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

“抗战的记忆我一点儿都没有丢！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感受，大家一起冲锋陷阵的英勇……一切的一切都在脑海中打上了烙印！” 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到来前夕，记者来到家住本市河西区的老战士孙竞生(原国民党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的班长)的家中，听老人讲起抗日战争的故事。今年93岁高龄的孙竞生老人希望广大青少年勿忘国耻，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如果历史可以“翻回” 希望还是29军一员 虽然已经93岁高龄，但孙竞生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谈起过去，老人时常挥舞起手臂，表现出振奋的样子。当说到自己和战友们冒雨滚爬在泥泞的战场上侦察敌情、扣动扳机消灭敌人的一幕幕场景时，老人难掩激动多次流下热泪。“70年前的‘七七事变’我是见证者。革命胜利后，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是见证者。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所有的人都应珍惜。”孙竞生老人说，如果历史的一页还可以翻回去，他希望自己还是29军的一员，继续披荆斩棘、奋勇杀敌。 血雨腥风的战场上 战士们频频“亮剑” 70年过去了，孙竞生老人仍能清晰地讲述部队作战时的情景。 “‘七七事变’发生前，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经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侦察地形。一次，日军故意挑衅，突然冲进我们的队列，听到连长下达的‘上刺刀’的命令后，战士们齐刷刷地扬起白晃晃的刺刀，日本鬼子当时就给吓蒙了。他们心里很清楚，29军不好惹。” 长城喜峰口一战，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鼓舞士气，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手令，传达到全军。“日军因胜而骄，夜间脱光了衣服睡大觉。29军探明情况后，组织大刀队夜袭。由当地老乡做向导，大刀队顺利地‘处理’了执勤兵，进屋一通砍杀，打死打伤日本鬼子6000多人。” “七七事变”时，孙竞生所在的29军37师109旅217团与敌人在卢沟桥一带展开了激烈交火。当时，师长冯治安下达命令：“全体官兵要坚决抵抗……誓与大桥共存亡！”战士们高喊着“保卫祖国”一次次地冲锋。虽然当时的武器很差，但战士们没有退缩，顶着敌人的重机枪弹雨往前冲。“手枪打红了，换把枪继续打。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顶上去……”想起曾经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孙竞生老人泪流满面。 岳飞的《满江红》 当年最嘹亮的军歌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孙竞生老人用高亢的声音唱完这首根据岳飞的《满江红》改编的29军军歌。 老人说，除了这首军歌，29军的战士们在每天吃饭前、睡觉前、起床后还要高唱《吃饭歌》《睡觉歌》《起床歌》，“这些歌曲都是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每当唱起这些改编歌和自编歌，战士们都情绪激昂。我老了，这些歌不能一口气唱完，但咱可以在心里唱，那都是抹不去的回忆啊！” 寄语年轻一代 创造美好明天 孙竞生老人如今和同龄的妻子以及4个儿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抗战的故事一次讲不完，革命的事业永远干不完，祖国的美好明天靠年轻一代去创造，一次次地讲起抗战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记住那段历史，更希望年轻一代珍惜今天，继承‘抗战精神’，为祖国的明天去‘战斗’。” 【孙竞生档案】 孙竞生，河北人，1914年7月出生。参军之前，曾为小学教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三省迅速沦丧。1935年，孙竞生与另外3名小学教员毅然投笔从戎，带着中共地下党员卢金堂的介绍信参加了抗日劲旅29军，并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保卫武汉战役。（北方网-城市快报 ）

故事导读 后天是“七七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目前，全国仅存六名亲历当年事变的老兵。 他们将相聚卢沟桥，其中有我市（重庆市）87岁的张可宗。昨日，他登上北去的T10次列车。 昨上午8时30分，离T10次列车出发还有1小时40分，菜园坝火车站贵宾候车室就出现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老人胸佩3枚军功章，始终不肯坐下，一个劲地在候车室踱来踱去，不时追问陪伴的人，怎么还不上车？ 老人就是87岁的抗战老兵张可宗。陪同张可宗去北京的是他48岁的儿子张家卫。 后天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目前，全国仅存6名亲历事变的老兵。中华抗日同盟网邀请这6位老兵北京聚会，相聚卢沟桥，以纪念牺牲的抗日英雄。这6位老兵分别是：重庆，张可宗，87岁；北京，马步先，87岁；天津，孙敬生，93岁；河南，崔金品，90岁；河南，赵金典，91岁；南京，李鸿斌，88岁。 张可宗1920年4月出生在河北南皮县，14岁时与本家一位哥哥一起加入国民党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三连，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29军大刀队成员之一。张可宗亲历了七七事变全过程。 张家卫说，得知要去北京的消息，父亲这几天都激动得睡不着觉。 前天，听说主办方接待志愿者已经来到重庆，张老更是亲自拄着拐棍，独自一人步行一公里多，来到石桥铺一飞机票销售点，询问到北京的打折机票价格。 张可宗说，1949年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重庆后，他和河南开封出生的老伴只在1991年回过一次河北老家和北京。年龄越来越大了，他和老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再回一次北京，到卢沟桥上纪念牺牲的战友。 　 登车时刻到了，老人甩开搀扶，佝偻着腰匆匆往火车上赶。 火车出发后，乘务员登记身份证了解到张可宗竟是一位亲历过“七七事变”的抗战老兵后，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车厢。年轻的列车长随即赶到，向老兵问候致敬。 前来看望敬礼的旅客络绎不绝，一路上11号车厢被挤得满满的，人们都要听老人讲述亲历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 一天砍死八个鬼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县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事变爆发前夕，张可宗在132师28旅684团做团长的随从，驻扎河间，主要负责命令传达。他听见时任师长的赵登禹将军告诉团长韩永顺，和日本人这仗非打不可，叫每个战士准备5天干粮，擦好枪，磨快大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张可宗所在旅由师长赵登禹带领，奉命开赴北京南苑作战。张可宗说，当天下午两点，部队距离南苑两公里时，与鬼子相遇，双方展开激战。 张可宗说，师长带头扛着大刀冲向敌人，团长则一把抢走他的大刀，紧跟师长冲锋。他背着一柄大刀、提着两支手枪在后保护团长。当时，日军人数虽然不占优，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29军士兵士气如虹，鏖战至夜里10时，消灭鬼子500多人，终于打退敌人。那场战斗，张可宗说他击毙砍死了8个鬼子。 部队随后南撤山东、湖北等地，当时几乎天天下雨，行军途中辎重丢弃，部队陆续又和鬼子几次相遇，发生多次战斗，双方伤亡惨重。 9岁的陈一豪非常崇拜张可宗爷爷。小一豪就读于江北华新小学3年级，随外公到天津舅舅家过暑假。 听说张爷爷受过两次伤，11年亲手击毙44个鬼子，小一豪惊呆了…… 爷爷的叔叔是张之洞 张可宗说，他的爷爷的叔叔就是张之洞，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爱国，爱中华民族。从1934年参军抗日算起，11年里，他亲手消灭了44名鬼子，“每消灭一个鬼子，我就在步枪的枪把上刻上一道。” 张可宗说，他所在的29军经过数次改编，随后被调至湖北、贵州、湖南等省10余个县，镇守进出陪都重庆的各处通道。 张可宗说，鬼子鬼得很，像耗子一样，明明看到中刀或中弹倒下，但一转身，他们其中一些就会爬起来拔腿就跑或凶狠地扑上来。有了经验后，倒下的鬼子他都记得补上一下。张老说，鬼子虽然凶恶，但我得比他们更凶猛。 每次和鬼子拼刺刀，他就专找那些当官的，看上去很凶的，身材高大体力好的，冲上去抡起大刀就砍，直到把敌人消灭。与鬼子斗得久了，以后上战场一拼刺刀，他就大叫着，挺起大刀前冲，鬼子被其气势所吓，往往转身就跑。 8年抗战中，张老两次受伤，右手臂上子弹穿过后留下铜钱大小疤痕清晰可见。第一次受伤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在北京大红门外与日军遭遇，腹部被流弹击中。当时天下着大雨，伤员太多，军医切开伤口取出弹头后给他缝合伤口。张老继续投入战斗。 第二次受伤是1940年。当时，他在湖北锺祥县与日军激战，子弹从他右臂穿过。还有从北京退守到山东德州时，他实在太累，睡在一个棉花堆里，脱离部队，险些被日本兵抓住。说起受伤和种种惊险，张可宗叹了口气说：“无数战友牺牲了，很多人就在我身边倒下去的，我能活到今天，已非常幸运。” 列车从重庆出发后，张老就兴致勃勃地给前来看望的旅客讲述这段历史。直到下午4时列车已过四川万源时，老人家依然还不觉疲惫。 　 他思维清晰，甚至能准确地说出购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需要5元手续费。张家卫说，父亲精力好得很，到重庆五六十年来，从来没患过什么大毛病。 在重庆的六十年 1943年10月，张可宗从黄埔18期毕业后，回原部队，驻守当阳，扼住进犯重庆的日军。 1945年6月，张可宗调运输兵29团当连长，专门从湖北恩施运送盐、粮食等物资到重庆。张可宗说，那6年里，几乎没有吃过一点油腥。 1948年，他到河南开封，与时年20岁的当地姑娘申秀容结为夫妇。随后，回到重庆，拒绝了国民党军官去台湾的要求。1949年6月，落户歌乐山新开寺做小生意。张可宗说，自己勤快，有的是力气，他背着香烟，逢一、四、七赶白市驿，二、五、八赶含谷场，三、六、九赶西永，生意很好，带头纳税。 文化大革命后，他被作为“伪军官、反革命”批斗，被送往松山化工厂等处打石头，一打就是15年。张家卫说，那时候父亲都是凌晨四时就起床打石头，晚上八九点才回家。直到1980年被平反。 张可宗随后开了一家副食门市，同时积极倡导成立个体劳协会，被选为沙区山洞、歌乐山两街道个体劳协主任。张家卫说，父亲当上个协主任后，就放下自家事情不做，全都帮助派出所、工商所甚至计划生育部门做群众工作去了，家里人当时对他都很有意见。 歌乐山新开寺9号张佳丽大姐说，那时候，张老头儿喜欢骑辆自行车，从新桥蹬上来，后面的汽车都撵不上。许多个体户扯皮争执不下时，一定会请他来解决。张家卫说，父亲直到2002年才退休，那些年父亲得的奖状，家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地方张贴了。 张家人介绍，自从落户歌乐山后，就没见过老头子生过什么毛病，每天深夜还不肯睡觉，早上六点不到就会把家人吵起来。 　 距北京越近，张老就越不平静。 他说，70年了，他日夜都想念着战友。除了少数的几个老兵偶尔通电话外，其他几乎没有联系。 年年给张自忠将军扫墓 抗战8年里，张老先后亲历了自己的直接领导赵登禹、张自忠将军捐躯疆场。每年5月16日，他一定会携子女去北碚梅花山，给张将军扫墓。 张家卫说，张自忠将军是父亲的偶像，每年5月16日前一两周，父亲就会排好每天行程，订好一个大花圈，安排幺儿子那辆车哪里也不得去。到了16日那天，张可宗一定带着4个儿子、两个女儿及在家的孙辈，去北碚给张将军扫墓。 如今，张可宗老两口和五儿子张家卫合住在石桥铺某小区。张可宗劳碌一生，却没能为自己谋下一笔养老之财，如今二老靠每月每人210元的低保金生活。老伴申秀容已经80岁了，瘫痪在床已经5年，吃喝拉撒全靠张可宗和子女张罗。 张可宗说，妻子对他太好了，一生都不离不弃，自己无以为报，只能更加尽心地照顾妻子。 张家卫说，爸爸无论在外面吃点什么，都会给妈妈带一份回来。 如今，空余时间，张可宗就戴上老花镜，写些回忆性文字。记者昨天看到，张老写下的回忆录，已经有三十多页。（特派记者 丁香乐 钱波）

