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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霸占台湾50年干了些什么?


BF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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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所受到的极为惨痛的一次宰割,两岸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开发的宝岛一朝断送。从此,中国的宝岛台湾陷入日本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

  割让的消息一传开,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人们奔走,鸣锣罢市,拥入官署,抗议清廷卖国割台行径,决心誓死抗日保台。4月18日,《马关条约》签署的第二天,台湾爱国义士丘逢甲愤而割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并特地上书清政府废约抗日。

  在上书无效的情况下,5月25日,丘逢甲联合台湾巡抚唐景崧组建义军,唐景崧坐镇台北,黑旗军首领、清军爱国将领刘永福驻守台南,丘逢甲则居中,准备抗击日寇。但因组织仓促,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丘逢甲的义军宣告失败。6月17日,日军统帅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并定此日为所谓的“始政日”。

  日军虽然占领台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却更加猛烈地在全台展开。各地军民纷纷组织义军坚持抵抗日军入侵。在台中门户新竹,台湾义军与日军持续作战一个多月,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近千名,最终因为军械不继,粮食断绝,新竹失陷。继续南下欲侵占整个台湾的日军,处处遇到台湾义军和民众的抵抗,8月底,有2000余日军毙命。当时,有侵略者哀叹道:“原以为台湾不过巴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而结果证明,轻信这种结论是错误的。”

  台湾军民的抵抗使日军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中旬,日军先后调集7万余人,倾巢进犯,大举进攻台南重镇嘉义。台湾义军奋勇抗击,以一当十,毫不退缩,战斗异常惨烈。抗日义军首领徐骧身负重伤,仍跃起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10月21日,日军趁守军内无粮饷、外无强援的情况下,攻陷台南,守将刘永福被迫登船退返大陆。至此,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有组织斗争告一段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代价,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诚被击毙,4800名日军被打死,近一半的日军被打伤。日方曾有记载:“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总督命令即为法律”

  1895年11月18日,桦山资纪向日本大本营报告,台湾全岛完全平定。然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没有停息。为了镇压台湾起义,实施殖民统治,从1895年至1919年间,日本派出7任军人总督,进行残酷的军人专政。

  1896年3月,日本将台湾划归拓殖省管辖,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在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的独裁制度。为配合这种总督制度,日本在台湾又建立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在台湾全岛布设警察网,州、厅、市、郡乃至街道都有警察部门,警察以日本人为主体,负责各类政务。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伸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鬼魇和直接屠杀台湾民众的刽子手。从此,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万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警察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时,台湾民间吓唬小孩儿有一句惯用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凶恶的日本警察。

  为镇压台湾此起彼伏的各地起义,日本派了大量军队、宪兵和警察维持秩序。1897年,日军实行“三段警备法”,将全岛分为三个地带:“安全带”主要指一些大城市和大村落,由警察负责治安;“不稳带”是义军经常出没的地区,由宪兵和警察协同警备;“危险带”是抗日义军驻守区域,由军队警备,辅以宪兵进行讨伐。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武力统治。

  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又实施“保甲条例”,将保甲设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规定10户一甲,10甲为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只要一甲之内某户出现“犯罪”,同甲户的人都会受惩罚。这种毫无道理的连坐案件在日据时代年年都有数百例。另外,日军还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成为日军剿杀抗日义军的炮灰。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万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万多人。这样,保甲制度以一种“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台湾民众,成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统治的重要手段。

  台湾出现“饥饿输出”怪现象

  在建立殖民统治制度的同时,日本没有停止疯狂的剥削和掠夺。从1895年开始,日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关于土地的若干条规则和条例,强占全台94.15%的山林原野和75%的土地,台湾许多农民破产,被迫逃亡。

  日本殖民当局强占了台湾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殖民者收取高额土地税,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还将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据统计,到1934年,台湾输入日本的稻米已达51.5万吨,占台湾当年稻米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粮食掠夺般地输往日本,造成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历史上称这种残酷而又“怪异”的现象为“饥饿输出”。

  除了粮食,台湾其他丰富的物产也成了日本掠夺的目标。日本殖民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经济掠夺尤以制糖业最为典型,曾有历史学家称:“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日本殖民当局无理地规定,台湾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通过强制性的垄断,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台湾的糖价也一跌再跌,台湾蔗农成为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

  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台湾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这种掠夺激起了台湾同胞的满腔怒火,他们纷纷揭竿而起,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895年12月13日,就在第一任日本殖民台湾的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完全平定”的二十几天后,黑旗军旧部林大北在宜兰起义,打响台湾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

