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锋战士

抗战人数最多、牺牲最惨烈之省份居全国之冠就是四川！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川人。 　　 　　300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仅仅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成都轰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以上情景是年逾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摆的龙门阵。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CCP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是国难当头的关头，恶势力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极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CCP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川军伤亡64万余人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日本军队精良的武器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一时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ｙｕ禹）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后方民众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由于四川这个“大后方”是“陪都”所在地，所以负担巨大。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6%、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有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据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系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说：“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长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但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相当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到这一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抗战精神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亲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啊！”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革”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83岁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55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2000年12月1日，满头白发的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4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10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20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人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象征着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一历史的象征？

最后的飞虎队员龙启明:报效国家没什么好说的(图) 　　 　　分来源:人民网华南新闻 　　 　　由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抗战中击毙日军6万多名，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龙启明，这位曾在滇缅战场报效国家的飞虎队员多年来却只愿平淡度日，从不提及往日战绩。在全国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他坦承自己所为“都是应尽的职责，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 　　 　　“来了，来了！”7月16日上午11：40，一架四川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广州新白云机场徐 　　徐降落。在顺德家乡亲人的期盼与瞩目中，一位精神矍铄、腰板挺直的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从机舱走了出来，慢慢步入了人们的眼帘，也回到了阔别70多年的家乡。在默默无闻生活了几十年之后，龙启明——这位目前国内唯一健在的华人飞虎队员的出现，在全国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又一次让人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天才少年参战报国 　　 　　龙启明祖籍顺德，从小在香港长大。19岁之前，龙启明是一位无忧无虑的少年，他的父亲龙朝杰作为香港名流、华人高级公务员，为子女们提供了温馨而又富足的家庭环境。 　　 　　然而，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香港，东方之珠沦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记得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说‘现在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面对出国避难与回国参战的人生抉择，龙启明毅然决然来到了桂林，在同学的鼓动下，他报考了由中国航空委员会代招的飞行员。 　　 　　“我的理想不是开运输机，我想驾驶轰炸机，把炸弹投向侵略者。”面对记者，83岁的龙启明依然义愤填膺。龙启明被录取后，先是前往四川宜宾的一个航校进行文化学习，然后到昆明巫家坝正式开始飞行训练。当时规定学员由教官带飞20小时，如20小时内还不能放单飞，便要被淘汰，龙启明仅用了5小时6分钟便放单飞了。 　　 　　1943年，已经成为高级学员的龙启明被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学习。由于中国战事吃紧，这批学员提前毕业回国投入战斗。 　　 　　“驼峰航线”上与死亡同行 　　 　　就这样，刚刚20岁的龙启明开始了金戈铁马的空中战斗生涯，年轻的他对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不以为然，只是在6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往事，才想起那无数个惊魂时刻和生死一线。 　　 　　“驼峰航线”是1942年开辟的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通道，全长500英里，沿途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由于中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承担了一切战略物资的运输。龙启明说，当时基地100多架飞机，每天都要往返昆明和印度一个来回，6小时内飞行700多公里。然而，运输机在这条航线上穿越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时，由于高度不够只能在峡谷里穿行，再加上这里强烈的气流变化，一旦发生意外，机组人员难以生还，被人称为“死亡航线”。 　　 　　“当时我们飞的是C447机型，爬高只有1万英尺，要飞过喜马拉雅山就只有贴着最低的山口飞过去，由于气流变化无常，航线起伏不平，加上日军的堵截，我们只能选择夜间飞行，每天都有一两架飞机掉下去。” 　　 　　在日军一次轰炸机场行动中，龙启明被迫一直在空中盘旋躲避，最终燃油耗尽迫降。为了保障前方的物资供应，为了打击侵略者，在时刻都可能捐躯的危险中，龙启明置生死于度外，从来就没有被每天所发生的惨烈现实所吓倒。 　　 　　“有一次在飞行中，我们刚收到基地关于日军飞机正前来拦截我们的信息，就看见前方出现几个黑点。我知道1分钟内日军飞机就到眼前，赶紧翻身钻进了云层里。”龙启明平静地说。也许是命运的偏爱，龙启明在飞行中多次死里逃生。 　　 　　为了生命线的畅通，中美航空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1579名。但是，凭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1000多架运输机在此突破日军封锁，为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略物资和超过3万人员。 　　 　　梦寐以求成为飞虎英雄 　　 　　1944年，随着滇缅公路的打通，驼峰飞行的使命完成了。在驼峰航线飞行了2100个小时后，同年6月，龙启明等6名中国人被挑选进入了“飞虎队”，正式成为轰炸机飞行员。 　　 　　成为轰炸机飞行员正是龙启明梦寐以求的事，原来接受的轰炸机培训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没有经过那场战争的人是无法体会到那样的心情和愤慨。中国到处被日军炸得惨不忍睹，尸骨遍野，到处都是残缺的房屋和街道，逃难的人哭着喊着挤在人流中声嘶力竭。太惨了，每个中国人都想赶快把日本人赶出去，尤其是得知我的父母惨遭不幸的时候，我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回忆起那一段烽火岁月，龙启明悲愤难抑。 　　 　　“飞虎队”，即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由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率领，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1943年改为第十四航空队。加入飞虎队不久，龙启明被派往加尔各答负责缅甸腊戍、密支那、仰光等区域的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当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战事紧张，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那里，而在原来占领的东南亚地区却少有部队。但东南亚地区却是日军粮食等军用物资的储备地，龙启明的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后援”。 　　 　　至抗战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军飞机2600多架，击沉或重创日军军舰44艘，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1945年8月25日，日本宣布投降，队长希尔少校带领龙启明飞到汉口受降。这是龙启明一生中最高兴最自豪的日子。 　　 　　历经生死 宠辱不惊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龙启明的传奇故事还没有结束。 　　 　　从飞虎队退役后，龙启明先是准备去中国航空公司，后又被熟人拉去了中央航空公司，此时他已经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资格。1949年5月，中国内战已经胜负分明，两航总部只得迁往香港，龙启明自愿留下来照看被征用的三架飞机。 　　 　　同年11月，中国CCP地下党发动“两航起义”，深明大义的龙启明和其他100多人，带着12架飞机投奔CCP，回到京津等地。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从香港回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放不下家人，另外，我们中国人必须要办中国人的民航。”对于当年的选择，龙启明毫不后悔。 　　 　　回到大陆后，龙启明被安排在西南民航局工作。两年之后西南民航局解散，龙启明又被安排到了重庆钢铁厂。从此一名飞虎队英雄，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之外。在钢铁厂乃至所有外人的眼里，他只是该厂再普通不过的炼钢工人。 　　 　　后来，尽管工作中受到种种不公的对待，尽管受到“文革”的各种冲击，龙启明一直不争辩、不埋怨，一直把过去的一切埋在心里，甚至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不提及。他说：“经历过生死就什么都看淡了，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沉默是因为那都是应尽的职责，的确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飞虎队的英雄谱里，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英雄，而在后来的现实当中，龙启明那么淡定，他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 　　 　　2000年以后，人们开始发掘飞虎队被人们早已遗忘的那一段历史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国内还有这样一位健在的队员，于是各路新闻媒体蜂拥而来，骤然放大的聚光灯里，龙启明依然宠辱不惊，依然是那样淡定自然。“往事留存于心，只求平淡生活。”这位83岁的老人平静地说

谈一谈抗战中被处决的军官们 　　1937年10月4日，61军军长李服膺因忻口战役不战而逃在太原被枪决。 　　1938年1月24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因放弃山东在汉口被枪决。 　　1938年6月12日，骑兵第4军军长檀自新因不服调遣被枪决。 　　1938年6月17日，88师师长龙慕韩因擅自放弃兰封被处死刑。 　　1939年5月1日，79师师长段朗如因“决心不坚，畏缩不前，坐失战机”被“军前正法”。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因不服调遣被枪决。 　　1940年12月8日，第39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石友三因通敌叛国被处决。 　　1941年10月，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因作战不利在南岳衡山被枪决。 　　1944年8月25日，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保卫长沙不利被处死刑。 　　1944年9月20日，93军军长陈牧因擅弃广西全县阵地被处死刑。 　　1945年7月6日，兵役署长程润波因“办理兵役，舞弊多端”被枪决。 　　

68年前，日 本发动了全国性侵华战争。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万人的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重庆）之一，是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和外交中枢。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空中轰炸，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这座抗战中枢，摧毁国人的抗战意志！ 　　庆幸的是，重庆城没有被炸垮，并最终看到了战争的胜利。由于战时的首要地位，重庆在战前战后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是无数重庆人用生命与汗水换来的。 　　抗战除了留给重庆人坚强的精神，也给我们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留下宝贵的财富，延续至今。 　　一场抗战，成就了一座城市。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为期两月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一场战争与一座城市》，谨此纪念重庆城为抗战付出的生命与代价，以正书历史，还原真实！ 　　本纪念特刊分为抗战兵工、战争英雄、重访北方战役、战争留给重庆什么四大部分。今天，我们推出第一部——《重庆兵工》。 　　 　　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重庆，在6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中，作为我国兵工业中心，为8年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奠定民族百年雪耻的基础。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将目光聚 集在那些历经激荡岁月的兵工人身上，他们不但撑起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也撑起民族的脊梁。 　　今天刊发“兵工篇”第一章。 　　“我曾亲手制造几百挺轻机枪！” 　　“重庆晚报7月7日登载的《罪证》我看了，日 本鬼子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7月8日，巴南区大江集团，79岁的老兵工黄焕章大病初愈，情绪激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修改教科书、政府官员去拜鬼、在钓 鱼 岛不断制造事端，这说明他们根本没对侵略战争作反省！”黄是著名的100高火炮专家，16岁进兵工署重庆21兵工厂（现长安厂）当学工，与兵器整整打了46年交道。 　　一说起抗战峥嵘岁月，他就抑制不住内心激动。“那时，我们工人成天想的就是多造枪，把日 本鬼子打个落花流水。”黄进厂时正值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每天都能见到死人，我心里那个恨啊，难以言表！”进厂后，黄分到轻机枪所当钳工学徒，按规定要三年后才出师，但由于前方战事紧，生产任务重，他一年后就独立操作了。“轻机枪最终成品出在钳工手上。产品主要是捷克式，这枪性能比日军歪把子机枪强多了。我的任务就是对半成品作打磨、调准心、最后装配成枪。”黄焕章说，轻机枪所每月最多可造300挺枪，“我的任务基本上是一天一挺，几年下来，我亲手造了几百挺机枪！”据记者查证，21厂抗战期间共生产轻机枪1.17万挺。 　　在长江电工厂，记者采访了抗战时参加过枪弹生产的老兵工周建国，“我们厂当时叫20兵工厂，主要生产机步枪子弹，质量非常好。送到前线后，战士们用刺刀刷地将白铁皮弹箱划开，一看是20厂的产品，都要击掌欢呼，因为我们厂的子弹不卡壳。”据记者查证，20厂当年共生产子弹5.7亿发。 　　在烽火8年的浴血奋战中，像黄焕章、周建国这样的兵工人在重庆有9万多。6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凝聚成的兵工长城，彪炳千秋。 　　兵工业中心为何选择重庆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此时，中央红军正在贵州云南一带长征，并作出伺机强渡长江态势。蒋来渝目的，名义上是布防长江军务。 　　“这是他的口实，其实是想一箭双雕，”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记者，“其一，以当时红军战力，强渡长江几无胜算，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至少120个团，桀骜强悍，以至老蒋一直无法染指川防。此番来渝布防，他的中央军10个师正好名正言顺入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当年大部分时间，蒋呆在重庆，并进行了深入考察：重庆东有夔门，南有独山、娄山关，北有秦岭，均为天险；土地广阔，江河纵横，劳动力廉价；重庆的商贸、金融在西南地区最成熟，特别是工业和交通业已初具规模：工业有14个行业，占四川全省厂家总数的71%，总资本的61.5%，工人总数的68.9%；交通业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7艘，总吨位3万吨，基本垄断了川江航运。据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调查，重庆煤、铁储量丰富，即使东部地区沦陷，沿海被封锁，仍能继续保持生产。“那时，老蒋就意识到，重庆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是绝好的选择。”杨继宗说。 　　当年5月29日，华北事变爆发，日 本驻屯军以武力要挟，迫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蒋震怒，在川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川黔两地，并不露形迹。” 　　“战时兵工选择重庆是明智的，”新型火炮专家、大江集团高工白大军说，“非但1937年，即使30年后的大三线建设，军工业的核心仍选择了重庆。”白认为这是由重庆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多山，隐蔽；两江环绕，交道便利，“任何战略家对她都会格外青睐！” 　　“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事变后，加快了兵工厂建设和对地方军阀兵工厂的统筹控制，到“七七事变”前，全国兵工厂近30家，能够仿制欧洲（德、捷）陆军系列的大部分轻武器和75加农炮、105榴炮等。重庆兵工史专家刘登仁说，“抗战爆发后，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 　　国难当头，只有重庆奔腾的江水和博大的山川，才能敞开胸怀迎接那些自19世纪洋务运动就创办的兵工企业。 　　重庆兵工厂布局为何狭窄 　　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陪都，辖区也仅300平方公里。这狭窄地域内，曾先后建起17家兵工厂、聚 集了9万余员工。 　　为何是这般布局？刘登仕说，迁渝兵工厂群聚重庆周边二三十公里范围内，“当时俞大维就认为不妥，并于1938年6月从汉口电令兵工署重庆办事处处长胡慰：在渝各厂现所觅地点皆嫌密集，应切实商讨疏散办法。”胡奉令召开各厂负责人会议，但与会者吼得更凶：重庆多山，为急谋复工，土石方工程浩，且如果远离市区，电力供应困难。 　　“于是便形成今天的格局，”刘登仕说，“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 　　据重庆市档案馆长陆大钺介绍，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兵工各厂为政、军械制式混乱，往往既生产炮，又生产枪，还生产弹药，但产品不精，产量不高。内迁后，兵工署统一械弹制式，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如步机枪主要集中到第1工厂（现建设厂）、21厂；火炮集中到第10厂、50厂；枪弹集中到第11厂、20厂等，“统一制式，使兵工生产进入专业分工，这应该是兵工署对抗战的大贡献。” 　　“内迁奠定了重庆兵工的中心地位。”刘登仕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重庆兵工业撑起怎样的天 　　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据记者查证兵工署资料，8年抗战中，我军共损耗步枪80余万支、轻机枪49392挺、重机枪11456挺、迫击炮、榴炮6980门、子弹17.99亿发、各类炮弹颗近千万发。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 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中国外援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 架，且运量有限。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 　　黄焕章、周建国等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人还因日机轰炸死伤数百人，工友的鲜血并没使人动摇，而是“上下一心，坚逾金石”。正是9万员工的同仇敌忾，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 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 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 　　“重庆兵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白大军说。 　　重庆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黄焕章告诉记者，除工人们挥汗如雨、努力劳作外，各厂厂长更是殚精竭虑。他们大多留过洋，如21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终身未婚，从1919年进汉阳兵工厂到主持21厂，在兵工界服务30余年，成就卓越，先后改进陆军的八二炮、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及前线广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枪，“这枪的性能超过日军三八大盖。” 　　据记者查证，云集重庆的兵工专家群星璀璨，如第2厂厂长熊梦莘，毕业于日 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第10厂厂长庄权，毕业于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第28厂厂长周志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第30厂厂长李世琼，毕业于美国满鸠司特大学；第50厂厂长，毕业于德国勃莱斯劳工业大学；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杨继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这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大多三十余岁，风华正茂，为民族存亡，他们在重庆奉献了才情与年华。长江电工厂原志办主任陈文全告诉记者，长江厂前身的2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回国后授少将军衔，“我们厂能生产出5.7亿发子弹，陈厂长做了很大贡献。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有一年，我们把厂志辗转送到他手里，九十多岁的老人看后热泪长流。在重庆，有多少兵工专家付出过血汗啊！”柴文官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抗战后期那么多新式或改进武器，重庆是造不出来的！”兵工署长俞大维更是传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表哥是陈寅恪，亲家是蒋经国。俞先后留学哈佛、柏林大学，主攻哲学和数学，听过爱因斯坦授课，成为国际著名弹道专家，到台湾后三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被认为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部长”。 　　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岁月也在重庆度过。任新民是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曾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1940年在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后，任21厂技术员，在重庆的8年岁月，历练了他的才干。 　　 　　战场实例 　　长沙会战：重庆兵器显威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抗战时期，我第9战区驻防于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我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特别是1942年1月的第三长沙会战中，我军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此役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接连失利形势下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国际反响强烈，“重庆产兵器在这场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认真研究了中日军队的兵器—— 　　日军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 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产品。其枪盖上有一防尘盖，防止沙尘进入，又称“三八大盖”。该枪瞄准基线长，射击精度好，加之日军射击准确，曾给我军造成不小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轻机枪：口径6.5毫米，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加之全重5 4.4公斤，在战场上机动性受限制。 　　4、九五式军刀：会战中，中日军队多次肉搏。日军当时大量装备的是九五式军刀。该刀俗称“曹长刀”，刀柄长230毫米，刀鞘长737毫米，刀刃锋利，制作精良。日军用其与中国军队的鬼头大刀对阵，并没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军火炮原占有一定优势，多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枪：我军部分使用是由德国、捷克进口的7.9毛瑟98式步枪，更多是由重庆21厂、1厂和41厂仿造的各型7.9步枪，又叫中正式。该枪射程2000米，性能优于三八大盖。 　　2、7.9mm捷克ZB-26式轻机枪：该枪是一种性能优异、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机枪，性能优于“歪把子”。子弹产于20厂。 　　3、7.9mm马克沁重机枪：民国23年金陵兵工厂由德国获得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图纸，进行仿造。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枪，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性能优于日军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装备重庆产60、82、120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分别产于重庆第10厂、50厂等，炮弹产于第10、11、21和50厂，由于弹药充足，我火炮发挥了威力。 　　“此时，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敌切割，但我军强大的火力予敌大量杀伤，”李意志分析，“这与抗战初期我军炮火稀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酋阿南惟几大将率4个师团来犯，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我彻底破坏，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我守军将重庆制造的重炮放置岳麓山上，予日军毁灭性打击，“这次会战消灭的日军比台儿庄多几倍，10万川军作战勇敢，重庆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民党英雄部队 　　回顾抗日战争（3）——抗日战场上的五支国民党英雄部队 　　 　　十万铁骑出雄关，立马驻足东海边。 　　