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28

希特勒的政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希特勒利用时机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那天晚上，巴伐利亚邦政府的部长和高级文武官员们在市啤酒厅的地下室内举行了一次支持卡尔的“忠于祖国集会”。晚上九时许，正当卡尔宣读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报告时，希特勒和他的冲锋队员们以及戈林突然破门而入，冲进了会场。希特勒首先朝天花板放了一枪，遂使大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尔后他纵步跨上了讲演台。 希特勒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喊道：“国民革命开始了！大厅现在已被包围，任何人也不得擅离一步！”紧接着，他宣布巴伐利亚邦政府已经垮台并且命令卡尔、洛索和巴伐利亚警察局长赛塞尔跟他一起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中去。与此同时，戈林则指挥着冲锋队队员们将大亍里的其他与会者看押了起来。希特勒要求他的三个“俘虏”人伙，并在国家主义政府和军队中许给他们以不同的职务。然而，这三个人却不肯轻易就范。希特勒又一次拔出了他的手枪，“这里面有五粒子弹”，他用沙哑的嗓音威胁着说，“假如失败，其中四粒将是给背弃我的人准备的，最后一粒将留给我自己。”这时，卡尔要求知道，鲁登道夫对这一事件究竟持何种态度，但鲁登道夫此刻却还没有到达。希特勒把手枪交给了他的私人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一个从前的屠夫），自己则进入大厅之中；大厅里，开始变得狂躁的人们用愤怒的喊叫和不绝于耳的口哨声在迎接着他。 “如果不立即肃静，我就下令在阁楼上架起一挺机关枪。”希特勒咆哮道。接着，他开始了一个演说。当演说达到高潮时，希特勒说：“德国国家主义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团结这个国家的所有力量……开始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去拯救德国的人民！”最后，希特勒发问说：“外面站的是卡尔、洛索和赛塞尔那些先生们，他们是些瞻前顾后、议而不决之辈。难道我可以对诸位说，请您们站在他们的后面吗？”“可以！可以！”下面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讥诮和愤怒的呼声。 鲁登道夫终于出现了，赛塞尔和洛索宣誓同他站在一起，卡尔在稍事迟疑之后也这样做了。他们一行人重新回到了大厅，人们狂呼着欢迎他们，一个兄弟般亲密无间的场面出现了，人们唱起了德国国歌，然后，宣布散会。 在此期间，罗姆指挥冲锋队占领了路德维希大街上的巴伐利亚军区司令部，然而除此之外，政变者们并没有去占领象政府大厦、电报局和火车站那样一些要害部门。他们迷信刚刚归顺的“三驾马车”。 但是，卡尔、洛索和赛塞尔根本无意去履行他们在胁迫下许下的诺言。洛索下令奥格斯堡、英戈耳施塔特和累根斯堡的军队向慕尼黑进发，并于凌晨三点通过所有的德国电台发表了一项呼吁，呼吁明显地表明了，他本人以及卡尔和赛塞尔都与希特勒的政变保持着距离。很快，在慕尼黑所有街道的广告柱上都张贴出了卡尔的声明，声明中写道：“假如这种既无意义又无目标的叛逆企图一旦成功，德国就会堕入深渊，巴伐利亚也在劫难逃。”声明宣布取缔纳粹党和其他极右派组织，并声言将对策划这场政变阴谋的首犯给予严惩。 希特勒想通过突然袭击来制服慕尼黑的那些具有“国家主义思想”和“爱国热情”的大人物们，使之受自己驱使的企图失败了。然而，他却并没死心。他决定，与鲁登道夫一起在前面开路，率领冲锋队和其他战士联盟的队伍从市啤酒厅向慕尼黑内城进发，以期唤起居民们的支持。他们认为，“三架马车”之流目前还没有胆量用机关枪来对付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近正午时分，游行大军出发了，队伍头前走着希特勒、鲁登道夫、朔伊贝纳法官和戈林。后面紧紧跟随的有冲锋队、巴伐利亚南部联盟、战斗联盟的队员和参加政变的陆军学校的士官生们，总共约两干人。游行大军沿路德维希大街向北前进，在路德维希桥上制服了一个警察小队，然后队伍通过伊萨尔城门继续奔向议会大厦前面的马林广场。过路行人此时开始向游行大军欢呼，并且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队伍在马林广场开始向右转弯，奔向座落在奥第昂广场上的统帅府大楼，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支人数较多的巴伐利亚警察局的部队。 突然，政变者方面有人开了一枪，对方的一名警察应声中弹。立时，警察们开始射击。有几个政变分子开枪还击，大多数人却准备逃跑，游行至此陷入了一片张皇失措的混乱。只有鲁登道夫将军一人镇定泰然、目不旁视地穿过了交火线，被警察逮捕。枪战中间，政变者方面首先倒下的人中有朔伊贝纳法官和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乌尔里希·格拉夫。格拉夫在倒下时把希特勒也拖倒在地，致使后者的左膀脱了臼。枪战过后，统帅府前面留下了十四名希特勒党徒和四名警察的尸体。希特勒则逃往施塔弗尔湖畔的乌芬去投奔他的朋友埃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十一月十一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投进了兰茨贝格的监狱。 希特勒的“宣传论坛” 希特勒的政变失败了。然而，他却很快从失败中恢复了元气，甚至转败为胜，从这次失败中间为自己和自己的政党捞取了一笔宣传资本。 二月二十六日在慕尼黑人民法院开始的那场对他、鲁登道夫和其他政变参与者的叛国罪审判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审判一开始，希特勒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他承认了自己所为之献身的“国家主义”目标，并且阐述了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政变活动中所奉行的意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危害而是代表了国家的利益。 各种报刊都详尽地报道了这次审判，希特勒用他的滔滔雄辩为自己赢得了一副十一月九日事件中真正英雄的形象。 希特勒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法庭，以致当他大谈“十一月罪人”和“凡尔赛暴令的奴仆”之时，守判长认为没有必要去指责他。 最能证明法庭与被告之间在“国家主义”思想上并无原则分歧的是首席法官提交给法庭的对希特勒的判决书中的一段文字，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对于他那个党的政策我无法做出判决，但他那种旨在受压迫、被解除武装的民众中间重新唤起对德意志事业之信仰这样一种其诚的努力，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功绩。” 法庭的判决和上述口径是一致的：根据法律中对于叛国罪的条文，希特勒被判处了最轻徒刑——监禁五年，在表现好的情况下则应酌情减刑。罗姆、弗旦克和鲁登道夫被宣布免刑开释（戈林已逃往国外）。 一九二四年春天，巴伐利亚邦议会和全国国会的选举证明了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和整个国家呻普遍存在着对希特勒奋斗目标的强烈同情。纳粹党被取缔以后借尸还魂的“民众联盟”于慕尼黑的叛国罪案宣判的五天以后，在有人弃权的情况下获得了慕尼黑的多数选票，在整个巴伐利亚也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十七。五月四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改头换面的伪装组织“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一开始就赢得了比德国民主党还要多的选票，占据了国会白的三十二个席位，而后者经过了一番苦斗才得到了二十八个席位。 《我的奋斗》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只呆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然后在那里被赦免。在巴伐利亚服刑期间，他非但没有被当作一个违法闹事的外籍人——他仍然是一个奥地利人——被驱逐出境，反而受到了优待，得到了较为舒适的住所和许多方便的特殊条件。他独处一室，房间有两扇窗户，室内阳光充足。中午，他则在休息室进餐时大吹牛皮，休息室的墙上悬挂着一面卐字旗。当他在这所看管监狱中“服刑”结束时，狱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变成了忠实笃信的纳粹主义分子。希特勒在这里享有着通信自由，经常接待着来访的宾客，他们中间有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和拜罗伊特音乐节的乐队女指挥维尼弗莱德。瓦格纳以及慕尼黑社交界中的其他女士们。鲁道夫·赫斯是自愿追随他所敬爱的元首前往兰茨贝格的，此刻，希特勒将他召来，口述了他的“ 伟大著作”——《我的奋斗》的第一卷(第二卷于两年之后问世)。 