   “抗日三猛”奋勇抗日

  林大北的起义唤起了各地台胞的反抗意识。全岛民众云集响应,逐渐形成了以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和南部林少猫为主的多支抗日义军。此三人当时被称为“抗日三猛”。

  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联合各路义军数千人围攻台北,虽因武器简陋未能破城,但让日本殖民台湾的首任总督见识到台湾强大的反抗力量。接着,简大狮率义军,屡屡在各地重创日军,使日本占领当局寝食难安,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898年,简大狮遭日寇围剿退到厦门。清政府软弱怕事,竟引渡简大狮给日本。1901年,简大狮就义于台北监狱。

  中部义军以柯铁为首,一直坚守在云林县附近的大坪山上。1896年6月,柯铁率领各部义军出击,收复云林、鹿港、彰化和嘉义等地。1900年2月,柯铁不幸病逝,余部被日军逐个击破。

  南部林少猫的义军主要活动在台南凤山一带,行踪飘忽不定,不断给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8年12月,林少猫集合数千义军攻打潮州,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令日军闻风丧胆。1902年,林少猫不幸被日本占领当局骗杀,余部离散。此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由大规模的起义开始转入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反抗给了日军可乘之机。日本殖民当局调集军队、警察开往各地镇压起义,随意屠杀当地台湾民众,犯了滔天罪行。比如,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3万台湾民众被屠杀;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3473人被屠杀;在1902年“噍吧篍事件”中,3万余人被屠杀;在1913年12月“苗栗事件”中,1200余人被屠杀。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台湾民众达60万人。

  用“生物学原则”统治台湾

  日本施行暴政反而加强了台湾民众的团结意识,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正视到中国人民的强大和持久的民族凝聚力。日本殖民当局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向日本大本营建议,治台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原则”基础上,扬言实行“科学的殖民政策”,既要镇压各地起义,建立统治机构,又要采取集中渐进的同化主义政策。

  在后藤新平的影响下,日本先派出7任军人总督,以军人专政的方式平定台湾各地起义。1919年10月,日本殖民当局改军人体制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实行同化政策,笼络台湾民众,企图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

  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设立“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专门教授日语,培训日本特色的文化内容,比如武士道的剑术等,灌输日本民族精神。??用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日本对中国的鄙称)去。”禁止汉语、普及日语,是日本同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另一方面,奴化教育又防止台湾民众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在这种奴化教育下,台湾基本上找不到一所适合台湾百姓的中等以上教育机构。这种歧视连日本国内教育家都无法忍受,纷纷撰文进行批评。迫于压力,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决定,日语好的台湾儿童可以进入好的中学,并与日本学生同校学习。日本殖民当局以此鼓吹,台湾教育已经没有种族差别,实际上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殖民教育对台湾百姓的歧视。台湾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享受,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在日本霸占时代,帝国大学(后来的台湾大学)内日籍学生占80%以上,中国学生不到20%。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1936年,为配合日军全面侵华,到任不久的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在推行“皇民化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进一步强制推行日语,设立3832处日语讲习所,连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人都必须使用日语。接着,日本当局又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春节等传统节日,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式的家庭用品,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为挖掉台湾民众身上的中国根,日本殖民当局后来还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仅在1941年,被迫改名的台湾民众就有7万多人。

  把台湾作为侵华的战略棋子

  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日本殖民者把台湾设为战略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1942年9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大东亚省”管辖新占领地区,而将台湾、朝鲜等战前就已霸占的领土置于“内务省”管辖之下,妄图将台湾“内地化”。

  战争期间,日本在台湾先后修建了数个机场,作为轰炸中国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前哨基地。日军攻占南京、侵略华南所依赖的空中力量也都来自台湾的基地。

  为了补充兵源和军费,日本殖民当局一面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刮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人均收入的35%都被用于日本军费;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以“临时劳务部”的名义,强迫大批台湾劳工到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战场充当军夫、翻译、护士等工作,同时,修改兵役法,强迫台湾青年参加侵略战争。据统计,20多万人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3万多人战死。

  日本这种殖民暴行使台湾民众积聚了满腔怒火,许多爱国志士有的纷纷返回大陆,为抗日大业尽一份力量;有的在岛内组织政党,进行合法手段的斗争和宣传;有的创办刊物,为反对殖民统治呐喊助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人民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台湾各大城市人山人海,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光复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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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超过半数的台湾人希望并入日本或独立. 可悲啊,这些背叛民族的二鬼子.大陆现在就像是在饮鸠止渴,面对台湾人的倭寇化也只能用牺牲大陆利益的方法来延缓台湾堕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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