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28

要爬到头,不能从窟窿里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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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从五点四十五分起开始还击!”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希特勒将进攻波兰的时间规定在八月二十六日清晨。然而由于墨索里尼不打算合作，英国此时也从它对波兰的保证声明发展到与波兰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的同盟。于是，进攻波兰的日期只好在规定的当天又被撤销。 希特勒十分重视使英国保持中立，因此他终于声明愿意同波兰举行谈判，前提是波兰方面应派一名代表于八月三十日以前前往柏林。 英国外交又一次帮助希特勒实现了这一计划，并劝说波兰政府尽量保持克制和友好的姿态。可是，波兰外长贝克却不打算象许士尼格和哈查那样去接受希特勒的讹诈。这样，波兰政府非但没有派出谈判代表，反而于八月三十日宣布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希特勒长期以来所垂涎的并不只是但泽地区和波兰的走廊，而是一场对波兰的战争，波兰政府的这一决定正好给了希特勒把战争罪责嫁祸于波兰政府的可趁之机 ——他在八月三十日晚上对德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恰恰是这样做的。 八月三十一日十二点四十分，希特勒重新下达了进攻波兰的命令。同天晚上，党卫军的治安勤务部队制造了一个“宣传上的理由”：党卫军队员身穿波兰义勇军的制服伪装了一场波兰方面对德国边境地区和格利维采的德国电台所发起的进攻。。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全身戎装出现在国会面前，他对于最近一些时候的外交活动以及所谓的波兰“入侵”作了一个怒不可遏的报告并且宣布：“我们已从五点四十五分起开始还击！”德国的大街上此刻冷冷清清，十分安谧，与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现的对战争如醉如狂的热烈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群众的情绪更多的是感到压抑和抱着静观下文的冷漠态度。 进攻波兰的战争只进行了短短的几个星期。法国和英国尽管许下了诺言，却并没有给波兰以有效的支援。九月三日，这两个国家对德宣战，英国派出了一支由十个师兵力组成的远征军开入了法国。然而，他们却不敢对德国发起联合进攻，以便将德军始终牵制在西线。这样一来，德国武装部队则得以放心大胆地将自己的快速突击坦克集团楔人波兰境内纵深，这些坦克突击集团对付波兰军队和英勇奋战的游击队部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九月十七日，苏联红军介入，并占领了波兰领土中 “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 九月二十七日，德军攻占了华沙。同一天里，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一项新的秘密协定中达成了交易，把立陶宛划入了苏联的利益范围，而波兰的其它地区则划归了德目。 波兰作为国家已从地球上消失，凡尔赛和约以前属于德国的地区又重新划回了帝国的版图。其它那些被德军占领的波兰领土，希特勒则把它变成了一个“总督辖区”，并任命从前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汉斯·弗朗克为总督。 然而，波兰的真正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根据希特勒的手谕，所谓的党卫军别动队在开入之后立即开始了对波兰的优秀阶层和犹太人的迫害。 一九三九年十月，别动队就已经杀害了三干五百名波兰的贵族、知识分子，牧师和犹太人。一百万以上的波兰人被赶离了家园，为了给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就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但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必须背井离乡的德国人腾出新居之所。由于采取了这样一种向波兰的“移民活动”，希特勒便在欧洲政策中埋下了一个基因，它将在一九四五年同样被用来对付那些德国居民：当波兰重新占领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兹南地区时，数百万计的德国居民又被扫地出门。 从“静坐战”到“闪电战” 德军以武力征服波兰的过程当中，德国的西线并无风吹草动。法国和英国尽管已经宣战，然而却按兵不动，法国军队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构筑工事据守。士兵们将西线的战争称之为“静坐战”或“滑稽的战争”，因为这倒更象是在演一出模仿战争的讽刺喜剧。不过，到了一九四零年春天，情况开始发生了转变，战争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手中。 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希特勒下令进攻丹麦和挪威，密码代号定为“威悉河演习”。他担心英国舰队将重演一九一四年封锁欧洲北海的故伎，切断德国从瑞典经挪威纳尔维克港的那条生命攸关的铁矿砂运输线。英国也确实计划在挪威实施一次登陆行动，但希特勒却捷足先登，抢在了英国的前面。 占领丹麦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因为丹麦军队根据国王和政府的命令并没有进行抵抗。然而，德军在挪威却迟到了英国登陆部队和挪威军队的激烈抵抗，抵抗一直到六月十日才被德军粉碎。当丹麦的国王、政府和议会仍然存在的时候，希特勒便在奥斯陆建立了一个由挪威的纳粹分子维德孔·吉斯林领导下的傀儡政府。吉斯林这个名字从此就成为人们对纳粹统治欧洲大片领土期间准备与希特勒屈膝合作的其他那些欧洲国家政客们表示鄙夷的一种代名词。 正当战斗还在挪威进行的同时，希特勒下令德军开始集结，准备对法国举行大规模的进攻。进攻是根据冯·曼施泰因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实施的：用强大的装甲部队实施十分大胆的穿插攻击，突破阿登森林，向色当方向推进，尔后继续挺进到运河沿岸，第二阶段，德军主力应向北实施迂回，包围并消灭法军主力。这个“月牙形”计划的主要优点在于，由于法军方面过于相信阿登地区地势复杂，德军根本无法通行，故该地区的法军工事构成远逊于运河沿岸一带。 德军的攻势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展开。几天之后，荷兰军队宣布投降。到了五月十六日，比利时的那些最重要的军事要塞纷纷陷落，五月十七日，德军占领了布鲁塞尔；五月十八日，德军继而攻占了安特卫普。五月二十日，德国的坦克集团军推进到了运河地区，占领了布伦和加来。英国军队逐渐被夹击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的厄运此时看来已是命中注定的了，但就在此关键时刻，希特勒却于五月二十四日下令从沿海方向对敦刻尔克实施合围的德国坦克集团军停止前进。希特勒打算把他的坦克留下来与法国陆军进行决战，故此把歼灭英军的任务交给戈林的空军去完成。然而，空军在完成此项使命之中却证明是力不胜任的。 当希特勒于五月二十六日重新收回成命并下令坦克部队再次投入攻击时，却已经延误了战机。英军扼守敦刻尔克直到六月四日，在此期间，他们利用战舰，渔舟、帆船，三桅船以及其它海运工具将三十多万人员撤过了海峡。撤离的英军虽然被迫弃掉了全部装备辎重，然而却毕竟保留了有生力量，以致他们随时都会重新具有抵抗德军对英国本土发起入侵的能力，甚至还可能重新越过海峡，卷土重来。 除了在敦刻尔克的失算以外，德军在法国境内的挺进是按计划进行的：一九四零年六月十四日，巴黎陷落，不久，整个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都落人德军之手。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谈判者们在贡比涅森林中的列车里与德国签立了停战协定，一九一八年，埃兹贝格正是在同一列火车中接受协约国的停战条件的。法国北部的工业区，巴黎和运河沿岸地区变成了被占领区，由德方实行军事管制。老元帅贝当领导的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政府设在了法国南部的温泉浴场维希。它被允许保留了一支志愿军部队、法国舰队和一支弱小的空军。维希政府准备与希特勒进行合作。但是，在戴高乐将军的领导下，同时在英国的伦敦建立起一个流亡政府，它号召法国人民对德国占领军进行抵抗。“抵抗运动”（Ｒｅｓｉｓｔｔａｎｃｅ）和 “通敌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ｕｒｓ）之间的对立把法兰西民族分成了两大营垒，一边要苟延残喘的和平，另一边则要进行抵抗战争。 法国在两次大战中间曾经是欧洲的军事强国。对法战争的神速告捷以及巴黎的陷落使得世界舆论哗然变色并在德国国内造成了一种空前的印象，即德国武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在一连串短时间的“闪电战”中，德国武装部队占领了半个欧洲。德国军事当局中那些预言战争危险的人，那些怀疑观望者们成了毫无道理的杞人忧天，而希特勒却功名显赫。 德匡的居民们变得轻松起来，并被源源不断来自西线的胜利捷报所鼓舞。战争的结果看来已是胜利在望，因为法国失败以后英国则不可能再继续挺下去，它必将会跪下来乞求和平。 “海狮”行动的失败 然而，希特勒希望由英国方面提出一项和平提议的想法却变成了泡影。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温斯顿·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丘吉尔以下述语言宣布了他决心坚持下去的意志：“除了鲜血、艰辛、眼泪和汗水以外，我绝不会再拿出任何东西”。 丘吉尔估计到德国将发起一场入侵。可是希特勒却仍然把立足点放在英国将会屈服上面，因此他还没有制定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到了现在，一个被命名为“海氏”行动的对英作战方案才被临时拼凑出来。德军部队能够顺利在英国登陆的前提是控制海峡以及英国南海岸上方的制定权。 为此，德国空军于八月十三日起开始攻击英国南部的雷达站、机场，港口，飞机制造厂和交通枢纽。希特勒同时还下令轰炸英国的工业中心．尽管德军的轰炸给伦敦和英国南部的工业城市与港口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德国空军却既没有取得打垮皇家空军的预期战果，也没有能够把英国政府“炸到和平谈判桌上来”。此外，德国空军在空战中损失惨重，从九月底开始，空战越来越朝着对英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作为入侵王牌的第一个前提的空军轰炸变成了强弩之末。这时，秋天的暴风雨季开始了，“海狮”行动被暂时推迟。直到一九四一年春天，“海狮”行动才正式开始。 把英国政府赶到谈判桌上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被认为是进行海战。由于英国舰队比起德国舰队来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故比德军方面仍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只进行了潜水艇战。希特勒下令大力加强潜水艇的建造并把它们投入到大西洋中进行作战。德国的潜水艇在付出了高昂代价的情况底下确实击沉了大量的英国舰只，但是大不列颠岛的供应并没有被完全切断。随着一九四一年的进程，美国总统罗斯福尽管公开表示美国将严守中立，然而他提供给英国的援助却与日俱增。英国人和美国人逐渐迫使德国海军转入了守势。 地中海的战争 根据海军当局的意见，给予英国以沉重打击的第三种途径是在地中海地区。通过占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英国通往印度的道路将会被切断，德国还将会因此在北非和近东建立起优越的战略地位。 