这部著作既不是一本回忆录，也不是一部体现希特勒世界观的作品，实际上，它是一种喋喋不休的陈辞滥调的堆砌。书中反复论述着同一主题，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斯轮老手的官僚主义风格。显然，希特勒认为此种风格足以体现他“教养有素”。《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毫无新颖之处，希特勒取材于他的那个时代，抛出了一个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于一体的大杂烩。 希特勒刻骨铭心的反犹主义是贯穿该书的一条主线，这种反犹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世界历史上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进行的种族斗争以及优等人的权力这样一种伪科学学说的基础之上。正是出于此种种族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从它中间寻觅到的所谓合法依据，在希特勒看来，不论是反对民主原则、主张元首独裁，还是他的扩张纲领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扩张纲领的主旨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向东扩展德国的版图：“我们将停止向欧洲南部和西部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日尔曼征讨，并将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那个国家。” 上述思想和东拼西凑的纲领尽管是如此的反动：但在希特勒那里却涂抹上了一层革命的色彩，因为他巧妙地把这一切和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以及政治精华的极大蔑视联系在了一起。这部著作中充斥着对资产阶级、学究院土以及知识分子的攻击。正如他在字里行间中所述，他希望以此来争取日益贫困化的小资产阶级和青年人。 他对魏玛共和国、对民主体制、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的抨击迎合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愤懑情绪。正是这样一种盲目的愤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希特勒的大忙。希特勒只谈论那些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话题，并且将它们加以简化，单刀直入。 总之，“产生希特勒绝非偶然，而是德国现状的一种必然。” （康拉德·海登语）。 在统帅民众、组织民众和宣传民众的问题上，希特勒造诣颇深，有着独到的见解。《我的奋斗》第二卷中，他主要是以玩世不恭的语调详细论述了组织艺术、宣传鼓动和群众心理学。他主张，演讲者必须达到的演说水平是最大限度上的朴实无华和一目了然，十分简单地提出黑与白、友与敌这些对立面，经常地重复它们，并用无情的战斗语言去不断地强奸那些“女人们”——希特勒对他的听众所下的定义。

冲锋队——希特勒的“御林军” 一九二一年八月，专门负责在希特勒举行集会时维持“秩序”的那些武斗队演变成为一个身着戎装的准军事化组织。这个组织最初起了一个旨在避免招风惹眼、引来非议的名称，叫作“体育运动队”。两个月以后，“体育运动队”在其体育的原意上将名称做了微妙但却更为符合实际的改变，换作“冲锋队”，简称为ＳＡ。 冲锋队主要招募不能进人十万常备军的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也招募那些此间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一些军人。恩斯特·罗姆担任了冲锋队队长。冲锋队起初只是执行维持秩序和警卫任务，因而它从一成立起就被看成是一支党的军队。根据希特勒的“必须用暴力来清算暴力”这样一句格言，这支党的军队应该用武力来对付党的政敌。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观察家报》在一篇题为《致我们的德国青年》的文章中这样号召说：“冲锋队将把我们的青年党员团结起来，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冲锋队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国防意志的体现者，应该成为领袖们所领导的开拓工作的一面盾牌。” 毋庸置疑，冲锋队当时对于青年党员们具有着一种强烈的、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员们入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浯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吹奏乐的旋律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以及乘坐着敞篷卡车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魅力和冒险的色彩。此时希特勒的政党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和“入时”。党的领导人们年龄都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他们相互之间用战壕中士兵的那种粗犷的语言进行交谈，以汽车或者摩托车代步，巧妙地利用游行和集会来进行显示其“军事锋芒”的示威，并以旌旗密布和火炬林立的盛大场面把游行和集会装点成充满庄严色彩的神圣时刻，他们的演说也绝不象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研究顾问和司法顾问那样以咬文嚼字使得听众们感觉到索然无味。 希特勒的“御林军”十分有意识池刺激着自己的政治对手，策划一次又一次的会场斗殴和马路武斗事件，以期引起舆论界的轰动。冲锋队的此种战术反复使用于出现政治暴力事件的气候中，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的那些危机年代中则表现得尤为露骨。一九二一年八月，国家财政部长、停战协定的签署者埃茨贝格被人暗杀。一九二二年七月，旧志愿团的成员们枪杀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拉特瑙是一名犹太人，仇犹煽动者们谴责他既准备把德国出卖给“国际交易所的资本家们”，又准备把德国出卖给“布尔什维主义”。 鲁尔斗争和通货膨胀 一九二二年初，纳粹党拥有六千名党员。除慕尼黑以外，纳粹党还在斯图加特、普福尔茨海姆和哈雷各邦建立起党的地区性组织。此刻，纳粹党主要还是在慕尼黑取得了地区性的多数。希特勒的运动只是到了一九二三年才真正有了突破，使党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群众性政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拥有党员五万五千名）并开始涉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当时，魏玛共和国正在经历着它历史上最为黯淡的年月。 为了结束对那笔德国永远无法偿清的战争赔款的争执，同时也为了给法国提供一种在德国面前的安全感，——九二三年一月，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下令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出兵占领了鲁尔区。德国政府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号召进行一场消极抵抗，即由国家出钱资助鲁尔区的工人们进行一场总罢工。对于鲁尔斗争的金钱资助使得德国货币一落千丈，全面崩溃。 还是在战争当中，通货膨胀就已经开始，战败后日益加剧，现在则达到了高峰。一九二三年十月，仅一只鸡蛋的价格就高达三千万马克。美元对马克的兑换比率则扶摇直上，其速度是按照小时来计算的。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马克暂时稳定时，每美元的兑换额竟相当于四万二干亿马克，达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地步。为了使货币赶在继续贬值之前能够尽早地变成为日用消费品，薪金和工资是按天发放的。 所有领取薪金和工资的人们，—切靠养老金为生以及将攒下的钱投资于国家和战争的人们都变成了这场灾难性事变的直接受害者。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纸币还不如那些被用来印它们的纸张值钱。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破了产的中产阶级就成了象希特勒那样的极右派鼓动家们轻而易举的猎获品，希特勒把发生这次灾难的原因同样归罪于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和约，归罪于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造成中产阶级此种贫困的真正原因从始至终都恰恰是被这个阶级所盲目美化了的那个帝国奉行的战争政策。 