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rl

谢谢！rodgelin

zzsg：你先把图发到图片库，再把超级链接添加上即可。

哈哈！ 苦恼人的笑！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近年来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研究，特别是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山海经》中有关扶桑的记载远比《梁书》扶桑记为早。并认为早在远古时代，中日便在地理上有密切的交通，帝尧时代就有大陆移民奔赴日本探寻日所出处；《山海经》并非荒诞之作，乃是一部关于远古山川海陆和地理、人文、氏族、物产情况的有价值著作。 　　扶桑，是中国远古传说中一棵与太阳有关的神木。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记载，日本岛上古代列国中，很早就有以“扶桑”自称的国名或族名。但中日之间建立关系，根据正史（《汉书》、《三国志》）的记录，目前所知不早于汉代。然而，扶桑神话的产生却很早，在《山海经》中记述尤多。 　　我最近对《山海经》以及中国古代东方的史地情况作了一些考察，结果，获得了一些意外的发现。由此，不仅可以确证中国古代之所谓“扶桑”的神话，与日本的富士山信仰有关，而且可以断定《山海经》中“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两章，所记内容基本是远古时代日本海和日本列岛的地理、氏族、人文情况。令人惊异的是，其中多数记述，竟可以与汉、唐、明以下关于日本的信史相参证，还可以与日本海及日本列岛周围的地理情况相参证。由此，我们可以对日本文化起源、日本民族史以及中日文化和关系史，对《山海经》的史地文献价值，以至远古华夏人的海地观念、地学知识，都获得某种新的认识。 　　兹将所见，证述如下，供有兴趣的海内外读者研究、参考。 一、关于扶桑国的论争 　　关于“扶桑”的地望所在，可以说是历史上遗留下的一个远古地理之谜。近代广为流行的一种见解，认为其地与美洲墨西哥有关。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按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扶桑传”）。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但西方学者中，很早就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例如德国学者克拉被罗（H．J．Klaproth）曾于183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扶桑国不可能是墨西哥，而应当是日本或萨哈林（库叶岛）。由此形成了关于扶桑地望问题有代表性的两派观点。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有众多的传教士和东方学家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据统计，国外有关论著可达39种以上（罗荣渠说，见《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在我国学者中，也许是为了论证中国人享有最早发现美洲这一荣誉，许多人赞同扶桑地在美洲墨西哥一说。除章太炎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朱谦之（1941年，《扶桑国考证》）、邓拓（《谁最早发现美洲》，1961）等。然而，赞同扶桑与古日本有关这一观点的。却较鲜见。尽管从古地理看，这一观点应更为信实。 　　应当指出，关于东亚人种与美洲土著印地安人种，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遗存方面，都存在许多近同之点，这已被考古方面的大量实物材料所证明。但是，这一方面的材料，却未必可以用做支持扶桑地在美洲的证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扶桑”，其地理位置和人文情况究竟如何？这些记载，究竟是与日本还是美洲墨西哥的古代情况相吻合？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近人研究扶桑问题，所注意的书证多援引中古以后的史料（如《梁书》）。而对于最早系统记述“扶桑”地理问题的《山海经》一书，却颇为忽视。我在本文中，即想提供若干取自《山海经》一书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基本可以确认远古中国人所谓“扶桑”之所在就是今日之日本列岛。 二．扶桑、富士与黑齿国 　　“富士山”一词，在日语中读音作“fujisang”——几乎完全同于汉语“扶桑”的读音。当然，语言的耦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问题在于其他方面的实证。关于富土山，我查阁了百科全书及中国古代的若干资料，了解到： 　　1、富士山，从古以来在日本民族中就享有“圣岳”之称（相当于中国之昆仑山、天山或泰山）。它实际是被日本全民族所崇奉的一座地位至高的宗教性神山。 　　2、有关富士山的山文简况如下： 　　它是日本第一高山，海拔3776米，是一座著名的火山。自公元781年有文献记录以来已喷发18次之多（也就是说，平均每隔七十年左右喷发一次）。最近一次喷发在公元1707年。山体位于本州岛上富士断裂层（fossamagna）的山地构造上。山体呈标准圆锥体形。山顶终年积雪，山色优美。如果以中国中原（河洛）地区为中心，则富士山的位置，几乎就在中国的正东方向。富士山是活火山，现在仍有喷气现象。山北有著名的富士五湖。 　　了解关于富士山的基本情况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中国《山海经》以及传说中关于“扶桑”的情况。 　　传说中的扶桑是东方的一棵神树，此树位置在东方大海一座山的温泉山谷中，太阳由此升腾而起。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君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口‘温泉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海外东经》记：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核，一是居上技。 　　我们知道，《山海经》一书来源古老。前人早已指出，此书在流传中有散失、增益、错简，文未必出于一人一时。由于中耳相传，间生想象，所以其中确有一些神话和难以考实的传说。但问题不在于此，却在于其中的多数记载，往往可以被史料证实。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对于“扶桑”所在地点的定位。据《山海经》记载，扶桑位置，是在“黑齿（国）”的北部。那么由此发生的问题就是： 　　1、古东方历史地理中，是否的确有一个黑齿国？ 　　2、如果有，此国位置在哪里？ 　　查证史料后，答案是明确的： 　　1、古东方历史中确曾记载过一个“黑齿国”（据《周书·王会》记：周成王时，即有黑齿国人人贡，献白鹿、白马。而考日本古民俗确有崇奉白鹿、白马的风俗）。 　　2、黑齿国地望，就在今日的日本列岛上。 　　在《山海经》中，关于黑齿国的报道数见。其位置，据《海外东经》记，乃是在中国东方海外“东南陬至东北陬”（日本列岛恰在这一方位上），“人黑齿，食稻”。《山海经》中的上帝名叫“帝俊”，而黑齿人被认为是帝俊的子孙。（此族人据说与中国周朝时封于山东半岛海岱区域的姜太公族也是同姓。《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 　　实际上，早在1600多年前，最早为《山海经》作权威性注释的东晋学者郭璞已经明确指出，黑齿国与古日本（“倭国”）具有密切关系： 　 “东夷传日：倭国东四十余里，有棵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倭国，其确切地望在今日日本的九州岛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偻种。”所说自倭国渡海千里别有岛，应是指与九州隔海相望的本州岛。又据《元史·外夷》：倭又名“倭奴”。倭奴，实际就是日本本土上的古老居民阿伊奴人——Ainu的转音。在中国古地理书中，常称中国大陆东方的居民为“隅夷”。从古汉语语音看，“隅夷”一名，也与阿伊奴人有关。阿伊奴古代曾遍布于整个日本列岛上。）郭璞所引《东夷传》，指《三国志·魏书·鲜卑乌桓东夷列传》，书中记：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黑齿国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也。 　　根据现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和近期考古发现，《三国志·东夷传》中所记的“女王国”，乃是古代日本九州岛上的一个强国，日语称“邪马台国”。我们知道，今日之日本列岛，实际由四块大岛组成。