希特勒在采纳海军当局的这些建议时，表现得十分勉强，估计他值此关头已经开始酝酿着把对英国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放在俄国境内去实施。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他为此目的在法国的边境地区昂代会见了佛朗哥并试图劝说他去进攻直布罗陀。可是，正如通常那样，一旦希特勒不能去讹诈他的一个谈判伙伴之时，他的说服力便马上变得黯然失色了。佛朗哥盘算着，只要对英作战尚未定局，他就不愿破釜沉舟。当佛朗哥支吾搪塞，寻找托辞的时候，希特勒变得越发烦躁起来。他后来在同墨索里尼谈到这次与佛朗哥的会谈时说道：“我宁愿叫人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同这家伙再谈上一次。” 一天以后，希特勒在蒙都瓦与法国首脑贝当及其总理拉瓦尔进行了会晤。然而，就连贝当也不想使他的政府持鲜明的反英立场，尽管希特勒答应把英国在非洲的一部分殖民地划分给他。 希特勒带着对其盟友怒不可遏和大失所望的心情继续驱往慕尼黑并从那里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墨索里尼告诉希特勒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意军已经自十月二十八日起开始进攻希腊。墨索里尼此举是对希特勒所实施的闪电战的一种报复，那些闪电战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才通知给他的。 意大利对希腊所实施的进攻打乱了希特勒的全盘计划。 希腊军队将意军击退到阿尔巴尼亚，英军也投入了支援希腊的战斗。与此同时，墨索里尼的军队也被英军赶出了索马里和埃及。一九四零年底，意大利甚至丢掉了阿比尼西亚。 在此走投无路的绝望关头，墨索里尼去找希特勒恳求援助。罗马——柏林轴心国的共同利益使得希特勒无法回绝墨索里尼的请求，于是，由隆美尔将军指挥的非洲兵团被建立起来并被派往北非去支援意军。当然，希特勒此刻的注意力已经不再是地中海，而是转向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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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帝国之乡” 正如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事先所预料的那样，西方列强对于“合并”的反应仅仅限于提出一些抗议照会而已。希特勒此时可以放心地去猎取他的下一个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 约计三百万的苏台德德国人成为希特勒此项目标的起点。他们居住在波希米亚盆地周围的山区，捷克斯洛伐克效仿法国人的榜样在波希米亚盆地构筑了要塞设施，重要的工业中心也设在此地。苏台德区的德国人组织起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其中最大的党派是“苏台德德国党”，它的领袖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名叫康拉德．汉莱。汉莱自从一九三七年起就开始公开拥护纳粹主义。奥地利“合并”以后，“苏台德德国党”根据希特勒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他们的《卡尔斯巴德》纲领中要求实现全面自治、自由宣传“德意志世界观”的权力以及赔偿他们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所受到的经济损失。苏台德地区出现了紧张空气，发生了与捷克警方的冲突事件。 五月二十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它的武装部队下达了进行局部动员的命令，这是由于政府担心德国方面会发动进攻。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把最高军事指挥官们召集到一起并且告诉他们说：“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乃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进攻日期确定在十月一日。同时，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力量加速“西部壁垒”工程，完成西线的防御工事，确保德军能够在那里扼守住阵地防线。 尽管希特勒下令准备了《绿色方案》（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的密码代号），但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来看，估计希特勒尚无意发动一场战争，而只是企图利用军事上的压力对西方列强采取一次讹诈行动。但是，正如他在占领莱茵兰以及“合并” 奥地利时的情况一样，他也作好了应付一场战争的准备。希特勒当时曾经对他的一名心腹人士说过：“您知道，我就好比是一个必须踩着刀刃走过深渊的流浪者。但是，我必须得走过去，一定要走过去".希特勒的将军们又一次对于这场德国将冒着同法、英两国进行一次战争的风险的赌博游戏表示了他们的疑虑。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看到了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并且认为它将会以给德国带来的一场灾难而告终。贝克千方百计——然而却是徒劳地——设法说服希特勒放弃他的计划，并于八月十八日挂冠辞职。继贝克将军之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是哈尔德将军。哈尔德将军试图与外交部中以及以反间谍机关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为首的那些反对派小组结成联盟，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政变者们计划，一旦希特勒发动战争，则由驻柏林的部队将其逮捕。此项政变计划成功的前提是需要英国保持其强硬态度。如果希特勒在此前提下退缩惧怕，他在国内的政治威望则会因此发生动摇，假如他在英国的强硬态度之下仍然敢冒战争的风险，那么，对于德国的公众舆论来说，他的垮台便也是颁理成章的事了。 九月十二日，纽伦堡党代会期间，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了威胁：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既非是手无寸铁，也非是孤立无援。这一点，我想人们应该认识到。” 希特勒这席话所造成的后果是使苏台德地区更加混乱。汉莱提出了“回归帝国之乡”的口号。在埃格尔地区：数千名群众要求实行自治，捷克警察开枪射击，打死了一名示威者。 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继续发生着流血冲突事件。布拉格政府宣布进入戒严状态，颁布了边境省份战争法律。一场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在此种局势之下，英国首相张伯伦通电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只有他们俩人参加的会晤，希特勒立即采纳了张伯伦的这一建议。九月十五日那天，从未坐过飞机而且年近七旬的英国首相登上了专机，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进行会晤。在三个小时的会谈中间，希特勒灌满他那客人双耳的全都是对于捷克政府的谴责。“我不会任其长此以往的，”希特勒终于失去了控制，放声喊道：“我将在最短的时间以内——无论如何——用我自己的主动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ｏ张伯伦打断他的话说：如果希特勒已经是破釜沉舟，要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再谈下去也只会是白自浪费时间。希特勒见说后似乎有些回心转意，他问张伯伦，英国是否能够承认处理苏台德德国人间题的那项民族自治法的原则（民族自治的实现将按照此项原则的规定兑现）？张伯伦答复说，他准备将此问题带回去同他的内阁以及法国政府磋商一下，然后再和希特勒举行下一次会晤。 张伯伦很快便同法国总理达拉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双方应该通过施加“友好的压力”来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苏台德区的某些部分割让给希特勒德国。苏台德地区剩下的那部分领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则应该采取国际托管的办法求得保护。一种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了：西方列强竟然变成了希特勒实观其野心的帮凶。他们的调解举动无异于是一个最后通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它的伙伴们十分卑鄙地遗弃了，最后则被迫违心地踏上了屈服之途。 九月二十二日，张伯伦飞往巴特格德斯贝格，同希特勒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他把自己在同法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谈中取得的所谓成果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希特勒，然而使他感到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对此却并不满意。此君的胃口要大得多，他要求苏台德区应该立即由德国军队实行占领，并且还替匈牙利以及波兰提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ｃ张伯伦气昏了头，大夫所望地飞回了伦敦。他的调停使命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了一项最后通牒，通牒的期限截止到九月二十八日。看来，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了。 九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发表了一次演讲，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极尽讥讽之能事。不过，有一点却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即德国的居民们并没有打算去进行一场战争。当摩托化部队开过柏林的大街时，人们的反应是冷淡中间掺杂着保留。希特勒又一次降低了他的调子，建议张伯伦再次出面进行调解。张伯伦此次拉上了墨索里尼，后者则建议大国之间召开一次会议，希特勒对此表示同意。 九月二十九日，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晤。慕尼黑会议一致决定，德军进入苏台德区的行动将于十月一日开始，截止到十月十日以前完成。在一个归属尚未确定的地区应该举行全民投票表决（后来此次投票表决实际上也被取消），法国和英国发表声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其它领土提出了担保，德国和意大利表示赞成此项声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另外一个条约伙伴苏联没有参加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并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此事件中被人置于既无人过问亦无人通告的可怜境地。 十月一日，德国军队——按照《慕尼黑协定》——开进了苏台德区。当张伯伦和达拉第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兴奋的群众热烈地欢迎了他们，因为如当时所云，正是他们拯救了欧洲的和平。至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在此事件中不得已而蒙受的牺牲，以及西方列强妥协让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在进行着思考。