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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不过12点

成都小伙臀部中枪深夜求医 坚称"自己打自己" 2009-07-31 09:24:32　来源: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成都)　跟贴 116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30日一名成都小伙臀部中枪来到成都七医院门诊部求医，可对于枪伤原因小伙三缄其口，只称“为了义气打了自己一枪”。目前医院已经报警，警方已展开全面调查。 天府早报7月31日报道 昨（30）日凌晨2时许，一名小伙子捂着不停流血的大腿，摇摇晃晃来到成都七医院门诊部。经诊断，小伙臀部中了一枪。可对于枪伤原因，小伙三缄其口，只称“为了义气打了自己一枪”。小伙不愿回答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他是遭了暗算还是另有隐情？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小伙深夜求医 伤口是枪打的 昨日凌晨2点左右，市七医院门诊部突然一瘸一拐走进一位20多岁的小伙。他穿方格衬衫，理着寸头，边走边“哎哟哎哟”地叫。负责值班的医生见状，立即上前将小伙扶住，并招呼其他医生将他抬上病床。经过紧急治疗后，小伙腿上的流血被止住，随后被安排到了六楼住院部。 早上10时许，记者在住院部病床上见到了该小伙。他手、脚、胸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瘀伤，面部红肿且有些伤痕。在他敞露的左胸处，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盘踞”着，右手腕上文着一些精细的图案和一个“义”字。“他就是凌晨独自来就诊的伤者，伤口是被枪打的。”小伙的主治医生江医生说，从初步检查来看，他的枪伤应该是子弹从后臀射入，从大腿上方贯穿而出。“只是运气好，子弹没有伤到神经，也没有穿破动脉血管，所以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究竟是什么样的枪打伤的，我们无法判断，需要公安机关的专业人士鉴定。”江医生说。 提起受伤原因小伙闪烁其辞 为搞清楚小伙为何会遭到枪击，记者上前询问。小伙先是把记者打量了一番，随后拍着胸口对医生的诊断进行了反驳：“我的枪伤是自己打的，是讲义气，为了兄弟！” 记者表示，自己打的为啥会从后面射入，小伙不作回答;记者又问，既然是自己打的，用的是什么枪、枪在哪里，事发地点在哪里？小伙听后一愣，想了十多秒不知该如何回答，干脆闭上眼睛睡觉。 小伙的举动令医生和同病室的人十分不解，大家都纷纷开导他，如果遭到坏人袭击，可以报警，有民警替他做主，但小伙对众人的安慰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并不正面回答。一位帮忙将小伙抬上病床的护工介绍说，小伙来医院时，隐约听到他称自己前日下午5点就受了伤，但是为啥到昨日凌晨才来救治，小伙并没有说。“就连医生问他在哪里出的事，他也不说，不晓得是啥子原因。”护工茫然地摇摇头。“说不定他是跟人打架受的伤哦，你看他身上的文身好吓人，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一些在门外围观的病人家属得知情况后，推测小伙可能与人发生了矛盾，“遭到别人的暗算。” 医院已经报警警方展开调查 由于事关重大，医院在收治了该小伙后，赶紧向望江派出所报了警。 目前，派出所两名民警到医院向小伙了解情况。据了解，受伤小伙姓黄，德阳人。至于他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会受伤，是谁开的枪等问题，警方已展开全面调查。 (本文来源：天府早报 作者：刁明康 刘继红 曹平)

25公分情趣棒卡肛 老翁還能騎機車就醫 * 2009-07-31 * 新聞速報 * 【中廣新聞／寇世菁】 署立台中醫院最近連續兩起肛門異物案例，其中，一名七十多歲獨居老翁，半夜掛急診。醫師詢問，老人尷尬透露，肛門塞入異物，拔不出來，還造成血崩，只好自己騎機車就醫。X片檢查，果然發現一根二十五公分長的情趣棒卡在肛門，手術取出後，隔天出院。醫師呼籲，不要好奇或尋求刺激，隨意殘害自己的身體。 署立台中醫院外科醫師劉懷祖表示，肛門是人類正常的排泄管道，保持通暢是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最近肛門異物案例明顯增加，過去一年門診兩三例，最近連續接獲兩起肛門異物案例，兩人都是半夜掛急診，起初患者都面有難色，不肯說出病因，醫護人員仔細詢問，才坦承肛門不慎塞入異物，拔不出來，只好就診。兩例異物都是情趣按摩棒，立即被送入手術室治療。 其中一名七十多歲獨居老翁，X片檢查，發現一根二十五公分長的按摩棒卡在肛門，造成血崩，讓醫護人員驚訝的是，老翁居然還自行騎機車掛急診，幸好手術順利取出，隔天出院。 另外一例，因為造成直腸穿孔，引發腹膜炎，緊急手術，才挽回一命。劉懷祖醫師指出，塞入肛門的異物可說是五花八門，包括按摩器、電燈泡、棒球、茄子、蘿蔔、筷子、可樂瓶等，連醫護人員都懷疑病患是如何將這些異物塞入肛門。年齡分析，患者多半是5、60歲以上男性，獨居或喪偶居多。醫師提醒，異物插入肛門，輕者造成肛門出血裂傷，嚴重者會造成異物刺穿直腸引發腹膜炎，危及生命。呼籲民眾，不要一時好奇或尋求刺激，隨意殘害自己身體。 收藏 分享 评分

我看美女穿军装 许多网友喜欢搜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女着军服的剧照，象什么《中国兄弟连》中那女长官呀、《特殊使命》中那女情报处长呀、《DN师》中那女大队长呀等等。这帖子很火，赢来好多跟帖，好多口水。还有更多的网友喜欢贴女文艺兵的靓照，象什么刘敏将军、宋祖英大校等等，呵！足够装满几大箩筐的。 喜欢看美女穿军装，古已有之。“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就是说古代一个因女色误国的皇帝的。该皇特别喜欢让他的妃子们穿着军装唱歌跳舞，于是全国上下的美女们争着抢着戴盔披甲献艺邀宠，以至成为时尚。不知我军这么多歌舞将校们是否也有当年那些妃子们一样的宠幸。 但我没看出她们的美来，相反，我看她们恶心。我也收藏有不同时代女兵的照片，但都不是剧照。有当年琼崖纵队女子特务连女兵的照片，有抗战时期国军女兵的照片，有卫国战争时期苏军女兵的照片，有八十年代老山前线女兵的照片。我欣赏她们，我能充分地感觉到她们的美。 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些演员们穿军装的剧照，也不喜欢那些借军队文工团成名的女戏子，是基于这么两点： 第一点，是她们在那种背景下的那种扮相，不美。 我并非不爱看艺术片中的女兵角色，《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南岛风云》中的看护长、《女飞行员》中的林雪征，我都喜欢。在我看来，任何美，都必须与她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都必须融入影视的主题基调并与之浑然一体，这才算美。而象什么《中国兄弟连》中的女长官、《DN师》中的女大队长、那些个新拍电视剧中描眉画凤的女八路们，就恰恰破坏了这样的和谐美。不信你看吧，表现和平年代的、大机关里的女兵是如何的涂脂抹粉嗲声嗲气也就罢了，可即便是表现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里，不管战地的场景是如何的炮火硝烟，不管故事的背景是如何的艰苦卓绝，她们脚上的长筒马靴永远是那么的铮光瓦亮，脸上的脂粉永远是那么的粉红嫩白，身上的军装永远是那么的一尘不染，就怎么看怎么别扭。 为什么别扭？不知道。反正我一看她们在战争剧中那扭怩作态的劲，就象一幅国画大师的山水画中被人点缀了一个卡通人物，就象一场庄严肃穆的交响音乐会中插进了一段二人转，让人感觉是那么的不和谐，那么的俗不可耐。 想来想去悟出点道理来，这是因为，她们是按照舞台上的模特那样打扮的，她们是按照与情人约会那样化妆的。这样的浓妆艳抹是很能显示她们的媚力的。但她们忘记了她们扮演的是一名战士。如果她们不是穿着军装出现在以写实为主要手法的电视剧中，不是出现在布满了弹坑、弥漫着硝烟、流淌着血水的画面中，而是穿着盛装出现在舞台上，或是走在假日城市的大街上，或是周旋于社交场合的酒会上，我是肯定会多看她们几眼并送去赞赏的目光的。但本该全身泥泞、满脸硝烟的她们却穿着军装浓脂厚粉一尘不染，就破坏了战地特有的美，就玷污了女兵应有的美。为了自己个体的美，而不顾剧情不顾角色地涂脂抹粉，就使她们所谓的美沦于低俗，因而就不再是美而沦为丑了。 第二点，是以她们那演员的身份而穿着那象征荣誉的军装，不配。 影视剧中的女兵我厌恶,生活中的女文艺兵我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因为作为军装的美来说，还要与它的真义相一致，这才能称之为美。因为它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丝丝缕缕，都饱浸了几千年来无数战士的鲜血。你穿上它，你就只能是一名战士，你就一定要配得上它，这才能美。 我并不认为不论男女，只要穿上军装就只能在堑壕里摸爬滚打，不如此便不能算真正的战士。不是的。那些坐在干净的通信机房里操纵键盘传递命令的，那些在一菌不染的野战医院里为伤病员实施手术或护理的，我都十分的钦佩她们，尽管她们可能并不擅长枪法拳术，但我认为她们是真正的战士。军装穿在她们身上，就能充分体现出美。 但那些特招来就为了唱歌跳舞演戏的，我不欣赏她们，一点也不。尽管她们一般会比女通信兵、比女医务兵们长的更靓丽，尽管她们可能为了学艺也备尝了艰辛，尽管她们中的许多人在艺术领域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如果她们不是在部队文艺团体而是在地方其他的文艺团体中唱歌跳舞，说不定我是要为她们鼓掌要为她们献花的，但她们穿上军装演戏，我就只会报以鄙薄了。 我不认为她们穿着军装是一种美，因为她们不是真正的战士。而不是真正的战士又穿着只有战士才有资格穿着的军装，还要把它当作一件行头在镜头里骚首弄姿，还要把它当成一张名片在大官大款大导演面前卖乖求宠，就玷污了军装的神圣，就欺骗了亵渎了群众对军装的信任与崇敬，就伤害了几千年来活着的和死去的战士们对军装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因而也就破坏了军装所能承载的美的大义。所以我说她们不是创造了美，而是摧残了美。 听一位曾去德军访问的首长说，德国军人一直弄不明白军费本来不高的中国为什么会养了那么多唱歌的跳舞的军人，而且甚至他们还竟然会有将军的军衔。因为在他们看来，军衔，特别是将军衔，是无论如何不应该授予靠作戏吃饭的人的。真想和这位德国军人紧紧地握手。因为我也搞不明白。

杂牌军杂谈 所谓杂牌军，是指区别于某一军队嫡系部队的旁系部队，是国家军队不统一时期的产物。在内战频仍的时代，多数军队都有嫡庶之分，民国时期更甚。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时期，唐生智第四集团军时期，刘湘川军、何健湘军，等等，在其部队序列中，都有嫡系与旁系之分。 杂牌军是相对于嫡系军而言的。因为靠黄埔军校起家的中央军的缔造者和领袖蒋介石同时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领袖，于是由他亲生的中央军便成为嫡系，而后来归顺于国民革命军旗帜下的其他军队便都是杂牌了。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时期，由他任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时繁殖起来的军队就是嫡系，而后来归顺到第二集团军旗下的军队就是杂牌。唐生智第四集团军时期也一样，由他任湘军第四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时繁殖起来的军队就是嫡系，而其他隶属于第四集团军旗下的就是杂牌。依此类推，都是这么回事。但在国民政府时期，说到杂牌军，则一般是相对于中央军而言的，以下的讨论即只针对这一情况，也就是只讨论国民革命军中的杂牌军，北洋时期的杂牌军和杂牌军中的杂牌军未涉及。 从表面看，不论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冯玉祥的军队，还是阎锡山的军队，还是李宗仁的军队，等等等等，都称作国民革命军，都共擎一面旗帜，似乎就是一支军队，其实不然，国民革命军从始至终都是一支由打着各种各样旗帜组成的联合军，当然这里所说的旗帜并不是有形有名的旗帜，而是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无其形的旗帜。换句话说，或者可以比喻成是由多家大小不同股份组成的联合公司。 既然是无形又无名的，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一支有着独立的旗号的独立的军系呢？关键就是要看他是不是具备独立的军政系统。也就是看他的军队建设的方向、他的干部的配备、他的编制体制的调整、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与采购、他的兵员粮饷的募集等等是不是独立的还是依靠于谁的，如果他是完全独立的，他就是一支独立的军系，而如果他不具备这些特点，他就不能称作一支独立的军系。这与某支部队历史的长短和实力的大小是毫无关系的。 说到这里，便不能不说到中央军中的土木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陈、胡、汤等派系是不是一支有着独立旗号的军系呢？不是的。称他们为某一派系是可以的，但他们那样的派系与新桂系、晋绥军那样的派系是截然不同的，二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或者说，如果称陈、胡、汤等为“系”的话，则李、阎等实际上已经可以称“军”了。实际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一支军队内部，都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系，大到一个军队集团，小到一个团一个营，都会因干部感情上、出身上的关系而形成亲与疏的利益集团，比如直军中的保定系、天津系、洛阳系，比如奉军中的士官系、陆大系，比如大革命后期新桂系中的小桂系与小鄂系，等等等等，这些派系是没能形成独立的军政系统的，也是没能打出独立的旗帜的，因而也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如李宗仁、阎锡山那样的派系。 当然，任何派系，都有一个孕育、孵化和蜕变的过程，比如护法战争前北洋军中的直系、皖系，就是如陈、胡、汤那样的已经孕育了派系的种子却没能形成独立旗号的军系，而护法战争后期的直系皖系，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如陈、胡、汤那样的正在孕育过程中的种子了，而是经过了孵化并蜕变成一支有着独立军政系统的军系了。假设一下，如果大陆失败以前，中央军的领袖蒋介石死了，那么陈、胡、汤等就有可能成为独立的军系，但历史事实是蒋一直没死，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陈、胡、汤等就没有这样的条件成为独立的军系。这就象如果袁世凯不死，直系、皖系就可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独立的军系一样。 今天许多研究民国史的说到这一段时，对此很忽视。与有些网友聊天时，也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军系不过是人为的称呼，是不是独立的军系或者是不是哪一系都不值得研究，也没必要较真。最近出版的《国民党158个军》中在使用军系这一问题时，就是典型的无所谓并胡乱命名的一例。比如说到方振武，一会说是西北军，一会说是直鲁军；说到杨虎城，则一会说是陕军，一会又说是西北军，似乎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可见此书作者的浅薄与无知。 那么在当时，这些军系的区分对于某一支部队或某一个将领来说，是不是无足轻重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是一个打什么旗帜、跟谁走的问题，而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历来都是放在建军首要位置的问题，是关系着一支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前途的问题。举例来说，国民三军在孙岳病重时，由徐永昌带队依附阎锡山，尽管徐也帮助阎打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一直使用国民三军的旗号。有一次作战中，阎给正在前线的徐永昌下达了一份作战命令，命令到达徐的指挥部后，阎感觉不妥，遂连夜派一名参谋到徐的司令部进行解释，说是某些参谋书写错误造成，并请徐原谅，因徐部仍然打着国民三军的旗帜，并没有易帜成为晋军，是不适宜使用命令的。再举一例，方振武与冯玉祥合组抗日同盟军时期，方部张人杰原属西北军，有一次张与方闹别扭，便故意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说我们是西北军，使方十分的难堪，连一旁的冯玉祥也感觉张的说话太不给方留面子，赶忙从旁打圆场，斥责张说话太随便，并大声说你们是方总司令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军，那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西北军，不是我的兵是方的兵，才使方下了台阶。从这两例即足以看出，对于使用什么军号，对于当时的将领来说，是何等的敏感与谨慎。 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二十余年的历史中，受主观客观内忧外患的影响，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杂牌军所占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以抗战前的1933年颁布的部队序列为例，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编制的有171个师和40个独立旅。不在此列而仍与蒋纪中央军保持对立的西南新军阀等计有65个师又18个独立旅。这众多军队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仅27个师又5个旅，分别只占11.5%和8.6%，其它209个师和53个旅还都是杂牌军。 “七七事变”后，由于日军的入侵和全面抗战的暴发，民族矛盾一下子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原来割据一方的军阀纷纷涓弃前嫌，统一在国民政府的抗日大旗之下。此时的“杂牌军”的数量也达到了空前。以1938年11月颁布的军队序列为例，整个国民革命军共有104个军、5个骑兵军、228个步兵师、12个骑兵师。因为一个军内，可能由数个派系的师组成，故我们以师为单位进行统计，则中央军部队共有43个师，其它197个师便是杂牌军了。 抗战开始后，除晋绥军、马家军、新桂系和滇军等少数军系仍保有或基本保有自己的根据地外，多数军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地盘。失去了地盘，经济上就必须依赖于中央政权。粮饷、械弹、兵员等都要靠中央政府接济，其独立性大大受限。由于战争带来的官兵的减员，又往往难以全数补充，特别是各级指挥官的补充，其本身难以为继，大量的黄埔学生便源源不断地渗入进来，部队的地方特色渐渐消失，军队的各级指挥权渐渐被黄埔学生所取代，很多部队就是这样被改造成中央军或半中央军的。当然用这种逐渐渗透换血的方式进行改造，是对那些不易一口吞下去的较强的军系的解决办法，而对于较弱的小股军阀部队，则使用打乱建制和更换带兵官甚至武力缴械的方式硬性整编而将其吞并。 到了抗战胜利后，通过不断的消耗和兼并，一些小的军阀集团已经不复存在。到1949年时，整个国军共有94个军，中央军嫡系部队占68个军，杂牌军26个军。由此可见，尽管多数杂牌军已经不存在，但剩余的杂牌军仍占据着不小的比例，是与蒋纪中央军共同覆灭于解放战争的，算是作到了与生俱生，共存共亡。 作为一支军队的领袖，尤其是作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存的军队的领袖，没有谁没有哪一天不在想着纯洁自己的队伍，于是，国民革命军的历史便从始至终地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外患没有的时候存在着，外患到来的时候仍然没有放松过，这又是国民军事史的一大特色了。 许多杂牌军都骂蒋介石借剿共和抗日消耗甚至吞并杂牌军，这一点不假，蒋是一直这么做的。可话又说回来，在中国，在当时，就是甭管谁做了国民革命军的领袖，也都会这么做的。蒋介石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当然，作为杂牌军，反对吞并对抗吞并也不能算错，这就象秦灭六国有功应给予肯定，而六国抗秦也不该简单地否定是一个道理。 说到杂牌军之多，除了数量众多，更主要的还是派系庞杂。一般我们常说的有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新桂系、马家军、滇军、川军、粤军、湘军、黔军等大股，实际上还远远不止。就拿四川军阀来说，虽都以川军称之，但其内部则分成十几股之多，之间互不统属，各有渊源，实际上并非一支。其它如滇军、黔军，湘军等多数南方军阀也是如此，都是同一省区内不同军系的集合而已。 还因为这个削弱与吞并杂牌军的活动有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进行的，也有的是在长期的内战与抗战中逐渐进行的，所以对于前者来说，它什么时候属于杂牌军，什么时候算成中央军，便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比如五十九师，它的转折点即是在被陈诚突然缴械改编之时，改编前，它是川军，改编后，则是地道的中央军了。再比如八十五师，它的转折点也很清哳，即谢彬任师长时它是黔军，而同是贵州老乡的陈铁任师长后，它就不再是黔军而成为中央军了。对于后者即逐渐渗透换血促成演变的方式来说，就不好说它是从哪一天开始算杂牌军，又是从哪一天开始算中央军的了。比如第五十六师、七十六师，它们由杂牌军演变为中央军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渐进的过程的，是划了一个很大的圆弧才转到新的方向上的，故而我们没法很清楚地说出它的转折点，也就不好说在某一时期它到底应该算是杂牌军呢还是应该算作中央军呢。于是这就又有一个不伦不类但又恰如其分的称法——半中央军。 虽然说在民国民政府时期总的来说是派系逐渐合并减少的，但也有新的派系在诞生，比如原属于晋绥军集团而后自成一统的傅作义部队、商震部队等，对于这一类新生的军系，有的有转折点，比如商震部队，他的转折点很清晰。也有的同样是划了一个大圆弧而完成的，傅作义就是如此。定义象傅部队这样的军系，它什么时候属于阎锡山的晋绥军，什么时候开始算傅作义独立军，同样没法找到它的转折点。 早在1928年北伐刚刚完成时，蒋介石政权便拟定了在战争中逐渐消耗和改造杂牌军的方针，后来也一直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去执行的，不论是新军阀混战，还是十年内战，还是抗日战争中，都始终如此。但多数小股杂牌军却都是在八年的对日作战中被逐渐消耗和改造而消亡的，如淞沪战役中覆灭的六十七军、五十二师等。这故然可悲，但却成就了部分杂牌军的辉煌，使他们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完成了伟大的转变和升华，他们的番号虽然被撤销被替换了，但他们覆灭于为民族求生存的正义之战，却使他们本来不甚光彩的历史在行将走到终点时，发出了值得人们为之敬仰的光芒。 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正牌军的故意消耗排挤吞并的威胁，也使得一些不谙大义的杂牌军投日附逆，如孙良城、叶蓬等。不仅削弱了抗战阵营，助长了敌焰，也使他们自身受到了玷污。这故然主要应归咎于他们自身，但中央军的排挤相逼也不无责任。 随着国军在大陆的崩溃，一直和蒋军嫡系并存的杂牌部队，有的被解放军歼灭，有的起义投诚，有的逃到台湾后被遣散或被彻底改造，杂牌军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东北军”、“晋绥军”等岂能公开使用 前些年有部很火的电视剧《远东阴谋》，剧中有一场景，是一处军队驻地，驻地门前树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书着“东北军XX师司令部”，当时看了很是吃惊。无独有偶的是，这几年又有一部比那更火的电视剧《亮剑》，那里面也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同样用大大的字写着“晋绥军XXX团”，这可就真是蒙人太甚误人太甚了。 说到民国时的军队，就象样板戏中那句著名的台词说的那样：这号军那号军，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的确，在民国这三十八年，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粤军、镇嵩军、定桂军、安武军、定武军、安国军、定国军、毅军、济军……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么多的军号，到底什么军号可以公开使用，什么军号又是不可以公开使用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只要它体现的是军队旗号或番号，就可以公开地使用，甭管这旗号这番号是由哪个政府或反政府命名的还是自己命名的；而只要它所体现的是军队派系，就不可以公开使用。 下面就简单说说什么是旗号、番号，什么是派系名称。 先说第一个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属于军队旗号的，除中央与地方陆军外，有以下几种： 一是沿袭清代旧的体制而命名的军队，如“宏威军”、“镇嵩军”、“安武军”、“定武军”、“毅军”、“济军”等； 二是反政府武装的军队。如属于南方革命政权的“建国豫军”、“建国粤军”、“湖北护国军”、“湘南讨贼军”等（其实这些也可以说是番号）；属于北方的反政府武装如镇威军等； 三是政府名存实亡时期群雄并起而自封军号的军队。如属于北洋军阀派生的“国民联军”、“五省联军”、“直鲁联军”、“十四省讨贼联军”等；属于南方独立割剧政权的“讨贼军”、“定边军”、“定川军”、“定桂军”、“西南联军”等； 属于军队番号的，冠以中央陆军字样并以数字区分的师旅，肯定是，这个用不着多说。冠以地域名称或其他名称的，属于番号的，有以下这些： 一是根据作战地域划分的国家军队单位。比如“西北边防军”等； 二是因某个作战任务而临时组建的军队编组。比如“参战军”、“讨逆军”等； 三是冠以省名的地方军。这一时期，国家军队除中央陆军外,还有属于各省区的陆军,称作“XX省陆军第X师”或“XX省陆军第X混成旅”。这冠以某省区名的军队，在当时又往往简称作省军，比如“苏军”、“陕军”、“赣军”等。 再说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全国军队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故军队的旗号较简单，合法的旗号只有一个------国民革命军。 属于非法的军队旗号有两种，一种是反蒋的，比如“护党救国军”、“福建人民革命军”、“中华民国军”等等；另一种虽然不是公然反蒋的，但也是不把蒋政权放在眼里而非法组建的，比如各种抗日军，象各种旗号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等等。 至于这一时期的番号，就更简单。不是冠以数字而是冠以地域或其他名称的军队番号，有三种。一种，是根据作战任务而区分的军队编组。比如“东北边防军”、“东北剿总”、“徐州剿总”等，这就象我军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的“山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等完全一样。 另一种，是冠以地名的地方军事单位。如“山东省保安旅”、“湖北省警备旅”、“云南省步兵旅”等，这就象我军不同时期的“云南边防团”、“内长山守备师”、“重庆预备役高炮旅”等完全一样。还有一种，则是根据作战任务临时编组的战略或战斗单位。比如“讨逆军”、“北伐军”、“东征军”、“远征军”等，这就和我军历史上的“西路军”、“东路军”、“南下支队”、“冀热辽挺进军”等完全一样。 以上三种，就和用数字命名的十八军、七十四军、新一军等完全一样,所寓示的都是番号。实际上，这以后的军队番号，也已与我军的情况无异。所有以上这些属于军队旗号或番号的名称，都是可以公开使用的。 属于派系名称的，在北洋时期，特别的多，但又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它的派系所属与军队旗号或番号完全一致。比如川军，它番号是川军，派系所属也是川军；比如晋军，它番号是晋军，派系所属也是晋军；其他象什么镇嵩军呀宏威军呀安武军呀定武军呀毅军呀济军呀等等，也都既是军队旗号的名称，同时也是军队派系的名称。 第二种，是它的军队番号是这个军，而其派系所属则是那个军了。比如李凤翔部福建陆军第三师，从军队番号上说，他属于闽军，但从军队派系上说呢，他又属直军。再比如胡毓坤部直隶陆军第四混成旅，从番号上说他是直军，但他这个直军与曹吴那个直军可不是一码事，从军队派系上讲，则他又属于奉军了。象这样的情况在北洋军阀后期是特别多的，故一定要区分清楚，才不至于弄出笑话。 假如要拍摄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如果表现彭汉章，那他秘密场合公开场合是都可以用黔军这样的名称的；如果表现马联甲，他也是不论秘密场合公开场合都可以使用安武军这样的名称的。但如果要是表现李凤翔，那么他在私下聚会时说我们直军如何如何，这没错，但他要是在司令部门前树起直军的牌子来，就是荒谬的了，他要树牌子，就只能树闽军的牌子；同样的道理，要是表现胡毓坤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我们奉军怎么怎么样，也没错，但他同样不能在正式文牍中表明自己是奉军，他要用于正式的公文，就只能称自己为直军。 那么哪些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哪些又属于第二种情况呢？不好分清楚，从编制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从原始的正规的档案上也是看不出来的。没办法，只能根据每支部队的沿革渊源就一省说一省就一师说一师就一旅说一旅了。 大致来说，直、鲁、辽、吉、黑、热、察、绥、甘、新、苏等省军，并非独立派系，而是国家的军队或某一大的派系所属的军队；闽、浙、陕、皖、鄂、赣等省军，省内武装就有两种情况了，有的是独立的派系，有的则是国家军队或某一大的派系的军队；晋、川、湘、粤、黔、桂、滇等省军，则全是独立的派系军队，而且往往每一省内又并不仅仅是同一派系，而是多军系并存互争雄长的。当然，这三种情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军阀内部的混战加剧，情况则又有变化，所以要想弄清楚哪一个省军的哪一个师哪一个旅在哪一个时期属于哪一种性质，仍然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一言以概之的。 到了民国的后一个时期，即南京政府时期，军队的旗号已经极简单，各种旗帜的反蒋军被次第削平后，象北洋时期那种七乱八糟的名目繁多的军队旗号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军队的派系却一点也不简单。不过此时与前一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时的军队派系，已经完全转入地下，原来那种既是派系名称又是军队旗号或番号的情况，此时就只代表派系了。如1928年以后所称的川军、粤军、滇军、湘军、黔军等，所寓便都是军队派系而非番号了。至于象什么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晋绥军、新桂系、镇嵩军、建国豫军等等，也一样，它们体现的也不再是军队旗号或番号（有的压根就不是），而仅仅是军队派系名称了。 既然不再是军队番号而仅仅是军队派系的名称，就绝对不能用于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了。 为什么呢？因为军队派系的存在，是政府软弱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的家丑，是与大一统的国家军队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是上不得正式台面的，因而是政府不能允许的。站在国军旗号下的杂牌军的角度说呢，就好比师宗某个武术门派，你既然拜了他的山门了，不管你心里服气不服气，只要你还没和他决裂，你表面上就得这么归宗，你就不能再公开打出别的门派报号来。同理，这些个已经归顺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马家军、镇嵩军等，他们这样的派系名称，就都只能在私下里使用，私人通信、非正式的交谈、秘密的会议，都可以使用，而公开的正式的会议上、正式的公文中、表牌或旗帜上，就不能再出现这些字眼了。 打个比喻，因为目前我军招兵体制的原因，往往在某一团队中，某一省的人特别的集中，又由于我军干部流动受限的原因，所以领导层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因而官兵们便往往会在私下里议论说某某连长跟政委关系好，是“四川派”、某某指导员跟团长关系好，是“东北派”，等等。只要在部队生活过些年头的人，相信绝对不会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谈。但，即便他真的是铁杆的“四川派”或铁杆的“东北派”，他敢在正式的会议中中使用“四川派”、“东北派”这样的字眼吗？ 《远东阴谋》中，如果在私下里谈论，使用东北军并无不妥，《亮剑》中，如果在私下谈论中出现晋绥军也并无不妥，但因为东北军晋绥军都只是军队派系的名称，如果在旗帜上或牌子上出现，就是荒谬的了。如果要在牌子上显示，就只能写上“国民革命军X军X师X团”这样的番号了。