傲视红日瀛洲北，力挽雕弓射扶桑。 　　 　　抗日战争後，国民政府重新命名组建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简称新一军、新六军，下同）、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前为七十四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前为第十八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军，也是抗日战场上国军的五支英雄部队。这五支部队，在同日寇作战中战功赫赫，屡创强敌，为中国人打出了威风，誉满中外。 　　 　　◎ 抗战硝烟中诞生的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 　　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接受徐庭瑶考察欧美军队现代化装备後所提出的建议，在南京成立陆军交辎学校。一九六七年，在交辎学校基础上又扩编建成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任团长。全面抗战爆发後，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的两个连参加淞沪会战。一九三八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後扩编为第二○○师。同年冬该师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一九三九年一月，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聿明任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戴安澜）、荣誉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第五军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唯一的机械化军。在杜聿明统率下，该军注意训练，士气旺盛，号称新军，一时蜚声全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奋勇搏杀，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的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歼敌六千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此役後郑洞国调升，带走荣誉一师，第五军由广西移驻云南，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调归其建制。 　　一九四二年三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及英方请求，国民政府令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三月上旬，第二○○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五千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由于孤军深入，日军凶悍，第二○○师被迫撤退。新二十二师继而在斯瓦战役中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四月中下旬，第九十六师又在平满纳抗击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击，虽伤亡甚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敌人突破。因中美英三方在战略上的矛盾及指挥上的混乱，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并于4 月底开始撤退。第五军的第二○○师、九十六师历尽磨难，撤回国内；而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的新三十八师则撤退至印度。这次撤退损失惨重，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噩耗传来，举国悲恸，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中共领导人毛、周、朱、彭等均打电报表示哀悼。第五军在出国作战前共有四万两千人，战斗中死伤七千三百人，而在撤退中死伤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穿越缅北野人山中丢掉性命的，当时的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许多将士後来回忆谈起那段遭遇时，仍不免为之动容。 　　七七事变後，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下辖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五十八师。该军成立後不久就奉命参加淞沪会战，一战便名震淞沪，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参加完南京保卫战後，第七十四军被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乒员。一九三八年，第七十四军又先後参加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十一月，该军开赴湘阴、长沙一带整训，并扩充为三个师，分别为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一九三九年，俞济时又率部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四○年，俞济时升职，由王耀武任七十四军军长，李天霞接任五十一师师长一职。王耀武对蒋介石的提拔感激涕零，立誓要将第七十四军训练成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服从指挥的军队。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耀武指挥七十四军参加上高会战，大败日军。军政部长何应钦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这次作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第七十四军因作战有功，国民政府特颁军中最高奖旗 ———— 飞虎旗一面，以彰其功，第七十四军也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抗日铁军”。 　　上高会战後，第七十四军又参加了後两次长沙会战及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常德会战中，该军表现极为英勇。当时第五十七师固守常德，与日军血战十六昼夜。日军先後使用飞机、大炮、毒气轮番进攻，第五十七师官兵伤亡殆尽，最後师里所有勤杂政工人员全部上阵，余程万师长亲率卫队参战。官兵弹尽肉搏，誓死拼杀，战场惨烈空前。此役仅五十七师就毙伤日军万人以上，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声威。蒋介石在给余程万的电文中说：“欣悉我五十七师全体官兵保卫常德，奋勇歼敌，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一九四三年五月，周志道接替李天霞任五十一师师长，一九四一年余程万接替施中诚任五十七师师长，五十八师师长先後由陈式正、廖龄奇接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张灵甫又升任该师师长。常德会战後， 王耀武调升，施中诚接任第七十四军军长一职。後施中诚又率部参加了长衡会战，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也表现不俗，真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 建制多变的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栽培起来的，陈诚也正是靠这支军队发迹的。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後，陈诚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但实际上该军当时只有一个十一师。一九三一年，第十八军才初具规模，下辖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和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後陈诚以种种借口不断收编杂牌军，第十八军规模最大时曾辖有五个师的兵力。由于陈诚深得蒋介石的宠爱，第十八军也就备受青睐，其装备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最先进的。这支军队训练有素，以能征善战著称。当时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很多人宁愿到第十八军当排长，也不愿到一般部队当连长，其名声可想而知。一九三五年九月，罗卓英升任军长一职。全面抗战爆发前，第十八军下辖三个师：彭善的十一师、陈沛的六十师、黄维的六十七师。 　　一九三七年八月，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由广州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为不辱使命，陈诚惟有忍痛一时，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十八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在作战初期十八军曾四战罗店，双方伤亡惨重，罗店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淞沪会战後，十八军入江西作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六十七师师长黄维升任军长，莫与硕接任六十七师师长之职。一九三八年秋，十八军参加武汉会战，当时其下辖的三个师为彭善的十一师、何平的十六师、陈沛的六十师。此後该军又开进湖南。到湖南後，其地方保安处所属的几个保安团被编成一九八、一九九两个师，归十八军建制。一九三九年五月，彭善升任十八军军长，继而便率军入川整训。整训後其下辖的三个师分别为第十一师（师长方靖）、十八师（师长罗光文）、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彭善在枣宜会战後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免职，方天继任军长，宋瑞柯升为一九九师师长，十八军再度撤回四川。 　　一九四一年十月，陈诚令第十八军开至湖北宜昌、秭归地区，并于与一九四二年夏对日军发动攻势作战。一九四三年春，覃道善调升十八师师长，在此之前胡琏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升任十一师师长，鄂西会战时十八军下辖覃道善的十八师、胡琏的十一师、彭巩英的暂编三十四师。这次会战中石牌要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被重庆统帅部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当时守此要地的是胡琏的十一师。当战斗激烈时，陈诚司令长官打电话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载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十一师官兵英勇作战，死守要塞；十八师则连日苦战，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死伤甚多。十八军的英勇奋战为鄂西大捷立下了汗马功老。一九四三年八月，罗光文就任军长。之後十八军又参加常德会战，原暂编三十四师由武泉远的五十五师取代。一九四四年八月，胡琏升任军长，率部守备常德、桃源等地区。同年冬，十八军全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兵器教育和训练方法。 　　 　　◎ 连体“婴儿” ———— 新一军和新六军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後，一部分部队辗转撤至印度。一九四二年六月，蒋介石批准史迪威关于在印度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在滇西装备训练三十个师及反攻缅甸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二十二师分别奉命于六月底和八月开赴兰姆伽军营，改该换美式装备，实施美式训练，于是兰姆伽军营便成了新一军的摇篮。一九四二年十月，蒋介石下令在印度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一九四三年初，郑洞国到达兰姆伽，成立新一军并任军长之职，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一九四三年三月，新三十八师开出兰姆伽军营，重返前线。是年秋，该师被调往中印缅边境的列多地区驻防，并于十二月打通了入缅的门户。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随即向缅北推进，以新三十八、新二十二师分别担任左右冀，进军胡康河谷（在当地被称为死亡地带）。一九四四年三月，我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此前，由国内于一九四四年春先後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归新一军建制）、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先後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即对其发动进攻。第三十八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後，也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 八月初密支那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先後开出兰姆伽後，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 　　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李鸿新三十八师、唐守治新三十师；新六军（军长寥耀湘）下辖李涛新二十二师、龙天武第十四师、潘裕昆第五十师。至此国民党五大王牌军前身已全部诞生。中国军队在密支那休整约两个月後，向日寇发动了最後的攻击，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支那军归国心切，锐不可挡”。 　　 　　◎ “东方睡狮”傲笑沙场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重大的胜利，三个法西斯强国只剩下一个日本了。日本侵略军已是孤注一掷，只能徒老地作垂死争扎。胜利的曙光已处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这对于多年以来浴血抗战的中国军队来说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东方睡狮”终于发出了惊人的努吼。 　　第五军的第二○○师和九十六师撤回国後进行了大休整，并补充了大批兵源。一九四三年初，第五军扩编成第五集团军，邱清泉就任军长，下辖刘观龙四十九师、黄翔九十六师、高吉人二○○师，驻防昆明城郊。同年十月，该军开始接受美式装备。一九四四年五月，为打通滇缅公路，邱清泉奉命率第二○○师赴滇西作战，并于次年元月配合友军攻克畹町城，打通了滇缅公路。抗战胜利後，第五军奉蒋介石之命缴了龙云部队的械， 从而结束了龙云对云南的控制。这期间罗又伦、廖慷先後担任过第二○○事师长一职，罗又伦还担任过四十九师师长一职。 　　密支那休整後，新一军、新六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上关斩将，所向披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日军进犯独山，贵阳告急，蒋介石匆忙把新六军军部及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空运至云南沾益，以保卫重庆（後新六军又由沾益运至湖南芷江）。剩下的第五十师仍与新一军配合作战。新一军先後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後，在畹町城举行了中印公路通车典礼，由宋子文主持，当时已是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为配合英军攻占曼德勒，新一军又先後拿下了新维、腊戌，第五十师攻占了细胞。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一九四五年春，新一军在腊戌附近准备回国，第五十师正式奉命编入新一军建制。同年夏，新一军四万余人由缅甸空运沾益，随即又被运至南宁，继而向广州挺进。日军投降时，新一军已到达广州。这支在国外战场上诞生的“新生儿”，经过两年的辗转奋战，已变成一支能征善的生力军， 并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驻印军为缅甸抗战和打通中印公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进攻。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八军（下辖杨伯涛十一师、覃道善十八师、高魁元一一八师）统归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指挥。两军再度联手，直捣雪峰山，将大部分日军分割包围，歼灭大量日军，从而再显神威。这次会战是国民政府自抗战以来组织的最後一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其伤亡约二十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回顾抗日战争（2）——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作者：杜聿明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Ｐ３１３—３５７，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 　　 　　一 中国远征军组织的由来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一九四一年成立的中英军事民盟而组织的。当一九四○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六月四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弃甲丢盔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希图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缅甸）、印（印度）、马（马来亚）方面的军事，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因此，自一九四○年十月间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民盟。一九四一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以后几经协商，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 　　 　　根据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本来早应成立，以便中国军队及早开入缅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间，中国军队才先后动员入缅；三 月十二日，即仰光失守后第四日，才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二路在越南方面，以后情况变化未发表），指挥三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这就是本文所称的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和三 种不同任务、不同作战地区的组织。前一阶段，自一九四一 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开始。属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指挥范围。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退入印度的部分军队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简称“驻印军”或“中国驻印军”；另一部分军队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一九四三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此为后一阶段。但因一般都称“远征军”，以致历史资料中，经常混淆不清。特别是这三种任务不同的部队在三个战区作战，先后又统归史迪威指挥，更易造成错觉。 　　 　　现在我把中国远征军前后两个阶段、三种情况的实际组织分述如次：第一阶段：可以概括为自珍珠港事变、日寇侵缅、中国出兵远征的时期。 　　 　　时间：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军远征军开始入缅起，至一九四二年八月间。 　　 　　地点：包括全境内同古（即东瓜）、叶带西、斯瓦、仁安羌（即彦南阳）、乔克巴当、棠吉（即东枝）、腊戍、曼德勒（即瓦城）、惠通桥诸战役及失败后分头撤退的地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继任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游击司令（即第五军新兵训练处）黄翔；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暂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 　　 　　第二阶段：可以概括为准备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又分为两个方面：印度方面：时间：自一九四二年八月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等部队退入印度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止。 　　 　　地点：包括中缅印边境孟拱、密支那、八莫及畹町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史迪威兼，副总指挥郑洞国（前为罗卓英）；新一军军长郑洞国，继任孙立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继任唐守治；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继任李鸿；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 　　 　　中国方面： 　　 　　时间：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前后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前后。 　　地点：包括中缅边境松山、腾冲、龙陵、畹町会师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司令官陈诚，继任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第六军军长黄杰，第七十一军军长钟彬、第五军第二百师师长高吉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直属部队，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本文所述，只是远征军第一阶段一些惨痛的回忆。 　　 　　二 远征以前种种 　　 　　修筑滇缅公路和铁路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中国人民英勇无敌的力量，满以为在短期内完全可以使中国屈膝；那知打了一年、两年、三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愈战愈强，正循着毛主席在七七事变后指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方向发展着。这时日军妄想从沿海包围截断我国际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于一九三九年冬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一九四○年九月间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路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所可依靠的仅有滇缅路。 早在一九三八年春，我国即开始修筑滇缅公路，于是年十二月间初步通车，以后陆续加以修改，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可是通车不久，即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留难，甚至在一九四○年七月十八日英日正式成立封锁滇缅路协定，自是日起英国封锁滇缅路三个月，到十月才又开放。 　　 　　虽然我们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可是也不能全无外援。外援的最可靠的力量是苏联，而且苏联是抗日一开始首先援助中国抗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蒋介石只相信他自己和依靠资本主义国家。记得在一九四○年底有一次“官郾会报中， 蒋介石对一位交通部次长（姓名已忘记）说：“苏联担任的西北运输工作应全部停止。”这位次长吞吞吐吐地说，新疆尚有许多物资未曾运完，而且都是急要的。蒋介石一听，怒气冲冲地命令他：“你照我的意思办不会错，你不要再想运了，再这样下去，都成他们（指中共及苏联说的）的世界了。”我当时听到有些诧异，觉得苏联援助我国抗日的飞机、坦克、枪炮等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弹药补充，为什么要停运呢？特别是我所带第五军的坦克等装备迫切需要苏联的补充，可是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始终未敢出声。 蒋介石坚决站在反共反苏的立场上，当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援助。他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 　　 　　由于宋子良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改由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亲自兼任总局长，后来并有美国人参加整理，也都不见起色。一 九四一年春又发行修筑滇缅铁路公债一千万美元，发动当地民众日夜赶修路基，很快即将大部路基修好。昆安（昆明至安宁）段于一九四一年四月通车。 　　 　　修筑这段铁路时，当地人民激于民族义愤，情绪非常高涨，参加筑路的工农劳动人民极为踊跃，有许多还是由原来津铺、平汉等铁路撤退下来的老工人。修筑这条公路和铁路对于抗日战争起了一些作用，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主持筑路工程的各级人员贪污腐化、剥削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重重的灾难。可以说，滇缅路的建筑是染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的。 　　 　　蒋龙各怀鬼胎 　　 　　在蒋介石集中全力经营这条国际路线时，他同统治云南的龙云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蒋、龙各怀鬼胎。蒋介石企图利用抗日幌子，处心积虑“统一”云南；而龙云则处处防备蒋介石的这一手，坚持龙氏小王朝独揽云南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局面。关于云南的政治蒋介石不能过问；经济方面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前后，云南仍使用它自行发行的“滇币”；军事上则中央军不能入境。 　　 　　蒋介石这时对龙云所运用的政治手腕是：一面派中央大员如宋子文等人向龙云多方疏通、拉拢，一面以准备远征为理由，将他的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陆续集中。计先后集中的部队有：滇黔边境：在兴仁、兴义附近整训的为第六军甘丽初部三个师（第四十九师、第九十三师、暂五十五师）；在安顺、盘县附近整训的为第五军杜聿明所部三个师（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第二百师）及机械化部队。 　　 　　滇川边境：在泸州、叙永附近整训的为七十一军钟彬部两个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另有新二十九师马维骥部。 　　 　　滇康边境：在西昌、会理附近为第七十一军等三十六师 　　滇桂边境：为第五十四军黄维（以后为阙汉骞）部的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 　　 　　川黔境内：为第二军王凌云部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三十三师；税警总团孙立人部（一九四一年底编为新三十八 师），新二十八师刘伯龙部——这两个单位以后编为第六十六军，属张轸部。（另外有远征以后增调的部队未列入。）以上部队大概是自一九四○年九月间日寇侵入越南时即开始集中，但因蒋、龙间的矛盾，长期未能入滇。一直到一 九四一年中英军事同盟酝酿期间，准备双方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蒋龙之间经过长期曲折的商讨，这年秋冬间，第六军四十九师彭璧生部先开滇缅路担任护路，第五军也开入云南杨林、沾益、曲靖等处。不久蒋介石在云南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任团长，并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我兼任司令。接着第六军九十三师陆续开往车里、佛海布防。至十二月间又将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三十八师三个师编为六十六军，以张轸任军长，准备参加缅甸远征。 　　 　　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十分自高自大。它向来惯用两面手法控治欧洲大陆，挑拨战争，从中渔利，这是它的拿手好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国为了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就逐渐支持德国法西斯主义，并妄图怂动希特勒进攻苏联。正是玩火者必自焚，希特勒并未完全依照张伯伦的意图首先进攻苏联，相反地是在并吞了一系列小国之后，于一九四○年先下手它的老伴法国。五月十 日张伯伦垮台，六月四日英法军在敦克尔克丢盔弃甲大撤退，伦敦一时张皇失措。可是英国并未接受这一教训，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侵略提高警惕，积极在缅甸布防。反而幻想仍用两面手法敷衍日本，以保全它在远东殖民地的大后方，七月十八日同日本正式成立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因英国的拉拢而停止它独霸亚洲的野心，相反地正是利用这一协定看破英国的弱点，于九月间侵入越南，并与泰国签订友好条约，直接威胁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英国殖民地。 　　 　　