由东北向西南呈弧形延伸，分别为：北海道岛、本州岛（面积最大）、四国岛、九州岛。如果女王国在九州岛上，那么“裸国”在其东南约相当于四国岛。而所谓黑齿国，位置应在日本本州岛的东南部。富土山则在其北侧。 　　根据明代学者李言恭所著《日本考》的记述，直到明代，日本贵族中尚普遍流行以染牙成黑齿为贵的特殊风俗。他还记述了染牙的方法： 　　其（日本）士官本身宗族子侄并首领头目，皆以锈铁水浸染乌蓓子（五倍子）末，悉染黑牙。与民间人以黑白分贵贱。女子年及十五以上，不分良贱，亦染黑牙始嫁。 　　由上述可知，《山海经》中所记在中国东海“大荒东”（即极东方）的黑齿国，可以肯定，就是指古代日本的一个方国。那么据此，《山海经》中所说的日出之地“扶桑”，其地既与黑齿国不远，那么它也在日本列岛上，这一点应当已经没有疑义。 　　今本《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盖国地在辽东、北朝鲜。） 　　郭璞注释指出： 　　倭国在带方（即带郡）东大海内，以女为王。其俗露介，衣服无针功，以丹朱涂身。 　　由此可见，《山海经》的作者，是的确了解日本（“倭”以及“女王国”）的存在的。 　　又《海内经》记：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债人爱（挨）之。 案：“偎”音通委，倭人亦可记作委人（日本出土汉代金印刻“倭奴国”即作“委奴国”。“爱”可读作挨或依。参证《玉篇》：“北海之偎，有国曰偎人”。这个地处东、北海之上，濒临朝鲜的“偎人国”，实际也是指日本。 三、大人国、小人国、毛人国与阿伊努（Ainu）人 　　可以补证以上说法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淮南子·时则训》： 　　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傅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皓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历代学者均承认，文中所谓“博木”，也是扶桑的别名（详后）。从地理方位看，古“碣石”地在今河北渤海湾西北侧，朝鲜与碣石隔海相望。而传说中的“大人”部落，即是位置相当于今日中国辽东及朝鲜半岛的古扶余国： 　　“扶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其人粗大。”（《三国志·扶余传》）由大人国再向东——越过朝鲜半岛，就到达所谓“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上树木之野”。其他，正相当于日本列岛之所在。至于所说路程一万二千里的距离，我们可以核验一下《三国志·东夷传》所记中国到日本之间的距离： 　　自（汉）带郡（汉朝东方航海的大港，位于今南朝鲜汉城附近）至（日本）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实际上，直到明代，中国人仍然认为中日之间的距离是一万二千里。明·薛俊《日本考》： 　　（自日本国）渡百济到乐浪及带方等郡，约一万二千里。可谓丝丝入扣，密合无间。值得注意的是，从今日地理距离的实测情况看，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距离，并非一万二千里。但是，古代测距术不准确，实际距离往往依靠族行者的感觉和估计，所以在《梁书·扶桑传》中，估测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又认为约为二万里。如果一万二千里是指九州岛与中国的距离，那么二万里很可能是指本州岛与中国的距离（根据中国古代旅行者的记录，自九州到本州，船行需一年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人国”的存在，亦见之于《海外东经》： 　　东海之外，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 　　据郭璞引述他同时代（东晋）人的说法。大人国位置确在日本附近： 　　平州别驾高会语云：倭国人海行遭风，吹度大海外，见一国人皆长丈余。形状似胡，盖是“长翟”别种。 　　又据《山海经》，在扶桑和黑齿国附近，还有一个奇怪国度叫“毛人国”。《山海经》中有多处关于“毛人”、“毛民”的记载，分别收录在《大荒北经》和《海外东经》中。检证史料，我发现，正如“黑齿人”一样，《山海经》中所谓“毛人”也与日本列岛的古代居民有关。 　　据《大荒北经》说“毛民依姓”。郭璞说：毛民“面、体皆生毛”。又说毛民与大禹具有关系；而《史记·五帝本纪》记，大禹曾到过。“东极日出蟠（搏）木之地”。《海外东经》记，毛人国位置在黑齿国北方： 　　毛民之国在其〔何案：指黑齿国、玄服国］北，为人身生毛。 　　参证于史书，南史《宋书·倭国传》记：“日本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有毛人国……东境接海岛，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 　　19世纪德国学者希格勒（G·Schlegel）认为，中国古书中所记北方“毛人”是指日本的“Ainu”人（阿伊努人）。此说甚确。毛人，实际上也是北狄之一种。而“Ainu”日语中，至今仍读“狄”。中国古《尚书》中把北方之民，称作“奥”，又称作“狄”；把东方之人称作“隅夷”（隅、奥古音相近），我以为，这些族名，其实都是“Ainu”的转语。 　　　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上的土著人种，其别名又称“虾夷”（AimiXi，Aizou）。其人种体型与北美印地安人接近。高颧，深目，多毛，身矮，大脚，大头，具有鲜明的体征。他们一度占据过大部分日本列岛。一直到8世纪，仍然控制着本州岛的三分之一地区。 　　深知日本的前美国驻日大使（1961－1966）赖肖尔，在他的名著《日本人》中曾经指出：阿伊努人后来“逐渐地被日本民族的主体所征服和同化，迄今，只有在北海道岛屿尚存在约二万人。但是至今他们也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他还指出：Ainu人在体型上具有一些与其他族类不同的特殊特征：身材矮小（其现代男性已混血，但平均身高仍仅1．60米）。更有特点的是，他们“脸上与身上明显地毛发较重”，“他们代表一种现代民族尚未形成之前的早期土著（日本）人”。（节录赖肖尔《日本人》） 　　马瑞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虾夷人的记载： 　　虾夷，海岛中小国也。其使［何案：指来华使节]须长四尺，尤善弓矢。……唐显庆四年（659年），随倭国使至，入朝。 　　关于日本列岛上曾分布有许多毛人部落，我在史书中还见到多处确凿的证据。一是明李言巷著《日本考》所附’”海岛图”中，于日本东北方向标明：“东北至毛人国界”。表明当时日平北方北海道一带尚属于毛人国度。二是南史《宋书·倭国传》记公元478年日本国王的国书中提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三是《旧唐书·东夷传》记：“日本南东尽海，东北限大山 。其外即毛人。” 　　（此外，在唐代来华的日本遣唐使中有一人名叫“佐伯今毛人”。如果“毛人”是这位使节的氏名的话，那么他就也属于毛人族。） 　　《山海经》郭璞注说： 　　去临海（位于浙东）郡东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岛上。为人短小而体尽有毛，如猪熊，穴居，天衣服。 　　郭璞所说“毛人岛”，从方位看亦是日本。（自明代海图上看，古人由于测方向不够精确，所以长期以为月本位置是在浙江海外的东南方。） 　　郭璞这个注文还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他指出毛人穴居。二、他还指出了“毛人”的另一种特征：“为人短小”。而这两点，恰也与Ainu人的特征相合。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东方海外存在“小人国”的传说。《海外东经》记：“有小人国名靖人。”《列子·汤问》记：“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长九寸。”（袁珂教授认为靖人、诤人都是“侏儒”的转语，甚确。但人高不足一尺，则显然是夸张之说。） 　　那么，所谓“小人国”的故事，究竟是一个神话，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呢？查核史书证明，在古史中确实也有在日本列岛周围有小人国存在的记录。《三国志·东夷传》：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休德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前已指出，女王国是日本古国之一。） 　　明人薛俊《日本考略》记载： 　　日本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岛而居，西南皆据海，东北隅隔以大山，广袤四面各数千里。东北山外，历毛人国至文身国，约七千里。至体儒国，约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耽罗，渡百济到乐浪及带方等郡，约一万二千里。 　　