1936年8月14日，在陕北的毛泽东给北平的宋哲元写了一封信，对宋哲元“情殷抗日”表示赞赏，褒扬他“面对日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同时进攻下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的决心，称他和29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 主笔◎蔡伟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一面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脱，一面是宋哲元奉张学良电令死守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未来“七七事变”中29军的主要将领赵登禹等人此时几乎都在喜峰口战事中亮相。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记录喜峰口战役的新闻电影和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由此广为流传。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但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1934年连续发生的“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在《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北平周围除了29军，已经没有其他中国军队。 此时的宋哲元命师长冯治安行军赶到北平，将张自忠的38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132师调往河北省任丘一带，由29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日本人默许了宋哲元的行为，试图利用29军曾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的背景，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得到宋哲元的配合，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人几乎得手。1935年日本制造的“华北事件”，最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完全让步，在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29军于是成为日后“七七事变”中方主角，面对强大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谁也没想到“七七事变”的危机在1900年就已经埋下伏笔。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了八国在华有驻兵权，人数最多的就是日本。不过日军所有的算计最终还是没想到，宋哲元在动摇中最终爱国信念占据上风。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29军由于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导致对日军备战产生疏忽。1937年5月，宋哲元离开北平回山东乐陵老家养病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29军的战略被动还是和《辛丑条约》相关。根据条约，29军面对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而无力制止。到7月下旬，29军高层仍未意识到战争迫在眉睫。“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宋哲元面对日军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5、6、10、2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1旅团的庞大兵力仍如此向蒋介石汇报。直到6月26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6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变数发生在撤退途中。日军发现赵登禹部准备向北撤退到大红门，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设伏。赵登禹乘车向大红门撤退时被炮弹击中，炸断双腿殉国。同一天牺牲的还有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的遗体最终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永定门外找到。 佟麟阁的贴身警卫后来回忆，当29军军部被打散后，撤退途中不断受到日军飞机轰炸。佟麟阁曾下令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由军官统一指挥。但日军的空袭最终造成他腹部和头部的致命伤。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29军曾经拥有5个师，共计48个团、10万以上的兵力，仅张自忠的部队兵力就有3万人。29军士兵普遍装备捷克式步枪，配备有德式伯格曼冲锋枪和二十响驳壳枪，一度号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但当时的华北，也许没有一个人清醒意识到对手的力量。29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后来回忆“七七事变”的起因，谈到部下吉星文团长曾电话请示他如何面对日军在7月6日夜晚的挑衅。冯治安说:“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中国的全面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实际上是在中国军人缺乏预见和准备，却坚决的反击中揭开。 声明：新浪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隐居南京58年回忆起抗战岁月如在眼前 新华报业网讯 “我父亲也是29军的老兵啊！”前天，南京市市民王振武先生激动地给晨报打来电话。在看到晨报刊登的两名29军抗战老兵的报道后，王振武当即就激动了起来，他91岁高龄的老父亲王寿延，正是当年29军军部的军医，也亲身经历了70年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目睹了那次惨烈的战争。 昨日上午，记者在经过了数次问询之后，终于找到了家住江宁路老虎头的王寿延老人。尽管已经91岁高龄，但是老人除了有些耳背之外，身体各方面都很硬朗，言谈之间更显豁达。“宋哲元讲话很刚强”、“佟麟阁就是我老乡”、“张自忠平易近人”……作为29军军部的军医，王寿延当时经常有和这些29军高级将领接触的机会。在回忆中，老人和记者仿佛都回到了那个敌机呼啸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 回忆 19岁私塾生考入29军 王寿延1916年9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在19岁之前，他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四书五经都背得很熟”，也接受了民国时期的新教育。老人告诉记者，他的正式学历是民国时期的“高小”毕业生。正是因为有这一学历打底，1935年的时候，在他和一帮同学报名参加29军的时候，他被分配到了29军军部军医处。“那时候29军的军部还在北平城里。”王老回忆说，当时由于知识分子少，部队对他们这些有文化基础的新兵都很看重。就这样，在王老19岁的时候，他正式成为29军的一名军医。 1936年的时候，29军军部迁移到了北平南苑地区。在老人的记忆里，当时的军部驻扎在南苑的第9营房，军部军医处驻扎在第15营房。军医处下面有一间制剂所，是一间为29军三个师提供医药的工厂，王老进入29军军部军医处后，随即就被分配到这间制剂所下面的注射剂室工作，跟随老军医学习医疗技术。 “我们主要是为军部的将领们服务。”王老回忆起当年在南苑营地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可以在营地里遇见宋哲元、佟麟阁、冯治安等一批29军的高级将领。每逢周一，军部的八大处都要集结在一起，进行“纪念周”活动。老人介绍说，所谓的“纪念周”活动，一开始就是大家一起背诵总理遗嘱，然后就是聆听29军军长宋哲元等一批主要将领训话。“总理遗嘱我现在还记得。”老人随口就给记者背出了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七七事变”前被堵在南京一个礼拜 1937年6月底，王寿延和他所在的制剂所一位姓赵的所长，奉军部军医处的命令，前往上海接收一批医药器械。当时29军驻军和日本驻军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29军的领导者也意识到大战已经难以避免，因此在1937年6月份的时候就督促各部做好抗战准备。当时有一批世界各地华侨捐赠的医药器械，共有13车皮，被运送到了上海。王寿延和姓赵的所长前往上海，就是去接收这一批医药器械的。 “从北平出发，两天后来到南京。”老人回忆说，当时距离淞沪会战不远，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已经停止运输。他们在1937年6月底来到南京的时候，居住在湖南路一家名叫“民生旅社”的旅店内。在他们赶到南京的时候，已经不时可以看到日军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由于局势紧张，他们在“民生旅社”住了多天仍然没有机会去上海。来到南京一个礼拜后，他们接到了29军军部军医处的命令，告诉他们上海已经不能去了，命令他们速回军部。王寿延回到军部后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王寿延老人还特意去湖南路上看过，那家“民生旅社”仍然还在，位置就在现在的省军区大院附近。 敌机贴着高粱穗扫射轰炸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29军军部所在的南苑随即成为血战的地点。当时37师还在丰台卢沟桥一带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轰炸机已经开始对37师背后的南苑等纵深区域进行轰炸。在老人的回忆里，7月份已经是高粱穗饱满的时节，日军的轰炸机成群地飞过来进行轰炸。“飞机飞得很低啊。”老人回想起当时的轰炸仍然记忆犹新，“就像是贴着高粱穗子飞过来的，扔炸弹和对下面扫射，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南苑进入阵地战之前，29军军部撤退到河南郑州，王寿延老人所在的军部军医处也跟随军部撤退到了郑州。据前方传来的消息，军部原先驻扎的第9营房，成为日军轰炸和炮击的焦点，“营地都给炸平了”。当时在南苑指挥战斗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誓死坚守阵地的132师师长赵登禹，在随后的战斗中壮烈殉国。 29军众多将领武艺高强 由于是军部的军医，王寿延老人当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和29军的高级将领们接触。在老人的回忆中，对29军副军长佟麟阁印象最为深刻。佟麟阁也是河北省高阳县人，他出生的村庄距离王寿延的村庄只有10华里。 “佟麟阁武功很好。”老人回忆说，当时在南苑营地里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宋哲元、佟麟阁等29军的将领们站在高高的阅兵台上，佟麟阁上前一步问台下的士兵，“你们的大刀快不快”，被问到的士兵就按照惯例，从背上拔出大刀，不是送到阅兵台上，而是就在台下用手一抛，亮亮的大刀画出一道高高的弧线，落向阅兵台。佟麟阁副军长伸手一握，稳稳握住大刀的把手，然后把大刀架在另一只手上，侧过来检查大刀的刃口，说一声不错，又将大刀抛下台去，台下的士兵也一伸手，同样稳稳握住大刀的把手。 当时不仅佟麟阁武功好，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王寿延回忆说，在当时的阅兵仪式上，宋哲元军长给他们训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听起来硬硬的，很有力量。在军部从南苑转移之前，军部军医处安排王寿延他们早上吃一顿好饭，当时吃的是烫面饺子，张自忠过来看望大家，还对王寿延说你是南方来的，吃不吃得来。 王寿延为多位29军将领看病 经历了卢沟桥事变之后，29军撤退到了湖北荆门，被改编为33集团军，王寿延被分配到集团军下面的77军军部军医处工作，先后担任了军医处少校主任和野战医院的中校主任兼77军野战医院院长。此后辗转数次，1948年8月份定居到南京。 王寿延跟随29军以及以后的77军的时间中，他为29军的多位将领服务过。他告诉记者，29军军长宋哲元在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之后，在河南洛阳的时候就生病了，当时是1937年的八九月份，宋哲元随后回到四川绵阳养病，没过多久就病故了。冯治安师长则患有高血压，王寿延还替他医治过颈椎病。 现在 生活仍像军人一样 王寿延老人饱受磨难，1972年的时候以学校医务室医生的身份，从当时南京邮电学院退休。在多年来的退休生活中，老人记下了一抽屉的日记。在那么高的一堆日记本中，老人抽出一本1985年的日记本，这是一本南京邮电学院工会发给他的笔记本，带有黑色的封皮，封页内还印有工会的章，落款是1955年。 捧着这本52年前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的是老人22年前的生活，略略一翻就能看到老人豁达明朗的心态。其中1985年8月7日的一篇标题是《振武(老人的长子)第三次送西瓜》：“今天是立秋，天气特别闷热，心里很想吃西瓜，凉爽(凉)爽。可是住的附近确(却)看不到卖西瓜的，没想到振武送来十多只西瓜，都是“苏蜜1号”，个个都很甜，这真是喜出望外……”老人的真实心境跃然纸上。 “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你们可要准时来啊。”在前天的电话里，老人的长子王振武在征求了老人的意见后，确定了记者提出的采访时间，王振武强调说，老人生活很有规律，起床、散步、吃饭，几十年来都像钟一样准时有规律。老人在南京整整生活了58年，附近的邻居都知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 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老伴苏凤云也已经82岁高龄，从1947年结婚到现在，他们在一起已经度过了整整60年。王寿延耳背，苏凤云老人就俯在他耳旁做“翻译”。在采访中，记者执意要将一张带有靠背的椅子让给苏凤云老人，但是老人拒绝了，她就坐在靠近王寿延的床沿上，随时为王寿延老人做“翻译”，并不时来一个“总结”，有说有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的开始，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 因年幼时活泼好动，常被父亲叫做“小兵”，佟麟阁的次子佟荣芳后将自己改名为“佟兵”。佟兵如今已是位80岁的老人，退休前是北京第二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去世那年，佟兵只有12岁。 将军之死 虽然倏乎间已过了70年，但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左臂没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长了蛆，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边……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便装。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母亲说，你们快再喊一声“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全家哭成一团。看着钉子落下钉在棺材上，就像个个钉在我心里一样…… 自1937年5月后，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4个重要通道中，通县、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七七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任副军长的父亲肩负起军事指挥之责。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炮声隆隆，而身为29军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但自此后，他却从未回过家，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我们都知道他前线将有战事，全家人都很紧张，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位军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坚守南苑。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南苑这个北平的南大门就如同拱手让给敌人一样。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门户洞开。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到北平，而自己却留下来，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战事吃紧时，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沉思片刻又退给他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让王回了城。母亲彭静智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笃信基督教的父亲最为珍视的那个金十字架，顿时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那时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29军用简陋的武器，抵挡日军数次猛攻。 11时，父亲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门，他带领手下边打边撤。我后来了解到，驻扎在南苑的部队，只有37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和1500名学生训练团成员，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过3000人。 父亲带领的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却遭遇了早已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40门重炮、30架战机的火力，集中准确地打在南苑军部东南角。寡不敌众的父亲在南苑某村遭到日军阻击，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村民家屋顶上，有幸存者后来回忆，当时遍地是被日军打死的战友，尸横遍野。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午后13时许，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他们疯狂扫射。父亲右腿不幸中弹。卫兵让他退后一步，以便包扎。但他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并忍痛跃然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正落于他的战马之下，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5岁以身殉国。 悲苦岁月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说佟将军受了重伤，住院了，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赶紧托人找遗体。第二天，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父亲遗体。当时跟随父亲的训练团学员也几乎全部殉国，阵亡学员的尸体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东侧。 7月29日晚22时左右，我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冒杀头之罪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结束。父亲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我祖母的姓。从那天起，我也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名为胡荣芳。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母亲为了一家人，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口述◎佟兵 记者◎李菁) 相关阅读：将军殉国最后时刻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时任国民党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将军率部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倚仗武器装备的优势，将29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中国军队处于各自孤军作战之境地。部队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29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佟麟阁奉命向大红门转移时，途中再遭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佟麟阁将军不幸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将军殉国后，毛泽东在延安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不久前，笔者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时村，采访了当年目睹佟麟阁将军牺牲的乔德林老人。这里记述的是乔德林、高洪锡和佟麟阁将军的儿子佟兵对将军殉国最后时刻的回忆。 已82岁的乔德林老人目睹了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面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这是佟麟阁将军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表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慷慨誓言。这一誓言在1937年7月28日这一天成为将军殉国的明证。 那天凌晨，日本军队突然从东、南、西3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部队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佟麟阁率领200名训练员战士准备撤回北平。这些训练员战士基本上由当时的学生组成，武器装备较少，无作战经验。佟麟阁完全可以不管这些学生一个人先走，但佟将军认为他们有知识，是未来的栋梁，遂决定率领其中一部分突围回北平。 部队跨过凉水河时，发现通往永定门的大路被日军封锁，在向东寻找通往左安门道路的途中又与日军遭遇。佟麟阁只好率部向北进入时村，但就在如今北京市丰台区的时村，部队遭到了日机的扫射和日本陆军的阻击。 今年82岁的时村村民乔德林老人亲眼目睹了当时佟麟阁将军牺牲的场面。7月28日上午，时村以南的九龙山遭到日机的轰炸。九龙山有29军的工事。那里发生了激烈战斗。时村也发生了中日两军的战斗。日本兵占据了村庄，在房顶上布设火力点向南边青纱帐里的29军扫射，仅乔德林家房顶上就架着两挺日军机关枪。 而此时乔德林躲在自家院里挖的地洞中，他在洞里都能听到外边当当当的枪声。当时机枪子弹壳顺着房脊哗哗地落到他家院里，有的还掉进了地洞里。 枪打了有一两个小时。随后，伪保长带着日本兵在村里挨家搜寻29军官兵。日本兵走了以后，乔德林去查看了自家的庄稼和菜地。 时村东头偏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土道，周围都是庄稼地和坟地，庄稼地主要种棒子(玉米)，还有高粱和蔬菜。当时乔家地里的棒子齐刷刷都被机枪扫射打倒了。 由北向南延伸的时村土道在中段与由西斜向延伸过来的土道交会。两条土道的交会处自然形成了一块三角地。三角地界内是乔德林家的菜地——山药架。种山药要搭架，山药架有一人多高。乔德林发现山药架旁，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乔德林上前看了一眼。他一瞅就觉得死者是个当官的，而且脖子上戴着一条明晃晃的项链似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个卫兵藏在山药架里护卫着他。 这时村里有个姓黎的地痞，人称“麻头”。他胆子大，伸手从将军的衣服里把那个看似项链的东西拉了出来，结果是一块怀表。当时他要从尸体上摘下这块怀表，那个卫兵出来制止了他。正是这块怀表，确认了佟将军的身份。 高洪锡回忆说，佟麟阁将军被敌机扫射两次中弹 这名卫兵叫高洪锡，是佟将军的贴身警卫。据高洪锡回忆说：“为了减少撤退中的伤亡，佟麟阁将军决定在南苑通往北平的要道大红门附近掩护队伍。敌机还在不断地沿公路轰炸。我们撇开公路循小路分散行进。抵达大红门后，佟麟阁立即下令：不论哪个部队撤退的士兵，都要统一编组，凡是军官都出来指挥，组织起来，统一撤退，并在大红门东边的土山上设置了瞭望哨，观察各部队的行动。午后1时许，我们正准备起身去北平，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我们疯狂扫射。佟麟阁将军当时被射中腿部。我们劝他退下。他执意不肯，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后来他又被射中。这时我和王树勋赶忙上前扶住佟麟阁将军，只见他腹部鲜血直流，额头大汗淋漓，双眼紧闭，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打算扶他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然后再去北平，可是只走了十几步，他就停止了呼吸。” 高洪锡回忆中说佟麟阁将军是被敌机扫射中弹而死的。地点在设置瞭望哨的大红门东边的土山附近。大红门东边的土山即九龙山，九龙山附近的青纱帐即为南顶村、时村的庄稼地和菜地。佟将军牺牲的准确地点因见证人都已故去，现已很难确定。 高洪锡回忆说：“我们抬着佟麟阁将军的尸体设法送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将军的尸体暂时隐藏起来。稍后我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第二天红十字会出车把佟麟阁尸体运回北平家中。”对于将军遗体的隐藏地点，在高洪锡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但是乔德林老人的回忆却提供了准确地点，即时村土道三角地乔德林家菜地——山药架。 据佟麟阁次子佟兵回忆说，高洪锡到家中报信时带回的遗物中，有一块怀表。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怀表，是一块会打点报时的怀表。由这块怀表可以对证隐藏在乔家山药架里的遗体正是佟麟阁将军。 佟麟阁的儿子佟兵说：“柏林寺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 据佟兵回忆，当高洪锡拿着这块怀表见到我母亲时说父亲住院了。母亲问他怎么连怀表你都带回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好告诉母亲说父亲牺牲了。当时我们听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感觉天已经变了。 “七七”事变开始后，父亲驻守南苑军部一直未回过家。他曾经托人将所佩项链捎回家交给母亲留念，以示誓死报国的决心。不想父亲果然身先士卒，慷慨赴死。 第二天，我们家联系到唯一可以自由出入城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时村接回父亲的遗体。乔德林老人说当时汽车停在南顶路过不来。村民用排子车将佟麟阁遗体抬上汽车运回城。那些在时村阵亡的29军的官兵由村民们集中掩埋在时村土道两侧。 据佟兵回忆说，父亲的遗体拉回来之后放在花园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父亲满身是血，血肉模糊。母亲一看就晕过去了。把母亲搀走以后，嫂嫂、姐姐给父亲洗身上，整理好后换上便装，装点起来。这些情况在我们孩子心中，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晚上大约10点，佟兵跟着母亲趁着夜色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家里，经过慎重考虑，把父亲的遗体藏在北京市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当时寺中方丈出于对父亲抗日爱国的敬慕，冒着杀头的危险，坚守了9年寄柩的秘密，直到抗战胜利后国葬于香山。 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南沟沿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北京香山脚下蓝涧沟的佟麟阁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69年过去了，对于佟兵来说，父亲当年的谆谆教导——“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以诚恳态度对人、负责态度任事”、“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让他至今不忘。他说：“父亲其实完全可以不牺牲。现在想起来，他有点求得一死、舍身成仁的意味。” 69年过去了。对于乔德林老人来说，当时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老人和时村的村民至今依然传诵着佟麟阁将军和29军官兵为国捐躯的事迹。 (中国国防报)