一九二三年八月，这场罄耗血本的鲁尔斗争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正当德国新任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九月间结束了这场斗争并且准备设法同法国达成和解时，死硬的保守派——德意志国家人民党（ＤＮＶＰ）和所有的极右派团体发起了一场愤怒的抗议运动。同历来一样，这场旨在反对值得诅咒的共和国的抗议运动集中在了“秩序之邦”——巴伐利亚。 “秩序之邦”——巴伐利亚 由于发生了反对结束鲁尔斗争的抗议风潮，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巴伐利亚邦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处于紧急状态，取消了宪法，任命古斯塔夫·里特尔·冯· 卡尔为全权代表。同一天，德国中央政府也宣布了非常时期法。埃伯特把执行的权力委托给国防军的首脑冯·泽克特将军，后者则立即派出军队去解散图林根和萨克森州由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对于巴伐利亚的极右势力，他暂时没有采取行动。 只是当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报》连篇累牍地刊登出反对国家政府和泽克特的措辞激烈的煽动性文章，抨击他们在鲁尔斗争中背叛了民族事业之时，才爆发了国家政府和巴伐利亚之间的冲突。于是，泽克特下令取缔《人民观察家报》。 而负责这一事务的国防军的冯·洛索将军和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冯·卡尔却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总统埃伯特取得了泽克特的认可，罢免了冯·洛索将军的职务。卡尔并没有退却，他打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全国政府享有自治权力的旗号，并且任命刚刚被国家政府革职的洛索将军为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这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叛逆。 卡尔和洛索内心中梦寐以求的是复辟巴伐利亚王国，因此他们一直同从前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王子保持着联系。但是，要想达到复辟王朝的目的，就必须推翻共和国，而推翻共和国则需要得到慕尼黑国家主义战斗组织的支持。 在上述背景下面，慕尼黑的国家主义战斗组织实行了联合，成立了“祖国大同盟工作联合会”（亦称为“战斗联盟”）。这个组织挂上了鲁登道夫将军的招牌，但它的领导权实际操在希特勒的手中。鲁登道夫对巴伐利亚的分裂主义计划并没有多少兴趣，他所追寻的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军人专制的政权。而希特勒则既不赞成卡尔的分裂主义，也无意于鲁登道夫的军人政权，他所致力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由自己亲自领导的专制政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一年以前就已率领他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向罗马进军并接管了那里的政权。在纳粹党和战斗联盟的内部，“向柏林进军” 已经变成了公开的话题。当然，希特勒此刻也有他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担心卡尔和洛索会卸磨杀驴，最终将他遗弃；而另一方面“向柏林进军”又毕竟不是件儿戏，他还没有胆量去冒这样的风险。于是，希特勒制定了自己的策略：尽可能地使卡尔和洛索出丑，迫他们陷入窘境，以致使他们除了同自己合作共事以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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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在发展－－卐 字与《人民观察家报》 一九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被革除了军职。他领到了五十马克的复员费、一身军装、一件大衣和一些内衣。 此时，他只好依靠从政治施主那里得到的捐款为生，但却因而有时间将全部精力用来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了。这样一来，他便比党的主席德雷克斯勒更占有优势，德雷克斯勒那时仍然一如既往地在铁路上当他的钳工，在操管党的事物方面，只能是力不从心了。 党刚刚更换名称后不久，希特勒便开始筹划起党旗和党的标志来，党旗以黑、白、红三种颜色为底色，标志是一个卐。卐字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中都是日轮的象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卐字则主要被一些民族主义团体用来作为标志。不少志愿团部队都把卐字作为自己佩带的符号。 希特勒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象卐字这样一种标志对于党员们以及外界所具有的那种价值。卐字及一九二四年发放的褐色衫以及“口呼‘万岁’的抬臂礼”给予党员们一种庄严感，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属于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属于一个理所应当地对大众领导的精粹核心。希特勒组织的这种国家主义的符号和标志以及军事化的风格又重新对小市民阶层有着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党不仅仅是个普通的政党，而且是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完全超然于政党之间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之上，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当而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党的标志和风格则应该向党员群众们表明这一点。 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希特勒遂了一桩心愿，买下了《慕尼黑观察家报》，该报当时已经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并且已经濒临破产。这样，党便有了自己的机关报。志愿团的里特尔·冯·埃普将军捐助了买下该报的大部分款项，剩下的部分则由希特勒的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向党内各方面的募捐者们筹集凑齐。迪特里希· 埃卡特是一位记者和一位失败的作家，此人受过大学教育，顶礼膜拜于希特勒的学识以及他那些反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滔滔宏论。埃卡特经常帮助希特勒纠正语法和表情仪态。他介绍希特勒与慕尼黑市民阶层中的头面人物相识，并且率先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觉醒吧——德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结识了恩斯特·罗姆，并和他建立起了友谊。罗姆是地道的行伍出身，战争使他成为一名上尉军官，后来在埃普将军麾下任参谋长。还在他“发现” 希特勒之前，他便开始十分奖掖这个未露头角但却具有惊人口才的陆军下士了。罗姆把希特勒引荐到具有“爱国主义意识”的军官和政治家的圈子中去，介绍自己的同僚加入希特勒的政党。很快，罗姆就证明了自己在党的后备军的组织、招募和训练方面具有高人一筹的才能。 罗姆和埃卡特通过他们对希特勒的影响，同时通过他们与当时举足轻重的军界以及慕尼黑社交界的联系“造就”了希特勒。若没有这两个人，希特勒早年在政治上的发迹是不堪思议的。对希特勒颇具影响的老一代党人中，还有两个波罗的海的德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马克斯·埃格温·冯·朔伊布纳法官。他们两人唤起了希特勒对于俄国以及对于德国在东方的“生存空间”的兴趣。 稍后一段时间里，即一九二二年闻，赫尔曼。戈林和鲁道夫·赫斯进入了希特勒的核心圈子。戈林的父亲从前曾担任过德国驻西南非的全权代表。戈林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著名的里希特霍芬空军联队中的一名飞行员，仗打得相当出色。从出身和生活方式来看，戈林与希特勒迥然不同，但他却确信希特勒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九二二年，戈林加入了纳粹党。他之所以入党，并非是出于思想上的追求，而是认为这个党是“要革命的”，因为党已经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两个大字：“行动”。