案《后汉书·东夷传》：“倭国男子皆黯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可知纹身也是日本居民的古代风俗。这一则材料，既证明了《山海经》中所记东海“毛人国”、“小人国”的真实存在，也确证了“毛人国”、“小人国”（诛儒国）与日本在地理上的关系。顺便指出，18世纪英格兰作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列佛游记》中，也写了大人国与小人国的故事。我猜想，生成其幻想的原型，也许就出自东方的《山海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将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问题，提供某种新的启示。此外，我还怀疑，古代中国人所谓“东夷”，实际也与阿伊努人有关。东夷著名的酋长、射神大羿及其射回故事，实际反映了阿伊努人善射的技艺和扶桑神话。可以旁证这一点的，是关于日本富士山女神的一个著名神话。富士山神是两位白衣女神。其中一位与日本的最高大神——天照大神（北极星神）有关。而我们知道，天照大神对一位名叫“娥羲”（大日灵贵）的女神。耐人寻味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太阳女神则叫“羲娥”（与“娥羲”相近）。而另 一个富士女神名叫“赫夜姬”，传说她曾于八月十五日夜晚，像中国神话中著名的嫦娥（羿的妻子）一样奔月，成为月神。《大荒东经》中说：天之东极有“女和月母之国”（似即邪马台——女王国）。这些神话传说虽有细节上的种种差别，但却仍然不难看出似乎出自同一的原型。从而暗示了远古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的深刻历史关系。 　　最后，我还想从与日本海的地质构造有关的方面指出一个重要的证据。《大荒东经》中记有一则地质材料，说：东海之外有“大壑”。郭璞注指出：“《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 　　《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是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虚。八法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案“归虚”，在《庄子》中记作“尾闾”。《庄子注》云： 　　“尾闾，泄海水出外者也。在百川之下，故称尾。水聚族之处，故称闾。” 　　《康熙字典》引《五音集韵》：“尾闾在扶桑东。”《海国闻见录》：“自日本琉球以东，水皆东流，庄子所谓：尾闾泄之。” 　　使人极为惊讶的是，上引这些中国古籍中所传说的那个位于渤海海东、“扶桑”、日本附近的海中大壑，竟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地理存在。这就是位于日本本州岛东方海外，自北纬25--40、洋深8490－10554米的著名“日本大海沟”。至于海水中的洋流，应是指环绕日本列岛的著名“黑潮”。 　　综上所述，我们以《山海经》等古书所记述的与扶桑有关的海东地理、人文、地质情况，与古史书中关于古代日本列岛的记载作了一些比较，可以看到，基本情况毫无牵强地完全吻合。 　　传说大人国善用弓箭和标枪。“晋永嘉二年，有鸷鸟集于始安县南，……民周虎得之。木矢贯之铁链。其长六尺有半。”但这样长的箭镞，我怀疑实际是标枪。古欧洲人习用。在《尚书》中，有肃慎来贡巨失的记载。 四、“汤谷”与火山 　　前已指出，据《山海经》中记述：古代中国人传说为太阳所出地的“扶桑”，是在日本列岛上“黑齿国”北方的“汤谷”中。何谓“汤谷”呢？郭璞说：“汤谷，谷中水热也。”据《大荒东经》：“汤谷”别名“温源谷”，似即温泉。 　　我们知道，温泉是一种地热现象，多与火山有关。日本列岛上有多座火山，也有众多温泉。《山海经》记载太阳的所出地，除扶桑外，还有几处神山，其名不一，但都在海外“东极”（均在“大荒东经”），即日本列岛上。而最可注意的是，其中所记载过的几座山，至今仍可以在日本列岛上的山文情况中，得到惊人的验证。例如：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巨陵，于天东极。黎明日月所出，名曰析（折）丹。东方曰析（羲），来风日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巨陵，就是大山。东方神名“析”，也就是“羲”。羲，乃是“羲俄”或“羲和”的省称——正是中国和日本太阳神的共同命名。我们知道，据《山海经》记载：中国的太阳神羲和，是女性，在古代典籍中也记作“羲俄”或“羲娥”。据《大荒南经》的记载：日神羲和之国，在“东南海之外”。而在日语中“日”（太阳）读“Xi”。日神则称“OuXi（显然是“羲俄”转语）。 　　更令人惊讶的是，《山海经》所记这座立于天之东极、负责“出入风”（即职掌季节），并且主司黎明晨曦、令日月出入于其中的“巨陵”——其实就是位于日本的本州岛中部，享有“日本阿尔卑斯”之称的著名大山——飞弹山脉。此山，在日语中至今仍然读作“xidan”，亦即“析丹”。 　　《大荒东经》又记： 　　大荒之中，有山名猗天苏门，日月所生。山名“猗天苏门”与前面的“孳摇君羝山”，均不像汉语，看来却很像是古日语或其他东方语言的对音。案“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是“叹词”。《字通》考订“猗”字的古音，指出通于“阿”（“符惭’可记作“阿惭”）。日本九州岛上有一座著名火山名叫“阿苏山”，日语读作“asuzang”。而在古日语中，“火山”一词则读作“阿苏麻”（asuma），与汉语“阿苏门”（即“猗天苏门”）语音甚为接近。由此观之，这座名叫“猗天苏门”的“日月所生”之山，似乎正是日本语中“阿苏火山”一词的记音。明·薛俊《日本考略》记：“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俗异之，因行祷。产如意宝珠，夜则有光。”此所记“阿苏山”，也就是指这座火山。 　　《大荒东经》中还记： 　　有大阿之山者。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所谓“大阿山”，有可能也是“阿苏山”的转语。而所谓“明星”，或许是指自火山熔岩中生成的“夜光如意宝珠”。 　　关于太阳与火山的关系，我们后面会作进一步讨论。但是这里不妨指出，中国古代历来有关于“十日”的传说。而《山海经》中所记“十日”所在的位置，又正是在东南海中的羲和之国（大荒南经）。在古本《山海经》中，曾记录射神“羿”射落十日，而十个太阳下坠后，变成了“沃焦”。（此事见《庄子·秋水》成玄英注疏本，引用古本《山海经》。） 　　那么，什么是“沃焦”呢？原来“沃焦”正是中国古人所记录的日本火山。请看： 　　“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之，莫不焦烬，故名‘沃焦’也。”（《文选·养生论》注引《庄子》司马彪注） 　　“沃焦者，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故水东南流而不盈也。”（《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上述不可思议的说法，似乎只是一种神话。但是，更深刻地透视一下，我们从“沃焦”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大海中），这巨石的形状（方四万里），特别是其物理性质：海水注之，竟为之沸腾、燃烧、“焦烬”，却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东海中的“沃焦”，其真相，就是古代旅行者对于日本列岛上火山形态的一种夸张性描写。 五、扶桑木与“日本”的命名 　　明代李言恭《日本考》，曾记述日本本州岛上有一座太阳山，名叫“日光山”： 　　日光山，乃日所升之处。其山草木四季皆红色。但日升之初山石有声，至暮或阴雨始静。乃日春京之东也。其日春京原系春回京，有春日大明神镇之。 　　案李所说“春日大明神”，相当于中国《楚辞》中的日神东君，以及五方神中的东方春神太昊。（《淮南子》：“东方之极……太昊句芒之所司者。”） 　　又据清人记述，“东山道磐城国日光山，绵延西跨宕代、下野二国。”“温泉地形耸拔异常，气候殊冷，原野草木之花至秋开者与八月相应。”“山顶有湖，湖水溢出，散作瀑布无数。”（清·王滔《扶桑游记》）“其山上多枫木。”枫树春季开红花，秋季着红叶。但说此山“草木四季皆红色”，则似乎是夸张。 　　我们知道，枫木有多种——“江南凡树叶有叉歧者，多呼为枫，不尽同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枫木乃是“秋令红叶植物的代名词，非专指某一树种言”。（《辞海》）但在中国人所说的枫中，却有特别一种名叫“枫香木”（Liquidamber　formosana），属金缕梅科，是一种落叶大乔木，十分值得注意。 　　此树据说最高可生长达四十米。叶互生，有三裂，略像桐叶。花单性，雌雄同株，头状花絮，春季与叶同放。喜光，生山麓河谷，秋叶鲜红。实际上，汉唐时人所认为的“扶桑树”，多指这种巨树，从语音关系看，枫木，乃是扶木的转语。而“枫香”，又别名“枫摄”（《说文》、《尔雅》），“枫摄”其实正是“扶桑”的双声转请。