一个日本兵喝醉了，闯进来要花姑娘，对着楼上放枪，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躲在那里的小孩。群众打死了日本兵，这下祸闯大了。这2万多人就要被全部殉葬，寂然法师带着精通日语的月基，到日军司令部交涉，说这个兵是摔死的，他用智慧圆了这个谎，保住了2万多人的性命。 商人辛德勒救护了几百位犹太人，于是名垂青史;南京栖霞寺的寂然法师营救了2.4万名难民，坚持了4个月，事迹却只能依靠老僧的口口相传。 十几年前，在南京栖霞寺出家的僧人传真就喜欢听师傅辉坚法师讲故事:1937年冬天，位于市郊的栖霞寺迎来了难民潮，庙里共有4个当家（监院），前3个都跑了，只留下三当家寂然独撑大局，他身边只有10个小沙弥。寂然听说安全区可以“安全”，在地上写了“安全区”三个大字，真的没有了飞机轰炸，他天真地以为自此平安无事。 幸运的是，他的徒弟月基14岁时留学日本，和管辖这片的日军指挥官是校友，确实安静了一段日子。指挥官被换防后，噩梦开始。日军十几次的骚扰，强奸妇女，其中当年一位14岁的女孩子至今健在，传真去采访时，她再也不想陷入回忆。她是在庙堂里公然被强奸的，在场的难民都愤怒无比，要和日本兵拼命，当时寂然法师出面力劝难民，他不想更多人流血。 一个日本兵喝醉了，闯进来要花姑娘，对着楼上放枪，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躲在那里的小孩。群众打死了日本兵，这下祸闯大了。这2万多人就要被全部殉葬，寂然法师带着精通日语的月基，到日军司令部交涉，说这个兵是摔死的，他用智慧圆了这个谎，保住了2万多人的性命。寂然法师然后写下了抗议书，通过丹麦工程师辛德贝格转交拉贝先生，翻译成英语递交日本大使，这件事记录在《拉贝日记》中。 寺里一共只有供200个出家人过冬的粮食，一下子涌进来2万人，宿在广场上、山洞里，从每天两顿减为一顿，饭改为稀粥，依然不够。寂然先是向周围地主化缘，后来又跑到安全区、敌占区偷粮食。 庙里还有一颗定时炸弹是30多个国民党军人，其中包括高级将领廖耀湘，如果被日军发现，所有人都难逃一死。躲了六七天后，廖被安全转移到江北。传真在《栖霞寺1937》的剧本里写下这个故事时，有人提出没有证据，他找到藏经楼里廖的手迹:“凯旋还京，兴奋与旧友重临栖霞。”1938年，积劳成疾的寂然法师就圆寂了，死时只有40多岁。 1990年，爱好文学的传真开始撰写剧本《栖霞山栖霞寺》，一直认为他不安分的寺众对此议论纷纷，他又在一部来寺拍摄的港片《神猫与铁蜘蛛》里当群众演员，学习拍摄知识，议论声就更大了，包括栖霞寺当家的也无法理解。有政府官员批评他，一切全靠师傅辉坚法师的庇护。此后传真参加全国统考，录取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寺里做知客，负责外事接待，每天和人讲1937年的故事，他想:讲得再多一年也只能讲给几万人，拍成电影就会传播得更广泛。《栖霞山栖霞寺》中有一段讲寂然的故事，拍了1/3后因为有人反对流产，辉坚法师劝他说“因缘不成熟”。 随着《拉贝日记》的曝光和媒体的不断报道，传真又萌生了拍电影的念头。他四处化缘，因为佛教界不支持，影片投资来自一些企业界老板的赞助。先要在省宗教局报批，没通过;他直接到国家宗教局，找到一位副局长获得支持。这部自筹资金的影片拍完后被算作了主旋律，省委出了100万元，南京市政府拿了90万元。 传真当上栖霞寺的监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经过数年的奔走，电影终于完成，资料来源有逃到香港的方丈所写的《栖霞山志》，还有寺中挖出的碑记。片中也有“艺术加工”，比如日本人在数九寒天向寂然泼冷水，逼他说出秘密。传真法师对编剧是外行，又找到另一个编剧郑凯南合作。 《栖霞寺1937》2005年就在北京首映，直到2007年才进院线，总共放映的场次不超过50场。按传真法师的话就是:“还没我上电视宣传的次数多。”他期盼所有人都能看到这部电影，只收取5元钱的影院水电费成本，后来有一个香港老板赞助，免费发票，结果是南京观众人数尚可，其他城市很不理想。由于是化缘所得，不存在票房压力。可是这件事却远没有结束，传真开始打官司，被告方是影片的另一家制作方，传真认为他们虚报成本，即使是化缘，也要对施主有所交待，继第一个拍电影的僧人之后，他又要打第一个电影成本评估的官司。 寂然法师所写的抗议日军暴行的抗议书: 《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至此，我们向您简要汇报该地的情况及本寺庙所遇到的骚扰。 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 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 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 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1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 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 1月8日和9日:有6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最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 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 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 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她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间要喝酒、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1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屋烧了。 1月16日:继续抢劫、奸淫。 1月18日:盗走了3头毛驴。 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7头毛驴。 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自他来后，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窃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大门之外。因此，我们害怕，一旦这位少尉撤离此地被派往别处，原来可怕的情景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衣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 在此，我们所有签名者再次恳请您的帮助。 栖霞山寺庙 1938年1月25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曾进行过一次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此次战役是一次带有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囚笼”政策，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活动，对抑制国内的投降逆流，促进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百团大战也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如八路军当时打了一些与自身装备不相适应的阵地战、攻坚战，导致自身伤亡过大等。对于是否该打这类战役或战斗，当年亲自参加指挥作战的一些八路军高级将领之间曾持有不同意见。关家垴战斗，就是其中极具争议的一战。 日军报复“扫荡”手段空前残酷，八路军总部欲打歼灭战挫敌气焰 1940年8月20日夜，华北各地的八路军（除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外）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在华北敌后向日军控制的各主要交通线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破袭战，即后来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至1940年10月初，八路军参战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总部赋予的各项任务，取得了百团大战前两个阶段作战的伟大胜利。不过，由于八路军连续进行进攻作战，参战各部都已相当疲劳，加之日军增援过多，八路军暂时难以继续扩大战果。根据战场形势的这一变化，八路军总部决定结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要求各部队在结束作战行动后适当集结主力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巩固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做好部队的教育工作，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 自战役打响一个半月来，在八路军连续大规模破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而心气正旺、一直想在华北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接连“出丑”，不禁恼羞成怒，叫嚷着要给八路军加倍回击，要活捉正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等领导人，彻底摧毁和消灭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从10月6日起，日军调动数万兵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报复性“扫荡”。这实际上是日军作战的规律，即每次失败后，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收队，大队人马就立即扑来，妄图趁八路军“消化”胜利果实时，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对此，彭德怀和左权都很清楚。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成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主要形式。 与以往相比，日军的此次报复性“扫荡”更加疯狂，手段更为残酷。在“扫荡”过程中，日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牲畜和粮食即抢或焚毁，水井用后则一律封埋或下毒，就连老百姓日常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被砸碎、砸烂。日军企图通过此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成焦土，以挽回其惨败的面子，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军心。在日军歇斯底里的摧残下，一些抗日根据地由于事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扫荡”动员不够深入，致使民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其状极惨。 日军的残忍与暴虐更加激起了彭德怀与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的愤怒与仇恨，他们准备寻找机会，消灭一两路进犯的敌人，打击其嚣张气焰。不过，由于日军来势凶猛，为了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彭、左两人率领总部指挥机关在山西武乡县境内不停地转移。同时，他们又急电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要其火速赶往武乡县东北地区，向总部靠拢。10月19日，彭德怀和左权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二○师、一二九师等部队正式下达了反“扫荡”作战的命令。命令要求在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随后，彭德怀离开八路军总部，到晋东南各战场巡视，了解敌情和战况。当看到因日军的“焦土政策”而变成废墟的一个个村庄时，彭德怀如万箭穿心，痛楚不堪。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决不能允许日军如此暴虐下去，一定要打一两个大的歼灭战，打退敌人的进攻。 10月下旬，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约500人，瞎打乱撞来到了八路军总部设在辽县、武乡县、黎城县交界地区的黄崖洞兵工厂。该兵工厂是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曾被朱德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接到日军进犯黄崖洞兵工厂的报告后，彭德怀立即命令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赶往黄崖洞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见八路军大队人马来援，在兵工厂内放了一把火后即逃离了此地。随后，冈崎大队由黄崖洞西犯，很快就窜到了左会、刘家咀地区。不过，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袭扰之下，冈崎大队于10月28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恰巧，刚打完榆（社）辽（县）战役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此时就在蟠龙镇附近休整。决不能让冈崎大队退回老巢！彭德怀决心消灭这股日军。随即，彭德怀赶回八路军总部，与左权等人研究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 日军先机而动进占关家垴，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提前发动夜袭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火速赶到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决定亲自坐镇指挥。左权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也先后赶来。当晚，彭德怀召集一二九师的师、旅干部开会，正式下达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各一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和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三十八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山炮连，于10月30日凌晨4时对日军冈崎大队发起攻击。具体攻击部署是：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和总部特务团为一路，从关家垴东北、东南侧攻击；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为一路，从关家垴的西北侧与前一路并肩攻击；决死第一纵队为一路，由南向北推进，在关家垴南侧对日军的左翼进行牵制；新编第十旅为一路，由西向东封锁日军西逃之路。会议结束后，各路参战部队迅速向指定的攻击位置进发。 正当八路军进行合围时，日军冈崎大队或许是觉察到了即将降临的厄运，连夜占领了关家垴。关家垴位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在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正北13里处。这一带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关家垴是群岭环抱的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很适合排兵布阵。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下面是一条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只有南坡比较平缓，可作进攻路线。因此，关家垴可谓易守难攻之地。关家垴南坡上面原住着50余户姓关的人家，沿山壁构筑了一孔连一孔的窑洞。此时，村里的人早已转移出去了。南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叫柳树垴的山岗，与关家垴互为掎角，从柳树垴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垴的小路。冈崎大队在占领关家垴的同时，也占领了柳树垴，并连夜在两地构筑工事，挖了坑道，拆下当地住户的门窗架在上面，筑成了隐蔽所。在关家垴山顶的平地上，日军也架起了几挺机枪。这样一来，日军就在关家垴和柳树垴布成了一个严密的火力网。 10月29日23时左右，左权忽然接到日军冈崎大队已占领关家垴和柳树垴的报告。他看了看表，离预定的总攻时间还有5个小时。敌情的这一变化，对八路军的攻击十分不利。原本山路就很狭窄，大部队难以展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进攻关家垴就更加困难了。眼下的这一场战斗，很可能是一场恶战。左权不禁有些担心。改变作战计划已不大可能，彭德怀已经下了作战命令，并且一再强调务必要歼灭这股日军。所以左权此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指挥部队去取得这场作战的胜利。经过慎重考虑后，左权决定让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利用黑夜提前发起攻击。 下定决心后，左权把特务团的团、营以上军事干部召集到指挥所，交代任务：第二营从侧后摸到关家垴山顶，30日凌晨3时发起攻击，除掉山顶上日军的机枪阵地；第三营从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突击，斩断两股日军之间的联系，得手后向西突进，摸黑逐个消灭窑洞里的敌人；其他两个营从西北岭插上，防止敌人逃回武乡。左权特别强调，特务团的总任务是掩护兄弟部队按时进入阵地，然后来个中间开花，与兄弟部队配合，一举歼灭敌人。部署完毕后，左权又解释道：我们之所以要在3时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他们又刚刚构筑完工事，肯定是累得不行，困得不行，我们就要趁敌人酣睡时进行偷袭。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受领任务后，团长欧致富要各营营长按照左权的部署立即行动。凌晨3时前，特务团各营就已到达预定位置。第二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关家垴的山顶。随着寒光一闪，两个日军哨兵便悄无声息地倒下了。接着，第二营的战士把手中的手榴弹甩了出去，沉闷的黑夜顿时被隆隆的爆炸声打破。 埋伏在山下的特务团各部随着团长欧致富一声令下，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起初，战斗进展得相当顺利，特务团很快占领了关家垴上的一排窑洞。可正当特务团准备继续向前攻击时，左侧的一间窑洞中突然响起猛烈的机枪声，把特务团压得无法展开。特务团警卫连连长唐万成端起一挺机枪，率领一个班从斜坡上猛压下去，拼死冲到窑洞前，随即甩出一批手榴弹。顿时，窑洞里黄烟滚滚。随后，从里面窜出来20多个日军。唐万成端起机枪一阵猛打，10余个日军立时毙命。他刚要往前冲，窑洞里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起来。唐万成的一只手臂被子弹击中，机枪落到了地上。冲在前边的排长赶紧跑过去，将滚落到日军前的机枪抢了回来，随即打出一梭子弹，众人这才脱险。 原来，日军将这排窑洞全打通了，每个窑洞都筑有机枪阵地，既可独立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机枪阵地前还挖有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有扔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难以对日军构成威胁。窑洞外也挖了工事，构成了里外相连、窑窑相通的循环作战工事。特务团不知道此中情况，在同日军争夺窑洞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欧致富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命令各营暂停攻击，待大部队发起攻击后，再里应外合歼灭敌人。 八路军向关家垴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但因地形不利伤亡较大 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信号。随着几发炮弹准确地落到日军的前沿阵地，在日军火力尚未展开之际，八路军对关家垴和柳树垴同时发起了攻击。片刻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担任攻打柳树垴的任务。攻击发起前，彭德怀亲自来到该团阵地前沿进行动员：“同志们，你们决死队，要向谁决死呀？”“向日本鬼子！”战士们响亮的回答震荡山谷。彭德怀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用手指着日军的阵地说：“好！前面打仗的地方，有好几百个日本鬼子被我们包围了。我们今天要消灭他们，你们就是要向他们去决死。我们抗日根据地有一条规定，凡是没有带路条的人，就不能让他走。”八路军副总司令亲自作战前动员，这让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的指战员备受鼓舞，他们的战斗情绪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坚决消灭日本鬼子！”当总攻信号发起后，早已铆足了劲的三十八团指战员迅速向柳树垴冲去。双方随即在柳树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反争夺。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终于在天亮时抢占了柳树垴。 在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攻击柳树垴的同时，八路军其他各部则向关家垴之敌发起了攻击。由于地形过于复杂险要，日军武器又精良，八路军每攻下一个阵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日军虽然伤亡不小，但没有撤离逃跑的意思。显然，他们知道，一撤离阵地就必然会遭到数倍于己的八路军的分割包抄而被歼灭，他们要利用关家垴的有利地形，困守待援。 10月30日上午9时左右，关家垴上空飞来了几架日军飞机，并开始对关家垴进行狂轰滥炸。关家垴地方小，八路军投入进攻的兵力多，日军飞机的轰炸给八路军以很大的威胁，八路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日军飞机狂轰一番后掉头而去，八路军各部继续向当面之敌展开进攻。就在这时，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团与二十五团调整部署时，因战场经验不足，遭到日军的猛烈反击，一度被三十八团攻占的柳树垴又被日军夺了回去。战场形势的这一变化是彭德怀、左权未曾想到的，也影响了其他部队对关家垴的进攻。接到报告后，彭德怀、左权立即命令陈赓组织兵力进行反攻。于是，八路军在进攻关家垴的同时，不得不重新组织三个营的兵力反攻柳树垴。然而，连续攻击了四次，其中一个营还加攻了三次，并有两次攻上了山头，但由于地形和几支部队协同及火力配合欠佳，虽给日军以很大杀伤，却未能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只好与日军形成对峙。八路军自身伤亡也较大。 在关家垴，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正由东北方向攻击前进。由于攻击地形十分不利，能接近敌人阵地的只有一条约0．3米宽的小道，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反复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战至中午，七七二团一营原本70多人的一连只剩下3人；50多人的三连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近70人的四连只剩下10余人。午后，一营剩下的人员在营长蒲大义的带领下仍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日军攻击。14时，当一营参加进攻的部队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6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从西北方向攻击关家垴。这一面，是一个约20米高的陡崖，快到崖顶的地方，有一个略凸出来的壕坎，上面是30多米长的一个斜坡，一直通到关家垴山顶日军的前沿阵地。攻击前，七六九团突击部队曾借助攀登工具和陡崖上的野藤爬到壕坎处，但被日军发觉，日军随即用火力封锁了斜坡。因地形所限，七六九团突击部队既无法发起冲锋，又无法压制日军火力，反被日军压制在壕坎处无法行动。七六九团的后续部队也因地形的限制无法投入战斗。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虽然先于大部队攻上了关家垴，并在大部队发起攻击后继续向日军发动攻势，但因受地形及重武器缺乏的限制，未能给关家垴上的日军以致命打击，也无法压制日军的火力，自身伤亡也在不断增加。 八路军几路攻击部队的进攻行动先后受挫，战斗一度呈胶着状态，八路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一些指战员见不少战友先后倒在了自己的面前，不禁怒火中烧，打红了眼，即使负了重伤也不下火线，要坚持战斗到底，誓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对于是否继续攻打关家垴，八路军众将领产生分歧 八路军进攻受阻，且伤亡较大，这令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陈赓坐立不安。他对是否要继续攻打关家垴产生了犹豫。随后，陈赓拿起了电话，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不行，一旦放走日军，就很难再打着他了，必须在此将其消灭！”彭德怀态度坚决。“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了！”陈赓想继续说服彭德怀。彭德怀答道：“就是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陈赓问道。“拼光了以后再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以后也没有前途！”彭德怀的语气仍不容置疑。“这样打法，我不赞成！”陈赓有些急了。“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彭德怀随即放下了电话。陈赓只好继续组织部队向前攻击。 当时，彭德怀和左权的指挥所设在离关家垴有两三里处的一孔破窑洞中。彭德怀放下电话后，便走出窑洞，举起望远镜向前方看去。只见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然后栽倒、流血，他心中也焦急万分。他为牺牲的战士感到痛心，更对目前战斗的胶着状态深感不安。彭德怀皱紧了眉头，没想到这块骨头竟这么难啃！更令他不安的是，据侦察人员报告，数千名日军已从四面八方向关家垴赶来，如果敌军援兵一到，后果将不堪设想。彭德怀陷入了沉思。指挥所里的左权则正在和作战参谋们一起对着地图研究战况，商量着如何才能打破目前的这种僵局，尽快解决战斗。 正在这时，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鉴于八路军各攻击部队损失较大，也打来电话，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对于前方的战况，彭德怀当然很清楚，也知道进攻部队打得很苦，伤亡也较大。但一直以来都想消灭一两路日军，打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的彭德怀，怎肯放走这股日军。 彭德怀为何非要在此时打大的歼灭战呢？他自然有自己的考虑。在长期的反“扫荡”中，彭德怀发现了敌人的一个规律，即进行“扫荡”的一路日军通常由500人左右的一个大队组成。他认为，如果八路军能随时、乃至在不利的条件下歼灭日军的一个大队，敌人就不得不集中更多的兵力组成一路人马。这样，敌人“扫荡”的次数和范围就会减少，从而为抗日根据地军民争得更多的机动时间。因此，他特别重视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机会。 而当前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彭德怀在电话中对刘伯承说道：“冈崎大队所剩人已不多了，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刘伯承回道：“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彭德怀耐着性子说道：“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那就以后再收拾他！关家垴的地形对我不利，我军伤亡太大了！”刘伯承回道。但彭德怀仍坚持打下去。最后，刘伯承也有些生气，对彭德怀说道：“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彭德怀也终于按捺不住直往上窜的火气，在电话中发起了犟脾气：“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电话另一头的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知道彭德怀又来了倔劲，一时间都有些进退两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彭德怀一旦发起了脾气，谁也拗不过。“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办法！”刘伯承放下了话筒。正在为难之时，邓小平接过话筒：“彭总，你别急，我们一二九师派侦察员再侦察一下关家垴山顶的情况，或许用别的办法可以攻上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消灭冈崎大队我决不答应！”说完，彭德怀将话筒扔在了一边。 总部指挥所里的左权见彭德怀发如此大的脾气，赶紧走过去说道：“目前的战况大家心里都有些急，刘师长作为前线的指挥员对此次作战提出个人的意见，并无不当之处，再说他也是为部队着想。即使你不接受他的意见，也不该对人家发那么大的火呀。”彭德怀此时也有些后悔了，用力拍了拍脑袋：“唉，你也知道，我这臭脾气，一旦来了劲，自己也控制不住。你放心，等打完仗，我亲自向刘师长道歉。如果他不原谅，我就学廉颇去给他负荆请罪！”彭德怀的坦诚，令左权等在场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此时，话筒另一头的邓小平也放下了电话，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正在生气的刘伯承，问道：“怎么办？”“服从命令！”刘伯承叹了口气。邓小平走近刘伯承，冷静地说道：“我认为，这一仗该打！”刘伯承感到意外，不解地看着邓小平。“不打这一仗，政治上损失太大！”邓小平说道。刘伯承扶了扶眼镜，问道：“政治上？”邓小平点了点头：“打仗嘛，说到底，是打政治仗。有些仗，看起来有便宜可讨，但政治上不利，有便宜也不能打！有些仗，明知道很难打，伤亡大，要吃亏，但政治上需要打，那也非打不可！我看关家垴战斗就属此类的仗。”刘伯承没再说什么，随即来到了七六九团指挥所，和该团的几个团干部商量如何才能攻上关家垴。 在七六九团指挥所，刘伯承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前面的攻击地形。忽然，连接关家垴陡崖崖顶与壕坎之间的斜坡上隐隐露出的黄土引起了刘伯承的注意。他随即问道：“壕坎上面的斜坡是土质的吗？”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回答：“是黄土坎。”刘伯承顿时有了主意：“挖暗道，通上去！”郑国仲一听，茅塞顿开。于是，他一面组织火力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一面组织人员从壕坎下面挖通往关家垴山顶的暗道。这样，七六九团终于找到了解决部队无法向关家垴进攻的办法。 战斗至激烈时分，彭德怀亲临前线观察敌情 经过10月30日一天的激战，八路军虽占领了关家垴和柳树垴部分日军阵地，歼灭了不少日军，但剩下的日军仍占据着两地的主要阵地。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和新编第十旅在外围的阻击战也于同日打响。当分别从武乡、辽县出动的2500多名日军向关家垴增援时，遭到三八五旅和新编第十旅的顽强阻击。激战中，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侠负伤。此外，由黎城等地出动的数千名日军机动部队，继续向关家垴开进。在此情况下，三八六旅又派出一个团前去担任阻击任务，八路军其他各部则于10月31日重新组织兵力对关家垴和柳树垴的日军发起了进攻，力争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歼灭冈崎大队，结束战斗。 尽管八路军指战员冒着日军强大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往前冲，但战斗进展得仍相当缓慢。总部指挥所里的彭德怀看着战士们一批批地冲上去，又一批批地倒下，再也坐不住了。他戴上帽子，一猫腰钻出了指挥所，沿着交通壕直奔前沿阵地。指挥所里的人一下子都惊呆了，谁也想不到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此时会作出这样的举动。任凭众人如何喊其回来，彭德怀也不予理会，仍一个劲地向前跑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赶紧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前沿指挥所打电话，报告彭德怀跑向前沿阵地的情况。刘伯承一听，也急得满头冒汗：“乱弹琴！”他赶紧令身边的一位参谋叫上总部特务团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无论如何也要把彭德怀拉回去。 彭德怀一口气跑到离关家垴只有500米的阵地前，背靠着壕沟的土壁，右脚伸出去，蹬在壕沟前面的土壁上，双手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日军阵地，身子几乎完全暴露在战壕的外面。这时，《新华日报》的一位随军记者见八路军副统帅在枪林弹雨中亲自到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便举起了手中的相机，随着“咔嚓”一声，这一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和珍贵的一帧战斗镜头被留了下来。彭德怀雄健的身影，专注的神情，战士的装束，背衬着简陋的工事，为人们留下了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卓绝、英勇抗敌的时代写照。这一照片后来被广泛地刊登、转载，成为人们熟悉、珍爱的彭德怀形象。 时间不长，唐万成和一个参谋跑来了。他们老远就喊：“彭总，快回去，这里危险！”彭德怀仍举着望远镜观察：“这里看得清楚，便于指挥！”唐万成和那位参谋跑到彭德怀的跟前，不由分说硬是将彭德怀给拉回了总部指挥所。此时，总部指挥所里的所有人员都在外面焦急地等着彭德怀的归来。一见到左权黑着脸站在面前，并用责备的眼光看着自己，彭德怀不好意思地“嘿嘿”了两声：“我这不平安回来了嘛！”见左权不说话，彭德怀问道：“有什么新情况吗？”“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不见了！”左权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彭德怀憨厚地一笑：“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左权等人这才随彭德怀走进指挥所。 不久，彭德怀和左权接到报告，日军数千名援军离关家垴越来越近了。如果敌人援兵一到，八路军的处境将更加不利。于是，彭德怀下令：必须在16时向敌人发起总攻，务必全歼冈崎大队。同时，彭德怀决定将负责保卫八路军总部首长安全的特务团警卫连也投入战斗。左权则向即将出征的警卫连作了战斗动员：“关家垴战斗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不能让敌人死守待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要以勇不可当的精神冲上去，与兄弟部队一起迅速解决战斗。”警卫连连长唐万成率领全连战士领命而去。 16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总部炮兵阵地上的迫击炮连续向关家垴轰去。不一会儿，冲锋号响了，八路军参战各部再次向柳树垴和关家垴之敌发起了攻击。此时，七六九团已成功地挖通了通往关家垴山顶的暗道。发起冲锋后，七六九团再次组织火力对日军进行猛攻，同时派出突击部队攀登上陡崖，其中的一部分从暗道里向关家垴山顶爬去，一部分隐蔽在壕坎下面。关家垴山顶的日军以为八路军又要从斜坡往上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的斜坡，没想到屁股后面突然冒出了八路军。一阵手榴弹响过之后，关家垴山顶阵地上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隐蔽在壕坎下的七六九团突击部队则趁势迅速冲了上去。双方随即在关家垴山顶展开激战。此后，七六九团后续部队不断攻上关家垴山顶，加入战斗，并最终控制了关家垴的制高点。同时，七七二团和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团、三十六团等部也先后攻上关家垴。经过激烈的肉搏，日军大部被歼，残敌则退到了半山腰村子里的窑洞中，负隅顽抗。 随后，攻上关家垴的八路军各部对据守窑洞的日军继续进行攻击。残敌则依托工事，拼死抵抗，火力仍然很猛。由于八路军缺少重型武器，围歼残敌的战斗进行得也比较缓慢。直至深夜，仍有数十名日军据守在窑洞中，未被歼灭。柳树垴上也有一小股残余日军未被歼灭。 11月1日，日军1500多人的增援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鉴于关家垴被围之敌已基本被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多，不便同日军再战。为保持主动，彭德怀与左权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残敌60余人则在援敌接应下仓皇逃走。 随着对百团大战认识的深入，大家提出了不同意见 此次战斗，八路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日军一个大队，激战两昼夜，未能全歼敌人，个中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几天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一齐登上关家垴，仔细查看了日军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随行的参谋人员也将敌人的阵地一一绘制成图。刘伯承看到日军挖的众多“猫耳洞”，人躲藏在里面非常安全，很受启发。他说：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非常实用，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日军善于利用地形、善于构筑工事、合理配置火力的实例，使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领很受启发。 关家垴之战，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武器精良的日军实行攻坚战、阵地战，共歼灭冈崎大队400多人，大队长冈崎歉受也被打死。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受到巨大震撼，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在抗日根据地内横冲直撞的局面，日军的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出动。陈赓说：“这次胜利告诉敌人，太行山并不是无人之境，可以由他大摇大摆、横冲直撞的。”不过，八路军在这次作战中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共伤亡600余人。这也是此次战斗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人说，关家垴战斗，彭老总来了犟劲。在随后的几年抗战中，随着对百团大战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共中央及一些八路军将领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指出了百团大战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对于诸如关家垴战斗之类的作战到底是否应该打，大家提出了不同意见。 为了表明个人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彭德怀曾亲自找到毛泽东就此问题交换意见。他说：我认为，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则说：不，不是什么基本上，而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作战中，太行区有两个旅（即参加关家垴战斗的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则说：战争嘛，总是要有伤亡的，最主要的是通过战争锻炼了我们的部队。 后来，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也谈到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当年曾参加这次战斗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回忆说：“彭老总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 时任决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薄一波回忆说：“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如同绝大多数日本作家一样，堀田善卫(1918－1998)在我国恐怕应当被划归鲜为人知的一类。而其实，他早年曾经被目为“第二次战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日本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并且此君不失为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日本人，同我们上海也有着不解之缘。抗战末期的1945年，这位在故国求职无门的27岁的文学青年却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上海谋得了一份文字工作，于3月24日来到上海，战后又被国民党宣传部所留用，前后在这座城市一共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正是在上海，他迎来了其祖国日本的战败降伏，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万众欢腾、欢庆抗战胜利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作为普通的历史常识，一般国人大概一致以为我们中国人是在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然而根据堀田氏在其回忆录《于上海》中的记载，上海人民其实早在1945年8月11日这天清晨，就已经开始庆祝抗战胜利了！比正式的抗战胜利纪念日要早上4天之多。堀田氏如此纪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窃以为转述无法再现原本文体风格的原汁原味，还是逐句迻译较佳: “那一天，我一无所知地步出了家门。街头零零星星地可以散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心想:真是咄咄怪事，今天莫非竟是什么旗日么？然而那旗帜上却又少了南京政府(此系指傀儡汪精卫伪政权。炜按)的旗子上在正式场合必须悬挂的、写有‘反共建国’字样的布条儿。 “然而我尽管注意到了这一点，亦即是说，我尽管注意到了那旗帜意味着重庆国民政府，却尚未曾领会到其更进一步的意味。 “我偶然举目向街道两旁建筑的墙壁上望去，却见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标语。其中有着如下一些文句: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还我河山河山重光/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自力更生庆祝胜利/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堀田氏略通中文，以上标语均系原文照引，非引者所译。炜按) “如今思想起来，可谓是愚不可及:我是看到了这些文句之后，方才悚然一惊。知道是仗打败了。 “即是说，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信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此时，我对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大部分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筑摩丛书157《上海にて》P93－95) 恐怕不独堀田氏一人，大约当时在沪的各色日本人士，面对中国民众坚韧不拔却深含不发的爱国热情的偶露峥嵘，以及地火般地隐蔽却猛烈且组织严谨的抗日活动，都会掩饰不了震撼和惊愕吧。 而对于惶恐失措、狼狈不安的在沪日本人，上海人在他们的聚居地，还张贴了这样的标语: 茫然惭既往默坐慎将来 谆谆告诫他们此时此际所应当采取的、理智的作法。其中既有对侵略者们过往的批判，又体现出了对其人民来日的关怀。刚刚摆脱了战祸折磨的国人便能够表现出如此之胸襟，直令今天作为其后人的我们，为自己的先人感到由衷的骄傲。 在庆贺抗战胜利的标语中，还明显可见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彼此间的互相牵制。堀田氏的解读颇有意思，不妨再度引用则个: “上面所列的标语中，最后一条恐怕是出自中国共产党抑或其系统的手笔吧。在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消息后，立即于第二天便贴出了‘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这样与庆祝胜利基本无关的标语，其政治意识之中确有令人瞠目之处。”(同上P95) 文学青年堀田善卫是个有心人，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他为历史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在该书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也记录了自己亲眼目睹的、臂缠“公务”袖章的日本兵无耻且凶残地光天化日之下在淮海路上公然侮辱身穿洁白婚纱的中国新娘的罪恶场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堀田居然勇敢地扑向日本兵，要救助那新娘——而不为同胞讳，但这，且让与另一篇文章去讨论吧。

