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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人数最多、牺牲最惨烈之省份居全国之冠就是四川


边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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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人数最多、牺牲最惨烈之省份居全国之冠就是四川!

  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川人。

  

  300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仅仅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成都轰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以上情景是年逾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摆的龙门阵。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CCP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是国难当头的关头,恶势力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极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CCP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川军伤亡64万余人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日本军队精良的武器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一时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yu禹)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后方民众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由于四川这个“大后方”是“陪都”所在地,所以负担巨大。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6%、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有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据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系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说:“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长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但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相当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到这一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抗战精神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亲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啊!”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革”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83岁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55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2000年12月1日,满头白发的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4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10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20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人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象征着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一历史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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