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以来愈战愈强，而且八路军的游击战深入晋冀鲁豫敌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英国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较之英法在欧洲战场上的狼狈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转变，首先于一九四○年十月间重开滇缅路，接着派了一些在敦克尔克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来中国学习游击战（当然，他们在蒋政权中是学习不到人民的游击战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英政府又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同盟，第一个步骤是通过中国对缅印马的军事考察，两国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一九四一年一月间产生。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陆军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矩、空军王×赞，海军周应聪，外交郑康祺，秘书刘耀汉。考察团于同年二月初出发，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三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计三十余万言（当时有油印本），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甸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这个草案是根据缅、马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寇战略战术而拟定的。我们当时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吃了中国人民的苦头的情况及其政略、战略、战术上的特性，妄图独霸亚洲的野心，同时并考虑到英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情况，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国，因而就不敢正面向英方提出如上所述的判断，而只能含糊其辞。草案的内容略如下述： 　　 　　（一）敌情判断 　　 　　１#敌情：日寇陆军既具优势，又有作战经验，以日军侵占越南并与泰国成立友好条约的情况来判断，它已在积极准备与英国挑衅。一旦日寇发动侵略缅马军事，可能以海军、空军掩护陆军沿泰马交界进军，先侵占马来亚、新加坡，然后乘战胜之余威回师北上，进攻缅甸。敌人可能使用兵力三至五个师团和优势的空军与海军。 　　 　　２#地形：中、缅、老（老挝）边境车里、临江一带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易守难攻；而且瘴气特甚，对于大兵团尤其现代化部队运动限制很大。缅泰交界景东以南经登劳山脉、亘萨尔温江下游至毛淡棉（即摩尔门）一带，虽有崇山峻岭和萨尔温江之险，但景东、克耶邦特别是毛淡棉附近皆有公路与泰国境内公路相衔接，为可攻可守的决战地带。 　　 　　（二）共同防御意见 　　 　　１#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及景东以南地区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２#指导要领：（１）中英两军在车里、临江以南亘景东以南克耶邦缅泰国境至毛淡棉一带构筑纵深的据点式堡垒群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力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之攻击，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再一举出击来侵之敌。（２）敌人主力如从中央来犯，我利用既设阵地消耗敌人至一定程度，由景东及毛淡棉两翼先击破敌人，将其包围而歼灭之。（３）敌人主力如由毛淡棉附近来犯，我军应利用萨尔温江天险及据点工事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配合我左翼部队击破一部敌人，将敌人主力包围于毛淡棉海岸附近而歼灭之。（４）敌人主力如由景东来犯，我军应吸引敌人于山岳地带内，以正规战与游击战并用，竭立迟滞敌人，主力从毛淡棉附近出击，先击溃敌之一部，截断敌人后路，包围而歼灭之。 　　【 　　３#兵力部署：（１）预定英缅军二至三个师，中国三至五 个军。（２）布置中英两军主力（二至三个军）于毛淡棉、克耶邦、景东间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群，形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３）以一小部（一团至一个师）位置于景东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成据点式野战堡垒群，形成纵深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阵地，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缅交界山岳地带的特性，以主阵地为根据地，用一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缅境内袭击敌人后方。（４）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军及舰艇担任警戒。（５）控制强大机动性预备队（一个半军至二个半军）于同古（即东瓜）、平满纳（即平马纳）、瓢背、麦克提拉（即敏铁拉）间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线与敌决战。（６）其他：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讯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详细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定后另行拟定。 　　 　　中国这个意见是在缅甸考察之后所拟的初稿，以后经过部分的修改补充。接着我们到了马来亚，见了英国当时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谈到这个问题。波普汉很同意中国军事考察团的意见，希望商震抄一份初稿给他。可是商震的英文是半瓶醋，只是唯唯的答应，并不明白对方的要求。商震的秘书刘耀汉因为商直接与波普汉谈话，正闹情绪，也未提醒商的注意。到两天以后，波普汉请吃饭，又问到这件事，商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反而问刘，刘说有这回事。商这时显得十分尴尬不安，马上表示道歉，并补抄一份送给波普汉。这里说明商震为个人出风头，在正式外交谈话中不用秘书翻译，既违外交惯例，又把事情弄错；而刘则为个人情绪，故意让商在外交上丢一次脸。 　　 　　可是英国除少数人如波普汉、丹尼斯之外，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他们说英国有雄厚的力量，认为日寇不敢轻于向他们挑衅；如果日寇要截断滇缅路的话，必然从中缅或中老（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 　　 　　因此，当一九四一年夏间中国正式提出中英缅甸共同防御意见书时，英国仍然坚持它的主观谬见，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中老、中缅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寇截断滇缅路，而不允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同时英国心中也明白：日寇一旦侵袭它的远东殖民地，它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所以也不敢正面否认中国提出的意见，只是强调时机未到，不同意中国军队先行入缅。不过英国仍然要借中英合作的声势，进一步唬住日本，于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当然英国还有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留待下面揭露。 　　 　　中英共同作战的准备 　　 　　中国方面：中国在这期间（一九四一年六月至十二月间）对于英共同防御滇缅路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１）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林蔚为团长，萧毅肃为参谋处长，及参谋若干人，策划中英有关作战的一切业务。（２）先准备三个军（即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详细位置已如前述。（３）对远征各军充实装备，如第五军成立炮兵团等，并令加紧训练。（４）其他集中滇川、滇康、滇黔边境各部队亦在暗中准备动员（详见前述）。（５）其他炮、工、通、辎等部队亦作了必要的准备。 　　 　　但对于缅甸境内的交通运输、通讯补给等则完全依靠英方，毫无准备。 　　 　　英国方面：（１）任命胡敦为英缅军总司令。（２）增加兵力：一九四一年春中国军事考察团在缅甸考察时，英国在缅甸仅有英缅军第一师，而且尚未装备训练完成。到珍珠港事变前后，除这一个师装备完成外，并增加了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及装甲第七旅（坦克一百五十辆），并有炮兵、空军等部队。（３）对缅泰边境防御工事、交通、通讯等完全无准备，但对于主副食、医药等有一定的准备。 　　 　　三 在缅作战概要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由于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后，同月十一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 日远征军正式动员，这两个多月期间，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反反复复，捉摸不定，坐使仰光沦陷，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加以入缅后，指挥多次变动，系统紊乱，权限不明，各有所私，以及指挥无能，部队战力悬殊等等，既未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期收复仰光，又未能退而凭据险要与敌作持久战，保全我腊戍的物资。东拉西扯，一无所成，徒使将士浴血，丧师辱国，回想起来，实深愧痛！ 　　 　　但我远征军激于民族义战，同仇敌忾，士气旺盛，转战东西南北，与敌搏斗，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本文只将在缅作战比较有计划的、激烈的、时间较长的以及有意义的有关键性的战斗，如同古战斗、斯瓦逐次抵抗战、仁安羌解英军之围、乔克巴当大上英军之当等等，加以概略的叙述。 　　 　　反复的动员，凌乱的指挥 　　 　　（一）动员方面【】 　　 　　第一次动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令第六 军九十三师开车里，第六军第四十九师以一个加强团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准备开景东。十六日令第五军、第六军动员入缅，协同英军作战。当第五军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以奉令“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十三师及四十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而中止。十二月二十九日又令第五军勿庸入缅，必要时须向东转运。 　　 　　第二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军集中芒市、遮放、龙陵，候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第三次动员：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又奉令：“据英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装甲兵团先作出发准备。” 　　 　　（二）指挥方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令第五、六两军入缅，归杜军长指挥。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令第六军入缅部队归甘军长指挥，至该军受何人指挥，另有命令。二日令第六军入缅后归英方指挥。二十五日令五、六两军入缅作战，着由杜军长聿明统一指挥，杜军长仍归胡敦指挥。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到昆明下达命令指挥部署。三 月一日蒋介石亲赴腊戍指挥，二日蒋在腊戍面谕参谋团指导入缅军之作战行动，并与英方会商。四日蒋面对我说：“你归史迪威将军指挥”，并说对史迪威将军要绝对服从。我反问：“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蒋回到重庆后有些不放心，又给我一封亲笔信，指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 　　 　　同年三月八日腊戍会报英方通知，英政府已任命亚历山大接替胡敦的英缅总司令，胡敦任参谋长。十一日令着第五 军、第六军统归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但未规定史迪威与亚历山大相互间的地位。十二日腊戍会报，英方提出史迪威指挥五、六两军，与亚历山大之间的指挥系统不明。同日特派卫立煌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未到任以前准由杜副司令长官代理；也未规定司令长官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地位。十七日亚历山大由渝飞回 腊戍转回梅苗，二十八日林蔚到梅苗，据亚历山大面告：“在渝已决定以本人（亚自称）为在缅作战的中英联合军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受本人之指挥”，但参谋团及各部队始终未奉到此项命令。四月二日改派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仍未规定罗长官与史迪威参谋长相互间的地位。 　　 　　同年四月五日蒋介石带罗卓英到腊戍，六日到梅苗亲自指挥部署，决定平满纳会战，增调第六十六军入缅，并召见同古突围的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与他同住一晚，予以慰勉。八日蒋约我和戴同他巡视曼德勒。蒋介石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回梅苗后他又叮嘱我要服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我因同古战斗曾和史迪威争吵，满肚怨气，对蒋说：“如照史迪威的命令，二百师早已断送了，他既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也可以说不懂战术。 　　 　　蒋拦住我的话说：“我知道的，以后有罗长官在，他会了解的。”九日蒋介石回国，以后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即由史迪威、罗卓英完全负责。 　　 　　缅人的态度，缅甸的形势 　　 　　缅甸各族人民六十多年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痛苦，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日益增涨，当时缅文报主笔宇克孟先生，谈到对中国远征军的感想时说：“缅甸人不愿做亡国奴，无论日本用什么方式都打动不了缅甸人，缅甸人真诚欢迎中国军队。……”他又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抗日，我用笔，儿子用枪，我的太太每天为国运而祈祷。”他并且写过不少赞扬中国远征军的社论，这是缅甸人民的主导思想。可是蒋介石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对于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毫未表明态度，更谈不到支援缅甸人民。于是缅甸除先进分子积极支援中国远征军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反动党派且为日本利用，甘作缅奸，到处进行破坏的活动。同时缅甸人民普遍仇视英军，遇机即杀，造成当时缅战中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如不是广大爱国华侨积极援助，我军就不免要全军覆没了。 　　 　　缅甸按山川河流及政治经济情况分为二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重镇为曼德勒（即瓦城）；以南为下缅甸，重镇为仰光。上缅甸西有那加山脉，中为明克山脉，东南为汤彭山脉；下缅甸西有阿拉干山脉，中为勃固山脉，东有蓬隆山，与泰国毗连者为登劳山脉。全境三条主要河流，即伊洛瓦底江、色当河（亦称西当河、锡当河）、萨尔温江，南北贯通全境；铁路公路南北贯通，并与我滇缅路相衔接。瓦城为上缅甸政治中心，握交通之枢纽，扼水陆之总汇，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其东汤彭山脉与登劳山脉间密林丛生，为现代反侵略战争进行游击战的最好根据地。 　　 　　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为新兴的商港，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为我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我远征军必争的目的地。 胡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及新平阳盆地，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叫作野人山。其中河流交错，雨季泛滥，水势汹涌，舟船难通，因之有“绝地”之称。每逢雨季，不仅用兵困难，即民间交通亦多断绝；可是到了旱季，河川变为通道，除亲敦河外，一般都可徒步通行。 　　 　　中印缅交界的气候，可分为雨旱两季，自五月下旬起，至十月间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凉，潮湿极重，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甚。十一月以后至次年五月中旬前为旱季，天气多风，极少下雨，十二月间风势较大，一月以后逐渐转热，经常在华氏一百二十度左右。 总起来说，缅甸形势是口孝肚大、尾巴尖。仰光为全缅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倒，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敌友我的军事布置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同古以南约五十公里的皮尤及其南十二公里的大桥附近序战开始前，敌友我三方的军事布置如下： 　　 　　１#敌情：日本十五军饭田样二郎所部等三十三师团在普罗美以南地区；第五十五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十八师团在泰国景迈附近，一部主力于四月初增援斯瓦战斗；第五十六师团判断由仰光登陆，当时行动未明，以后集结于同古。至于空军和炮兵、战车的情况，当时均不明。 　　 　　２#友军：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所部英缅军第一师（欠十三旅），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英装甲车第七旅均在普罗美方面。英缅军第一师十三旅在景东、毛奇方面。英空军飞机共四十五架，在马格威尔。 　　 　　３#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所属部队第五军骑兵团附属工兵一部在皮尤河附近；第二百师在同古（配属炮兵部队未到）；第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由芒市于六日开始以汽车运输；第六军所属第四十九师、暂五十五师、第九十三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九师、新二十八师，此时尚未动员；炮兵为第五军炮兵团及炮十三团第一营；空军为美空军志愿队。 　　 　　同古战斗 　　 　　（一）皮尤河前哨战 　　 　　我远征军先遣第二百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的一部，先头部队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到达同古，九日接收英军防务完毕，十一日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连，推进至皮尤河及其南十二公里处担任警戒，由骑兵团副团长黄行宪指挥。骑兵团团长林承熙鉴于英军与敌作战月余尚不明了当面的敌情，想到前哨部队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搜索敌情，应该设法获得敌人的有关文件。他根据连日侦悉日寇大胆追击英军的战术，在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先构筑假阵地，又在皮尤河南岸构筑埋伏狙击阵地，皮尤河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并准备好皮尤河大桥下的爆破工作，等待敌人行至北端，即用电气导火爆炸。所有阵地都伪装得十分巧妙，不易被敌人发现。 　　 　　三月十八日英缅军全部撤退，日寇跟踪追击，到达皮尤河南十二公里处，与我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这样就掩护了英军脱离敌人，安全撤退。当时从敌人死体身上的符号，发现当面之敌为五十五师团。我前哨连当日达成任务后，即在黑夜撤退，埋伏于皮尤河南岸南侧，准备狙击冒进之敌。 　　 　　十九日晨，敌果然采取追击英军的姿态，以一大队轻快部队冒进，不知在皮尤河岸已踏入我远征军前进部队预设的埋伏阵地。当敌军用汽车数辆行至桥北端时（桥长约二百余公尺），全桥轰然陷落（英军在皮尤河以南桥梁皆未破坏，故敌人有此冒进），敌车尽复。但敌兵仍下车企图顽强挣扎，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这时我军枪声四起，埋伏的机枪从尾到头，反复射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向公路两侧逃窜。企图顽抗的敌人多被智勇双全的我军王若坤排长予以消灭。敌后援不济，大部被歼，仅有少数向森林内逃窜。我军搜索敌人死体，发现击毙敌人中有联络军官一员名机部一 经。卤获地图、日记、望远镜、文件、武器、车辆甚多。证明从泰马入缅之敌为十五军之两个师团，是从泰国经毛淡棉进犯缅甸；中路仰曼公路为敌五十五师团；其进入仰光向西路普罗美英军进攻之敌为三十三师团；东路敌为十八师团，尚在泰国景迈及毛淡棉间；敌原企图分三路向曼德勒进攻。又知这天被我消灭之敌为——二联队的一小队。午后敌人增加兵力并以步炮联合向我皮尤警戒阵地进攻，这时我骑兵团以已达成任务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皮尤河岸仅留少数狙击兵迟滞敌人前进，战争至深夜，撤回既设阵地 　　（二）同古激战十二天 　　 　　我当时明了当面敌情及敌人整个战斗计划后，判断当面之敌最大不会超过两个师团（虽认为敌第十八师团主力有增加中路的可能，但尚未料到敌在仰光登陆之五十六师团），就下决心照蒋介石指示，集中我军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我并亲赴同古，指导二百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的集中，史迪威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在前方积极准备同古会战，史迪威任后方与英方交涉调度部队集中，预定五日至七日开始向敌攻击。 三月二十日起，同古序战开始。敌自前日受我伏击后，行动极为慎重，先头以步骑联合约五六百人，用广正面向我军搜索前进；发现我军在鄂克春有既设前进阵地，随就展开一联队附山炮四门向我攻击。 　　 　　二十一日，敌增炮二门，共为六门，向我攻击整日，敌机并更番轰炸同古，我军猛勇还击。敌伤亡三百余人，攻击顿挫。我亦伤亡一百四十余人，阵地屹然未动。 　　 　　二十二日，敌再向我鄂克春阵地进攻未逞，一部企图迂回，亦被击退。全日炮战激烈，入夜沈静。 　　 　　二十三日，敌增至两联队（一一二及一四三联队），炮十 二门，以战车、装甲车掩护向我鄂克春阵地攻击，炮火猛烈；敌机二十余架这天投弹六次。我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结果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二辆、汽车七辆，敌向南窜逃。下午八、九时敌再向我攻击，阵地被突破一部，彻夜对战。 　　 　　二十四日，敌炮空联合向我阵地猛攻，另一部敌五、六 百人附小炮数门由同古以西向同古以北飞机场迂回。同古机场北部由我工兵团警戒，正在破坏铁路，团长李树正仓皇失措，向后撤退；仅二百师五九八团的一营与敌激战，午后五时放弃机场退守同古。是晚戴师长调整部署，将鄂克春、坦塔宾前进阵地放弃，集结该师主力保卫同古。 二十五日拂晓，敌步炮空联合三面围攻同古，我军沉着坚守，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三十余架更番轰炸同古，一般建筑多被炸毁。但我军利用阵地，伤亡甚微。入晚我各部队不断以小部队袭敌，有断续小战斗。 　　 　　二十六日，发现敌占同古机场后，敌五十五师团以工兵及骑兵守备，另以一部挺进至南阳车站占领阵地。 　　 　　这一天敌以三个联队（一一二、一四三、一四四）围攻同古，主力指向同古西北角攻击。该方我二百师六百团阵地被突破，我军遂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是日敌我争夺战甚烈，双方伤亡较大。 　　 　　二十七日，敌主力继续进攻同古，因敌我短兵相接，敌人炮火失效，我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较重。我二百师五九 九团伤亡亦大。午后敌一部向北推进，与我新二十二师在克永冈附近发生遭遇战，双方彻夜对峙。 　　 　　二十八日，敌人在同古北方要点构筑阵地，企图以一部对叶带西方面取守势，阻我新二十二师攻击；集中主力先消灭我第二百师，并放射糜烂性毒气。敌我反复冲杀，我伤亡虽重，但士气旺盛迄晚城内阵地仍未动遥敌并化装英缅军及缅甸土人驱牛车暗带械弹，企图混入同 　　古城内里应外合，均经我二百师查出消灭。至晚清理战场，计卤获迫击炮七门、步枪百余枝、机枪六挺及防毒面具等甚多。 　　 　　是夜十一时，我戴师长在桥东司令部被由同古东南迂回 的敌军越过色当河东岸来袭，与五九九团第三营特务连发生混战，激战至二十九日拂晓后即与城内部队通讯中断；同古城内我守军二百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听到桥东战斗激烈，立即派五九八团的一部对敌东西夹攻，午后已将敌压迫于大桥东南对峙，并与五九九团第三营取得联系，逐渐恢复掌握。 　　 　　同日（二十八日），我叶带西集中的新二十二师主力及炮兵战车各一部（只有轻战车，炮战车尚在腊戍待运），为了解救二百师的被围，向南猛攻，至午后攻占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战车并将敌炮兵阵地摧毁，获山炮一门及弹药文件甚多。但南阳车站坚固建筑物中的敌人顽强抵抗，迄未肃清。【 　　二十九日，我新二十二师向南阳车站继续攻击，敌军增援，以步炮联合反攻，敌我相战竟日，均无进展。同日，我游击司令黄翔令补二团的一部由南阳车站以西勃因山脉森林内迂回至同古附近，有一连曾一度进入永克冈机常这一天，同古西南北敌部被我军攻击牵制，对同古攻击减轻，仅有炮战。大桥以东之敌仍对戴师攻击甚烈，似有断我同古后路、包围歼灭我二百师的企图。 　　 　　（三）放弃同古 　　 　　在这期间（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全般情况是这样的： 　　 　　１#三月十四日由仰光登陆的敌军后续部队约一师团（以后证明为五十六师团），行动尚未判明。在泰国境内的十八师团既未向景东方面进攻，即有经毛淡棉入缅的可能（以后证明其主力加入中路战斗）。 　　 　　２#东路景东毛奇方面：我第六军在景东、毛奇方面无大小战斗；景迈方面之敌正向景东抢修公路。 　　 　　３#西路普罗美方面：英军正面仅有小接触。三月二十九日英军应史迪威的要求（这是合理的），在普罗美南向少数日寇攻击，英装甲部队进入庞得后，即被敌军在斯维当截断后路，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４#英空军于二十一日被敌机完全毁灭。我美空军志愿队虽经协定自二十七日起协同我二十二师攻敌，但直至三十日从未出现。 　　 　　除以上情况外，我第五军九十六师、战车炮兵等部队尚需一周以后始能集中（以后实际到四月十五日才集中完毕），而六十六军何时集中尚难预料。二百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十二日，补给中断，加以日寇顽强坚守既得据点，我军攻击亦非一举可以夺取（根据昆仑关作战经验）。在此形势下，我军既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同古之围，而旷日持久，仰光登陆之敌势必参加同古战斗，坐使二百师被敌歼灭。如此，则我远征军将被敌人各个击破，有全军覆没之虞。因此，我决心令二百师于二十九日晚突围，以保全我军战力，准备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与敌决战。 　　 　　当时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甚烈，竟至闹翻。史迪威坚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其实是想个人出风头），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我，并派他的参谋窦尔登监督我实施他的攻击命令。我以这个问题关系远征军存亡，并未受他的威胁，另令新二十二师于三十日向南阳车站之敌佯攻牵制敌人，令二百师于二十九日夜经同古以东突围，沿色当河东岸到叶带西归还建制，车辆经毛奇公路归还，主力撤出同古后即将大桥破坏。 二百师在同古撤退，可以说是有计划的主动的撤退。撤退时同古城内部队接到戴师长命令，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撤退前对敌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到三十日拂晓，我大队已经安全渡过色当河，而敌人仍围住这个空城，步炮空联合向城内大举进攻，弹如雨下。我最后牵制敌人的小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全渡河。敌部前进，才发现同古乃是一个空城。我二百师却连伤兵都未丢失，全师而归（当时火食担一度走错路失去联络，以后全部归队）。 　　 　　同古战斗，二百师是完成了任务的，战术战斗都有一定的成功。我远征军既不能适时适地集中主力与敌决战，那末予敌以一定打击之后放弃同古，保持战力，选择另一有利的时间地点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所遗憾的是，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重镇，既不能积极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以后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是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运输，我统帅部一切依赖英方，咎由自取，而不该把一切责任委之于前方部队长的。 　　 　　斯瓦逐次抵抗战斗 　　 　　三月三十日晨二百师突围后，当晚令新二十二师以一营在叶带西占领前进阵地，掩护主力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三十一日下达正式命令。这一战斗的目的是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以后平满纳既会而不战，是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因而放弃会战）。其所以称为逐次抵抗战斗（或称狙击战斗），是根据当前地形（斯瓦至平满纳为隘路）、敌我战术特点、缅甸交通运输腐化、主力集中无法预计以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等，确定我军掩护部队不固守一阵地，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埋藏的地雷炸弹一起爆发，两侧埋伏狙击兵配合我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我军这种阵地又要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尤其经过一两次打击后敌军就裹足不敢急进。