双方手里虽然都没有兵器，但会场上的桌椅凳子、树枝旗杆都成为他们顺手的武器。到会的几万人看着几百黄埔学生群殴，无不惊得瞠目结舌，索性让出操场，看黄埔学生“舞棒习武”。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开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共两党学生的矛盾不断上升，常常因为政治观点相异，由动口发展到大打出手。 国共两党阵线分明 在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之时，“青年军人联合会”（以下简称“青军会”）于1925年2月1日宣告成立。青军会创立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既有蒋先云、李之龙、陈赓这些公开的共产党员，也有贺衷寒等国民党员。 然而，随着青军会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共产党人又在里面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加之教育长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分子居心叵测的煽动挑拨，贺衷寒等国民党右派学生便站到了青军会的对立面上。 此时蒋介石也认为青军会过分赤化了。于是他便授意王柏龄另外组建起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以下简称“孙文会”）的团体，专门与青军会唱对台戏。 青军会成立后，工作开展得十分有成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组织已遍于广东各军，会员达两万多人。而孙文会则以国民党员为骨干，纠合了一些国民党右派学生，号称拥有了5000多会员。 黄埔军能打仗也能打架 黄埔军取得第一次东征战役胜利后驻扎梅县，青军会为了扩大东征军的影响，在梅县中学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军民联欢会，当时到会的地方各界群众有数千人之多。大会由蒋先云主持，李之龙主讲。李之龙的演说博得全场军民的热烈掌声。孙文会的一伙人见青军会大出风头，嫉恨不已，在贺衷寒的率领下跳上台来，硬是把李之龙从讲演台前架走，然后贺衷寒开始演说起来。 青军会没料到孙文会的人会来这一手，他们在短时间内集聚了一批骨干分子，发动群众在台下喝起倒彩。这时李之龙率人突破封锁，冲上了演讲台。贺衷寒恼怒万分，挥拳朝李之龙脸部猛击，把他打倒在地。霎时，会场大乱，两派成员挥拳相助，一场混战展开。 两派斗殴之事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十分恼火，令人立即把李之龙、贺衷寒两人带来。他一见到这两人，便劈头盖脸地骂开了，“你们这两个混蛋，竟当着几千老百姓打架，给黄埔军脸上抹黑，我要拿你们法办！”蒋介石听完在场相关证言后，当即作出处理：贺衷寒当众寻衅闹事，破坏国共合作，予以撤职查办；李之龙聚众斗殴，影响黄埔声誉，即令写出检查，调回军校工作。 1925年10月，黄埔军发起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战役开始前，广州各界在广东大学举行誓师大会，青军会和孙文会都应邀参加。会上，当李之龙代表青军会发表演说讲到一半时，贺衷寒等人又上来抢台。可这一次，青军会早有准备，演讲台四周的青军会成员一拥向上，把贺衷寒等人给拦阻在讲演台外面。 双方手里虽然都没有兵器，但会场上的桌椅凳子、树枝旗杆都成为他们顺手的武器。到会的几万人看着几百黄埔学生群殴，无不惊得瞠目结舌，索性让出操场，看黄埔学生“舞棒习武”。 此事立即轰动了广州，紧接着又被报媒推向全国。“黄埔军不但能打仗，向且也能打架。” 师生为信仰分道扬镳 蒋介石这时反共排俄的腹案已就，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局面培养一批黄埔学生和部队对共产党的仇恨，也就不想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争斗。幸运的是，打架归打架，打仗归打仗，这一点两派都还分得清清楚楚。有仗打时，不分彼此，双方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蒋介石也就懒得再去管打架的事。 1927年春，北伐军已占领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正当革命向纵深发展之时，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黄埔师生各自为信仰分道扬镳，在中国现代军事舞台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搏杀。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又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段曾被岁月掩盖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悄然展开，那是发生在山东潍坊的日军集中营里的斗争史，它虽然远离血与火的战斗第一线，但中国人民与欧美盟国友人同样接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魔爪伸向乐道院1941年12月8日清晨，位于胶东半岛潍县(今潍坊市)东关门东南三里处虞河南岸的乐道院。 狼狗、刺刀、军靴，往日里宁静的乐道院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很快就认出，那是驻扎在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和一个伪军中队。不容他们作出反应，黑洞洞的枪口和亮晃晃的刺刀已经逼近了胸膛，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多年的中国人明白，这座由欧美传教士建立的乐道院已经无法庇护他们了，对于其中的欧美人士而言，苦难才刚刚开始。 陆续地，一批又一批外国侨民被送到这里秘密圈禁，其中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辅仁大学教师恒安石(后任美国驻华大使)、1924年奥运会400米冠军英国人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字李达)等等。侨民子女学校芝罘学校的327名中小学生也被关了进来。据统计，先后被关入乐道院集中营的外侨及加入美、英籍的中国人总数不下1500人。 “珍珠港事件”后，为防止众多日侨在美国本土活动，美国政府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6万多日本人，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区，隔离其与外界的联系。日本为报复美国，从1941年底开始，在中国全境搜捕盟国所有在华的牧师、教师、商人等，并将其全部强行收管，并将该类集中营命名为“敌国人民生活所”。因潍县靠近胶济铁路，交通比较方便，又加之乐道院场地较大，美国人比较集中，于是日军将魔爪伸向了这里。 8岁女孩眼中的集中营 “日奇，泥，散，西(日语音：1、2、3、4)……” 8岁的戴爱美到集中营后，首先就学会了日语数字的读音，因为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清晨她都要和大人一起到操场上集中点名，如果报数不对或者声音太低，就会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的呵斥。 根据集中营中幸存者回忆，当时的集中营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营地入口有高大木门，一进大门，是一条满布灰尘的黑煤炭路，称为“大马路”。“大约1500人被塞进这些不伦不类、杂乱破烂的房屋里。集中营的监舍内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每张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简直是苦不堪言。” 不过，天真的戴爱美甚至把晚上打鼾、打嗝、小解时冲击便盆等成人难以忍受的杂音，当成了夜间的音乐。因为他们拥有“艾瑞叔叔”———埃里克·利迪尔，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夺得400米金牌。 无私的“艾瑞叔叔” 每个礼拜六，孩子们都会被组织起来练篮球、曲棍球和足球，节目的主持人当然就是这位奥运会冠军“艾瑞叔叔”。 在生活愈来愈难熬的日子里，突然传来了盟国要与日本分批交换战俘的消息。终于关乎着生死的首批交换名单出来了，美国人的名单中有德高望重的赫士(华北神学院院长，当时已年近90，1944年卒于集中营内)，而英国人的名单中埃里克·利迪尔的名字据说是由英国首相邱吉尔亲点的。 然而，“艾瑞叔叔”和赫士都绝然拒绝了交换，生生地把活的机会留给了别人。 集中营生活极端压抑，“艾瑞叔叔”经常感到头部疼痛，但他从不向日本人求助，也没有告诉任何狱友。1945年2月初，“艾瑞叔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2月20日，也就是“艾瑞叔叔”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艾瑞叔叔”脑里的肿瘤便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 因为条件受限，“艾瑞叔叔”去世后，遗体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直到今天，“艾瑞叔叔”也没有离开中国。今天在那两排矮小的平房的南面还能看到战后人们为他重立的墓碑。这块墓碑，是由他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正面碑文写道：“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绝境中的爱情 1945年5月的一个深夜，23号营区的巨钟突然发出阵阵轰鸣，难友们被日军气急败坏地集中起来，查询何人敲钟。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可是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原来，难友中有人秘密约定，一旦德军放下武器，就在夜间敲钟。这是为法西斯敲响的丧钟！日本人却彻底地被这一大胆举动激怒了。 集中营里的全体侨民们连夜被召集到大操场上，在寒风中，日本看守头目逼问是谁敲的钟？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艾曼生被强拉着做翻译。可他害怕这家伙的疯话吓着在场的妇女和儿童，灵机一动，就用英语将日本人的话来了个大篡改：“皇军”请大家不要怕，他说他们睡不着觉，才叫大家起来一块儿到操场上玩，还说对不起大家。 集中营里的小孩竟信以为真，全都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日本人这才发现艾曼生在瞎翻译，便指挥旁边的卫兵上前一顿暴打。这时，年仅16岁的狱中小护士史密斯勇敢地扑上来用自己的身子护住艾曼生。尽管如此，艾曼生的伤势还是非常严重，事后被放在史密斯所在的狱中简陋医院里治疗。此后，艾曼生开始在狱中学医，并和史密斯产生爱情，战后两人结婚，造就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两人成为了名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 胜利星期五 在集中营史料陈列馆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取景地就是在记者所处的这块玉米地。照片上晴空万里，一顶顶似花朵般绽放的降落伞在空中排出一个有序的队列。说明文字上注明了拍摄时间：1945年8月17日。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下午的天气依然热不可当。戴爱美那天刚患上腹泻，正躺在医院内一张用三个箱子拼凑成的“床铺”上休息。之前，集中营里的大人们已经开始交流日本投降的消息。忽然，戴爱美隐约听见飞机的嗡嗡声，声音由远而近，小姑娘连忙起身，直扑窗前，见到有一架巨型飞机在集中营上空盘旋，缓缓降低了高度。这时，机身上的美国国旗已经清晰可见了。 此时的集中营却沸腾了。人们疯狂地奔跑出大门，日军看守呆立在一旁。拥挤和吵叫混成一片的人群像潮水一般往外涌。这时有人举拳向空中挥舞，有的哭泣，咒骂，拥抱，跳跃，还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顺着人浪方向望去，7名全副武装的美军伞兵正站立在玉米地里。 衣衫褴褛、身形枯槁的集中营难友们，不顾自己赤着脚，都争相将这7名美军伞兵抬起，扛在肩上，凯旋一般地迈进集中营。（据《周末》周益沈勇兵/文）