（其拉丁分类名 formosana，读“福摩萨那”，其实也是“扶桑”的语转。由此我们又可注意到近代西方人——可能始于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福摩萨”，语源实际也是“扶桑”的转语。） 　　但枫香树主生于中国。在日本多见的枫树，实际却是山械木的一种。这种树与枫香树在形貌上有所相似。木高亦可达十米，叶呈掌形，也似梧桐。春季盛开红花，结果实。秋亦着浓重红叶，在日本俗名其为“山红叶”。古人所见枫木（槭树）与枫香木形态非常相似，所以长期误认为同种。甚至在明代李时珍的大著作《本草纲目》中，也仍将二者混为一谈（《本草纲目·枫香脂》：“枫树枝弱善摇，故字从风，俗呼香枫。”“树甚高大，似白杨。叶圆而作歧，有三角而香。二月有花，白色，连着实，大如鸭卵。……说文解字云：枫木，厚叶弱枝善摇，霜后叶丹可爱。述异记云：木之老者为人形，呼为灵枫，以雕刻鬼神，可致灵异。”）。直到清代，才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枫、枫香木区分别为二类。 　　枫香树之所以被认为是传说中的“扶桑”，与其形态习性可能有关。因为枫香树是一种形体高大、喜趋日光的红叶树。但值得注意的是《梁书·东夷传》关于扶桑及扶桑树又有如下一种记载： 　　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以为衣，亦以为棉。 　　这里所传说的扶桑木，又似乎是与枫香树不同的另一种树。德国学者希格勒认为，这里所记的这种“扶桑”可能是楮木中一种，日本称作Nire或Aknire，其树皮确能织布。 　　案：“楮”，又名“枸”，古人又名其为“句芒木”。学名Broussonetia PaPyrifera，属于桑科，高可达 16米，结桔红色果实，皮纤维可织绩。李时珍《本草纲目》记： 　　“椿，毂。音媾，亦作构、毂桑。……武陵人作毂皮衣，甚坚好。……其实初夏生，大如弹丸，青绿色，至六七月渐深红色，乃成熟……绩其皮以为布，……又食其嫩芽，以当菜茹。”其形态确与《梁书》所记之“扶桑木”相近。总之，传说中作为树木的扶桑，一是枫香，二是楮树。 　　知道中国古人一直认为传说中的太阳神木“扶桑”出在日本，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之所以称作日本这一命名的由来。《说文》：“木下日本。”“本”，也有草木本根的涵义。以“日本”为名，寓有太阳、太阳树本根之所在的意思。《旧唐书·日本传》：“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隋书·倭国传》记：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国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国书自称“日出处天子”。明《筹海图编·王官使倭事略》中记，洪武二年日本国王对明使节赵秩云：“我国地在扶桑。”可以看出，这些话都正是以太阳所在的神树之地而自命。而日本人的这种观念，与其说出于虚妄，倒不如说是反映着上古时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共有的一种宇宙结构观念。 六、扶桑神木的真相 　　但是，扶桑神话与作为植物的扶桑树并不相干。因为传说中作为太阳树的扶桑是一棵神树而非真实的植物。看来是这样的：先有关于扶桑的神话，然后好事者乃以枫木、楮木等真实的树木去附会之。由于“扶桑”中有“桑”字，因此就有人天真地认为，扶桑似乎是一种桑树。但实际上，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文字障”性的误解。扶桑不仅与桑树毫无关系，而且更有趣的是，真正的“扶桑”根本就不是任何一种树木。 　　扶桑传说在历代流传中经历过不断的变形。从语词看，围绕着一个“元语词”的喜读内核，在典籍中曾形成一系列颇为繁复的“次生词”系统。举其要者，例如：扶木、扶桑、若木、蟠木、村木—·。··等等。但大体说来，扶、幡、博等字，都是由于语音相近而通转假借。古代学者在考订时早就指出，这些语词都是表音 记号，既无定字，也不可泥于其字面的意义去寻求解释。南唐徐指《说文解字系传》，在解释“桑”这个字时，就曾着重指出： 　　“蚕所食桑，异于东方之神木。” 　　在这里，我想特别有必要引述一下章太炎的看法。他在研究了历代关于扶桑问题的各种矛盾歧异说法后，作了比较全面的反思，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见解。兹将其所见，略作梳理综合，择要如下： 　　一、扶桑在说文中记作“杀”。《说文》云：“‘录’日初出东方场谷所登搏桑，木也。桑，象形。”桑为象形字。段玉裁注云：取象于其木之枝叶蔽毅，知扶桑乃木之以桑史者，不必专指桑。 　　二、扶桑，《说文》木部又记作：“搏，搏桑神木。日所出也。”因知：搏桑但言“搏”，可。但言“木”，也可。即言桑、木皆可。唯独不可混同蚕所食叶之桑。扶桑虽名曰“桑”，实非桑也。 　　三、或谓扶桑地名。《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淮南子》“登于扶桑”有注云：扶桑，东方之野。备一说可也。蟠木、搏木、扶桑，皆是古儒教所及之地，其后隔绝。 　　章太炎的上述见解极为重要。我们应该注意到，与“扶桑”有关的记载，不仅出现在《山海经》中，事实上也出现在《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大传》等被认为具有信史意义的古代著作中。如《吕览·求人》记：“禹东至搏木之地。”《史记·五帝纪》：“东至于蟠木。”《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搏木之野。”在这里，搏木——蟠木——扶桑显然都是东方的地名。 　　神话无论多么美妙，毕竟只是神话。相信太阳从一棵大桑树上飞升——而且这桑树还直接生长在东海中，这显然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所以对于《说文》中关于“扶桑”的释义，清代就有学者曾批评为：“日出搏桑，不经之谈。”（徐灏《说文解字注笺》） 　　那么，“扶桑”神树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解释学的方法，穿透这一神话的非理性层面，发现它的真相，并从而揭示出隐藏于其后的真实历史意义呢？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根据史实、地理情况与《山海经》传说的比较，确定了如下两点： 　　　1．传说中“扶桑”的所在地是在日本列岛上。 　　　2．扶桑作为地名与日本的圣山富土火山相切合。 　　在备览有关扶桑的多种古代传说资料时，我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则： 　　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蛇而下，屈通黄泉。（《玄中记》）这则材料，看起来也似乎只是一种神话。因为树木再高，毕竟不可能通天透地。但这里却有耐人寻味而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认为扶桑虽然像一种高大的“树木”，但其上却并没有任何树枝（“无技木”）。 　　那么对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种假设：传说中所谓“扶桑”，事实上乃是一种非常巨大、形态有些像树木的事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从火山爆发图中看到，自火山口上，烈火云烟滚滚喷薄而出，腾空拔起，其势正像上逼苍天、下临黄泉（指地下）的一柱“神树”。我们已经知道，传说中的“扶桑”所在地，与日本的富士火山关系密切。我们也知道，日本岛上特多火山，全境火山有二百多座，其中活火山约为1／3。我们还知道，富士火山喷发频繁，而且至今还在从山口中喷烟出云。那么，所谓扶桑日出神话的本来真相，是否正是起源于远古人类对于富上火山大喷发的观察和描绘呢？ 　　我们还应当注意十分耐人寻味、却未必出于巧合的以下几点： 　　1．火山喷发，在日语中称作“喷火”，发音fonka，正接近汉语“扶桑”的读音。 　　2．传说中的扶桑木，乃是一种可以发光、光华照地的神树： 　　若木之生，昆山之滨。朱华电照，碧叶玉津。（郭璞《若木赞》） 　　思若木以照路，假龙烛之赤光。（《文选·愁霖赋》） 　　3．从汉语语源学的角度，我们还注意到古代典籍中的“扶桑”一词，在文字上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变形，从而衍生了一系列同源词： 　　扶桑——扶若——扶苏（“大木也”）——扶疏——扶胥（“拂煦”）——扶翳（扶翼）——扶余——扶摇。 　　在这个系列中，特别值得注意“扶摇”这个词。 　　根据古代学者的考释，它具有两种语义： 　　一、“扶摇，神木也，生东海。”（《经典释文门阵颐释《庄子·在着》） 　　二、自下而上的大旋风、大风暴。 　　《尔雅·释天》：“扶摇谓之飙。”郭璞注：“暴风自下上也。”《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中英疏：“扶摇，旋风也。” 　　可以看到，“扶摇”这个词，一具有“东海神木”（即“扶桑”）的意义．二具有自地冲天、旋转而起的狂飙、风暴（又名“羊角”）的意义。 　　