影视中国军的脸谱化倾向 文革时的电影，是我军干部高大全，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百分百革命的脸谱，让你无法分出他们谁是谁来，让你感受不到他们还有侧面的形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银幕上荧屏上的国军变成脸谱化了。 不信你看，随便找几部近二十年拍摄的影视作品，不管是历史上的真人，还是纯粹虚构的艺术形象，比如《红日》（不是电影《红日》而是垃圾剧《红日》）中的张灵甫、《浴血羊山》中的宋瑞珂、《亮剑》中的楚云飞、《开国大典》中那个军长、《女子别动队》中那个教官、《战北平》中那个处长，所有有名字没名字的国军军官，全是一个模子，全是嘴角紧紧闭着，眉头紧紧锁着，眼神中充满自信，说话斩钉截铁，就象东施效颦一样的学着巴顿山本的模样。说实在的，每看到此，我是浑身都会起满鸡皮疙瘩。 再看那身打扮呢，就更是令人哭笑不得。那些导演们，似乎压根就不知道典礼时的着装与作战时的着装还有什么区别，压根就不知道民国时的各军系之间还有什么区别。你看吧，不管是冬天夏天，不管是本应布衣布鞋的西北军还是本应草鞋斗笠的滇军，不管是重大礼仪场合还是战场上血火拚杀，国军军官那一身将校昵总是那么一尘不染，身上佩戴又总是金光闪闪，就连那裤线熨的都总是那么棱棱角角，甚至连那马靴都象是刚刚上了油似的锃光瓦亮，这种舞台剧上的演法搬到以写实为主要手法的电视剧中，怎么看怎么令人恶心。 所以我说，现在影视作品中的国军形象，又倒退到六七十年代样板戏的模式上来了。只是那时的样板戏是极端地美化共军形象，丑化国军军官，现在则是极端的美化国军军官。总之，全是既不合历史，也不合艺术的低俗浅薄手法。 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它既然是一门艺术，就应该按照艺术的规律去要求它，去打造它。可现在有些主旋律片，过分地强调了人物的形似，而忽略了艺术作品所要求的人物形象的个姓化处理；过分地拘泥于大的事件有无失真，而忽视了细节在一部影视作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过分地强调了某一个人物的扮相，而不懂得他这个扮相与影片背景的统一与和谐，因而也就失去了美感，失去了作为影视艺术的欣赏价值。 这让我想起文革前电影《东进序曲》中的国军军官的群像，那里面我军的主要角色只有一个，而国军光是有名有姓的军官就有八个，却哪个和哪个都不一样，人物非常的鲜活，个个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不信我们来数一数：老谋深算又圆滑世故的刘司令；粗暴狂放，荒淫无耻而又粗中有细的刘大麻子；面容丑陋、凶恶又无知的贺老五；一副法西斯派头，自高自傲的石中柱；戴着深度眼镜，瘸着腿、拄着杖、奸滑阴险的军人政客段处长；一脸苍桑，含而不露的周明哲；英俊高大，一身正气的林副司令；东北流亡学生出身，腼腆而又略带书生气的李副官，八个人至今还能形象鲜明地站在你的眼前。特别是刘大麻子和贺老五二人，全是粗人，但二人的区别又是那么的明显。记得有一场戏，就是舌战那场戏，当双方争执到高潮时，黄说：“你们如果……，必须担负挑起内战的责任”。一旁的贺老五不知轻重地抢话说到：“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们不成”。同样粗人的刘大麻子听贺说这话，便冲其大骂：“懂你妈个屁，滚！”。从这段对话，将刘、贺二人的形象塑造的鲜活立体，让人拍案叫绝。这让人想起《水浒》中人物的塑造，李逵是粗人，鲁智深也是粗人，但二人却并不脸谱化，而是个姓十分的鲜明，二人的台词也有着鲜明的区别。还有片中的刘司令与周明哲二人，全是诚府极深含而不露的角色，但二人仍然有着截然的不同，刘是心计十分独到之人，把自己隐藏的特别深，而周则于诚府之中又有着性格的直白，只是不轻易表露罢了。电影已经拍过四十年了，每次重新看碟片，其人物形象塑造之成功，每个人物台词设计之合理，至今给人以新鲜活力。 老电影《战上海》中对国军军官的塑造，也是成功的，片中国军的两个军长，就象影片中借我军之口所说的那样，一个是老狐狸，一个是狼羔子。同是军长，由于经历不同，出身各异，刘义与邵壮二人对比十分的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比今天的电影电视剧，一个个令女生们赞羡的不得了的英俊国军军官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却无法从他们身上看出任何的区别，不论是身材还是气质还是语言个性还是服装，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既然是表现军人的，为了更具典型意义，选演员时，找高大英俊一些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军人总要象个军人才是。但关键的是人物与人物要能分出个你我他来，这样才好看。就象国画八骏图，要是八匹马全是一个神态一个颜色，肯定不好看，肯定不会被那么多人那么多年地临摹欣赏。就象小说《水浒》，要是一百单八将全是一样的身高一样的性格，台词语气全是一个腔调，肯定不好看，肯定不会流芳几百年而不朽。《东进序曲》中的那八个国军军官之所以给人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区别于其它人而存在。试想，如果《东》片中的军官如刘司令、刘大麻子、贺老五、周明哲、段处长等全象林副司令一样的高大英俊，全是那么有着一身威仪的气质，那会好看吗？可现在我们的影视片，就象《大决战》、《大追歼》中的众多国军军官，你能把他们区分出来吗。为什么人们说今天的影视作品是泡漠剧，因为它没有生命力。它为什么没有生命力，因为它塑造的人物缺乏个姓。 我喜欢看《巴顿将军》，因为它塑造的巴顿极具个姓；我也欣赏《山本五十六》，同样是因为片中的山本极富个姓；我还欣赏《野鹅敢死队》中的军士长，欣赏《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欣赏《哈儿师长》中的哈儿，欣赏《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欣赏电影《红日》中的张灵甫，全是因为他们塑造的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但我特别地厌恶谁去模仿巴顿、山本他们，原因极简单，因为即使人家吃下的是鲍鱼是燕窝，排出来的也是大便，你非要爬那去吃人家排出来的东西，谁看了能不恶心？ 我敢预言，就象七十年代中的“高、大、全”式样的我军军人形象必将会受到人们的摒弃一样，时下影视作品中的国军军官的形象也将在不久遭到人们同样的厌恶与摒弃，即便是专供家庭主妇们欣赏的电视剧，你要老是这么个演法，她们也会烦。

关于几个旧军官职 旧时的参谋长，并不全等于今天我军的参谋长。今天我军的参谋长，既是司令部的直接领导者，又规定为部队首长（四大部中只有参谋长规定为部队首长，包括政治部主任在内的其他部门首长不是部队首长）。而在八大处时期，参谋长主要体现为部队长的军事助理，其职责只是辅佐部队长处理一切军务，本身并不负责具体的业务机关。当时具体负责作战业务的机关名为参谋处，是八大处居于首位的第一处，负责之首长称作参谋主任（有一个短时期称参谋处长）。这样的话区别就出来了。即今天我军之参谋长既有部队首长的地位，又负司令部的具体实责，而八大处时期的参谋长，从始至终扮演着部队长的助理角色。至于这个助理的权力地位有多大，就全看部队长给你多大了，给你大就大，给你小就小，其权责并没有从一个法规的渠道给予保障。 美军参谋体制移植到中国后，参谋长规定为部队长的主要助手，部队长的作战命令必须得经参谋长副属才能生效，参谋长的地位无疑从法规的角度得到了提升和保障，已经远远不同于八大处时期了。 不论是长期执行的八大处时期，还是晚期部分执行的美军参谋体制时期，参谋长一职尽管看起来其职权范围远大于今天我军的参谋长，似乎相当于今天司、政、后三大机关总的首长了。但实际由于受旧的体制的习惯性影响，参谋长一职，到底权力有多大，就全看部队长的自身修养与工作作风如何了，有的参谋长什么都管，有的参谋长则除了管打仗其他什么也管不了，而这后一种情况则远远多于前一种情况。 总的来说，整个旧军队时期参谋长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的好与不好，受制于部队长的因素较今天要大许多，多数情况下是低于今天我军的参谋长的。 旧军队中的秘书长，编制的并不普遍，旧军阀中编制较多，新军阀中则极少再有，即使有，其地位也降了许多而不能与其他业务单位相提并论了。其职责与今天我军的任何单位都不好类似。它是民国军阀割据混战时期的产物。 民初军阀混战时，都先要在舆论上造声势，即战争之前，双方先是利用电报局发表通电互相攻讦谩骂，你揭露我祸国的五大罪状，我痛斥你秧民的十大行径，就这么你来我往，骂过来骂过去。骂的差不多了，于是开打。开打后，依旧通电频频，甲军说攻破乙军多少座城池，杀伤其多少万人马，剿灭国贼，就在眼前；乙军说攻入甲军纵深多少里，缴获多少尊炮多少挺机关枪，扫除叛逆，不日可得。反正谁都说打了大胜仗，胜利在望，谁也不说自己伤亡多少，败退几何。有心者可以从军阀混战史料中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类通电。 想打仗了有理由，不想打了也有理由，也要通电表明自己是多么的爱护民众多么的反对内战多么的尊重法统，比如第十六混成旅武穴停兵，第三师由湘南北归，也都要发一通这样的通电。 所有这些通电，即统统由这些个秘书长们捉刀，或者换句话说，秘书长就是干这档子事的。 如果用今天的话说，它实际上属于舆论战的范畴。因为那时的某师某旅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翅膀稍微硬一点就可以自由行动自由表态，而今天的某军某师全是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军队，一切对外的宣传口径全统一于高层，基层完全没有对外宣传的职能，故而也就不可能再编制有这样的机构了。 当然它也负责部队长的对外书信联络等文牍业务。八大处中，有的编制有秘书处，但秘书处的职责，却并不是干这个的。 八大处中的秘书处，很多情况下是副官处的另一种称呼。 副官长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编制，主要负责军中行政事务。他有点相当于今天我军的军务处（科、股）长加办公室主任等的几重角色，其责权基本类同于今天我军司令机关的（行管）副参谋长。在八大处时期，副官长的职责如下（以禁卫军司令部副官处为例）： 一、管理平时人员、马匹各名簿及人员之补充，考查各旅、团、营关于经理各事宜。 二、调制全军人员统计表。 三、军司令部物品之补充。 四、掌理日日命令所关事务及命令之传达。 五、掌理司令部内之人事攸关事宜。 六、掌理各项命令之勤务。 七、掌管来往文牍、信件之传达。 八、经理司令部内一切之庶务。 九、管理司令部内之马弁、护兵、匠夫。 十、维持司令部内之军纪、风纪。 十一、管理司令部之守卫事宜。 到了美军参谋体制进入中国后，各军、师仍有副官组的编制，属于特业参谋。其职责规定为二十一条，内容大致与前差不太多。 但这只是字面上的规定，实际执行中，副官的业务可就因军阀个人的喜好而胡乱来了，象什么伺侯姨太太的、伺侯少爷小姐的、驯马的、溜狗的、陪长官打球的打牌的下棋的唱戏玩票的，都有可能委以副官的职务。 军需（处）长全等于今天我军的后勤部（处）长。今天我军后勤单位都编有军需单位，但今天的军需和旧时的军需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今天的军需只管吃与穿，而旧时的军需就是整个的后勤。 军法（处）长的职责类似于今天保卫部门和组织部门纪委的工作职责，但旧时的军法处长权力要大的多，这同样也是那个军阀割据时代的特色。因为那时的军长、师长，比如二十四军刘文辉、八十二军马步芳、二十一师刘珍年、一二八师王劲哉等，都无异于诸侯王，即使国军中央部队，因为在民国这样的一直充斥着战乱的特定时期中，军长师长们生杀的大权也不是今天的军长师长所能相比的。组成这样的诸侯王国式的部队必要机构的军法处长也就往往扮演着刑部尚书那样的角色，这就不是统一军政下某个军（师）的保卫处（科）长可与之相比的了。

杂牌军知多少 本文所列杂牌军，仅指国民政府时期相对于中央军而言的杂牌军。在国民革命军存在的几十年中，要想完整而又准确的统计出除中央军以外的军系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因为它是潜藏在表面的编制序列之下的，往往组成同一个军的几个师却有可能并非一个军系。也因为它是动态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变来变去，极其复杂，比如沈克之106师，算它是西北军可以，算它是东北军也说的通。现仅以极粗的线条，将存在时间较长，有一定影响的杂牌军进行简单罗列，作为以后填写的提纲。因为先后搜集整理的工作有的粗有的细，故下列各军系的统计标准也就有粗有细，有的精确一些，有的可能错误很多，待以后慢慢补充吧。也欢迎各位给予指正。 1、东北军。由原北洋奉系军阀直接易帜而成，首领张学良。中原大战中，张拥兵三十万，虎据关外，举足轻重，在战争最后关头入关助蒋，使大战很快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东北军入关后，其部队编成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三、六十七和骑兵军共7个军。西安事变后，张遭囚禁，部队群龙无首，被分割使用。在剿共和抗战时期部队被逐渐消耗压缩，有减无增。内战中，十二军、四十九军、五十一军先后被歼，解放战争后期仅剩下第八兵团部及第五十三军，于东北解放战争中投诚，东北军历史结束。主要将领有于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王树常（东北军入关时的第一军军长）、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长）、邹作华（全军炮兵总指挥）、刘多荃（十二战区副长官）、何柱国（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董英斌（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吴克华（六十七军军长）、周福成（第八兵团司令官）等。最先组织义勇军抗战的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和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吕正操、万毅、解方等亦出身该军。 2、西北军。由北洋直系军阀分化演变而来，首领冯玉祥。大革命中，冯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参加北伐，其部队发展到二十余万。中原大战后，冯军失败，部队解体，但实力尚存，部队多数被蒋收编，编成第三路、第十三路、第二十二路、第二十五路、第二十六路。黄河以北的部队则被张学良改编为东北军序列第三军，后改第二十九军。 抗战时的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九（以上属韩复榘部）、二十五、二十七抗战时期编成第二、三、三十三、三十九等四个集团军。解放战争时期，新八军、九十六军、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一一三军先后起义，第八兵团在撤至金门时被谴散，第三十军于太原被歼，西北军不复存在。其主要将领在早期有“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国民政府时期，仍活跃者有宋哲元（七七事迹变时的二十九军军长）、鹿钟麟（冀察战区总司令）、孙连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抗日殉国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安邦等和先后起义加入中共军队的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高树勋、张克侠、何基沣、鲁崇义等均出身该军。 3、晋绥军。由清末新军第八十五、八十六标起义后建成，首领阎锡山。从民国建成到全国解放的整整38年，阎一直是个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无真正渗入。晋绥军还是民国军系中最为单纯的军系，全为老阎亲手缔造。虽徐永昌部系后来加入，但很快也经过彻底改造，绝无丝毫旁系杂枝。部队最多时是在中原大战中，共编成10个步兵军、4个骑兵师、7个炮兵旅和4个相当于军的保安纵队。大战失败后被编成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共5个军和护路、骑兵、炮兵三个司令部。但三十年代商震，傅作义两部分出独立，晋绥军一分为三，故应分列。 其一，晋绥军基本部队。首领仍是阎锡山。抗战中编成第六、七、八、十三等4个集团军，解放战争中编成第十、十五等两个兵团，后全部覆灭于山西解放战争。主要将领均出身保定军校，如杨爱源、赵承绶、孙楚、周玳、楚溪春、彭毓斌、王靖国、张荫梧等。 其二，晋绥军分支傅作义集团，首领傅作义。傅原系阎军大将，中原大战后所部编为第三十五军，主政绥远后渐渐脱离阎锡山，成为独立一支。其后期部队主要有第三十五、一0四、一0五、一一一等军和两个骑兵师、13个骑兵旅，并指挥所有华北国军。解放战争中傅坐镇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对抗，后被迫接受改编。主要将领董其武、孙兰峰等。 其三，晋绥军分支商震部队，首领商震。商亦原阎部将领，中原大战后商部编为第三十二军，石友三叛张反蒋事变时东出娘子关，而后脱离阎部独立。商本人虽然投入蒋军阵营并飞黄腾达，但其部队始终没有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三十二军，于1947年鲁南战役中被歼，余部整１４１旅，也于４８年覆没。 4、马家军。系西北回族武装，虽概以马家军称之，其实并非一支。 其一，甘肃马廷贤、马廷骧集团，原甘肃马占鳌家族武力。五原誓师时，编成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七师，后反冯组成“西北回民联军”辖3个军，在青马与中央军驻甘部队的夹击下，于三十年代中期灭亡。 其二，青海马步芳、马步青集团，原马海晏家族武力。该集团和其它杂牌军不同的是，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他的武力一直呈现出发展壮大的势头，直到西北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彻底消灭。在围堵西路军时期，其部队番号有新二军、骑五师两个单位。抗战时编成第四十集团军，辖八十二军和骑兵第五军。解放战争中编成青海兵团（后改称陇南兵团），辖八十二、一二九和新编骑兵军等，其兵力发展到顶峰，但很快被彭德怀全歼。 其三，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集团，原马千龄家族武力。其在中原大战后编成第十一路军，抗战时编成第十七集团军，解放战争时编成宁夏兵团（后改称陇东兵团），辖十一、八十一、一二八和贺兰军等。后马鸿宾父子率八十一军起义，其它宁马军被消灭。其四，马仲英部队。马仲英乃马步芳堂弟，但其所部和青马集团并非一脉，而是有一定的亲苏亲共色彩。曾编成新编第三十六师，共辖九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三十年代马仲英死后，其部队灭亡。 5、新桂系。由旧桂系脱胎而出，首领先是李宗仁、黄绍弘、白崇禧，后变成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虽李、黄、白等均出身旧桂系下级军官，但早在他们都还是营长时便已自立门户，故新旧桂系没有继承关系。这一点和其他西南新旧军阀一脉相承的特点有所区别。新桂系虽以李宗仁为首，但却采取集体领导，是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例。该军自始至终未被蒋介石控制和分割，在北伐、抗战以及反共内战中，李宗仁、白崇禧还曾数次入主中枢，其政治势力较之军事实力更显强大。北伐时编成第七军，出兵两湖，颇著战绩。北伐过程中部队由第七军扩编为第七、十五、十八、十九等4个军，中原大战后割据广西，仍称第四集团军，辖七，十五两个军。抗战暴发后编成第十一、十六、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参战，有极佳表现，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即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奏成。解放战争中桂军编成第三、十两个兵团，坚持反共，国民党大势已去后，仍负隅西南，与解放军顽抗，最终全部灭亡于人民解放军。其部将主要有李品仙（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夏威（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叶琪（割据时期的桂军参谋长）、张淦（第三兵团司令官）、徐启明（第十兵团司令官）等，多出身保定军校。（以上各大系虽部队编制庞大，然内部纯洁，脉络清晰，其编制序列在网上亦随处可见，故不准备详述） 6、粤军。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全由北伐时的第四军发展演变而来，第四军则由旧粤军之第一师发展扩编而成。早在北伐过程中，便已分成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三支，是为“铁军三分”。均曾经反蒋，但各行其是，步调不一，且内部亦有争斗。 陈铭枢一支。原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北伐征途中发展成十一军，编遣时为六十、六十一两个师，参加中原大战时组成第十九军和第十九路军，剿共时又扩出第七十八师，福建事变时扩张至六个军，但很快失败，部队被全部彻底改编，陈之粤军从此不复存在。其主要将领有蒋光鼐、蔡廷铠、戴戟、区寿年等。 张发奎一支。老四军之陈铭枢第十师分出后，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继承了四军的番号，北伐河南，东征讨蒋，南昌起义后回师广东，扩编部队，张黄事变后，张部失利再次离开广东。编遣时为第四师。不久再次反蒋，并与桂系合组护党救国军，先为第三路，不久改番号为第一路。后又恢复第四军番号。1932年再次投蒋。第四军的番号虽得以保留，但所部仅编成一个第九十师，其粤军特色已经越来越淡化，但总算给张发奎留下了一条独脉。该部主要将领即张发奎、黄琪翔，薜岳勉强也算。 陈济棠一支。陈之第十一师未出征北伐，而是留守广东，后收编第五军，从此坐大坐稳。先是张部为第四军后，陈接李为又一个第四军军长，编遣时为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师，不久加番号为第八路军，又改为第一集团军，扩编所部为三个军另四个独立师。两广六一事变时，又增编一个军。事变失败后，陈下台，但陈之部队得以保留，共编成10个整理师，即从番号第一五一至一六0师。抗战中增编第九十五师、一三一师、一八六师、一八七师、暂七师、暂八师、预六师等。抗战初期，编成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军，抗战后期增编暂二军。但抗战后的粤军其实只能算作半中央半粤军了。陈济棠粤军与陈铭枢、张发奎两军相比，是保留并发展最多的一支。其主要将领除陈济棠外，有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李扬敬、李振球、叶肇、张达、张瑞贵等，差不多全是保定生。 7、湘军。国民政府时期的湘军由旧湘军演变而来。北伐开始时的8个军中有三个军属湘军，即谭延闿第二军、程潜第六军、唐生智第八军，北伐开始后的贺耀组第四十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亦出身旧湘军，陈渠珍独立第十九师（中原大战后改成新三十四师）、贺龙独立第一师虽系湖南土著，与唐叶贺等却不同脉，姑列于此。如此算来，新湘军共分七支。 程潜虽是战将，但所带多是杂牌，一直未能建立属于自己的部队，故很快解体。 叶开鑫本是旧湘军赵恒惕最得意战将，但于国府期间最早解散，几乎不名。 谭部后有第十八、五十、五十三、四十六等师，曾有第五军、十六军、二十二军的编成，但第五军存在时间极短，第十六、二十二军都于抗战初期取消番号。谭军基本于抗战中消化于中央军腹中。谭部将领主要有鲁涤平、陈嘉佑、谭道源、张辉瓒、李韫珩等。 贺耀组因与蒋近，故很早即投蒋，所部编遣时仅余第八师一支独脉，由毛炳文接统，后又有第三十七军（后改七十六军）番号，但部队仍然只第八师一师，抗战初被蒋吞并。陶峙岳即贺部三号人物。 最有发展的是湘军保定系唐生智部。唐反蒋失败离军后，其部队一半归入桂系，一半由何健接统。何健剿共最力，故内战时期所部扩编亦多，师的番号有第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四、七十七、六十二、六十三等部，抗战开始后又有第一0七、一九二、一九七、一九八、一九九、预五、预八等师，但至此实际已经不再单纯，独立性已十分勉强，湘军特色不再。军的番号除早期第八军、第三十五军外，编遣后尚有第二十七、二十八、七十、七十三、八十七等军，剿共时期长期使用第四路番号。何部湘军差不多全部于抗战中被逐渐改造成中央军。其主要将领除何健外，有刘兴、周澜、刘建绪、陶广、李觉、王东原、李云杰、陶柳、彭位仁等，几乎清一色的保定生。 与旧湘军并无多少渊源的湘西土著陈渠珍，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但该部一直没有发展，长期仅一个师，抗战时虽有戴季韬暂五师、龙云飞暂六师编成，也都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被吞并。陈曾辖有川、黔两省溃军数股，但基本不算湘军，故不列。 8、川军。由旧川军直接易帜而成。川军从始至终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只是对源出四川的各派系军阀的统称。早在旧川军时代，川军便已分成多股，各股之间互相对抗，互有消长，分分合合，变化极频极大。至大革命川军易帜时止，主要有以下各股： 杨森川军。前身为四川督理所属，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军。参谋团入团整编川军时仍保留二十军番号未变，下辖第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师。出川参加淞沪会战后，第一三五师番号撤销。杨森虽领有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头衔，但该系川军后来一直没有发展，即仅此两师。渡江战役中，该军被歼，后在川重建，又增编七十九师。不久向解放军投诚，杨森川军结束。其主要将领有杨汉域、杨汉忠、杨汉烈、夏炯等。 郭汝栋川军。郭原系杨森部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免杨二十军军长职，郭起而代之，后杨复职，重整旧部，但郭率队独立而出，仍称二十军，故一度川军出现两个二十军。混战中，郭与杨战，互有胜负，后奉蒋命调出四川参加剿共。1934年，才终于考虑到国军有两个二十军的问题，从而改番号为第四十三军，但所辖仅二十六师，于抗战中的南昌战役后被改造成中央军。 刘湘川军。前身为四川善后督办所属，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一军，后不断混战兼并，实力得以加强。参谋团入川整编川军时，经先后两次整编，到出川抗战时，刘部川军编为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军。分别辖第一四五、一六二、一六四师、第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师、第一四九、一五O、一六三师，另有第一四四、一六一师和7个独立旅直接隶属于刘。抗战开始后，新扩成第五十、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七十八军，裁二十三军。新扩成新七、新十三、新十四（后改番号为第三十四师）、新十五、新十六、新十八、新二十一、新二十五师。并领有第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4个集团军番号。抗战中部队消耗较大，有减无增，且经过不断渗透，其内部成份已不单纯。内战暴发时，尚余整二十一、整四十四、整五十六、整七十二等师。内战中，先是整七十二师被歼于泰蒙，继之整五十六师被歼于襄樊，大决战中四十四军被歼于淮海，上海战役中二十一军投诚，刘湘系川军至此结束。该部主要将领有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郭勋祺、夏首勋、王泽俊等。 赖心辉川军。前身为四川边防军所属，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二军。赖初依刘湘，但终非刘之嫡系而独立，转战川黔鄂诸省边区，曾一度膨胀到9个师之多，但多乌合，不久即溃，1930年于鄂西剿共时缩编为国军新十一师，次年改编成第五十九师，于1932年为陈诚彻底吞并改造，成为中央军。 刘成勋川军。前身为西康屯垦督办所属另收编边军杂牌而成，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三军。因内部成份混杂，于内战中的1927年为刘文辉吞并。 刘文辉川军。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四军，后长期在川内混战，二刘大战失败后割据西康。川军整编时辖第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师。抗战开始后，第一三八师撤销。1940年，第一三七师投蒋，改称新一三七师，并领新十二军番号，但不久即被胡宗南吞并改造成中央军。刘文辉另行组建一三七师。直到大陆解放，所用二十四军番号一直不变，刘也长期担任该军军长一直到解放前夕，成为民国史上任军长职最久者，刘部川军虽无大的发展，却一直独立存在，未能让蒋军染指，直到成都解放时起义，刘文辉川军历史才告结束。其主要将领有刘元瑭、刘元琮、刘元瑄、唐英等。 邓锡侯川军。前身有北洋中央陆军第30师、四川陆军、四川边防军、四川江防军等多个番号，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八军。川军整编时改番号为第四十五军，辖一二五、一二六、一二七、一二八、一三一师。出川抗战后，又分出一部组建第九十五军，辖一二六师和新组建之新九师。该军与田军合编成第二十二集团军。战后四十五军番号撤销，所部改用李家钰之四十七军番号。内战中，四十七军被歼于淮海战场，九十五军则于1949年底起义。其主要将领有陈鼎勋、黄隐、陈离、王士俊等。 田颂尧、孙震川军。前身为北洋中央陆军第21、22两师、川军第7、13两混成旅，大革命时编成第二十九军。川军整编时改番号为第四十一军，辖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师。所部与邓部合组二十二集团军，由邓、孙先后任总司令。抗战中，该部一直无增无减。内战中，该军就歼于淮海。其主要将领孙震、曾甦元、杨俊清等。 刘存厚川军。刘在川军中辈份远在杨森刘湘之上，但五色旗打的太久，投身大革命晚，在国军中则成最小一股川军。1933年，改所部为国军第二十三军。六路围攻时遭红军重创，部队缩编为新十五师，后为刘湘吞并。 范绍增川军。范部系袍哥队伍，屡聚屡散，其部队沿革往往没有连续性。护国战争时拉杆，先后依附颜德基、余际唐、杨春芳、杨森。川军易帜时范属杨森二十军，后投刘湘，所部为刘消化。抗战开始后，范另起炉灶，重招旧部袍哥组成新二十一师，并领八十八军番号，范任军长兼师长。抗战开始后范军长一职为黄埔系将领所夺，新二十一师苟延到抗战后，经过不断换血，已经成为中央军。西南解放前范又招袍哥组三六一师，建成后不久即起义。范哈儿拉队伍的历史结束。 李家钰川军。原四川边防军所属，川军易帜时隶属于邓锡侯部二十八军，但始终不是邓系，后羽毛渐丰，便脱离邓部独立，改为国军番号新编第六师。参谋团入川时改为第一O四师。1936年扩编为四十七军。抗战开始后由一O四师扩出第一七八师。抗战胜利后，第一七八师裁撤，一O四师并入田部川军第四十一军。解放战争中之滑县战役中，一O四师被全歼，李家钰川军历史结束。 罗泽洲川军。原四川陆军第十一师。川军易帜时隶属邓锡侯，但非邓系，后脱邓独立，改国军番号为新编第二十三师。六路围攻时遭红军重创，罗军内讧，所部分裂为二刘收编，罗泽洲川军历史结束。也许是由于共同受到中央军的排挤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使得本不是一个系统且多年争斗不休的出川川军各部，却有互相靠拢之势，彼此团结协作，为抗战作出了较大贡献。 9、滇军。滇军自云南重九起义建成，其前身为清末新军第十九镇，历经唐继尧、顾品珍先后统领，是为旧滇军。至于新滇军，实有三股。 其一为在滇部队，首领龙云。大革命时编成龙云第三十八军和胡若愚第三十九军。之后龙胡内战。经一番争斗，龙胜胡败，从此龙云割据云南一直到抗战结束。抗战时的第一方面军、第一集团军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第一兵团等均系滇军。后六十军在东北战场起义，五十八军在广西被歼，卢汉率七十四军和九十三军在云南起义，龙云系滇军历史结束。其主要将领有卢汉、胡瑛、孙渡等。 其二系驻粤滇军。最先由李烈钧统领出滇讨袁，后转战东南，一直跟随孙中山革命。北伐时编成第三军，编遣时为第七师、第十二师，因没有地盘，于抗战时完全被蒋同化。主要将领朱培德（北伐开始时的第三军军长，代参谋总长，第一批八个一级上将之一）、曾万钟（抗战时的第三军军长）等。 其三为顾品珍余部。大革命时编成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后缩编成第五十一师一部，1936年该师番号撤销。抗战时殉国的军长王甲本出身该系。 10、黔军。由旧黔军分化而出。1927年8月,黔军全体参加革命，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所有参加北伐的黔军编成彭汉章第九军、王天培第十军、周西城第二十五军、李燊新七军及何厚光独立师另三个独立旅。编成后，左翼军出湘西助攻武汉，进击沙市。 1927年初，袁、彭为唐生智诱杀，第九军番号撤销。所部除贺龙独立外，其余则分别为粤军陈铭枢、黔军周西城、李燊收编。1927年8月，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被何应钦杀害，部队分裂成数股。 其一为杨胜治部，编遣时为第十师二十九旅，于中原大战中瓦解。其二为罗启疆部，编遣为第五十一师一五三旅，再编成独立第三十四旅。抗战时，编成预备第十三师，后与人合编成第八十二师，罗病故后，该师渐渐变成中央军。其三为周志群部，编遣时为十二师三十六旅。后改独立第四旅。入闽后为新十一师。抗战时又改编为独立第六旅，不久便被撤销。王天培系黔军至此结束。 李燊新七军于1927年4月改编成第四十三军。28年秋回黔与留守之二十五军周西城冲突，兵败后，所部编为新十师，后改编成第八十五师，于剿共时师长谢彬战死，师长一职为贵州籍黄埔生陈铁接充，部队被改造成为中央军。二十五军因留守贵州，得以苟延，经周西城、毛光翔、王家烈先后掌握，最后仍在红军过贵州时为中央军编散。军的番号取消，所余编为第一0二、一0三、一二一、新八和新二十五（后改一四O）共4个师，被分割使用于不同战场，因势孤力单，先后被何应钦等改造成中央军，黔军二十五军老底子被吞吃干净。 以上仅以北伐时的各军为纲列出，但实际派系十分的复杂，远不止此。 11、国民二军余部。原为陕西靖国军第四路，首领胡景翼。直皖战争后编成陕西陆军第二师，北京政变后为国民二军。一九二五年二军失败四散。北伐完成后，经过一番东投西靠，中原大战后尚余岳维峻三十四师，李纪才二十八师和高桂滋八十四师。后岳被红军俘杀，李部则几次变更番号和隶属，最终与岳之余部合编，番号仍用三十四师，由公秉藩统领，于41年中条山战役中全师覆灭。高部八十四师则于抗战时为蒋军胡宗南部吞并。后胡之五弟胡景铎曾在陕北任保安司令，胡之六弟胡景通曾任骑六师师长，但均系另起炉灶，与国民二军几乎没有什么渊源。 12、国民三军余部。由北洋第十五混成旅发展而成。最初首领孙岳，新军阀时期则为庞炳勋。中原大战失败后残部编成第三十九师。到抗战时，虽有第二十四集团军、第四十军两级重叠的番号，但部队仍仅辖第三十九师，可谓三代单传。抗战后期将原西北军出身的东北军一０六师编入并吞下化为已有，又曾扩编军独立旅为新四０师，但部队仍然很小。庞投敌后，其部由马法五接统，于邯郸战役中为解放军接收编散。后又重建，但也很快溃散了。 13、国民四军余部。系奉军倒戈的郭松龄部队余脉。郭被杀后，其部队多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仅余魏益三一部，先后投冯投阎投吴投唐投蒋。使用过国民四军，正义军，河南保卫军第八军，武汉国民政府第三十军等番号，编谴时为五十四师，后一直使用。抗战中逐渐消耗换血，最后被彻底改造。抗战初殉国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即该军将领。 14、国民五军余部。首领方振武。方部自江浙战争起家，先后投卢永祥，张宗昌，北伐时期响应革命，为国民五军，参加北伐后，为冯玉祥国民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后改投蒋介石为第四军团军团长。中原大战前编成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后参与反蒋失败。三三年组织抗日救国军并加入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部队基本被瓦解，仅余阮玄武独立第三十九旅和鲍刚独立第四十六旅（后改编为一一０师三三八旅），也都在抗战开始后不久覆没于对日战争和蒋军的吞并。 15、十七路军。系陕西地方部队，首领杨虎城。中原大战后杨部编为第十七路军。该部虽曾先后隶属井岳秀、孙岳、冯玉祥等，但其独立性一直很强。北伐时为第二集团军第十军。编谴会议时为暂编第二十一师。后又曾使用新十四师，十七师番号。中原大战后为蒋军第十七路军，所部扩编为第七和第三十八两个军，另辖陕西警备旅三个。 西安事变后，杨被迫出国，第17路军解体。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率部投蒋，后该军增编第169师。接着警备第一、二旅、第17师49旅（旅长王劲哉）先后投蒋。余部编成第38军，辖第17师和新增编之第177师，另有两个警备旅。 抗战中38军扩编为第31军团。不久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第38军和第96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下辖第17师和第55师。第96军军长李兴中，下辖第177师和新编第14师。抗战胜利前夕，38军、96军合并成新的38军，新14师撤销，军辖三个师，军长易为陕籍黄埔生张耀明。张改造该军过急，结果逼使该军第17师、第55师（整55旅）先后起义投共，所余整177旅在强势环伺下基本中央化。 孙部另有一支，即孙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时，由17师带去的一个团，作为战区长官部警卫团，该团于1948年扩编为第232师，1949年随程潜起义。冯投蒋后所部先编成第27路军，抗战开始后改编成第98军。1941年该军军长武士敏阵亡，黄埔生刘希程继任军长，部队渐渐演变为中央军。 王劲哉率49旅投蒋后，改番号为独立第20旅，后又扩编出新35师，但不久独20旅为蒋吞并。新35师因参加淞沪抗战有功得改番号为第一二八师。后在汤恩伯肢解下，该部实力大降，王率余部进入鄂南独立发展，仍使用128师番号，后战败被俘投敌，被汪伪改编为暂编第6师、43师。不久王率伪暂43师反正，抗战结束后该部撤销，伪暂6师则于1945年9月被国民政府收编。 16、镇嵩军余部。是民初由河南主要是豫西各路豪杰加盟而组成，由刘镇华统领。最盛时曾拥兵十余万，胡憨战争后逐渐衰落。北伐时依冯为第八方面军，中原大战后彻底解体，余部分成几支。１，十五军。由刘茂恩统领，投蒋后成军，辖六十四、六十五两个师，抗战中刘曾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于1947年在豫西被歼灭，尽管所部规模一直没什么发展，却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基本算得上是与民国共始终了。２，七十五师。由万选才部将宋天才统领，投蒋后先编成三十二军，后整编为二十路七十五师，抗战开始后不久被蒋军吞吃。３，其它小部队，有李万如、万殿尊、范龙章等，都不超出一师之数，多于鄂豫皖剿共时解体。 17、东北挺进军。首领马占山。马是东北军旧将，但抗战时在绥西所建的东北挺进军与东北军却基本没有什么渊源。马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但该部兵力不多，仅辖新编骑兵第五，第六两个师和几个骑兵旅，抗战结束后的内战初期遭打击解体，马下台，余部为傅作义收编。 18、直鲁联军残部。北伐时，收编直鲁联军的徐源泉部为第十军，刘珍年部为暂编第一军，王金韬部为北伐先谴军。中原大战后，徐部编成四十一、四十八两个师，刘部编成二十一师，王部编成五十八师，在剿共和抗日战争中先后被吞并消化。徐投蒋后，曾任第十军军长，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刘则较长时间割据胶东，仍意图割据坐大，但受韩复榘压迫而调离南下，后被蒋捕杀。 19、五省联军残部。北伐过程中曾收编李凤翔部为第十七军，刘宝题部为新三军，陈调元部为第三十七军，郑俊彦部为第六军团。后李、刘二部很快被谴散，陈、郑两部经过混编，至抗战初，尚存四十七、五十五、五十七等3个师，抗战开始后很快被蒋军吞并。其主要将领有陈调元（中原大战时的蒋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军事参议院院长）、王金珏（十年内战时期的第九军军长）、上官云相（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裴昌会（第五兵团司令）等。 20、直军残部。其一，萧之楚部。原系北洋第二十二混成旅，大革命时归顺革命军，先后依附镇嵩军、国民二军、国民五军等，后编成第四十四师，抗战中为蒋军改造。其二，刘培绪部。原为靳云鹗旧部，后归顺革命军，先后依附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中原大战后编成第四十师，于淞沪战役中全军覆没。其三，刘春荣部。刘也出自靳云鹗部。归顺革命军后，为第四集团军独立第八师，后为国军第十四师，中原大战中为反蒋军二十军军长，兵败后被部属所杀，部队溃散。刘军虽然独立存在时间甚短，却是一颇具野心与实力的独立部队，与其同乡同学刘珍年很是类似。 21、皖军马祥斌残部。马原为安武军旅长，皖系败于直系后，马转依直系，后在陈调元属下归顺革命军为独立第五师，不久扩编成新十一军。中原大战后编成第五十六师，刘和鼎任师长，是皖系军阀仅存的一个部队。抗战中，该师被消耗并改造。 22、新疆盛世才部队。新疆地处边远，中原战火未能燃及。盛于1933年上台后，借鉴杨增新在新时的作法，养兵并不多，其部队很长时间以团为最高编制单位，到其统治末期，才有师的建制，计有一二八、暂三、骑十一、骑十二、新骑一、新骑二等六个师。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军进入新疆，盛下台，其部队多数被蒋军收编。 23、鄂军。寄生于湘军的小股湖北地方部队，领袖夏斗寅。北洋时期，即依附于湘军而存在。北伐开始时，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隶属下之鄂军第一师，参加北伐。1927年1月，改编为独立第十四师。6月扩成新编第十军。1928年2月改编成第27军。编遣时，缩编番号为第十三师。后夏又任第十三军军长、第21路军总指挥，但其部队仍然只有第十三师。夏主政湖北时，又增编一个武汉警备旅。不久夏失势被驾空，十三师归万耀煌掌握，靠拢蒋介石。万曾任第二十五军军长，所部一直仍然只有十三师。抗战爆发后，该师赴上海参战，牺牲惨烈，实力尽失，调扬州整理时，为陈诚染指，先后经吴良琛、方靖的改造、换血，十三师变成彻头彻尾的中央军，作为鄂军的十三师结束。 24、赣军。系护国二军残余之一部。后期首领赖世璜。先后受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北洋政府暨五省联军节制，是在南北两大军阀阵营中生存下来的小军阀。大革命时受编为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赖被白崇禧杀后，所部被压缩为第五师，后又以该师一部扩编成九十六师，地方特色已经很淡化，在蒋军不断渗透下，抗战中被完全演变成为中央军。 25、浙军。辛亥革命时由新军第十一镇起义创建。后北洋军南下入浙，浙江历经皖系、直系先后统治，浙军亦先后依附皖系、直系。北伐战争中，浙军将领陈仪、周凤歧率部归顺，分别编为第十九、二十六两个军。因所部官兵均系蒋之同乡，故很快被中央军同化，至中原大战后，只有第六师从沿革上说属于浙军，也是名实难符了。 26、孙殿英部队。系豫西绿林武装，以东陵盗墓闻名。该部屡聚屡散，四处依附，番号亦有许多，首领虽都是孙殿英，骨干却并不稳定，沿革更不连贯。使用较多的有第十二军、第四十一军、新五军等，抗战时曾投敌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胜利后又投蒋任第二纵队司令，于解放战争初期之豫北战役中被歼灭。 27、绥西白海风部队。由伪蒙军中部分进步军官率队起义后组建。白虽毕业于黄埔军校，所部却非蒋军嫡系，而是一支带有进步色彩的蒙旅武装。其部队先后变换有新三师、骑九旅、新编骑七师等不同番号。后在胡宗南与傅作义的夹缝中被瓦解。 28、建国豫军余部。系民初起义的河南民众武装，创建人樊钟秀。樊于反蒋战争中阵亡后，余部编成第四十五师、一六六师和二二七旅等互不统属的单位。二二七旅于十年内战时覆灭。抗战开始后不久，四十五师撤销番号遣散，一六六师被改造成中央军。 29、陕北井岳秀部队。民初创建的反袁武装。首领先为井岳秀，井死后，继以高双成，高死，又继以左世允。该部实力一直不大，只有一个八十六师，但却割据陕北二十余年。抗战时曾编为二十二军，于解放战争中起义。 30、闽北卢兴邦、卢兴荣部队。系绿林起家的小股杂牌部队，长期割据闽北二十余县，左右逢缘，朝秦暮楚，闽变时投向蒋介石编成第五十二师，但仍割据闽北。抗战军兴，所部参战，在淞泸战场上全军覆没。 31，甘肃陈圭璋部队。该师前身是“甘肃义军混成团”，团长赵文华。后赵死，易为黄德贵，再易为陈圭璋，并改番号为”西北讨逆军”，陈为司令。后收编于西北军，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三一年受编为国军暂编第十三师，三二年为陕军孙蔚如消灭。32、陇西南鲁大昌部队。系北洋时期甘肃军阀张兆胛余部，中原大战中投蒋为新十四师，后改一六五师，并曾有新二军番号，长期割据陇西南十余县达七八年之久，后被蒋军朱绍良部吞并。其部将蒋云台于49年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33、甘肃邓宝珊杂军。系由甘肃几股互不相干的杂牌秀珍小军阀拼凑而成。由甘籍军人邓宝珊统领，编为新一军，但所辖仅新十、新十一两个旅。该两个旅虽小，但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地区却长时期割据，其军政势力在当地颇具影响力。后新十旅于抗战时为胡宗南吞并，新十一旅由邓带往陕北，后为傅作义收编，改番号为二二八师，于解放战争中起义。 34、河南土著王凌云部。系河南民团升级而成，曾投镇嵩军张治公部。后为张钫收编，为二十路第二二五旅、特务旅、二二七旅，先后隶属于七十五师、二十路、七十六师。淞沪会战之福山战役后，因牺牲惨重，与二二八旅合并缩编为一个团，隶属于陈诚之七十九军，很快换血成为中央军。该部创始人王凌云虽一直任部队长，但已不是独立军系首领，而成为中央军将领。 35、闽南民军陈国辉部。民初起家于闽南，亦兵亦匪，时兵时匪，先后依俯陈明志、王荣光、许卓然、张贞、谭曙卿等，逐渐坐大。大革命后投闽省主席方声涛，受委为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之后便一直使用此番号，但其实力则不断发展，最盛时达一万六千人马，创民国军史之最。闽变后，为十九路军所杀，其部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历史较短，部队规模亦不大的军系，如河北民军张荫梧部、山东恶匪刘桂棠部、察哈尔土著张砺生部、河南民团军升级的别光汉部、马文德部、福建土著张贞部、郭凤鸣部、胶东赵保原部、绥远鄂友三部等，也都是独立存在的、并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武装集团，也都应该列为单独军系来写的，待有机会再一点点补充吧。 以上仅是被授予正规国军番号的杂牌军，抗战时期的敌后，还有数不清的游杂武装，有的也有师、旅的番号，似也应算在杂牌军之列，但这些部队多数名实不符，昙花一现，又多如牛毛，实在难以计数。如果以后条件允许，再一一道来。