戈林同旧军官和“上层社会”的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人都认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与戈林比较，鲁道夫·赫斯则显得黯然失色，他是一个进出口商的儿子，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大战中间：他被迫中辍了学业，后来则再无兴趣去继续完成它。赫斯本人也深感是“十一月罪人”所设骗局的牺牲品，曾作为志愿团的一名志愿兵参加了讨伐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赫斯一直在寻找着一个他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准备“士择良主而仕”。在慕尼黑大学，他曾以一篇优秀的作文获奖，作文的题目是“领导德国重新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赫斯认为，这样一个人物必须是一个具有铁腕的独裁者，他应该来自于大众之中，但又超群拔俗，与众不同。象一切伟人一样，这个人不应该在流血面前畏葸退缩，必要时，甚至要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久，他便毫无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地跟随了希特勒，盲目地崇拜他，对他的一切唯命是从。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当纳粹党的第——次全体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时，出席会议的只有四百一十一名代表，然而不容忽视的却是，由于希特勒的积极活动，党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地强大起来了。这时，党已经拥有近三干名党员，他们主要是手工业者、小业主、职员、政府官员、家庭主妇，士兵、大学生和极少数的工人，自然也不能排除五花八门的巴伐利亚极右派组织中的成员。至此，希特勒终于把一个从前专事清谈的俱乐部改造成了一个群众组织，并且成为其中最为重要和最为著名的一个成员。仅在一九二Ｏ年一年之间，纳粹党就组织召开了四十六次大型集会，与会人数超过了六万二干人。希特勒在其中三十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现在，关于希特勒何时出任党魁，则仅仅成了一个时机问题。 一九二一年一月，协约国规定了德国的战争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希特勒抓住德国国内的那种普遍愤怒情绪，不失时机地号召党于二月二日在皇冠马戏院举行一次抗议集会。党内的其他常委们却搔着头皮表示担心，因为马戏院可以容纳六千以上的听众，而只经过这样短时间的筹备，招徕如此众多的听众似乎是一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大会的召开却证明了希特勒是唯一的胜利者。希特勒在这次大会上以 “或是争取前途，或是招致毁灭”为题作了演讲，不但大厅中座无虚席，而且他的演说还吸引了不少激动的人纷纷向马戏院涌来。翌日，慕尼黑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位唯一敢于挺身而出，向协约国的暴令作出激烈而又鲜明的挑战的英雄备加赞誉。希特勒由此而成为慕尼黑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们的宠儿，从他们的腰包里，越来越多的金钱流向希特勒和他的政党。 最初以金钱资助希特勒的是一些中小企业家和商人，象出版商勒曼和布吕克曼以及钢琴制造厂厂长拜希斯坦的夫人这样一批人物。到了一九二二年，就连象弗里茨·蒂森、博尔西希和戴姆勒这样的大企业家以及巴伐利亚工业联合会也开始对希特勒解囊相助。由于罗姆的努力，军队也以向希特勒提供武器和车辆的方式来对他进行支援。在希特勒众多的支持者当中还有慕尼黑的警察局长，此人除了向希特勒暗中提供捐助以外，还对他在“道义方面”进行支持。警察局政策处接受了一项任务——平息一切对希特勒武斗队的不满情绪。 这种与极右派分子的暗中默契此时也决非是慕尼黑警方的一家所长，其它一些地区的警察与法官也对极右派分子的暴力活动表观出明显的纵容。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之间，共计发生过三百七十六起政治谋杀案，其中左翼肇事案占二十二起，而右翼肇事案则占了三百五十四起。从审判情况来看，左翼分子平均服刑期为十八个月，而右翼分子的平均服刑期只有四个月。左翼分子中有十人被判处死刑，而右翼分子却全部逃之天天。 纳粹党的元首——一个讹诈手段的产物 一九二一年七月，纳粹党领导层和他们那位已成气候的宣传部长之间爆发了一场孕育已久的冲突。正当希特勒前往柏林，打算在那里加深他和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其他右翼分子们的联系期间，纳粹党的领导集团开始和奥格斯堡的另外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组织进行接触，准备结成联盟。 希特勒有理由认为，党的这种企图将是一种削弱他在党内影响的信号。于是，他当机立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此予以反击。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希特勒宣布退出纳粹党并向党的领导层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说，作为使他重新入党的条件是：必须让他本人担任党的第一主席并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另外，必须承认慕尼黑觉中央对于巴伐利亚邦内外一切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地位。希特勒的这种讹诈手段立时奏效，因为他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位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关键人物，对于党的主席团来说，除了认输投降之外，再没有其它道路可供选择。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德雷克斯勒退居为党的名誉主席，希特勒则以五百四十三票对一票的绝对优势被选为党的新主席。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的选举成为纳粹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选举。从此以后，党内确立了一种领袖原则，即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者从此不再由党员群众选举产生，而被通过党的领导层直接任命的方式取而代之。不久，希特勒自诩为纳粹党的元首。作为元首，他不仅对党的整个机构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力，而且还要求他的党徒们对他要无条件地效忠。这种日益膨胀的对元首的个人崇拜可以在德意志国家君主政体制的传统中追溯到其历史渊源，而且还特别迎合了那些感到地位岌岌可危的小资产阶级们追求保险、安全、秩序以及需要一种偶像的心理要求。 希特勒正式掌握了党的权柄以后，便立即开始在党内依靠他那些昔日战友和志愿团朋友们的力量，排斥原德国工人党的老战士，扩大和强化他在党内的权势。

关于发射间隔，资料显示如下： 　63式107毫米12管火箭炮于1961年研制，1963年设计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大量装备部队。 　　该炮体积小、重量轻，以吉普车牵引为主。该炮的管式定向器由3排定向管组成，中排定向管为定向器俯仰与支撑的基础；高低机为齿轮齿弧式，方向机为螺杆式结构；上架用于支撑定向器坐于下架之上；下架上的两个大架是火炮的两个后支撑，两个前支撑既是火炮发射时的前支脚，又是火炮行军时的定向器固定支杆；瞄准镜使用56式75MM无后坐力炮的瞄准镜。 　　火炮的发火电源是一台小型手摇发电机，发射间隔一般为0.6秒。 　　该炮配用63式107毫米涡轮式火箭弹。 口径:107毫米 行军状态全重:385千克 战斗状态全重:613千克 行军状态长:2600毫米 行军状态宽:1400毫米 行军状态高:1100毫米 定向器长:900毫米 全弹重:18.8千克 初速:31.4米/秒 最大飞行速度:372米/秒 最大射程:8500米 发射间隔0.6-0.8秒 高低射界:0度-60度 方向射界:左右15各度 炮班人数: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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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看帖有分析很不错！ 赞一个先！！！ 但你的分析好象站不住脚，还是没仔细的看。 你注意看这里------ 偷袭的越军共有28管火箭炮 就算10秒一个齐放，一个齐放28发，250发不到10个齐放。前后100多秒猛烈轰炸，你让“霉菌”怎么反应？

小９发帖不少，但太过随意、水太多．像这样的帖子，原帖一般有注解，如果你把这些注解也贴上来，就不失为一好的转帖了.

