4连留下掩护。” 此时，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敌军有1000余名日军、600多名伪军，4连仅有指战员82人。 众多的敌人，并没吓倒这支从陕北红军发展而来的英雄部队。“在苏北这样的平原水网地带，4连唯一可用来打阻击的工事就是交通沟。”霍继光回忆说，这种被当地群众称为“抗日沟”的交通沟，就是在地面上挖半人多深的沟道。 “4连是完全可以顺利突围的。”时任19团团长的胡炳云生前回忆说，为了拖住敌人，争取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4连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经过商量，决心放弃突围，固守阻击敌人。 1943年3月18日，日伪军集中所有的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4连阵地进行毁灭性炮击。 “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更好地保存自己，更大地杀伤敌人，最好是进驻刘老庄，以房屋院墙等有利地形、地物作掩护，据村固守。但他们考虑庄内还有不少群众没来得及撤离，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阵地选在刘老庄附近一片开阔地带的‘抗日沟’内。”胡炳云生前回忆说。 在强敌面前，4连82名勇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全连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晚霞褪去，夜幕降临。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群众转移了，兄弟部队转移了。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勇士们虽然全部为国捐躯，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时的勃勃英姿：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着弯曲了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敌人的头发；有的嘴里还狠狠地咬着敌人的耳朵…… 战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写道：“淮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四里八乡的乡亲们为4连82位烈士举行了公葬，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10多高的纪念碑，并送来82名优秀子弟补入这个连。 4连在战后重新组建，并被新四军第7旅命名为“刘老庄连”。

太行山十字岭 65年前 一场鲜为人知的抗日战役 不愿被俘 没枪的八路军选择死亡 为什么数千人集体跳崖？ 事件：1942年5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分五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奔袭式“大扫荡”。 这是1942年抗日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幕。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3万精锐部队包围了位于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被包围的基本都是后勤、管理、文艺兵和新闻记者，八路军只有几百将士与之对抗突围。那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次惨烈的牺牲，有近8000人跳崖身亡，而不愿做日军俘虏。历史上轻描淡写地带过这一笔，太多在太行山下牺牲的人无从知晓姓名。 作战双方实力太悬殊 日军：冈村宁次数万精兵悍将，诡异的日本杀人挺进队：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为队长，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为队长，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约100名士兵组成。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隐藏的军需品。第36师团作为冈村宁次的骄兵悍将名不虚传，他们火力猛烈。武器先进，机枪、大炮、飞机轻重武器一应俱全，制定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八路军：马自芳爱民模范团，一支不足300人的八路军武装部队，太原的铁路和煤矿工人在共产党组织下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八路军129师派出了红军主力团的一位李姓军事干部，给这支队伍做营长。 自卫队武器简陋，每人三颗子弹还有一颗是瞎火的。工人出身的自卫队员，从来没打过仗，有的连枪都没摸过。 日军作战计划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 代号：C号作战(针对太行区和太岳区等) 时间：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共军（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势力。 命令：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对共军的包围圈。 24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光冈明中佐指挥的第29独立飞行队，进行地面攻击和搜索敌人，第一军战斗司令部从太原进驻潞安，军参谋乘作战飞机进行现场指导。 