“蓉案”又称成都事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特务、浪人到中国各地制造或挑起事端，作为侵略中国口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 1936年8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说日本外务省决定恢复成都日本领事馆，所派驻成都领事野村即日赴川。 野村一行到达重庆后，住在重庆日本领事馆内，先派随员4人去成都筹备恢复领事馆事务。刘湘电告重庆市政府转告重庆日本领事，提出关于成都日领事馆问题，成都民众纷纷反对，情绪激昂，恐保护难周，希望日本人暂缓前往。但日本人悍然不顾，派深圳经二、渡边恍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4人于8月20日由重庆去成都，住骡马市大街大川饭店。 8月24日正午，市民开始游行示威，经过大川饭店门口时，高呼口号，并推代表面询日本人来意，表示坚决拒绝设置日本领事馆。游行队伍经过省府门口时，呈递不准日本在成都设置领事馆的请愿书。至此，游行民众逐渐散去。 谁知将近傍晚，在新都县集中受训的学生大批赶到，在北门和中央军分校会合，再次举行游行示威，队伍多达1万余人。警察局长范崇实赶到骡马市大街南口时，只见满街学生和市民把路堵塞，只好一人挤进去，上前制止放火后，又向一家铺户借来板凳，站在上面，劝学生们维持秩序。范喊了几遍后，普通市民开始走散，忽然学生队伍中出来一人，将板凳推倒，范跌了下来。这时，学生队伍中有人口吹响笛，高喊：“打死日本人！”接着中央军分校军官学生带头把大门推倒，冲进饭店。学生冲上楼后，把门窗、器具捣毁。躲在楼上房间内的4个日本人见势不妙，也从房间里冲出来。带头的是深圳经二，他臂力甚大，一手抓住警长来作挡箭牌，招架学生的棍棒，带着其余3个日本人冲下楼梯，奔到饭店大门。街上的学生上前堵住，深圳经二夺得童子军棍一根，抓住警长，夺路而走。渡边恍三郎紧紧跟着，冲出重围，向北逃走。经过成都市政府大门时，渡边恍三郎跑进市府大门，企图躲避，被看门人推出。恰逢学生们赶上，把他打死。深圳经二逃到了正府街，学生们紧紧围住，不敢逼近。一人爬上屋檐，用砖瓦猛力下掷，正中深圳经二脑门，他倒在了地上，学生上前将其打死。 这时田中武夫和濑户尚两人在大川饭店门口，被学生们围住，打得头破血流。幸好范崇实赶到，分开学生，首先把田中武夫拉到骡马市大街南口，用汽车送往警察局。稍后范再回转大川饭店，濑户尚已受重伤，倒卧街沟。学生以为濑户已死，遂即离去，濑户由街民抬上汽车，送往警局。田中和濑户两人略事包扎，换去血衣后，即送到刘湘的绥靖公署军医处治疗。 当夜，复兴社和CC系的干部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联电报告蒋介石，说刘湘暗中派人打死日本人，以图增加中央对日外交的困难，建议免去刘湘的省主席职务，以慰日本。2.由CC系干部电请其首脑推荐康泽接替刘湘任四川省主席。 第二天（25日），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集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局长开会，商议善后措施，决定： 用棺木将两个日本人的尸体盛殓，停放在出事地点，以备日方来人查验。 由警备司令部提出将已经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2名囚犯，作为当场捕获的凶手，在出事地点枪毙，仍用棺木装殓，放在日本人棺木之前示众，并备日方来人查验。 由刘湘密电南京政府，严正指出康泽等指使学生打死日本人的情形。 8月28日，日本调查团由上海飞到成都，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松村为团长，包括海军中佐中津成基、陆军中佐渡石近、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并有大阪《朝日新闻》上海支局中村正五、大阪《每日新闻》上海支局知花信量、同盟社冈房男、新田高博等。他们开棺验看深圳经二和渡边恍三郎的尸体，同时也验看了被枪决了的死囚刘成先、苏得勃两人的尸体，均拍摄照片，后到军医处慰问田中武夫和濑户尚。次日，日本调查团通过外交特派员，得到四川省政府的同意，传讯有关人证。大川饭店的经理、账房、茶房和工人，骡马市大街和正府街的街正及事件现场附近的居民，值勤的警官、警士。该团成员分别一一询问，记录言词，询问重点，想找出民众示威游行和政府方面的关系及证据，但毫无所获。 深圳经二和渡边恍三郎的尸体，由松村等在成都文殊院火化。9月1日松村等携带两人骨灰由成都飞往上海。成都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认为这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有田外相发表谈话、海陆外三相召开会议等等，纷纷发出种种威胁中国政府的言论。 成都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决定：1.将成都警备司令和警察局局长撤职；2.赔偿死者抚恤费白银各3万两，伤者各3100两，由四川省库立即汇往南京；3.政府向日本政府道歉，保证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4.取缔仇日刊物、禁止抵制日货。（据《文史春秋》杨乐生/文）