北洋上将乱拆乱谈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正式授予上将65名。现将这65名上将胡乱作一解析，看能否从中发现点什么。 若以军种计，则陆军60人，海军5人。 若以出身渊源计，海军上将5人，并不存在更多更复杂的派系，全属北洋海军。 陆军上将60人中，则分出多种情况。其中的龙济光、陆荣廷、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等5人，属西南军阀，只是为一时投机而依附北洋军阀者。 另有黄兴、那彦图2人，则既不属于西南军阀，也从未受制于北京政权，黄兴本系革命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授衔时早已脱离军界，与北京和西南两方面都毫不相干，黄得授上将，大概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彦图是蒙古王公，他之能够得授上将，纯粹就是一种外交上的礼遇而已。 余下的53人，即一般被称作北洋军阀者。但实际上这53人又可分出四种情况。这其中的12人，即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赵倜、刘镇华、聂宪藩、杨增新、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陆洪涛、张其锽等，原非北洋出身，但后来却始终依附或寄生于北洋军阀集团，如果称其为北洋军阀，顶多算是旁系。 另有8人，即荫昌、张锡銮、倪嗣冲、马联甲、张勋、姜桂题、江朝宗、张广建等，是早在武卫右军甚至淮军时期即与袁有着依附或较密切的同僚关系的，他们的资历有些并不低于袁世凯，他们的高官显禄也并不全靠袁氏得来，但由于他们多数曾襄助袁的小站练兵，与袁的关系比较亲密，故而在北洋军阀登上政权宝座后，他们也往往以北洋元老自居，袁亦对之倍显尊重，使其尽享荣华富贵，所以有说法是将其看作北洋正统，也不无道理。而实际上，他们尊也尊矣，贵也贵矣，但却始终未能进入北洋军的核心，其所带部队，要么是未经现代化改造的旧式军队，要么是地方军，均属北洋的外围武装，北洋正规军的基本武力，从没有一兵一卒是交由这些人掌握的。 再余下的33人，便是真正的北洋核心骨干了。这又可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即其中的17人，是直接受知于袁世凯，是在小站时期或稍后由袁直接吸呐并一手栽培的，他们的成长全靠袁世凯，为感恩图报，也就全都成为袁的心腹干将，成为日后北洋军阀集团的上层骨干。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李纯、王占元、田中玉、张怀芝、卢永祥、陈光远、蔡成勋、赵玉珂、王怀庆、蒋雁行、张绍曾、陆锦等。 另一种情况，即其中的16人，他们虽然多数与袁不是直接的关系，也并未参与最初的小站练兵，但却也是在建军初期加入并依托北洋六镇成长为骨干的，属该集团中的第二层，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祸国混战的主凶。即吴佩孚、王承斌、萧耀南、张福来、靳云鹏、冯玉祥、孙传芳、齐燮元、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刘宗纪、郑俊彦、吴光新、王汝勤、曹锳等。 如果将这53名称作北洋军阀的上将与北洋的关系做一喻人的对比，则后面的33人可称是北洋的嫡亲子孙，而最早与袁友好合作的所谓元老8人，却只能算作北洋的把兄弟，至于后来投效或寄生于北洋的12人，就只能看作北洋的干儿子了。 若以所属军队派系计，单就陆军来说，则其中的15人不属于任何一系，也没能自成一系，即黎元洪、黄兴、那彦图、张锡銮、荫昌、王士珍、江朝宗、张绍曾、陆 锦、蒋雁行、赵玉珂、聂宪藩、杨增新、张广建、陆洪涛等。有依籍贯而将王士珍、张绍曾、陆锦、蒋雁行、赵玉珂等划作直系而将江朝宗、聂宪藩、张广建划作皖系者，但我本人不这么看，我认为几人虽或曾亲近直系、皖系，但归根结底都是超然于各军系之外者。 另外关于新疆王杨增新、甘督张广建、陆洪涛这三人，我的看法是三人即不属于任何军系，也称不上是独立的军系。虽然他们手头多多少少都曾有那么一点兵，但因远离中原政治斗争的旋涡，正在内讧的北洋军阀谁也顾不上他们，他们也无意参与关内派系之争，谁在台上就拥护谁，因此他们手里的兵也就只能看作是国家政权中一个省的地方军队，而并不属于任何的派系。 有22人属于分裂以后的直系，即冯国璋、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王怀庆、齐燮元、王承斌、冯玉祥、曹锳、蔡成勋、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张福来、王汝勤、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刘宗纪、张其锽。 这其中，后来又分出五省联军和国民联军，即孙传芳、周荫人、陈调元、郑俊彦、刘宗纪、卢香亭等6人属五省联军，而冯玉祥则属国民联军。 有8人属皖系，即段祺瑞、段芝贵、靳云鹏、卢永祥、倪嗣冲、张怀芝、田中玉、吴光新。 有4人属奉系，即张作霖、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 奉系后又分出直鲁联军，其中的张宗昌属之。 还有11人，则各成一系。其中姜桂题为老毅军，赵倜属宏威军（毅军分支），马联甲属安武军（毅军分支），张勋属定武军（毅军分支），阎锡山属晋军，刘镇华属镇嵩军，陆荣廷属桂军，龙济光属振武军，袁祖铭属黔军，刘存厚属川军中的武备系，刘湘属川军中的速成系。 有将姜桂题、马联甲划作皖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原来也是如此划分法。但现在想来，仍将其划出。 直皖奉三大军系中，皖系著名的四大金刚只有靳云鹏位列上将。奉系得授上将的，除张作霖以外的三个人，却没有一个算得上核心中坚，吴俊升、张作相都是过时人物，张宗昌则系外来户。直系却不同，其骨干将领该授的基本上都没拉下，比如著名的长江三督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直督曹锟，比如作为直系骨干武力的第二师前后任师长王占元、孙传芳，第三师前后任师长曹锟、吴佩孚，第六师前后任师长李纯、齐燮元，第十二师前后任师长陈光远、周荫人，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等等，都在上将之列。 直皖奉三系所占上将比例十分悬殊，也是有原因的。 直皖两系乃小站正宗，原本同根，后才分裂。但分家后的二者并不平衡，尤其在军事实力上，直军比皖军要多，故两系分裂后，直军得授上将者自然也就多。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护法战争后期直皖分家后，由皖系执掌中央政权的时间仅两年左右，而直系在台上的时间则长达四年。时间长短即不同，而直系当政这四年和皖系当政的前二年还有不同，即前二年皖系当政时直系只是受排挤，却仍可在皖系中央中占有一席说话之地。而且在当时，根本就还不存在直皖之分，后来所说谁是直将谁是皖将此时尚未明确地分出立场站准位置，故所授上将便也无所谓谁属直谁属皖了。比如曹锟，在其得授上将时，其立场就属亲皖而非后来的反皖。而直系当政这四年，皖系已被直系彻底打败，皖系的主要战将全都成为新政权通辑的战犯，许多人的勋号正在被剥夺，自然不可能再授予代表着荣誉的军衔了。而实际上，不管在直皖未分出胜负时站到谁的立场上，在直系把持中央这几年，也就是上将可以授到省督的时候，凡是仍在省督位置上稳坐的，不管直系皖系，也都得到了上将的军衔。 还有一个原因，即这24名统计在直军阵营的上将中，还有后来分出的五省联军上将6名，而这6人中的4人得授上将，却是其已经从直系分出与奉系合作时的事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并非全是因为直系偏心才得到了这么多上将的。 奉系非小站正宗，染指中央远远晚于直皖二系，故很长时间奉军只有张作霖一员上将。即是到了后来，属于奉系的上将也并不多，为什么呢？也有原因。其一，是因为一直到直皖战争之前的1920年止，上将的授予条件相当苛刻，省督授予上将只有四人，绝大多数省督均未享受上将军衔，因而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等未授上将也并不奇怪。其二，到了上将放低了标准可以大量授与省督时，奉军已经宣布“自治”，与关内北京政府断绝了关系。既然你宣布不再听命于北京政府，那北京政府当然也犯不着再上赶着给你授予上将军衔了。其三，待奉军战胜直军夺取了北京政权，重又回到北京政府的怀抱中来时，却也和前面的皖系直系一样，其势力达到了巅峰时，也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其内讧加剧，各主要战将接二连三地跌落马下,奉军将领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想授予上将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按说，当时奉军之李景林、姜登选、郭松龄等，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比五省联军之刘宗纪、卢香亭、郑俊彦等更差，授予上将理所应当，但可惜的是几颗耀眼将星，却在奉军走向极盛时刚刚划了一道闪亮的弧光，便转瞬间急速陨落了。许是大概他们的上将命令正准备起草而还没来得及起草吧。 海军另有系统，参与北京政府的派系内讧并不多，但5人中，除蔡廷干早已退役并不亲近任何一派外，其他4人全部是亲直系者，很是耐人寻味。 若以个人成份计，则出身军校者44人，即黎元洪，北洋水师学堂；段祺瑞，天津武备学堂；刘冠雄，马尾船政学堂；萨镇冰，马尾船政学堂；荫昌，德国军官学校；冯国璋，天津武备学堂；段芝贵，天津武备学堂；王士珍，天津武备学堂；曹锟，天津武备学堂；李纯，天津武备学堂；靳云鹏，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王占元，天津武备学堂；陈光远，天津武备学堂；李鼎新，马尾船政学堂；卢永祥，天津武备学堂；张怀芝，天津武备学堂；吴佩孚，北洋陆军测绘学堂；王怀庆，天津武备学堂（存疑）；齐燮元，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田中玉，天津武备学堂；王承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张绍曾，日本士官学校；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陆锦，日本士官学校；陆洪涛，天津武备学堂；曹锳，北洋陆军测绘学堂；蔡成勋，天津武备学堂；聂宪藩，日本振武学校；蒋雁行，日本士官学校；刘存厚，日本士官学校；萧耀南，湖北将弁学堂；赵玉珂，天津武备学堂；杜锡珪，江南水师学堂；刘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孙传芳，日本士官学校；周荫人，日本士官学校；袁祖铭，贵州陆军小学；王汝勤，日本士官学校；吴光新，日本士官学校；蔡廷干，天津水雷学校；郑俊彦，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卢香亭，日本士官学校；陈调元，北洋炮队速成学堂；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 文人从军者7人，即黄兴（日本泓文学院）、张锡銮（监生）、倪嗣冲（秀才）、杨增新（进士）、刘镇华（北洋法政学堂），马联甲（进士）、张其锽（进士）。 出身行伍者8人，即姜桂题、张勋、赵倜、冯玉祥、江朝宗、张广建、张福来、吴俊升。 起于草莽者4人，即陆荣廷、张作霖、张宗昌、张作相。 世袭贵族2人，即龙济光、那彦图。 由此可见，此时的军官队伍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占了相当多数的比例，特别是出身天津武备学堂和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者，所占比例较大，分别有15人和11人。5名海军上将全系科班出身又部是英法美等海军学院的留学生，学历可谓高矣。总计曾留学国外军事院校者达21人之多。 若按授予上将时所任军职和曾任最高军职计，则有： 副总统兼参谋总长1人，黎元洪； 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1人，黄兴； 陆军总长4人，段祺瑞、靳云鹏、张绍曾、吴光新； 大总统府高等顾问1人，荫昌； 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人，王士珍； 海军总长2人，刘冠雄、李鼎新； 参谋总长1人，张怀芝； 参谋次长1 人，蒋雁行； 海军总司令1人，杜锡珪； 原海军副总司令1人，蔡廷干； 前清海军提督1人，萨镇冰； 航空署督办1人，赵玉珂； 蒙古王公1人，那彦图； 陆军检阅使1人，冯玉祥； 巡阅使或相当于巡阅使6人，张锡銮、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吴佩孚、王怀庆； 各种总司令7人，张宗昌、王汝勤、郑俊彦、卢香亭、陈调元、吴俊升、张作相； 联军总参谋长1人，刘宗纪； 联军秘书长1人，张其锽； 军统（军长）4人，姜桂题、冯国璋、段芝贵、张勋； 步军统领1 人，聂宪藩； 原步军统领1人，江朝宗； 省督（含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18人，龙济光、陆荣廷、曹锟、李纯、陈光远、赵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杨增新、阎锡山、陆洪涛、蔡成勋、刘镇华、萧耀南、周荫人、张福来、马联甲； 边防督办4人，刘存厚、刘湘、孙传芳、袁祖铭； 原督军1人，张广建； 军务帮办1人，王承斌； 师长2人，陆锦（前参谋次长）、曹锳。 北洋时期起自1912年，终至1928年，但由于北洋政权的执政者走马灯一样换，各个时期对军衔特别是对上将一衔的执行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以省督授上将者为例，在袁世凯时代，四年中，仅龙济光、陆荣廷二人得此殊荣。从袁死到直皖战争暴发时这第二个四年间，省督授上将控制的仍然很紧，只有直督曹锟、苏督李纯二人获得。但从直皖战争后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第三个四年，其上将一衔的授予标准明显降低，省督获授上将者达14人，次长、帮办、师长等较低职务得授上将也出现在这四年中。这四年中总计授上将37人，也是各个时期授上将最多的四年。 依当时的军衔制度，上将一衔，应授予比师更高的上级指挥官，那么对照一下这65人授上将时的职务和曾经担任的最高军职，多数是没问题的，但有那么几个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说以师长而授上将的2人，就明显与法不合。他们能够得授上将，大概与二人的背景有关。陆得授上将，也许与前任参谋次长有关系，也许是直曹此时想借重陆而施拉拢，或者因为陆曾主持模范团的原因，或许……和那个刘喜奎事件有关？个中内幕，不得而知。至于那位只精于嫖赌的曹七爷，他能授上将，就全赖其当大总统的傻子三哥了。 当然，陆曹二人，在师长以外，是不是还虚挂有其他的高级军职，就不知道了，至少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法。 上将中，有几人于授衔时，已经不再担任军职，即已卸职的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黄兴、吴淞商船学校校长萨镇冰、税务处督办蔡廷干、原步军统领江朝宗和原甘肃督军张广建。黄兴是南方代表人物，考虑到南北关系和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的职务，授予上将，于情于理都说的过去。萨、江、张三人，都是沙场老将，此时离开军界时间不长，授予上将，于国际惯例上，也是说的通的。蔡廷干的情况与前四人不一样，蔡虽是海军出身，甲午海战中又立有战功，并曾一度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但授衔时，却早已离开军旅多年，而主要从事外交与税务工作，他在这个时候得授上将，实在有点勉强了。 那彦图这个好理解，特殊情况。 最不好理解的，是那吴佩孚十四省联军的秘书长张其鍠。该张即非卒伍出身，也不是封疆大吏，也未见有任何军功，也未曾领军独挡一面，只是一介儒生，参与吴之幕府捉刀而已，却少将中将一路走来，后又得授上将，搞不懂这之中有什么猫溺。 若以曾任要职计，则65人中，有5人担任过国家元首，即黎元洪、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张作霖。有6人担任过国务总理，即段祺瑞、王士珍、靳云鹏、萨镇冰、张绍曾、杜锡珪。有6人担任过参谋总长，即黎元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荫昌、张怀芝。有8人担任过陆军总长，即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靳云鹏、张绍曾、陆锦、吴光新、蒋雁行。有4人担任过海军总长，即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杜锡珪。 有9人在北洋军阀灭亡后，又继续或复起在新的政权中呼风唤雨，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为阎锡山、冯玉祥、刘湘、刘存厚、袁祖铭、陈调元、刘镇华、萨镇冰、张作相等。这其中又以阎锡山与萨镇冰二人最为显著。前者阎锡山坐镇山西，左右逢缘，始终不倒，山西解放后，又于广州组阁，仍膺大任，直至败退台岛，寿终正寝。后者萨镇冰则跨越四个时代，其先是在晚清任到海军提督（相当后来之海军总司令），海军副都统加正都统（相当后来之中将加上将衔），北洋时代官至海军上将，职至巡阅使，北洋军阀灭亡后又进入国民政府任海军高等顾问，退役时还再次获得海军上将高衔，大陆解放后，以其晚年，仍得入军事委员会为委员，一生经四朝，而均任高职，虽不及阎锡山那么始终显赫，却也尽得高官显位，在众多上将中，怕是绝无仅有。另外如冯玉祥、刘湘等，也是将国民政府的历史搅的硝烟滚滚的人物。 有2人成为可耻的汉奸，即齐燮元、江朝宗。齐江二人早在北洋军阀灭亡之前便已下台，却在日寇入侵时不甘寂寞而卖身事敌，沦为民族的罪人，落得千古骂名，可怜！可憎！可耻！ 若以籍贯计，其人数居前三位者为直隶、安徽、山东三省，而尤以直隶突出，共21人，约占三分之一，还不包括祖籍安徽而生于直隶长于直隶的冯玉祥，也没包括旧属山东今属河北的馆陶县人王占元，若加上冯玉祥和王占元，则多达23人。 为什么直隶籍上将远远多于其他各省，没有别的，缘于直隶乃北洋陆军摇篮之故。 北洋陆军创练于直隶时，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便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天津武备学堂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创。李在当时尽管远比其他别的督抚牛逼，也不过直隶地方官而已，故天津武备学堂也和当时或稍后的如四川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将弁学堂等各省办的学堂一样，属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军事学堂，其招收的学生便主要是以直隶人为主了。袁用这批学生作北洋建军的骨干，就奠定了直隶人占多数的根基。如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陈光远、蔡成勋、李纯、田中玉、赵玉珂等直隶籍武备生，便都是在北洋建军时被袁吸呐的，后来这些人都官居上将。 后来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于保定创办了速成武备学堂，以应北洋建军人才之需，该学堂招生时更是明确规定了“土六十四”（直隶人占六成，其他外省人占四成）的生源比例原则，继续保持了北洋军中直隶人的超强比例。北洋后期的上将齐燮元、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等，即出身该校。 既然北洋建军源自直隶，直隶参军的自然占多数，成为上将的机率自然就大，就象大顺军、大西军将领陕西人占多数、太平军将领广西人占多数、红军将领湘鄂赣人占多数一样的道理。 排在第二位的安徽籍上将9人，仅次于直隶，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淮军出身的袁世凯，除主要吸收天津武备生外，还将许多淮军旧将纳入建军队伍并成为骨干。第二个原因呢，即天津武备学堂的首创者直隶总督李大人是淮军首领，故而该学堂中也招收了部分江淮子弟。段祺瑞、段芝贵、杨善德、陆建章等安徽籍北洋军官，即也都出身于天津武备学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安徽籍上将较多也就好理解了。 山东籍上将7人，居第三位。找不出更多更明显的原因。我想主要原因是山东紧临直隶，投军方便。山东籍七名上将中，卢永祥、张怀芝、王占元等三人便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也都是由袁世凯在建军初期吸收进来的。靳云鹏、吴佩孚、孙传芳三人从军的起点，也是直隶。另外一个次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直鲁两省风俗相近，容易打成一片，比如冯国璋用人的原则，即以直鲁二省人为亲，其所以鲁省人比较容易受到提拨重用之故。 以省籍排名居前三位者，上将是如此，中将加上将衔者，也是如此，仍是直隶（39名）、安徽（22名）、山东（21名）三省。 居第四位的奉天籍上将4人，其中三人属于张作霖奉军。张在北洋晚期曾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奉天籍4名上将，照理绝对算不上多。 并列第四的福建也产生上将四人，均为海军上将，这是因为清末的海军建军主要依托于福建。北洋时期全部5名海军上将，福建籍占了4个，正应了当时那句好象叫作“无闽人则无海军”的话。 除以上五省外，其他各省籍的上将比较分散，都在2名以下，包括袁世凯的故乡河南，也只产生了两名上将，还全不是袁的亲信，是在袁死后多年才荣升此一高衔的。 另有一个插曲，即这65名上将实际被授了67次。其中的王士珍、周荫人都被先后授了两次。王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14年8月14日，但4天后的18日，王恳请辞去而改为加上将衔，后又于1915年4月8日重新授予上将。周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24年6月7日，但到了1926年10月9日，与卢香亭郑俊彦等人一起，周又第二次得授上将。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周第二次荣授上将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从戴笠的军衔说起 商伟凡《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读后有同感。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老弟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将领李先念，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百八十个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国军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中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国军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国军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部分）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中，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国军中，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警）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国军中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批评。