26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第36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身在战场 讲述人：王俊，时任八路军某部通讯员 夺据点 惹恼日军报复性大扫荡 马坊镇北邻日军重要线路正太路,南靠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敌我双方的边界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 年10 月27 日，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寿阳进驻马坊。同年12 月22 日，日军为争夺马坊，动用两千余人分四路进攻马坊。刘伯承指挥七七二团、七六九团等部队，与敌激战一天，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此后几年，八路军以马坊一线为依托，破击铁路，袭击车队，攻夺据点，先后对敌发起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行动。日寇惊恐万状，恼羞成怒，接连对马坊一带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而1942年5月发生的这次战斗就是日军对八路军总部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扫荡。 日军发动这次“大扫荡”非常突然，当时位于晋东南太行区根据地，离马坊很近的八路军总部只有两个临时组织的团守备。彭德怀、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总部机关分路突围。两个团在东西两头阻击掩护，战斗由左权负责指挥。 十字岭、铜家峡、南艾铺，是战斗的主战场。站在南艾铺的山岭上，崇山峻岭一览无余。南艾铺一线，扼守着总部机关冲出包围圈的唯一通道，日军两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对南艾铺一带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 1942年5月24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一晚上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第二天队伍正在十字岭吃饭，突然两翼受到近两万日军的包抄袭击。左权指挥队伍顽强抵抗，掩护机关撤退。在崎岖的山道上，流动着辎重、驮队和人群，有医院伤病员的担架队，有报社、银行和学校的同志。 遭突袭 保辎重避被俘数千人跳崖 遭到突袭，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红色和黄色，地面在爆炸声中不断的颤抖，日本兵黑压压的，漫山遍野地拥过来。可我们这支被总部临时发现的作战部队，还不足300人。我们的阵地就像海面上的一叶孤岛，我看见日本兵在追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志。 在敌我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八路军战士把勇气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战士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几次打退日军的疯狂进攻。 八路军129师769团的李营长，是从大别山区出来的，可是老家没人了，都让白崇禧杀光了，突围时身负重伤，腹部被炸开，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仍然指挥战斗。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检查部队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箱的人还没上来，这时警卫员让左权赶紧离开，但他决心率领最后一批人撤退，却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他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由于敌众我寡，八路军的队伍步步向后撤退，身后就是万丈深渊，为了避免被俘和辎重落入敌方，有人说：“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于是，他们从悬崖纵身跳下。深谷接连不断的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还有身怀六甲的母亲、敦厚平实的工人。几千人马，除了战死外，几乎全部跳崖。 战争故事 跳崖前给她留下了一张照片 人物：培蕊，山西人，女，突围时年仅17岁，鲁艺文工团成员。 据当时的战地记者穆易回忆：我是那年（1942年）5月遇见她的，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的报道员，去太行山采访，回来时在山下遇见了鲁艺文工团的一大群女孩子。其中一个对我说：“嗨，记者同志，给我留个影吧！”她就是培蕊，很年轻。她回头招呼别的人，那些人笑着不过来，她也在笑，她的笑容很灿烂。我的底片已经用完了，但还有我们称为“尾巴”的一小块空白，我决定试一试。我问她：“要是照片洗出来了，怎么给你？”她笑着招招手说：“到前线见！”我也说：“前线见！”那时我们非常年轻，非常快乐，觉得生命很长，而且会充满许多快乐的相见。 可没多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跳崖牺牲了，只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战士语录 ★培蕊：“到前线见。” ★李营长：“王俊，来点精神！” “我们的人全冲出去了没有？” “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 王俊：“都冲出去了，营长，真的，我骗你一句枪毙我。” “我一生就骗过你那么一次，原谅我吧，营长。” ★马来亚的归侨青年：“我从马来亚回来，一万多公里，走了一个月，想打仗，打日本鬼子。”（随后和辎重一起跳崖）