日本人狂印40亿 国民党赶制上万箱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曾有一场旷日持久的金融大战，其中有意思的是双方的假币大战。 日本人印制假币40亿 日本印制假币的工作开始由一个名叫山本宪藏的人负责，这人是个中国通，主修专业是会计，曾在中国学习过。年轻时他就梦想着制造假币，战争正好给了他机会。 当时的山本宪藏供职于日军参谋部第七课。在此期间，他前往华中地区考察中国法币的流通情况，并同日本国内的“造币专家”井上源进行了认真的论证，写成了文章《法币谋略工作计划》，交给了主管谍报工作的的第八课。第八课审查后，呈给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后来，该计划由东条英机亲自批准实行。 起初，山本、井上源选中了5元法币（注：七七事变以前，华北地区流通货币的主体是中方银行的法币）作为对象，印刷了几十万元成品。然而，这批假币到达中国时，却传来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这种5元面值的法币在中国已经是废币。他们的第一次行动遭到失败。 后来，他们伪造了大量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山本和井上源发现了制造法币的机器。在香港，他们查获了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一批10元面额的纸币和印钞机。 1942年，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日本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国民政府全力反击 国民党政府为了与日本假币对抗，采取了多种措施。最重要的是对法币进行改版，并不等日本的假币发挥功效，就开始进入通货膨胀阶段。 在保护法币和经济的同时，国民政府还采取“以假对假”策略，即与美英造币公司合作，制造假币。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万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假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 国民政府还从沦陷区买了很多紧俏商品，导致沦陷区通货膨胀。 日本侵略者也伪造过根据地的各种抗币。对此，根据地人民也采取了许多手段来对付敌人的破坏。除了用土办法来防止假币外，还经常进行防假币的宣传。 当时的宣传工作者经常在集市上挂出假币的样币，讲解如何识别，使日本侵略者很少有可乘之机。