我想，通过汉语中“扶桑——扶摇”这个词的双重含意，实际上可以揭示“扶桑”的真相。所谓“扶桑”，其实就是日本富士火山喷发时，所发生的冲天火柱、火球、烟尘和旋转的飓风。因其形态像树，所以被传说为东海中的“神木”（见附图20）。 　　从语源关系上说，“扶桑”一词之所以转为“扶摇”，因为“桑”字从“口”。而“口”读“若”做扶桑亦记作“若木”、“扶若”）。若音通弱，通柔。而“口”音从“又”（《说文》）。摇古吉读“由”，与“又”、柔”迭韵相转。所以，“扶摇”一词无疑正是扶桑的转语。 　　知道“扶桑”的真相是火山喷发，那么所谓太阳从“汤谷”中上升这一似乎不可思议的远古传说，就可以得到完全合理的揭示：那能创生“太阳”的“汤谷”，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温泉”，却正是自火山口滚滚喷涌而出的熔岩。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山海经》中谈到“扶桑”和太阳起源地时，常提到一条水名叫“甘水”。在甲骨文中，甘字字形为“口 ，它与《说文》所录的古文“丹”字字形口完全相同。所以我以为所谓“甘水”本应是“丹水”。《广雅》：“丹，赤也。”太古名“渥丹”。《尔雅·释地》：“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日出之地，古代称作“丹穴”，我认为“丹穴”正是指火山口穴。至于所谓“丹水”，《水经柱》说：“有赤气，故名丹水。”“丹水，犹赤水也。”（《楚辞·惜誓》注）“赤水宜丹。”（《淮南子·地形训》）故我认为，《山海经》中与太阳有关的“丹水”，恐怕是指赤红、流动、沸腾的火山岩浆河。在先秦时代的传说中，又有所谓“丹丘”，据说其山上有羽人。“丹丘，昼夜常明也”——其实这种昼夜长明的“丹山”，恐怕也是指活火山（参看《楚辞·远游》注）。至于“羽人”，一人神话就成“仙人”。但现实地看，“羽人”也不过就是关于日本火山岛上“毛人”的另一种神秘说法而已。作为旁证，我们可以指出古传说中的如下证据： 　　蓬莱山东有隅夷国，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有冰水、沸水，饮者千岁。（《拾遗记》卷十）案“隅夷”即扶桑，亦即日本。“含明之国”，应即丹明之国（含丹音转）。“沸水”即丹水。根据19世纪西方旅行者的记载，古代东亚海岛上确实有以一种鸟羽衣服的“羽人”，这就是分布于日本海东北部千岛群岛上的阿伊努人。例如，根据斯特莱（Steller）的记载： 　　日本海中的国后岛有库西（KOuChi）人（属于北方阿伊努人中的一族），上衣鸟皮长袍，下不穿裤。制袍之鸟皮名叫Procellarja　glacjalis，是一种大型海鸟。我们注意到，《山海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中，有多处关于有人，鸟身人面”的记述。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左传》传说中的东方之神名叫“句芒”，也是“鸟身人面”。我想，通过以上所揭示的东海羽人与阿伊努人的关系，这些传说的真相也不难窥破了。 　　了解扶桑与火山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汤谷又记作“肠谷”。晋代人的诗歌：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山谷。（张协《杂诗》） 　　宋代张载根据《山海经》中“浴日”神话的诗： 　　白日随天回，敦敦圆如规。踊跃汤谷中，上登扶桑枝。 　　李白咏日诗： 　　日出东方隅，还从地底来。［何按：隅有洞穴之义。中国古代人认为，太阳是从东方的地穴中升起的。这种出口之洞穴的原型，实际是火山口。］ 　　《楚辞·九歌》王逸注“扶桑”：东方有扶桑之木其高万仞。日下浴子汤谷，上拂（飞）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 　　通过以上的阐释，这些传说的来源，就都已不难理解。以至《山海经》中所谓“九日居下”，“一日居上”；所谓“一日在地，一日在上”等等传说，也都不复难以理解。 　　我以为，所有这些看来似乎出于想象的神话，却都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不过是远古人们以为雄奇壮丽的火山喷发和熔岩现象，也就是天空中日、月、星辰等光明物体的起源罢了。 　　在中国山东大江口陵阳河新石器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两个红色的祭神陶器，上面绘制有一种奇特的日出图纹（附图21）。 　　我认为，此图可以解释为石器时代的“日出扶桑图（那红色陶器可能正是祭祀日神的用具）”。图上有太阳、火山和火山云。此图出现在与日本只隔“一衣带水”的山东半岛滨海地区，恐怕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早在远古时代，中国，日本之河在地理上已经有密切交通。并且远古的中国人对于日本海域的地理、人文情况，早已相 当熟悉。。 　　二、在《尚书·尧典》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也至少有两次提到日本。一在“禹贡”篇中，提到青州“隅夷”。关于“青州”： 　　前面我们曾谈到《淮南子·时则训》中所说“青土”（搏木之地）是日本，“清土”也就是“青州”。至于“隅夷”，也就是“侯夷”的转语。《说文》中，隅夷记作：“蜗夷：在冀州肠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可以为证。 　　另一证据在《尧典》中。说帝尧命令“羲仲”率族东行，“宅隅夷，曰肠谷”，占候太阳的东升。《尧典》中关于四方地名、神名、季节的许多记述，后来被甲骨文和天文测算所证实（李四光、胡厚宣的工作）。因此，如果《尧典》的这一说法也可信的话，那么帝尧时代“羲”部族向“隅夷——肠谷”的这次远征，就是中国史籍中关于远古大陆移民，奔赴日本探寻回所出处的一项最早文字记录。（顺便指出，日本语中的许多语汇与中国东南部的吴方言相似。其实，倭、吴双声通转。古倭人与吴人，与中国大陆东部、东南部先秦所居住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昊族，以龙为图腾的太昊族，均具有深刻的关系。） 　　三、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我想已经可以证明：《山海经》一书，远非像其表面所呈现的那样荒诞。它恐怕并非什么“神话巫术”之书，却是上古中国人根据实地经验或旅行者的口述传说（因此方杂有想象和神秘的成分，但这种成分并非主要），而编述的一部关于远古山、川、海、陆情况以及地理、人文、氏族、物产情况的很有信实性的著作。对其价值，值得给予重新评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经编成一、二、四方面军，而没有编成三方面军，原因何在?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曾计划将红军一、二、三、四军团依次扩编为方面军，后来，因为彭德怀同志主动提议三军团和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放弃了单独扩编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遂造成了缺编。然而，据历史资料记载，红三方面军缺编另有其他一些原因。 　　中国工农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那时，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召开会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妁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一为“湘鄂赣交界处的三、四、五等军”；一为“湘鄂边界的二、六、十等军”；还有一个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5月间，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对这个计划作了一次调整，决定组成4个军团，即四、三军为第一军团，二、六军为第二军团，五、八军为第三军团，十一、十二军为第四军团。6、7月间，红一、二、三军团分别成立，只有第四军团没有成立。从目前所见的史料看，在这期间，中央及中央军委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这一消息前后，仍没有发出组成方面军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湘鄂赣前委及后委的信，即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其中提到：“据报载三、四，五、八军已取得联络……对于你们有下列紧急指示，……关于红军问题……在现时一、二、三军团上应成立总司令部组织，中央决定以朱德同志为总司令以统一指挥”，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报道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从未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是用三、四、五、八等军的番号。