如果不是李鸿斌老人的回忆，记者尚不知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尚有一群学生兵英勇杀敌的身影。 在好不容易查到的一段资料中，文章的作者如此描写学生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1937年7月27日黄昏，17岁的李鸿斌第一次跨入战场，埋伏在一人多深的战壕内，除了一把大刀、一支长枪外，随身携带的还有3天的给养，都是些大头菜、饼子、馒头之类。 这是一个抗战老兵有关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回忆的开端。87岁的李鸿斌现住南京市建邺区文体西村，70年前参加了卢沟桥事变中的南苑血战。5日下午，经《1931-1945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作者方军的引荐，李老用他那双当年和日军拼过刺刀的双手为记者打开家门，在家中首度向外人完整讲述那场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著名战役。根据方军的调查，当年参加那场战役的中国军队第29军中，在祖国大陆目前被发现的在世者只有7人，南京已知的仅李鸿斌一人。 老人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当年浴血的战场。 热血初中生成29军学兵团团员 李鸿斌出生地是山东德州市，日军对华步步紧逼之时，李鸿斌在北京念初中。1936年12月，一腔热血的李鸿斌参加了29军军事训练团，从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变成了这支著名学兵团中的一员。“听闻29军中的大刀队厉害，让日军闻风丧胆，那时一心报国，就投笔从戎了，”李鸿斌解释自己当年入伍的动机。 李鸿斌介绍，不少同学都和他一样参军，被分到29军学兵团。学兵团分为三个大队，李为3大队一员。李老告诉记者，所谓“学兵团”多是刚刚招进的一些知识青年，以平津地区的大学生、中学生为主。因为知识分子难得，29军军长宋哲元将他们组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29军未来的干部。 “主要科目有步兵操练、射击、阵中勤务令等”，李鸿斌介绍在学兵团里的生活，“那时吃饭、出操、睡觉都要唱歌，学员们一个个爱国热情高涨，每天都想着杀敌报国。”李老表示，吃饭歌印象较为深刻，但因已隔许久，也只记得第一句了：“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至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1700多个学生兵也被派往作战前线，李鸿斌随之一起，拿起刚发的枪和大刀，跨入战壕，等待生平的第一次战斗。 无畏学生兵拼刺刀十命换一命 “当时天还没黑”，李鸿斌清楚地记得进入南苑阵地的时间：1937年7月27日黄昏。 南苑，在北平(北京，以下同)正南，是北平的南方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其时，北平的东、北、西三方实际已被日军控制，因此南苑对于北京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军首先在北平之南的卢沟桥挑起事端，零星战斗一直持续，直至7月28日的南苑之战，中日两军全面交火。”李鸿斌告诉记者，7月28日拂晓，日军陆空联合部队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早晨6时左右，日军首先出动一二十架飞机，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营房、库房被炸为平地，阵地上一片火海；接着，敌机开始低空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不一会儿，太阳刚出来，日军发动地面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有大炮、步兵，如狼似虎地向阵地扑来，阵地前方200米范围内，全部都是敌人”。 老人告诉记者，和他一样，大多数学生兵不仅是第一次拿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埋伏在战壕里时还相当恐惧，但第一声枪响之后，就念着一定要守住阵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从清晨到中午，日军发动了三到四次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李鸿斌目睹众多同学被日本兵刺中，鲜血淋漓，却仍奋力抱着敌人厮打。“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李鸿斌向记者比划着手势，描绘同学赵世荣的奋不顾身，神情略显激动。 当天下午1时许，日军以大部队，向南苑阵地东西两侧迂回包围。此时，29军伤亡惨重，1700多名学生兵剩余不足三分之一。因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军长宋哲元不得已下令撤退，学兵团1、2大队向北京方向撤退，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抗日战场上，最先殉国的两位将军)，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如果不是李鸿斌老人的回忆，记者尚不知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中，尚有一群学生兵英勇杀敌的身影。 在好不容易查到的一段资料中，文章的作者如此描写学生兵：“他们年轻，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侥幸活下来结缘南京近六十载 李鸿斌告诉记者，学生兵撤出阵地后，南苑战事已经传开，学兵团队伍受到沿途百姓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给官兵提茶倒水、奉送干果饼干者，不计其数。国难当头，不少百姓和幸存的学生兵抱头痛哭。 李鸿斌向记者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战斗场景。在撤退的路上，李鸿斌看见了北京报纸上登载的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事实上，南苑之战后，学生兵生还者尚有六七百人。“那种情势下，活下来真是侥幸。”随后，李鸿斌随部队边战边退，1938年元月，部队撤至河南新乡。正是在那里，李鸿斌听到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李鸿斌形容战士们听闻此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已经是无可名状的愤怒了。