新华网南京8月13日电(记者 蔡玉高)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先生的绝笔——《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13日在南京首发。书中，东史郎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对当年的侵略历史作出反省，并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没有战争审判这一形式，更没有谁去追究战争的责任，这本书是我对于自己的战争责任的反省。”这段印在《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扉页上的话，被看作是老人对当年战争的深刻反省，以及写作此书的目的。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了新书的首发式。她告诉记者，《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主要包括其对日本天皇为战争开拓行径的批判，以及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和对B、C级战犯的彻底批判等内容。“能将这些批判军国主义的内容出版是东史郎临终前留下遗愿，今天，在南京人的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他(东史郎)的嘱咐。” 负责此书翻译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记得那是2003年8月1日，我去日本京都府丹后半岛探望病榻中的东史郎时，亲眼看到他家的小桌上堆着一叠稿纸。交谈中，东史郎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在家赋闲养病之时，仍在用笔进行战斗，批判日本军国主义。” 朱成山说，东史郎先生最让人敬重的是，其不但勇于对自己当年的战争行为作出深刻的反省，而且还长期坚持与日本右翼分子作斗争。如今，老人已经离去，但他却为世界的和平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就属于这样的财富。 1937年，东史郎作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参加了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战后，东史郎对自己的加害行为充满悔恨，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反省谢罪，并在日本各地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东史郎公开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50周年之际专程到南京反省谢罪。2006年1月，94岁的东史郎病逝。

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他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在他看来，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很触目惊心，但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去总结历史，大屠杀真正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 幸存者口述史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在45年后重新面对南京大屠杀。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广泛调查，让亲历者回忆，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即使是许多专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见踪影。 历史学家张连红还记得，1984年发放给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简单，薄薄几张纸，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当时发现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 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具体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连红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只有少数个人做过幸存者采访。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大屠杀纪念馆整理的小册子上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200多字。”他最后联系采访了100多名幸存者，回忆当年的采访，“每天采访一两个人，充满了激情也充满气愤”。那些故事，他觉得非常惨烈。 可是徐的采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形式，许多记录缺乏历史学价值，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采访的100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死亡。1995年张纯如虽然只采访了10人，但因为有录像佐证，相比之下，学术价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开始拆迁老城区，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张连红就在这阶段才进入口述史的采集。不仅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还要纠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愿意讲述经历而被忽略。张连红就偶然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 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 张纯如的启示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第一次见到张纯如，“她当时只有26岁，很年轻，我看见她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杨夏鸣是应朋友邀请为张纯如做翻译。之前，杨自己虽然知道南京大屠杀，但相关知识还不如张纯如丰富。张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一编号，而关于东京大审判的材料则有几千页之多。 现在杨夏鸣正重新翻译张纯如那本著作。翻译过程中，他不时回忆张纯如与自己探访幸存者的经过：“南京最热的20多天里，我们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个人名单，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里只有6平方米，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房间里用一小盆水洗澡”。杨夏鸣还记得看见这些场面时自己的感受：“这些幸存者一直被当作政治工具，需要时候拿出来使用，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们的生存。”而张纯如看了之后，更是抱着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后不会再写作，而是要花时间学法律，为这些人打官司，“那时候我听了很惭愧”。 张纯如把她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一个人往往占几页篇幅，“我翻译的时候还在想，怎么有那么多”。但把采访的录像带拿出来一对照，“发现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她一点都没有渲染”。在这些录像带里，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脱下来，让张看他们身上的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回忆自己被杀害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时，把裤子也脱下来，展示自己的刀伤。杨夏鸣说:“有个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我重新看这些录像带，觉得在刀伤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 在翻译中他发现，张的写作很严谨，整本书有563个注解，“她从没表示自己是历史学者，也没表示此书是历史专著，但是她这本书是对历史的重新调查，毫无虚构和夸张之处”。 逐渐打开的历史之门 在张连红看来，以往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与日本右翼研究“对立性的研究”，政治倾向太强，又总是纠缠于一些具体数字或概念中，“那样的研究没有进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欢证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数目越多越好，“在这样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反而制约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学讲课时，就和同学们说，不是死亡人数越多越好的，我们反思一下，那么多人没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放大这种耻辱呢？”但这些想法，他从来没有放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骂做“汉奸”。 经盛鸿觉得，在很多方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太政治化，而没有做到真正的学术化，条条框框太多了。许多具体研究也受政治干扰，例如日军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大概是觉得有美化他们的嫌疑，所以也不许研究”。一面是政治化研究倾向，一面是许多基础材料的缺乏。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1994年，台湾地区影评人焦雄屏找到她的朋友吴子牛，告诉他台湾龙祥公司有一笔资金，要投拍南京大屠杀。吴子牛一口答应，“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引子。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几个月”。这几个月让他剃发明志，白了40根胡子，让他在夜半眼泪打湿史料。他此前只知道南京有过屠杀，真正接触史实是在他翻阅了300万字史料之后。 《南京大屠杀》的主人公是一对医生夫妇和一个小学女教师，分别由秦汉、日本女星早乙女爱和刘若英饰演。秦汉在这里有特别的意义，他的父亲孙元良将军今年5月才去世，那一年，孙元良负责守卫南京中华门，弃城而走，战后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42天。从此，他再不提这段经历，留下的最后遗愿却是葬在南京。秦汉知道父亲的心意，减少片酬也要出演这部戏。 在日本试映时，右翼分子挥着大刀砍银幕。看到戏中日本兵骗中国小男孩有糖果吃，然后塞进他衣领一颗手榴弹，日本观众表示对这个场景非常厌恶。吴子牛说:“这细节都来自史料。”日本的遭遇他料到了，没有前往，可在国内依旧不受欢迎，为了不让它参加当年的政府奖评奖，组委会请吴子牛任评委，这样他就失去入围资格。 原因也许在于对日本的态度。他所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没有看到中国人自发的、大规模的反抗，有一个让他震撼的细节是日本人给我们俘虏发饭，当时南京有800名警察，全被日本人抓了，日本人弄了些糙米饭，准备给他们吃，但没有筷子，日本人嫌麻烦，说:中国人你还给他们吃饭，还找筷子，到哪儿去找筷子，太累了吧，把他们杀了吧。就这么一句话就杀了。陆川也提到了类似史实。陆川说：“如果一本日记这么写还有可疑，几百本日记的记述都差不多。国民党军官有抗日精神，士兵是抓的壮丁，几乎是文盲，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 吴子牛的结果是带着愤怒的情绪投入拍摄。“筷子”这段使有些人批评吴子牛，“为什么表现日本人还给中国俘虏吃饭？”他的解释很简单:“这难道不比不给他们吃饭更残酷吗？”《南京大屠杀》引来的非议不在少数，其中一条是“对历史的解读有误”，他认为反对者都是些“麻木”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些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有人就认为，不应该有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全部写中国人？……就像要求我在这个电影写反抗，非得把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打死，才出气。不是这个道理”。 吴子牛拍摄了全景式的杀人场面，却没有解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这么表面化？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司令长官唐生智为什么坐粪车跑掉？日本人为什么不顾《日内瓦公约》，屠杀平民和战俘？ “拍片子要有气候，就像播种一样。节令不对的话，跟愿望是不一样的。也可能到今天，或再过10年、20年我再来拍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可能会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类一些。”