而另一方面，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成立是自发成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一、三军团会师后，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已由一、三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公开组织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9月20日，彭德怀同志也向中央报告说：“现在我们与一军团在军事上组织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可见，红一方面军是由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军事需要，为指挥方便而自行组成的。 　　 　　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在这个地区，我党曾较早地创建了红军部队。1930年4月，中央军事部在计划组建红军军团时，决定该地区的红一军“候其发展程度再定”，暂不编为军团。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编红军为4个军团，红一军亦不在其列。6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中，曾打算把鄂豫皖地区之红一军和鄂北之红九军合编为红四军团，最后也没有编成。到了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全国红军的军团和方面军都取消，统编为一至七军，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按统一规划被编为红四军。1931年1月，红四军正式成立。中央在此间的多次指示中，仍然坚持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通令：决定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诚然，中央也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2月4日，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即“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行动方向与编制”中指示：“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也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按照中央的计划，当时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基本编入了第一、第二方面军，可是，这个计划未得以贯彻执行，鄂豫皖地区不等与湘鄂西及鄂北等处打通，就先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后来，该地区得知中央这一指示后，也曾打算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地红军“仍命名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将来再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这个打算一直没有付诸实践。造成红三方面军缺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红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巳成事实，在那个时候，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种编制。1933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的组织机构的变更及干部的任免给各军的通知”中，提到了一、二、四方面军，说明中央还另有组织红二方面军的打算。6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第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接通令要求，新组建了红六、七、九军团，翌年8月以后，又按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了红军第八、十军团。红一方面军当时辖第一、三、五、七、八、九、十等军团，总兵力达14万人。1932年秋入川的红四方面军也发展为5个军，共8万人。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我到分队后第一次听到与越南兵有关的故事是关于国旗岗。我们分队驻地是在三个边贸集市中最大的一个，小镇街尾连着越南那个小镇的街头，两个国门相距50米，在中间是一块界碑，距界碑5米处是各自的国旗。每天我们和越南驻军都会派人在各自的国旗下站岗，大家可别小看了站国旗岗，那可是一名真正军人素质的体现，直接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形象。在国旗下站岗是从1989年边境恢复正常后开始的，当时是单岗，一开始是每两小时换一次岗，两个哨兵在各自的国旗下大眼瞪小眼，后来我们的前辈们为了和越南人较劲，改成了三个小时一岗，越南小鬼子也还真是不含糊，立马也改成了三个小时一岗。不久我们又换成了四个小时一岗，越南小鬼子也马止跟了上来。 　　 　　当我接手这个辖区时，已经换成了六个小时一岗，原来的单岗也换成了双岗。大家在办公室里坐着六小时不动可能有很多人都能办到，但是在办公室里站上六个小时那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行的了，如果说要在烈日、寒风、暴雨下站六个小时那可以说得上是酷刑了。现在我们原本打算恢复两小时一岗，在哨位上撑把太阳伞，可是越南方面还没改时间、还没撑太阳伞，我们实在是没有脸这样做，要不然中国人民还不把我们骂死了。 　　 　　我挺佩服越南军人的那股不服输的精神，但是看到他们一付精神不足、憔悴消瘦的样子，我心里觉得还是很爽的。越南军队在这里只驻扎了一个加强分队，也就是50个人的样子，可是我们这边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分队加上边防检查站、边防派出所、边防分队、边防连队等单位那可是一大帮人，挑几个素质好的兵站岗那可是一抓一大把，怎么的也要把越南人比下去。毕竟我们当年有900多名前辈长眠在这里，越南也有将近2000人死在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当年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同样越南方面也认为他们是正义的。无论我们还是越军对当年长眠在这里的烈士都怀着崇高的敬意，谁也不想在先烈们的眼皮底下丢脸，没办法，只有硬撑下去了，除非越南方面先顶不住了我们才考虑改。 　　 　　第一次与越南兵接触是在我接管后的不久。我们驻地的边贸集市是五天一街，在街天中越两国的边民是不用办任何手续就能出入两国境内的，当然，进入对方国境后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在集市内，如果超出了这一范围还是会有麻烦的。那时我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他们说没出过国，所以想在街天时过去看一看。因为办手续实在是有点麻烦，而且他们一看就不是边民，有可能会被对面的越南兵拦住，所以我决定带他们过去试试。我带着几个朋友向边境线走去，在超过界碑前我把肩章、臂章全部取了下来，当时我心里也没底，不知道对面的越南兵给不给我过去。当走到关口时我把肩章、臂章、证件递给了那个正在值班的越南兵少尉，表示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过去看看。谁知道他竟然猛个摇手。我一下泄了气，原来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允许越南的军人踏上我们祖国的领土。 　　 　　正当我要带着朋友们往回走时，那个越南少尉竟然对着我叽叽咕噜的说话，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想干嘛，只能莫明其妙的看着他。只见他重复的把手放进裤子的口袋里，我一下子昏了，这小子想要搜身呀。我一个军官竟然被越南兵搜身，这个脸可要丢大了。正当我还在想要不要给他搜身时，只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他的证件，然后放进了裤子口袋里，当时我一下就明白了过来，把我的肩章、臂章、证件放进了裤子口袋中，那个越南少尉笑着挥了挥手，于是我带着朋友走进了他们的国门。 　　 　　在越南小镇玩够了之后，我竟然看见那个越南少尉也许是换了岗，也在街上转悠。我走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我突然想和他照张相，可是我实在是不会说越南话，于是我用普通话很客气的问：“请问，我能和你照张相吗？”，只见他一头雾水的看着我，于是我又用粤语问了一遍，还是没反应。用边境上的土话问，没反应……用我家乡的土话问，没反应……用四川话问……没反应。没办法，我只好用英语问，可是他竟然还是没反应。我当时真是郁闷死了，怎么越南的少尉连这么简单的英语都不懂呀！看来越南兵只习惯听得懂中国人说“诺松如叶，宗都宽轰堵柄”。 　　 　　这时我朋友拿出照相机用手比划着我和那个越南少尉，那小子椤了一下，然后把手摆得象电风扇似的，嘴里连连说：“肉，肉……”原来越南的军官还是会说英语的，我当时真是佩服得那个五体投地！ 　　 　　我曾站在楼上看对面越南兵的训练，他们训练得很辛苦，强度也很大，单兵战术也搞得很好，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再次开战，光我们分队就能灭了他们。越南兵，小样，没什么了不起的。