中国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传奇 　　中国的六三式１０７毫米火箭筒，看起来有些简陋，粘上泥土后，竟然分不清是兵器、还是农具，与高科技、数字化更粘不上边。尽管它其貌不扬，但在其服役的四十年期间，却屡屡创造出另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至今，使用它的武装力量，便布世界各地。 实战打出威名 　　二○○五年十月十四日，两架英国的“鹞”式战斗机，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的美军基地遭到火箭炮的袭击，一毁一伤。这是自二○○一年美军侵入阿富汗以来，联军战斗机首次被击毁。 　　无独有偶，仅在两个月前，停泊在约旦亚喀爸港的美军两艘大型军舰“阿希兰”号与“奇沙治”号，遭到火箭炮的袭击。“阿希兰”号两栖登陆舰差一点被击中，火箭弹越过舰艏，将码头的一个仓库的屋顶，炸出一个直径两米五的大洞。两艘美舰立即逃出了港口。与此同时，以色列挨拉特市机场遭到火箭炮攻击。这里距离美军向伊拉克运输物资的后勤中心亚喀巴港，只有十五公里。约旦官方介绍说，袭击者从距离港口八公里远的亚喀巴市郊贫民区的一间山顶仓库，向美军战舰发射了三枚火箭弹。那是一座两层建筑，袭击者在二楼房顶上，辟出一个一平方米的天窗。 　　看到这些报道，内行人都明白，１０７毫米火箭炮又发威了。通常，人们将ＡＫ－４７突击步枪，ＲＰＧ－７火箭筒和１０７毫米火箭炮，并列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三种常规武器。尽管美军心理战部门通过媒体大肆宣传，这三种武器是“低技术、低价格、低素质人员使用”的三低武器，但在越战和伊战中，这些装备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军使用ＡＫ－４７步枪作战的照片比比皆是。现在，又出现了未经证实的美军精锐部队在“悍马”军车上，装备了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的照片。 　　从战术上讲，ＡＫ－４７、ＲＰＧ－７和１０７毫米火箭炮，各有分工。对于三百米以外的目标，只有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简单实用，是一种廉价可靠的武器。在战场上，与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交过手的美军一线官兵，普遍对这种外形简陋的东方火箭炮心怀敬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非常注意收缴这三种武器。 横空出世的１０７毫米火箭炮 　　中国研制火箭炮，要比苏联晚得多，但却比西方预计的要早。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武器专家钟林，在河北组建了火箭技术室，开始研制Ａ３式六管１０２毫米野战火箭炮，后转五二工厂继续研制。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天，该炮在北京卢沟桥地区进行了汇报表演，朱德总司令大加赞赏。一九五一年，中国研制成功四二七式和四八八式１０２毫米火箭弹，最大射程五公里。由于后来中国统一采用苏制装备，也就是所谓的“制式化”，该野战火箭炮没有列入装备序列，而转交给了越军，但它毕竟使中国火箭炮设计，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八四七厂的吉松英等，开始试制八公里野战火箭炮。八○三厂等单位，在杨荫桐的主持下，开始研制火箭炮使用的火箭弹。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反复实验，于一九六三年，设计定型了六三式１０７毫米火箭炮。该炮有十二个发射管，在七至九秒内，可以完成一个齐放，火力极为猛烈。 六三式１０７毫米十二管火箭炮 　　火箭炮发射的火箭弹，是靠自身发动机的推力飞行，不需复杂的反后坐装置。所以，火箭炮的发射装置，结构简单、轻便。１０７毫米火箭炮设计合理，在这方面优势更加突出。它的大多数部件不需要工具，就能分解、结合，操作、维修十分容易。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单管、两管、四管或八管简易发射。该炮全重六百十三公斤，外形体积尺寸小、重量轻、机动性好，可以由吉普车牵引或骡马拖拽，也可由人力分解搬运，很适合于戈壁、山地、丛林和水网地区作战。所用的火箭弹，命名为六三式１０７毫米火箭炮杀伤爆破榴弹。这种火箭弹为涡轮旋转稳定结构，散布精度较好，最大射程八公里。尔后，又改进了设计，定型了六三－１式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一九七五年再次改进，命名为六三－２型杀伤爆破榴弹，最大射程八点五公里，战斗部重八点三三公斤，杀伤半径十二点五米。这以后，还研制成功了１０７毫米火箭磷铝燃烧弹、攻击坦克装甲车以及坚固工事的碎甲弹、以及箔条电子干扰弹等弹种，扩大了战场的应变能力。 出众的机动力 　　乍一看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的性能参数，似乎并不突出。那么它是怎样从数百种各型火箭炮中脱颖而出的呢？ 　　其实，１０７毫米火箭炮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精品火炮，各种参数经过了反复优化。首先，该炮火箭弹设计为十八点八公斤，一个人正好扛一颗，在复杂地形长途行军也可以承受。相比之下，俄罗斯著名的１２２毫米火箭弹，重达四十五点八至六十六公斤，装填一枚，往往需要三人；俄罗斯最轻的１４０毫米火箭弹，重三十九点六公斤，根本无法单兵携行。当然，国际上也有个别几种超轻型的火箭炮，如比利时的７０毫米火箭炮，意大利的５１毫米火箭炮，但它们的弹头威力太小。同时，这几种炮难以用人力搬运，所以适应性远不及１０７毫米火箭炮。 　　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不仅总重量轻，还可以快速分解和结合。拆开后的单个部件，重量不超过三十公斤。为满足人背的要求，分解部分在结构尺寸上具备如下特点：上不过颈（便于抬头），下不过臀（便于跨步），宽不过肩（便于通过），重心贴身（防止扭腰）。加上便携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火箭炮都难以与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相比。 八五式１０７毫米单管火箭炮 　　在阿富汗，当地武装早已把牵引式１０７毫米多管火箭炮，装在了各种车辆上，成为了自行火箭炮。事实证明，该炮与多种车辆，都能结合良好，显示了极好的适应性。１０７毫米火箭炮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游击战的和特种部队使用的重武器。八五式１０７毫米单管火箭炮，早已批量生产，火箭发射管长零点九米，用三脚架支撑，全重二十三公斤，射程可达八点五公里，并且精度高、威力大。一个肌肉发达的特种部队战士，完全可以独自把这种单管火箭炮和两发炮弹扛到发射点，远距离袭击敌方的要害目标，而后安然撤离。 车载式１０７毫米十二管火箭炮 操作简便得惊人 　　标准的１０７毫米火箭炮采用十二发联装，发射速度快，重新装弹时间短，火力突然猛烈，是攻击近距离目标的精良武器。 　　与美国和苏联的现役火箭弹不同，１０７毫米火箭弹飞行稳定，采用涡轮旋转方式。火箭弹的中心线，都偏转一个小角度。火箭点火后，燃气一面推动火箭弹前进，同时推动火箭弹像普通线膛炮的炮弹那样自转，以此保证炮弹飞行中的稳定。必要时，１０７毫米炮弹可以不需要发射装置（简易发射），直接放在地上，瞄准后用几节普通电池和两根普通铁丝或导线，就可以发射。一般而言，简易发射时，目标距离一千至一千五百米时，效果较好。更有甚者，曾经有报道说，阿富汗人用石头把１０７毫米火箭弹的后盖砸掉，在地上摆成一排，然后用火直接点燃发射。 　　如果希望简易发射的火箭弹能精确的击中目标，最好现在地上构筑一个坚实的土石发射台，台上放置火箭弹的平面要平整，平面长度需接近火箭弹的长度，以保证火箭弹起飞时的稳定。当然，１０７毫米火箭弹也可以放在建筑物窗口、汽车顶棚等各种地方发射。但无论如何发射，发射者均需注意避开发射时火箭发动机尾气的伤害。 　　１０７毫米火箭弹的壳体上有一条与火箭弹飞行方向一致的白色标线，用于简易发射时瞄准。同时，厂家为１０７毫米火箭弹准备了一个极轻便的卡尺式瞄准具，上面有距离和方位刻度，把它卡在火箭弹上与白色标线对齐，“三点一线”精确瞄准，就可以在简易发射时保证射击精度。 １０７毫米火箭弹直接发射（简易发射） 战场上的活跃分子 　　越战期间，越南和柬埔寨的游击队大量用中国１０７毫米火箭炮袭击美军的重要目标。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凌晨一时，越南特工１７４营，用四门单管、两门十二管的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突袭美军空军基地边和机场。当时秘密运送到机场外围的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从六个不同的方向，向美军阵地同时开火，两百五十发火箭弹将整个机场炸成一片火海。共击毁包括Ｂ－５２重型轰炸机在内的七十四架美机，毙伤美军上千人，数个储油罐爆炸起火，一个炮兵阵地和一个通信中心也被摧毁。直到战争结束，该基地也未能完全恢复原状。此次炮击，给美军造成的战机和人员损失，远远超过后来的整个海湾战争。当时，越军也装备苏联１４０毫米火箭炮和“冰雹”式１２２毫米火箭炮。１２２毫米火箭炮的十五公里的射程，超过了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但射击偏差有时达到数百米。更重要的是，苏联的这两种火箭炮的重量和长度均过大，不适合游击队和特种部队使用。 　　提起苏军入侵阿富汗之战，美国人始终认为是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使阿富汗游击队赢得了战争。