3天3夜的轰炸、三面包抄敌军、争夺山冈制高点、隔河激战乃至双腿同时中弹……说起自己在淞沪会战中3个月的经历，抗日老兵吴亚夫老人感慨万千。 家住长沙市天心区东瓜山1村34栋2门的吴亚夫今年已96岁高龄，中等个头，眼睛失明30多年了，不过身体硬朗，说起话来底气十足，且口齿清晰。 深夜树林内遭偷袭 1938年8月12日下午3时，上海常熟县的海港边徐徐驶来6艘大型货轮，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在这里登陆。 [被屏蔽广告]当时，29岁的吴亚夫在陆军第5军58师347团2营第5连担任连长。赵宅战役是该营登陆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赵宅是一个县名，距常熟县50多里地。 “当时一个营有4个连，大概600来人。”吴亚夫回忆说，“2营被派往赵宅县，其余部队留驻港口。我们随即步行来到赵宅县。” 当部队到达赵宅县时已是深夜。当时，四周是树林，战士们摸黑前进，个个都十分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大家都尽量放轻脚步，仔细倾听周围的动静，但过了好一阵都未听见敌人动静。就在此时，随着“砰、砰”两声响，四周一片大亮，敌人点爆了两枚照明弹，紧接着“啪、啪”的枪声从上方传来，“不好，中计了！”战士们纷纷举枪向树上扫射，随着几声闷响，偷袭我军的鬼子被击毙，共6人。 原来，日军早已得知中国军队登陆，大部队先行撤走，留下6人埋伏在树上进行偷袭。由于中国军队初次作战，缺乏经验，中了鬼子们的奸计。这一战役，我方牺牲70多人，包括3名排长，1名连长，营长也壮烈牺牲了。之后由吴亚夫代任营长。 三面包抄6000敌人 “那场仗打得苦啊！日军30多艘军舰停在岸边，舰上的敌军用大炮对准上海城轰炸了3天3夜……” 赵宅战役后，吴亚夫又带领2营前往罗店县，一到目的地，战士们便马不停蹄地挖散兵沟，因为距大海近，挖得越深坑里积水越多，战士们双腿一直浸泡在浑浊的泥水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 “当地的居民十分配合，见咱们来打鬼子，他们纷纷主动拆掉自己的住房，清除前方的障碍物，然后将棚子麻袋之类的东西搭在我们挖好的散兵沟上作掩护，我们就躲在沟里静候敌军。” 吴亚夫已经记不清他们呆在壕沟里的一个多星期是怎么熬过去的，只知道日军的军舰和战斗机上面的炮口都对着上海城狂轰滥炸，“人在沟里面，密密麻麻的炮弹从头顶‘呼呼’飞过，炸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 这样的轰炸持续了3天3夜。当地的居民幸好已提前撤走，战士们则一直呆在沟里。 爆炸过后，方圆百里的地面上全都是一个个大坑，所有生物不见踪影。“就连埋伏在我们后方3里左右的炊事班的战士都全部被炸死了。”吴亚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命大，没有被炸死，但之后一连几天我们滴水未进。” “我们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3天3夜的狂轰滥炸之后，日军终于露面了，一艘登陆舰将6000名日军送到岸上，就在上岸日军“欣赏”自己的“杰作”之际，早就在四周埋伏好的我方战士突然从三面冲出来，瞄准敌人开始猛烈射击，“6000日军一个不留！军刀、小钢炮、枪支弹药缴了一卡车，战士们可高兴了！” 士气高昂夺取制高点 讲完这些之后，吴亚夫的思绪又来到了争夺上海大场山冈制高点的战斗中。 “当时有10多个团，我军在山冈这边，鬼子就占据山冈另一边，咱们拼死都要拿下山冈制高点！”吴亚夫紧握拳头，如同回到了当时的战斗现场。10多个团与敌军正面交锋，敌人近在咫尺，战斗十分激烈，到处都是喊杀声。吴亚夫带领2营战士不顾一切地往山冈上冲，“杀啊！”战士们士气高昂，这些日子心里积聚的怨愤，终于可以发泄出来了。 双方势均力敌，火力相当，拼的就是士气。两军时打时停，晚上就在山冈下的泥地上挖个小坑躺一躺，喊冲时就继续杀敌。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苦战，中国军队终于夺下山冈制高点！ “大场战役中我方8万战士壮烈牺牲。”吴亚夫说。 掩护大部队两腿负伤 “我们全部趴在地上，飞机就从头上飞过，机枪往我军方向扫射……” 1937年11月11日，日军在上海金山围登陆，在登陆处呈三面包围之势。在苏州河地区，中国军队与日军隔河僵持了半月之久后，中国军队接到命令，立刻朝青浦、吴江方向撤退，避免与日军登陆部队正面冲突。“当时，我带领的2营就驻扎在青浦，我们参加淞沪会战的63个师全部驻扎在青浦和吴江两县。” 11月12日，日军登陆部队朝青浦方向追击中国军队，妄想把我方歼灭在上海。中国军队赶紧往南方撤退，当时，吴亚夫带领的2营作为掩护部队，走在大部队的最后。就在战士们匆匆赶往目的地的途中，“只听见后方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吴亚夫转头，只见半空中黑压压的一片，日军的20多架飞机正朝中国军队逼近！ “趴下！”吴亚夫大喊一声，话音刚落，只听见后上方机枪声响起，地面被机枪扫射得尘土飞扬，“敌机从后方一直扫射到前方，没有停！”吴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忍不住咬牙切齿。 听到机枪声远去后，战士们才试图站起来，但很多人却中了弹，吴亚夫也未能幸免，双腿中弹：左大腿外侧中两枪，右大腿内侧中一枪。被子弹射中的大腿不时抽搐，血大量向外涌，吴亚夫的身体动弹不得。接着，四名警卫兵赶来扶起吴亚夫并将他护送到港口。 弹无虚发连毙5人 养好伤之后，吴亚夫受邀来到浙江参加抗日战争，任浙江抗日总司令部第七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并参加百步亭战役。 “浙江省海咸县百步亭镇的那次遭遇战之后，大伙儿都开始叫我‘神枪手’。” 当时，吴亚夫和另外5人作为部队先锋前往当地打探敌情，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刚转弯，就见迎面走来5个鬼子。“见到我们，鬼子们马上钻进身旁的民房，从窗户眼里朝我们开枪，我避开火力，绕到窗户边，对准里面就是五枪，‘啪、啪、啪’，鬼子们就没动静了！”吴亚夫5枪击毙了5个敌人，被称为“神枪手”。 百步亭战役之后，吴亚夫来到长沙，并定居下来。30多年前，吴亚夫老人因故双目失明，但身体一直相当硬朗。

2007年8月1日，国际童子军创立100周年。世界各地的几百万名童子军以不同方式举行了庆祝活动。其中，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童子军代表来到童子军的创始地英国棕海岛参加“日出仪式”。我国在1912年由文华书院首先引进了童子军教育，它的产生和发展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相当影响。 宋庆龄看望童子军 民国初曾获国际奖项 当童子军运动风靡全球的时候，这种运动的特性与培养目标也被先进的中国人所瞩目。1912年2月25日，武昌文华书院的教员严家麟借鉴欧美的童子军模式，在书院里召集志愿青少年成立了中国第一队童子军。 当时中国正处在多灾多难、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在成立童子军之初，就更多强调对青少年的“尚武”训练，为救国救民服务。经过发展，文华书院的童子军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60多人，他们自己制作旗帜，佩戴天蓝色的领巾，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武汉的街道上。随后，童子军很快就在全国传播开来。 当然，童子军在全国风行，还在于一次契机。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当时上海地区400多名童子军参加了运动会。在开幕式上，只见400多名童子军以整齐划一的军操从检阅台经过，让与会者眼前一亮。在运动会中，童子军以其所学到的护理知识，协助运动会的救助、护理工作。这些出色的表现，让大家记住了童子军。 1915年，“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在上海成立，童子军组织遍布全国。到1924年，6名中国童子军更是前往丹麦，参加第二届国际童子军大会。比赛中，中国童子军参加黑夜寻路、救护等比赛项目，表现非常出色，获得了总分第五名的好成绩。 蒋介石亲自当会长 对于国内的童子军运动，国民党十分关注。1926年3月5日，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童子军”的提案，要求由国民党主持中国童子军事务，这是国民党建立童子军的开始。 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中国童子军由一个民间组织，成为党下属的青少年组织，其训练重点也日益军事化和党化。在新的童子军军歌中赫然有着“中国童子军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的词句。 为提高童子军的地位，1929年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成立，由何应钦担任司令；1934年，又改组为中国童子军总会，这次由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这个时候，一方面为了控制青少年，另一方面也为了即将来临的抗战的需要，国民党要求童子军的训练科目成为中学必修科目，而加入童子军也一改以前的自愿募集原则，要求所有学生一律加入童子军。 1936年，全国1万多童子军聚集南京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检阅活动。当时担任会长的蒋介石亲自检阅了童子军，童子军在紫金山从事大规模的科目训练，引起世界瞩目。其中，日本特别加以关注，认为中国在训练青少年方面的能力不可轻视。 在抗战中起到很大作用 经过训练的童子军在此后的抗战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100多名童子军深入战区，从事战地服务工作，为各界所赞赏，其中4名童子军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双方在方圆几十公里区域聚集了几十万大军，展开殊死血战，国际媒体将其称为“血肉磨坊”。经过3个月的抗战，中国军队让日军不能前进一步，使得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成为空话。1937年10月底，完成战略目标的中国军队开始撤退，留下谢晋元率领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当时上海16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看到对岸日军旗帜密布，唯独四行仓库没有中国的国旗。看到此情此景，杨惠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一天夜晚，冒着激战的炮火，杨惠敏身背国旗只身游过苏州河，将旗帜交给英勇的守军。第二天中国旗帜在四行仓库上迎风飘扬，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 为八百壮士送去国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 新闻链接：童子军诞生在夏令营 1907年7月29日，英格兰棕海岛上一场特殊的“夏令营”正在举行，无论是“夏令营”的组织者、当时名噪一时的英国将军巴登·鲍威尔男爵，还是参加活动的几十名少年，都不曾想到这次实验性的营区活动会引发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出现，它便是童子军。 早在南非作战时，巴登·鲍威尔为了战争的需要，就训练一些当地少年从事战地服务、运输、通信工作，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南非回国后，巴登·鲍威尔一直计划以一种营区训练的模式培养英国孩子的集体观念和骑士精神。 1907年，巴登·鲍威尔招募了41名少年。这些孩子在海岛的森林里野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孩子们分成4组，接受救生、识路以及侦察、射击等等训练，并互相比赛，以强化知识。 野营结束后，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对效果感到满意，巴登·鲍威尔的野营活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于是各地青少年纷纷组织类似的野营活动，在两年时间内，英国参加童子军活动的儿童达1.4万人。随后，欧美各国也开始仿效。童子军运动开始从英国向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蔓延。 1920年，第一届童子军大会在伦敦召开，童子军国际联合会和童子军国际委员会成立，童子军由此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到今天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成立了童子军组织，童子军人数约有1000多万。这些童子军采取军队编制，他们佩戴着百合花徽章，行“三指”军礼，喊着“时刻准备着！”口号，服务家庭以及所在的社区。

本站制作的 MOHAA V1.11 迷你游戏主机 V.0.93 发现了一个 BUG，就是 server.txt 中的主机介绍文字无法在主机搜索软件中显示，譬如以下部分： seta ">Admin" "XXX" // 管理员 seta ">CPU" "XXX" // 处理器 seta ">Website" "XXX" // 网站 seta ">Email" "XXX" // 邮箱 seta ">RAM" "XXX" // 内存 seta ">HDD" "XXX" // 硬盘 seta ">Location" "XXX" // 位置 seta ">Connection" "XXX" // 网络 解决方案：把 seta 改成 sets 即可。

我测试了一下，是 V0.93 的 Bug 。解决方法如下： http://www.fpschina.com/index.php?showtopic=17638

这方法也不错。前段时间服务器的超时设置只有两分钟，所以只要到了两分钟下载就会中断。现在改成一小时了。

装 ASE ，国内有的话就能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