希特勒在通往“大德意志帝国’的道路上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帝国的玻璃粉末之夜”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一位在巴黎的波兰籍犹太人开枪企图刺杀德国使节。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对德国迫害犹太人而进行报复。这位犹太刺客击毙了一名德国使馆的随员。这一事件被纳粹分子们作为理由，对国内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财产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到十日夜间，整个德国的犹太教堂都处于熊熊烈焰之中，犹太人开办的商店被捣毁，犹太人本身则倍受凌辱或惨遭杀害。由于在北事件当中，犹太人住宅和商店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故在纳粹宣传中被称为 “帝国的玻璃粉末之夜”。根据官方所公布的数字，计有八百一十四家犹太人店铺遭到了洗劫，一百七十一家犹太人住宅被人捣毁，一百九十一座犹太人教堂被置人火海，九十一名犹太人被杀害，三十六名犹太人身受重伤。迫害延续了数日，截止到十一月十二日，约有三万名犹太人被赶进了集中营。 捣毁与迫害的狂潮卷过之后，牺牲者们竟然还要对此次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负责。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的犹太人必须为赔偿损失拿出十亿马克，并且还要负责赔偿事件所造成的一切物质损失。在此期间，人们不仅剥夺了犹太人的自由职业，而且还对犹太人封闭了几乎所有的工作场所。现在，犹太人既不能够当农民，店主，掮客，个体商人，也不能够当企业中的经济人。他们既不允许接受借债，也不许出售货物。犹太族的房客和职员可以被任意解约而不再享有法律上的保护。犹太人不能经营手工业并被从那些合作单位中扫地出门。犹太人被禁止去澡堂，电影院，剧院、音乐会，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犹太人进入大学和高等院校的道路已被封死，现在他们连上高中一类学校的机会也被剥夺，甚至就连犹太儿童享受小学义务教育的权力也被取消。犹太人的护照上观在被印上了一个醒目的“Ｊ”字，以示区别。一九四一年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佩带一种黄颜色的六星标志。 截止到大战爆发之前，第三帝国迫害犹太人的政策愈演愈烈，发展到了肆意掠夺和驱赶犹太人的地步。德国半数以上的犹太人（约计二十七万五千名）于一九三九年底之前流亡国外，然而他们却仍然未能摆脱掉困难的处境，因为国外的人们毫不欢迎这些大难未死却不名一文的犹太人。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说：“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金融犹太集团把各国人民再一次推入一场世界大战的阴谋得逞的话，那么，战争的结果绝对不会是整个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犹太集团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彻底覆灭！”这里，希特勒在他此次讲话中间就已经宣告了从对犹太人法律上的歧视和经济上的摧毁升级为生理上的消灭。 踌躇满志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所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了他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所许下的诺言。他已经把看来毫无希望的事情付诸实现：失业者不复存在，德国入境况空前好转，国家内部出现了“安定与秩序”，“凡尔赛枷锁”被粉碎，德国又重新享有国际威望；德国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奥地利人和苏台德德国人业已“回归帝国之乡”。 就连在一九三三年没有投希特勒选票的那些人，那些并没有被希特勒演讲所俘虏的人和那些对于希特勒歧视犹太人有反感的人现在都——不论他们是否情愿—— 受到了这些“成果”的影响。大多数德国人尽管不是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但他们却是第三帝国的子民和“元首”虔诚的信徒。往后的历史将证明，那种对于“元首” 的信赖是不会被轻易动摇的，许多人直到战争的最后岁月，仍然未改初衷，死抱着此种信赖不放。 希特勒撕毁了“慕尼黑协定” 即将进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的那个夜间，希特勒通知在柏林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德国军队已经在向布拉格进军。假如捷克军队进行抵抗的话，他就将下令轰炸市拉格。哈查患了软骨病，在希特勒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德国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便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三月十六日，希特勒在布拉格城堡上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解体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成立。 这样，希特勒就迈出了实现他那东方计划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出兵占领布拉格以及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 的幌子下“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便撕毁了自己亲笔签立的协定，并且暴露出他的那个除苏台德地区之外不再有领土要求的庄严保证不过是一个虚伪的骗局。 德国进兵布拉格之后，国际舆论彻底转向反对希特勒德国。英国政府结束了它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假如波兰的独立一旦受到威胁，英国将与法国通力合作支援这个国家。 事实上，波兰在希特勒的日程表上已经被列为下一个牺牲者。希特勒现在已是年交半百，他立志在有生之年彻底实现他那在东方占领生存空间的美梦，因为“天晓得，他还能活上多久”。四月二十三日，希特勒下令为完成《白色方案》——对波兰的战争——而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四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遍整个世界的国会演说中，作为对英国为波兰所做的保证声明的一种回答，宣布了德一波友好条约以及德一英海军协定。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同他的最高司令官们的一次谈话中露骨地说道：“但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讲，是要扩大在东方的生存空间，为我们的食品来源提供保障以及解决波罗的海的争议问题。生活资料的供应只有从那些居民稀少的地区才有可能得到。” 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英国做出保证声明之后。进攻波兰自然而然地要冒英国卷入的风险。为了避免陷入一场两线作战的危险，希特勒开始热衷于同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这个打算的实质究竟何在，他在八月十一日对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瑞士人卡尔·雅各布· 布克哈特未加丝毫掩饰地讲到：“我所傲的一切：都是针对俄国的，假如西方笨到和瞎到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我将追于无奈只好同俄目佬取得谅解，而用武力去打击西方，待打败西方以后再集中我的全部力量把矛头指向苏联。我需要乌克兰，有了乌克兰，别人就再也无法家上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用饥饿来迫使我们投降了。’ 自从慕尼黑协定签立以来，斯大林便认为他同西方列强合作的计划已经失败。他担心西方列强继续会对希特勒进行纵容让步，最终则以他的牺牲达成一致。最好的办法看来还不如由他直接和希特勒取得谅解。 在上述背景之下，德——苏两国关于签订一项经济协定的谈判在莫斯科开始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也开始改善。与此同时，关于波兰问题的德——英会谈也在伦敦进行。一个英、法代表团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莫斯科，代表团想通过谈判使苏联也参加到他们中间，发表对波兰的保证声明。 然而，这次会谈却陷入了僵局，因为波兰政府根本无意为红军提供过境权。斯大林此刻开始怀疑，西方列强这样做只是为了在与希特勒取得谅解之前故意先拖住他。希特勒这时又开始变得越发地不耐烦了，因为德——苏会谈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他进攻波兰的日期却已经确定：战争必须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开始，以便能够在秋天雨季到来之前按期结束，以免使德军的推进陷入泥泞而停滞不前。 八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召集起最高司令官们和指挥各路集团军的将军们，对他们解释说：对于波兰的战争现在已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而只会赢得好处。由于受到限制，我们的经济状况只能维持很少的几年了”。东方则将会提供德国所需要的一切。联想到慕尼黑协定，希特勒的担心仅仅在于， “不知道哪一个无赖又会在最后关头向我提出调停方案”。对于发动战争的理由，他则丝毫也不担心：“我将为战争的起因提供宣传上的理由，至于它是否讲得通则是无关紧要的。胜利者在事后是不会被人间起他当初是否说了实话。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过程中间，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在于是否取得胜利。" 八月二十三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订了一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最要害的东西当然没有写进这一公开的条约，而是附在了一项秘密的补充备忘录里。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项秘密备忘录中划定了双方在东欧各自的利益范围。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纳累夫河、魏克塞尔河、桑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属于苏联利益范围；立陶宛以及上述三河以西的波兰领土则属于德国的利益范围。 这项秘密备忘录使斯大林在对付始终存在的希特勒德国进攻威胁方面以及在对巴尔干和中东欧地区施加政治影响方面获得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希特勒则由此去掉了担心出现一场两线战争的心病并经常不断地从苏联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的供应。一旦希特勒赢得了对波兰和对西方列强的战争，那他还会重新“夺占” 他现在不得不给予斯大林的全部地盘。 事实就是如此，这两个迥然不同的谈判伙伴都有着各自的内心打算。但是，条约对于波兰却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意味着国土被第四次瓜分。

下载后看了看，貌似在哪儿见过.....