因之新二十二师牵制敌人半月之久（连南阳车站攻击约二十一日之久），其间激烈战斗亦达十二日之多，使敌人伤亡惨重，寸步难行。我军已达到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 　　 　　当时敌我使用兵力如次： 　　 　　敌方：第五师团三个联队，第十八师两个联队，山野炮二营，重炮一营，空军飞机数十架，战车若干。 　　 　　我方：第五军新二十二师三个团，战车一部，山炮一营，游击支队新兵训练处二个团。 从四月一日至四日，新二十二师一部与敌五十五师团一部对峙于叶带西以南南阳车站间，仅有小部队搜索战斗及断续炮战。 　　 　　四月五日至十日，敌五十五师团以步炮战车联合，全力向我新二十二师猛攻，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在斯瓦阵地以南完成任务并予敌以严重打击。敌伤亡甚众，并摸不清我军虚实战法。 　　 　　这期间我第五军部便衣侦探马玉山伪装缅甸人，为敌五十五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有一天他发现敌人办公桌上有地图一幅，绘有部队番号位置，他立刻烧好一壶水，乘敌人吃饭时送进办公室，将地图偷出，星夜跑回平满纳。我亲眼看到是日军地图，并注明新增十八师团五十六及一二四两联队，山炮、重炮各一营，当即转知前方注意。 　　 　　四月十一至十六日，敌增援部队更番攻击，炮空轰炸更为猛烈，并不断轰炸平满纳，新二十二师应用虚虚实实的狙击埋伏并进行游击战，给敌人以极大打击。至十六日晚，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 　　 　　在这期间，我游击司令黄翔派队在勃固山脉内，神出鬼没地往来穿梭打击敌人后方交通运输，并袭击同古机场；于四月七日前侦知敌人从仰光向同古方面增加三千余人。可惜团长王肇中经验不够，所部官兵又多属新兵，扰乱敌人的次数不多，严重的打击更谈不到。但以后从各方对照，他们所得情报和第一线部队发现敌人的文件基本上是符合的。 　　 　　是役我军战术运用灵活，使敌人捉摸不定，伤亡较大。敌五十五师团已十分残破，不得不增加十八师团作为主力，我新二十二师也伤亡一千五百余人。 　　 　　东西两路相继败退 　　 　　东路毛奇方面十八日以前仅有敌人一个联队，十八日敌侦知我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后，始将集中同古之第五十六师团主力转用于毛奇方面，十九日保拉发现敌战车运输车四日辆。当日我暂五十五师即失去联络，罗衣考失守。二十三日敌进入棠吉，同时东犯，罗列姆当日失陷。我第六军兵力分割使用，一营一团被敌各个击破。而最恶劣的是一经与敌接触即离开公路，各级指挥官失掉掌握，以致腊戍门户大开，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景东方面则始终未与敌人接触。 　　 　　英军在这期间已全部集结于西路。英军士无斗志，一经与敌接触即行溃退，四月一日放弃普罗美，五日放弃阿兰庙，以后逐日撤退不停。四月十三日，英军提出要求中国军队在英军方面沙斯瓦、唐德文伊、马格威接防，掩护英军撤退。这等于全部向我交防，而毫未提及英军以后的任务。到十七日英军在仁安羌的一师及装甲旅约七千余人就被敌人一个大队包围，实为战史中的最大笑话。 　　 　　我新十二师一师的兵力自三月二十六日与敌接触以来，至四月十六日共与敌战斗二十一日之久。我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优势之敌（先后五个联队）连续激战达十二日，不但达成掩护主力的任务，而且消耗打击敌人并引敌人深入于与我有利的决战地区。可以说，在我抗日远征史上这是罕见的战例。 　　 　　【仁安羌解英军之围 　　 　　当四月十八日晨我远征中路放弃平满纳会战时，正是西路英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在仁安羌被围的第二日。这时我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主力已到达乔克巴当，第一一三团孙继光部星夜用汽车输送到英军被围前线。到后发现敌人仅有一大队，迂迥至仁安羌以北大桥附近，戴断英军后路。而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七旅共七千多人辎重车百余辆，竟至束手无策。经我军猛烈攻击，至午即将敌击退，英军全部解围。 　　 　　我远征军的这一英勇行动，轰动英伦三岛，以后英方曾发给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团长孙继光及营长多人勋章。 　　 　　放弃平满纳会战 　　 　　四月十八日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因西路英军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满纳右后方约二百公里），而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暂五十五师已失联络，棠吉告急，我中路军有被东西两路敌人截断后包围歼灭的危险。当时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１）贯彻平满纳会战，努力击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２）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从新部署作战。”他并星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罗卓英（因当时电话不通）。史迪威与罗卓英虽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他们的决心处置并不彻底，史、罗命令要旨如下：（１）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２）令六十六军刘师固守瓦城，先一步占领敏扬、棠沙，对西南警戒；（３）令六十六军孙师前方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当，以棠沙为后路，节节阻敌前进；（４）令第五军先抽二百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之线，掩护主力转进；（５）以九十六师在平满纳坚强抵抗当面之敌；（６）该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他希、带侧打击北犯之敌（按此令漏掉对二十二师行动之规定）。 　　 　　史、罗这个计划将五军、六十六军（欠一师）分布于长达三百余公里之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既不能攻，亦不能守，我极端反对。当时命令要旨是由电话中传达，我说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我不同意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在电话中相持不下，最后罗拿出他的威风说：“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我一看表快四点钟了，再拖下去，各部队攻击开始，与敌胶着更不好办。于是接受了罗的命令，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 　　 　　放弃平满纳会战曾是中国远征军失败后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应否会战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放弃这一会战，虽然有些可惜，但尚不是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关键。 　　 　　我下令后即赶赴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以后作战的意见，大意说：既因东西两路吃紧，放弃已有准备的平满纳会战，那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当时罗曾同意考虑我的意见。 　　 　　乔克巴当上大当 　　 　　到四月十九日午后，史迪威、罗卓英忽然变更计划，既未进一步作合理的部署，反而将我远征军进一步分割使厂。他们说，乔克巴当西南发现敌人三千余人，令二百师开乔克巴当向敌攻击。当时我根据摩托化骑兵搜索的报告说，我新三十八师尚在仁安羌，乔克巴当并无敌情。史、罗坚持认为英方情报确实，非去不可，我坚决反对，并力陈利害，说明即有敌人也不应置棠吉之危急而不顾。这时罗已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完全拒绝我的意见。我警告罗：“如果出此决策（其实是下策）的话，我不能负责。”罗现出窘态，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和外事局的一个参事（记不清姓名）出来帮腔，力劝我遵照“命令”。史见我仍坚持保卫棠吉、梅苗的意见，他便反唇相讥说：“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我也回敬说：“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吃英国饭。”如此大闹一阵，我仍抑制着自己的愤怒，再向史、罗申述说：即使乔克巴当发现敌人，以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已可安全无虞，我军应顾全大局，不要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使我远征军一败涂地。史、罗仍无动于衷。我无可奈何，只得忍辱负痛，一面接受了史、罗的命令，但声明如再侦察无敌情的话，仍不能去；一面找戴师长吩咐：“除先开一团外，其余等我从梅苗回来再决定行动。” 　　 　　二十日得我骑兵再度往乔克巴当搜索的情报，仍无任何敌情，只有大批英军零零散散在我新三十八师掩护之下狼狈溃退。我得到这一证实情报后，为了远征军的最后命运，再亲赴长官部向罗报告，不料罗已先到梅苗参谋团去了。罗去时交代他的参谋长杨业孔对我说：乔克巴当之敌不堪一击，必须先击破乔克巴当之敌，再作第二步计划，他坚持将二百师向乔克巴当输送，否则以抗命论。我觉得他们已不可理喻，急驰梅苗向林蔚陈述意见。约在午夜十二时前后，途中遇见罗卓英（距梅苗约八英里处），罗说：“你不必去了，现在照你的意见，二百师不去桥克巴当，改调棠吉。”他并不安地说：“我于本日午前已直接令二百师于黄昏前集结乔克巴当以东向敌攻击，不知现在情况如何？”我说：“乔克巴当确无敌情，我只要二百师去一团，如果你有直接命令的话，可能主力已到乔克巴当了。”罗这时有些张皇，拉着我上车同他一路回去。 　　 　　我觉得既然如此，争取时间第一，就再无见林蔚的必要了，于是同罗一路赶回。在车中罗对我说：“东路罗衣考已失守，暂五十五师情况不明，敌人正向棠吉、罗列姆前进中。”我说：“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乔克巴当我们上了英国人的当。我认为目前必集中第五军主力二百师与新二十二师与敌人力争棠吉，否则棠吉不得，腊戍危急。”我并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腊戍、畹町的门户，必须以最大之决心保全棠吉；如敌已占领，必须以全力攻克；如我先敌占领，则必须顽强狙击北犯之敌，使我军主力集中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第九十六师掩护主力集中后也要归还建制。罗这时并未否认我的意见，也未说明他以后的全盘计划，只说：“只要你带二百师把棠吉控制，我就有办法准备曼德勒会战。”我觉得罗在现实情况面前也许会改变他要在曼德勒会战的梦想，所以决心率二百师先将棠吉占领，再以事实转变罗的错误见解。 　　 　　二十一日十二时前后，我返回梅克提拉司令部，即作重新部署，将已运到乔克巴当的二百师主力（两个团）及骑兵团改向棠吉运输，并先遣骑兵团向棠吉方面搜索敌情。同时我将必须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与敌作持久战的意见电告蒋介石，但以后始终未得蒋的复电。 　　 　　其实史、罗这时仍然决心将二百师、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皆使用于乔克巴当方面，第六十六军及直属部队与新二十八师也向曼德勒方面运输。而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改变处置，据说是“自四月十八日变更决心后与史迪威参谋长同亚历山大总司令所商决者”，其理由为“彼时我如不去则英军要走”。继知并无目标后，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１）新二十二师在梅克提拉不开；（２）二百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三十八师之行动。 　　 　　二十日下午，得知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遂又决定：（１）新二十二师附战车及战防炮各一部由廖师长率领增援第六军方面，但须待二百师运输完毕后乃有汽车，而火车又不可靠。（２）二百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三十八师集结或站稳后，即开回梅克提拉。（３）预定二百师须于二十一日运完，以便迅速输送新二十二师（共汽车百余辆）。 　　 　　参谋团看到史、罗以上的处置后极为不安，用电话通知侯代表立刻派员赶往皎克西征求罗卓英的意见，即：（１）可否立即停止二百师之运输并改运棠吉。（２）可否令新二十八师只留一团守曼德勒，而令刘伯龙率师主力或一团由火车运回细包，并连同第六十六军将到腊戍之军直属部队（工兵营、战防炮营、特务营等）归一人指挥，再由汽车向罗列姆方向运送，以期与新二十二师夹攻北进之敌，并自然掩护极空虚之腊戍根据地。 罗卓英的处置却是：（１）对参谋团第一项意见，立令杜副长官率二百师及特种兵半部由汽车开回并指挥甘军准备迎击攘田、罗衣考北进之敌。（２）对于参谋团第二项意见，认为不必如此处理。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史、罗是一直坚持错误，对于腊戍的门户棠吉的重要性始终未认识，也不了解第六军的战力脆弱。 　　 　　他们始而坚持将二百师运到乔克巴当后再运新二十二师到棠吉，继而同我在途中商决将二百师改运棠吉，最后参谋团来人商讨时亦只承认我率二百师到棠吉，而把原与参谋团决定调新二十二师到棠吉之事既不告诉我，亦不回答参谋团。因之参谋团认为第五军主力二百师及新二十二师皆到棠吉，而实则只有二百师及特种部队之一部，谓为欺上瞒下，遗误戎机，亦不为过。 　　 　　棠吉攻克，又转皎克西 　　 　　四月二十一日午后，第五军二百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提拉转向棠吉运输（约三百多公里，加上空车放乔克巴当百余公里，共计五百多公里行程），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往返之间延误三日，将士疲于奔命，而战局已陷于危殆。 　　 　　二十三日午后，我先遣骑兵团及二百师一部到达距棠吉约十五公里的黑河即与敌人遭遇，我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敌前进阵地，至晚攻占并接近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开始攻击。 　　 　　二十四日拂晓，我二百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我已攻占西南北三面高地，继续突入市区与敌巷战，争夺至晚十一时克复棠吉。敌大部东窜，仅有一小部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二十五日，敌增援向我反攻，棠吉东方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亦将肃清。 　　 　　这时我的决心是：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同时林蔚也来电谓“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云云。 　　 　　我正在部署间，罗卓英连来四道命令，着将已攻克之棠吉除留二百师向棠吉以东罗列姆攻击外，其直属部队一部、新二十二师、九十六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会战”。虽经我一再去电申述棠吉的重要性，必须以第五军主力控制棠吉东西南北隘路以解腊戍之危，皆未蒙罗采纳。他仍坚持其谬见，勒令我必须立刻返回曼德勒。我迫于命令，不得不从，于是星夜急返皎克西，二十六日又将已攻克之棠吉放弃 　　 　　二十七日，我到皎克西后问罗为什么这样改变决心，罗拿出蒋介石四月二十四日“手启”电给我看，其中要点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第六军应以景东为后方。” 　　 　　蒋介石这一指示虽然着重于保卫腊戍，但有“万一”云云，又给史、罗死钻这个空子，不考虑全盘情况，不顾腊戍的安危，断章取义，选择了符合他们个人企图的部分——以八莫、密支那为后方，所以才连电令我回曼德勒的。 　　 　　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第三，我认为蒋二十四日“手启”电是未了解棠吉二百师的战绩，决心变得过早，给史、罗钻了空子，转发命令来威胁我；第四，到这时已将远征军弄得一塌糊涂，很难挽回危局。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已将战局搞坏，再向他们说话也就无用。于是我抱定丢车上山的决心，听他去吧。 　　 　　当日，我看到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中并未规定战车、骑兵、工兵、辎重、汽车等部队的任务，认为曼德勒会战是史、罗的梦想，一旦吃紧又会逃走，于是即令胡团长献群指挥这些部队即日经腊戍回国，于二十八日前均安全通过腊戍。 　　 　　这时，我军各路情况如次： 　　 　　西路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自仁安羌解围后，即在我新三十八师掩护下逐渐向曼德勒及其以西地区撤退，二十 一日退宾河北岸，二十三日退乔克巴当，二十六日基本上撤至曼德勒以西。当面之敌自发现我新增部队以来，未敢冒进，甚至由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三十日曼德勒撤退期间，基本上与我军无重大战斗。 　　 　　中路自十八日起，敌五十五师团和十八师团主力及重炮战车、空军向我第五军九十六师猛攻。该师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与敌作战八日。平满纳以北至梅克提拉间地形多开阔平坦，很少隘要可以利用，该师在第五军中又属战力较弱的部队，可是士气旺盛，仍能予敌以严重的打击。该师伤亡甚重，凌则民团长阵亡。该师始终未被优势的敌人击破，诚如林蔚所说：“该师战斗成绩及指挥技术则均属可观”，“惜苦战结果，所取得之宝贵时间（八天），我军主力既未用于保护腊戍之门户，又未集中击破任何一方之敌。” 　　 　　东路在十八日以前，仅有敌一联队与我第六军暂五十五 师接触。十九日，发现保拉克附近有敌运输车及战车四百辆，而二十日罗衣考即失陷，暂五十五师与军部失去联络，棠吉门户大开。二十三日敌占棠吉，复犯罗列姆。及二十五日我二百师克复棠吉，二十六日又自动放弃，敌看破我军弱点，以轻快部队用日行百公里的速度大胆向腊戍前进。至二十八日，腊戍即陷敌手。 　　 　　这里可以看出：由仰光登陆增援之敌五十六师团，早在同古集中；其所以在四月十八日以前未敢以主力向毛奇方面前进者，一方面是侦察我军情况及准备工作，而主要的则是准备策应我中路军的攻势。及四月十八日我军放弃平满纳会战后，敌人才大胆向棠吉、罗列姆、腊戍包围前进。 　　 　　四 惨败后的总退却 　　 　　当四月二十七日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的时候，西路英军已全部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正准备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中、我新三十八师直接担任英印军的撤退掩护。中路我新二十二师的一部在他希以北三十公里处的温丁与敌对峙。 　　 　　东路我第二百师正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中，第六军已全部离开公路向萨尔温江以东撤退中。敌人先头已到达细包以南大桥附近，腊戍十分危急 　　 　　罗卓英当时的兵力部署，以新二十八师四个营守曼德勒核心，以新三十八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弯曲部），以新二十二师及九十六师分防瓦城以南小河之线。 敌二十八日占领腊戍后，二十九日敌一部附战车由细包回窜曼德勒。这时罗卓英张皇失措，再不叫嚷“曼德勒会战”了。三十日，他急令瓦城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因东岸道路不良），续向八莫、密支那后撤。从此我中国远征军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 　　 　　西路我军自四月二十七日前后即由孟尼瓦（曼德勒西，铁路终点）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所有武器车辆全部遗弃。至五月三日前后，在孟尼瓦附近与敌小有接触后即无消息。 　　 　　东路第六军二十五日以后，即向景东方向撤退。敌先头卡车百辆已到腊戍南一百一十英里之孔海坪，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即到达细胞东南之南海附近，与新二十二师八十二团接触。二十七日，我放弃细包，二十八日，敌向腊戍新二十九 师攻击，当晚腊戍失守。三十日，新二十九师在新威布防，五 月一日即失守。五月二日，贵街失守，一○五英里通密支那、八莫的公路开放。三日，敌攻陷畹町，分兵进占八莫。四日，敌向惠通桥急进，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阻击敌人，反令与敌战斗，又在芒市附近破坏一连战车以阻塞道路。他们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识，可以想见。五日上午，敌进至惠通桥，与我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触。当时惠通桥已破坏，敌由上游渡河，与三十六师后续部队发生激战。六、七、八日这三天，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激战。八莫之敌于八日进占密支那。九日，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回西岸。十日，敌占腾冲。在溃退中沿途狼狈情况及破坏惠通桥时的惨状，我将在另文叙述。 　　 　　中路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并将伊江大桥破坏。史、罗原计划退过伊江后利用火车由密曼铁路向八莫撤退，不料史、罗乘第一列火车从斯威堡开出二里即碰车，竟日修通后，开至坎巴拉车站，以后再无车可开。此后第五军直属部队二 百师、九十六师及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即徒步轮流掩护撤退；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八日到卡萨南印岛时，始悉史、罗已于三日前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我派参谋长罗又伦追赶亦未追到。罗并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东一五○公里之温藻撤退；同时又奉蒋介石七日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九日卡萨发现敌人，这时仅有孙师先到卡萨掩护的一个团，余师虽到而廖师、孙师主力尚须一天半始可从正面撤下。 　　 　　我判断敌人企图从南北包围歼灭我军，如不能将部队集中掌握，即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卡萨地形负山带河，形势险要，如果将敌击退通过，深恐旷日持久，不能达成先占密支那的任务；若以一团掩护主力，安全转进，尚可希望达成任务。正在决策间，又收到敌人三日占八莫、八日占密支那的广播。于是我决心先遣九十三师在右翼掩护，并于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使主力经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与敌作游击战。命令下达后，各部队均遵令转进，独新三十八师未照命令，而是照史、罗命令一直向西，经英普哈尔入印度。 　　 　　至此，我中路军即分为四条道路，以不同的方向撤退：第五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二十二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如交通部处长唐文悌、铁道兵团团附张学逸所率的交通员工，暂编团运输大队及英联络官二人等由曼西北后转打洛到新平阳，因雨季延时二月余又奉令改道入樱至七月底到印度列多。八月初我奉命返国。第九十六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英、葡萄、高黎贡山返国。第二百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一、二两团自棠吉开始攻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称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六月一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百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沪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六月一日以后至七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二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以第五军一个军来作比较，情况如下： 　　 　　番号动员人数战斗死伤人数撤退死伤人数现有人数 　　第五军直属队１５０００１３０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００ 　　二百师９０００１８００３２００４０００ 　　新二十二师９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００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九十六师９０００２２００３８００３０００ 　　合计４２０００７３００１４７００２００００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得很多，尤其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其情况之惨可想而知。至其他两军，除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之役外，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丧师辱国，罪无可耍五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中英战略矛盾，美方别有阴谋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对英宣战后，我第五事、第六军即行动员入缅远征。同月十一日先遣一个团到畹町，车里方面也作了部署。十六日第五军即行出发，二十六日先头部队到达保山附近时，即因“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而停止”，一直延误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再行动员入缅。英方为什么这样呢？此中内幕，当时谁也猜不透。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只能这样说）揭穿了：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缅远征时，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供给中国远征军的油料。我第五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在曼德勒领油，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仑油，再多点也行。”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英格兰人的国策是：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不愿让与友邦，你懂么？”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这许多油，你们几年也用不完。”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 　　 　　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 　　 　　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亦未就此点达成协议。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他的做法是：“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说他要取得指挥权，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然后在重要关头他自己亲自来指挥。在第三章里，我已举出一些事例。 　　 　　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 七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派副司令主持运输，划清中英作战地境。我派联络员到英军司令部，要胡敦将军答复上项照办后，我第五军始入缅。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三月一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他们会谈情况我虽不知，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因为以后蒋介石召集五、六两军长指示说，魏菲尔判断日寇迟迟不攻仰光，系因渡色当河困难，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并说，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按此系指他希、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由这些情形看来，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 　　 　　蒋介石另来一手，在他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我“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 　　 　　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划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三月九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十一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十二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十二日，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十八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张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百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我闹翻，他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据刘耀汉对我说，亚历山大在重庆返缅后，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信要史归亚历山大指挥）。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罗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最后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只身逃往印度，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就中国方面说，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应负最大的责任。 　　 　　史迪威逃往印度，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滇缅公路，一九四二年七月间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布”。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十二月间，因英国自顾不暇，美国也不同意，并未实行。以后一九四四年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登陆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这也说明史迪威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 　　 　　中国远征将领的失职 　　 　　中国远征军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到“死地”（向乔克巴当址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不，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其所以背道而驰，是他太“聪明”了。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以谋升官发财。所以他到缅甸后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迪威的怀抱，俯首贴耳，唯命是听，甘心做美国的走狗。最后他丢开腊戍门户而不顾，坐视腊戍危亡而不救，并且同史迪威一道丢下部队，只身逃往印度。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曾电我追回，但因他逃得太快，追也来不及了。以后史迪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就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把他赶回中国。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常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先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又未料到敌人 　　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二十八 师、新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 　　 　　我这篇述略，主要是揭露中英美三方的一些表面化的矛盾，说明惨败原因的关键，材料极不充分，分析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对与不对，留待史家加以批判。 　　