但苏军指挥管坦言，游击队在阿富汗山区对苏军补给运输队频繁的伏击，才是迫使苏军撤出的真正原因。在这些伏击作战中，往往是由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的呼啸声拉开序幕的。猛烈的炮击过后，由坦克装甲车护卫的苏军运输队，已是人仰马翻。 　　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当年遗留下来的１０７毫米火箭炮，依然战果辉煌。实例证明，由于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的射程远，袭击者可在安全地带从容发射。等美军找到火箭发射地点，袭击者早已转移。如果有意消除发射地点痕迹，那么连发射地点都很难找到。美国驻阿富汗军方发言人可拉特上校称，二○○二年十月九日，美军特种部队，在距离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东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阿萨巴达，遭到一枚１０７毫米火箭弹的袭击。他说：“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找到发射这枚火箭的嫌疑人所在的位置。但可以确定是，这枚火箭弹的目标是美军。” 美军的反击 　　１０７毫米火箭炮的致命袭击在增加，美军也加紧反击。 　　唯武器论者以为，反炮兵雷达，将向“打了就跑”说不，如果美、英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大量使用高科技反炮兵雷达，并指挥反击火力进行摧毁，就可以让那些指望采用“打了就跑”策略的敌人尝到苦头。 　　ＴＰＱ－３６和ＴＰＱ－３７雷达，是美军目前的主力反炮兵雷达，但它们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盾牌。在二○○三年进攻伊拉克的行动中，美军炮兵报告称，第三步兵师使用“火力发现者”（两部ＴＰＱ－３６近距离雷达，加一部ＴＰＱ－３７远距离雷达），二十一天内完成了一千八百多次探测，平均每个反炮兵任务从探测到发射用时六分三十七秒——这足以让袭击者徒步跑出一、两公里。更要命的的是，这种装备并不是每次探测都正确。轻武器的火力，直升机旋翼桨叶，甚至车辆的运动，有时也足以产生回波，造成虚警。操作人员不得不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方向，以及已知的敌军或友军位置，来确认每一个探测目标。 　　轻型反迫击炮雷达（ＬＣＭＲ），是用其电子扫描天线，提供对近距离来袭的迫击炮弹的无间断、全探测和跟踪。该雷达尚未完成研制，就于二○○二年部署到了阿富汗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ＬＣＭＲ的基本型，全向测程六公里，在探测八公里射程的１０７毫米火箭，实在勉强。雷达目标定位误差在五公里处为一百米。这么大的误差，在城市中根本就难以搜捕袭击者。 　　装备高科技信息化装备的美军，至今仍无法杜绝１０７毫米火箭的袭击，这个结果可能让美国很伤心。美国《洛杉矶时报》承认，在战区的美军官兵们，即使在打扑克牌时，也要把枪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尔，周围到处都是充满敌意的人群，美军基地几乎每周都要遭到火箭炮的袭击，这给美军官兵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约旦亚喀巴的袭击事件，甚至影响到了美军ＤＤ（Ｘ）隐形战舰的建造计划。排水量在一万两千吨的ＤＤ（Ｘ），是美军最昂贵的战舰。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仅为普通驱逐舰的五十分之一，复杂的电子装备，能应对敌方的多种威胁。该舰不仅有大量精确制导导弹，就连１５５毫米的主炮，都能发射制导炮弹，打击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目标。美国海军目前正在加紧游说国会，批准这一空前昂贵的造舰计划。但国会的反对者却表示，在应对类似亚喀巴的低科技火箭弹袭击时，这种战舰过于脆弱。

太麻烦了，还需要个发射具，用中国的１０７火箭炮连那截钢管也省了，火箭弹直接发射.　就象过年小孩点穿天猴一样简单.

5楼8楼强人！

德国工人党的成员 一九一九年秋天，希特勒接受了一项任务，去查明几个右翼团体和小组的情况。当时在慕尼黑，大量的右翼组织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就这样，希特勒可以说是以一个特务的身份第一次结识了当时尚很弱小的德国工人党（ＤＡＰ）。 德国工人党是慕尼黑的钳工安东。德雷克斯勒于一九一九年初创建的。这个党的第一批成员是德雷克斯勒所在的一家慕尼黑铁路工厂中的同事们。党的纲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大杂烩。德国工人党的背后有着不少国家主义社会团体和军界中颇具影响的人物，但在希特勒看来，德国工人党的领袖们还很缺乏战斗精神。他对那些专事清谈的政客们的评价，说到底并不很高。那些人经常在酒吧间后面的秘室中集会，聆听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报告，宣读会议记录，并且象个家兔饲养协会那样靠党员们的党费和贷款来维持党的财政。然而，有一天，当希特勒在事先并没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被接纳入党时，他却同意了，并且坚持一定要在作为第五十五名党员的同时，担任党的主席团的第七名委员。 德国工人党与那些正统的党派相比之下，有着一个明显的好处：党虽弱小，但党的主席团却人数不少，这就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目标来改造党的绝好机缘。 此时的希特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在军队中长期混下去了，而德国工人党却给他了一个把自己维也纳时期的思想和前线经历所得出的认识在一种政治运动中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并且还为他提供了一种生活保障。 希特勒在继续履行他那“侦察员”职责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他从事多方面的社会交际，并在国家主义者刊物《慕尼黑观察家报》上刊登党的启事，这些耗费了德国工人党的全部活动经费。但是，由此而赢得的成果也给了希特勒足够的补偿。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德国工人党在皇家啤酒厂中举行了第一次群众集会，到会者达七十人。这些人们深深地被希特勒的报告所感动，自愿献出了三百马克的捐款。希特勒用这笔款项继续更多地刊登启事、印发广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那天，第二次群众集会的出席者达到了一百三十人，其中主要是大学生、小业主和军官们，这些人甚至不惜拿出五十芬尼来购买入场卷。召开第一次群众集会时，希特勒还只是扮演第二演说家的角色，这一回则变成为对听众颇具魅力的主要角色。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唤起着听众们的爱国热情，煽动他们对“凡尔赛和约”①，对“十一月罪人”以及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希特勒的演说单刀直入、通俗易解，他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和战壕中士兵们的行话。他的听众、那些昔日大战中的士兵们在希特勒那儿觅到了知音，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希特勒本人极力摆出的那副“普通士兵”的形象和他对旧军队士兵们的感召力使得他同那些正统的旧政党的演说家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为他作为演说家和鼓动家初步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础。 ①全称为《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1919年6 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举行的和谈会议上，以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为首的战胜国为—方，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译者注。 每当在他演说期间发生喧嚣之际，希特勒便立即召唤他那些军队中的战友们把捣乱分子驱赶出大厅，然后他才真正进人演说高潮。他的演讲内容、他的语言才华以及他那雄辩的论据使他所组织的群众集会很快便遐迩闻名。希特勒想通过一连串的群众集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党的那种策略是非常奏效的。安东·德雷克斯勒在党内力排众议，将希特勒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长”。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纲领 一俟大权在握并在党的主席团中巩固了他的地位，希特勒便迫不急待地重新安排着党的日常管理工作。他首先动用党的资金和迈尔上尉政治基金中的一笔款项租用了一个办事处，安装了一部电话并雇用了一名专职办公室主任。一九一九年底，希特勒同德雷克斯勒一道起草了一个新的党纲。党纲以极其简明的形式概括了对党员的各项要求。