好东西

一本纳粹主义生物教课书中的节选 7.选择与配偶 “选择一个民族仅是视其子嗣众多还是子嗣贫匮，是全面优秀遗传还是全面劣质遗传而决定的”。（京特语）。 因此，元首的运动号召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不仅要把他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贡献给自己的民族，而且还必须让他的遗产、他那神圣不泯的生命——尽可能多的子嗣——流传于世。我们必须做到：不仅能为德国而死，而且也能为德国而生。 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它总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经受住自己历史上最沉重的命运的打击，因为从白然法则来看，这个民族从未长期中断过繁殖生衍。我们之所以相信德国将与天地同在，正是因为这一自然的真谛业已在第三帝国时期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觉悟中来。 正因如此，每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进程就是选择配偶。我们特地为此向你提供十条选择配偶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由海体斯博士与帝国内务部、帝国卫生局、帝国人民健康委员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种族政策局共同合作提出来的，其中结合了我们生物学研究中的全部成果：记住，你是一个德意志人！ 你所具有的一切，并非源于你自己的努力结果．而来源于德意志民族。不论你是否愿意，你属于这个民族；因为你从中产生出来。因此你在做任何事情之际，务必要想到这样做是否会对你的民族有利。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假如你有生育能力，你则不应该过独身生活！ 在你身上所存在的一切——你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特征都是暂时的。它们是一笔遗产，是你的先人们送予的礼物。他们通过你象一个不折断的链环般地代代生存下去。谁要是没有迫不得已的原因而过独身生活，传宗接代的链环就会折断。你的生命仅仅是瞬息即逝的暂时观象，亲族和人民却将逾世不衰。精神和肉体的遗产将在下一代孩子们身上庆祝它们的再生。 遗传、血缘因素是祖先通过生衍繁殖而在肉体、精神和心灵方面留给他们后代的全部财富。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只能够将这大量财富中的一部分体现出来。 由于这些遗产不断地在后来者中间得到体现，因而得到了永存。这就是与每个人生存现象同时并存的遗传现象。保持你肉体上的纯洁性！ 为了能够为你的民族服务，请保持你父母给予你的健康！小心，切莫轻浮地糟蹋它！一时的糟蹋将会长久地摧残你的健康和你的遗传，成为上苍对你以及你的子孙们的惩罚。你向你未来的生活伴侣所要求的一切，你台己也必须做到。记住，你也将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祖先。 你应保持精神和心灵的纯洁性！ 倘若你保持了你的资本，你则将能够是这些资本的体观！请警惕不要受到一切与你的内质相陌生、与你的性质相违背、为你的良心所禁止的精神及心灵的影响！ 向往金钱和财产、向往权力和地位、向往舒适和享受通常只会诱使你忘记这些。因此，请你真正把握住你自己拜首先使你未来的伴侣也做到这一点！建立在谎言基础之上的幸福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墟。对你终身伴侣所提出的要求，你自己也必须实观之。 作为德意志人必须选择具有相同血统或北欧血统的配偶！ 遗传相同之际，谐音问世之时。不同种族杂交之际，则势必产生极不合谐的噪音。不同种族的杂交（混血杂交）通常会给人们和民族的生活带来质变和堕落；杂交频率越快，种族性质则越杂乱不堪。谨防堕落！警惕非欧洲种族的血脉异支！只有相同种族通婚，才有可能获得幸福！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日尔曼祖先和北欧种族最为接近。根据所有调查，北欧种族对于德意志民族和那些操日尔曼语的兄弟种族以及对于它们的发展是一个最具有价值的种族。所有的德意志氏族都曾经有过与北欧种族相同的人情习俗，它们是能够同那些非北欧种族的人情习俗区别开来的。总之，北欧种族的血缘色彩联系着整个德意志民族，每一个德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这样的血缘特点，保持和发展这些血缘特点乃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谁要是同非欧洲种族的血缘异支进行杂交，那则是对自己民族进化的一种反动。 选择配偶对请你问清他祖先的血缘！ 你不仅仅是娶（嫁）你的配偶，而在某种意义之上还包括他（她）的祖先。只有有了高贵的祖先，才可以指望出现高贵的后代！智力和心灵的能力与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一样，同是遗传的一个部分。劣质的天斌和优秀的天赋同样会得到遗传。一个很好的人本身可以带有给孩子造成不丰的遗传因子。因此，绝对不要从一个坏家族中娶（嫁）其中的一个好人！ 谁要是以坦率而又公正的眼光去观察父母和亲属，就有可能察觉到某种危险。假如你不好断定，假如你要求知道自己遗传生理上的血缘出身，可以去问一个在遗传健康学方面有造诣的医生或者去与柏林的帝国人民健康委员会接洽。 健康也是外形美的前提！ 健康将对长久幸福提出最佳保证。因为它是美质和心灵稳定的前提。请要求你未来的配偶对他（她）的遗传生理进行医疗检查，你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去做！ 有了爱情，才能结婚！ 金钱是暂时的财富，并不能使人长久幸福。在没有爱情的神圣火花闪观之处，也绝不会有幸福生长。心灵和性情的财富是长远幸福最好的保证。 因此，请你对爱情不要盲目，而要充满远见和责任戚！一种瞬间的性欲冲动是不会产生真正的幸福的！ 你所追求的不是清遣的伙伴，而是终身伴侣！ 结婚不是两人之间暂时的游戏，而是一种长久的结合，它对于小人与整个只族的生活都具有着深远的意义。结婚的意义在于生殖和养育后代。 只有心灵、肉体和种族相同的人们才能实观这一远大目标，造福于白己和自己的民族；因为每个种族都有台己独特的心灵，而只有相同的心灵才可能相互理解。 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过大也很容易损害婚姻的平衡。 结婚的意义在于产生健康的后代！ 每个家庭至少得有三至四个孩子才能保障一个民族的存在。但是要想把一个民族业已具有的天赋尽可能大量地、全面地、丰富地继续体观下去，则必须有大量的子嗣。一个孩子绝对不会与另一个孩子完全相同，每个孩子都继承着他自己的先人所特有的天赋。人数众多的高贵子嗣将会提高一个民族的价值并给它的继续生存提供着最安全的保证。 你离开了人间；但是，你所留给后代的一切，将永世长存，你将在后代的身上庆祝你的永生。 你的民族永垂不朽！ 希特勒披露了他的战争计划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第三帝国的军费开支直线上升：一九三三年为七亿马克，一九三八年则达到一百五十五亿马克（当时的国家总预算额为二百六十二亿马克）。 第三帝国所负的债务也随之增长；一九三三年为一百二十九亿马克，到了一九三八年则高达三百一十五亿马克。 此种政策势必导致战争，因为只有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占领和掠夺，希特勒才有可能重新铲平由于扩军备战而高高筑起的债台。当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之后，他不可能一下子实行一种降低生活水准厉行节约的政策——这样做很可能导致他的统治走向末日。 希特勒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他召集国防军的三军总司令们，战争部长和外交部长，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所奉行的目标。正如霍斯巴赫上校记录中的一段话所云：“只要元首还活着，他那不可更变的决心是，最迟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之间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 这里既不是指发展对外贸易而言，也不是说去对殖民地进行剥削，而是要占领 “欧洲与帝国直接连壤”的居住空间和原料基地。在时间制定方面，希特勒考虑到，德国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才有可能在军备方面超过西方列强。正如他进一步阐明的那样，德国必须在开始进行伟大的占领进军之前改善它的军事态势，这就需要首先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认为，假如德国的政策能够充分利用英、法两国在内政方面以及西斑牙内战和阿比尼西亚战争事态给它们造成的困难局面，采取 “迅雷不及掩耳般的”快速行动，是不难达到他所预期的目标的。 对于希特勒这一近期目标的计划，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冯· 弗里奇将军深表怀疑。他们对于外交形势的分析判断远不象希特勒那样乐观，而是认为一旦德国冒险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法两国则势必会进行干预。将军们又一次用他们的疑虑和建议挡了希特勒和他那个占领计划的驾。然而，希特勒很快就利用了随即到来的一个．机会，踢开了挡驾的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亲自出马担任了指挥国防军的独裁长官，以此来实现他那外交政策方面的目标。 戈林很快就从他的警察局的档案中间查出，布洛姆贝格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娶的那位女秘书从前是一个妓女；布洛姆贝格因此被迫辞职。这时，戈林自己的心中已经在觊觎着继承布洛姆贝格的职位，因而他加紧了自己的阴谋活动，又从警察局的档案中炮制了一个新的立案，即怀疑弗里奇与他人有同性恋关系。尽管此案唯一的一名罪行证人的证词破绽百出，十分令人置疑，希特勒还是欣然接受了对弗里奇的指控并在二月四日将后者革职。后来，整个案件终于以“将当事人混淆”的结论而真相大白，但这却丝毫也没有改变弗里奇的境况。虽然希特勒亲笔给弗里奇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件，但后者既没有能宫复原职，也没有被公开恢复名誉。 和一九三四年间冯·施莱歇与冯·布雷多将军被杀害后的情况一样，军官们中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忿忿不平的私下表示，但是军官团的整体对于这些事件则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并且屈服于希特勒。希特勒由此产生了一个印象，即便是同军官团对着干，他也可以将自己那种既成事实的政策贯彻下去。弗里奇的后继者是冯·布劳希奇将军，希特勒本人则亲自接过了在战争部中发号施令的大权。作为战争部的辅助机构，这时又新成立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主管该部的军事首脑是凯特尔将军，由于他对希特勒的溜须奉迎，同僚们都讥诮地称呼其为“拉凯特尔”将军。名义上，陆、海、空三军的总司令部都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但在实际上这些三军的总司令部却常常闹独立性，甚至搞对立。最终往往是闹得希特勒本人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出决定。三军这种缺乏合作精神的状态在尔后的战争期间常常令人感到棘手。 与武装部队领导层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希特勒也在外交部的最高领导人中来了次换马：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希特勒罢免了康斯坦了。冯·牛赖特的外长职务，任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有为新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带回了一种看法：假如德国采取闪电般的行动，英国将不会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去冒战争之险。 “我也许会突然出现在维也纳……” 为了贯彻实现他针对奥地利所制订好的目标，希特勒邀请奥地利联邦总理许士尼格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到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山上的寓所中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三六年，希特勒曾经与许士尼格签订了一项协定，其中德国明确承认了奥地利的主权并且表示放弃干涉奥地利的内部事务。作为对此相应的条件，奥地利则有义务奉行一种“与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国家的事实相符合”的政策。在一项秘密的补充协定中还这样规定：“国家主义反对派”、即奥地利的纳粹主义分子们应该被接纳进入政府。 希特勒的态度最初是友好客气的；但是时隔不久便破口大骂奥地利的政策毫无友好睦邻的气味，最后则终于发出了威胁：“我要告诉您，许士尼格先生！我已经下定决心，所有这一切该收场了。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它解决自己的边界问题的话，是不会有人出来干预的……难道您当真相信，您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天才晓得——我也许会突然出现在维也纳，其势如早春的风暴！那时您将尝到一点厉害！我倒是很想不跟奥地利人动真格的……军队后面将会开进冲锋队和志愿团的部队；到那时任何人也没办法去阻止报复，就是连我也无能为力！” 由于希特勒将大批军官们召集到了这个山庄，他的这些威胁则变得严重起来。许士尼格终于准备签约，保证将所有所判处死刑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其中也包括谋杀陶尔斐斯总理的凶手——于三天之内予以释放，并且答应给纳粹分子们提供更为广泛的活动条件，以及任命纳粹分子的领袖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为公安部长。许士尼格尽管被迫低三下四地接受了讹诈，但还是斗胆进行了一次绝望的抵抗。三月九日，他下令定于三月十三日进行一次全民投票来决定奥地利的独立问题。然而。在柏林的高压下，他又不得不被迫取消了这次全民投票。 三月十一日，希特勒给奥地利政府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如果许士尼格不辞职并让位给赛斯—英夸特的话，德国军队就将开进奥地利。许士尼格向欧洲列强发出了求援呼吁，但是这些国家或是根本缄口不语或是支吾其辞。在这种情况面前，许士尼格被迫屈服了。 但是，奥地利联邦总统米克拉斯此时却挺身而出，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为联邦总理。希特勒利用这件事作为借口，把德国军队派往边界。 当米克拉斯总统改变了他的态度之时，戈林却魔术般地炮制出了一个奥地利新政府向希特勒发出的求援呼吁。早已准备就绪的德军越过了边界。 军队在村庄里受到手捧鲜花的妇女和儿童们的欢迎。卐字旗到处随风飘扬，教堂里也响起了阵阵钟声。希特勒从慕尼黑驱车越过边境，通过簇拥得水泄不通的欢迎人群驶向布劳瑙，驶向拉姆巴赫，最后驶向林茨。现在，昔日的落魄孤儿衣锦荣归了。如果说，最初他只是打算以一般联盟的形式把奥地利和德国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此时他则决心“合并”奥地利，也就是说把这个国家全部归并到德意志帝国中去。在莱昂汀，他在双亲的坟墓上敬献了一个花圈，然后继续向维也纳进行他的荣归进军。三月十五日，维也纳有二十万人麇集在英雄广场上欢迎他。英尼泽尔大主教热烈地欢迎了希特勒并且自告奋勇地充当了元首竞技场上的一匹赛马，他宣布将在预定的民意测验中赞成合并。 反对希特勒的奥地利天主教党人和社会党人此刻变得顾虑重重，裹足不前—— 希特勒毕竟已经完成了许多奥地利人心目中梦寐以求的那个大德意志的夙愿。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的民意测验揭晓时，计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多数赞成合并。即使这一数字高得令人准以置信，但它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事实上不仅是在德国，而且就是在奥地利，大多数的居民是赞成合并的。但是，当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开入之后，这种大德意志的狂热情绪很快就冷了下去。

“我们已经处于动员状态”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马德里爆发了由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反对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和GCD人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的西班牙军人叛乱。叛乱很快便发展成为一场血腥内战。一九三五年十月，墨索里尼发动了一场对阿比尼西亚的占领战争。这两场战争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拴到了同一辆战车之上。 一九三四年六月，两人曾在威尼斯进行过一次会晤。然而此次会晤却没有取得任何政治效果。由于那个意大利Ｄｕ ｃｅ盛气凌人，摆出了一副保护人的架势，希特勒因此感到自己的个人尊严受到了伤害。墨索里尼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过去支持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一系列计划。相反，当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们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企图推翻政府并阴谋杀害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时，墨索里尼下令驻扎在布伦内罗的部队出兵，阻止了希特勒准备对政变分子所进行的一次有效支援。 一九三六年，形势出现了逆转：墨索里尼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必须依赖希特勒的支持，因为西方列强针对他对阿比尼西亚的进攻对他实行了联合经济封锁。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共同以武器和军队支援着西班牙的叛军。德国空军，海军和陆军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实战经验。 不久，墨索里尼提出了“柏林一罗马轴心”，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动。 希特勒通过海军协定使英国中立化，争取意大利变成了他的无双盟友，至此便为他所预定的战争取得了外交政策方面的首要前提。现在，对他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一九三六年夏季，希特勒亲自制订了一项关于德国“国防经济”的绝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只传达给了戈林和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希特勒要求，必须挖掘一切潜力推动军火工业的发展。他再次断定，德国不仅缺乏原料，而且由于它的居民人口不断增长也缺乏土地幅员。因此，他认为观在有必要最终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能够为未来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能够为过渡时期减轻暂时的负担。这种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扩大我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及其原料和食品基地”。希特勒的计划中间主要提出了下述要求：“（一） 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之内做好战斗准备。（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之内达到战时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正如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和平中准备战争”，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九月间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全国党代会上宣布了一项四年计划，计划要求德国的原料供应要实现自给自足，而不依赖于外国。四年计划规定将开采铁矿，发展如合成橡胶与汽油一类新型原料及代用材料工业，提高工业油脂、纺织品和轻金属的产量。希特勒还任命了赫尔曼·戈林为“负责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 戈林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一次对经济界领袖们的演说中这样阐明了四年计划的目标：“我们观在是下了最高的赌注。难道有什么会比扩充军务的订货更能赚钱的吗？…… 我们已经处于动员状态，仅仅是还没有开枪而已”。 重整军备的利益使国防军和希特勒息息相关，亦使得大康采恩集团与第三帝国体戚与共。尤其是染料化学工业公司更是对德国向东南欧的扩张发生了直接兴趣，以图攫取罗马尼亚的石油基地。尽管如此，还不能说明工业界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及战争政策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希特勒的目标原则上早已确定，但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些目标他则必须使工业界从中获利，因为只能在一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希特勒才有可能实现他那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工业界中的集中垄断在继续发展，卡特尔扮演了支配角色，昔日那些“征收”和“化大资本为小资本” 的老话销声匿迹，企业家们在自己的企业中间仍然不失之为权力无尚的主人。 为了执行四年计划，国家顺理成章地干涉着经济生活，“经济领袖”们日益变成为从属于国家和党领导之下的第二流角色。 希特勒的农业政策同样也立足于未来的战争：德国的生活资料供应不能依赖外国。此外，希特勒的脑海里还酝酿着一个计划，即要造就一个自立农民的广泛阶层来作为一个“健康民族”的基础。国家对农业实行了投资补助，保证农产品的价格，通过国家劳动服务局和特别优待法令保障无偿劳动力，这一切都把自立农民从典质的羁绊之中解放了出来，给他们带来了固定不变的价格和日益增多的收入。 “劳动光荣” 企业家和农民从希特勒扩充军备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 工人们和职员们的境况又是如何呢？ 如果人们把工资和薪金收入的分配看作一方面，把财产和企业的收入看作另一方面，那么拿此刻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二下比较，则产生了与第三帝国的“社会主义”形象格格不入的一种情况。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魏玛共和国的经济稳定时期，劳动者收入所占据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六点二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五，财产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则从百分之三十三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第三帝国期间，收入比例的变化则恰恰相反。