回顾抗日战争（1）——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李宗仁 　　回顾抗日战争（1）——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李宗仁 　　 　　（选自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Ｐ８１８—８４１，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 　　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 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 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CCP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CCP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CCP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CCP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CCP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 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 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CCP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 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 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预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 　　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 步，等到CCP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玻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 　　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抗战烽火]：中国无被俘空军 　　 　　1937年8月17日，碧空万里。淞沪会战硝烟弥漫，激战正酣。 　　 　　天上，战机穿梭往来，煞是忙乱，一朵朵弹花象盛开的木棉，布满天空。突然，一架中国战机被密集的地面高炮击中，拖着黑烟，向西坠去。一个黑点这时弹出了燃烧的机身，转眼，化作一朵洁白的伞花。 　　 　　洁白的伞花在轻柔地飘落着。阎海文拔出手枪，警惕地四下搜寻着。几分钟前，当他把成吨的炸弹准确地投向地面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日军虹桥一带密集的高炮击中了他的座机。对此，他早有准备，本来他就是强行闯入敌火网的。当他看到地面上日军目标处升起的烟尘火海时，他觉得够本了，只是在心里有点儿为他的座机惋惜。 　　 　　伞花还在飘荡着。突然，一阵逆风吹过，吹得他睁不开眼。吊着人的伞也难以控制地向南飘去。不好，他心里一惊，这么飘下去不落到海里，也得落向敌阵地。他心里急速地考虑着，手中的左轮枪抓得更紧了 　　翠绿的大地向阎海文扑来。几乎与此同时，一股股身躯粗壮的日军从工事、掩体里，从村落、树林里也向他扑来。几天来，他们已尝到了中国空军的苦头。中外舆论对中国空军的赞誉，也使他们有一股武士精神受到玷污的感觉。他们急着想看到中国空军是什么样，更急着品尝一下捕捉到中国英雄的快感。粗野的日本大兵飞跑着，咒着，喊着，骂着：“活捉支那飞行士”、“让这家伙尝尝皇军战刀的滋味”、“不，让他投降，让他跪着求饶。” 　　 　　土色的蝗潮聚拢过来，一个圆圈把阎海文团团围在一块坟地里。粗壮低矮的日本兵也许急着看看中国飞行员求饶的样子，也许是为了立个首功，好有机会回国探家。他们不顾官佐们的吆喝、阻止，直挺挺地向前扑来。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响，三个冲在前面的鬼子象是翻倒的麻袋，扑通通倒在地上，两脚急蹬两蹬便僵硬了。后面的鬼子见状，呼拉拉趴倒了一片。 　　 　　“捉活的，不许开枪！”一个精瘦的陆军少佐冲上来，狠狠地命令道。 　　 　　捉活的谈何容易，空军的一个绝活就是百发百中。天上，你要是一次敲不下对手，很可能反而成了对方的枪下鬼。为了这百发百中，阎海文不知脱了几层皮，洒了多少汗。就是在地面上，他手中的那把枪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会错。 　　 　　几个鬼子探出头来，未待前冲，阎海文“叭，叭”两枪又放倒两个，鬼子忙又趴下，没人敢再动。双方一时僵住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着。一会儿，少佐身旁的一个汉奸探出头来，对卧在坟头上的阎海文喊起来。“空军朋友，你已经被包围了，你走不掉了。再抵抗是无谓的。如果你放下枪，皇军一定宽大，会象朋友一样对待你，皇军敬佩英雄的……” 　　 　　[ 　　“砰”，阎海文愤怒地咬着牙，把汉奸撂倒地。 　　 　　少佐再也忍不住了。他率领的部队，自上中国的土地，还从未挫过锐，上千人的中国军队也挡不住他的几百皇军。可眼前这么一个年轻人，却成了他无法逾越的一座房山。他扬起枪，先扣动了扳机，立时，一片枪弹在阎海文藏身的坟头掀起一片尘土。蝗潮又开始向前蠕动了。 　　 　　“砰，砰，砰，砰”，阎海文躲在坟后举枪射击，又有几个鬼子应声倒地。这时，他检查了一下枪膛，见只有两粒子弹了。他抬手又打死一个鬼子 　　蝗潮在一步步逼近，死亡也在一步步向他走来。阎海文擦了擦枪上的尘土，缓缓地站起了身。头上，天空还是那样湛蓝，那么沉静深邃。脚下，泥土的芳香透着硝烟向他扑来，那样令他眷恋。他最后轻蔑地扫了一眼围上来的日军，高声吼道：“中国无被俘空军！”举起了枪。 　　 　　“嘣，”枪响了，沉闷闷的。一股殷红的鲜血象一道彩练，伴着英雄洒落在脚下深情的土地上…… 　　 　　蝗潮早已停止了蠕动，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刚才的那一声吼，一声枪响，竟惊得他们浑身一抖。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所看到的这一切。从他们一进小学校门，支那的愚昧落后、怯懦自私便在他们的脑中扎下了根，十多年的熏陶更使这一观念像铬铁铬下的印记一般深刻。可倒下的这个眉目清秀的美少年，一开始就显示出股更甚于日本武士的咄咄逼人的豪气，这怎么会呢？可这又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得令人不容置疑。武士们心中的防线有些动摇。 　　 　　下午，旧坡头旁又添新坟。日本兵列队脱帽，垂首恭一立。坟前粗糙的木牌上，几个大字在敲击、震撼着他们的心。“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为敌人、也为勇士举行葬礼，这在他们是第一次。 　　 　　９月１日，大阪的《每日新闻》特派员木村毅发回日本国内的一则报道，在日本列岛引起了强烈震动。感佩至极的木村在文中叹道：“我将士本拟生擒，但对此悲壮之最后，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殓……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苞蕾摧残，遗香不允，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掬同情之泪也。” 　　 　　文章最后甚至惊呼：“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木村的报道，在日本国内铺天盖地皇军无敌的吹嘘声中，无疑透着清新，透着公正。他的慧眼识珠，也很快得到了映证。一个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２０多天的时间里，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向崇尚武威的日本人似乎全然忘记了英雄的国籍、身份，一张张面孔上无不充满敬意。甚至有人为他惋惜、落泪…… 　　 　　阎海文用自己的热血和无尽的深情，征服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的化身。 　　 　　 工具箱　　 【 · 原创:山水人　 2005-07-07 11:54 】　　 　　看来阎海文更加受日本鬼子尊敬啊！ 　　 　　中国人何时真正将自己的勇士放在心上啊！！！！！！！！！！

有多少人知道"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抗战胜利60周年，在5月9日欧洲战场纪念日那天西方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但是在我国，有多少人知道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呢? 　　 　　是8.15还是9.3是有很大争议的，目前倾向8.15的人居多。 　　 　　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定为9.3，但目前认同度不高，8.15比较得民众认可，胜利日似乎也是越早越好。 　　 　　8.15天皇宣布投降，9.2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签订投降协定，国民政府宣布9.3为抗日胜利日。 　　 　　不过我觉得说9.9日也行，中国战区的日军是那一天才投降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转帖] 　　陆军武器装备，乃陆军用于实施和保障作战行动的武器、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器材的统称，其是影响陆军训练与战斗的重要因素，也是一国政府实施国防建设与陆军建设的重要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并无系统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及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建设、陆军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粗线条地勾勒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大概轮廓。 　　 　　一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窳劣与国民党人的建设思路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南京国民政府（下简称国府）。国府成立后，内有国家分裂、军阀作乱、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加上还要处心积虑地「剿灭」中国CCP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极其重视军队建设，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经过北伐，蒋介石扫平了北洋军阀；东北易帜，又使蒋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国家既告统一，作为国府军队主力的陆军自然带有国防军的色彩，而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陆军（下简称国民党陆军）却属于落后军队的行列。日本情报机关评价国民党陆军「作为国防军是低劣软弱的」国府当局对此也毫不讳言：「我军队与帝国主义者之军队相较，其素质优劣相去径庭！」 　　 　　国民党陆军的落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武器装备的窳劣。自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大小战争接连不断的状况并未较清季有多少变化。因此，加强军事装备实力、提高武器装备水准一直为国民党当局以及大小军阀所重视。虽然清末民初时出现了不少兵工厂，但由于中国技术落后，国内仅能生产步机枪、小型火炮之类的兵器，且在产量与品质上均不敷现实的需要，故只好仰赖外国供应军火。据台湾学者陈存恭先生考证，从1912年至1928年，共有德国、日本、挪威、英国、波兰、俄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荷兰、奥地利、葡萄牙、丹麦等十几个国家向中国供应了价值69，949，317两（海关银，约合国币46，693，825元）的陆军军火，这在无形之中使中国成了「万国兵器展览馆」！然而，由于外国列强的封锁与歧视，中国这所「展览馆」内的「舶来品」在品质上其实与国内生产的兵器并无多少差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国陆军的装备水准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更趋恶劣：1929年中国陆军使用的100万杆步枪中，约达80%属于老旧破损、无法使用。 　　 　　除品质上的低劣外，国民党陆军装备在数量上也严重不足。以1929年国府的统计，西方列强的陆军主要装备情况如下表所示： 　　 　　各国陆军主要装备一览表 　　 　　国别 兵额 　　 　　（人） 火炮 　　 　　（门） 机关枪 　　 　　（挺） 战车 　　 　　（辆） 备注 　　 　　英国 900，000 196 6，400 300 驻守英国本土的为343，000人 　　 　　美国 435，000 324 25，100 547 其中有30余万为预备役性质的护国军 　　 　　法国 733，000 783 35，300 2，553 　　 　　意大利 334，000 523 4，300 120 　　 　　日本 235，000 756 2，100 15 　　 　　苏联 1，050，000 1，096 28，300 222 【 　　 　　中国陆军虽然多达220万之众，所配备的机关枪却不足2万挺、火炮仅2000余门，广大士兵更是连坦克甚么样子也没见过。 　　 　　国民党人对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是有认识的。早在1921年7月，孙中山就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提及了自己《十年国防计划》一书的纲目，其中就专门列了「军器之改良计划」、「向列强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与「扩张奖励兵工厂」三个纲目，还明确提出了「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机计划、陆军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建设计划」。(见11)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的第九章中也明确提出：「国防之组织，所需于器材者，愈趋而愈紧。所谓器材者，以兵器、舰艇及航空器材为大端，所要求之性能，一曰备，二曰精，三曰合于实用，四曰耐久，五曰省经济，六曰原料及技术均自立而无仰给于外国，七曰战时补充之持续能应作战之要求是也。」(见12)从上面我们不难判断，中国国民党人关于三军装备建设的总体思路与明确目标，即为实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但以当时中国经济、科技状况而言，最有希望实现的只有实现陆军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一项，而要想实现陆军兵器的自给自足，就必定要提高兵器生产水准，国府对此是有所行动的。 　　 　　二国府提高兵器生产水准的举措 　　 　　为了更好地统筹武器装备建设，国府在军政部隶属下成立了兵工署，总理全国兵工及关于兵工之一切建设事宜。在兵工署的领导与参与下，国府当局积极重整军事工业，以图改良兵工制造，提高兵器生产水准。 　　 　　武器装备的建设首先要有统一的制式标准（即同一种兵器的各种技术参数相同），如此才能使生产、引进、配发、补给、维修等一系列事项，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前文已论及，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来源是国内自制与外国输入两种，可国内不同的兵工厂即使生产同一种口径的步枪，往往也是产品图纸各异，零部件互不通用，性能相差极大；购自国外的器械，则是「样式各别，庞杂分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兵器没有统一的制式，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极端混乱：一个师的轻机枪就可能有法国式、美国式、德国式、捷克式和中国式五种之多！其它武器的情形同样如此。同种枪械的口径不同，导致弹药种类繁多且不能互换，弹药补给就成了问题；同种枪械的性能不同，使得操练手册必须对许多不同类别的武器提供不同的指导，训练士兵就成了问题。这些既严重妨碍了武器装备的建设，也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陆军的发展。因此，兵工署成立之后，亟切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兵器制式。 　　 　　兵工署广泛征求意见，先后编印了《关于规定制式兵器之意见书》、《关于规定制式兵器之商榷书》和《规定制式兵器刍议》等资料，以研讨兵器统一的式样。由于科技落后，兵工署规定兵器制式，无非是从各国最新的兵器中，择其他们认为的最适合中国国情者，以之作为统一的标准，然后再通过购买与国内仿造的方式装备全军。下表所列即为1929年兵工署向国府呈报的制式兵器式样清单： 　　 　　1929年军政部兵工署所拟制式兵器式样表 　　 　　兵器种类 制式兵器式样 　　 　　步枪 德国1924年短式7.9mm新毛瑟（The Mauser short sevice rifle， 1924 Model） 　　 　　自动步枪 荷兰班式自动步枪（Bang automatic rifle） 　　 　　轻机关枪 法国1922年式哈其开斯轻机关枪（Fusil-mitrailleur Hotchkiss a'boite-chargeur， Type 1922） 　　 　　重机关枪 法国1917年式哈其开斯重机关枪（Mitrail leuse automatique Hotchkiss，Type 1917）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步兵平射炮 奥地利百禄44mm步兵炮（Boehler 44mm Infantry gun） 　　 　　轻迫击炮 法国1929年式81mm斯托克斯伯兰德轻迫击炮（81mm Stokes-Brandt mortier légères de Type 1929） 　　 　　重迫击炮 法国150mm斯托克斯伯兰德重迫击炮（150mm Stokes-Brandt mortier lourde） 　　 　　野炮 美国伯斯列恒75mm野炮（75mm Bethlehem Field Gun） 　　 　　山炮 法国十乃德75mm轻便两用山炮（75mm Schneider I'eger canon-obusier de montagne） 　　 　　轻榴弹炮 荷兰HIH105mm轻榴弹炮（105mm Haubitze L22 de H.I.H） 　　 　　野战加农炮 美国伯斯列恒105mm野战加农炮（105mm L/36 Bethlehem Field Gun） 　　 　　重榴弹炮 美国伯斯列恒斯150mm重榴弹炮（150mm Bethlehem howitzer mark B L\15.6 on howizer Carriage mark B）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有47个兵工厂，国府成立后只剩下了18家。(见18)在这18家兵工厂中，国府真正能完全控制的仅有上海兵工厂1家。虽然在列强实施对华武器禁运期间（1919.5-1929.4），国内的兵工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兵工厂依然是设备陈旧，成品产量少，品质低。面对此种情形，国府建设委员会建议：「第一步应将全国各兵工厂加以整理，分别废置合并」，同时，「广集专家，潜心研究，从事改良，庶兵器制造趋得正轨」。 　　 　　上述建议很快为国府当局所采纳。1929年10月31日，行政院颁布《兵工厂组织法》，对兵工厂的性质、任务、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做了统一，明确规定兵工厂一律直隶于兵工署。1931年7月，行政院又颁布《修正兵工厂组织条例》，按照工厂的规模，调整了兵工厂的机构设置。在国府的努力下，至1931年9月止，兵工署直接控制的兵工厂已增至六家，计有：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华阴兵工厂。在这些老厂的基础之上，国府还积极增添设备，筹划建设新厂。 　　 　　此外，国府还针对从前对军械装备缺乏整体补充计划、对弹药器材缺乏储积计划的积弊，规范了兵器弹药的保管、贮藏、出纳与检验工作，对废旧军械的处理、销毁、运输也有明文规定。为了提高兵器理论方面的知识，国府一面派员出国学习内燃机、坦克车、自动步枪、X光线及轻榴炮、自动步枪的制造技术；一面鼓励出版大量关于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的相关书籍应在480部以上。 　　 　　国府在提高兵器生产水准方面的努力，使得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呈现出了一缕向上的曙光，但由于国府军费不足，投入到兵器生产方面的经费有限，同时兵器生产水准的提高也非一年两年就能完成，故国府在提高兵器生产水准方面的成就并不明显。 　　 　　依兵工署提交的统一制式兵器方案，一旦国民党陆军配备了这些兵器，装备水准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兵器要么因为太先进而无法仿制，要么因为太贵而无力购进，所以兵工署的这一方案并未得到执行。1930年，国民党陆军中使用的武器装备依然是五花八门，仅步枪的口径就有7.9mm与6.5mm两种，其中既有国内自制的，也有德（国）制与日（本）制的。(见27)1932年底，国府仍旧准备实施「检验全国部队、要塞现有枪炮弹药，以便统一口径，加以整理。」(见28)新厂建设的进程也不尽如人意，汉阳兵工厂的炸药厂、金陵兵工厂的子弹厂，迟至1931年底都未能开工。(见29)兵工生产的改良方面，进展则更小，真正算得上成果的仅改良八二迫击炮（即口径为82mm的迫击炮，笔者注）这一项而已。(见30)就连国府引以为自豪的弹药器材储积计划，其实际效果也不理想，兵器弹药储存补充机关的制度化迟迟未有建立便是明证。(见31)派遣留学人员一事因经费不足，从原定的12名减至为5名。(见32)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的相关书籍，虽然数量众多，但颇多雷同，论述内容多局限在兵器的性能构造、使用方法上，人云亦云，没有深层次的分析，也缺乏针对性的研究。(见33) 　　三国府武器装备建设的快捷方式与困境 　　 　　丛生的问题使得国府成立初期的兵器制造水准与北洋时期并未有质的提高，而国府的国防建设与陆军建设又不能等到兵器能够自给自足了才能进行。无奈之下，国府只得沿用从前的老办法，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 　　 　　利用1929年列强完全解除对华军火禁运的契机，国府当局自1929-1931年分别从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挪威、意大利、比利时、美国、荷兰等国进口了价值31，413，078两（海关银，约合国币20，969，411元）的军械军火。(见34)国府此一时期从国外引进陆军军火，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械的种类较全、品质较高，既有枪械类的轻武器，也有火炮、战车类的特种兵器。(见35)其中，优质的德造兵器占了相当的份额。(见36) 　　 　　自从与苏联决裂后，蒋介石对德国人渐渐有了好感，认为德国军队训练精良、武器先进，颇足效法，因此十分重视与德联络工作。(见37)受纳粹思潮影响，谋求军事扩张的德国也急于获得钨、锑、锡、铜等战略资源，因此对蒋的联络工作也十分重视。很快，1927年12月，德国人包尔（Obesrst Bauuer）抵达上海，与寓居沪上的蒋介石做了一周左右的会谈，由此开始了中德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合作。包尔还向蒋呈交了一份《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指出欲使中国陆军战斗力加强，必须裁减军队员额、配备德式装备、实施德式训练。蒋对包的建议颇有共鸣，便任命包尔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负责中德军事合作事宜，他自己则同时开展军队的编遣工作。 　　1929年1月1日国府组织召开了军事编遣会议，计划将全国陆军整编为60个师80万人。虽然会上蒋介石提出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由于此次会议的目的与议案皆致力于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加上安置被裁官兵的经费短缺，军队编遣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军队编遣的失败，使国府全盘改良军队编制体制的计划落了空，国府便改为从事一些诸如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颁布陆军典范条令与规章制度之类细节性的工作。不过，由于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国府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 　　 　　依托从德国购进的武器装备，并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指导，国民党陆军装备了一个教导队。该队按现代陆军编制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一个士兵队和一个通信队；未几，继包尔之后出任顾问团总团长的佛采尔（Georg Wetzell）还将教导队扩建成了两个教导师。这些德式装备部队，是国民党陆军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日后著名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等国民党陆军精锐部队皆脱胎于此。(见39) 　　 　　国府成立时，在直辖的中央陆军中，只有八个炮兵团，所装备的基本是从北洋军队手中收缴而来的德造后膛炮或日造山炮，这些火炮只能从暴露的阵地上进行射击，射击时还须用方向标尺和准星进行瞄准，作战所必需的观测和通信器材则基本不堪使用。(见40)凭借从国外引进的火炮，国民党陆军炮兵部队的落后面貌得到了部分改观，上文提及的德国顾问帮助建立起来的教导队中的炮兵队便是一例。1930年国府还自瑞典订购了十二门七五卜福斯（Bofors）山炮（即口径为75mm的山炮，笔者注）。这批山炮抵国后，军政部随即拨付炮兵训练、操作、试射、验收及备战。正是这一批七五山炮，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见41)1929年，国府从英国购入了二十四辆「卡登劳埃特」式（Card-Eniloyed）小型坦克，遂于正式编制中成立战车连，开启了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先河。(见42 ) 　　 　　以上陆军兵种建设成绩的取得，与外国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是分不开的，也是国府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显著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国外引进武器装备是一条暂时摆脱国内国防工业薄弱、兵器生产落后状况的快捷方式，可这在无形之中导致了国府新的困境：装备与军队过份依赖于外国军火，尤其是坦克部队，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是国内自造的，只要外国停止供应配件，国民党陆军的坦克就注定要成为一堆废铁。另外，武器装备来源众多，理应详加规划，而国府人浮于事，机构重迭，不少政要还有从军械采购中捞一把的念头，武器装备的引进有很大的随意性。(见43)如此，部队又装备了大量各式类型不同、操作各异、零件相左的外国装备，光统一兵器制式一项就已变得更加困难，遑论弹药供给、装备的维护与训练！而上述问题不解决，兵器的自给自足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因此，国府成立初期陆军军火的引进恰是一把双刃剑，其既部分地改变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落后面貌，也严重地阻碍了国府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蒋介石一直将军队作为巩固其政权的工具，国民党陆军对外职能与对内职能的区分往往并不清晰。因此，本来理应为国防建设服务的装备建设成果被用在了内战上。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府出动教导第1师和第2师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还凭借其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新建的炮兵，实施步炮协同战术，将西北军打得落花流水；红军在初期反「围剿」的胜利中，也往往发现许多新式装备的影子。上述弊端在国府成立初期是看不出来的，可一但出现日本这样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入侵时，问题的严重性便暴露无遗。 　　 　　---------------------------------------------- 　　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敌如进攻南京，我们就保卫南 　　京。