哈哈！

非常好的东西！

看过了！ 革命尚未成功，基地仍需努力！

强烈支持22同志！

1、派谁守南京？ 　　一说：蒋提出要守，唐生智赞同。其他人不作声(基本就是反对守)或反对(明确反对的有白崇禧，刘斐) 。所以唐为司令。 　　另一说：蒋提出要守，问谁可挑起担子。众人皆沉默。蒋怒，曰：那就我来守吧！老唐实在看不下去，就跳了出来。结果是可想而之的。唐是于11月19日成为卫戍司令，此时离正式开打只有不到20天。 　　另还有一说：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 　　2、计划守多久？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3、准备工作怎么样？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 　　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 　　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 　　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 　　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其一， 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准备： 　　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 　　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 　　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4、到底能守多少天？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5、谁下令撤退的？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 　　这里唯一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 　　有可能的是：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据说，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6、下令撤退时南京被攻破了吗？ 　　这是南京保卫战最大的悲剧之一。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 　　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 　　中华门方向：城外的雨花台陷落，但中华门没有失守。守军是88师，87师一部。12下午88师孙元良(也有人回忆是10日下午)想往下关(在长江边，有轮渡) 撤退，被36师制止，命其返回阵地。12日上午唐的长官部幕僚开会讨论撤退方案，孙可能得到了消息，所以开始撤了。如果唐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孙敢带部队擅自离开阵地？唐可是定了连坐法的！ 　　12日下午，中华门外还有国军阵地，4时孙元良还在中华门城楼上！ 　　另：叶肇的66军一个旅12日已经受命入城增援中华门。 　　光华门方向：11日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12日日军光华门的日军“异常沉静” 。陈旅长只听见雨花台枪炮声比较密集，紫金山有稀疏枪声。 　　日军曾于10日“摸到了”光华门，但突入日军被全歼(当时的命令：恢复不了阵地拿头来见！谢承瑞团长亲自上阵消灭了门洞内的日军，还俘虏了一个。可怜的谢团长竟然在后期的混乱撤退中被踩死在挹江门前) 。11日日军只进攻城外的261，260旅的阵地。没有攻城，更不用提12日了。12日光华门连城墙上被日军轰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害的陈旅长抱怨：11日最大的问题是伤员不能通过缺口后送了(日军的进攻不是最大的问题) 。 　　光华门城外的工兵学校的阵地，有说10日丢了，有说没丢。我的感觉是可能地域比较大，日军占了部分，国军也控制部分。 　　另：陈旅长说中山门外还有12门普福斯山炮，因为怕日军炮火压制而拒绝向他们提供炮火支援。不知真假？ 　　中山门方向：日军猛攻城外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四方城，卫岗阵地(日军连城门还没摸到！) ，日军炮击了中山门城墙。 　　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 　　水西门方向：水西门在中华门的北面，受到的压力叫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在王耀武12日夜命令303团撤退前，阵地都在手中，撤退会议就是在城墙上开的)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我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呢。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12日从103师残部在副师长戴之奇的带领下从镇江退入南京。被安排防守中山门太平门一线。(万团长说是11日，但又说第二天中午唐已至浦口，我认为万记错了一天)。13日中午618团还在中华门战斗。 　　如果排除这些写回忆录的人串通好集体撒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2日除中华门外，南京城防没有大危险。通讯，组织都没有太大的失误。 　　7、谁组织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 　　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 　　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 　　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 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 　　8、十万守军的土崩瓦解 　　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 　　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於是发生枪战，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於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军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部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他们奉命想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但不知已经误杀了多少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 　　另：据说邱清泉很牛，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当时和各营团还有正常的通讯！) 。 数个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找些南京大屠杀的书看。 　　