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即黄埔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949年，他随部队到达南京，被安排至华东军政大学，成为该校的一名战术教官；后来，李到南京工程兵学院任教，直至1956年转业到地方，此后一直定居南京。在李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为1955年李老任教官时所摄，照片上的李老身着军服，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照片的背面写有一首小诗，为李鸿斌自己所作：祖国建设正方殷，大搞建设时需人；为了响应党号召，脱去战袍看英豪。李鸿斌老人告诉记者，这是他时隔这么多年后，第一次向外人回忆这些事情。“这么光荣的事，为什么不和家里人多说说？”记者感到很是不解。“俱往矣”，李鸿斌老人微微一笑，那份淡然让人肃然起敬。 脊梁和眼泪都不该忘记 本月初，如皋的九旬老妇周粉英说出了70年前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屈辱伤痛；近日，南京87岁的李鸿斌老人说出了70年前抗日杀敌的光荣记忆。70年来，他们一直将记忆深埋于心底，历史没有消逝，就在他们心中。作为那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以“活证人”的身份站出来口述历史，不仅令人动容，价值更弥足珍贵。 开口并不容易。因为许许多多的抗战老兵和慰安妇，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人证及物证便悄然离世，连同他们的经历，永远地消逝了。即便是周粉英和李鸿斌两位最新被发现的“活证人”，他们的开口也都带着一点偶然。如果没有南京那位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的死，如果周的家人没看到报道雷桂英死讯的那张扬子晚报，周粉英是否真的能下定决心，将封闭了70年的屈辱记忆之门勇敢打开；如果没有记者获知线索后的登门寻访，连“家人都不甚清楚其往事”的李鸿斌，其70年前年方十七便浴血杀敌的壮士荣光，也许在“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的大事件中，就缺少了这样一个极其鲜活的个体记忆。 李鸿斌挺立的脊梁和周粉英带血的眼泪，一半是荣光，一半是屈辱，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这些历史的“活证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因此，抢救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抢救那些当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礼遇并保护抗战老兵，就显得那么重要和必要。 目前已知健在的29军老兵 张可宗 88岁重庆市 韩立才 96岁河北省邯郸市 马步先 88岁北京市朝阳区 孙敬生 94岁天津市河西区 崔金品 91岁河南省项城县 李鸿斌 87岁江苏省南京市 刘钧铭 94岁四川省成都市

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人在卢沟桥旁的一声枪响，划破了一座城的宁静，激起一支愤怒的军队，更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七七事变”，一个耳熟能详的事件，中华民族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8年。 70年过去了，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已逐渐走向时光深处。当年在卢沟桥的石狮注视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的10万国民革命第二十九军将士，如今在全国也仅剩下7名，而这7部已届耄耋之年的“活历史”，也在渐渐消逝。 时值“七七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本报寻访了国内最后7位“七七事变”老兵以及著名“七七”将领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的后人，意在记住他们的名字，留下他们的记忆，缅怀那段英雄的历史。 李鸿斌 87岁，祖籍山东乐陵县，现居住于南京建邺区文体西村。 1936年年底，初中毕业的他投笔从戎，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南苑军营。由于29军对战事形势的错误估计，调动不及，作为宝贵军事后备人才的军训团也被拉上战场，李鸿斌的1700多名同学战友折损过半。 南苑失守后，17岁的李鸿斌跟着队伍往河北固安县撤退。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李鸿斌一共育有4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崔金品 90岁，祖籍河南项城，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读过8年私塾。1935年加入29军37师特务团，因枪法出众，成为团长张振华的随从副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曾冒着炮火开摩托车到卢沟桥上给镇守其上的219团团长吉星文传达师部命令。后随军撤退到河北保定。 此后，崔金品先后当过77军(由原29军37师改编而成)参谋处徐廷玑处长和77军副军长田春芳的随行副官，还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枣庄会战”等战役，是目前仍在世的7名29军老兵中官阶最高的。 1948年崔金品随军投诚起义参加陈毅的华东野战军，但终因腿疾而退役返乡，务农谋生，共育有1子4女，现在与九旬老伴生活在一起。 赵金典 88岁，祖籍河南西平。1935年他随乡亲北上参加了29军37师特务团手枪营，负责在师部所在地颐和园大门站岗守卫。“七七事变”中，他曾两次随手枪营护送师长冯治安到卢沟桥督战。29军撤出平津地区后，赵金典先后转战河北、山东、湖北等地。 解放战争时期，不愿帮蒋介石打内战的赵金典卸甲归田。1949年建国后在老家谭店乡和张村当会计，上世纪80年代退休，共育有3子1女。去年一次脑溢血使得赵金典目前行动不便，记忆也渐趋模糊。 