史上最无聊的杜撰——孙立人坑杀1200日俘 文革后，听到一则笑话，说某地批判四人帮时，在揭露江青生活的奢侈时，说她每天每顿都要吃一小盆的猪肉炖粉条，而在另一个地区，则批判江青说她连内裤都是涤确良的。无独有偶，近来网上也流行一则故事，说孙立人在远征印缅战场上，曾一次就活埋了被俘获的1200名鬼子兵。 不知江青要是听到有人这样编她的故事是会哭呢还是会笑，但我敢保证，要是孙立人听到有人杜撰如此的故事来诬蔑诽谤他，非得从九泉下跳出来将他拉回到阴曹地府去断个究竟不可。 两则故事，都是典型的以个人认知水平臆造他人行为的谬谈。 这种荒谬至极的传说在好多个历史网站都有发表。为加强其欺骗性，杜撰者还编造说美军获悉孙立人坑俘事件后，还曾向中国政府表示了不满和抗议。编的跟真的似的。 如果仅仅有此发帖者，那到还只能说明他一个人的无聊与无知，可每每重复地发上此帖，居然都会让无数网民相信，有的网民还正经八北地讨论其做法是否与日内瓦公约相抵触，有的则不仅相信，还对此行为表示极高的赞赏，这就只能哀叹我们大众网民们荣辱观的缺失与基本历史常识的低下了。 这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杜撰。仅仅从那数字看，就足能让人笑掉大牙。一个师活捉上千名日军战俘又全部活埋，就象杜撰一个大肚子孕妇追上一支老虎又仅用三口就将它吞下肚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无法相信。 为什么说这则故事是荒谬的杜撰，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孙立人肯不肯这么做的考虑。 杀害放下武器的战俘的行为，历史上不是没有。著名的白起坑卒就是其一。尽管对此事实的认定有争议，但那只是坑卒数量上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白起的确是大规模杀过俘虏的。近代的宋哲元凤翔杀俘，则有当事者的亲见亲笔述说，杀没杀三千俘虏值得怀疑，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宋哲元也的确大规模的杀过俘虏。 古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的，因而我们也不必去强责他们。只要我们能够明了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就和向手无寸铁的百姓逞凶一样，是一种有悖军人伦理的无耻的懦夫行为，就行了。 时代的车轮辗过二十世纪后，人们的道德已经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到了宋哲元打凤翔的时期，已经远远不同于白起伐赵时期了。如果说白起那个年代杀俘是可以原谅的话，宋哲元这么干，就只能受到遣责了。而实际上，西北军中以冯玉祥为首的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便已引起同为军阀的各军系的强烈的义愤。因而象冯宋等这样的极端作法，在其他的军系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宋哲元凤翔杀俘的行为，也就只能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绝无象我们原谅白起那样可以得到丝毫的原谅。这就象十九世纪以前的人们蓄发辫裹小脚不应受到谴责而二十世纪的人们要是还那样的装束就只能受到人们的耻笑一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认识杀俘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孙立人他如何地认识这个行为。也许有人会说，都是旧社会的国民党军，既然宋哲元杀俘虏是可以炫耀的是引以为荣的至少是不以为耻的，那么孙立人杀俘理所当然也就是心安理得的，因而也就是他愿意这么做的。 一派胡言，混蛋逻辑！ 虽然同为国军，但需知孙立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的，孙立人所处的四十年代的中央军，也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所处的二十年代的西北军的，因而孙立人的道德准则，也就绝对不可能是宋哲元坚持的道德准则。如果杜撰石友三杀俘虏，或杜撰刘郁芬杀俘虏，不管历史事实上是不是存在，但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刘郁芬、石友三们是有着与宋哲元相同的道德观念的，是没把杀俘当成无耻的。而作为在美国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从属于中央军嫡系，又正在与美英军并肩作战的孙立人，是绝对不可能将杀害战俘看成是一种功勋而必会将其看作齐天大耻的，因而是断断不可能作出如此无耻行径的。 在孙立人所处的那个年代，在孙立人所处的那个群体中，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是任何一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真正的军人所不耻的。实际上，不要说孙立人了，就是从没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军阀张宗昌孙殿英们，也抱定江湖上“好汉不打坐着的”、“杀降不祥”的信条，从而很少做出象西北军中那样的野蛮的缺阴德的事的。 也许又会有人说了，宋杀的俘虏是同为中国人的战俘，所以才会受到谴责，而杜撰的故事中孙立人杀的是日本战俘，日本兵曾经杀过无数的中国人，所以这样杜撰的故事中孙立人杀俘是应该引以为光荣的。 真是无知到极点的说法。俘虏，不管是什么战争中的俘虏，都是双手沾满了我们战友和兄弟鲜血的人，宋所杀的俘虏，其在缴枪前都是恶惯满盈的匪军，对于民众的暴行绝对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鬼子，但这不是他们在缴枪后被虐杀的理由。因为他已经放下武器了，而只要他放下武器了，就不管他们缴枪前有过怎样的罪行，就都理应受到合理的对待，这既是国际法的准绳，更是人类文明的呼唤。违背这个准则的，就只能是一种无耻，就只能受到谴责。包括曾经在中国烧杀淫掠的日本鬼子，一旦放下武器投降成为战俘，也同样适用这样的待遇。 孙立人不是象西北军诸将领那样出身行伍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草头王，因而他断断不可能将杀俘行为看作荣耀，而只能视之为无耻。不信的你们可以看看孙的文章与回忆，从中你会触摸到孙的思想的。 第二点，是孙立人敢不敢这样做的考虑。 也许在当时的抗日将领中，可能会有象网上愤青们一样想法的人，即管他战俘不战俘呢，杀了解气。但根据我对孙立人的了解，我敢百分百地说，孙立人不会有如此无知而又愚蠢的想法。退一万步说，即使谁有这样的想法，他也绝对不敢这样去做，因为如何地对待战俘，还有一个叫做军法的东西在制约着他。不虐待俘虏这条军律，并非只有中共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才有的。 也许有的网民或者认为，上级军法部门干吗要追究下级坑杀日本鬼子战俘的事呢？按这些网民的意思，似乎对杀死日军战俘的行为应该论功行赏才对。要真是有谁这样想的话，我除了哀叹其十足的无知加十足的军盲以外，也就实在无语了。 我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与以往内战不同的特点，即很难抓活的。所以各部队如果能够抓住日军俘虏，都当成宝贝一样。因为这既可以用来向上级邀功请赏，又可以向友军与民众显示自己的军威，对于打击敌人的士气也极富功效。在当时，如果哪个部队能够押着一个日军俘虏走在街上，那要比拖着100具日军的死尸游街还牛逼，因为日本鬼子俘虏太难抓了。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满怀信心地想抓住几个日军俘虏，然后拉到太原城里游街，结果一仗下来，他一个活的也没抓到。那时部队各级长官，如果听到自己手下哪个部（分）队抓到了日军俘虏，都会倍感兴奋，必会对抓俘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然后再派最得力的人员将俘虏看护好，用以再向他的上级报喜。而如果谁不慎使抓到的俘虏死掉，则负责的长官或士兵必定要受到处分，至少要受到申斥。要是有谁胆敢擅自杀俘，则极有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的。 当然，出于对死去战友的悲痛与对鬼子的仇恨，在极端暴怒、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不冷静地抬手枪杀一个几个战俘的情况，难保不会发生，但坑杀上千名战俘，谁敢？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蒋介石，他也不敢，何况没能居天下第一而是有着上级有着军法制约的小小的师长孙立人，何况他身边就有西方的盟军在与他并肩作战，他敢犯天下之大忌杀掉这1200名战俘吗？ 别说他不愿这样去做，就是他愿意这么做，借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 第三点，是孙立人有没有条件这么做的考虑。 最荒唐最无知的，就是那天文数字的1200名俘虏兵。前边已经说到，和内战时期动不动就整营整团成百上千地俘虏敌军的情况不同，抗战中我军极少抓住日军俘虏。从一些军、师当年对日作战的告捷电中可以看出，生俘日军十数人，字里行间就已经充满了无比夸张的喜悦了。一次战役抓获1200名俘虏，在抗战时期，对于一个师级单位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网上杜撰的孙立人杀俘故事中有鼻子有眼地说俘获这1200名鬼子兵是1942年10月29日的事。可编故事的人和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大概是不看历史的，因为1942年秋，正是远征军新败之后，其部队战死、病死者奇多，官兵们在战败后又翻山越岭长途转移，一个个都疲惫不堪，此时的孙部新三十八师，正在印度伽蓝休整，整个1942年下半年，并无任何战事发生。编1200名战俘的故事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愚蠢到至极了。 就算杜撰故事者把日期写错，就算传播故事者把日期传错，那在其他时间段里，孙部有没有俘敌1千多人的战例呢？我们就来看看孙立人部在整个印缅战场上较大的俘获战绩是如何吧。 小的零星的战斗不说了，我们捡大的说吧。先说孙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期间的俘敌战绩。第一个，仁安羌大捷，发生于1942年4月。这是孙将军的成名作，此战使孙立人威名传遍英伦三岛。该役战果：有毙伤敌500余和1000余两种说法，但我没能找到俘敌的人数（不排除此战俘敌数为零的可能）。第二个，攻克于旁，发生于1943年11-12月。此战使孙师114团团长李鸿博得“东方蒙哥马利”美称。此役歼敌1000余人，俘敌13人。第三个，攻克孟关，发生于1944年3月。这是孙立下的“不克孟关不剃髯”的壮志得酬的一战，就在此战后，孙立人蓄了寸许的胡须得以剃掉。不过此战主攻系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只是助攻，另有美军参战。该役战果：歼敌人数不详，俘敌1人。值得注意的是该俘的亲口忆述，“（当官的）对我们讲话，总是说中国兵凶恶的很，捉到日本人就砍头，所以……以为一定是死，未想到反而受到优待”，“十八师团的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作战的威名……所以对孙将军又恨又怕”，后来“我不仅见过他，还和他同桌吃过饭，人家待我好”。第四个，攻克孟拱，发生于1944年6月。此战新三十八师战绩不详，但能知道整个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在包括孟拱战斗在内的整个战役中，共计歼敌约5000人左右，俘敌89人。第五个，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4-8月。该役参战部队为中美联军，孙部也在其列，但非主力。此役总计歼敌2300余，俘敌69人。 孙接任新一军军长后，打仗并不多，唯一可以说说的只有一个攻克八莫的战役，此战发生于1944年10-12月。总计歼敌2400余，俘敌20人。进入1945年后，又打了几个小仗，都泛善可陈。到三月底，缅北反攻就胜利结束了。 从以上所列孙立人取得的较大的战绩看，俘敌没有上百的。所以，即使他想杀也敢杀，他又到哪去找这1千多名鬼子俘虏来供他活埋呢？ 基于以上考虑，可以确定地说，孙没有杀过俘虏，更没有一次活埋过1200名俘虏，这是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该去相信的。 这则故事之所以出笼，又之所以能够在网上流传并被许多人相信，大概他们以为，编这样的故事和相信并传播这样的故事，一来可以发泄自己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二来也可以拨高孙将军的英雄形象，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杀俘是一种无耻的懦夫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英雄壮举了。呵呵！发泄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许没错，而要借此拨高孙将军的形象，就是把自己对荣耀与无耻的认知观强加于别人的愚蠢了，就象那些把猪肉炖粉条看成天下第一美食和把涤确良看成世间最好衣料的人们，非要坚持认定江青和他们一样也只见过猪肉炖粉条和涤确良一样。 一个人，最最可悲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荒唐的事，而是他做了如此荒唐的事又全然不觉还自鸣得意。就象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无知少女从外国垃圾中买来写有妓女标识的洋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一样，真真的又可怜又可悲。 但愿孙将军不要知道这样杜撰的故事，但愿孙将军不要为如此无知的网民而在九泉下伤心和感愤。

说说华北敌后的武工队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敌后的武工队，似乎重视的人不多，到是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和网络游戏很是热衷，可惜他们的理解却基本全是错误的，于是就想写这么一篇东西，抛砖引玉吧。 一，武工队的产生和发展。 武工队是在华北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后在斗争中产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处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也就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的冀中十分区已经无法坚持，其它分区的局面也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特别是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亦越来越多起来，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至五个甚至更多。 关于武工队的名称，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没能够统一，“前方工作队”、“敌后工作组”、“敌后突击组”等名称仍在混杂使用。也有的为了隐蔽，则故意使用“X县游击小组”、“X联县工作组”、“X大队”、“X支队手枪队”等队号，以混淆敌人视听，但其性质却都是一样的。 二，武工队的组织体制 武工队由军分区派出并由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组织关系则同时接受中共同级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在职能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余人。如冀南的武工队，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东的武工队，规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队，开始时十到二十人，后来是四十余人，最艰苦的冀中十分区的武工队，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东的武工队，亦在十人以内，太岳的武工队，人数在十几人上下，晋绥的武工队，最少的八九个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据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为最常见。 武工队设队长、政委或指导员。有的人数较多的武工队，队下还设小队。一二九师政治部曾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其它军分区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这和近期影视作品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支书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的德故武工队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或武工小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 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团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至于队员，则是从军分区敌工、锄奸、侦察、民运等部门的专职干部和作战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支书、排长及敌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中挑选的，同时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装如县大队、公安局、武委会等部门的干部参加。也有的为了对日军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语的干部，有的甚至吸收了个别日本反战同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 对于参加武工队的人选，在全面素质的要求上是十分严格的，文的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要求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有独立活动能力，具备各种军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则是必须要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这一点，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恶劣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 武工队的装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精良的。基本上每人一到两支短枪，其中必有一支在当时十分走红的德式毛瑟手枪，即人们俗称的“盒子炮”。环境许可的地区，每人除短枪外，还有一支马枪或冲锋枪，有的武工队还有掷弹筒，武工队装备机枪的不多。 三，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手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曾明确地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为：“1，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收复人心；2，与地方党政联系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敌后秘密武装；3，进行敌伪军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下层）；4，铲除汉奸；5，掩护交通及进行经济斗争”。一二九师政治部则在1942年9月3日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则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为：“1，切实照顾和保卫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2，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晋察冀军区则规定为：“1，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伪属座谈会，瓦解伪军；2，大力惩治汉奸，摧毁敌伪政权，3，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一一五师规定为：“1，深入的系统的进行敌伪工作；2，破坏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打击特务便衣活动，截击敌人的运粮队；3，广泛的小规模的宣传活动。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建立我们的情报系统。 根据上述各根据地对武工队任务的规定，最典型的斗争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宣传 说到宣传，好多年青的网友会很烦，会认为这是极左的东西，有些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们也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也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其实这是武工队的一项摆在首位的工作，也是评比考核武工队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二九师开展了一次对敌政治攻势，在攻势期间，有一组数字：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的武工队，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1200余次；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的武工队，散发宣传品70余万份，书写标语5万条。这组数字有没有水分先不去说，但它透露了武工队对宣传战的重视程度这样一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最感受兴趣的信息。其实，武工队的宣传，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战，它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攻心为上；一是对群众宣传，鼓舞抗日信心。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这其中的方式方法，纯纯粹粹地属于中共特色。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等，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宣传手段，全都用上了。 冀南军区有一个武工队，经常截住过往邮车，将两枚木制的图章往来往的信封上盖印，对于伪军伪组织成员的信，就盖上“及早回头抗战，将来不算旧帐”，对于一般的百姓的信，就盖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各地武工队，几乎全部对伪军采取了“善恶簿”、 “回心抗战证”的作法，帮助八路或百姓做了好事登记上，做了坏事也登记上。好事做多了发给证件，有了这个证当了八路的俘虏也好说话；坏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脑袋了。对伪军还搞过“良心大检查”运动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都起到了很好作用。除了对伪军做工作，还对其家属做工作。各地武工队都将对伪军属的工作列为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都实施的比较到位。冀东的武工队，就经常于深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冀中的武工队，还举办有专门的伪军属夜校，在深夜将伪属集中起来上政治课。 由于伪军多是当地人，他们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当地，此举配合以武工队的锄奸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也十分的有效。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敌宣传也用的比较多，一般敌占区的伪官，大概没有谁没收到过武工队的信，甚至在天津市警察局长、河北省省长的办公桌上，也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信件。打电话受条件限制，用的不多，但只要条件具备，也会抓住不放。安次县的县长、固安县的公安局长、天津市的市长，保定市的商会会长，都曾在深更半夜接过这样的电话。给其本人和家属造成极大的恐怖，对于动摇伪政权人员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心战效果。 （二）渗透 对敌伪的渗透，最突出的特点是拉关系。抓住伪军伪组织当地人居多，关系网复杂，害怕八路报复等特点，武工队与地方党配合，积极地活动，广泛地交朋友，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十分的活跃，而武工队交朋友的手段，也是随着环境和地区的风俗而定的，有拜把子，有认干爹干妈，有参加红白喜事送礼等。通过这种在当时当地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与当地各种颜色的武装组织和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形成一张无形的关系网。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有的一个小队甚至一个中队都是武工队的关系。到了后来，局面稍稍好转后，地方伪军中能够与武工队交上朋友，竟然成为一种时髦。对于此点，日军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武工队也在对他们进行心战，有时他们也需要伪军的这种关系。 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的目的，无非这么几个，一是获取情报。在农村扎下根的武工队，由于关系网庞大，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因为不知道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就会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二是寻求掩护。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是进行经济战。冀中的十分区是抗战中最艰苦的地区，听一些老人说，当他们在作战中缴获或从敌人的军火库中盗出长枪时，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们用长枪，便与伪军兑换成短枪，当短枪足够用时，则将长枪暂存于伪军据点中，或将其卖给伪军。当作战需要用长枪时，还可以向伪军借来使用。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许多紧俏物资，是武工队通过伪军搞到的。四是有利交通工作。当武工队保护党的重要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许多也是买通驻地伪军放行的。 当然，这些伪军伪组织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地下人员，而是“关系户”，他们与武工队，往往构成某种口头上的协定，即武工队不在他的辖区给他们找麻烦，他们也对武工队的活动睁一支眼闭一支眼。有的纯粹就是见钱眼开，针对这样的财迷伪军官，武工队有时送钱送礼向其行贿，就可以很方便地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些伪军还有一种心理，即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因而一般不愿意得罪八路。而武工队因为环境的关系，也一般不找伪军打仗。说到这里，让人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三）锄奸 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死心踏地为鬼子效劳的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武工队并不滥杀，能够交上朋友为我开绿灯的，一般是不杀的。武工队杀的只有三种人：一是日军直接豢养的武装特务，这些人一般很难争取，故多数给以除掉。二是一般伪军伪警中民愤极大又不听警告的也坚决杀掉，以杀一儆百，使其他人老实点，也为群众解气，以更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变节分子。对队伍内部出现的变节投降分子，中共的制裁历来是无情而又严历的，只要出卖了同志的，不论男女，坚决予以追杀，这也是那个残酷的年代与残酷的环境所逼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处死汉奸的方法，如果有条件的，都是活捉后，公开处决。为了达成警告的效果，有的还将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该死的汉奸一同捆绑到某一执行地陪绑。有的则选在深夜，在需要警告的伪军的据点外面，用高音喇叭宣判其死刑。执行地多选在距群众村庄较远的地方甚至据点附近，既不使群众为难，又给敌伪以镇慑。无法活捉的，则选择适当的机会设法接近然后将其刺杀，或者在赶集时趁人多混乱将其刺杀，或者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其住处“掏窝”，或者侦知其所要经过的路段，事先隐藏在青纱帐或稠密的树冠中，远距离狙击射杀，或者利用关系潜入其据点中，寻机将其处死。尽管是秘密处决，但一般都要张贴布告宣布其死刑，这有点象世界恐怖组织中声称对某次袭击事件负责。因为武工队的关系多，因而对这些目标往往也掌握的比较透，加之武工队员多是本地人，又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所以想杀谁，基本谁就跑不掉。 有些对当地渗透得十分彻底的武工队，甚至对还未被我俘获也还没有杀死的汉奸提前判处死刑，并将布告在集市村口甚至县城里张贴，布告中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一般这样写明的，武工队早就心中有底，该汉奸往往早就在其掌握中了，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因武工队处死的多是史册上无名无姓的小汉奸，象什么维持会长呀、警察分所长呀、特务系长呀等等，故不好举例。保定附近的武工队抓捕杀掉汉奸特务松冈太郎、何茂、张伯正以及“神社”、“西元寺”等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大概就算是比较著名的了吧。说到这，让人又想起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对伪军伪组织中的人来说，武工队的锄奸活动，可以说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动。 武工队的斗争手段当然并不仅仅这么几个。其他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多述。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误区： 其一，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的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由于局面已经打开，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到了四三年秋以后，二者的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分是十分的明显的。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几乎村村人人都加入各种“群众防共组织”，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到了哪个村哪个村的各种防共组织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三是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环境限制了他们没办法与敌明火直仗地干，如果非要这么干，那无疑等于是自杀式攻击，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当然，说武工队不打仗，是指不找强敌明火直仗，而“飞行突袭”、“闪电伏击”等行动和不预期的遭遇战斗却是极频繁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则战前周密布置，接敌猛烈开火，赚一把就跑；对于后一种情况，则速战速逃，绝不与敌纠缠。武工队的手榴弹、“二十响”、卸掉了木托的冲锋式，加上他们的机警与善战，也成就了他们这种“飞行闪战”的勋绩，很少伤亡。就以冯志所在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他们在保定外围活动一年多时间，武工队的成员进进出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先后达数百人之多，创造出惊人的战绩，但却无一人牺牲和重伤，应该与他们的对敌斗争策略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真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在敌战区里，恐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四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是经过军分区政治部严格政审后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还不是他们不凡的身手，不是他们手中超强的近战兵器，而是极高的政策水平和群众工作敌军工作能力，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是他们能够被选入武工队的素质决定了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政治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可以具备的。 其二，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武工队”三个字，极容易使人联想到“武攻队”、“特工队”。今天的许多人，喜欢将武工队看作是加里森敢死队一样的特种小部队，网上更有以敌后武工队命名的游戏，也将其与盟军敢死队相提并论。不错，武工队的每一名队员都是在全分区内精选的，多数是连排级干部，个个身经百战，对于他们来说，近战应敌，黑夜行军，化装侦察，攀屋越脊，百步穿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进过象今天西方特种部队训练营那样的训练，或许也没有专门地拜过武师学过武艺，但频繁的游击作战，早已锻炼了他们不凡的身手，远比训练场上得来的功夫更加的实用和成熟，特别是心理上的成熟和老练，就更是训练场上学不来的，再加上人手至少一支的盒子炮和当时正规部队很少使用的冲锋式，就更使他们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征。但二者是有区别的。 一是作战环境不同，西方的特种部队和武工队虽然都是在敌后作战，但作为前者，这敌后多数是异国他乡，而作为后者，这敌后却又是自己的故乡，故而前者是深入则拘，而后者则是如鱼入水。二是对参加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西方特种部队更注重队员的军事技能，而武工队则将每个队员的政策水平放在第一位。三是作战的首要任务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而武工队首先是“工作队”、“宣传队”，只不过他们是带有武装罢了，它的任务更主要的是宣传战、心理战，破袭任务到是次要的；四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的，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西方特种部队看重最尖端的特工器材，007尽管只是电影，但亦可见西方人的崇尚。实际上，西方特种部队中的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除了装备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因着这一点，武工队到了任何一地，第一要做的便是寻找地方党组织以尽快接上关系，紧接着要做的则是迅速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去靠上这座日军永远摧不垮的“人山”。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既有善于“掏窝”、“单打一”、“飞行闪战”从而让汉奸叛徒听了胆颤的凶狠无情的武工队，又有能与老乡在同一个炕头上睡觉、同一个锅灶里喝粥、同一片棒子垄里耪地的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亲密柔情的武工队。这一点，西方军队从来做不到，今天的解放军也不再可能真正做到了。 要说武工队是特种部队，这是肯定的，但它的特别只属于那个时期的那个军队，而区别于任何其他。 其三，武工队的敌工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村中伪军的下层而不是上层也不是鬼子。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军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在伪军的下层。武工队并不是不做鬼子的工作，但那不是主要的工作，有些影视作品里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血战，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可以说极少。在当时，能打死个曹长，已经算是重大战果了。而且武工队是来做恢复与开辟根据地工作的，打死一两个鬼子刺激了敌人，对武工队的敌占区工作是得不偿失的。武工队为什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放在伪军中的下层呢？第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共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第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新建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伪政权伪军中的维持会长、大乡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第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与日军较为接近，受奴化影响较大，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是不易做好工作的。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而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全家老小多在当地，也不敢得罪整天把脑袋和手榴弹掖在一块的八路武工队，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当然，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伪军下层，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要条件具备，也绝不放过任何的机会给敌以打击。保定、天津城里就经常被武工队进进出出，河北省长吴赞周办公桌上的传单，天津市长温世珍深夜里的电话等，便都是武工队的杰作，但与他们在农村的成绩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总之，在反复地了解武工队后，脑袋里便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印象：既有着基地组织搞恐怖活动那样的让人防不胜防，又有与当地人民群众亲爹娘一样的血乳交融；既有黑社会组织向政府机关渗透那样的圆滑和无孔不入，还有着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洁身自好与铁一般的组织纪律，这几者结合起来，就是武工队。 另：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随着形势的转变和斗争的发展，武工队的体制也有变化，到了一九四三年秋以后，斗争环境改善了，有些武工队已经开始扩大编制，端岗楼，拔据点，打游击，此时已与游击队无异，但仍称武工队。到了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武工队的威名太盛还是其他原因，许多县、区也纷纷组建武工队，甚至有的村民兵队也组建武工队，有的游击队、手枪队干脆就直接改称叫武工队。现在也找不到哪一部文件可以证明中共曾经出台过这样的许可，但同样也没有谁明文不许可，而实际上各类型的武工队是被各根据地默认了，到了现在也不好说哪个正规哪个不正规。不过这后来的武工队从体制编制到人员配备到武器装备便都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武工队了。上文所说的只是四三年秋局面打开以前最艰苦时期的典型意义的武工队。