敌如进攻四川，我们就保卫四川。只要敌人继续侵 　　略，我们就继续抵抗、敌人不懂得中国领土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是毁灭不了的。 　　 　　现在就冲锋枪，轻机枪，反坦克套装，步枪，手榴弹和地雷等方面作逐一补完。 　　 　　轻机枪————-公正的说，捷克ZB26轻机枪是一款不错的班用自动武器，但绝非米有缺点，第一是弹匣位于上方，不利射手瞄准，第二是容弹量仅20发，这就导至战场上频频更换弹夹，使火力中断，在未来更加依靠步兵火力的战斗中，作位班火力核心的轻机枪，这将是至命伤，如何解决？抗战前的巩县兵工厂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将进弹孔改为侧面，在基准线上改进瞄具，第二，改用150发的金属弹链供弹，这样可以充分发扬火力的持续性，和故障不断的歪把子相比，更加优秀。但最关键地射速问题，却不是一时能解决的，好在双方的机械化程度，都还达不到机枪不能压制地步，可以无视。最可惜的是抗战开始后，以制式统一为理由中止了该款改进型的生产，如果可能，将是新型步兵班最合适的火力中心。 　　 　　步枪（手动枪机）——————中正24性能相当不错，射程远，威力大，但长度不足。有哈德族建议换装K98K短步枪，需是那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德军，在远火力旺盛的前提下，为便于携带而装备，如果用于中国，只会在日常的白刃战中，限国军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所以不但不能改短，在控制重量的前提下，还应加长，其一基准线更长射击精度更高，其二可以抵消38式的拼刺优势。另外还要为大规模生产对全枪作进一步的简化，取消不必要的零件，以求在数量上压倒敌人。 　　 　　冲锋枪——————德国MP28式性能一般，但日本军对冲锋枪完全不加重视，如果加以简化，大量装备部队，在近距拼刺中，集中起来作火力齐放，对拼刺不开枪的日军将造成重创，当然海可以在改动供弹口后，设计70发的弹鼓，足以与毛子的婆婆杀43型相比美。 　　 　　手榴弹——————木柄手榴弹破片杀伤区不合理的问题，可以采用两种方法：1。加大手榴弹的药量，使其更加具有防御手榴弹的的特征，用威力弥补空白。2。加装钢预制破片套，使破片分布更加均匀。当然更须要改革的还是战术，如果能够使用八路军的密集投掷战法，对日寇必能造乘更大的杀伤。 　　 　　步枪（半自动）——————对于以武士道武装的日寇，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动兵器进行杀伤，可是无论毛子的SVT还是米国的迦兰德，都不会在自身不足的条件下支援中国，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力更生，基型枪可以使用K98K卡宾，一是口径统一，后勤简化，一是本身不重，增加作动筒后单兵任可承受，再加上20发的捷克式弹夹，能够对敌人行成压制性的火力。 　　 　　迫击炮——————相对于鬼子大量装备的掷弹筒，偶更中意60口径的步兵迫击炮，其威力射程均在掷弹筒之上，中国当时的工业实力生产也没有问题，使用训练十分简单，前沿布署后更能大幅提升前线士兵的士气，相对于工业化要求极高的重型榴弹炮，迫击炮可以更灵活的打击对士兵威胁最大的目标，真是一种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好武器！！ 　　 　　终极兵器——————有人会说在抗战中使用火箭炮是非常不现实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战争后2年的1947年，工业力几乎为0的中共兵工人员就研究出了102口径的火箭弹，那么战时的国民政府可不可能集中人力物力，研发一两种100以上的轻型火箭炮呢？对于轻步兵为主的日本军队，当一排排地火箭炮喷射的死亡之雨到达头顶的那一刻，也许他们在成佛的同时才会真正会对这场不义之战反省与谢罪吧。 　　 　　讨论抗日该用什么样的武器，就应该先讨论打什么样的仗。看看国军在抗战中的作战，仓皇逃窜、亡师失地的就不说了。便是坚持作战的战例，也往往是强攻死守，结果是少数惨胜，多数惨败。那么应该怎样打呢？CCP的敌后游击战生存能力强，但是歼敌能力弱，它可以保护沦陷区的人民少受屠杀，可以使沦陷区的资源少被日军利用，但是不能阻挡住日军的进攻，不能对日军构成较大威胁。当然这是由于共军没有后方，基本没有武器生产能力造成的天然缺陷。那么有后方可依托，有一定武器生产能力的国军应该怎样做呢？我觉得，可以效仿越南战争中北越的做法，打渗透战。即不断将师级部队派往沦陷区，发动沦陷区人民，在山区建立巩固基地，实施运动战。其人力补充，来自沦陷区；武器弹药补充，来自后方供应和战场缴获；伤病员送往山区基地。 　　 　　这种战法与共军的游击战很相似，但是也有区别： 　　1、规模比游击战大很多，游击战一般只能袭击伪军和日军中队以下单位，此种运动战当具有单独消灭日军一个大队的能力。 　　2、抗打击能力更强，游击队由于人数、武器弹药过少，一旦遭受沉重打击，往往难以恢复元气。此种敌后师在必要时，可以不惜巨大牺牲以消灭敌人夺取胜利，作战结束后残部退回后方整补。 　　3、游击队建立的游击区，日军大部队往往根本不受阻碍，畅行无阻。此种敌后师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则可以袭击日军较大部队，破坏敌之战略企图的达成。 　　那么这样的部队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呢？ 　　1、应该是日式兵器，步机枪口径应该选为6.5毫米。 　　2、步枪应使用改进型三八大盖，枪管从745毫米缩短为600毫米，使用较长的三棱刺刀，确保上刺刀后的长度与三八大盖相同。因为枪管缩短则便于生产和携带，使用三棱刺刀防止变形。老八路的回忆录经常说：“刺刀捅弯了，就用脚踩直了再捅”。不赞成使用半自动，因为易出故障，且耗弹量大。 　　3、冲锋枪，不鼓励使用，因为耗弹量大，无法保证供应。抗战中共军都是只打三枪就冲锋，国军也强不到哪里去。没有苏联的工业基础，就学苏联给新兵配冲锋枪，是不明智的。给师部配一个冲锋枪排就好了。 　　4、轻机枪，应该使用捷克造，但是口径改为6.5毫米。据说英国仿制捷克造的布伦式生产更简便，可以考虑。 　　5、迫击炮，尽量大量生产，使用生铁弹头以节约成本。 　　6、步兵炮，仿制70毫米日式92步兵炮，由师部集中使用，用来打炮楼。 　　7、火箭炮，应该生产，使用生铁铸造以节约成本。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竹筒装推进剂（也就是黑火药），配上生铁弹头。由师部集中使用。 　　每月向敌后派出十个师，作战半年以后退回后方整补。在敌后保持50－60个师作战，时机成熟时向伪满也派出渗透部队。如此，可以消灭更多倭寇，在国际上打出华军威名，在战后瓜分战利品中得到更多利益（蒙古和东南亚）。 　　 　　批评下啊～～～４７年我们毕竟接管了８少日军的军工部门～加上俘虏的日军技术人员帮助才有了生产以上武器的能力～～～～但仍然不能大批量的生产以满足战争需要～～～之前完全靠自己做～～～～～～实在是困难了点～～～～仍然达８到自主赶走日本人滴目标～～～～所以泼下冷水～～～～表发飙～～～偶先闪了～～～ 　　 　　30年代武器工业发展还是较快的，问题是地方军阀的发展往往受到中央打压，比如山西其实可以生产汤姆生冲锋枪，但老蒋只准他修枪；广东准备依靠德援建设毒气、防毒、重炮、飞机组装等军事工业，在老蒋坚决反对下半途而废。 　　 　　乌龙茶有没有考虑过，叫蒋总裁学学斯佩尔老兄的思路，按流水加工的原则在后方多搞点家庭作坊．要知道，抗战时我军固然武器数量不足，弹药更是少的可怜．你那些自动或半自动兵器打光子弹后还不如汉阳造．反之，如果弹药充足，则八路，还有川军这些装备差的部队就可以发挥出可观的战斗力了．老毛子的思想就是不依赖精兵，用足够多的蚂蚁咬死大象．木桶理论还是很有用的． 　　 　　胡搞，当时最头痛的问题是只有少数中央军的精锐可以跟鬼子正面硬扛，连八路这样的百战精兵都受限于武器尤其是弹药严重缺乏而只能零打碎敲，远远的放几枪，而且严重缺乏持续作战的能力．所以，当时蒋最迫切的是给全国近千万抗日武装力量提供足够的步枪子弹，让这些武装力量派上用场，中央军的精锐则可作为机动打击力量来使用．至于技术问题，当时很多军阀的辖区都能量产步枪和轻机枪子弹，相关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逃到了大后方．以他们为骨干，把民间力量组织起来造子弹，应是不难的． 　　 　　关于八路的子弹是肿裁的问题，因为我看火器堂介绍，WW的记录是步兵子弹完全够用，至于发不发给共党就两说了，又即使有子弹，也要重点保机枪，毕竟现代是火力的战争，步枪齐射是比不上吼叫的机枪的，技术工人远不够用，要打败倭人，必须以他们为种子，培养1000万以上完全产业工人，才能与敌一争短长 　　

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注:本文所说到的"中国军队"如果没有注明就是指中国国民革命军,不是指共党军 　　2005年04月07日 12:28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新中国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这篇文章来自于 浴火凤凰 　　http://www.yhfh.net/ 　　 　　这篇文章的URL是： 　　http://www.yhfh.net/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sid=1930 　　 　　国民党军抗战阵亡将领录 　　 　　佟麟阁-陆军上将29军副军长 　　赵登禹-陆军上将132师师长 　　黄梅兴-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蔡炳炎-陆军中将201旅旅长 　　张本禹-陆军少将12旅副旅长 　　梁鉴堂-陆军少将230旅旅长 　　姜玉贞-陆军中将196旅旅长 　　杨杰-陆军少将第一旅副旅长 　　郝梦龄-陆军上将9军军长 　　刘家麒-陆军中将54师师长 　　郑廷珍-陆军中将独立5旅旅长 　　秦霖-陆军中将511旅旅长 　　庞汉桢-陆军中将501旅旅长 　　官惠民-陆军少将270旅旅长 　　刘眉生-陆军少将510团团长 　　吴克仁-陆军中将67军军长 　　吴继光-陆军少将174旅旅长 　　高志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夏国璋-陆军中将172师副师长 　　饶国华-陆军上将145师师长 　　萧山令-陆军中将宪兵副司令 　　朱赤-陆军少将262旅旅长 　　高致嵩-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饶中英-陆军少将156师参谋长 　　易安华-陆军少将259旅旅长 　　李兰池-陆军少将112师副师长 　　司徒非-陆军少将160师参谋长 　　赵锡章-陆军中将251旅旅长 　　刘震东-陆军中将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王铭章-陆军上将122师师长 　　范廷兰-陆军少将豫北别动第五总队总队长 　　杨怀-陆军少将359团团长 　　刘桂五-陆军少将骑兵6师师长（抓蒋现场指挥） 　　陈钟书-陆军中将542旅旅长 　　扈先梅-陆军少将341旅旅长 　　周元-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李必蕃-陆军中将23师师长、黄启东-陆军少将23师参谋长 　　杨家骝陆军少将360团团长 　　冯安邦-陆军中将42军军长 　　范筑先-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赫赫有名的筑先老人） 　　徐积章-陆军少将205旅旅长 　　李国良-陆军中将军训部辎重兵监 　　张諝行-陆军中将一战区副参谋长 　　王禹九-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 　　陈安宝-陆军中将39军军长 　　唐聚五-陆军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马玉仁-陆军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其余部，后由副司令计雨亭率领加入新四军） 　　丁炳权-陆军中将197师师长 　　郑作民-陆军中将第2军军长 　　钟毅-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张自忠-陆军上将33集团军总司令 　　燕鼎九-陆军少将游击22纵队副司令 　　张雅韻-陆军少将新编15师44团团长 　　蒋志英-陆军少将浙江台州守备司令 　　谢晋元-陆军少将524团团长（八百壮士的指挥官） 　　王竣-陆军中将新编27师师长 　　梁希贤-陆军少将新编27师副师长 　　陈文杞陆军少将新27师参谋长 　　唐淮源-陆军上将3军军长 　　寸性奇-陆军中将12师师长 　　陈中柱-陆军少将鲁苏皖边区游击4纵队司令 　　金崇印-陆军少将17军参谋长 　　石作衡-陆军中将70师师长 　　赖传湘-陆军中将190师副师长 　　朱实夫-陆军少将新编第3师副师长 　　李翰卿-陆军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武士敏-陆军中将98军军长 　　朱世勤-陆军中将暂编30师师长 　　戴安澜-陆军中将200师师长 　　王凤山-陆军少将暂编45师师长 　　胡义宾-陆军少将96师副师长 　　周复-陆军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张植桴-陆军少将113师参谋长 　　彭士量-陆军中将暂编5师师长 　　许国璋-陆军中将150师师长 　　孙明瑾-陆军中将预备10师师长 　　卢广伟-陆军少将骑兵8师副师长 　　李家钰-陆军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王剑岳-陆军少将8师副师长 　　王甲本-陆军中将79军军长 　　阚维雍-陆军中将131师师长吕旃蒙-陆军少将31军参谋长 　　陈济桓-陆军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史蔚馥-陆军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级参谋（他是被俘后被日军活活刺死的，我不知李灯灰如何面对他） 　　齐学启-陆军中将38师副师长 　　另外还有：张树桢、尉迟凤岗、庞泰峰、吴国璋、赵渭滨、方叔洪、毛岱钧、付忠贵、雷忠、陈德磬、胡文臣、林英灿、卢尚秀、王自衡、韩炳宸、袁聘之、张敬、戴民权、刘世焱、张庆澍、高道先、江春炎、陈绍堂、周鼎铭、张景南、胡旭吁等 　　 　　工具箱　　 　　 工具箱　　 【 · 发布:casdaq.com　 2005-06-08 12:42 】　　 　　编者按：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以3500万人伤亡和近5000亿美元物质损失的代价，拖住了日军近70%的兵力，为盟军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版从这期开始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报道，全面回顾中国军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大无畏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 　　 　　笕桥空战戳穿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当日下午14时，中国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中国空军投入战斗。 　　 　　8月14日中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刚刚飞抵杭州笕桥机场，就接到日军9架轰炸机突然来袭的消息。还没来得及补充油料的中国空军战机立刻升空迎敌。此时，日军飞机正在空中“漫步”，左顾右盼地寻找攻击目标。高志航一马当先，迎着一架日机猛扑上去。骄横的日机毫不示弱，也迎头冲来。眼看两机就要相撞，胆寒的日军赶忙躲避。就在这一瞬间，高志航成功“咬”住了敌机的尾巴，射出复仇的子弹。敌机应声爆炸，变成一团火球坠落下去。亲眼目睹大队长击落敌机，中国飞行员信心大增，很快与日机混战成一团。在日本飞行员看来，中国飞行员的攻击异常凶猛，哪里是在进行空战，简直是在进行“空中拼刺刀”。从未遇到如此阵势的日军手忙脚乱，接连被击落，而中国飞机无一损失。15时40分，燃油耗尽的中国飞机撤出战斗，“比分”锁定为6比0，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笕桥空战不但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震动了整个世界。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以惊人的速度详细报道了此次空战，纷纷称赞中国空军的英雄壮举。在之后几天里，日军组织疯狂反扑，但一再遭受重创，日本鹿屋航空联队队长石井义大佐也因为无法交差而剖腹自杀。 　　 　　击落21架敌机———送给天皇的“生日礼物” 　　 　　南京沦陷后，得意忘形的日军开始进犯武汉三镇。1938年2月18日，日军出动38架战机直扑武汉。但在短短12分钟的空战中，日机就被中国空军击落12架。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天皇的生日。为庆祝天皇生日，日军决定再次空袭武汉。然而，此前中国空军已从一名被击毙的日军飞行员的笔记本中获悉了这一重要情报。不明就里的日军出动36架重型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一路杀气腾腾飞临武汉。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摩拳擦掌等待日机进入布好的口袋。 　　 　　日机群刚一进入武汉上空，中国空军的9架战机就奋勇突入敌编队之中，与敌展开空中“肉搏”战。开战不到5分钟，飞行员陈怀民首先击落1架日机。接着，他一拨机头，又盯住了1架敌机。另外5架日机发疯似地扑了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射击。陈怀民的战机多处中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毅然开足马力，向附近的一架敌机高速撞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两条火龙翻滚着落向地面。在陈怀民英雄壮举的鼓舞下，中国空军越战越勇，经过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日机21架，而中方仅损失战机2架，负伤3架，取得了抗战以来最辉煌的空战胜利。次日，闻讯的冯玉祥将军被陈怀民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写诗赞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内，日军再未敢进犯武汉。直到5月31日，日军才出动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袭击武汉，但又被击落14架。至此，中国空军在武汉空战中已经击落日机47架，不但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日军“四大天王”先后丧命 　　 　　在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军飞行员中，有许多是王牌飞行员。其中，三轮宽少佐、山下七郎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和南乡茂章大尉，是日军通过多次评比选出的四名最优秀的飞行员，号称“四大天王”。然而，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四大天王”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先后被年轻的中国空军送上西天。 　　 　　最先丧命的是享有“射击之王”和“攻击能手”美誉的三轮宽。他曾多次率机攻击北京、保定、石家庄和大同等地，犯下累累罪行。1937年9月21日，三轮宽率领轰炸机和战斗机21架轰炸太原。中国空军第28中队中队长陈其光奉命率4架战机起飞拦截。空战中陈其光咬住一架日机。尽管敌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逃脱，但陈其光始终咬住不放，并抓住时机果断开火。敌机中弹后迫降在一块麦田里。日机驾驶员被闻讯赶来的当地农民一阵乱棒打死。后来，在清理遗物时才发现，原来死者就是三轮宽。 　　 　　仅仅五天后，日军另一王牌飞行员山下七郎也被击毙。9月26日，山下七郎驾机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日机群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战斗机中弹，迫降后被俘。顽固不化的山下七郎趁看守不备越狱逃跑，但很快被捉回并被枪决。 　　 　　第三个被击落的是号称“东方红武士”的潮田良平。1938年1月7日，他在南昌上空被中国飞行员徐葆畇击落殒命。 　　 　　最后一个被击落的是南乡茂章。被誉为“四大天王”之首的南乡茂章，根本不把中国飞行员放在眼里，一再扬言要替其他三个“天王” 　　 　　报仇。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机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空战。战斗中，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这名英勇的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南乡茂章的座机撞去。南乡拼命操纵飞机想躲开，但为时已晚。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 　　 　　“四大天王”的毙命对日军航空队的士气打击极大，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参加了南乡茂章的追悼会，当众痛哭流涕。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共出动战斗机18509架次，轰炸机2604架次，作战4027次，空战击落日机568架，炸毁地面日机599架，共计1167架，不但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黄粱美梦，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工具箱　　 【 · 原创:casdaq.com　 2005-06-08 23:04 】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孙连仲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周同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 　　古。 　　——戴安澜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张自忠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 　　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 　　争光。 　　——-杨森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李家钰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 　　 工具箱　　 【 · 发布:casdaq.com　 2005-06-09 10:26 】　　 　　桂柳反攻战役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4月至8月，在抗日战争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第3方面军在广西省龙州、南丹、全州、阳朔地区对日军第6方面军进行的反攻作战。 　　 　　4月，日军第22、第58师团及第13师团一部，根据其第6方面军撤退西江两岸及南宁的计划，准备缩短防线，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守军反攻。守军为把握时机，乘势收复桂柳，乃集中第2、第3方面军6个军14个师和地方团队，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下，发动桂柳反攻作战。27日，第2方面军以第46军一部攻占都安后，主力向都阳山脉进击，节节迫近南宁，地方团队蜂起响应，部队进展迅速，于5月27日攻克南宁。日军一部向龙州、大部向柳州撤退。第64军随即以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前进，连克宾阳、迁江、桂平、武宣，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连克思乐、江明，在地方团队协同下，到7月3日，克复龙州、凭祥，将日军驱于国境之外。6月19日，第46军一部已迫近柳州。第3方面军5月初，以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一部攻取天河，复沿柳(州)宜(山)公路北侧，山地前进，以策应主力作战；到21日晨，占领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贵阳至柳州)向宜山追击，连克德胜、宜山。在收复宜山后，日军曾数次由柳州增援，第29军与其反复争夺，到6月14日再度克复宜山。日军第13师团向柳州撤退，第20军跟踪追击。同时第2方面军第46军主力于24日攻抵柳州南侧，会攻柳州。30日，收复柳州。尔后，第3方面军第20、第29军兵分3路沿桂柳公路和湘桂铁路(衡阳至南宁)向桂林并进，至7月17日，克复雒容、中渡和黄冕，日军退守永福，凭险顽抗；24日，攻克桂林南方门户永福；此时，一部沿桂柳公路克荔浦、白沙、阳朔，直逼桂林近郊；另一部攻克百寿，遂三面会攻桂林。第94军向义宁，第26军向全县、兴安间攻击前进，7月10日袭取南圩，26日克义宁，向桂林近郊推进。在各路部队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续向东追击。8月17日收复全县。时日本业已投降，作战遂告结束。此战，中国军队共击毙日军4000余人、击伤5000余人。 　　 　　 工具箱　　 【 · 原创:casdaq.com　 2005-06-09 10:33 】　　 　　ZT: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 　　 　　 工具箱　　 【 · 原创:casdaq.com　 2005-06-10 14:19 】　　 　　[help]被日军钉在墙上凌迟的国军少校 　　 　　被日军钉在墙上凌迟的国军少校 　　 　　【 　　在湖南省湘阴县城郊有一座不大的山，名义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庄严的纪念塔，素称白骨塔，塔前的石牌坊上刻着一副对联： 　　 　　 　　丹心悬日月 　　白骨镇山河 　　 　　这是湘阴人民对1941年10月4日在此为国捐躯的曹克人少校和他数百名部下永远的怀念。 　　曹克人，湖南省桂阳县清河乡长乐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牺牲时系国民革命军第99军99师295团1营少校营长。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期，日军在湘北战场遭到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溃逃时，欲夺取湘阴作为转运伤兵的港口。 　　 　　1941年9月24日，年仅30岁的曹克人奉命率全营驻守湘阴县城。28日，日军1000多名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湘阴县城发动猛攻，曹克人集合全营向陷入敌手的坞塘阵地发起反击，使立足未稳的日军溃不成军，仓皇败逃。 　　 　　10月2日，更多批次的日机轮番在湘阴县城轰炸、扫射，同时日军步兵也开始发起猖狂进攻。曹克人在前沿阵地沉着指挥部队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全营也伤亡惨重。由于日军海军陆战队在我方阵地侧后的箭毛嘴、漕汐港偷渡成功，第一道防线受到夹击，曹克人不得已率部收缩到第二道防线。 　　10月3日，曹又率领全营官兵孤军苦战一天。 　　 　　4日晨，阵地东北方向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日军趁夜增兵800多人，绕道从阵地右翼包抄上来，与正面日军一起向第二道阵地猛攻。激战数小时，阵地依然屹立不动。战至上午10时，日军在阵地后方空降伞兵，对曹营形成三面攻击态势，形势越发危急，曹克人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一直退到东湖四甲堤上，准备从文星桥上过河，再凭和狙击日军，不料桥上的木板已被敌人破坏，过河已不可能，而日军紧追不舍，他们已陷入背腹受敌的绝境。曹克人操起一枝步枪，大声喊道：“弟兄们，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上刺刀！”一场惊天动地的白刃战在狭窄的河堤上展开，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曹克人和十几名士兵弹尽受伤被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曹营400多名官兵竟将数千日军阻挡了5、6天，打得日军尸横遍野，令日军脑羞成怒，他们将被俘的17名中国官兵和伤员绑住，分别用鞭打、刀剐处死。 　　 　　这时，被缚在树上的曹克人怒不可遏，丝毫没有被敌人的残酷暴行吓倒，张口大骂：“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还是父母所生吗？！” 　　 　　禽兽不如的日军先是用刀割下曹克人的舌头，割烂嘴唇，然后削掉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斩断两手，用刺刀挖开胸膛，将曹克人的躯体钉在墙上…… 　　 　　几天后，日军败走，数千名中国百姓涌向曹克人少校蒙难处。 　　 　　人们默默无语地缓缓走过，瞻仰这位为国惨遭杀害的年轻营长，看着那已变得紫红的斑斑血迹，人们无不悲痛万分，声泪俱下。 　　 　　曹克人烈士早在日军进攻湘阴之前就作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上写道： 　　 　　“……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值此国家兴亡之秋，匹夫尚且有责，我为军人，怎能临阵退缩？尚望双亲体谅时艰，善自颐养天年……我誓死抗日到底，此意已决……！” 　　 　　一位前清秀才含着泪水为曹克人写下挽联： 　　 　　率孤军以守孤城，湘水竟无情，波涛不尽英雄泪； 　　摧敌锋而寒敌胆，楚疆今再捷，千古长留节烈名。 　　当专程从家乡赶来的曹克人的哥哥曹奋人提出要将弟弟的遗骨移回老家桂阳安葬时，湘阴的父老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们说：“曹营长是为保卫湘阴而死。一定要葬在湘阴，和我们永远在一起，让我们世代凭吊。” 　　曹克人等官兵殉难一周年之际，由湘阴县各界集资，在掩埋烈士们的大墓地义山修建了一座纪念塔。 　　 　 【