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劳动者收入所占据的比例从百分之六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财产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则从百分之三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不准看出，第三帝国的收入政策完全是维护财产占有者和企业家们的利益的。 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期间，工人和职员们的小时工资额仍然原封不动地停留在一九三二年经济萧条时期的水平。尽管度日艰辛，劳动者们之所以还能部分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因为工人们在劳动力紧缩之后加班加点的观象与日增多的缘故，这样一夹，每个工人的实际周收入便有了增长；如果人们把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景况最佳的两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中工人们的实际收入看成是 “一百”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三二年，他们则还只能挣到“八十六点五”；一九三三年以后，工人们的实际周收入又有了增长，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又重新恢复达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水平。但是，达到原来水平却只是由于工人们每周拼命加班的结果。 只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小时工资值才有了提高。 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经济景气的那些年代相比，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的状况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然而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间的经济萧条期和工人大量失业的时期相比，工人群众和职员们的境况则的的确确是大有起色。尤其是青年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不甚了解魏玛共和国经济景气的年代，因而对于有了工作和工资感到十分幸运。 此外，德国劳动阵线的疗养和旅游计划（“力量源于愉快”）以及“劳动光荣” 等一类宣传灌输不能不说是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年轻的工人和职员们则更是如此。 “德国需要你……” 正如一切专制主义者们一样，希特勒十分懂得争取青年是何等的重要。早在纳粹主义“运动”初期，他便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争取青年人，譬如组织集体游行、群众大会、篝火晚会、夜间出游等等，他在掌权之后把这一切都沿袭下来并且有意识地向每一个儿童和每一个青年灌输他自己的“世界观”。“革命最根本的问题，” 一九三三年七月希特勒这样对党卫军的领袖们强调说，“不仅是要掌握政权，而且是要教育人。” 各邦的政府被解散之后，所有的学校都通过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实行了统一的纳粹主义思想教育。小学、中学、综合性高中的三级教育体制基本上被保留下来。招生的方法也没有改变，综合性高中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招收那些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子弟入校进行培养教育。尽管纳粹主义者有着不少“社会主义”的许诺，工人们的子弟也只能是站在高等中学的校门外面望洋兴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仅仅是在四年制或九年制的普通小学中求学，然后便弃学就业。 国家教育部于一九三七年颁发的教育方针中规定：小学的任务是“把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教育成为具有为元首和民族奋勇献身精神的人。” “小学的任务不在于传授许多仅仅是对个人有用的知识，小学必须培养一切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服务的青少年人才并使之发挥自己的力量。” 就是在程度不断增高的学校里，教育重点也并不放在传授知识方面，而是强调进行“品性培养”，此种教育是指培养学生们军人般的服从精神，勇于牺牲的品质，敢于进攻的意识和忠于元首的情操。女孩子们则统统被拒之于综合性高中和大学的门外。在程度较高的学校里，她们也主要是学习家政业务，为日后作母亲打基础，因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业已宣布，“女性教育的目的必须十分明智地使她们成为未来的母亲”。 在德国语文、历史、地理和生物等学科中塞进了大量的纳粹主义思想，那里面反复提到“血缘家庭”、“命运家庭”、“工作家庭”和“思想家庭”。下面有一道算术题可以证明，就连希特勒的“世界观”也被硬塞入了数学等自然学科之中： “一所小住宅的平均建造费用是5 ，000~7 ，000 德国马克。一九三四年共建成住宅284 ，000 所。建造一所疯人院的费用大约是 6，000 ，000 德国马克。问：如果不建这所疯人院，一九三四年共有多少家庭可以得到一所新住宅？” 学校以一道算术题开始了希特勒所倡导的那样一种非人道主义、消灭“无价值生命”的教育。 除学校以外，承担此种教育任务的主要还有希特勒青年团和国家劳动服务局，青年人在那里有无条件地服从和崇拜元首的义务。最初为争取青少年成为“运动” 后备军而建立的希特勒青年团于纳粹掌权以后变成了一个义务组织，每个十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都必须加入组织。十至十四岁的青少年加入青年团下属的少年队，女孩子加入少女队；十四岁至十八岁则升入希特勒青年团或德意志女青年团。希待勒青年团十分巧妙地沿袭了德国青年运动的传统并利用青年人对篝火、出游、野外活动、民歌和探险的热情来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准备。 在一本父母必读手册中谈到了少年队的教育目标：“我们培养您的儿子并且教育他，我们要把您的儿子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胜利的人。他必须接受一种严格的教育，去锻炼他的力量，去增强他的勇气，以便使他具备一种信念、一种对德国的信念……对于我们，执行国家的命令和元首的指示乃是神圣的义务”。 国家劳动服务局奉行和希特勒青年团毫无二致的目标并且提出了“德国需要你，你同样需要德图”和“人民是大海，你是沧海一粟”的这样一些标语口号。尤其是劳动服务局还自动伸出了双手，把社会上的失业青年收容起来。一九三五年六月，希特勒颁布法律，实行了所有十八周岁以上的青年参加半年义务劳动的制度，因为执行四年计划期间，疯狂的扩军备战此时已经使得正式劳动力日渐匮乏。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青年人作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以及筑路工人汇到了一起，当局因而大力强调着劳动的光荣和尊严，强调“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律平等”，并且压制了等级偏见。 对于绝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共同的义务劳动和稍后朝夕相处的军营生涯反而倒使希特勒关于“民族大家庭”和“一切民族同志一律平等”的口号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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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凯旋》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至九月十日纽伦堡召开党代会期间，希特勒在盛大的场面中庆祝他对罗姆的胜利以及在国防军帮助下自己权力的巩固。他任命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为党代会的组织者。施佩尔让人在纽伦堡前面的蔡波林广场上建立起一个长四百五十米，高二十七米的巨大巍峨的主席台。主席台用长方条石建成，上面仿照出土的古代帕加马王国的浮雕进行了雕刻，顶巅上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展开的翅膀竟达三十三米。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卐字旗迎风招展，在三十三米的鹰翅周围装满了空军的探照灯，灯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八千米。这些探照灯在夜间所造成的效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们给人带来一种感觉，仿佛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大厅中间一般。 九月七日，二十万名纳粹党员排成密集的队形集会聆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希特勒在演讲结束时，用既对未来充满胜利信念而又不无威胁的口气地说道：“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必将更加强大！”鲁道夫·赫斯宣布道：“纳粹党是希特勒，希特勒则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万岁——希特勒！ 万岁——胜利！万岁——胜利——希特勒！！！”狂热的人群一齐跟着振臂高呼，他们被这样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欢庆气氛所陶醉，所激动。 这种空洞的激情和民众的狂热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与会者发生了效力，使他们感到阴森可怖，毛骨悚然。通过广播和每周新闻简报，党代表大会立即加强和扩散了它的宣传效果。希特勒为了达到进一步宣传的目的，还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女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拍摄了一部反映这次群众集会场面的新闻影片。这部定名为《意志的凯旋》的影片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到处为希特勒德国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作着张目宣传。 元首的个人崇拜和私生活 这些没完没了的群众游行和宣誓效忠的盛大集会是戈培尔为希特勒精心设计的元首个人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希特勒本人对此也感到极为赏心悦目。元首个人崇拜很快便波及了整个国家，它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希特勒式的致意，大街上的人们以“万岁——希特勒！”来相互问候，商人们通函亦以“万岁——希特勒！” 来作为落款，孩子们在校学习颂扬希特勒勒的诗文并为元首祈祷。党的元首现在成为“德意志人民的元首”或者被简洁地称之为“我们的元首”。对于希特勒的正式称呼并不是“国家总理先生”，而要称“我的元首”。元首个人崇拜把希特勒变成了一个神胎圣育的化身，他没有私生活，而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为整个国家、各族民众造福的事业。元首不吸烟，元首不沾酒，元首三餐简单并且长斋戒荤，元首至今未婚没有家室。 