张可宗 87岁，祖籍河北南皮，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1934年5月参加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可宗随军从河间府急行军奔赴南苑支援。7月28日南苑失守，张可宗所在部队撤退至大红门附近时遭到日军伏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在此役殉国。其中，赵登禹牺牲前，张可宗一直陪伴身边，并听他留下了“尽忠不能尽孝”的遗言。后来，张可宗在撤退中腹部中流弹受伤。 张可宗随后参加了徐州战役、台儿庄会战等。1949年6月，张可宗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1949年建国后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共育有3子2女，现在生活贫困，和老伴靠低保过活，且体弱多病。 b]孙敬生 93岁，祖籍河北藁城，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参加29军前曾是一名小学教员。1935年，孙敬生投笔从戎，加入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驻扎在保定。“七七事变”爆发后，孙敬生随217团奔往长辛店支援正与日军激战的219团。敌军用大炮攻击 29军阵地，而孙敬生所在部队只能以机枪和迫击炮还击。孙敬生和战友死守阵地达半个多月，后终南撤至保定。 后来，孙敬生还参加过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淮海战役中，随队伍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后来到天津市工作，共育有3子1女，现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曾患有冠心病。 马步先 87岁，曾用名马胜云，祖籍河北冀县，现住北京市朝阳区。17岁时来到北平加入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12连。“七七事变”时，他曾在卢沟桥上阻击敌人进攻。仅靠步枪和大刀，马步先和战友死守卢沟桥达20天之久，7月27日后撤到良乡。 之后，马步先随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退伍，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马步先一直在人大附中当财务人员，“文革”期间挨过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近年来心脏一直不好，耳朵也接近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但他仍坚持资助两名华北的贫困大学生和上海一名孤寡老人。 马玉槐 90岁，河北任丘人，原29军109旅217团1营4连7班战士，现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37年7 月初，平津形势紧张，马玉槐随部队开赴宛平驻防。“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玉槐在宛平城外担当前哨，他和来犯敌人展开白刃战，大显“大刀军”神威。29军撤退后，马玉槐留在冀中地区抗战，后参加解放军。 解放后，马玉槐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机关干部，中间曾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1937年7月7日，北平大雨初停，闷如蒸笼。 那一天，来自河南项城的崔金品在37师师部如常值班，当天的电话和电报奇多；17岁的张可宗则在河间府听闻北平局势紧张，忧心忡忡。 那一天，18岁的赵金典在颐和园大门前站岗，瞪圆的双眼怒视着招摇过市的日本兵；21岁的马玉槐则在长辛店照常练习他的4式枪、4式刀和4式拳。 那一天，219团3营战士马步先在宛平城内听着日军近乎挑衅的演习声，紧张得连刀柄都攥出了水；217团机枪连班长孙敬生则与战友高唱了一遍《八德军歌》和《吃饭歌》。 那一天，17岁的军训团学员李鸿斌在南苑军营温习刚学过的军事理论，对面200米处是日本欧亚航空公司，日本兵频繁穿梭其中。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阵鸣响于卢沟桥的枪声，将这7个素不相识的29军士兵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70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去，存活者也都是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也难敌岁月的消磨。前些年，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在国内还能找到18名，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便骤减为9名。随着今年上半年天津冯义田老人和河北韩立才老人的先后离世，如今仍在世的29军老兵在国内只剩下7名，他们大多已是年逾9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为保存下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记忆样本，本报记者辗转找到7名老人，记录下他们当年所见证的“七七事变”，并还原7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事的部分细节。 每天抱着枪睡觉 赵金典记得，北平的气氛，从1937年6月就开始紧张起来。日军陆续入关，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与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29军成对峙之势。 当时的赵金典是颐和园的一名门卫。年仅18岁的他体格过人，参军不久便被选入特务团手枪营—— 一支专门负责保护师部的精锐部队。白天站岗时，赵金典时常能看见日本兵排着方队，喊着听不懂的口号穿街过巷。有时候甚至还有坦克车跟在后面。这阵势惊扰了不少北平市民，但日军却美其名曰为“演习”。生性耿直的赵金典看不惯日本人这副嚣张嘴脸。每次有日本部队经过时，赵金典都把身体挺得笔直，瞪圆了眼睛。师部首长好几次称赞他“没给中国军人丢脸”。 