　　国民党五大主力是指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第5军、整编11师（18军）和整编74师（74军）。其实青田人只与其中的整编11师（18军）有值得一说的关系，很显然本文的题目是大了点，那么为什么要把五大主力都扯进来讲呢？因为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而国民党五大主力是在抗日战争中成就了威名并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部队，所以在此一并说说这些部队也是为了缅怀抗日将士，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在五大主力中，组建最早、对国民党军贡献最大的是18军（整11师）。18军成立于1930年8月，当时只辖11师，青田人陈诚身兼军长、师长二职。18军是在陈诚的训练、调教和指挥下成为国民党军的主力王牌，也是陈诚起家发迹的基本部队。五大主力其它几支部队的建制都相对固定，而18军却是建制多变，可以说18军就象一个教导队、种子部队，除了11师为其一直所统辖之外，其战斗序例变化较大，曾有许多师、旅进、出过18军，所以有许多部队和将领都与18军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也是陈诚的“土木系”人脉旺盛，在国民党军中势力强大、独具影响的主要原因。举例说吧，在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司令郭忏都是“土木系”的人，至于有多少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出身“土木系”就不用多说了。“7.7”全面抗战后，18军在军长罗卓英的率领下参加淞沪会战。为不辱使命，陈诚不惜痛下血本，“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18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在作战初期18军曾四战罗店，双方伤亡惨重，罗店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在抗战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青田人徐师兢（中校、营长、黄埔生）就是在此役中为国捐躯。1943年4月下旬，“日军为击破鄂西守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抢夺洞庭湖畔之粮食，并击破陪都重庆的门户，调集7个精锐师团，上百架飞机向鄂西发起进攻”。此战，18军11师坚守“曾被重庆统帅部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的石牌要塞。在战斗紧张进行之际，陈诚电话询问11师师长胡琏有无把握守住阵地，胡琏坚定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此话今天听来，依然是掷地有声啊！除了上述的淞沪会战、鄂西会战，18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雪峰山会战等许多重大战役，战功显赫。 2楼 386旅 发表于：2005-3-7 8:12:00 由于有一部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电影《红日》和一部同名小说，整编74师（74军）就成为国民党军中最为人所熟知的部队。事实上，74军也的确是国民党军中最有名、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该军于1937年组建于浙江，首任军长是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该部队历史上最有名的主官就是张灵甫。张灵甫，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黄埔四期生，书法为于佑任称道，打仗使日本人胆寒。在1938年德安战役的最关键时刻，在74军中任305团团长的张灵甫献计偷袭日本军，并亲率敢死队攀绝壁涉险道袭占了张古山，为重创日军106师团立下头功。 　　74军在刚组建不久就投入淞沪会战，之后又陆续参加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雪峰山会战等战役，几乎参加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斩获颇多，勇冠三军。在这其中，有一事必须要提，那就是1943年11月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人坚守常德城16天，最后只有余程万师长率180余人突围生还。该战之惨烈，从57师被围常德所发的最后一封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电报中就可知一二：“……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唯一的机械化军，1938年冬成立时番号为新编第十一军，1939年1月才改称第5军，杜聿明为首任军长，其所辖200师是主力师，也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师。1942年3月第5军和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三月上旬，第二○○师到达同古，接着便在此与日军发生第一次恶战，歼敌五千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开局甚好。后由于中、美、英三国在战略上发生矛盾，指挥混乱，造成失利。远征军损失惨重，其中“200师师长戴安澜在指挥部队撤退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毛泽东赋诗致哀：“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词以挽：“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其最出色的一战是昆仑关战役。1939年11月，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第5军在广西昆仑关奋勇搏杀，基本歼灭了日军第十二旅团，并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杜聿明命人将其尸体跪埋在我阵亡将士的墓前。 3楼 386旅 发表于：2005-3-7 8:13:00 在五大主力中成军最迟、装备最好（全美式装备，步炮比例已达到3：2。就其装备来讲，完全达到西方国家A级水平）、人员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新1军和新6军。1943年初，新1军在印度的兰姆伽由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而退留于此并接收国内大量学生补充、接受美式装备和美式训练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和新22师（师长廖耀湘）组成，军长是郑洞国。“一九四四年八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1军仍辖新38师，军长孙立人；新6军辖有新22师，军长廖耀湘。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留学，先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马歇尔是该校毕业生）学习军事，可能是唯一非黄埔出身而在五大主力部队中担任过军长职务的军人。廖耀湘，黄埔六期生，曾赴法国留学，先后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戴高乐毕业于此校）和法国机械化骑兵专门学校高级研究班。 　　1943年3月，新38师和新22师在两位“海归派”师长的率领下，发动缅北会战，杀上了反攻回家之路。在胡康河谷地区基本歼灭日本最精税的第十八师团（曾侵略过中国，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据说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此令当然被迅速执行起来”。由于国内战事需要，新6军先期回国参战，而新1军在攻克密支那等要地后继续按原计划一路凯歌杀向云南，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滇西的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史称“芒友会师”。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周年了，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也早已不复存在。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先辈抗日军人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民族的尊严荣誉而浴血奋战的壮志豪情和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虽然为此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致胜的“临门一脚”不是我们踢的，所以，日本在国民心理上却从来没有向中国投降过。现在日本还控制着我们的钓鱼岛，还在干扰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可以说日本是将来最有可能与我们再打一仗的国家。也好，当年新1军和所有抗日将士所未能实现的愿望：“……破波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姬……”（新1军军歌）或许就会在将来某个日子，为那时的中国青年人所真正实现。

国民党整编７４师１９３７年８月在武汉成立，初建时为７４军，１９４６年改编为整编为７４师。它是国民党“王牌”中最耀眼的新星，有着一系列的辉煌：“御林军”、“抗日铁军”、“虎贲师”，并荣获国民党最高奖励“飞虎旗”。 　　国民党整编第７４师，是国民党“王牌军”中最耀眼的一颗战场“明星”。 　　它有一系列的美称：“御林军”、“抗日铁军”、“虎贲”师，并荣获国民党中最高奖励──“飞虎旗”。 　　它经历过一系列的恶仗、硬仗、险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 　　它产生一系列的名将：第一战区第３６集团军司令俞济时、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少将副军长张灵甫等都出自７４军。 武汉创军，临危赴难。１９３７年８月，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５８师师长俞济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７４军军长。 　　人们说，７４军创军武汉，其实并不十分确切。 　　７４军创建在危难之时，当时淞沪抗战的序幕已经拉开。７４军尚未来得及举行建军典礼，下辖的５１师在陕西尚未归建，便开赴淞沪抗日战场。 　　新组建的７４军下辖５８师和５１师。 　　５８师是俞济时１９３５年在湖北宜昌亲自整编创立。不久，全国陆军开始统一整编，第５８师被列为调整师，进行了重点整编和重新装备。经过整编，第５８师共下辖２个旅、４个团，并配属炮兵、工兵、辎重兵各１个营，全师总人数达１０９２３人。在武器装备方面，第５８师也配备得十分齐全。全师共有重机枪５４挺，轻机枪２７４挺，掷弹筒２４３个，山炮、野炮、榴弹炮１６门，迫击炮、平射炮３０门。在全国２０２个步兵师中，像５８师这种装备精良、兵员充足的调整师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王耀武为师长的５１师当时驻守在陕西南郑、洋县、西乡一带。在国民党的历史上，５１师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 　　新成立的７４军，还有幸云集了一批军界精英，日后许多人成为蒋介石的得力爱将。 　　在国民党军界中，俞济时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出生于浙江奉化，与蒋介石是正宗同乡，又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正是凭着这两条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加上他为人机警、精明干练，因而深受蒋介石的青睐和宠信。从１９２５年东征时期起，蒋介石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担任贴身侍卫。在短短几年中，俞济时就从侍卫大队的排长跃升为警卫第１师师长，并一度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其晋升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爆发后，俞济时又指挥第７４军，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等历次战役，转战大江南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７４军第二任军长王耀武则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过硬的后台，没有深厚的资历，虽然是黄埔军校毕业，但只是个第三期学员。 　　可是，王耀武偏偏当上了王牌主力第７４军的第二任军长，并从此长期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以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三李是指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他们都是山东籍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学员）。 　　确实，王耀武升任第７４军军长，完全凭的是自己的才干和能力。 　　王耀武１９０４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上王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只上过几年私塾，１９岁就先后到天津一家烟草公司和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当工人和店员，堪称是地道的“工农子弟”。艰苦清贫的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和顽强的意志。１９２４年１１月，王耀武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１９２６年１月，王耀武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１师３团４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作战勇猛，带兵有方，引起了师长何应钦、团长钱大钧的注意，不久，他就晋升为上尉连长。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第１师进驻潮洲、汕头地区休整。当时何应钦为整饬军纪，成立了第１军直属的宪兵营，以自己的内弟为营长。为了辅佐他的内弟，何应钦又特意将王耀武调到宪兵营第１连任连长。王耀武果然不负厚望，辅助何应钦的内弟将宪兵营带得井井有条，因此深受何应钦的赏识。 　　１９３０年３月，王耀武晋升为第１军独立第２团中校团副。不久，他率部开赴河南参加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同年９月，军长刘峙即提拔他担任独立第３２旅第１团上校团长。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王耀武所在的第３２旅在宜黄陷入了红军的重围。旅长杨天民十分恐慌，准备弃城突围，王耀武劝阻杨天民说：“红军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全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结果王耀武与杨天民率全旅坚守宜黄２４天，始终未被红军攻破，创造了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奇迹”。战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了王耀武，对其慰勉有加，当即宣布提升王耀武为补充第１旅少将旅长。王耀武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 　　由于王耀武在内战中“战功”卓著，１９３６年８月，他又晋升为第５１师师长。 　　抗战爆发后，王耀武才总算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率领第５１师在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中打得十分出色，让日军吃足了苦头。当时上海的《申报》、《大公报》都报道了第５１师的战绩，还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 　　１９３９年６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召见了王耀武，对他任第５１师师长期间的战绩大加赞许。这样，王耀武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子第，终于登上了第７４军军长的宝座。 　　此后，王耀武指挥７４军又先后参加了上高会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都取得了出色的战绩。１９４３年８月，王耀武升任第５集团军副总司令。 　　１９４４年２月，蒋介石将王耀武提拔为第２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７３军、第７４军和第１００军。１９４５年１月，国民党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下辖４个方面军，王耀武又跃升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与老资格的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并驾齐驱，红极一时。 　　在国民党军队中，像王耀武这样多次受到蒋介石亲自召见，每战非升即奖的将领，是极为罕见的。王耀武以自己超群的才干和辉煌的战绩，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获得了蒋介石最大程度的信任和宠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王耀武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驻守济南，总揽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大权。 　　在内战战场上，王耀武连连败北，再也显示不出他的军事才能了。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６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围攻济南。王耀武负隅顽抗８昼夜后，终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解放后，王耀武作为内战战犯，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获得了特赦。此后，他当选为第４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病逝于北京，终年６４岁。 　　７４军组建时的５１师１５３旅３０５团团长张灵甫，是一名后起之秀，国民党军中的一名骁将。 　　张灵甫原名张钟灵，字灵甫，１９０３年生，陕西长安县人，黄埔第四期毕业。 　　张灵甫颇具鲜明的个性与特色。作战勇猛顽强，凶狠剽悍，肯动脑筋、肯卖命，善打硬仗、恶仗，这是张灵甫的主要特点。在北伐战争期间，张灵甫在国民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１团任排长，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在江西德安与孙传芳的精锐主力卢香亭部相遇，面对敌强己弱的情况，张灵甫向营长提出了黑夜偷袭的建议，被营长采纳。他亲自率全排作为全营的先锋，一马当先，夜袭敌营，结果大获全胜。在混战中，他的右腿中弹负伤，他却一声不吭地坚持战斗。在中原大战中，他率部参加进攻河南唐生智的战斗，右臂中弹负伤，战后被提升为营长。１９３４年，张灵甫参加对鄂豫皖区的“围剿”，率部追击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与红军多次展开肉搏战、白刃战，给红军造成了一些损失，因而受到第１师师长胡宗南的赏识，不久即晋升为独立旅第１团团长。 　　抗战爆发后，张灵甫被任命为７４军５１师１５３旅３０５团团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在罗店、施相公庙一带血战月余，多次重创日军。 　　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团奉命坚守上方镇东北屯一线，与日军激战２昼夜。他本人左臂负重伤，仍坚持战斗，不肯退阵。 　　１９３８年９月，张灵甫在江西德安参加万家岭战役，他亲率一支精锐的敢死队，从张古山背面的悬崖绝壁登上顶峰，奇袭日军，一举夺得了这个制高点并坚守５昼夜，打退日军数十次反扑，为万家岭大捷立下了大功。战后，张灵甫晋升为７４军５１师１５３旅旅长。１９３８年冬，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进步作家田汉在长沙以德安战役万家岭大捷为题材编写活报剧演出时，剧中就有张灵甫这一角色。张灵甫因此声名远扬，名噪一时。 　　１９３９年３月，在反攻南昌的高安战役中，张灵甫右膝中弹骨折，他却毫不在意，继续指挥作战，挥洒自如。此后，在１９３９年９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上高会战和１９４１年９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张灵甫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屡创佳绩，屡立战功。由于他骁勇善战，因而受到俞济时、王耀武的青睐，在短短３年中连升数级，先后任第５１师步兵指挥官、第５８师副师长、第５８师师长等职。 　　１９４６年６月，张灵甫登上了７４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的宝座，成了蒋介石的“御林军”总管。内战爆发后，他率领整编第７４师（即第７４军）疯狂进攻新四军和苏北、苏中解放区，先后占领了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地，一直攻到山东，猖獗一时，气焰嚣张，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最终在１９４７年５月因孤军冒进，被华东野战军围歼于孟良崮，落得个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７４军副军长余程万在国民党军队中堪称一名才子。他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１９２４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军校中为数极少的有大专文凭的学生。由于他学识渊博，老练成熟，因此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继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之后第二个晋升为将官的黄埔学生。当时他年仅２５岁，可谓风华正茂，前程似锦。 　　抗战爆发后，余程万调到５７师任职。在凇沪会战、武汉会战、高安 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中，他一次次地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原５７师师长施中诚、７４军军长俞济时和继任军长王耀武的赏识。特别是上高会战中，他指挥５７师坚守下陂桥阵地，冒着炽烈的炮火与日军第３４师团浴血奋战，为上高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５７师赢得了“虎贲”的荣誉称号。他顽强坚韧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在短短几年中，他连升数级，先后担任５７师副师长、师长、７４军副军长兼５７师师长等职，军衔也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在解放战争中，余程万十分“幸运。” 　　在孟良崮战役前夕，任７４师副师长的余程万被调任粤东师管区司令。不久，７４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余程万则“幸免于难”。 　　１９４９年，余程万被调往云南，担任第２６军军长兼滇东剿匪指挥官。卢汉在云南起义时，余程万、李弥等皆被扣押。后来，在第８军、第２６军和军事压力下，卢汉被迫释放了李弥和余程万。 　　１９５０年１月，余程万随顾祝同、汤尧、李弥飞往台湾。 　　７４军的这些“党国精英”，为日后７４军成为“王牌军”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７年，刚刚组建的７４军就奉命开赴凇沪战场。 　　在俞济时率５８师在汉口上船出发的同时，７４军的另一个师——第５１师，也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在陕西宝鸡登上军用列车，沿着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向上海风驰电掣奔去。 　　５８师和５１师在上海会师，因此，７４军的诞生可以说是在淞沪战场。 　　在淞沪大战中，７４军奋勇血战，使日军第５８师受到重创，日军联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长英森丧命。上海的《申报》、《大公报》做了生动报道。 　　淞沪之战，是７４军建军以后的第一战。７４军这支刚刚组建的年轻部队，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８５个昼夜，始终未让日军占到任何便宜。这一仗成为７４军建军的奠基礼，也打出了自己的威名，奠定了它成为王牌军的基础。 　　B、沙场“虎贲”，抗日铁军。“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这首由《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作词，著名作曲家、《渔光曲》的作者任光作曲的７４军军歌，在抗战时十分流行，它生动地唱出了７４军抗日的雄风。 　　７４军１９３９年又收编了施中诚为师长的５７师。在抗日战场上，独挡一面，独树一帜，打得日寇闻风丧胆，是国民党建制军中战功最多的抗日“王牌军”。国民党的战史上，这样记载着７４军的抗战功绩：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万家岭之战，７４军把日军１０６师团打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日军称主战场──张古山为“血岭”。那首《７４军军歌》，就是万家岭之战后，由作家田汉、作曲家任光献上的一份厚礼。 　　１９３９年４月，在赣北重镇高安，７４军以２０００余人的伤亡代价，全歼了日军第１０６师团１４７联队。战后，俞济时、余程万、王耀武等将领都受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嘉奖。不久，俞济时升任第１０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８６军军长，王耀武接替俞济时任７４军军长。 　　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上高会战，７４军与友军苦战２５天，先守后攻，共歼灭日军１５０００余人，俘虏日军１００余人，击落日军飞机１架，缴获山炮、迫击炮１０门，步枪千余枝。７４军在这场恶战中也伤亡了７０００余人。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上高会战捷报后，拍案叫绝，称此战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第１９集团军司令、本次战役指挥官罗卓英则称赞７４军为“抗日铁军”。战后，将介石犒赏三军。７４军被授予国民党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５７师被命名为 “虎贲”师。王耀武、施中诚、余程万、张灵甫等将领都受到了奖励。王耀武被授予了军队最高勋章，张灵甫在这年冬天则被提升为第５８师师长。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在常德保卫战中，７４军５７师以８３００余人的兵力，孤军奋战、坚守孤城，同火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５万日军苦战１６个昼夜，全师仅存３２１人。他们顶住了日军的空炸、炮轰、毒攻、火攻，击毙日军１万余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迹，被国外誉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了常德，却没能呆上几天。在日军占领常德的第３天即１２月６日，余程万率领５７师残余的８０余人，引导鲁道源的第５８军攻入常德城内，收复了常德。日军仓皇撤退，第５８军、第７２军、第４４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一直追到了百里之外的澧水河畔，双方才转为隔江对峙。常德仅仅只沦陷了８天就被光复，这又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奇迹！ 　　１９４５年４月，７４军与日军进行了最后一战──湘西龙谭之战。据战后统计，７４军此次共有３个师２.８万余人参战，共歼灭日军１.２５万人，自身伤亡５２００余人，战果可谓辉煌。战斗中，中士班长李名胜在身中两弹的情况下仍击毙了数名日军、缴枪４支并生俘了两名日军少尉，英勇可嘉。战后，美国将军麦克鲁同他握手照相后亲自将一枚金光灿灿的美国自由勋章授予他。麦克鲁还坚持要给坚守阵地的７４军所有官兵发奖章、勋章。国民党军委会授予７４军５７师武功状两轴、荣誉旗一面，以表彰其龙潭之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把７４军磨练成名副其实的“王牌军”。