一九四五年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人听说过埃娃·布劳恩这个名字。一九三零年，希特勒在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结识了她，布劳恩当时是那位摄影师手下的一名职员。她满头金发，漂亮秀美，不十分聪慧，对政治毫无兴趣。她后来成了希特勒的情人，起初她常怀醋意，因为希特勒经常羁旅途中，她担心会失掉他。一九三二年，她自杀未遂。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日益亲密起来，但是，布劳恩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那种风流逸事当然与希特勒刻意在公众心目中被大树特树起来的形象不甚合拍。希特勒自己在慕尼黑有一处一九三三年以后——直保留下来的寓所，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山上他亦用《我的奋斗》一书所赚的稿酬置建了一处寓所，他主要是在以上两处寓所中与埃娃·布劳恩相会。 虽然希特勒的私生活很少为时人所知，但它对于元首个人崇拜却实在是无关轻重的。希特勒的私生活说到底是索然无味的。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希特勒便已不复存在：后来从一九三三年起才又重新脱颖出了作为政治家和“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生活的全部含义对于他来讲只有一个，这就是政治。希特勒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因为他不需要所有这一切。至于谈话，他总是千篇一律，区别对象是没有意义的；说到信任，他从来没有把那些顾问们真正放在心上。他和纳粹党的其他领袖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之间的关系也绝无个人友情和绝对信任可言，有的只是象他同党和国家的关系中的那个相同原则，即元首领导部属的原则。希特勒贴身的小圈子由属员、副官、司机和女秘书们组成。在这个“小家庭” 中，他既不必担心会出观异议：也不必害怕会发生反抗。他事事随心所欲，经常讲起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那些年月中所经历过的往事。这些“饭桌上的信口开河”清楚地说明，希特勒既不具备自我批评意识也没有幽默感，反而倒暴露了他在艺术、音乐、婚姻、家庭、教育和宗教问题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偏见。 希特勒的个性自从在林茨和维也纳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线生活中形成以后便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一个想下笔描写积极投身于政治后——一九一八年以后——的希特勒的传记作家来说，只能够是去刻划那个政治家希特勒，而不是普通人希特勒，以及去研究政治家希特勒所做出的各种决策和它们所产生的后果（推断希特勒心理方面的研究则应除外）。 高速公路与重整军备 一九三四年的纽伦堡党代会召开后的第三个星期，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秘密手令：将国防军由十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军备预算也将继续提高。希特勒还向公众许了愿，要进一步地推动经济发展并彻底根除社会上的失业现象。重整军备是他创造就业场所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来实现他主张中的“必须扩大德国生存空间”的一个前提。当希特勒出任国家总理之际，形势对他相当有利，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接近了尾声。除此以外，关于采取何种手段去扩大就业面的问题，他则可以继续他的前任所制订好的那些计划和措施并可以借鉴与效法国外的那些成功者们。现在，希特勒开始把在布吕宁领导下业已制订好的建造高速公路的计划付诸实行并且明显地扩大了这个计划。除了修建高速公路之外，扩大计划中还包括了修建新机场，兵营以及排干沼泽地中的积水。上述所有工程一律不使用机械而代之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目的是使众多的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的机会。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的国家劳动服务局在减少失业率方面——首先是在青年人中间——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减少失业率的另外一个间接措施是发放婚姻贷款，日后多子女的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偿还。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促进德国居民人口的增加。同时，婚姻贷款还可以作为一种刺激鼓励妇女结婚育子并放弃她们的职业，这些空出来的职业正好由失业的男人们来从事。 在这一系列有着相互关联的努力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是希特勒于一九三四年开始着手的重整军备。军火工业，兵营、飞机场和军工设置的建造立即为百万失业大军提供了就业和工资。第三帝国最初两年中间，失业数字便从六百万下降到了三百万。一九三五年，失业数字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之中继续下降到一百七十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德国已不再有失业者，相反倒出现了劳动力匮乏的现象。 一九三五年春，希特勒公开宣布了重整军备的计划。同年三月十六日，他宣布恢复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并规定把德国国防军在和平时期的兵员额提高到三十万人。这是一个公开违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行为。当法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时，希特勒安慰他说：“这样做纯属一种防御性措施；法国毋需担心，我们主要的敌人是苏俄和布尔什维主义。”英国和意大利也提出了抗议，并且和法国达成了共同承担义务的协定，一同来对付德国今后单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步骤。然而，这一切却都只不过是停留在纸上，它的后面则掩盖着勾心斗角和瞻前顾后。 反德统一战线之中，作为第一强国的英国是头一个中途变卦的，它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海军协定。两个军事大国一致同意在水面舰艇建造方面保持一百比三十五，在潜水艇建造方面保持一百比四十五这样一个比例。海军协定成了英国“绥靖”。政策的开端。英国的目的是想通过让步使希特勒“安静” 下来，并在一种双边结盟的体制下把纳粹德国建成向“布尔什维主义危险”开战的 “桥头堡”。这种绥靖政策的鼓吹者们为此专门引证了希特勒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和波兰签立互不侵犯与友好条约这件事作为自己政策正确的佐证。在历届魏玛政府都坚持要求勘正东方边界的情况下，正是这个希特勒表面上将此放弃。 实际上，希特勒所怀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使他的军备计划继续发展完善，另外一个目的则在于以此来长期欺骗世界舆论。 “绥靖”政策这一外交政策方面的畸形产物和巴本的“驯服计划”一脉相承，纯系一路货色，二者失败的命运也毫无二致。因为，希特勒把西方列强对他单方面解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所做出的反应以及与英国签立海军协定看成是西方软弱的一种表现。希特勒现在更加确信：这里出现的又是一帮和他昔日国内政敌一样不中用的家伙，只要他坚决、突然地把既成的事实摆在这些家伙们的面前，他们势必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纽伦堡法律 希特勒取得最初这些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之际也正是他在国内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之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新的法律。 法律重新褫夺了犹太人自从十九世纪开始以来所享有的公民平等权力。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再是“国家公民”，而使他们沦成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他们不得担任官方职务。法律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严禁犹太人与德国公民以及与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发生非婚的性关系”，同样禁止四十五岁以下的非犹太女性在犹太人家庭中受雇。犹太人甚至不允许使用德国人使用的颜色和旗帜。 在纽伦堡法律的基础上，在而后几年中，国家又颁发了十三条补充法令。这些法令强迫犹太人离开他们所从事的自由职业并逐渐剥夺了他们在德国谋生的权力。犹太人不允许当医生、兽医和药剂师；不允许作法官，专利律师、经济事务检查员和税务顾问；也不允许作房产住宅的经济人和婚姻介绍人。 纽伦堡法律在国外引起了一场愤怒的轩然大波。然而，这既没有丝毫改变外国政府对接收犹太流亡者所持的审慎态度，也没能使希特勒的官方政策产生一星半点儿的回心转意。 “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紧张时刻” 一九三六年三月——与往常一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日子里——希特勒以他拿手的一击使得西方列强瞠目结舌。他不顾军人们的劝告，下令军队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这又是一个违反凡尔赛和约与洛迦诺条约的行为。法国和英国完全有理由进行一种军事干预来对此作出回答。事后不久，希特勒对他的译员说，进军莱茵河以后的四十八小时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紧张时刻”。假如法国人稍有动作，“我们就只好带着唾骂和耻辱夹起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里赖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即使用来稍事抵抗，也完全是无济于事的".然而，希特勒使用的这样一种虚声恫吓的手法却颇为奏效：西方列强的反应仅仅是些有气无力的抗议而已。希特勒的自我意识加强了，“我万无一失地走上了预感为我指示的道路”。他在慕尼黑如此吼叫道。他产生了一种经验，即他的政治直觉远远地胜过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经验和考虑。从此以后，他所信服的不再是这些人，而是他的那种直觉和他的那种“预感”。 时隔不久，希特勒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另一个惊人之举：作为对法国恢复实行两年制义务兵役制的一种回答，希特勒下令把此刻已正式更名为德意志国防军中的义务兵服役期同样延长为两年。希特勒——同样也是在一个周末——又一次令西方列强目瞪口呆。就在一周以前结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纳粹组织者们还曾经煞费苦心地试图向全世界表明；希特勒德国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与罗马教皇签立的一项条约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与梵蒂冈签立了一个国家契约。