其五，关于杨虎城等该不该称作西北军 关于西北军都包括了哪些部队，历来存在十分混乱也十分错误的说法，即许多涉史不深者是将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一直到中原大战冯氏战败为止这一个时期内，凡是曾列入冯指挥序列内的部队统统称作西北军。这样，则岳维峻、邓宝珊、庞炳勋、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刘镇华、徐永昌、孙殿英等，便都被称作西北军了。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的帖子，就更是东拼西凑，俗不可耐，其中的有些人与西北军八杆子都打不着。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影视作品的歪曲和某些网络写手的浮澡，这种说法更形普及，真可与国军在解放战争中穿美英式军服的谬误有的一比了。 那么，持此说法的人又是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猜想，可能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西北军这一称法是在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叫起来的，而这之后的国民军各军都曾经长短不同时期地受其节制，所以，凡曾隶国民军各军旗下的，便都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之后冯率师参加北伐，组建国民军联军，后又改称第二集团军，再后来又组织反蒋军，但西北军一称已经叫响，那么在这一时期编入冯军作战序列的所有部队，也就顺理成章地统统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 是不是还有其它别的理由我不知道，但这看起来有些道理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国民政府时期极类似东周时期，看起来国府只有一支军队，即国民革命军，但实际上是各种旗帜的军队并存的。而称某某人属于什么什么军，则是一个事关旗帜的问题，是一个跟谁走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万万不能马虎的问题，所以这就有必要较真了。 彼时什么什么军的叫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有着独立的军政体系和权威的领袖人物的。东北军、晋军等就属于这一种。其特点是使用这个名称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另一种则是对源于某一个省区的多个军队派系的统称，是同一名称下不同军系的集合。如川军、湘军、陕军等。其特证是没有统一的军政体系，也没有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即使有时也曾建立联合的指挥机构，对外采取统一的行动，也不过是个联盟而已，充其指挥者，亦不过盟主而已。这很有点象某些邦联制国家的体制。 西北军是哪一种呢？ 有的说法是将这一时期凡与冯同属于一个战斗序列的部队统统看成是西北军，将杨虎城、马鸿逵、方振武、刘镇华等部与冯之基本部队一同看作是组成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并列的单元了。也就是说，将西北军看成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同一个军号下多个军系的集合，就象我们经常说起的刘湘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唐生智部湘军、贺耀组部湘军一样，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也同冯玉祥一起分别称作西北军中的一支。也有的人说西北军有大小两支，大西北军是冯玉祥，小西北军是杨虎城，这个说法是近年来网络上才有的，算是新创。 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将西北军归入象川军、湘军一类的多军系的集合的话，那么西北军的领袖或者说首领就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多个，就象川军中有刘湘、刘文辉、杨森、刘成勋等多个，湘军中有程潜、唐生智、贺耀组等多个一样。但多年以来，即是采广义西北军说法的，大概也只承认冯玉祥是西北军唯一的领袖，而并不将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等也同时认作西北军的领袖或首领，这显然是个矛盾。所以将其归入这一类不妥。 当然采大小两支西北军说法的人可能会说，西北军的领袖不只冯一个，杨虎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或者也有人说马鸿逵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刘镇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孙殿英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反正都是后人人为定义的，是什么军不是什么军不重要。要是这么说就是抬扛了，因为或许有些军系是后人们为了研究和区分的方便而定义的（但西北军绝对不是），但同样也是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并为历史所认可的道道的，不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就比如火星与木星都是人为定义的一样，将他们的名字掉换一下从本意上讲也并不影响天文学的研究，但即使这样，大概也不是我们谁随便想怎么掉换就可以怎么掉换的吧。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你看网络上地滩上说杨虎城是西北军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说的多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还要看都是什么人在说，现而今影视上许多大陆时期的国军穿美英式军服，许多长征时期的红军使用斯登式冲锋枪，但它并不代表历史就是那么回事。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前，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存在着的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原战败后的西北军是另一码事）。它是以冯玉祥为圆心，以十六混成旅为半径划定的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独立自主，狭隘偏私，家长制作风十分的典型，冯玉祥就是西北军这个小圈子里独一无二的领袖。而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多个派系的集合体。至于国民联军和第二集团军时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它是个联合体，这一点没错，但这个联合体不叫西北军，而应称作西北军与各路杂军的联合体，只不过他在这个联合体中所占的股份要远远大于其它加盟者，这个联合体时期的冯玉祥，实质上是个盟主，不过而已。这就象你总不能因为马济、刘志陆、曲同丰、杨清臣等都曾隶于张宗昌直鲁联军大旗下就称他们是直鲁军一样的道理。 因刘湘、杨森、刘文辉皆川人，故将其部队称作川军；因唐生智、贺耀组、叶开鑫等皆湘人，故将其部队称作湘军；因陈济棠、陈铭枢、张发奎等皆粤人，故将其部队称作粤军，那么，杨虎城、岳维峻、马鸿逵、井岳秀等都是西北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西北人，其部队发展壮大在西北，活动地区主要也在西北，能不能因此而将杨虎城等都称作西北军呢。 这样更不妥。前面说过了，西北军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属于源于某个省区的地方性军系的集合，也不是以地城区分的作战编组，西北军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统一的以军事作实力的政治派别，这一定性就注定了它并不是以其首领或部下将领的籍贯和部队的活动地域作为其认定的标准的。称冯的部队为西北军，最早是因为冯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叫起来的，以后就沿习下来。其实在这之前冯部的发展壮大与西北并没有多少关系。冯不是西北人，其部队骨干中西北人也极少，而主要是冀鲁豫皖几省人，而尤以河北人居多。比如五虎上将中，河北人占了３个，河南、山东各占１个，十三太保中，河北人８个，山东人２个，安徽人２个，吉林人１个，全没有西北人。当然，如果它不叫西北军而叫别的什么军行不行？也行。一个军系称作什么什么军，不过是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一经使用于哪一个军系，就等于注了册。就好比蒋中正不叫蒋中正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毛泽东不叫毛泽东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我看也没什么不行，但人家已经这么叫了，我们今天非要给人家改过来，行吗？不行。 能不能把西北军看作一个母系统，把马家军、镇嵩军、国民军各军等看成是这个母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呢？ 我看不能。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家军、镇嵩军都早于西北军许多年便已独立成军，国民二军、三军则与冯玉祥的一军一同成军，断没有把年长的看作是年少的儿子的道理。 第二，从上述各军与西北军的关系上看，虽然因实力不及，各军都曾依附于冯军，但更多的是互相借重与合作的关系，真正死心踏地依附的极少。如果他们谁真的把冯军看作亲爹那样誓死效忠，那到是可以另当别论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这关系是松散的，但只要他们在表面上还从始至终地共擎西北军这面大旗，就象某些邦联制国家那样，也可以看成是母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对西北军的依附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短暂的。而且在脱离冯军后，又很快地找到了新的主子，加入了新的阵营。他们之中，除庞炳勋曾自称为西北军外，马鸿逵、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等都绝口不认西北军是自己的所属（一些表面上的应酬或酒桌上的恭维话不能算）。察哈尔抗日时，当时受方振武领导而出身于老西北军的张人杰为表示对方振武的不满，故意当着方的面说自己是老西北军，要听冯老总的，曾使方振武与张人杰二人的关系闹的很僵，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方振武对西北军的态度了。 实际上，尽管西北军最盛时拥兵数十万，刘茂恩、井岳秀等不及冯军十分之一，但各军之间绝对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平行的兄弟关系，这还仅仅是说的合作关系存在的时候。真的要说母子关系，则冯玉祥西北军与后来分成多股的宋哲元西北军之间，与韩复榘西北军之间，与孙连仲西北军之间，才符合这样的比喻。 上述各军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冯玉祥的指挥，从战斗序列表上看，杨虎城为第十军军长时，韩复榘为第六军军长，方振武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时，孙良诚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那为什么杨虎城、方振武等就不能和韩复榘、孙良诚等同样称作西北军呢？ 原因很简单，是不是一个军系并不是单纯从战斗序列上看的。因为冯与杨等的关系仅仅是指挥关系，而冯与韩等的关系则远远不仅仅是指挥的关系。同在一个战斗序列中而军系不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果说上述各军都曾加盟过以冯玉祥为盟主的同盟军，便因此将其划入西北军的阵营，那么，蒋唐战争时期，曾隶属于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魏益三、高桂滋、刘桂堂等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湘军呢？要是可以这样称的话，中原大战中曾列入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李宗仁、张发奎、鹿钟麟、孙殿英等，又该以什么军称之呢？其实，这就跟诺曼底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军队并不能统统看作是美军完全一样的道理。实际上，并没有谁把曾受唐生智指挥过的所有军队全部的称作湘军，也没有谁把列入阎锡山指挥序列的所有军队统统地称作晋军，更没有谁把艾森豪威尔指挥过的盟军一概地看作美军，可人们却往往把曾受过冯玉祥指挥过的军队不管受冯指挥的时间长短也不管与其合作的关系好坏一古脑地称作西北军，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解。 同样是隶于冯玉祥的部下，又同样是背冯而附蒋，杨虎城、方振武们与韩复榘、石友三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看一支部队是不是独立的军系或者属于哪一个军系，主要的不是从军令系统看，而应该从军政系统看。也就是说，看某一支军队是不是属于某个军系，不能光看它在作战编组中属于哪一个军队序列，甚至不能光看它的隶属关系，而应该看他的军政体系是独立的还是统一于谁的，看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时的孙良诚配属于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作战，那么从军令系统看，孙良城部就属于蒋集团，而且由于此时正处在蒋冯二人的蜜月期，孙部作战行动唯蒋之命是从。但再从军政系统看呢，则蒋对于孙部却不能干涉分毫，即是一个连的编制，一个排长的任免，恐怕也无从插手。还不仅仅是对于孙良诚部，即使是对于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组、陈调元等部，蒋所能控制的也仅限于作战行动而已，对于贺、陈等部的军队建设，至少在此时还丝毫插不进去。换句话说，在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系，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西北军这一具体的军系而言，看一个将领是不是西北军，可从以下三点来考查：第一，看他是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或者看他的成长是不是与冯玉祥有直接的关系。是，就是西北军，哪怕他后来背叛了冯玉祥，也改变不了他的出身，如韩复榘、石友三等。 第二，如果他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他的成长也与冯玉祥没有关系，就看他在投效冯部后所带的部队是否还是原班人马，是否经过了冯的整编改造而脱胎换骨了。如果他虽然还被冯用作带兵官，但其部队骨干却早已换成了冯的人，整个部队已经经过了完全的改造，那他就是西北军，如秦德纯、吕秀文等。 第三，如果他既非十六混成旅出身，其成长过程中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其部队也没有经过整编，就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西北军这个团体的立场上忠贞不二，站对了，就是西北军。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北军不好举，几乎没有。因为杨虎城等与冯在一起的时间都极短暂便离他而去了，冯又在部队发展到颠峰时很快地失败，也不好验证。在别的军系中，到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比如原为直军后投靠奉军暨东北军的于学忠，原为西北军后投靠田颂尧川军的王志远等，便在投入新的阵营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自己的原班人马而未被改编，但于学忠为东北军、王志远为川军的说法却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很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于学忠、王志远等，尽管在改换门庭后其部队没有进行大的换血，但他们对于新主子的忠心是经过了考验的，他们和他们所带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地站在了新主子一边的，因而实际上已经是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而属于新的军系了。 如果以上这三点都不能满足，那他就不是西北军。 我们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西北军将领拿出来试加分析。 采广义西北军称法的，将许多将领划入西北军门下，象那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所说的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岳维峻、邓宝珊、徐永昌、续范亭、刘镇华、孙殿英、马鸿逵、弓富奎、赵守钰等等，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字。如果都拿出来一一分析，篇幅太长了，有的八杆子都打不着，也用不着去费那个劲。这里只分析平时说的最多也争议最多的三个人，杨虎城、方振武和庞炳勋。 先看他们的出身成长和西北军冯玉祥的关系如何。 先说杨虎城。杨是在护国战争时期崛起于陕西的农民义军中的一支，护法战争时期加入陕西靖国军，为支队长，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靖国军失利后投陕北井岳秀部，任井部步兵团长，得井的庇护多年，实力得以保存。国民三军入陕后，杨部受委为孙部第三师。西安解围后的1927年初加入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也就是从此时起，算是加入了冯玉祥部的战斗序列。从中可以看出，杨部在这以前的成长壮大过程中，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没有丝毫关系。 再说方振武。方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江浙战争时投卢永祥，为别动队司令，自此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张宗昌，为先遣第二梯队司令，后梯队扩编成第六旅，再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在张的卵翼下，方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1926年初自称国民五军，叛离张宗昌，率军西撤与国民军其它各军会合。是年9月与冯等合组国民军联军，算是列入冯玉祥部战斗序列。在此之前方部的建设与发展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庞炳勋。庞炳勋是在孙岳的十五混成旅成长起来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三军时，庞任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进攻国民军时，孙卧病，三军交徐永昌负责，庞在此时率部投靠了靳云鹗，任河南保卫军第九军军长，是为自己独立带队的开始。后来又投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军长。1927年转隶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在这之前，如果要说庞与冯玉祥的关系，就只能扯到孙岳那去，如果不扯到孙岳那，则庞与冯就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三人，在他们独立当家成军之前，乃至到成为一支独立旗号的军队之前，与冯玉祥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再看他们在与冯合作期间的军队建设受冯玉祥西北军的制约影响有多大。 杨虎城在27年初加入冯部序列后，任第十军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参谋长孙蔚如等，全是从当连排长起就跟着杨的老弟兄。其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一直到杨29年背冯附蒋，杨军中没有冯军一人渗入，杨部各级骨干还是原来的老班底。 方振武在26年9月与冯一同组建国民军联军时，任援陕军第一路军司令，部下三个师，师长阮玄武、鲍刚、张兆丰，除张兆丰是后来加入者（但也不是冯的人），阮、鲍都是方部起家时的建军骨干。后方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但所部各级带兵官依旧，直到方离冯而去，冯在方的部队中也始终未能插入一兵一卒。 庞炳勋部转入第二集团军时，改所部为第二十军，辖两个师，师长谭炳衡、马法五，也全是庞十五混成旅时期的袍泽故旧。这期间，冯曾想改编庞的部队，因受鹿钟麟的保护，改编未得执行，一直到冯军失败，庞的部队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冯始终未能染指。 可见，在他们与冯短暂的共事期间内，都始终保持了自己军队独立自主的军政系统和发展方向，没有受到冯氏西北军任何的动摇和改变，当然，受冯排外的限制，其部队也都没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最后看他们是不是忠贞不二地站在了西北军的立场上。 杨虎城是27年初加入冯玉祥部作战序列的，没过几个月，杨便有了去意。之后，名义上虽然还没有与冯脱离，实际上却已经自由行动了。到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中，杨任蒋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率部与冯军作战。大战后期，杨军抢占洛阳，切断冯军西退之路，为最终打败冯军起了重要作用，也使西北军再也没能回到西北根据地重振旗鼓。杨却因此平步青云，坐镇西北，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杨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两年余，实际上连一年也不到。杨对冯玉祥绝对称不上忠贞，不仅说不上忠贞，我看杨虎城根本就是西北军的冤家。 方振武26年初宣布加入国民军，27年4月便离冯附蒋。二次北伐时任第四军团总指挥，其基本部队发展到两个军，另收编旁系两个军。战后任安徽省主席，衣锦还乡。方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好在方在离冯附蒋后还没有象杨虎城那样帮助蒋介石打冯玉祥，不过要是方没有被蒋排挤削权就很难说了，总之毕竟方与冯没有兵戎相见，没象杨与冯那样把关系搞的很僵。33年方还再次与冯联手合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过在前后再次合作期间，方与冯矛盾重重，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方对冯的忠心自然也谈不上。 在这一点上，庞炳勋的情况与杨虎城、方振武都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庞实力太小，想依靠冯这颗大树的原因吧，庞在投冯后不管是打张宗昌打张学良还是打蒋介石，都极为卖力。在韩复榘叛变时，庞先是率先密告，后又率部阻击，曾给韩以不小的打击，并与韩结仇，有些书写成庞与张自忠有隙，大概是把韩复榘与张自忠给弄混淆了，实际上庞与张并无过节。不久冯反蒋失败下台，庞与冯一起渡过黄河退往山西。在后来投靠者中，庞是在冯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叛变的少数几个人之一。31年与宋哲元等一同受张学良改编。在以后的岁月里，庞每每以西北军自称，对冯也以老长官待之，基本还算是站在了西北军这条线上的。 三人中，说起忠心，是无论谁都谈不上了，但庞炳勋及其部下却还称冯为老长官，杨、方二人自离开冯玉祥后，对冯的老长官一称，也许会在某种应酬的场合用到，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部下也同样把冯认作老长官了。 杨虎城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井岳秀，使其刚刚创建不久的部队在濒临溃败时得以立足，保存了实力；第二受益于蒋介石，使其得以发展壮大成举足轻重的十七路。方振武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张宗昌，使其有了第一次扩军发展的机会；第二也是受益于蒋介石，其部队也是在隶于蒋介石时得以发展到全盛。至于庞炳勋，他所受知遇，只有他的老长官孙岳。杨、方、庞三人隶于冯的时间都极短，且由于冯的偏私排外，杨方二人不久便离冯他去，庞是坚持到了最后，不过要是老冯败的不那么早的话，依冯的为人，庞要么被挤走，要么被吃掉，断没有在冯榻旁酣睡立足的可能。 对于三人而言，不论从投效的时间长短上看，还是所受的恩泽大小上看，冯玉祥都远远不能和上述井岳秀、张宗昌、孙岳和蒋介石等相比，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界的大老都习惯将他们称作西北军却少有称他们为别的什么什么军的，真的不好理解。看来西北军的牌子实在是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称杨虎城和方振武为西北军着实不妥，而称庞炳勋为西北军到多少可以说的过去。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对冯不忠却仍然称其为西北军，杨虎城、方振武等对冯不忠就不能称其为西北军呢？这可用一句粗话来解释，亲儿子再不孝，你就是登报和他宣布脱离父子关系，却不能否认他是自己的的儿子；而认了几天的干儿子解约走人又认了别的人作爸爸了，你还能说他是自己的儿子吗？何况杨虎城、方振武等只是在老冯家打了几天工借了几顿饭吃，也并没有认其做什么呀。 能不能将杨虎城等看作是西北军的旁系，也就是杂牌呢？ 在第二集团军前后时期，许多加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都远较冯之基本部队弱小，冯之基本部队又称作西北军，那么，把此时投入西北军阵营受冯节制的杨虎城等部称作西北军的旁系，这与北伐时期归顺国民革命军的大量部队长期作为蒋纪中央军的旁系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要分成两个阶段，在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前，这么认定是恰当的。旁系是相对于嫡系而存在的。不唯蒋介石系统有嫡系与旁系，冯玉祥、唐生智等许多军系中都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后来投效未及消化的略小的部队。在对当时冯氏第二集团军、唐氏第四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做实力分析时，称某部为某之嫡系，某部为某之旁系，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台湾王禹廷先生就经常这么分析注明，大陆的姜克夫先生也持此说，和后来国军中的嫡系与旁系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在杨虎城背冯投蒋后，再这么用就不妥了，在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后还称其为西北军的旁系显然就不是很合适的了。比如张家的闺女嫁给了李家，是李家的媳妇，可后来又改嫁给了王家，还说她是李家的媳妇就不合适了。杨虎城、方振武等都是骨头带刺、犟硬难啃的主，并不象曹万顺、周凤歧那样轻易的就让人吞下去消化掉，这就决定了不管他们曾投入谁的门下，都不愿意成为谁的死党而甘愿任其肢解改造，也就不可能成为谁的嫡系。比如杨虎城，他投井岳秀时，是井部的旁系，投孙岳后，是孙部的旁系，投冯玉祥后，成了冯部的旁系，投蒋介石后，又成了蒋军的旁系。就象我们不能在宁汉合作以后还老是将庞炳勋、郝梦龄等称作唐生智的旁系一样，杨虎城在投冯玉祥后还说杨是井岳秀的旁系也不合适。同样的道理，讨论27年初的杨虎城第十军，说他是西北军旁系是可以的，说起36年末杨的十七路军，还称他是西北军的旁系就显然不妥了。 那么，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西北军投入蒋介石阵营的，为什么还总是称韩是西北军而不能称杨是西北军呢？ 还用刚才的比喻，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冯家嫁过来成为蒋家的媳妇的，但韩是冯家的闺女直接嫁给蒋家的，韩的娘家就姓冯，即使与娘家的关系再坏也改变不了他姓冯的根源；而杨则是冯家的媳妇改嫁到蒋家的，对于已经嫁到蒋家的杨虎城来说，冯家既不再是他的婆家，也不是他的娘家，不管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29年以后的他都不可能姓冯。 旁系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杂牌军，既然是杂牌军，他也总得有个牌子的，说杨虎城等不是西北军，那他们又是什么牌子的军呢？ 我猜，之所以许多人习惯较多地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称作西北军，而对于同时同样隶于老冯部队的马鸿逵、刘镇华等，称其为西北军的就较少，可能也就是因为后者所属的马家军、镇嵩军名字比较响，而对于前者却不好归属的原因。 前边已经说过，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系，主要的是看他是不是有独立的军政系统，而不是看他的大小和存在时间的长短。夜郎再小，也是一个国家，湖广再大，也只是一个行省，就这个道理。 杨虎城的部队，方振武的部队，庞炳勋的部队，其实都是独树一帜的部队。杨早在靖国军时期便已有了独立拉队伍的行动，靖国军解体后，在极端困难面前，杨率部依附井岳秀，开办安边教导队，韬晦练兵，着手培养自己的班底。虽就食于井岳秀多年，但他的部队却没让井有丝毫的染指。在投靠蒋介石后，在蒋的政权已经渐趋稳定的时候，杨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立建军独立发展的道路，没能让黄埔系对其部队产生太大的影响和渗透，更不用说临时指挥其作战的冯玉祥了。所以说，直到杨虎城被削夺了兵权为止，杨的部队都是一支独立的军系。至于杨虎城部队的名号，有称其为陕军的，也有称其为十七路军的，我觉的都可以，但称其为西北军却绝对的不可以。 方振武更是早具野心，其部队的独立性与杨虎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张宗昌部队里，他连招收教练营的学兵，都只在他的家乡安徽的寿县、凤台一带进行，从干部上确保了部队的单纯，为培养自己的班底打下了基础。张几次欲整编其部队都未成功。之后方率部投身国民军阵营，短短一年内冯玉祥根本无暇也无胃口吃下个性十分倔强的方振武部队。到了蒋的阵营后，方部得到了大的发展，编遣会议时，所部编为并列的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蒋的意图是想削弱其兵权，但方却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两师的联合办事处，仍然起着统一指挥两个师的功能，可见其独立精神之顽强。方振武的部队就是方振武部队，他既不姓张也不姓冯也不姓蒋，他只姓方。怎么称呼他的部队，没办法，也只能称之为方振武部队了。 庞炳勋部队和杨虎城部队、方振武部队不一样，庞部是由国民三军直接延续下来的，尽管在投靳后庞部实际上已经独立，但其老底子仍然是国民三军的，而且也是国民三军幸存下来的一支独脉，我看就称其为国民三军旧部是最合适的，王禹廷、姜克夫便以此称庞部队。有的将其称作西北军，勉强，但也说的过去，而且庞氏自己及部下也这么称呼。大概是西北军的家长虽然倒了，但其家族还很庞大，加之庞与河北人占多数的西北军众将领有着同乡的关系，也想攀上这门子亲，以不显得自己过于孤单吧。 历史科学有它特定的规律，与流行的菜品、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碟所要遵循的规律不同，后者是只要吃的人多穿的人多听的人多，就是它存在的真理，而历史科学不能按这个规律去衡量，它往往是冷僻的，对它的认定正确与否并不与说的人多少成正比。

民国历史上的以讹传讹 鲁迅说，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这句话想到今天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于是，历史上本来并没有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信史。或者换一句话说，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这么回事。 其一，关于称兄道弟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去了前方，于是蒋介石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白为兄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大大的不可以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其二，关于少帅 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戏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 “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 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少年英俊”和“少年统帅”的简称，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衔共分三等九级，其中上等分三级，即上将、中将、少将。可见，当时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这“帅”的称法又有不同，一般同僚中称呼，是将某人的“别字”中挑出一个字来加上帅来称呼，如张作霖字雨亭，则称作“雨帅”，吴佩孚字子玉，便称作“玉帅”。也有根据某人的官职取一字加帅联称的，如称不同时期的唐继尧、孙传芳为“联帅”等。以上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辫帅”、“胡帅”等。如果是手下人，则直接称主子为“大帅”。因那时有资格称“帅”者十分的普遍，故相应的对于这些“帅”的儿子，就往往戏称作“少帅”。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在当年，同时与“少帅”并称的，还有“姑帅”——指军阀的姑爷（即女婿），“舅帅”——指军阀的小舅子和“三帅”、“四帅”——指军阀的弟弟等。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 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 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少帅一词，在当时丝毫也没有“少年英俊”和“少年统帅”的含义，可以这么说，当年人们称“少帅”，与称“姑帅”、“舅帅”、“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往最好处说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对于张学良也同样如此。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则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就象是五十年代的翻身农民和今天的人们在欣赏《白毛女》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样。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 但现在有一些与当年不同的现象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有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 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 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 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称自己“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少帅”地叫个不停。 其三，关于冲锋枪 影视中这方面的错误最多也最显而易见。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国军官兵手持司登式冲锋枪射击的场面，让人晕呕不已。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前几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如《长征》、《大决战》、《新四军》中，红军使用司登式、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用现役五六式的镜头甚至是特写镜头也履履出现，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司登式冲锋枪是英国在二战中后期生产的，进入我国是在四六以后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导演们是怎么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人的手中的，实在荒谬至极。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的幽默，就象某个小品中刘备用摩托罗拉一样，是为了博得观众开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剧。不过，你在感到浑身发冷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它的让你绝对笑不出来的另一种幽默的。 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冲锋枪的汤姆森和伯格曼。 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带一百发弹鼓和二十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但由于其制造工艺复杂和成本过高的原因，产品并不多。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三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阎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一至二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将冲锋枪称之为冲锋枪的。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由国民政府兵工署规范的兵器名称中仍然没有冲锋枪一词，而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 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伯格曼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伯格曼。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伯格曼在当年普及的程度。 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 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伯格曼，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 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内战内容的影视片中出现冲锋枪，刘湘部队和阎锡山部队，就应该是仿汤姆森，其它别的部队则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别的枪型大量出现，出现了就是错误的。 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产冲锋枪，主要是为了填补轻机枪火力的空白，是意图使之完成突击步枪或轻机枪的职能，川造汤姆森的枪管比原枪长出许多，就体现了这种用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国府统一生产，轻机枪的生产规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前线消耗，加之这时国人也还并没有认识到冲锋枪应有的战术价值，冲锋枪的生产便停止了。整个抗战时期，除八路军曾少量生产外，大后方的国府兵工厂并未生产过一支冲锋枪。在美援来到中国之前的抗战中，冲锋枪的使用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当然也有，但很少。 随着美援的到来，美制冲锋枪成批进入中国，其型号有汤姆森M1928和M1A1，并有少量M3。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有加拿大制英式司登冲锋枪大量进入中国，此一时期的冲锋枪便主要是以上几种。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也有少量苏制PPSH41冲锋枪使用。柏格曼因为早已停产，而冲锋枪的寿命又极短，在内战中估计不会再有堪用的了。 对于有万国武器博览馆之称的中国军队来说，特别是对于靠搜集缴获来补充武器的中共军队来说，在他们手中出现什么枪都是不奇怪的，但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枪则真真是“拿起狗来打砖头”的天大怪事了。 其四，关于武装带和国军军装 武装带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但今天并不难见到，只要走在大街上，你看所有各单位大门口站岗的保安，他们多数系的就是武装带。 武装带为军官专用，因旧时军官佩军刀于腰带左侧，为防较重的军刀将腰带坠斜影响军容，故置一肩带右肩左斜地吊住腰带，这加了肩带的腰带就是武装带。后来军常服很少再佩军刀，但武装带却并没有跟着军刀一起从军官的身上解下，因军人扎武装带比扎腰带更显英武，因而得以保留。 有些人将今天我军用的外腰带称作武装带，是错误的。武装带与外腰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肩带而后者没有肩带。还有，腰带有宽有窄，而武装带中的腰带部分全是宽的，如果是扣眼式的，则全部都是双排扣的。国民政府时期的武装带又俗称斜皮带。在当时如果说：这小子有出息，扎上斜皮带了。就意味这个人由士兵提拔为军官了，因为一般只有军官才能有资格扎武装带，而士兵通常只能扎腰带。 中国军人扎武装带始自一九二二年奉军的整军经武。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其军事思想，组织编制，军需制度等有别于北洋旧制，就连军服军饰也是另搞一套，其中就有武装带的采用，开创了中国军人系武装带的先河。而关内的北洋直系皖系及西南军阀的川滇粤桂等军系从始至终都采用的北洋旧制，北洋军服又是从日军移植而来，军刀直接挂于内腰带上，故没有武装带的配置。至于电视剧中比如中央台正在热播的《啼笑因缘》中北洋军人系的武装带，还有前几年看到的一部反映李烈钧讨袁的电视剧中反袁军系的武装带，都只能归功于导演们想当然的臆造。 黄埔建军时，由王伯龄主持的军服设计，也采用武装带作为师生军常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大革命时期很是风光的一个亮点。后来军服虽有改动，但武装带仍旧保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武装带才在中国军人的腰上解脱下来。 武装带源自西方军队，上个世纪前半叶比较流行，二战结束后基本废止。今天，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的军队和中国极多数单位的保安仍旧使用外，军队中已经很少见。 但我们擅长戏说的导演们似乎却并不甘心，不管历史上中国军人的武装带是什么时候开始扎的，什么时候开始不扎的，而只凭着好看，就将其无限地前后延长。从辛亥起义的民军到四九年仍旧与新中国对抗的国军残军，都硬性地给他们扎上一条，反正扎了比不扎好看，管他历史真实不真实呢。不仅如此，许多影视中还给压根就没扎过武装带的侵华日军也扎上一条，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小日本的威风和俊美。于是便有了如《啼笑姻缘》中那样的佩着北洋军的肩章，扎着国军时期的武装带，张口闭口“北平”“北平”（北平是北洋军阀灭亡后才使用，北洋时期北京就是北京）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亮剑》中楚云飞那样的戴着不知哪一国的军帽，穿着似乎是美军式样的开领军常服，佩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后才有的帽薇和领章，扎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前使用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东宁特遗队》、《亮剑》中那样的不知穿的是哪一国军装的日本鬼子。 说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陆军）军装。国军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取消了武装带，军官常服采中西结合式，是在中山装的基础上，肩部加有肩袢，腰部加有一条类似风衣那样的布制束腰带，有点象猎装，但上衣领口系风纪扣封口而并不开领，领花在领口处，军衔标志在肩袢上。尽管加了西方风格的肩袢，更多的还是中式风格。这么说吧，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官常服，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取消了武装带，第二是军常服上衣并不开领，而且压根就没有过开领。 抗战后期，接受美援后，曾有美械装备的国军，但那只是武器，并不包括军装。不错，在远征军，驻印军等少数部队中，曾有过美式夹克，美式皮鞋和英式钢盔少量的供给中国军队，但从没有过美式开领的军常服供给中国军官。老电影《战上海》中国军军长邵壮所穿的美式军用夹克，即为抗战后期美援军服之一，在国军中确有此种情况，但数量极少，而且那只是夹克。当然也可能会有在华的美军顾问将自身军装作为礼物赠给要好的中国军官，或者个别留学英美军校的学员由国外穿回，然后在非正式的场合偶尔穿一下摆酷。但不管哪种情况，绝对都是风毛麟角，一千人中也难找一个。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军官从上将到少尉，不敢说百分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一直穿的就是国军中式军服。 但电影中电视剧中却又是一番景象了。大概是从文革后期的一部由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开始，银幕上的国军军官穿上了开领的象是二战时的美式军服又象是现在我军正在穿着的夏常服那样的军装。七十年代末又有一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紧随其后，那里面的国军也全部是这种装束。不过这时好在还没扎武装带，给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扎武装带是大约九十年代后期导演们的再创造。再之后便以讹传讹一窝蜂似的在电影电视剧中普及开来，这原本不伦不类的军装于是被许多人误认为就是那一时期国军的标准军装了，实际上这都哪跟哪呀？ 你仍旧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故意的搞笑，不是的，人家仍旧是正儿八经地教育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使他们同样正儿八经地相信，那时的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至少对于电视机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观众来说是这样。 从电影电视剧中学习历史，已经成为许多人包括许多导演最便捷的功课，而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正由此通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我们的驻地正处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的关系，与此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便屡拍不止，官兵们便经常地被派去充当群众演员过一把戏瘾。我就有机会曾向一些导演指出过服装道具的失实，可人家很是礼貌很是坚定地说：“您搞错了，您看某某电影某某电视剧中的国民党军官，不都是这么穿的吗”。到把我驳的无言以对。 真盼望着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那样的作品，也真的希望那些无知的导演虚心地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踏踏实实地补一补自己的军事历史修养。