中国国民党 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于1911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于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并一直统治大陆至1949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是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党的首脑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 国民党的党务组织架构主要分中央、县市（包括直辖市）、区级党部三级。国民党以“全国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行使职权，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职权。2000年3月下台，国民党为“浴火重生、从零开始”，于2000年6月后开启了党务改造工作，改造后的组织架构主要为： （一）“全国代表大会”。为该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任期为4年。主要职权为：修改党章，决定政纲、政策，检讨中央委员工作，讨论党务与政治议题，同意任命党主席提名的副主席，通过党主席提名的中央评议委员，通过党提名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二）主席。国民党设主席1名，自2001年后改由党代表选举产生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2001年3月，国民党首次举行党主席由党员直选活动，现任党主席连战以高达97.09%的得票率当选。主席综理全党党务，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主要决策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另外，国民党可提名数名副主席，经“全国代表大会”同意任命。目前国民党共有6名副主席。 （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置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05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中央委员会主要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对外代表该党，讨论及处理党务与政治事项，选举中央常务委员等等。中央委员会设有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3人，主要党主席提名、中央委员会通过任命。秘书长直接掌管中央委员会属下的各个机关，在国民党的决策机构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置政策、组织发展、文化传播、行政管理4个委员会及“国家发展研究院”、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考核纪委委员会三个直属运作单位。 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职务，是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举凡党政的重大决策和决议，均在此会议中决定。中央常务委员会置常务委员31人，下台后改由党主席指定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互相票选产生，并随着“立法院”党团在党内决策地位的提高，“立委”在中常委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占半数左右。 （四）中央评议委员会。它是国民党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党主席聘任，提请“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或追认。中央评议委员以会议方式行使职权，置主席团主席若干人，主持会议。 （五）地方党部。国民党由于历史悠久，加之长期执政，在各地都设立了绵密的地方党部与基层组织。 政策主张 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 （一）政治定位方面：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二）两岸关系方面：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强调国民党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上，逐步迈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两岸搁置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走向全面政经建设，形朔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现代化国家。积极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加强全方位交流，推动城市交流、政党交流、高层互访。推动两岸经贸松绑，促进两岸资金、人员及资讯移动透明化，创造国际企业策略联盟的环境。 （三）在“国防外交”方面：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扩大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及国际组织，巩固、增进与“邦交国”的关系，积极拓展与其它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团结全球华侨，宏扬中华文化，共同建构全球华侨的生命共同体。 （四）政治方面：遵守“宪法”及“增修条文”，坚决贯彻“双首长制”；坚持政党政治与责任政治原则，建立优质化民主。制定政党法及政治献金法，并对政党投资或经营营利事业进行合理规范与限制。进行选区重划，“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等等。 （五）经济方面：提升科技研发水准，编列研发经费，引导民间投入研发工作，以强化产业竞争力。开放“三通”、松绑“戒急用忍”，建构以台湾为中心的矽谷台北、上海以及东京、台北、上海“双黄金三角”，以巩固台湾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促进就业机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劳工权益，增进劳资和谐。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27～1949年为中国执政党，1949年冬起为中国台湾省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的变化。 沿革 19世纪后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孙中山于1891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同年11月，同盟会创办《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领导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不久，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政权落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从此同盟会逐步分化。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其他4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旨在通过“议会道路”实现“革命理想”。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结果失败，国民党四分五裂。1914年7月，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发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1921年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国民党严重受挫。1922年9月，在第三国际和中国CCP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和其他决议案，接受中国CCP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承认CCP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从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从此，国民党与CCP密切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民政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形成西山会议派，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反共分裂党的活动。1926年1月1～19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处分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相继制造反动的、打击和排挤CCP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使CCP员被迫辞去他们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等职。蒋介石先后攫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大权。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北伐在CCP的积极合作与参加下取得很大胜利时，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活动，镇压CCP人和工农进步力量，打击和排斥国民党左翼，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追随蒋介石在武汉实行“分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CCP人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翼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中央，由此，国共合作破裂，北伐大革命失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此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统治。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兵力“围剿”红军。1935年11月12～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调整内外政策，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但蒋介石仍企图消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共军。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中国CCP调停和各方面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CCP重新合作的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大规模的战役和会战，阻滞了日军的攻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3月成立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也转向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发动3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1945年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和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CCP提出为实现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以及政府改组等协议。7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国共关系破裂，要与中国CCP斗争到底。7月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宣布进入“戡乱阶段”，集中力量全面反共。经过3年内战，国民党溃败，南京国民政府灭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结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12月国民党中央总部迁往台北。蒋介石到台湾后，重建旨在“坚持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国民党组织。1952年10月10日在台北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沿用“中国国民党”的称号，在台湾省执政；通过《中国国民党党章》、《中国国民党政纲》、《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要》、《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等，提出“驱逐俄寇、消灭共匪”，“团结反共力量，联合反共团体，建立反共抗俄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决定在台湾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和“戒严”统治体制，并准备“反攻大陆”。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大”重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提出“立足台湾”、“光复大陆”口号，正式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口号。1969年3月“十大”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提出“从根作起，全面革新”，“建设台湾巩固复兴基地，策进光复大陆工作”的方针。1972年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二次改组，扩大和强化党组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197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一大”，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修订案》、《强化党的建设案》、《反共复国行动纲领案》以及《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案》等，提出“坚守民主阵容”、“建设复兴基地”、“实行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方针。大会还决定保留总裁职位，以纪念蒋介石；增设主席职位，选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主席。 　　 1979年后，中国CCP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统一祖国方针和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振兴中华的主张。对此，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说“和平、统一确实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愿望”，表示应该统一；另一方面又提出同CCP“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1981年4月，国民党“十二大”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6年3月，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会后蒋经国提出以“变”应“变”的观念和“政治革新”主张，对国民党进行第三次改造，由“一党专制”调整为“一党执政、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1987年7月，国民党当局解除在台实行38年的“戒严令”。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决定。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月国民党召开“十三大”，选举李登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和《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大陆政策》案，提出“坚守民主阵容，立足台湾，放眼世界”的方针，强调运用“政经实力”，推行“弹性外交”，以达到台湾“政治实体化”、“国际化”；对两岸关系，将以“一国两府”原则，处理两岸交流事务。1991年5月1日，国民党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国共两党内战状态，但仍保持敌视CCP的立场。 　　 组织机构　 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变化过程。早期设总理1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设党本部，管理全党事务；下设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宣传部、交际部、政治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妇女委员会。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调整中央机构，由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分掌党务。孙中山去世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恢复党魁制，保留总理一职，以纪念孙中山，另设总裁代理总理职务。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党务机关，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执行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为最高监察机关。国民党机关迁到台湾后，蒋介石根据“一党专制”和“以党领政”的原则，把大陆时期的国民党组织建制和构架搬到台湾。1952年“七大”通过《中央委员会组织大纲》，设总裁1人，成立中央委员会，下设1个处、7个组和5个委员会，分掌党务。1972年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修改《中央委员会组织条例》，对国民党组织系统作了调整，分设中央、地方、军队、产业、职业、知识青年、海外、“敌后”、机关9个党部，将原中央委员会下设的组、会扩编为1个处，7个工作委员会和5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执行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外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下设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秘书处、组织工作会、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文化工作会、社会工作会、青年工作会、妇女工作会、财务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考核纪律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和革命实践研究院。地方党部分设台湾省、台北市和高雄市党部委员会。台湾省党部下设县、市党部委员会。另按事业、行业设立各种专业党部。每4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总裁(后总裁一职保留、另设主席职)和中央委员会，总裁(主席)连选连任。党报《中央日报》，1928年创办。国民党历任首脑及在职时间为：总理孙中山(1919～1925年3月12日)；1925年3月～1933年3月，国民党中央职权由政治委员会执掌；总裁蒋介石(1938.4～1975.4)；主席蒋经国(1975.4～1988.1)、李登辉(1988.2～2000.3)、连战(2000.3～2005.08　　)、马英九（2005.08～　）。

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CCP；CCP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CCP。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文/特约撰稿员 京中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CCP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CCP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CCP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CCP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CCP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CCP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CCP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CCP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来史学研究论坛http://chinahistory.betoo.cn/bbs] 2005-12-20 16:56:58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是一种国力和实力的体现，更是彰显大国风采之时。六十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见故去，那段历史日见成为尘封，党争的硝烟也已经越来越远。因此，给人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 但是，在已公布的历史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比如在历史教材中，CCP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则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在CCP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革命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CCP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CCP一直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请看以下松沪抗战数据：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一天中平均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可想而知，战况多么惨烈。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取就化了！”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2 中国抗战史！ 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 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 这事并不遥远，仅仅发生在 68 年以前。 再就长沙会战而言： 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像CCP提议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约和美帝轰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的消极和苍白的表现）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革命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国民革命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我们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也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第二部分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3 中国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枪杀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将军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5 中国抗战史！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6 中国抗战史！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第三部分 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中共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中共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革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国民革命军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守城国民革命军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7 中国抗战史！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国民革命军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国民革命军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革命军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革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国民革命军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8 中国抗战史！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可以说不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9 中国抗战史！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作者： 58.18.164.* 2007-10-1 10:32 　 回复此发言 -------------------------------------------------------------------------------- 10 中国抗战史！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XXXXX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为XXXXX在一九八五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八十五位；为XXXXX史学界倡扬者，在一九八六年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五位。 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2 中国不会亡———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 “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XXXXX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一九四八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XXXXX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三、XXXXX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3 中国不会亡———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 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4 中国不会亡———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XXXXX，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XXXXX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5 中国不会亡———国民党抗战记实资料 一九八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甚为大胆的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XXXXX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历史与人民永远记住他们！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国民党军抗战阵亡将领录 佟麟阁-陆军上将29军副军长 赵登禹-陆军上将132师师长 黄梅兴-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蔡炳炎-陆军中将201旅旅长 张本禹-陆军少将12旅副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梁鉴堂-陆军少将230旅旅长 姜玉贞-陆军中将196旅旅长 杨杰-陆军少将第一旅副旅长 郝梦龄-陆军上将9军军长 刘家麒-陆军中将54师师长 郑廷珍-陆军中将独立5旅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秦霖-陆军中将511旅旅长 庞汉桢-陆军中将501旅旅长 官惠民-陆军少将270旅旅长 刘眉生-陆军少将510团团长 吴克仁-陆军中将67军军长 吴继光-陆军少将174旅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高志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夏国璋-陆军中将172师副师长 饶国华-陆军上将145师师长 萧山令-陆军中将宪兵副司令 朱赤-陆军少将262旅旅长 高致嵩-陆军中将264旅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饶中英-陆军少将156师参谋长 易安华-陆军少将259旅旅长 李兰池-陆军少将112师副师长 司徒非-陆军少将160师参谋长 赵锡章-陆军中将251旅旅长 刘震东-陆军中将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王铭章-陆军上将122师师长 范廷兰-陆军少将豫北别动第五总队总队长 杨怀-陆军少将359团团长 刘桂五-陆军少将骑兵6师师长（抓蒋现场指挥） 陈钟书-陆军中将542旅旅长 扈先梅-陆军少将341旅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元-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李必蕃-陆军中将23师师长、黄启东-陆军少将23师参谋长 杨家骝陆军少将360团团长 冯安邦-陆军中将42军军长 范筑先-山东省六区游击司令（赫赫有名的筑先老人） 徐积章-陆军少将205旅旅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国良-陆军中将军训部辎重兵监 张諝行-陆军中将一战区副参谋长 王禹九-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 陈安宝-陆军中将39军军长 唐聚五-陆军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马玉仁-陆军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其余部，后由副司令计雨亭率领加入新四军）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丁炳权-陆军中将197师师长 郑作民-陆军中将第2军军长 钟毅-陆军中将173师师长 张自忠-陆军上将33集团军总司令 燕鼎九-陆军少将游击22纵队副司令 张雅韵-陆军少将新编15师44团团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蒋志英-陆军少将浙江台州守备司令 谢晋元-陆军少将524团团长（八百壮士的指挥官） 王竣-陆军中将新编27师师长 梁希贤-陆军少将新编27师副师长 陈文杞陆军少将新27师参谋长 唐淮源-陆军上将3军军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寸性奇-陆军中将12师师长 陈中柱-陆军少将鲁苏皖边区游击4纵队司令 金崇印-陆军少将17军参谋长 石作衡-陆军中将70师师长 赖传湘-陆军中将190师副师长 朱实夫-陆军少将新编第3师副师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翰卿-陆军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武士敏-陆军中将98军军长 朱世勤-陆军中将暂编30师师长 戴安澜-陆军中将200师师长 王凤山-陆军少将暂编45师师长 胡义宾-陆军少将96师副师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周复-陆军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张植桴-陆军少将113师参谋长 彭士量-陆军中将暂编5师师长 许国璋-陆军中将150师师长 孙明瑾-陆军中将预备10师师长 卢广伟-陆军少将骑兵8师副师长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李家钰-陆军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王剑岳-陆军少将8师副师长 王甲本-陆军中将79军军长 阚维雍-陆军中将131师师长吕旃蒙-陆军少将31军参谋长 陈济桓-陆军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史蔚馥-陆军少将广西绥靖公署高级参谋（他是被俘后被日军活活刺死的，我不知李灯灰如何面对他）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齐学启-陆军中将38师副师长 另外还有：张树桢、尉迟凤岗、庞泰峰、吴国璋、赵渭滨、方叔洪、毛岱钧、付忠贵、雷忠、陈德磬、胡文臣、林英灿、卢尚秀、王自衡、韩炳宸、袁聘之、张敬、戴民权、刘世焱、张庆澍、高道先、江春炎、陈绍堂、周鼎铭、张景南、胡旭吁等

郁闷 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但是我保证他不是自杀的咯 呵呵 我真的不知道共党在8年抗战里都干了些什么咯 好像就看到他们喊口号

哎 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未来的???? 一个修改或掩盖历史的政党是必定要下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