仔细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鬼子应该千刀万剐，但国军的高级将领对此惨剧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1）红色的禁忌 　　1997年在电视里看到在东山岛举行的军事演习，红旗依然在演习场上舞动，我想这肯定是没有参加自卫还击战的人在那里指挥，至少他们不了解自卫还击战后期为什么不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原因？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 　　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 　　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 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 　　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 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 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 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 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 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 　　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 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 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 　　（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再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 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 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 　　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 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 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 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 　　（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 　　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 　　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 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 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 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6）远离百姓 　　中国是.国家， 越南也是.国家，.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 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 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 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跑不赢。 　　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 （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 　　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 　　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 　　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候，来偷袭东山岛。 　　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 　　（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 　　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 　　（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 　　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 　　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 　　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 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 　　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 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 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 　　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 　　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 　　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后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 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 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 　　（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 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 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 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

来自美“空军杂志”7月号在线报告： http://www.afa.org/magazine/July2006/0706watch.asp 期中一段： DOD seemed to offer a re-assessment of the capabilities of China’s F-10 fighter, which it previously had compared to the F-16 Block 30. (See “Washington Watch: Chinese Military Is Catching Up—Fast,” September 2005, p. 12.) In this latest version of the annual China report, the Pentagon said the F-10 is probably more comparable to the Eurofighter Typhoon and French Rafale, considered among the top three fighters in the world today, after the US F-22A. The Pentagon expects more than 1,200 F-10s will be built, and improved versions—the F-10A and “Super-10”—are in advanced development. 大意： 美国防部重新评估J10后认为，J10更能跟被认为世界最优秀的3大战斗机中双风（阵风及EF2000台风）相提并论，而不是先前所认为的F16 BLK30！１０号预计将生产１２００架以上，同时两个版本（Ａ　型及超－１０），超１０正处于攻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