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皇家啤酒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党纲的二十五项条款。一直到一九四五年，这些条款都是作为该党唯一正式的纲领而保留的，当然，这个党纲后来却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一九二零年二月的那次群众大会上，德国工人党（ＤＡＰ）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ＮＳＤＡＰ）”①。 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ＮＳＤＡＰ）便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党。纳粹 （ＮＳ）是该党正式名称缩写字中前两个字母的译音。本文后面在一般情况下都将该党译为纳粹党。——译者注。 参加那次群众大会的有两千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因而也出观了一些插曲。希特勒的发言顺序排在第二位，起初他从容不迫、不加褒贬地回顾了近十年以来的历史，尔后便声色俱厉地口诛起十一月革命来。此刻，会场上响起了第一阵喧哗嚣叫，台下的啤酒罐纷纷向希特勒飞来。正在这种时候，希特勒那些军队中的伙伴们便挥舞着橡皮棍和马鞭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反而倒更加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听众们感觉到振奋。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希特勒向大会宣读了党的纲领。在党纲的二十五条中，除了犹太人以外，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点甜头。 党纲从国家主义角度提出了全体德意志人民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幅员更为广大的德意志国家”并收回德国殖民地的政治要求；提出了德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律平等，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一支全民军队以及为了重建安定与秩序而对刑事犯罪活动开展无情斗争的一系列要求。 党纲从工人角度提出消灭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没收一切由于战争而发的不义之财；坚决无偿地将一切土地及固定资产收为国有，用于公共事业并在大型企业中实行均分利润的制度。 党纲从小资产者及中产阶级的角度提出大型商店国有化，并随之贷款给小业主们经营的要求。 党纲从种族主义角度提出应该把犹太人作为外籍人加以对待，不能允许他们担任官方职务，一旦居民中间出现食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时，则必须将犹太人驱逐出境。而那些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后移居入境的犹太人，则应该立即吊销他们的户口，使他们离开德国。 当时，对于党纲这些条款的反应是毁誉参半，但是反对的意见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大会终于在欢呼声和吵闹声中宣告闭幕。新闻界对此仅作了简短的介绍。然而，党却赢得了上百名新的成员，希特勒本人则获益最多，在这一局部地区变得名声大噪。 党纲十分清楚地昭示了希特勒宣传中所依据的重要基调；反犹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要求”。到了此时，希特勒的反犹意识以及他的那种热烈的国家主义思想已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他把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和反犹主义的滔滔宏论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给那些由于战争和革命而感到前景黯淡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们所身受的不幸作出了一个简洁的解释：“犹太人”、“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 是万恶之源。然而，至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 部分，却从来都没被希特勒放在心上。党纲的二十五条当中曾经大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许诺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充其量不过只是一种争取群众的最为有效的宣传手法罢了。后来当希特勒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他既开始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政策：也开始了消灭犹太人的运动。但是，没收资产、实行国有化以及进行土地改革，他却始终闭口不提。

Magic-1是一个名叫Bill Buzbee的家伙手工打造的CPU，也是基于这个CPU制造的计算机的名字。“制作Magic-1的念头是在一次午餐中冒出来的”，Buzbee说。Buzbee是一位编译器作者，但他为自己不熟悉CPU的实际工作而感到郁闷，因此想到动手来亲自作一个CPU。Buzbee在大学时候没有学过任何电子类的课程，而且对于晶体管、电阻、电容等也只是一知半解。他的朋友Ken想到有一本老杂志曾经介绍过如何使用TTL集成电路来制作极其简单的CPU，并推荐他去看一看。一周后，Buzbee找到了这些文章，并全部读了一遍。然后在下一次午餐上，Buzbee对Ken说起决定自己打造一个CPU，Ken说：为什么不呢？于是，Bill Buzbee的Magic-1项目拉开了序幕。 CPU 　　2001年12月6日Buzbee开始写项目日志，并为自己制定了一张艰难但还算乐观的日程表 　　2001年12月18日完成错误处理和中断机制的基本设计 　　2001年12月29日完成微代码的第一轮设计 　　2002年1月6日完成了Magic-1模拟器，可以对调用/返回指令序列进行跟踪 　　2002年1月8日模拟了Fibonacci函数，并丰富了软件接口约定 　　2002年1月13日Magic-1汇编器(qas)成形 　　2002年1月18日决定是选择大尾数法还是小尾数法表示整数的字节顺序，最终选择了大尾数法 　　2002年2月28日在模拟器中完成了页面错误机制 　　2002年3月9日决定使用普通电线来进行连线 　　2002年6月3日对指令集架构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变 　　2002年6月4日用C语言编写了Fabonacci程序并编译为Magic汇编程序 　　2002年6月22日改用分立的数据和代码地址空间 　　2002年6月25日设计用于多进程的上下文环境切换 　　2002年7月12日完成对微代码的重写工作 　　2002年8月13日放弃对rotate指令的支持 　　2002年9月11日上了Gil Smith的一堂电子电路课程 　　2002年9月22日从eBay上买了板材和外壳 　　2002年的其他日子向Ken Sumrall请教如何使用寄存器，从他那里学到了Ohm规则 　　2003年3月30日从Jhon Doran的D16/M中得到了灵感，完成了ALU/寄存器板的架构 　　2003年4月13日完成控制板的架构 　　2003年4月14日思考前面板的架构 　　2003年5月3日第一轮架构设计完毕 　　2003年5月6日将构建环境从Linux一直到Windows 　　2003年5月16日构思新的Magic-1模拟器 　　2003年5月27日在新的模拟器上成功运行了Fibonacci程序 　　2003年6月3日完成了新的汇编器功能 　　2003年6月21日Magic架构验证和测试用例达到了100%覆盖率 　　2003年6月23日Alistair Roe通过email提出了Magic-1外壳的构想 　　2003年8月3日将LCC(C编译器)一直到了Magic上 　　2003年8月10日在模拟器上成功地实现了Fibonacci程序的C语言版本(这一天是Buzbee的生日) 　　2003年8月27日从David Conroy那里学到了信号完整性 　　2003年9月18日决定使用普通的带皮电线进行连接(奇怪，前面已经决定一次了) 　　2004年1月3日完成了全部的设计工作，开始制作 　　2004年1月18日Magic-1有了第一次心跳 　　2004年1月26日前面板完成 　　2004年2月9日内存板完成 　　2004年2月20日EPROM子板完成 　　2004年2月26日设备板完成 　　2004年3月7日微代码序列成功运转 　　2004年3月9日执行了第一条指令 　　2004年3月19日控制板完成 　　2004年4月8日尝试发布前期的工作 　　2004年4月12日ALU/寄存器板完成；同日被告知，发布尝试失败 　　2004年4月13日Magic-1成功运行了Fibonacci程序！ 　　2004年4月25日Dave Conroy的测试会话发现了不真实的内存碎片 　　2004年5月3日Magic-1能“说话”了 　　2004年5月8日运行“Sieve of Erasthones”基准 　　2004年5月16日完成了IDE接口，Alistair Roe完成了外壳设计 　　2004年7月23日发布基本架构 　　2004年9月12日用户模式程序可以工作 　　2004年9月15日运行“Dhrystone”基准 　　2004年9月22日使用copy-on-write实现了fork() 　　2004年10月23日Magic-1的Dhrystone得分达到了384(0.25MIPS) 　　2004年10月31日运行Colossal Cave Adventure 　　2005年4月9日Alistair Roe设计的外壳到货 　　2005年5月13日Magic-1的硬件设计完毕 怎么样？