根据此项条约，天主教会的牧师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作为酬报，天主教会有权“独立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可以在他们所管辖的成员中间颁布有关法律和命令。” 此外，国家还对天主教学堂和团体的安全做出了许诺，希特勒当然不会长期信守这些诺言。 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幸运地”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了一个把自己“对共产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毫不妥协斗争的宗旨写在自己旗帜上”的领导德国政府的杰出人物。对于希特勒来说，与教皇立约则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国际上，这种从“天赋神权” 那里得到的承认使这位昔日的马路鼓动家变得受人尊重起来，国内政治方面，和教皇的契约导致了许多笃信的天主教徒也不再继续与希特勒分庭抗礼了。 现在，希特勒在采取下一个外交步骤之时则可以指望在德国获得全面的支持。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这两个世界性组织拒绝让德国在军备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完全平等。这种状况——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对于一个酷爱荣誉的六干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把荣誉视为生命的政府，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正如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样，历来对凡尔赛约持保留态度的英国舆论界对于希特勒的这一举动表示了完全的理解。在德国，民众也从未对国际联盟产生过丝毫好感。希特勒抓住时机，立即把全民投票和退出国际联盟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果然不出希特勒所料，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选民投票赞成退出国际联盟。这件事则马上被纳粹主义宣传机器当作佐证，为争·取民众对于希特勒政策的进一步支持而大肆鼓吹。 “罗姆，你被捕了” 实现了各邦一体化并解散了工会和政党以后，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宣布“纳粹主义革命”业已结束。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尚未将所有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仍然要仰总统和国防军之鼻息。 可是，就连在纳粹运动的内部，他的权力要求也遇到了挑战：恩斯特·罗姆和冲锋队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纳粹主义革命”仅仅在夺取了国家的文职权力之后便已结束这样一种结论，这时有句不胫而走的口号叫作“第二次革命”。在这个口号的后面，则要求彻底放弃合法策略，转而采取革命行动，将“运动”的真正目的—— 在一切旧的权力机构中换上自己的人马——最终贯彻实现。自一九三零年罗姆回国复职以来，他已经将冲锋队由十万人发到了三十万人。现在，冲锋队的实力已经是国防军的三倍。希特勒掌权之后，冲锋队继续发展扩大，装备也更为精良。罗姆和冲锋队的其他领导人再不愿使冲锋队在党内继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们的目标是在罗姆的统一领导之下，把冲锋队和国防军合并起来成立一支人民军。在这种情况底下，冲锋队陷入了一场和国防军领导集团之间的角逐。 是决定支持罗姆呢，还是决定支持国防军？希特勒本人为此傍徨了长达一年之久。他和罗姆一样不信任保守的、君主政体意识十分强烈的国防军军官团；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怕罗姆和冲锋队会把他赶下台。带着此种隐衷，他更加坚定地支持戈培尔、戈林、赫斯和希姆莱，通过加强政治警察与扩编党卫军来加强这些人的权力地位，并对扩大冲锋队的权力不再感兴趣。 终于，希特勒下决心支持国防军而不再支持冲锋队，因为此时的国防军军官已经不象罗姆领导下的冲锋队领导集团那样危险，尽管国防军的态度尚不够十分明朗。除此之外，假如希特勒在兴登堡逝世之际想把国家总理和帝国总统的职位系于一身并且让军人们对他进行宣誓效忠的话，那么他则十分需要获得国防军的支持。希特勒此刻终于确信不移，他的那个重整军备计划以及占领计划只能在军事专家们的帮助下而绝不能通过没有军纪的冲锋队头目们和武斗队去实现。 希特勒首先是试图说服罗姆让步。但是，希特勒的此种尝试非但于事无补，而且还招致罗姆公开抱怨希特勒背弃了纳粹主义目标和老一辈战士，罗姆甚至威胁说：“希特勒生了二心，至少是养尊处优，不想继续前进。假如他想半途而废，我们将继续没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业。”罗姆的这些言论被他在党内的那些政敌拿来作为一种政变企图加以解释，目的是说服此刻仍在犹豫的希特勒去采取行动。事实上，罗姆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政变企图，那种子虚乌有的“罗姆政变”只不过是一场反对罗姆的政变。 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罗姆会见了希特勒，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全体冲锋队员将在七月份休假，罗姆本人也出发到巴特维塞去疗养。但是，这种和平空气完全是一种表面现象。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底，希姆莱使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罗姆正在准备一场政变。希特勒下令要所有的冲锋队领导人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赶到巴特维塞去集合；国防军进入了战备状态；柏林市内飞短流长、谣言四起，说是即将发生流血冲突；只有罗姆一个人被蒙在了鼓里，对于大难将至毫无察觉。 从六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的夜间，希特勒飞往慕尼黑，从那里带着戈培尔和一支褐衫党的部队驱车驶向巴特维塞。 翌日清晨七时许，一支荷枪实弹的小部队冲人了罗姆和其他冲锋队头目们下榻的寓所。希特勒朝着睡眼朦陇的罗姆喝道：“罗姆，你被捕了。”随后，希特勒历数了他的叛国罪状并且命令他穿好衣服随行就囚。其他那些冲锋队的领导人们也被用枪从床上赶了起来，和罗姆一起被押进寓所中的厨间。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随后被用一辆临时没收来的公共汽车送到了慕尼黑。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钢盔团在狱中处决了第一批冲锋队领袖。罗姆是作为冲锋队领袖中的最后一人转天才被处决的。希特勒整整徘徊了一天，但在最后还是下达了命令，杀死了他那慕尼黑最初年月中忧患与共的最后一个老朋友。 然而，那个“月黑杀人夜”只不过是一个连续三天谋杀的序幕，它的牺牲者也绝不仅限于冲锋队的领袖。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在清算旧帐了。那位在希特勒掌权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冯·施莱歇将军和他的夫人‘起被盖世太保所枪杀。一种相同的命运也落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巴伐利亚邦当年的全权代表冯· 卡尔的头上，对于后者在他一九二三年未遂政变中的所作所为，希特勒始终是耿耿于怀。整整几天当中，大约有二百人横遭杀戮。尽管除了冯·施莱歇将军以外，国防军的另外一名首领冯·布雷多将军也成为这场谋杀命令的牺牲品，但国防军除武装戒备之外并无其它动作。 希特勒在国会中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为了对付一种迫在眉睫的政变威胁，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拯救了德意志的荣誉和道德纯洁性的救世主，是他果断彻底地清除了冲锋队中间同性恋的腐败道德并在这种罪恶的引诱面前保护了德国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国会根据国家自卫法宣布这次由希特勒组织的屠杀是正义合法的。兴登堡和巴本尽管被杀掉了亲密的合作者，也还是向希特勒所采取的这次武力行动公开表示了祝贺。巴本本人也仅仅是出于偶然的缘故才躲过了此次谋杀事件。兴登堡和巴本的此项举动是旧领导集团在道义上的投降。 希特勒现在成了权与法的主宰者。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希特勒以不久便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作为实行政治处罚的最高权力机构取代了国家法庭。盖世太保享有实施“保护性拘留”和“预防性拘留”的法律特权，为此目的建立起了集中营。集中营同样也是劳动营，现政权的反对者在那里被强制与“真正的”刑事犯罪分子们一起生活和劳动，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队员管理着这些集中营：集中营的管理者与监护者们把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元首和国家总理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兴登堡离开了人世。希特勒将国家总理和帝国总统的头衔集子一身，同时兼任国防军的最高统帅。兴登堡逝世那天：希特勒让全体国防军的官兵宣誓效忠：“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军人，我愿在任何时候为履行誓言而不惜牺牲生命。”与履行迄今以前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义务相反，观在，为希特勒个人尽忠则成为每个军人义不容辞的天职。 除掉了罗姆以后，冲锋队在政治上已成为一具僵尸。获胜者则是党卫军，在希特勒的认可之下，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并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对于国防军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观在必须面对的观实是，由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所领导的党卫军膨胀成为一个比昔日冲锋队更为危险的竞争对手。然而，党卫军和希姆莱却从未有意识地闪过去动摇“元首权威”的念头。从这时起，希特勒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首脑的双重头衔被改写成为“元首和国家总理”这样一种格式。他实际上成为联系党与政府的唯一桥梁，而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却被有意识地搞得含糊不清。旧时的国家机构大体上被保留下来，只是在各级管理机构当中增设了党的组织，它们享有与同级管理机构平分秋色的权限。这样一种国家与党的并驾齐驱在多数情况下往往造成对立。在纳粹宣传机器把“元首国家”作为一种统一的、强烈意志的反映而大肆鼓吹，说它与议会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之际，集团和个人之间连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却从未在幕后停息过。 希特勒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防止了能够给他造成危害的权力挑战，而作为超然于派系龃龉之上的仲裁者的身份又加强了他那不可侵犯的地位。希特勒从未阐明过经过大脑深思熟虑过的建设国家和政权的具体计划，元首的意志就等于“第三帝国”的最高法律。纳粹官员们的一切权力都必须严格遵守元首原则而绝不允许离经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