与此同时，29军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演习，若是迎面遇上日本兵，战士们就与对方互顶肩膀。“29军武风盛行，日本兵扛不过我们。”一天上午，两个日本兵要求进入颐和园，但遭到赵金典的拒绝。日本兵开始无理挑衅，赵金典一言不发，把背后的“大片刀”抽了出来。看着刀身上的寒光，日本兵吓得转身就跑。赵金典露出一丝微笑，对着对方的背影做了两个劈刀的动作，手上青筋暴突。 当赵金典为他的“大刀吓鬼子”的故事而沾沾自喜时，驻守在宛平城的37师110旅219团3营士兵马步先正感受着战争临近的气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以宛平城和卢沟桥为“假想敌”，没日没夜地练习着攻城。开始还是空弹训练，后来干脆变成了实弹演习。 这让这位17岁的河北青年在一个多月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有时候半夜被日本人的叫声惊醒了，就紧紧握着刀把，双手很快就汗水淋漓了。” 此时29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已势如棋盘，当日军频繁“走子儿”时，29军却对形势的判断一错再错，为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1937年5月，军长宋哲元携家眷回山东老家，他过分乐观地认为此行将“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 7月6日，北平大雨。日本人当晚把大炮和战车推到了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火车站，气氛骤然紧张。马步先和衣躺在宛平城内一个叫“崔家店”的旅店内，黑暗中，他把步枪和大片刀放在身旁，双手紧握，如临大敌。 “是日本人先开的枪” 1937年7月7日，暮色降临，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在大瓦窑一带的日军迟迟不撤。宛平方面也开始有所警觉，天黑前，县警察局下令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上10点40分左右，一阵枪声从宛平城外传来。正在卢沟桥下永定河岸布防的马步先惊得从地上跳了起来，推弹上膛，对准前方。“是日本人先开的枪。”时过70年，87岁的马步先仍能清晰记得当时枪声是从城东北方向日军阵地那儿传来的。 枪响后，日方称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双方僵持到8日凌晨5时左右，几枚炮弹突然飞越宛平城墙，正中金振中营营部，日军开炮了。 “位于卢沟桥北面的铁路桥最先发生战斗。”马步先回忆说。当时29军在桥上只有两个排共80人左右的兵力，由于寡不敌众，仅仅坚持了15分钟，就被日军占领了铁路桥和回龙庙，扼住交通咽喉。 此时，马步先所在的12连正往南支援卢沟桥阵地。此时镇守卢沟桥上的一个排已经打剩为8个人，排长也牺牲了。 敌人密集的炮弹将天边照得白亮，宛平城东顺治门城楼也被击毁。马步先不时在卢沟桥和沿河战壕间换防，敌人来犯时，就用捷克式步枪射击。按照训练要求，本来要待敌人进入200米范围内才能开枪，但有些战士还是太紧张，敌人远在六七百米以外，就早早扣动扳机，浪费了不少子弹。 双方在卢沟桥阵地陷入胶着状。马步先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过觉了，枪声停下的时候就靠着掩体小憩。战士们轮流站岗，一炷香一换。炊事兵也分散到各个班战斗，战士们只得自己动手做饭，多是些烙饼、面条等东西。 7月8日拂晓，北平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战壕里一片泽国，马步先站在泥泞中，被雨水模糊了双眼。 “七七事变”迅速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双方接火后数小时，29军军部就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次日，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宣言疾呼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当时将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涨。铁桥失守后，镇守宛平的3营营长金振中决定组织敢死队去收复，结果群情汹涌，一下子去了几百人，把桥上的鬼子都给赶跑了。”马步先回忆说。 大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当马步先和战友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后，援军37师109旅217团在7月8日早上赶至卢沟桥。他们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217团1营4连7班战士马玉槐和战友赵书云随即被命令为前哨，到宛平城外观察敌情。 中午时分，10多个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进入马玉槐的视线，马、赵二人边打边撤，敌人恃着人多，叽咕着就扑了上来。马玉槐抽出背上的大刀，一个横劈，刚好磕歪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对方露出空当，马玉槐趁机向前一刺一拧，日本兵在惨叫中倒下。 阵地上别的战士听到声音，都纷纷赶过来支援，日本人丢下几具尸体就跑了。这样的白刃战时常上演。29军人手一把大片刀，连伙夫都有。刀长三尺，七斤重，耍起来风快。 大刀在卢沟桥守卫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19团团长吉星文就数次脱下上衣，带领战士冲进敌阵，回来的时候刀都卷刃了。“日本人很怕跟29军打白刃战。”马玉槐说。 “七七事变”3天后，为声援“大刀军”而作的《大刀进行曲》闻世。这首歌琅琅上口，很快便传遍全军，开头第一句歌词便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大刀仍然无法扭转敌我装备悬殊的局面，守卫卢沟桥的219团伤亡惨重，团长吉星文不得不向37师师长冯治安求援。 而另一边，开战后，赵金典曾护送37师师长冯治安两次上桥督战。他记得当时卢沟桥和宛平城墙都已是弹孔累累，城内有些地方还冒着青烟。阵亡士兵的尸体被战友冒险拖了回来，个别新战士没见过此场面，禁不住哭了起来。 “北平城里的反日游行多了起来，城里也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品。”赵金典在颐和园站岗的地方，已经少有日本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抗战情绪高涨的大学生和各式救亡团体的到来。 时为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班长的孙敬生也在此时随军驻扎进长辛店。日军的大炮雨点般地落在他们的阵地上。“附近菜田里的蔬果叶子都被震掉了，很多战士都被炸成碎片。” 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孙敬生所在的连队仅靠6挺机枪和6门射程极短的迫击炮还击敌人，场面非常惨烈。 学生军十命换一命 当卢沟桥阵地烽火连天的时候，离北平20多里远的南苑军营仍是一片平静。17岁的军事训练团学员李鸿斌在这里如常训练，如常学习。他和其他1700多名知识青年一样，将被训练成未来的指挥官。 炮声日隆，但在每周一的训话课上，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佟麟阁除了鼓励同学们尽早学成报国外，并不提及北边战事。一些心急的同学跑去问教员，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很快会和谈解决的”。 当时抱有这种乐观心理的29军将士并非少数。“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企图将战事控制在局部范围内。7月 7日至7月25日期间，事端4次被日军挑起，冀察当局又4次与对方坐到谈判桌旁。此时期双方处于拉锯阶段，战事时断时续。 事实上，29军已经被日本人的烟幕弹所迷惑，“和谈”实则日军的缓兵之计，在双方僵持之际，日军大批入关。至7月25日左右，日军集结在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超过6万，还运来飞机坦克，实力已在29军之上。 “7月26日气氛开始不对了，学校也停了课。”这一天，李鸿斌领到一把铁锹，被安排到军营四周挖战壕。同学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要上实地演习课。就在这一天，华北驻屯军突然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完成调动布防的日本人准备发起北平总攻，攻击重点正是李鸿斌所在的南苑兵营，由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的南苑守军仓惶应战。 战壕挖好了，军营四周200米范围内的高梁和玉米也被砍掉，各主要路口还放置了圆木作路障。27日傍晚，李鸿斌领到了一杆步枪，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外加3天的干粮。有些同学知道要打日本了，兴奋得一个劲地拍掌。 在战壕里候了一夜，28日天刚亮，一阵轰鸣声由远及近，10多架日军飞机飞至南苑上空，洒下大批炸弹。教员刚喊完“同学们趴下”，爆炸声就此起彼伏。营房起火了，阵地到处是两三米深的弹坑。 轰炸稍停，李鸿斌抬起头，有炸弹直接落入战壕里了，残肢断臂布满一地。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学生兵，还没来得及开第一枪就丢了性命。飞机走后，大批日本兵开始缓步前进，前面还有坦克开路。当时李鸿斌还没有见过坦克，只觉得那些“铁砣”势不可挡，子弹打上去一点作用也没有。而南苑守军缺乏重型武器，威力最大的也只是手榴弹和迫击炮，敌人打到跟前了，就跳出战壕用大刀砍。 交火中，李鸿斌看见旁边一个学生趴在土堆上一动不动，于是上前推了一下，结果粘糊糊的满手是血，他已经牺牲了。一位叫赵世荣的同学下颚被炸弹炸飞了，仍抱着机关枪射击，滴下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胸膛。还有些同学被弹片穿透了肚皮，肠子流出来了，用手捂都捂不住。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李鸿斌扔完了四颗手榴弹，就用大刀砍，刀刃上满是敌人的鲜血，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颜色。到下午2点左右，学生军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700多人剩下不足三分之一，而敌人仍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军训团只得下令撤退，1、2大队向北平方向行进，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7月28日傍晚，南苑失守。 “敌我悬殊，加上作战经验不足，我们学生军几乎是十命换一命。”李鸿斌后来在撤退的路上看到北平报纸上登载了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我看着赵将军咽气” 28日下午，守军从南苑撤退后兵分两路，一南一北。佟麟阁和赵登禹选择了往北平进发的路线。 17岁的张可宗时为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他的任务是要保护师长赵登禹安全撤离。当时南苑至北平的路，都是三四米宽的沙石土路，两旁是比人还高的青纱帐。很快，仓惶北逃的士兵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日本的飞机追赶至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又是一片血肉横飞。沿途的老百姓已经听说了南苑战事，他们纷纷从家中拿出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等东西，送给29军将士。 行至半途，佟麟阁和赵登禹都从汽车里下来，一是汽车目标太大，二是要亲自疏导混乱不堪的部队。张可宗和特务团的战士紧紧跟着赵登禹，赵一手拿手枪，一手执大刀，看着溃军，眉头紧皱。 途经大红门时，两边的城楼突然出现日本兵的身影，他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29军。赵登禹一边组织四处逃窜的士兵，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张可宗和几名战士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处，但赵拒绝了。