三、全面混战时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陆军进入进一步分裂与全面混战时期，又分出冯玉祥国民联军、张宗昌直鲁联军、孙传芳五省联军、阎锡山晋绥军等。在这一时期，一支部队的装备全取决于能够尽量搜集到的枪炮而定，想定编制基本成为一纸空文。所谓考证，其实也全不成其为考证，而只是略作些许罗列而已。 装备最为精良强大的首推奉军。自战胜直军后，到1926年，其兵工生产跃上了颠峰，在全国各大兵工厂中，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特别是火炮的出品，产量甚大。到九一八前后，主要出品有：1925年仿制成功日41式75毫米山炮，命名为辽14年式75毫米山炮，到1931年，共生产72门；1924年仿制成功日38式75毫米野炮，命名为辽13年式75毫米野炮，到1931年累计生产108门； 1924年仿制成功奥式21倍口径100毫米轻型榴弹炮，到1931年共生产300门；1925年仿制成功日式105毫米轻便榴弹炮，到1928年共生产16门；同年又仿制成功日38式150毫米榴弹炮，到1931年共生产21门；1924年仿制成功日14式29倍105毫米加农炮，至1931年累计生产12门；1925年仿制成功日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称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是国产最早的平射炮。至1931年，累计生产370门。除此之外，1925年仿制成功奥18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命名为14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没有看到该型野炮出品数量，但知道从奥地利购进320门炮的全部零部件，运回东北进行组装，那是否也就是320门呢？ 轻兵器的生产，著名的是辽十三年式（也称韩麟春式）步枪，于1924年试制成功并开始量产，出品甚多，曾达到月产4000支以上，基本能够保障供应。另有辽十三年式重机枪投产，产量亦丰。 在这一期间的南口大战、直奉河南战争及对抗北伐军等历次战争中，奉军的优势装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加上大量缴获直军的武装，奉军此时的装备情况已不仅仅是北洋第一，也成为全国第一，这一点似乎没有争议了。 直军在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已成为昨日黄花，但仗恃汉阳兵工厂的生产与外购的底子，装备情况比北伐军还是要强许多。 冯玉祥国民军特别的艰苦，其装备可能算是这一时期各路军阀中最差的。但自东出潼关后，巩县、开封两兵工厂被其占领，便竭泽而渔地进行军工生产，从冯的日记中窥出，其对迫击炮和手提机枪的生产是特别重视的。一直到北伐完成后进行编遣时为止，多数师都编有一个重迫击炮团，有的师甚至编有轻重两个迫击炮团，在西北军的少数营一级，也编有轻重两个迫击炮连，西北军中的手提机枪也是整营整团的装备，可知其在占领河南这短短的时间里该两种枪炮的出品当不在少数。 至于外购，主要来自苏联的援助。1925年4月到8月，冯购得苏联军械计有：步枪7900支，子弹1500万发，卡宾枪15000支，子弹7200万发，机枪27挺，子弹63万发，机关炮189门，炮弹650万发，野炮66门，左轮手枪1800支，子弹500万发，还有大量其他军品。1927年3月，又派团到苏联专门要武器，主要是轻武器，数量未详，重武器仅12门山炮（后途径蒙古时换成12门野炮）。1927年4月，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搜出冯玉祥的两张军火收据，一张是购买步枪27970支，子弹2700余万发，机关炮147门，三英寸口径炮42门，及其他军品，总计价值436万卢布。另一张收据，则有步枪3530支，子弹2365万发，马克沁炮80门，三英寸野炮18门，榴弹炮8门，炮弹38箱计17654发，化学炮弹9360发，手枪500支，及大量军品，总计价值450万卢布。 冯玉祥也少量从其他国家购买军械。仅知的有1926年2月，从英国洋行购买到步枪10000支，子弹200万发，机关炮24门，炮弹500万发。 冯军总的来说装备穷劣，除了河南两个兵工厂的补充和苏联的援助外，还有一个途径也是更主要的途径则是依靠战场上的缴获来充实自己。另外一个特点是冯军往往把装备集中编配到精锐部队，因而虽然全军总的来说装备穷劣，但就某一个单位的装备情况来说，却可能十分的精良。 张宗昌直鲁联军源出奉军，至少其嫡系军队装备应不会差。从1925—1928年间，张宗昌任督军的山东省的经费预算中89%用于军费。山东兵工厂不是有影响的大厂，从零星的资料看，只知道张宗昌占领山东期间曾组织过82毫米、84毫米迫击炮的生产，月产量12门，其他武器的生产尚未发现。 张军的武器供应主要靠外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部在东北已呈独立态势，但军火仍主要靠张作霖的统一调配，部分也依靠与白俄溃兵的交易中获取。进入山东自立门户后，开始大规模购械。1926年11月，张宗昌从德国购得价值300万元的军械；1927年1月，又从德国人手中购得德国造七九步枪4371支，八毫米步枪6600支，机关枪20000挺，迫击炮12门，毛瑟手枪200支，及其他军火；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先后三次从奥斯陆购得军械，第一批2107箱，其中有步枪11375支，第二批2140箱，其中有步枪2071箱，第三批3526箱，其中有步枪500支、手枪200支，第四批有步枪7000支、机关炮10门。每一批均另有大量其他军品。1927年初，张还从捷克人手中购得步枪50000支。 张军曾收编多股杂军，其装备情况全无定律可言，恐怕每个师都不一样，这个连张本人也无法知道的情况怕是没有人能比张知道的更多更详细了。不过从第二次北伐时革命军对张作战时的缴获情况看，直鲁军的装备仍然相当的精良与强大。 孙传芳五省联军系直系分出，其编制装备没什么特别之处，仅知道孙部占领上海期间，曾大量制造迫击炮，其中50毫米小口径迫击炮至其失败时共出品274门。另1924年10月，购得德、捷制造的军火共计293箱，其中自动炮2箱，迫击炮12箱；1926—1927年间，通过张宗昌购得军械260箱，其中有步枪1000支，机关枪150架，手枪106支。 孙军是纯粹的联盟性质的军队，各军军械多是原来就有的，与孙关系不是很大。但总的说来，五省联军占据江南富庶地方，其军队的装备应该不会差。 这一时期，还有一支部队不能不说，即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晋绥军。阎的晋军很难算得上北洋陆军，但既然一直将张作霖奉军称作北洋军了，这里也就将一直投靠历届北洋政府的阎锡山部队也算作北洋军吧。 要说到编制装备，这可是一支很值得大说特说的部队。阎军的军火生产十分的火热，出品特别多，部队的装备在当时也绝对是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的。阎军外购的枪炮不多，目前仅知道1918年前后，阎曾利用参战借款向日本购买大正六年式山炮12门、三八式野炮12门和三八式步枪3000支。阎军军械来源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是全国所有军阀中唯一能够枪炮自给的一支。以至于阎军将领打仗从不吝惜枪炮弹药，消耗多少回来立马补充多少。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山西的军工产品成龙配套，山炮、野炮、重炮，盒子枪、步枪、机枪、冲锋枪应有尽有，出品甚多，主要产品为：仿三八式步枪、仿三八式重机枪、仿汤姆森冲锋枪、仿毛瑟手枪、一七式手枪、仿日三八式75毫米山炮、改进后的一二式75毫米山炮、一三式山炮、一四式山炮、仿德105毫米重山炮、仿德88毫米野炮、82毫米迫击炮、150毫米迫击炮等。到了阎参加北伐时，山西兵工的月产量已经达到山野重炮共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支，机枪15挺（？），冲锋枪900支。其中光是一三式75毫米仿日四一式山炮，到北伐完成时止，就出品了700门之多。 对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阎军来说，其编制装备还有几个值得称道之处：阎军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将冲锋枪大量普及装备到全军每一个步兵班的，当时全体晋绥军的每一个步兵班，都有冲锋枪一至二支；阎军至少还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将重机枪、迫击炮装备到步兵营的，当时的阎军步兵每营编配八二迫击炮4门，六五重机枪2挺，而将150毫米迫击炮列为团属迫击炮。除此之外，阎军还有不少于奉军的独立的炮兵团、旅，还有独立的机枪团。特别特殊的是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机枪连的编配都是四至八挺的情况下，阎军独立的机枪团中每个连编配的重机枪竟然达到27挺之数，真真好生了得。北伐结束后，阎曾向马鸿逵、马步芳、李宗仁等出售火炮，在当时各路军阀都极缺火炮而拚命购进的情况下，阎还能够外销，足见其产量之大了。 在北洋军阀的后期，又一支特殊的重装备部队跃上了这一时期的军事舞台，即有陆地战列舰之称的铁甲列车部队。 关于铁甲列车，因明辉曾有专文，这里不赘述。但仍想强调一点，即铁甲列车在当时确是张宗昌的白俄兵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首创，但使用于战斗，则绝非张军所独有，张作霖奉军、吴佩孚直军、冯玉祥国民军中，都普遍装备有铁甲列车，并编有专门的铁甲列车部队。孙传芳军渡江偷袭南京时，也曾使用铁甲列车轰击北伐军江宁炮台。直奉河南战争时，直军后起悍将高汝桐，就是乘座在铁甲列车上与奉军交战时阵亡的，而有趣的是，他又是被奉军的铁甲列车开炮击中而死的。这一时期铁甲列车装备使用最多的可能是张宗昌与冯玉祥了，张军中能够查到的有“长城”、“长江”、“山东”、“河南”、“湖北”、“泰安”、“云贵”等号，冯军中能够查到的有“中山”、“平等”、“博爱”、“民生”、“民权”、“北京”等号，当然这都不是全部，更多的有待日后再考。在著名的冯张豫东大战和鲁南战役中，还曾数次出现铁甲列车与铁甲列车的战斗，其中光是第一次兰封战役，张军失利，冯军一下子便缴获张军铁甲列车六列（一说五列）。这是铁甲列车在中国最辉煌的时期，但到了中原大战后，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二、直皖奉分裂内战时期 自护法战争期间直皖分家，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是直皖奉三大派系军阀的内战时期。其装备特点是想定编制与实际编制已经有了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每一个师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好考证的如上一时期那么详实，只能通过一些麟角来揣度某一派系的大概而已。 这一时代的直皖军队，不论从编制上还是装备上都没有什么区别可言。唯一的不同是由于军队数量的膨胀远远超出国内兵工生产的速度，外购的军械数量比袁世凯时期更多了。 皖系军阀装备的最好的是参战军。此时因为段祺瑞把持了朝政，利用参战借款大肆购买军械装备参战军与边防军。分别于1917年11月和1918年7月两次大规模地与日本签订军械订购合同，前者总金额为日金1700余万元，但购械数目及品种不详。后者总金额为日金2364万元，所购的军械为三八式步枪85000支，子弹6750万发；三八式机枪198挺，子弹950万发，附零件6种；山炮162门，榴霰弹81000发，榴弹16200发，附零件15种；三八式野炮72门；军车180辆，零件6种。以上军械，全部用以装备参战军与边防军。 当时参战军的编制与原北洋军的编制略有不同。其区别是每师的炮兵团辖9个4门制炮兵连，共编75毫米山野炮36门，较北洋旧制略少；机关枪四个连是6门制，但不是分属于团，而是集中编成机关枪营直属于师。参战军使用的武器，除山炮外，全是新由日本购来。 三个师以外，参战军训练处还直辖有重炮一个营（也有两营之说），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150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加农炮，也全是日本造，就连用来挽炮的马匹也是从日本进口。 皖系很快战败了，其新购的崭新的日式装备，全数为直奉两系所瓜分。之后，直奉两大集团一个关里一个关外，形同敌国般开始了疯狂的军备竞争。 这一时期，北洋军的装备有几个发展变化。 一个是迫击炮的大量列装。虽然迫击炮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便已诞生，但军方对它的认识却要晚的多，直到十年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时止，还只有德军将迫击炮正式列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一剂强烈的兵器摧生剂，机关枪、迫击炮都得以在这次大战中被重视，被大大地扩大生产了。 一战结束后，迫击炮开始进入中国，并因直奉两军的扩军竞争达到第一次生产与购买的高峰。 第一个将迫击炮正式以法规的形式列编入部队的是奉军。自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改革军制，整军经武，确立了与关内北洋军完全不同的编制，其中便有将迫击炮正式列编的新法。在新的奉军编制中，每步、骑兵团内，均辖有一个6门制迫击炮连。 至于迫击炮是以什么样的编制列入关内的直军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列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切的依据，也许就压根没有列入编制，只有实际上的使用而已，类似于今天的无照经营。 迫击炮的生产，奉军也是全国第一家。1922年，奉天迫击炮厂仿日式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辽11年式80毫米、150毫米迫击炮。第二年，由直军控制的汉阳兵工厂亦仿制生产出仿英式75毫米迫击炮，至北洋军灭亡，共生产1055门。之后不久又制成仿英式83毫米迫击炮，至1926年止，共生产107门。奉军生产的迫击炮具体数目不详，但估计不会比直军更少。 当然，更大量的迫击炮供应，是来自于外购。据外籍华人历史学家陆安东先生提供的数据，仅1921年11月，直军便从意大利购得迫击炮2万门，炮弹1百万发。不知这2万门之数是否确实，如果确实，则这2万门迫击炮，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之后的1924年，直军又多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迫击炮，第一批有迫击炮240箱，每箱多少门未知；第二批是迫击炮6箱；第五批还是迫击炮300门。但最后一批的300门迫击炮，直军并没有得到，因北京政变直军战败，全落到冯玉祥手中了。 虽然能够知道的是直军大量购入迫击炮，但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似乎奉军的迫击炮更多，特别是150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曾给山海关直军阵地以极大压制。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在给后方杨宇霆的信件中还曾提到：“唯迫击炮与手提机枪，为山战利器”，希望奉军后方扩大生产，“利器既充，克敌自易”。实际上，对于山海关这样的山地战场，直奉双方都大量使用迫击炮这种“山战利器”，吴佩孚上阵督战时，其幼年学兵便用小炮轰击后退的直兵，我猜，这小炮当就是小口径的迫击炮吧。 再一个变化是坦克部队的加入。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奉军中才有成建制的坦克部队，因前人已有专文论及，不赘述。 一般来说，奉军的装备胜过直军，笔者也这么认为。但胜过多少？是不是很悬殊呢？未必。依我看，至少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时止，两军在装备上差别不大或者总体上没有差别。换句话说，是奉军略强于直军或相当于直军，而不是许多论著中所认为的奉军远强于直军。 为什么呢？第一，从两军的兵工生产情况看，直到开战前，奉军并不强于直军。先说直军，除了大量生产迫击炮外，重机枪的生产也因一战的经验教训而加大了力度。最先仿制重机枪成功的金陵兵工厂到1924年时，已达到月产马克沁重机枪三十余挺。大沽海军造船所仿制的马克沁产量亦大，据说曾超过金陵，除供应本部外，还有外销的能力。汉阳厂于1921年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定型并批量生产“三十节式”重机枪，此时的月产量已达到五十余挺。该两种重机枪，成为这一时期直军部队的标准装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山海关战场，直军第十五师每团的机关枪连并非平时的6挺制，而是每连9挺的超配置，团属机关枪连外，又有师属的机关枪营，每连也是9 挺。怪不得奉军的敢死队在山海关直军阵地上吃了那么大的亏呢。 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这时已经趋于成熟，正步入壮年，出品甚多，为国内当时产量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步枪。 另外还有毛瑟手枪及仿伯格曼冲锋枪的大量仿制（因笔者有专文述及，这里不在赘述）。 总之在轻兵器的生产方面，直军控制的关内各厂绝对不会比奉天兵工厂稍差，特别是1922年以前，汉阳厂更是远远优于奉天厂的。 但不可否认，重兵器的生产，特别是火炮的生产，直军重视的不够。在直军控制的兵工厂中，主要产品就是汉阳造10年式75毫米山炮。到北洋军阀灭亡时止，仅生产68门。 奉军在1922年战败后，退居关外，闭关自守，其兵工生产开始起步，并以惊人的迅猛势头发展起来。不过一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除了轻重两种口径的迫击炮和仿伯格曼冲锋枪有大量生产和装备外，其他兵器出品甚少。但奉军对重兵器特别是火炮的生产，却十分的重视，已经蓄足了劲头，科研试制了多品种的火炮，不过到战前尚未有批量出品。 许多文章说到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其装备远强于直军时，都用其兵工厂在整军经武后“一年能出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的数字作论据。一年200门炮的产量，当然是个十分了得的数字了。这个数字，最早见于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后来何柱国回忆录也持此说，再后来许多论著便都这么说了。实际上丁著于1926年出版时，在这个数字前边，还有“预定计划”几个字，可惜到了后来，人们将这几个字给传丢了，反到在炮字前边又加了个大字，变成了“一年能出大炮二百尊”，于是这本来的期望值就误说成了实际值了（后来的确实现了这个期望值，但那是1926年以后的事了）；于是这本来应该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炮，也误说成了不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大炮了。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以1922年还仅仅一个200人的小厂，要达到这个数字，绝对不是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的。要我看，奉军这时的兵工生产能力，往好处估计，顶多能与直军的汉阳厂持平，可直军除了汉阳厂，还有金陵、巩县、大沽等厂呢。 实际上，战时奉军军械比直军强，强就强在大量的外购上了。1922年，奉军从荷兰鹿特丹、安特卫普购得步枪50000支；向日本购得莫辛纳干步枪31000和三八式步枪5000支，机枪11挺，炮弹1万发；与流亡在东北的白俄残军商购军械计步枪3万支，炮弹626箱，炸弹209箱，电线等物品200箱；从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12万元；从日本购得150毫米重炮15门；1923年1月，再购意大利军械价值为5百万元；1924年4月，购日三八式步枪33000支；上半年，再向上海洋商购得日三八式步枪及子弹2600箱，手枪及子弹600箱；10月，又购得日式步枪3000支，炮弹10万发；11月，购得德国军械整整一船；1924底至1925年初，通过德商购得日式三八式步枪46000支，俄式莫辛纳干步枪35000支。子弹4千万发；1925年上半年，通过挪威购得（以货物重量计算）步枪129000公斤，白郎宁手枪39000公斤；1925年10月，购得捷克步枪81000支，子弹4千万发；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购得挪威军械三批，分别是14189箱、82箱、2482箱；1928年初，购得捷克步枪40000支，子弹2千万发。 当然曹吴也不会老老实实光指望着汉阳、金陵等兵工厂的国货的。由于此时的直军控制了北京政权，虽然其财政已经极其窘困，但为了与奉军竞争，购买军械仍然不遗余力。1921年11月，直军从意大利购得军械4011吨，其中有迫击炮2万门，炮弹1百万发，步枪49000支，子弹2000万发，山炮6门，炮弹24000发，机关炮50门，炮弹3百万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以及其他军品；1922年8月，再通过意大利购得军火价值560万元；同年同月，从美国军火商手中购得停泊在海参崴的整整一船的军械（主要是步枪和机枪，具体数量未详，但整整一船的步枪、机关枪，当不是一个小数了）；1923年，又向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550万元；1924年春，还是从意大利军火商手中，购得步枪4万支，子弹5千万发，75毫米口径火炮36门，炮弹5万发，机关枪6挺；这一年，还先后五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军械，从毛瑟手枪到作战飞机多种，但具体数字未详。 以上所列数据，亦主要来自陆先生。不过这也仅仅陆先生尽可能搜集到的，不代表实际的数目，估计都只是冰山之一角。因为外购军械，多是以出卖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代价的，军阀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有些原始的资料可能早在当时就已经销毁了。但从这些只麟片爪中，还是多少能够看出直奉两大军阀购械的大致情况，并由此联想到两军的装备情况。 从直奉交战的战场情况来看，两军也差不了太多。此战两军最大的特点是迫击炮和重机枪使用特别多。直奉两军此时都可以生产迫击炮，又都大量购进，可以想象战场上的迫击炮数量必不会少，但奉军此时已经能够出品150口径的重迫击炮，此炮给直军构成较大的压制，而直军中迫击炮虽多，但口径不敌奉军；山海关前线的奉军阵地，重机关枪的配置曾达到每公里正面10挺的密度，对于二十年代来说，这样的密度足够惊人了。而直军机关枪的配置似乎密度更大，奉军吃亏最多的也主要来自直军的机枪火力，仅10月7日至18日的12天里，光是第十五师阵地前，奉军就伤亡逾万人。直军战败后，郭松龄将彭寿莘、田维勤等部缴械，便得机关枪2000余挺。在当时每师仅仅24挺的标准编制情况下，2000挺重机枪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了。在重炮方面，奉军有一个重炮团，直军有多少重炮未详，但在山海关大战最危急的关头，吴曾命第一军重炮司令穆士珍率重炮八个大队支援。八个大队到底编了多少门重炮，虽不得而知，但应该不会比一个团更小（此时奉军的炮兵团系36门制）。山海关战败后，郭松龄曾收缴直军彭、田等师大炮200门以上，足可窥得直军的火炮当不在少数。第二年郭反奉时，手里控制了奉军炮兵的几乎全部，留守奉天后方的不足一个炮兵团，张作霖紧急调运兵工仓库所有大小口径的火炮应战，也才凑足了108门之数，可见其此时的兵工储备并不多。奉军于九门口战役吃紧时，因后方枪弹接济不上，曾急购大量鞭炮以壮军威，又紧急从日本购得三八式步枪3000支及大量枪炮弹运往前线应急，才度过了难关。从这些情况看，说奉军此时的装备远强于直军，笔者实难苟同。 考虑到关里经济逊于关外的情况，则奉军的外购军械，应强于关内的直军，因而在战争中，奉军的装备也应该略强于直军。

北洋陆军枪炮粗考 一、统一时期 自1895年袁世凯接掌小站练兵开始，至1918年前后直皖分家时为止，是北洋陆军的统一时期。 还是先从北洋六镇说起吧。 这一时期的北洋陆军，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齐装满员，即想定编制与实际编制基本上完全相等，不差一兵一卒，一枪一炮。下面是1906年时第六镇的装备情况： 成军之初，全镇共有曼利夏步枪6863支，小口径毛瑟步枪253支，哈其开斯步枪37支，共7153支，小口径毛瑟马枪140支，曼利夏马枪924支。1906年，北洋兵备处发日式三十一年式步枪6849支，三十年式马枪1483支，替换下原来的杂式步、马枪。1908年，近畿军械局又配发日式二十九年步枪6支，马枪4支。总计全镇应共有日式65毫米步、马枪8342支，因二十四混成标东调随带走步马枪1809支，则此时第六镇实有步马枪6533支。 原有格鲁森57毫米陆炮12门，格鲁森57毫米山炮32门，克虏伯87毫米围城快炮4门，马克沁机关枪8挺。1906年，北洋兵备处配发法国克鲁苏75毫米陆炮36门，克鲁苏75毫米山炮18门，替换下原来的杂式火炮。总计法式克鲁苏75毫米火炮54门。 枪炮以外，按全镇统计（二十四标东调之前），另有标旗6面，营旗24面，军官佩刀372把，军佐佩刀126把，军官六响手枪257支，军官七响手枪215支，军佐六响手枪36支，军佐七响手枪49支，炮目兵七响手枪355支，马兵刀988把，短兵刀1046把，洋步号98支，洋马号59支，洋步鼓26面，铜吹哨342支，四倍光千里镜284具，八倍光千里镜180具，侧视镜219具，孔明灯633具，号灯20对，救伤床69架，子药箱192个，大洋镐 192把，大洋锨576把，大洋斧96把，叠锯144把，小洋锨3024把，小洋斧1200把，小洋镐1824把，修枪炮器具20副，军乐队刺刀50把，枪刺劈剑器具308副，军乐器具一套。 这就是第六镇1906年时的全部家当。 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此时的第六镇，陆炮36门，山炮18门，正好达到54门的满编,而绝不是有些网友所认为的北洋陆军的编制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架子。 至于枪，因此时的步兵是清一色的步枪兵，步兵每队有战斗兵126人，即配步枪126支。这在1905年3月11日长庚、徐世昌考查北洋陆军第三镇时所述“步队每队一百二十六支无差数”一句中可得验证。如此算来，则全镇48个步队应有步枪6048支。此时的骑兵、工兵、辎重兵亦配步（马）枪，也以每一名战斗兵配一支步（马）枪的最高估计数计算，则马标、工兵营和辎重兵营共有战斗兵1680名，则最多应配枪1680支。至于炮兵，不可能每个战斗兵配步（马）枪一支，有的可能只配炮目兵手枪，有的可能因操炮而不配枪。同是长庚、徐世昌在第三镇考验时，有“炮队向有步枪八十支”一句，那么是否可以认定此时的炮兵每队应配长枪80支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9个炮队共应配长枪720支。如此算来，则全镇步骑炮工辎全体战斗兵再加上官长弁兵共计8961名，最多应配长枪8448支。而我们看到的上述第六镇全镇（含二十四标）实际配长枪是8342支，再加上炮目兵手枪355支，则实际共计配长短枪8697支。这样的配备比例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是任何一支正规的陆军师也达不到的。 第六镇如此，其他五镇也莫不如此。 至于枪炮的种类，在这一时期是十分的繁杂的。以下是1905年北洋三镇（第一、二、三镇，后改名，即后来之第二、三、四镇）的装备情况（仅列枪炮）： 第一镇（后改番号为第二镇）步枪、马枪、陆路炮、过山炮，均于1903年购自日本。所有步、马枪口径均为65毫米，所有陆、山炮共计54门，口径均75毫米。 第二镇（后改番号为第四镇）的步枪于1903年购自德国，口径79毫米马枪系于同年购自日本，口径65毫米，过山炮系宁、鄂两厂所造而鄂造居多，口径57毫米，陆路炮则购自英国和德国，口径75毫米，惟全镇54门之数无差。 第三镇的步枪也是1903年购自德国的小口径毛瑟步枪，马枪则既有德国造毛瑟枪，也有汉阳造，惟口径均为79毫米。机关枪系英国造马克沁式，口径8毫米。陆路轻炮、陆路重炮、过山炮均购自德国，口径75毫米，计54门无差数。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镇编有机关枪，即“马克心机器炮”，在长庚考查以上三镇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月十三日，马克沁机器炮打靶。马克沁机器炮每分钟能发六百出……此炮已购十年，螺丝松紧不一，放炮之间易于掣动，殊为可惜”。这是1905年的日记，看来从1895年开始，马克沁机枪已经装备到了北洋军，但数量未详。 第一、五、六等三个镇成军较二、三、四等三镇稍晚，以下是1906年第一、五、六等三镇的情况： 第一镇所用陆路、过山各炮，分别购自德、日两国，惟口径一律，均为75毫米，全镇54门无差数。步、马枪则购于日本，为三十年式，口径65毫米。 第五镇所用陆路炮、过山炮均为德国造克虏伯式，口径75毫米，全镇一律，共计54门无差数。步枪、马枪则“系旧式，且极凌杂，势难再用，实因当时编练该镇，急于成军，故多迁就，亟应设法随时更换新式，以备不虞”。 第六镇此时（1906年）已经换装，即火炮均系法国克鲁森厂式75毫米口径新炮，共计54门无差数。步、马枪均系日式三十年式，口径65毫米。 对于枪炮口径的杂乱，负责考验北洋各镇的大臣长庚也感叹其“编制初定，购械为难，其枪式、炮式仅能使一标、一营相同，将来仍应逐渐备换，俾全镇画一”。 看来不是不想画一，而是一时间还没有能力将其画一。 以上是1906年以前的情况。北洋六镇的建军速度是惊人的，装备的更新也是极频繁的。到了1907年，装备最凌杂的第五镇的步、马枪已经全部换成德国造小口径毛瑟枪，口径79毫米。火炮一项，计有德国造克虏伯75毫米口径山炮、野炮各式各18门，法国造费开司山炮18门。 到了1908年，原来装备杂乱的第四镇（原第二镇改称），其装备的枪炮也已经变成了清一色的日本造，陆、山炮的口径均为75毫米，步、马枪的口径均为65毫米，达到了全镇一律。 由于军工生产还无法赶上军队数量的扩充，外购又是哪里好买就到哪里买，所以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枪炮在全师的统一仍然一直没能得到实现。以1916年陆军统计报告书中第四师的枪炮为例，即可看出这种状况。该师第十三团、第十六团、工兵营所用步枪为日本三一式，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所用则为日本三八式，骑兵团、辎重兵营用日本三一式马枪。第十三、十六两团所用机关枪，均为英国造马克沁4挺加法国造哈其开斯2挺，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所用为哈其开斯6挺，骑兵团所用是哈其开斯2挺。炮兵团第一营所用为江南造75毫米山炮18门，第二营为日本造75毫米野炮18门，第三营为日本造75毫米山炮18门。 其他师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有一个单位在这一时期加入了陆军师的编制序列中来，即机关枪单位。 机关枪单位的增加是先有思想，继而有编制，最后才逐步落编的。 早在1909年，直隶总督端方奏曰： “日俄之战，俄军之用重炮队、机关枪队较日军为多，故南山、旅顺各战，日军虽胜，伤亡之数实众……日人于战后乃竭力研究重炮队、机关枪队之用法，并购买德、法两国枪炮，使用权炮兵工厂参仿改造，分别训练。其重炮队则分为野战重炮队、要塞重炮队两种。其机关枪则每联队中必有一队，更番训练……”。 第二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又奏：“臣查重炮队、机关枪队均为战时行军利器，欧洲法德等国最先发明。日俄战后，日本始经营添练，并采德法两国成法而令炮兵工厂参仿改造……”。 可见此时的清廷，已经意识到机关枪的重要。机关枪编入陆军师已经是势所必须。不过迄今为止，一直没有看到北洋陆军师是什么时候以条令条例的法制化渠道在师一级增加了机关枪队的，但至晚在1910年，机关枪队已经列入陆军师（镇）的正规编制，从朱恩绂于这一年给朝廷的上奏中可以窥出，“按镇计算，每年须成六镇之械。六镇详数，计步、马、工、辎各枪共六万支，每支配弹一千颗，机关枪一百四十四支，每支配弹三千颗，山野炮三百二十四尊，每尊配弹二百五十颗……”。 这也就是说，用324门山野炮除以36，正好是每镇54门之数；而用144挺机关枪去除以36，则得出每镇机关枪应是24门。 那么，这24挺机关枪是以营的编制属于镇呢，还是分成四个队分属于标呢？我猜想，大概先是以营为单位属于镇的。早在1910年，禁卫军中便有了直属的机关枪营，重九起义之前，云南第十九镇也有一个师属机关枪营的编制，但这可能都只是权宜之计，是在编制法规还没有出台或机关枪数量太少不好分配到标的情况下才将其统一归属到师的。而若按照编制法规来说，机关枪大概还是列编在标一级的，从宣统二年陆军部编写颁布的《新定步兵操法》中，可以窥出一二。在该《操法》关于标的战术中，有“机关枪不分开使用，即有时必须分开，亦必用二枪以上连合射击”。 这是否已经可以说明，标一级是有了机关枪单位的，而且肯定不是二挺的单位，那是几挺的单位呢？四挺？不大可能，因当时的习惯，都是以六尊（门、挺）为一个编制单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猜定，这时的陆军师（镇）中，机关枪是以每六挺为一个队（连）分属于四个步队标的。 当然这都是猜想。而且即使这猜想成立，也只是编制表上的事情，真正的落编，则要晚的多。以第三师为例，到了民国元年，第九、十二两个团才编成机关枪各一个连，到了民国二年，十一团机关枪连编成，又过了一年，民国三年，第十团机关枪连才编成。第三师如此，其他师怕也不会比它更强了。 机关枪编制数量如此之少，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难度大，产量低的原因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之前，世界各国对机关枪的作用还存在着怀疑，对其消耗子弹的快速还十分的不满。