够强的吧？这还不算什么，这个Buzbee还用这个CPU组装了一台微型计算机，名字就叫Magic-1，这台计算机包括两个串口和一块20M的1.3吋硬盘和另一块30M硬盘。最让人“乍舌”的事，这位朋友还将这台计算机做为一个Web服务器，同时支持Telnet会话(虽然只支持一个会话)。哦，还有，为了让这个系统能够跑起来，Buzbee还为它准备了一个C编译器！ 数字逻辑和数字电路的朋友一定知道，通过使用TTL门电路，的确是能够实现一个CPU的；笔者在大学时也曾在软件上使用74系列芯片模拟过功能非常简单的CPU。然而，Buzbee朋友搞得这个家伙却是一个功能完全的CPU。 “家酿”CPU可以支持完整的硬件地址转换、内存影射IO和DMA，并且支持多进程，主频“高达”3MHz；该CPU采用8位地址总线，每个进程拥有128K地址空间，其中包括32个2K的数据页和32个2K的代码页，这些地址影射到22位的物理地址空间中，如果算上外部设备的地址空间就是23位物理地址空间。 工作中 调试时的照片 机箱内部 机箱内部 怎么样？够强的吧？这还不算什么，这个Buzbee还用这个CPU组装了一台微型计算机，名字就叫Magic-1，这台计算机包括两个串口和一块20M的1.3吋硬盘和另一块30M硬盘。最让人“乍舌”的事，这位朋友还将这台计算机做为一个Web服务器，同时支持Telnet会话（虽然只支持一个会话）。哦，还有，为了让这个系统能够跑起来，Buzbee还为它准备了一个C编译器！ 内存板 ALU/寄存器连线面 控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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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纳粹党的元首 前程黯淡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希特勒在快满三十岁的时候，离开野战医院前往慕尼黑，他必须到驻扎在那里的他所属的补充营去报到。他学无所长，而他在其中曾找到过他理想中的秩序的那场战争也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此刻，希特勒不知如何去实现自己那个当政治家的理想，感到前途渺茫。在这种前景黯淡、扑朔迷离的日子里，希特勒唯一的支柱只剩下了军队，而这个军队的组织机构竟然也令人难以置信安然无恙地挺过了那场动乱。这是因为，以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决不可以放弃对皇帝的将军们和战后旧军队的依靠。他们相信，把这些人用来对付‘ 左派的颠覆企图还是大有可为的。 处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巴伐利亚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当希特勒到慕尼黑的军营报到时，那里的政治气候对一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来说，已经变得十分不利起来。国王退位以后，库特·艾斯纳宣布成立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艾斯纳在慕尼黑紧紧依靠工人和土兵委员会。但在整个巴伐利亚邦，他却很快就遇到了保守党人、保皇党人和笃信天主教的农民们的反对。一九一九年二月间，正当艾斯纳准备引退之际，却因突然遭到一名青年骑兵军官的刺杀而殒命。他死后的头一位继承人是一位名叫阿道夫，霍夫曼的教师，这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然而：慕尼黑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却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声明推翻霍夫曼政府，宣布建立起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共和国的领导核心由埃恩斯特·托勒尔、埃里希·米萨姆以及欧根·勒菲尔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和犹太人组成。为了对付苏维埃共和国，霍夫曼政府向柏林的志愿团部队发出了求援呼吁。柏林的志愿团出兵包围了慕尼黑。五月三日，志愿团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占领了慕尼黑。随即，一个旨在肃清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共和国“同情分子”的大规模清洗活动开始了。 除此以外，国家主义者们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犹宣传，他们在这场宣传中把苏维埃政府说成是犹太人对所有德意志人民进行集体迫害的一种政权。 自愿加入志愿团部队的士兵们都是些象希特勒一样的人：他们无法找到恢复其市民本来面目的退路，甘于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们的长官。渐渐地，他们日益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到巴伐利亚的政策之中。作为对于革命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反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慕尼黑变成了极右派、民族主义分子和反犹太主义分子等各种组织纷纷登台表演的舞台。 侦察兵 一九一九年六月，德国政府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除割地赔款之外，条约还规定取消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并只允许德国保持一支十万人以内的常备军。这支新生的常备军中的那个从旧帝国中脱胎出来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服兵役的年限问题，他们一方面把这十万人的服役期限规定为十二年，另一方面则要求这十万人即使是从保守的观点来看，也必须十分忠实可靠。为此，当局设立了一些负有专门任务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报告部队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颠覆活动，以及对工人组织进行监视。被选中执行此种“侦察” 任务的头一批士兵中就有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们开始执行任务之前，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们一道被送进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特种训练班。在慕尼黑大学里，希特勒旁听了具有保守派观点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和他的女婿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所讲授的大课。费德尔对“国际资本的利息剥削之演变”发表了详细看法，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劳工阶级被一个专门靠利润投机的少数集团所奴役着，而这个少数集团的内部又被犹太人所控制。希特勒对此十分折服，因为用这样一个“理论”，他能够为自己那个反犹主义寻找到经济上的那一半基础。 冯·米勒教授在此期间发现了希特勒口才过人，提请希特勒的上级对此加以重视。这样一来，希特勒终于获准作为一个演说者前往驻慕尼黑的一个团中去讲演。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现在，机会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我满怀着激情和喜悦在众多的听众前面开始了演说。过去我一向无意识地靠纯粹的直觉认为我当然应该具有的东西一下子被证实了——我是擅长‘演说’的。” 希特勒的长官迈尔上尉十分钟爱希特勒的才华，以致把一项特殊使命交给他去完成。一九一九年七月底，希特勒奉命与其他“侦察员”一道前往莱希弗尔德的收容营，目的是重新肃清正在那些曾在大战期间被俘过的德军战俘们中间滋长的斯巴达克斯思想倾向。收容营中那些战后解甲归田的人们对于现状深感痛苦和不满。他们感到受了骗，丧失了青春和希望；他们曾经象野兽般地在战壕里活了下来，现在回到了故乡，可是，笼罩着故乡的却是一片饥馑和混乱。希特勒摇唇鼓舌、大事宣传，告诉这些人们，“凡尔赛的耻辱和平”是他们苦难和仇恨的渊薮，“十一月罪人”是通往这一渊薮的桥梁，而对所有这一切灾难必须负责的则是“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阴谋活动”。 曾经有一位参加过大战的士兵要求了解“犹太人的危险”，希特勒当即复书作答，认为反对犹太人的纲领必须是“进行一场有计划的合法斗争，直至铲除犹太人所享有的特权”。反犹主义的最终目标“却必须是坚定不移地把犹太人彻底除掉”。这里，希特勒就把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一次作为政治纲领进行了阐述。第三帝国时期消灭犹太人的具体步骤已经在这一纲领中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