很快，赵登禹腿部中弹，他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张可宗的腹部也中了流弹，但他不敢离开，他蹲在师长旁边用步枪向高处的日本兵射击。 战至下午4时左右，赵登禹身上已经多处中弹，成了一个血人。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张可宗和几名特务团战士马上把他扶住。此时的赵登禹已经气若游丝，他抓住张可宗他们的衣服，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儿子尽忠不能尽孝了。”不久后，赵登禹断了气。这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名将，死时仅39岁。 此时，有些战士也跑过来说，副军长佟麟阁也被机枪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了。是年，佟45岁。 张可宗和部分战士最终突围，把两名将军的死讯带到了北平。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佟、赵二人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大撤退 南苑失利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不但折了两员大将，还迫使29军撤离北平。7月28日后半夜，37师特务团团长副官崔金品接到命令，准备随军南撤。 崔金品感到很为难，他刚获得消息，当年一起来北平参军的同村兄弟赵学珍在一次偷袭日军时不幸牺牲了。崔金品想，老乡的尸体一定还暴露旷野，如果不帮忙收拾一下，以后就没法跟人家爹娘交代了。 战友们开始收拾东西了，崔金品偷偷来到机械房，拿了一支美式枪和一把铁锹，直奔日军大营。日本人已经转移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9军战士的尸体。当时天很黑，风把周围的树刮得呼呼作响，他根本无法辨认哪具才是老乡的尸体。 稍作思考，崔金品决定把所有29军战士的尸体都安顿好。院子里有个废弃的地窖，他一边喊着“赵学珍”的名字，一边把能看到的战士都拖进里面，处理了20多具尸体后，天边已经发亮。 崔金品立即跑回团部，此时部队已经撤退。他从厨房背了两袋子白馒头南追而去。此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进入北平城，崔金品跑了没多远，敌机就在上空投弹了，迫击炮也在身边爆炸。崔金品一路狂奔，中午时分，他终于赶上了部队。 29军撤离后，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38师从天津撤退，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区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 崔金品、赵金典、马步先、马玉槐、孙敬生、李鸿斌、张可宗，这7位士兵各自跟着所属部队南撤，一路上，失望情绪在军中弥漫。他们后来大多到了河北保定，经休整后又奔赴各地继续抗战，8年后取得胜利。 “虽然‘七七事变’最后以29军撤退告终，但也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自此以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李鸿斌说。 70年后的军礼 在此后的70年间，曾因“七七事变”而走到一起的7位29军老兵，命运各异。7人后来全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其中李鸿斌、崔金典、孙敬生、马玉槐更起义投诚，加入共产党的军队。 建国后，7人大部分都退伍另谋出路，只有李鸿斌和孙敬生还继续在军队工作。尤其是孙敬生，曾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李鸿斌则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教员。现在孙住天津，李则在南京养老。 马步先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但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主动请缨，参加了志愿军的后勤部队。战争结束后，马步先在人大附中从事财务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兵”身份而饱受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前不久他接受了心脏手术，耳朵也几乎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 和马步先一样，马玉槐建国后也去了北京，50年代还当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算是7人里仕途最顺的一位。后来，他还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 与其他几位不同，崔金品和赵金典退伍后并没有选择城市，而是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为生。崔育有1子4女，生活小康。赵金典却没这么好，他曾当过村里的会计，80年代退休后就一直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去年中风后，记忆力越发衰退，连村里的一些熟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张可宗的遭遇可谓7人里最潦倒的。1949年6月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还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但均无积累。现在他和老伴每月只靠领420元的低保过活，且老病缠身。 7位老兵虽际遇不一，但现在，他们都在共同期待一个重要的时刻。前不久，在一群民间爱国人士的筹划和帮助下，7名老兵将于今年7月7日重登卢沟桥。这些幸存的历史见证人，在那一天，将举起布满皱纹的右手，向70年前并肩作战的29军将士们行最后一次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