关于中正式的辨误 （此贴系讨论，仅为个人观点，欢迎批评） 其一，关于网上有人说中正式抗战开始后的产品不如早期产品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中正式在抗战前的产品，全是巩县厂生产，质量没大的变化，应该是比较优秀的。抗战暴发后，特别是1940年兵工厂内迁完成后，相对于战前产品，质量只有更好而不是变差了。 抗战全面暴发后的1937年9月开始，全国的兵工厂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到1940年，全国原属于各路诸候的兵工厂全部彻底地进行了归并、合组，统一命名，实现了高度集中的统一，原有的地方军阀特色被彻底根除，而成为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的国有兵工单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合并、重组与恢复生产并不是内迁结束后的1940年才开始，而是边迁移边调整组合边恢复生产，一直没断线的。在兵工内迁并收归国府的壮举中，原来那些地方诸候们表现得是非常好的，是应该给予全面肯定的，历史在写到这一点时，应该给他们打满分。 归并合组后的兵工厂，在兵工署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实施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根据战争的需要，各厂集中全国的专门的人才、专门的机器进行某一项产品的专门的生产。比如，兵工原料的生产专由第二十四厂（原刘湘川军之重庆电力炼钢厂）承担。这时的二十四厂，其前身尽管也是炼钢厂，但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四川土皇帝刘湘的炼钢厂了，而是集全国炼钢方面的精英、器材与原材料的国家级炼钢厂了。下列的情况也是一样，比如，步枪的生产专由第一厂（原汉阳兵工厂并接收巩县兵工厂）、第二十一厂（原金陵兵工厂）和第四十一厂（原陈济棠粤军第一兵工厂）等三家承担；迫击炮的生产专由第十厂（原兵工署株州炮兵研究处）、第五十厂（原陈济棠粤军第二兵工厂）、第二十一厂等三个厂承担；子弹的生产专由第二十厂（原刘湘川军第二兵工厂）、第二十五厂（原兵工署株州兵工厂）、第四十厂（原李宗仁桂军第一兵工厂）等三个厂承担；火药的生产专由第二厂（原汉阳火药厂）承担；手榴弹的生产专由第三十厂（原韩复榘西北军之济南兵工厂）承担；刺刀的生产专由第三十一厂（原宋哲元西北军之二十九军兵工厂）承担。还有很多，诸如化学品、炮队镜、光学仪器、工兵器械等也都由兵工署统一组织专门的厂进行生产。 我上面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么一大串的单位和生产任务区分，其目的，就是想说明：从1937年开始以后的中国各兵工厂，已经不再是军阀割据时期那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又小而全的兵工厂了，经过了三年的艰辛努力，已经成为一个经过了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化重组后统一计划的、高度集中的、分工明确的、互相补充又互相协作的有机整体。虽然和西方列强相比，我国此时的兵工生产依然落后，包括枪械的生产也可能仍不如人，但从纵向比，不论其人才、设备、原料等的组织，还是科研、生产技术，都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抗战开始后出品枪械（主要是枪械，火炮则仅限于迫击炮和战防炮，其它还不行）的质量和战前相比，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而不是越来越差。单就中正式来说，内迁后三个厂出品的绝对不比战前出品的差。从1940年开始，二十一厂承担了对中正式步枪的改进科研任务，至1943年10月改制完成。改进后的新的中正式不论哪方面都比原枪更加精良。 还有，虽然某项兵器分由二至三个不同的厂进行生产，但从图纸到模具、到原材料、到技术力量等都是统一调配，都是按一个标准实施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抗战前那种质量参差的情况。 现在网上杂志上一说到抗战时的国军步枪，必然说到中正式，大概是认为抗战时的中国军队是以中正式为主力步枪参战的。实际不是的。中正式作为国产步枪，尽管它已被确定为国军的制式步枪，但由于受国防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太甚，步兵武器的转产与换装来的十分的缓慢（目前解放军现役步枪五六式、八一式、九五式三代同堂的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而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装备的步枪仍然是包括汉阳造在内的中外生产的杂式步枪占多数。 这些万国造步枪，即使是同一种枪型，由于产自不同的厂家，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国内一些地方小厂、修械所等仿制的步枪，其质量更是千差万别。但中正式不是这样。中正式从始至终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生产的，如果说质量和形制上有什么不同，那只能说是前后期生产的有些差别，而且是后期生产的比前期生产的越来越好。 说到七九步枪弹与六五步枪弹的对比，前者杀伤力大于后者，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了（当然也不是象有些网友说的那么悬殊，六五子弹杀伤力差的说法显然被有意无意的炒作了），但说到中正式与三八式的对比，就不那么好说了。诚然，枪，只是一个发射子弹的工具，你发射的子弹不如人，你这枪自然也就不如人了。这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不完全如此。衡量一支枪的优劣，固然主要看它发射子弹的杀伤力大小如何，但也要考虑该枪的射击精度、有效射程、枪管寿命以及人机工程、可靠性、勤务性、经济性和作战的对象、战场的环境等诸多因素。我觉得，中正式和三八式在某些方面互有短长，但总的来说，难分高下。当然，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待准备略加成熟后再贴上来与大家讨论。 其二，关于中正式因磨损而导致射程降低的问题，我同样不敢苟同。 网上有人说曾亲耳听当年的老兵说中正式由于生产的质量和使用过度等问题而出现威力下降的现象，我同样不敢苟同。当年的亲历者，理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在我看来，当年老兵的话也要进行分析探究，而不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 前边已经说了，中正式的生产，自始至终在中央的组织领导下由指定的少数几个厂生产，没有任何小厂私自仿制；中正式的出品，战时比战前更精良。同时认为，中正式在抗战时特别是前六个年头的装备并不普遍。这一点容再多说几句。 中正式从诞生后虽然一直在生产，但一直到1944年以前，其产量并不是很大。以第二十一兵工厂1939年迁渝后恢复生产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的步枪产量为例，到1943年底以前，该厂生产了汉阳造计206814支，而没有一支中正式的生产纪录，然而到了1944年，汉阳造仅生产了350支，便结束了它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停工下马。而中正式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生产量却飑升至86500支。当然这只是二十一厂一家的情况，其他两个厂的出品数字我没查到，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且第一、第四十一两厂的步枪生产能力加起来也远不及二十一厂（以1945年的统计，三厂的步枪生产能力分别为：一厂月产量5400支，二十一厂月产量8000支，四十一厂月产量1000支），故该厂的情况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唯一可能的差别是第一厂与第二十一厂的侧重点有可能不同。即二十一厂虽然是以原金陵兵工厂改称的，但该厂的制枪厂则是接收的原汉阳兵工厂的制枪厂，汉阳造是其拳头产品，故抗战前六年汉阳造生产比重较大。而第一厂虽然是汉阳兵工厂的老底子，但其制枪厂则又是接收的原巩县兵工厂的制枪厂，所以第一厂生产中正式应是驾轻就熟，因而可能生产中正式的比重要大些。但考虑到一厂与二十一厂生产能力上及复工时间上的差距（二十一厂于三七年底即复工，一厂则在搬迁过程中两次遭遇轰炸，损失惨重，至四0年初始复工），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时期的步枪生产仍是以汉阳造为主。再考虑到生产与装备的时间差，那么就又可以认定，大批量的中正式装备部队时，已然是中正式完成改制和汉阳造全面停产之后的事了，而这时已接近抗战的尾声。也就是说，到抗战结束时，绝大多数中正式应该还是新枪，如果使用与保养得法，应该不会象有些老兵说的磨损的那么严重。 那这些老兵又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难道他们也会说假话吗？ 不是的。我绝对不是认为前辈们是在说假话说慌话，一点也没这个意思。但我认为，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当年角色地位的限制，他们对某些事情可能也未必搞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背景和言语习惯不甚了解，因而造成了误解。 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老兵们将中正式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仿制的毛瑟枪的泛称了。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些老兵将别的枪误认为是中正式了。 在百年以来的兵器史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某型枪的名声足够响时，当它的名字已经是老弱妇儒尽人皆知时，在民间，甚至在行伍间，它就往往会成为与它同类的但不同品牌的所有的枪的泛称。比如毛瑟枪、三八枪等就曾经是所有非自动步枪的泛称，盒子枪也曾是所有手枪的泛称（到了今天有些人还将背挎式的五四式手枪称作盒子枪）等。那么是不是中正式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呢？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即将别的类似的枪真的就认作中正式了呢？ 我看很有可能。 举个例子，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和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在国军九十二军当过兵的老人交谈，我问：您当时用的什么枪？他答：老美的中正式。我不解，反问：美国造的中正式吗？他肯定。我愕然，追问，可他也说不清楚什么了。我大惑，难不成美国也曾仿制过我们的中正式吗？或者说中正式还曾在美国生产过吗？ 直到后来，看到了一篇文字，才终于解开这困扰了我二十年的谜团。这段文字讲，当年许多国军士兵，将美援的M1903步枪称作“花旗中正式”，原因是该枪从远处看，其长短和外部轮廓都与中正式相似，而中正式的名字在当时叫的很响，因而有此一称。“花旗中正式”，“老美的中正式”，这二者不是正好可以互相印证的吗。 说实在的，M1903的外观从远处看是有点象中正式，但近看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到是内战时期曾经进口到中国的德国M24、捷克VZ24、比利时FN1924/1930等枪以及它们的中国仿制品，由于与中正式有着嫡亲的血缘关系，从外观到口径到结构都更象中正式，远看近看都象，以至于某些专业书籍和兵器杂志也时不时地将其混淆。于是我就想，既然老兵们把不怎么象的M1903都可以称作中正式，他们会不会也将比M1903更象中正式的M24、VZ24、FN24以及大量的中国仿制品也统统称作或者看作我们的民24呢？ 这又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他们明知道这不是中正式，但因为当年这么称习惯了，几十年后也仍然这么称。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中正式在整个的抗战时期是炒的火却装备少，他们根本就没用过而只是看到别的友军用过，对于中正式的区分识别他们也不甚清楚，只是中正式的名气大，别人说是他们也就跟着说是了。考虑到当时多数老兵的文化程度和在部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当年与中正式同样都是仿自毛瑟的步枪品牌繁多又外形酷似等因素，我想这后一种可能更大。 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也将M24、VZ24、FN1924/1930等认作了中正式，那质量应该不会比真正的中正式差，可为什么却得出了中正式很差的结论呢？问题出就出在中国的仿制货上。 抗战前的中国，除了象东北军、晋绥军、桂军、粤军、川军等较大较知名的兵工厂，还有数不清的象河南别廷芳、山东秦启荣、四川罗泽洲、湘西陈渠珍、闽南高为国、西康邓秀廷、义勇军冯占海、匪军孙殿英那样的袖珍级别的兵工厂，也都自己仿制步枪。而且除山西外，全国大小军阀的兵工厂所生产的步枪，几乎全都是以毛瑟98为基型的各种型号的仿制品或各种仿制品的仿制品，其中自然不乏上面说的几种。抗战时期由国府统一组织下的步枪生产，仅汉阳造和中正式两种，但抗日军队的装备可就不仅仅是这两种了，恐怕二十种也不止吧。中正式与VZ24、FN24等本来就是克隆自同一个母体，而后者来到中国后又被再次大量克隆，我们许多战士特别是那些杂牌军的战士就是扛着这些在内战中打的老掉了牙的土造洋枪走上杀敌的战场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抗日的战场上，便同时出现了许许多多外形与中正式几乎一模一样的家伙。于是乎，当年的老兵将其统统归入中正式甚至错误地认为它们就是中正式的可能性就十分的大了。这就象我们今天的士兵极有可能会将朝鲜的58式、埃及的MISR、南斯拉夫的M70等AK的仿制品误认作56式一样。这些仿制的毛瑟枪，除了外形与原枪酷似以外，其质量多数劣不堪言，如果真的将它们认作中正式的话，那中正式的名声不臭才怪。 以上所说，仅是个人的猜测。 声明一点，我之所以说了上面这些，只是想洗去强加在中正式头上的不白之冤，并不代表我认为中正式就一定优于三八式，这是两码事。

关于三八式的异议 （此贴亦仅是个人观点，未必正确） 中正式与三八式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都是比较优秀的步枪，各有短长，难分高下。但网上似乎更多的人倾向于中正式优于三八式这样的结论。而理由主要集中在子弹的威力、枪的结构和枪身的长短等几个。我对此不敢苟同，现试加分析。 一、 关于子弹威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的最多的问题，也是一个说中正式优于三八式的最大的理由。但我个人不这么看。诚然，有坂六五步枪弹的杀伤力小于毛瑟七九步枪弹，这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但要因此而说明三八式不如中正式则远没这么简单。 首先从有坂步枪弹打中要害而不致命这一说法来看。诚然，三八式由于口径小，飞行特别稳定，打中人体后容易造成过穿透，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许多当年的抗日老兵都说三八枪是人道枪，说六五子弹打中人体时，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都可以生还。小说《烈火金钢》中的史更新被一颗六五子弹从眼窝下打入，又从后脑打出，其人仍然可以坚持战斗。尽管是小说，但它所描写的事情却确有发生。忻口战役中的李仙洲就曾被一颗六五子弹从前胸打入，从后背穿出，但李仍行走如常，浑然不觉。而且史更新还说了一句：“这是六五子弹，要是七九子弹，我就报销了”。李仙洲负伤后，负责治疗的军医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可见早在当时，对六五子弹的这种诟病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有坂六五步枪弹打入人体不易翻滚从而导致对肌体的破坏作用不理想的现象，多数文章都说是在近距离才会出现，也有的文章说只有在中远距离上才会出现，并且说这是当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实验数据。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又都缺乏有力的佐证来支持，不过我本人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即三八式在近距离内的杀伤效果并不比中正式差，中远距离上停止作用略低。但不管怎么说，总之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主流步枪中是最弱的，这是铁定的事实。 但我们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这么几个个问题，一是要考虑六五步枪弹的威力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威力够不够用的问题。要我看，只要其威力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精确射杀目标的要求，我看也就足够了。那么有坂步枪弹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有坂步枪弹的枪口动能为2613焦耳，确是当时各现役的大威力步枪弹中较小的（毛瑟七九步枪弹、30-06步枪弹、1908步枪弹、303步枪弹等枪口动能都超过3000焦耳），但由于该弹长径比在当时的所有步枪弹中最大，旋转速度最高，故而存能性较好，使其在六百米处仍然可以精确地射杀目标，这在当时，威力已经足够了。后来发展的毛瑟七九短弹和M43弹等中间威力步枪弹的枪口动能都只有2000焦耳上下，却很少听到有谁怪它们不行，因为它们的威力已经够用，而够用也就行了。 二是要考虑六五子弹打中人的要害（实际是看似打中要害而没有打中要害）而不致死的概率到底会有多少。我隐隐感觉这一说法是不是被有意无意的炒作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百个人被六五子弹打中要害，死了九十九个人，谁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奇怪，要是出现了象史更新、李仙洲那样的情况，则往往被一传十十传百地扩大宣传。这就象狗咬人一百次不算新闻而人咬狗一次必算新闻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象李仙洲这样不幸中之大幸的概率有没有百分之一呢，我看够呛。到是象李这样的情况，其他枪也出现过。2004年黑龙江一名扫黑的警察就遇到了象小说中的史更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被一颗子弹从眼窝下打入从后脑穿出，在疗养了半年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而康复，不过他遭遇的是五一式7.62mm手枪弹而已。蒋百里、东条英机也都曾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部位打而未死。所以我认为，象李仙洲那样看似打中了要害而实际在毫发之间躲过了要害的情况其他枪也都会出现，只不过六五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比其他弹多一些，七九弹则不会或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已。但不管对于任何枪任何弹来说，这都不过是极个别的例子，其概率是极低的，三八枪也是如此。 三是要考虑在战争中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能力比打死一个人给对方造成的危害是大是小的问题。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是放在今天的美军中，亡一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肯定比伤一个人更大，因为美国的人命值钱吗。但要放在上世纪前半页的中国，情况却未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许多情况下，阵亡士兵的抚恤并没有落实到位，战死者往往就地掩埋，家属也不会到政府前示威，民众也不会因此而给政府施压。好一点的单位，可能会在战后购一具薄板棺材重新装敛；差一点的单位，埋完了也就算完事了，可能连一床白布、一领草席的钱都省下来了。缺额的士兵，可以再廉价而源源不断地填充进来。中国是如此，许多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也都差不了多少。但战伤的士兵你却不能不管，你得安排人护理他，你得安排人背着他或抬着他，你得送他到医院治疗，这笔费用就远远不是一领草席所能比了。象前边举的李仙洲、史更新那样的例子，尽管在当时由于处在极度亢奋状态而没有马上倒下，事后不也得躺几个月才能重返战场吗。而且伤敌一人，可能要同时造成其两三个战斗兵员的减少。而且由于受伤者因疼痛而发出和哭嚎叫喊和挣扎翻滚，对同伴们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负作用和对战斗的负面影响，也远远不象电影中那样轻松。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战场，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力给敌方造成的负担及危害远比打死一个人更大更严重。基于这点考虑，那种因为被六五步枪弹击中后往往可以救活从而就认定该弹不行的标准很值得商榷。 其次从子弹的经济性上来看。在当年的战争中，步枪子弹无疑是最大的耗材。在保证足够杀伤力的前提下，能够尽量地降低成本，以更大地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就是到了今天，也是轻武器研究者们往往以百分之一克百分之一毫米的加以计较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有坂六五子弹堪称节约的典范。在二战各主要参战国的制式步枪弹中，有坂六五步枪弹弹壳最短，装药量最少，质量最轻，口径最小。而同样的数据，毛瑟七九步枪弹却几乎占据了另一个极端。这可都是钱呀！在每每以万发计算的子弹消耗中，这笔帐是不能不算的。就象我们在讨论汤姆森冲锋枪与司登冲锋枪熟优熟劣时，经济帐你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算的（生产一支汤姆森的成本可以生产二十支司登式）。 所以说，单从威力上说，毛瑟七九步枪弹是大于有坂六五步枪弹的，前者优于后者，我承认。但一味地强调步枪子弹的威力越大越好，我就不承认了，要是那样，那毛瑟七九短弹和M43弹也就不会在这之后紧随而生了。 二、 关于枪的结构问题 中正式系由著名的毛瑟枪直接克隆而来，毛瑟枪的枪机结构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先河，在非自动步枪领域独占鳌头，空前绝后，因而中正式也跟着沾光，于是就有中正式结构优于三八式的说法。殊不知三八式的枪机结构也同样仿自毛瑟，只不过在毛瑟枪机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而已。这些改进之处，虽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也绝对不比原枪逊色，而该枪的许多独创之处，更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比如它的枪机。三八式的枪机在当时的各型步枪中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完全分解后的枪机组件只有五个。这简化了的枪机，不仅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提高了勤务保障性和可靠性。 比如它的保险机。三八式的保险机是一个扁圆柱体，其上压以滚花，比毛瑟枪的保险机显的简洁、粗犷、大气，实际应用中则既避免了被衣服、装具勾挂，又便于操作，特别是高寒区戴棉手套时的操作。 比如它的大盖子。这不仅是该枪的标志性符号，也是该枪最大的亮点。安装防尘盖，除了能够有效地阻止泥沙、灰尘进入枪机，也使全枪的外观显的干净利落。而安装这么一个盖子，工艺要求并不复杂，生产成本也并不昂贵，可谓是以小的代价完成了大的贡献。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就是到了今天，其中的优势也仍然十分的突出。 比如它的弹膛。该枪弹膛的上方开有两个泄气孔，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类似于坦克炮抽烟筒那样的作用，这无疑极有利于弹膛的冷却。 比如它的弹仓。该枪在枪弹打完后，机头便被挡住而不能再前推到位，这等于提示枪手该装弹了，这有点象今天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特别是仓促应战和夜战中，这一招太重要了。除此以外，该弹仓的底盖还可以不用工具而只用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极方便地卸下来，这对于擦拭保养和快速退弹来说其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比如它的瞄准装置。该枪采用的是独特的立框式表尺。射击300米以内目标时，表尺框不用立起，使用框板上的缺口照门；射击400米以上目标时，将表尺框立起并将游标上移，使用表尺框下端的另一个缺口照门；当射击500以上目标时，将游标下移到底，使用第三个缺口照门；当射击更远目标时，再逐次移动游标与目标距离相对应。在当时，超过500米以上的射击并不多，这就给调整表尺带来极大的方便，即使一个新兵，闭着眼，也可以十分便捷地变换而不致出错。更大的一个优点还有，当射击100米以内目标时，还可以竖起立框式表尺，此时只需将目标锁定在表尺框中并与准星取齐，即可做快速概略瞄准击中目标。 比如它的缠距。该枪的缠距是二战各国步枪中最短的，只有200mm，因而子弹的的旋转速度最高，飞行稳定性最好，尽管子弹的初速也差不多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小的，但其射击精度却是最棒的，射击时的后作力也是最柔和的。美国在战后将缴获的三八式直接用作运动射击，可见其对该枪精度的认识之高了。当然，子弹飞行的超稳定，也带来了该枪停止作用的降低，这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的。 说到这插几句关于三八式的初速的话题。许多网友说到三八枪的子弹初速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高，令人十分的不解，不知这些网友是从哪里又是根据怎样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实际上，三八式步枪的初速只有762m/s，说它初速高也勉强不算错，但说它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步枪高就大错特错了。若是把这一句话中的“高”字换成“低”字，到是十分的妥贴，因为当时各国主流步枪的多数，比如中国的中正式以及流行于中国的VZ24、FN24，比如美国的M1903、M1，比如苏联的M1891/30、M44，比如德国的毛瑟98、M24等，初速都在800m/s以上，是远高于三八式的。这是题外话了。 比如它的枪托的加工方式。一般步枪的枪托与下护木都是用一整块木料切削而成，但三八式的枪托与下护木却是用两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即枪托后端向下倾斜的那一块三角形部分，是用另一块小木料拼接上去的（我不会贴图，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百度一下三八式的图片，可以看的很清楚）。小日本的精细与节约在此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光是这一项，不知要省去多少木材。后来中正式也曾经借鉴了这种拼接术以节省木料，但不全是。 以上这些，有的是三八式所独创独有的，是其他步枪所不具备的，有的虽然不是三八式独有但却是体现的最棒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该枪的使用更加便捷，动作更加可靠。 三、关于枪身的长短问题 中正式枪长1110mm，三八式枪长1280mm，这又是一个中正式优于三八式的理由。的确，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步兵分队支援火器的加强，也由于步兵乘戴工具的增多，步枪枪身趋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一大潮的影响下，中正式采取德M24式作为样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同样考虑到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三八式那修长的枪身也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优势。因为在中国战场，象西欧战场那样步兵经常性地乘戴车、船、飞机的情况少的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步兵的支援火器也仅相当于西方一战时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么为了搭戴车、船、飞机等运输工具而将步枪的枪身减短也就不显的那么迫切，步枪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依然没有得到减轻。 枪身长有什么好处呢？就以三八枪为例，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瞄准基线长，精确度高。三八式步枪的瞄准基线长达695mm，是二战各国现役步枪中最长的。瞄准基线长，自然带来射击精度的提高，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二是枪管长，火药燃烧充分，既经济又降低了枪口焰，提高了夜战和狙击作战的生存能力。三八式步枪的枪管长达769mm，也是二战中各式步枪中最长的。而有坂六五步枪弹中的装药量却又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少的，仅2.14克，火药在长长的枪管中得到了基本充分的燃烧，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火药能量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也使枪口焰得到很好的抑制，狙击作战和夜战时，使敌人很难从枪口焰中发现自己，更加有利于隐蔽，从而有效提高生存能力。 三是有利于白刃战。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在抗战中，中日双方的白刃战远比西方战场多的多。谁都知道，拚刺刀第一需要的是不怕死而不死的斗志和有我无敌敢打必胜的信心，其次才是技术，三八式轻巧（三八式枪身虽长但质量比中正式轻）细长的枪身和锋利的刺刀，无疑给拚刺者增强了这一信心，也从中占到了便宜。 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步枪中确是较弱的，但其射击精度却高于当时的任何步枪。在这两点优劣的选择上，我想，步枪手们大概都会首选精度，因为停止作用对于远距离射击的步枪来说，并不象手枪要求的那么高，而确保精确命中目标，不管是打死还是打的让你躺几个月，心里才更有底。而且由于三八式操作上的便捷与可靠，还由于三八式在人机工程上的设计是以亚洲黄种人的体型为参照的，拿着更加顺手，用着更加给劲，因而更加受到中国士兵的青睐。举实例来说明吧，抗美援朝初期，为了方便弹药的补给，入朝部队曾以师或团为单位统一步枪的口径，在全军内调换步枪，以使全团或全师口径一律。这时便出现了一个思想问题，即所有被要求缴出手中三八式而换装别的步枪的战士都普遍出现了抵触情绪，而奉命上缴别的枪的战士，虽然也有不情愿的，但只是个别现象，而没有出现象缴出三八式那样的普遍的思想问题。用枪的人的这种态度，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是那句话，中正式与三八式都是当时很优秀的步枪，我不敢说三八式一定强于中正式，但我敢说三八式绝不逊色于中正式。如果非要在二者中选一支最好的，那我把这一票投给三八式。

童年枪趣 我算是个超级枪迷吧，从小学时就痴迷，特别是那些不同牌子的老枪。 我的童年不能和现在比，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杂志（有杂志，但我生长在农村，看不到），自然无法象今天这样能够随意搜到各种枪的信息资料。但我有着现在的青年枪迷所没有的特定的年代，它给了我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接触到大量的老枪。 我的青少年整整在文革中度过，那时我国——至少是我们那个地区——对枪支的管理那简直令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随便，民兵们的枪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放在家中挂在墙上。农村是没有星期天的，但我们正在读书的小学生是有的，所以每当遇到周末，大人们参加生产劳动去了，家中便只剩下一些老人和我们这些十岁多一点的顽童，于是爱玩枪的我们便串到有父兄当民兵的家中，蹬上凳子从墙上取下枪来玩弄。那时民兵的枪，五六半就算是稀罕物了，十之八九全是战争年代的老枪，三八、二四、水连珠、M3、汤姆逊、斯登、五O式，五四式，差不多是应有尽有，我们就可以尽情地玩个够。那时村里的民兵步枪多而冲锋枪少，我们能玩的最多的还是步枪，而因为人小，我们最爱玩的就是三八式骑枪。大人们照例是不准许我们弄他们的枪的，但他们下地干活去了，也就奈何我们不了了。 一个村子的枪往往品种并不多，但如果遇到全公社的民兵集中，那枪的品种便五花八门了，要是遇到全县的民兵集中，那简直就象开轻兵器万国博览会了。而在那个年代，在“七亿人民七亿兵”、“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等最高语录的指引下，这样大规模的全公社全县民兵集中的场合还特别的多。每逢赶到这样的时候，我便往往逃学，偷偷瞒过老师和家长，赶往民兵集中地，去参加这样的博览会。因为年龄小个子低，有时便不顾一切地穿梭于民兵队伍中间，找寻那些我喜爱的和我感觉稀罕少见的枪型，象个中了病的狂人一般，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将眼睛直直地盯住民兵身后的枪上，一眨不眨地死死盯住，象是要将那枪强行地输入保存进自己的非电脑中。 有这么几支枪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第一个是二战时日本伞兵用的三八式骑枪，就是木质枪托可以折叠的那种，我们村一个民兵用的就是这支。当时我只是感觉那枪托处一大块闪着金光的铜皮和那折页令我不解，以为那枪是从枪托处断裂过，那铜皮是打上去的补丁，直到二十年后，才知道，那原来是枪托可以折叠的伞兵步枪。 第二个是使用五O式弧形弹夹的斯登式。当时的民兵用枪有许多是经过了局部改造的，是将枪的口径改成了七六二毫米的。有的捷克式轻机枪、勃郎宁轻机枪都用五六式的弹夹，打五六式子弹。有许多冲锋枪用的是五O式冲锋枪的弹夹，打五一式手枪弹。汤姆逊、M3、斯登式，许多都改用弧形弹夹，前几年有部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其中的东北虎用的就是这种经过了局部改造的汤姆逊。汤姆逊与M3用弧形弹夹还不影响全枪的观瞻，可斯登式用了弧形弹夹后就很难看，本来此枪的重心就靠前，再配上一个向前弯曲的弹夹，重心就更偏前，那样子十分的滑稽。 第三个是我们村的一个民兵手中的MP3008冲锋枪。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弄不清楚那是一支什么枪，枪托象斯登式，枪的前部又有点象M3，原来以为这又是民兵兵工厂将二者的嫁接，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知道，那原来竟然是德国造的MP3008冲锋枪。这就更让人吃惊了。你想呀，这枪当时的产量便不多，又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生产的，经过激烈的战火消耗，剩下的能有几支呀，可它竟然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到了我们村一个普通民兵的手中，它是经过了怎样的旅途，又是几易主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能不令人遐想吗。 民兵中的手枪很少，但不碍事，仍然有的看有的玩。我就玩过两支手枪。 当年在我们那个地区，干部到了行政十九级，就可以配枪了，而公社一级的干部，许多都是抗战时的八路，达到十九级的并不在少数，县里干部级别就更高了。好就好在当时的这些公社的县里的干部经常下乡，他们下乡没有小轿车坐，基本全是骑自行车，屁股后面往往就带着各式各样的手枪。那时的干部和今天又有不同，他们下乡是真下乡，就吃在农民家里睡在农家炕上，叫作吃派饭，一家一天。白天就和农民一样下地干活，晚上就开各种各样的会。这有点象焦玉禄吧，呵呵！不奇怪，那年头都这样。遇到这种情况，爱枪的就更解眼馋。我是每每看到有带枪的干部下乡，便紧紧地追在他们身后，把脑袋向前探着，死死看着他们别在屁股后面的枪，有时他们到了谁家里或到了大队部，我也仍不甘心地紧紧堵在门边或趴在窗台上，透过门缝或玻璃，分秒不差地等待着看他们腰间忽隐忽现的手枪。啊哈！那枪的牌子也一样地什么都有，全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杂牌子老枪，各式各样的盒子、橹子、左轮，应有尽有。 但看是看，想摸一下就没办法了，不过好在有吃派饭这一形式，不仅可以解解眼馋，甚至可以摸一摸过过手瘾。我就真的遇到过这么一回，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一个带枪的干部，轮上到我家吃住一天。刚刚得知这个消息，我便跑到生产队，将那人领回家中。从接触他那一刻起，我便注意到了他的腰间。果然有枪，是一支鲁格P08（当然这是后来知道的）。那人很和气，也知道我是在看他的枪，所以到了我家就取下枪退出子弹让我玩，啊！太棒了！我简直就不愿意撒手。到了晚上，我和他睡一个炕，那枪就拿在我手中，不停地把玩。那一宿，我是肯定失眠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到了早晨，那人看我对枪如此地爱不释手，竟然做出了一个令我大喜过望的决定——准许我放一枪，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想我当时都激动的要哭了。那人很高很胖，他很和气地蹲下，装上子弹，小心地将枪放在我手中，又用他的手握住我的手，对着我家的土围墙，放了一枪。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枪。我还记得那子弹壳是向着后上方飞出的，我也还记得那枪的握把是很粗大的，也许那时我人小手也小的缘故吧。我想那一刻，我的心绝对是跳过了二百下，那绝对比今天的年青人看见刘德华更让人激动的。后来，那颗子弹壳，还有那枚从土围墙里挖出来的子弹头，我又重新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为我在发小中间炫耀的见证物，珍藏了至少十年。 我家地处冀中平原，人口稠密，村子大，尽管下乡的干部比今天频繁许多，但吃派饭轮到我家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下乡干部都带枪，所以我就只遇到这么一次。但这一次，已经够我品味一生的了。 另一支我玩过的枪，便是大名鼎鼎的盒子炮了。我有一个亲戚，是大队支书，不是我们村的，但离我家不远，仅八里地。他是不是有十九级我不知道，按说农村的大队支书是没有干部级别的，但他也许有，因为他在我们县算是有点名气的。他是抗战时的战斗模范，从四六年我们那还没解放时就当支书，一直当到八十年代初。他有着别的大队支书所没有的待遇，即他有一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盒子炮，据说是什么司令奖励给他的，他带了几十年，这是别的支书不可能有的。我经常去他家走亲戚。我很愿意去他家，因为除了可以听他讲打仗的故事，还可以有机会玩他的盒子炮。他的枪平时都是挂在墙上，很醒目的地方，不象今天这样非要锁在保险柜里。他很爱他的枪，我是经常看他擦枪，把枪拆了再装上。老人有一手绝活，我是听人这么传说的，即他与人打赌，将盒子枪全部拆散用手绢托在手中，后面一个人距他三步远追他，他在前边跑，跑不出二十步，枪要打响，还不能让后面的人追上。 这支盒子炮，我玩过就不止一次两次了，但我从来没放过一枪，我提出过这个要求，他不许，这是个遗憾。 一直到我参军之前，这枪一直在他家里，在他手中。但后来还是缴上去了，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 为了圆我的枪梦，我当兵了，这兵一当就是二十几年，枪是打过不少，但说句真心话，除了五九式和五六式班机外，我对现役的中国枪却没有丝毫的好感。不是说它们的性能不行，我是对它们的外型不满。我一直打心眼里喜欢的，还是那些伴随着民国历史一路走过来的各式老枪。

乱说影视中的枪 与有的朋友聊起银幕上的枪时，往往朋友会说，艺术吗，何必那么认真呢。让我顿时无语。于是便经常思考：拍摄影视作品时，哪些是可以虚构的，哪些是不可以虚构的，哪些虚构是能带来美感的，哪些虚构是只能让人呕吐的，哪些失真是可以容忍的，哪些失真是不能容忍的呢。 想了半天，终于知道，其实对于不同的观众，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答案的。一般来说，对于影视反映的题材越熟悉，对其中失真的程度判别的就越敏感，要求的就越苛刻。比如对于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因本人并不熟悉该行业中的规矩道道，也不熟悉各种药品器械方面的知识，所以即使它有再大的失真，往往也看不出来，而只要看不出失真来，只要它编的故事好，也就不影响我对它的欣赏，也就能走入戏中，看的津津有味。然而对于军旅题材的作品，因毕竟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懂的一些军事常识，又始终不渝地爱好民国军史和民国轻兵器史，于是就对此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失真特别的敏感了，于是往往就对近十多年来拍摄的民国军事历史题材的影视不忍目睹了。 还说枪吧。若从实际的打仗来说，对于一支部队或一支分队，所装备枪械的制式与口径肯定是越统一越一律越好，因为这样才更方便补给和战场勤务。但要是反映到影视作品中的话，则正相反，即枪械的品种型号越参差越多样就越好。比如《野鹅敢死队》、《德尔塔行动》等作品中，几乎当时世界上比较出名的手枪、冲锋枪和突击步枪在敢死队员手中都出现了，而且几乎没有哪两个队员手中的枪是一样的。再比如《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小分队，一共就那么几个人，却配备了几乎当时美军装备的所有枪械型号。实战中，当然也会有不同枪械的搭配组合，因为不同的枪械承担着不同的战术使命，但会不会象《野鹅敢死队》、《德尔塔行动》中那样装备的如此五花八门，却未必了，但它这么处理，在保证不穿帮的情况下，却使影片生动了许多，好看了许多。 其实，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其中的兵器所占的戏份是十分重要的，而一个好的军旅作者，也必是会浓墨重彩地对其渲染有加的，因为这是军事作品中一个必备的要件，缺少了这个要件就会使作品黯然失色，而弄错了这个要件则将会使之惨不忍睹。 在文艺作品中成功地描写兵器与人物关系使之增色这方面，却并不是斯皮尔伯格的首创，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运用的更早更成功更夺目。关公的青龙刀、张飞的蛇矛、吕布的画戟、李逵的板斧、鲁智深的惮杖、关胜的大刀、史进的铁棍……等等等等，人物与兵器几乎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使其形象更加的鲜明生动。试想一下，要是三国中的关公一把大刀，张飞也一把大刀，赵云还是一把大刀，马超、吕布、黄忠、许储、夏侯淳等等每人都是一把大刀的话，那效果会怎么样。要是一百单八将中林冲一杆长枪、武松一杆长枪、鲁智深一杆长枪、李逵一杆长枪、花荣一杆长枪、张顺一杆长枪……，那人物的形象又会如何，作品的可读性又会如何呢？ 其实，除了近一二十年一些泡沫吹起来的导演以外，文革前十七年中一些功夫较深的电影导演在这方面做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尽管受政治的影响较大从而给作品染上了某种色彩，但作品的细节表现的却基本不会有什么差错。不仅不会有错，反而十分的注重枪械在作品中的运用，用以刻划人物，丰富视觉。比如《渡江侦察记》中汽车上枪战那场戏，车箱上三个人，大个子杨威用的是中正式，兵油子吴老贵用的是司登式，新战士小马用的是汤姆逊，不仅人物外形与性格迥然，所用枪械亦错落有别，给人打下很深的铬印。再比如《独立大队》中的结拜三兄弟，老大用的是M1911，老二用的是C96，老三用的是M712，也是同样的意图和效果。还比如《平原游击队》中几个主要角色，老侦察员侯大章用一支短管毛瑟，新侦察员郭小北用一支缴获的王八盒子，另两名侦察员用的的是长苗盒子，李向阳的双枪，左手是一支短筒的，右手是一支长苗的，一个用以攻，一个用以防，而且右手的长苗盒子上的准星已经被锉掉，为的是方便插枪拨枪。导演这样的处理，不仅与当年的史实特别的一致，而且几名队员的盒子枪也是各有区别，其匠心至今令人感叹。当然十七年电影也有不成功的，如《智取华山》，该片有一个败笔就是没有很好地运用枪械塑造人物，七个侦察员所用枪械没有任何差别，人手一支司登式。当然这可能更贴近史实（历史上七名侦察员每人一支冲锋枪和一支二十响），但没能在艺术上加工，不能不说是该片的一个遗憾。从而也没能使这七个侦察员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没能取得象《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那样生动的效果。 电影是如此，十七年小说也一样。老一代文学作品中，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对其中人物的描写也借助了枪械的佐伴，从而使之增色不少。如杨子荣的大肚匣子，刘勋苍的冲锋式、孙达德的水连珠、丁尚武的大刀、肖飞的盒子炮、李金魁的南部十四、孙定邦的长八分、孙振邦的二十四响、四个民兵的边区造、老套筒、何大拿的蛇牌橹子、刘铁军的鸡腿橹子、高铁杆五个警卫用的西班牙旁开门二十响、马匣子、冲锋式等，配合以人物的性格，都给人一种立体的丰富多彩的感觉，增强了艺术效果，使作品可读性特别强。特别声明：我说的《林》、《烈》，可都是指的原著，可不是新改编拍成的影视剧，改编后的影视剧，大概导演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读懂原著，因而必然是拍成了垃圾了。 文革前十七年的电影和小说中，都十分地重视什么角色用什么枪，而且从头至尾不会弄混，不会象《步入辉煌》中杨靖宇前一个镜头用的是长苗盒子，紧接着的下个镜头竟然变成了短管毛瑟的情况，不会出现象新版《烈火金钢》中的民兵刚刚拿的还是中正式，换了个镜头就变戏法似地换成了三八式那样的情况。就以六三年版老电影《小兵张嘎》为例，片中两个伪军，瘦子用的是三八式，那么从始至终他用的一直就是这个三八式，胖子用的是捷克式，则他也是从始至终用的捷克式。老罗叔用的是短枪管盒子，区队长用的是长苗盒子，两枪外型差别甚小，但在影片中却也是从始至终一点不含糊。通信员用的是四四式骑枪，女卫生员用的是八八式骑枪。该两枪体小质轻，适合于小兵与女兵使用，枪的性能历史与片中人物的身份结合的十分的妥贴。二人在片中都不是主角，两枪在影片中曝光加起来也不足一分钟，而且女卫生员背那八八式还是个大场面远镜头，但即使这转瞬即逝的镜头也丝毫的不马虎，也如此的精雕细刻，让人感到导演的功夫甚是了得。 老电影还有一个令今天的导演远远不能相比的是，影片中的历史与枪械绝对是什么时代用什么枪，什么部队用什么枪，而绝对不会出现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不会象《亮剑》那样让鬼子用M3，不会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让德寇用M3，不会让长征时的红军用司登式，不会让民国初年的土匪用八五式，不会让淮海战役中的解放军用五六式。比如《金沙江畔》中出现的枪，便多是汉阳造步枪、八八式骑枪、三零式骑枪、花机关等，与当年红军的装备十分的吻合。《地雷战》中，有民兵先后两次缴枪的戏，第一次是从一名黑狗子手中缴得一支看不出型号的杂牌骑枪，第二次是从一名日本鬼子手中缴得一支三八式，这明显不是导演随意的巧合，而是出于有心的区别。《战火中的青春》中，青年突击排一色的三八式，而副排长刚刚从区小队升级上来，背的却是老套筒，表现出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差别，甚是合理。 在一些成功的老电影中，就象经常用冰雪化春水来象征时间变化的电影语言一样，枪在这里还起到象征时代发展变迁的标志作用。《董存瑞》中，片子开始时，董存瑞用的是格韦尔九一式马枪，郅振彪用的是老套筒，都是当时基本落伍的被主力部队淘汰的老枪。参军后，二人换上了三八式，影片到后半部分时，则又换上了司登式。虽然影片中没有一句台词也没有一个特写，但运用枪这个无声的演员，却道出了人民解放军用缴获不断壮大自己的历史事实。还有一部反映建国初期剿匪土改内容的记不起名字的老电影，片中工作队的战士最初是司登式、M1卡宾枪、M3等杂枪，影片演到后半部分，却全部换成了五零式，一句台词也没有，却无声地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五十年代换装的历史。还有《地道战》，影片开始时民兵牛娃用的是一支老套筒，到了后来则变成了三八大盖；民兵队长高传宝灶坑突围时，双手各执一支土造的独撅，到了影片的后半部，腰里别的已经是一支德国造了。作为教学片，影片不无夸张的成份，但将枪械如此的处理，却明显表达了导演的意图，这是今天的导演连读都读不懂连意识也不曾意识到的功夫。 新的作品和老的作品相比还有一个差别，即老电影老的小说中，不仅对什么人用什么枪很是重视，即是对枪的性能以及使用上也交待的十分清楚。比如小说《烈火金钢》中，当刘铁军拿着一支从其妹夫高铁杆那里借来的鸡腿橹子（冀中一带对日本7毫米南部微型手枪的俗称，是二战中威力最小的手枪）对准史更新瞄准时，史嘲笑刘的枪是“小老婆儿耍着玩儿的”，就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枪械的熟悉，而不会出现象台湾版《英列千秋》中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一支南部十四向张自忠吹嘘其性能比中国军装备的手枪（毛瑟手枪）威力大的笑话。比如老电影《南岛风云》中张强掩护炊事员背粮那场戏中，其使用毛瑟快慢机的方法是远距离时将木制盒套结合在手枪握把上抵肩行短点射射击，当敌军迫近时，则单手持枪并将枪身放平向敌横扫，不论其战斗动作还是对枪的性能的掌握，都是恰如其分，令人拍案叫绝。而不会出现象新版《飞虎队》中不论什么场合什么时机都用快慢机打长点射甚至连续射的情况。当然任何一部当年的老电影中也更不会出现象许多新拍影视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举着大小机头都还关闭着的盒子炮瞄准的镜头。 西方成功的编导演们，特别注重在细节上下功夫，故事情节可以大胆虚构，但细节上却不能出现中国导演们关公战秦琼式的穿帮。我感觉人家的精力用的是对的，因为不管你故事编的多么好，多么的感人，可若有一处穿帮，必然让观众立刻从你的剧情中走出来，而失去与之共鸣的效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当你正准备为剧中的故事而激动的想哭时，却突然看到长征路上的十七勇士手中使用的竟然是司登式冲锋枪时，却突然看到抗战初期的八百壮士手中使用的竟然是五七式自动步枪时，你那刚才还在与剧中人物一起紧张的共鸣感肯定立马丢失的一干二净，你说你扫兴不扫兴。当然，如果你对历史一无所知，如果你连MP5与MP18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都不知道，那没事，就象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再怎么穿帮我也看不出来一样，只要他的故事感人，该喜欢我照样喜欢，该激动时我照样激动，但如果你是熟知这段历史又熟知各种枪械的历史的话，你还能走入戏中与剧中人一起悲欢吗？你还能激动的起来吗？

驳壳枪不是那么个背法 电视剧《井冈山》中，有大量贺子珍背驳壳枪的戏。片中的贺子珍左肩右斜地挎着一支驳壳枪，一条皮腰带，紧紧地扎住那好看的细腰，也紧紧地将枪的背带前后全部扎在其中。那枪背带调整的很短，被牢牢捆扎住的驳壳枪的枪盒几乎挨到了腰带上，人看上去很干练。还有最近让许多人爱的流口水的《狼毒花》，那片中的主人公（叫什么我忘记了）也是一样，那把盒子炮竟然被九龙带（驳壳枪子弹带）给完全地箍在了里面。男女演员的身材都不错，配以这样的捆扎法，甚是好看。可我不明白的是，这枪到底是用来打仗的呢？还是作为一件饰品供他们臭美的呢？要是为了臭美，那我就不敢多管闲事了；可要是为了打仗的话，我可就为他们捏了一大把汗了，因为他们这样的捆法，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可怎么能够迅速地把枪抽出来呢？ 我们在一些旧的文献照片和一些文革前老电影中，看到人们背驳壳枪时，都是将枪背带置于腰带也包括身上的所有带子之外的，都是将枪的背带放的很长从而使那长长的木盒子吊到屁股下面的，同时，更多的人都是采用右肩左斜的方式背挎的。为什么呢？这是有道理的。 其一，作为随时准备抽出来应付突然情况的手枪来说，它背在身上，不能被任何的其他的带子所束缚，而只能置于其他带子的外面。这是一条铁律，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军队都必须遵守的铁律，谁不遵守，谁就是找死呐。 其二，驳壳枪枪身特别长，一般都在300毫米以上，所以，枪背带的长度应调整到当右大臂伸直或略弯曲时刚好方便地握住枪把，这样才能把那长达300多毫米的毛瑟手枪从盒套中抽出来。二战时德军一般将手枪置于腰带左前侧，美国人习惯将左轮斜挎到屁股上或固定在右大退部而且一般都放置的偏下，也都是为了右大臂伸直时方便地握住枪把抽枪的。 再来看《狼毒花》和《井冈山》中男女演员的背枪法。他们要想抽枪，势必得将右大臂使劲地弯曲才能握住枪把，而要再将那300多毫米的枪身完全地抽出盒套，大臂就还得再使劲地弯曲。可人的大臂就那么个构造，你再怎么弯曲，又能有多大的活动范围呢，尤其象剧中贺子珍那样娇小的女人，她要想握住紧挨着腰带的枪把，大臂就已经得弯到差不多极限了，她要怎么弯曲大臂才能将那300多毫米的驳壳枪从木盒子里抽出来呢，而且那枪背带又让皮带给紧紧地束缚住纹丝动不了。我真是为她担心，这要是遇到白狗子，人家哪怕就是远在一百米以外冲过来活捉了她，她的枪也未必能抽的出来。 实际训练与作战中，驳壳枪抽枪的要领大致是这样的，如果是右肩左斜的背法，是用左手握住枪盒下部，将枪体送至身体的左前侧，右手握住枪把，同时用拇指按压盒盖卡扭开启盒盖，双手合力将枪抽出；如果是左肩右斜的背法，则先用右手抓握枪把及枪盒上部，将其送到身体前侧或左前侧，左手接住，下面的步骤与右肩左斜的背法相同。当然，因为驳壳枪的木制枪套较重，向下的垂力较大，单手操作也并不困难，但要是皮制枪套，单手操作就明显困难了。 显然，上述两部片的导演和演员，是一丁丁点也没练习过抽枪的动作，因为只要他们练习一回抽枪的动作，哪怕就练那么一回，他就知道这样的携枪法要想抽出枪来有多么的困难了，遗憾的是……人家没这个空。

驳壳枪不是那么个打法 我称得上超级枪迷。特别是对民国时的老枪，就更是迷恋。但生不逢时，那些随伴了民国史走过去了的毛瑟、鲁格、盖德、期登，就跟我无缘了，倘若要是有机会，一定会把玩个够的。实际只要是男人，大概从小时起，就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对枪与车的好感。但也有例外，即近些年来国内的演艺界明星大腕们。按说他们经常扮演英雄豪杰或是特工大盗什么的，是有太多的机会玩这些老枪的，再说这又是他们的职业，就更应该玩的十分的精通才是。你看西方或是香港的枪战片中，演员们就把枪玩的特别的精练老道，看上去不由你不赞佩人家的功夫。但我国的情况却正相反，我们看近些年的许多影视中，那些长的一个个跟蔡国庆一样靓丽的明星们，却似乎对枪特别的不屑，别说精熟了，甚至连最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说这毛瑟手枪的使用吧，就存在着太多太明显的错误。 一个最明显最常见的错误是，片中角色手持毛瑟手枪，近距离地对着敌人的脑袋大喊“再动我就开枪了”。可你再看那特写镜头中的盒子炮，大机头（机锤）关闭着，小机头（保险机）也关闭着，可见他们对此物是十分的没兴趣了。不仅是演员，包括摄影、导演在内，都混蛋到一块去了。因为只要他们稍稍地对枪有那么一丁丁点的兴趣，或者只要他们对拍枪战片有那么一丁丁点的敬业，也不会犯下如此错误的。 再一个是动不动就连发，且实施长点射，就跟打重机枪似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电影《飞虎队》中。因为大概年代久远的原因，我们极少能够在影视中看到毛瑟手枪连发射击的，只有《飞虎队》中例外，动辄连发。这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毛瑟手枪是冲锋手枪，不是微型冲锋枪，和后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主要是作为手枪设计的，只有在少数极端特殊情况下，比如近距离的遭遇战、室内突袭等场合才实施连发射击，一般情况下都是用作半自动射击的。其实，就是冲锋枪，这种长点射的射击方式也不是经常使用的。当然，作为娱乐观众的影视节目，这样打好看，刺激。说到这想起一部外国片《逃亡雅典娜》。片中男主角将一支毛瑟手枪递给一个对打仗并不在行的魔术师，并对他说，“一枪一枪的打，别象电影中那样哒哒哒、哒哒哒的”，联想到我们国内相关的影视，心中不知什么滋味。 还有一个是持枪的姿势不对。《飞虎队》中打毛瑟手枪，角色都是将枪身竖直了，就象我们平常射击教学中打半自动手枪那样打连发，这是与史实不符也是与冲锋手枪的发射特点相悖的。受后坐力的作用，手枪射击时，枪管会有一个向上的跳动，而且这跳动的力很大，单手是很难控制得住的，毛瑟手枪也不例外。如果是半自动射击，每射击一次重复瞄准一次，那么这跳动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但要是实施点射就不行了。点射时，如果按射击教范的动作，即将枪身直立，缺口准星水平朝上，则除第一发外，其余的子弹都将越来越高地打到天上，这也正是外国人不愿意使用毛瑟手枪，特别是不愿意用其进行连发射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使用毛瑟手枪进行连发射击时，是将枪身翻转90度，水平放置，这样连发射击的枪弹，就会借着枪管沿枪身轴线的上跳，很自然地成一个扇面横扫出去。因为长期这样的射击，以至于用惯了毛瑟手枪的枪手们，在进行半自动射击时，也往往采取同样的姿势。在这点上，仍然是文革前的老电影比较忠实于历史，也与当年的战术动作相一致。比如《南岛风云》中由仲星火饰演的张强这一角色，在掩护炊事员抢粮这场戏中，就曾使用二十响与敌对战。该片对毛瑟手枪使用上的处理是，在远距离上，是将木制的盒套配接于枪把上，卧姿，抵肩，左手握住弹匣，行短点射；当敌人逼近时，则一边向后撤，一边单手持枪并将枪身放平向敌横扫。导演处理的妥贴，演员表演的精练，每看到此，对老影人的敬业精神便生起一种由衷的敬佩。这种将枪身翻转90度的打法，在毛瑟手枪大红大紫的年代，是任何一个使用过此枪的人都掌握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要领。但这种射击法，却从任何的射击教范上都找不到，是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的一个奇迹。无怪那些老外们惊呼：这么一个伤透了脑筋也没有解决的难题，被中国人轻轻地动了一下手腕，就解决了。 毛瑟手枪已经退役几十年，今天的导演呀演员呀军事顾问呀什么的，不知道该枪这种独特的射击方式也可以原谅；至于该不该打连发都要打连发的处理方式，为了好看，也是个理由；可你拿枪比划着，却连大小机头都不打开，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来说，就实在讲不通了。

旧中国手枪俗名录 《名枪》2005年曾刊登旧中国枪械俗称，看后很受教益。收集枪械俗称，也是本人多年爱好，现将自己收集的自动手枪俗名贴出（左轮未含）。欢迎批评、补充。 曲尺——所有枪管包在套筒内橹子的统称，因套筒较宽，形同木匠用的曲尺而得名； 枪牌橹子——FN 1900型手枪——因手枪握把上有一枪型图案而得名； 剑牌橹子——西班牙CM1931手枪——因其枪柄上宝剑的图案而得名； 马牌橹子——柯尔特1903型手枪——因手枪握把上雕刻有一匹奔马图案而得名； 花口橹子——FN 1910型手枪——因枪口部压有滚花而得名； 罗锅橹子——鲁格P08手枪——因其特殊的肘节式闭锁机构而得名 大眼橹子——柯尔特M1911手枪——因其口径11.43毫米，在当时手枪中最大而得名； 狮牌橹子——加莱西1923型手枪——因其握把上有一支狮子的图案而得名； 蛇牌橹子——德国绍尔袖珍手枪——因其手枪握把上一类似蛇型图案而得名； 狗牌橹子——西班牙某款袖珍手枪——因其握把上有一狗型图案而得名； 鹰牌橹子——毛瑟1917手枪（不是盒子炮）——因其握把上鹰的图案而得名； 十子连——国产勃郎宁大号手枪——因其装弹数为十发而得名（但十子连并不仅仅指此枪，凡是装弹数为十发的往往都称作十子连）； 张嘴灯——德国M1910毛瑟系列小型手枪（可不是盒子炮呀）——因其套筒前半部敞开，象张大的嘴吧，故名； 八音子——系一种泛称，指装弹量为八发的橹子； 小五封子——一种泛称，指装弹数为五发的小型自卫手枪； 王八盒子——南部十四年式手枪——因其特殊形状的枪套特别象个王八，故得名； 鸡腿橹子——南部7毫米微型手枪——其枪外型圆润，枪管显得很细，看上去象一支鸡腿，故得名。 加拿大橹子——国军在加拿大定制的1935型强力勃郎宁手枪，也称作十三响，因弹匣容量得名； 以上是橹子的俗称。 再说盒子。 盒子也称作匣子、驳壳、木壳，都是毛瑟及仿制品的泛称。 长苗盒子——长枪管毛瑟手枪，可以是枪管长为140毫米的毛瑟手枪，也可以是枪管长为132毫米的毛瑟手枪； 大眼盒子——山西造仿毛瑟手枪，因其口径达11.43毫米，故名； 插梭盒子——所有弹匣可拆的毛瑟及仿毛瑟手枪的统称，区别于弹匣（俗称梭子）不可拆的毛瑟手枪； 头把盒子——口径9毫米，长枪管毛瑟手枪； 二把盒子——口径7.63毫米，长枪管毛瑟手枪； 三把盒子——短枪管手枪，毛瑟警用型手枪或其他枪管较短的毛瑟手枪。 大肚匣子——毛瑟及西班牙仿毛瑟中可拆弹匣式二十响连发手枪的统称，因枪体前部机匣外侧凸起，象鼓了个大肚子，因之得名； 马匣子——骑枪型毛瑟，因其枪管长，枪托固定在握把上，可兼作马枪（骑枪）用，故名； 大镜面匣子——毛瑟手枪中的一款，因机匣侧面光滑平整无任何凸起和铭文，光可鉴人，故名； 金鸡（机）圆眼盒子——大镜面匣子的一种，因枪的板机为黄铜制，形同金色，机锤则为大环圆孔，故名； 二十响长苗大镜面——西班牙造阿斯特拉M902手枪，因其二十发弹匣为固定式，且侧面光滑平整，故名； 七钉盒子——西班牙阿斯特拉M900型仿毛瑟手枪——因其机匣侧面有七颗用于组合枪体的销钉而得名； 旁开门盒子——同上——因其机匣可以从左侧打开一块，象开了一扇门，故名。 二把长八分盒子——长苗盒子的一款，因其枪管长度132毫米，较140毫米的一款略短，故名； 小镜面盒子——中国天津大沽仿造的一种毛瑟手枪，外型从远看类似毛瑟警用型，短管，小握把，海螺型机锤，但机匣侧面光滑平整，故名； 二把短八分盒子——某一款短管毛瑟手枪，因其枪管略长于警用型，故名； 快慢机——所有装有选择发射方式的毛瑟手枪的统称； 自来德——广义上讲，是所有毛瑟手枪的统称；狭意上讲，仅指国造32年式仿毛瑟M712手枪，因该枪上雕刻有“自来得手枪”几个字。 德国造——广义上讲，是所有产自德国的毛瑟手枪；狭义上讲，则仅指M712手枪，因其机匣上雕刻有汉字“德国制”字样。 西班牙造大腰鼓——西班牙造阿期特拉M903、M904手枪，大肚匣子的一种，俗名原因同大肚匣子； 连枪——能够连发的毛瑟手枪的泛称 其实这也只是大概的分法，再往细分，光是张嘴灯就有许多型号，一号、二号、三号……到底有多少种型号，实在不好统计。 枪的俗称是群众的智慧，一方面说，它很有趣，另方面说，它太随意，也太混乱，往往不同的地区对同一种枪有着多种不同的俗称，而同一俗称在不同的地区，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因而也就很难找到统一的答案。多年以来。本人曾十分留心地不知多少次地问过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前辈，可即使同一时代战斗在同一地区的老人，对同一种枪的俗称往往也有不同的铨释。以上所列只是大致统一的俗称。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枪的俗称，不仅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即是翻阅战时的原始档案，当年统计装备时，也多用俗称。除以上所列外，就笔者所见到的，原始档案中还有“德国造大鹅头盒子枪”、“德国造老三眼盒子枪”、“三保险二把盒子”……很多奇怪的称法，不知道是什么枪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也许，随着老一辈渐渐地离去，有些俗称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